中國大陸新興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
初探：政治組織席次角度的分析
泝楊 穎 超*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摘 要
本文從政治組織席次佔有率切入，評估 1979 年後，私營企業主在中共 政治中的地位。過去論者認為經改後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大幅提 升。本文質疑其因果推論，並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至第十屆共 204 人次之高層人事變化進行跨時比較。發現不論 1979 年前後，該組織皆無 真正的私營企業主擔任領導職務，在副職比例上私營企業主所佔也不高。而 在該組織的政治行情中，從歷屆領導前及兼職看來，其地位也未見提升。可 見當前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相較過去並無太大的變化。 關鍵詞：私營企業主、政商關係、經濟改革、新興資產階級、中華全國工 商業聯合會 * * *壹、前 言
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私營企業在大陸重新出現發 展，1988 年 4 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 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 監督和管理。」沴同年 6 月中共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們的指正。 註 泝 本文所謂「新興」私營企業主，意指 1979 年後所產生的私營企業主，這批人的財富與 1949 年前的私 營企業主之資本沒有關連性。 註 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2009 年 1 月 19 日，http://www. npc.gov.cn/pc/11_2/2009-01/19/content_1467824.htm。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開始對私營企業進行登記、註冊工作。根據該條例，「私營企業是指 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 8 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沊1989 年起，私營企 業的經營狀況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統計中單列。 這 30 年的發展過程中，私營企業對中共經濟發展的貢獻從開始微不足道，到後來 有長足的進步，成為中共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力量之一。林毅夫等學者即指出，非國 有經濟形成了對國有經濟的競爭壓力，是經改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關鍵就在於非國 有部門領域中，應用了包括私有化與市場化在內的市場機制，使其以大量儲蓄與硬預 算穩定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也推進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做出貢獻。沝而所謂的非國有部門，在鄉鎮企業之後，主要就是私營企業。 然在政治上，新興私營企業主與中共政權的關係一直存有爭議。沀如以經濟與政治
相互影響的角度切入，泞Barrington Moore 的經典名言是：「無資本家，無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泀資 本 家 一 變 具 有 引 領 政 治 變 遷 的 能 力 ，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研究也同意如此趨勢。洰在 2000 年前後如何對待中共的討論中，美國政 學界即主張該讓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持續發展經濟，使其未來的民主成為 可能。泍 而即便有研究指出資本家與民主化不一定相伴而行，泇但中共內部的左派仍依循著 類似脈絡思考。批評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人認為，容納私企主入黨，將出現中 共被「和平演變」可能：「當一部分人腰包鼓起來以後，提出政治上的訴求是必然的… 將資本家引入，就意味著黨內階級成分將多元化，這樣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在黨 內獲得了相應的組織基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可怕局面必然出現，戈巴契夫 註 沊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 Slc/slc.asp?db=chl&gid=3889。 註 沝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43~164、227~254。
註 沀 關於私企主對政治變遷，甚或中共民主前景影響的各方爭論，例見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8.
註 泞 例如現代化理論的主張，見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3（1959）, pp. 69~105;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n Diamond L. and G. Marks eds., Reexamining Democracy: Essays in Honor of Seymour Martin Lipset（London: Sage, 1992）, pp. 93~139.
註 泀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18.
註 洰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59~72.
註 泍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pp. 12~28.
註 泇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No. 49 （January 1997）, pp. 155~183.
式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然會形成。」沰 對此類觀點，本文認為應從現實調查出發，而非依舊有理論憑空想像。那麼以現 實為基礎，私企主有無具備影響中共決策過程，甚或導致政治變遷的組織基礎或能 力？這是本文所欲回答的問題。 目前從現實出發的作品，無論明指暗示，多數認為：私企主在中共體制內的政治 地位顯著提高。他們多是以企業主佔中共黨員比例，或者官商共謀的田野調查來證明 其言為是，泹但本文認為支撐這些觀點的研究設計是可慮的。原因在於該類作品皆對 1979 年後私企主入黨或活動作評估，趨勢從無到有，本來就會呈現百花齊放的榮景。 若說以政治組織參與率與其政治地位來評估群體之政治地位在過去不乏其例的情形 下，泏如果拉長歷史縱深，泩將中共建政迄今，私企主於中共體制內的政治地位作比 註 沰 鄧力群等，「萬言書正式版」，真理的追求， http://www.xinmiao.com.hk/trad/chinafuture3/chifu3008. htm。 註 泹 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初地方官員常有打壓私企主之舉，現今私企主得與地方官員共同應付來自中央的政 策壓力，此情形可稱為官商共謀。關於地方官員與私企主的「共謀」（symbiosis），例見 Dorothy Soli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tate: The Merger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Arthur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121~141. 或有人認為親私企主的政策或領導人談話（例如三個代表）的推動可以彰顯領導人立場改 變，亦足以顯示私企主的政治地位提高。但引此為證可能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政策的推動或發言 可能來自於中共內部的正當性需求或者派系互動。例如在本文脈絡之上，對中共為何發動經改的解釋 甚多，Harry Harding 與吳玉山認為是中共面對文革困境所產生的正當性需求；Barry Naughton 則認中 共為經濟理性求經濟發展，自然進行轉向改革；或者 Vivienne Shue 認為中共決策者試圖重建其「國家 能力」。凡此種種，皆非在意私企主之角色，故後續政策推動亦可不必然與私企主地位有關；第二是 即便官方口說私營企業重要性，與政治地位提升亦可以是兩回事。例如在馬來西亞，無人不承認華人 對該國經濟活動的貢獻及重要性，也多次在官方宣傳中肯定華人的能力，但馬華卻無法獲得與馬來人 平等之政治權利。故中共立場改變恐無法直接推出私企主政治地位實質提高之答案。因此本文以較實 惠之私企主政治職位增長的觀察為重點。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s: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 泏 例如 Parris H. Chang 在“Regional Military Power: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Ellis Joffe 在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Harlan W. Jencks於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以及俞雨霖之「1978 年後中共的軍政關係的結構 與趨勢」作品皆以解放軍在地方革委會、中共九大選舉：政治局、中委、候補中委所佔比例論證軍隊 勢力在地方及中央的提升；或者鄭永年在政治漸進主義中以人大委員長由誰擔任以論證人大在中共內 部的角色。見 Parris H. Chang,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The Aftermath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12, No. 12（December 1972）, pp. 999~1013;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5（July/September 1973）, pp. 450~47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俞雨霖，「1978 年後中共的軍政關係的結構與趨勢」，林長盛主編，解放軍的現狀與 未來（臺北：桂冠出版社，1993 年），頁 34~41；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臺北：吉虹資訊出版社， 2000年）。
較，似乎更能確認其當前在中共體制內地位的發展是否提高。所以我們乃是在 1979 年 之後私企主經濟實力顯著提高的前提下，泑比較 1979 年前後兩時期裡，私企主政治地
位的起伏。本文的研究假設是：在 1979 年後經濟實力顯著提高的前提下，私企主之政 治地位應會超過文革消失前的「私企主」。
而為了檢測假設，本文依循「最有可能案例」（The most-likely case）分析來選擇 個案，故將選取一個由中共成立，「黨和政府聯繫非公有制經濟的一個橋樑」，專門用 來「統戰」、「管理」資產階級的組織－「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工商聯）為研 究對象，觀察此組織在改革前後於中共黨國體制內地位有無改變？改變情形如何？來 論證私營企業主階級政治地位是否提升。選取的理由有四，第一是因為該會為中共設 計的半官方組織，如果在此機構中，中共能夠給予企業主較高的政治地位，那麼一葉 知秋，我們將可推論其他社會組織裡私營企業主地位之提高。第二是從該機構的性質 出發。在中共嚴密監視之下，少有組織能夠脫離其掌握，即便已邁入「後極權的資本 主義發展國家」階段，統治者仍對顯要組織警戒監看。炔如果我們僅將目光置於要害部 門，恐無法易感（sensitive）於政治社會變遷的前緣部分，而該會作為一個統戰機構， 相對於要害部門，將較貼近中共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與回應，有助於我們即時分析未來 中國大陸社會變遷的前景。第三該會從 1953 年成立，橫跨改革前後各階段，在中共內 部沒有一個企業主組織有此歷史，因此對該會領導階層背景的全面分析，應能觀察出 私營企業主階級在中共的行情起伏。第四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全國工商聯合 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組成之〈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 組所規畫，並由各地工商聯和工商局分別實施之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工商聯乃是私企 主加入最多也最關注的社會團體：02 年為 79%，04 年為 66.1%，06 年雖未顯示其為參 加最多的團體，但抽樣企業為工商聯會員的比例為 64.2%。而在這六成多的會員中， 「私企主十分關注工商聯的工作，並對提升工商聯地位，更好的發揮工商聯的作用寄 註 泩 在長期比較中之不同政府政策、經濟體制與社會地位等干擾因素存在下，如何確知跨時間比較的因果 關係存在？筆者認為從中共兩段時期之政策、體制與私企主地位而言，都是朝向現今私企主較為優越 的狀況。在政策上改革後之中共中央比過去友善許多，地方政府則被稱之為「地方型發展國家」；在 經濟體制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出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之私企主；在社會上雖 有仇富者，但相對於過去政治運動的群眾甚或文革小將，整個趨勢都應該指向現今私企主較過去具有 優勢。如果觀察結果是「沒有太大改變」，將更可顯示私企主受到裁抑的現實。筆者感謝評審的意見 並作此說明。 註 泑 以中國大陸內部比較而言，1950 年代的私營工商業主，被確定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者只有 16 萬，而 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公私合營企業私股投資總額為 24.2 億元；但從 2006 年年中的數據看來，全 大陸登記的私營企業主約有 465 萬人，註冊資本總額約 68612 億元，不論是人數或是資本規模都遠遠 超過。另與國外進行比較，根據美林（Merrill Lynch）與凱傑（Capgemini）共同發表的 2009 年「世界 財富報告」指出，該年度中國大陸的百萬富豪人數首次超越英國，僅次於美日德而躍居世界第四位。 “World Wealth Report 2009,” Merrill Lynch, http://www.ml.com/media/113831.pdf. 由此兩者可見，相對 於 79 年前，經改後的私企主經濟實力顯著提高。
註 炔 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 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309~335。
予很高的期望。」炘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私企主加入工商聯是期待有所作為的。故本文將 收集、整理該會第一到第十屆（1953-2010）共 210 人次之主任委員（主席）、副主任 委員（副主席）、秘書長等高層領導的人事背景資料進行觀察比對，以確定私企主在該 組織所佔比例及地位高低。而這些資料來自於中共的官方資料、人名錄、個人傳記、 新華網、人民網、以及全國工商聯的官方網站。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議題。因為在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私營企業主乃各界矚目之 推動民主潛在力量。如果經由實證研究發現該階級在中共黨內越來越有政治影響力， 我們就能推導出中共越來越有被「和平演變」的可能。而在馬克斯主義裡，一個基本 命題是：經濟是下層建築，而政治則是上層建築，下層建築發生變化，上層建築也當 相應的做出改變。炅那麼中國大陸的演變是否有此趨向？ 為了回答以上問題，除前言外，本文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要耙梳學術文獻，檢 討經改開始後，評估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提高與否的闕漏；第二部分則從 1979 年前的 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演變談起，描述中共如何看待並安排該階級的政治地位，以回答 本文為何要進行跨時性比較；第三部分則以中共「橋樑」組織「全國工商聯」領導成 員為例，作為本文評估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提高與否的指標；最後為結論，總結本文 的發現。
貳、停滯不前 VS.顯著提高
過去對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或說是影響力）評估，可歸納成以下 兩說：一是停滯不前，二是顯著提高。關於第一種停滯不前說，Mary E. Gallagher 在 分析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的漸進策略後指出，經濟發展不僅沒有促進中共民主，反 而因為推動成長的最大主力是外資企業而非當地資本家，新興力量與當地經濟部門在 地理位置、經營方式等各方面都具有非連結性（disarticulation）特徵，使得國內企業 階層的力量弱小分散。炓Bruce J. Dickson關於此議題的第一部作品，乃是於 1997 年及 1999 年各在三和五個縣對私營企業主及地方官員做問卷後分析，認為中共持續增補年 輕、受過高等教育者以及企業家入黨，並發展在資本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商會，一 方面為政府管理企業，另一方面也為企業扮演對政府的發聲管道。他引證中共如何藉 由甄補黨員來與「時」俱進，並以中共如何控制（已存在的）商會，與成立地方及私 註 炘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 1993-2006（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7 年），頁 204、253。 註 炅 馬克斯，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82；馬克斯，馬克斯恩格 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頁 344。註 炓 Mary E. Gallagher,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54, No. 3（April 2002）, pp. 338~372.
人企業的黨組績效來觀察中共適應環境的能力。炆至其 2008 年的作品雖仍沿用此等證 據，炄但已有些增補：新作加入了 2004-2005 年對四省（河北、湖南、山東、浙江）私 營企業主及地方官員的問卷調查。除繼續中共控制的觀點外，值得注意的是另加上了 私企主與黨價值觀一致的訪談結果。炑Kellee Tsai分析中共政權的作為，並以中共官方 調查與自己的田野資料為證指出，由於出身背景分歧以及中共分化吸收，中國大陸的 中小企業主並未形成一致的階級、共同的利益與意識，而是分成四個部分，擁有不同 的行動邏輯，因此中小企業主的集體行動是無法期待的。炖其 2007 年的作品仍是抱持 類似觀點，只是更細膩的分析私企主如何以非正式的對策改變了正式政策，因此無須 上街頭也能獲取實利。炂 以上研究成果雖然豐碩，但在研究設計中有些美中不足之處。Gallagher 雖然看到 外資企業的貢獻，但並未處理假外資的問題，如果細究多數外資的資金來源，結論很 可能反向而行。Dickson 承認其抽樣樣本過少、並不隨機，炚但問卷成果卻成為他主張 的最大立基。而許多學者也指出，中共在私營企業內推行黨支部的努力並不成功，炃從 對私營企業普遍調查數據亦顯示此種趨勢。牪Tsai 雖然頗有見地，但卻不能回答一個 問題：幾乎所有威權政府都會對新生的社會力量分化吸收，其所指出的中共政策並無 特出之處，也為臺灣政黨輪替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所常見，狖故此種觀察是否準確？ 而之前作品提及私企主不會有集體行動，但現在卻出現了軟化中共政策的「默契」。此 外，中共過去是「全能主義」國家，現今則號稱「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若真如 所說，出現私企主使用非正式方法改變中共政策的現象，中共豈會不知？所以是否該 轉而討論為何中共刻意放水的問題？至於中小企業主出身背景的歧異與觀點的不同， 是否也足以解釋其不能形成共同行動的可能？亦頗有再觀察的必要。
註 炆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pp. 29~172.
註 炄 Bruce J. Dickson, “Who Consents to the ‘Beijing Consensus’? Crony Communism in China,”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Washington Consensus’ versus ‘Beijing Consensus’: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Denver, CO: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May 30-31, 2008）, pp. 1~27.
註 炑 Bruce J.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 炖 Kellee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November 2005）, pp. 1130~1158.
註 炂 Kellee Tsai,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 炚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pp. 73, 86~88; Bruce J.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p. 257.
註 炃 趙麗江，中國私營企業家的政治參與（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年），頁 152~153。 註 牪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 1993-2006，頁 240。 註 狖 以兩蔣統治時期為例，中國國民黨在對於私營企業主聚集的工商業公會也是採取嚴密的控制策略，中 央社工會主管各區級以上的工商業公會，而地方黨部第二組則掌管省市工商公會。依國民黨於各主要 人民團體設立黨團要點的規定，當時多數工商業公會設有國民黨團，黨團由黨籍理監事組成，黨團設 書記，黨籍的公會總幹事或秘書長則擔任黨團幹事，負責聯繫黨團成員。見徐瑞希，政商關係解讀： 臺灣企業實用政治學入門（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 年），頁 110~111。
至於顯著提高之論證，則多從私營企業主在政治社會團體的參與率提高展開：本 部分認為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人大等政治社會組織的比例逐年攀升，能說明私營企 業 主 的 「 行 情 」 如 何 。 例 如 鄭 永 年 （ Yongnian Zheng ） 指 出 私 營 企 業 主 （ private businesspersons）從 1990 年初以來有擴大政治參與的趨勢，1993 年的民調顯示，平均 每一個企業主參加了 2.75 個政治社會團體，包括工會、企業協會或是不同的民主黨派 等，而幾乎有 84%的企業主想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越來越多的企業主也加入了共產 黨，在 1993 年只有 13%是黨員，1995 年是 17%，1997 年是 16.6%，到了 2000 年，幾 乎成長到 20%，這個成長數字遠比其他社會群體（例如工農）要高，他據此認為私營 企業主的影響力得以顯著提高。狋 以上政治參與比例的引證方式恐有潛藏因果混淆的疑慮。從入黨比例趨勢來看， 的確可見私營企業主為共黨黨員的幅度逐年提高。但在邏輯上我們需釐清：到底是黨 員成為私營企業主，還是私營企業主成為黨員？兩者差別可推導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如果是後者，我們或可得出地位提高的同樣結論；如果是前者，我們反而可能要指 出，中共的控制正逐步滲透進私企階層，未來倚賴該階層的「和平演變」就多出了另 外一種全然不同的可能性。 以下就是關於私營企業主入黨，中共官方公布的詳細資料： 表 1 不同資本規模私營企業主入黨情況 企業資本規模（人民幣元） 100萬以下 100萬-1000萬 1000萬以上 合計 1993 12.2 13.8 17.8 12.9 1995 14.5 18.8 42.9 16.9 1997 16.9 24.2 55.7 19 2000 17.3 21.8 50.4 19.9 2002 24.5 33.7 52.9 26.2 已入黨企業主 比例 2004 26.5 41.7 42.3 33.3 資料來源：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 1993-2006，頁 196。 表 1 數據確實呈顯出私營企業主黨員比率攀升的趨勢，然問題是，1989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說：「…這次會議的文件裡 面講，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 願意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狘8 月 28 日中共 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其中提出「…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私 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 實際 上存在著 剝削 與被 剝削 的關係，不能 吸收私營企業主入
註 狋 Yongnian Zheng, “The Party, Class and Democracy in China,”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39~240.
註 狘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584。
黨。」狉在黨中央表達態度，並經黨內文件申明立場後，短短四六年內，號稱紀律嚴明 的共黨組織罔顧中央文件，收納私企主入黨，恐不符過去對中共政治的理解。而在該 調查報告的附帶說明中亦指出：「許多人在開業之前就已經是黨員」，「1999 年以來開 業的私營企業中，有 25.7%的業主是原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狜由此看來，黨員佔私 營企業主的比例數字只能證明中共滲透進私營企業主階級，而無法證明私企主之政治 影響力提高。 以上引證皆著眼於 1979 年後的中國大陸政經狀況變遷，於研究設計的共通問題 是，皆忽略了中共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對此之檢視可以形成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 個層次是質疑過去研究。如果中國大陸的私企主在 1979 年前維持一定數量，又在 79 年後呈現入黨（社會組織）急遽攀升現象，那麼我們或可看出其政治地位提高的趨 勢，然如果其早期力小勢微，甚而從無到有，搭配 79 年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欣欣向 榮，其參與比例的快速提升，則屬應有之義，這將無法使我們識別參與組織比例的攀 升，究竟是中共控制力的伸張，還是私企主影響力的提升。第二個層次是建立本文的 研究設計。如果 79 年前的「私企主」處境艱難，還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地位，而當前 的私企主卻僅僅只保持此比例，那麼將可顯示出私企主群體在中共體制內仍舊處於受 打壓的環境。故我們要先瞭解中國大陸的私企主們，於 1979 年前所處的環境如何。
參、1979 年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
的回顧
如果說極權體制下的意識形態是政權正當性的來源，狒那麼中共的意識形態如何看 待私營企業主，將是一個重要線索。過去討論中共意識形態者，多不會否定社會主義 在中共黨史裡的重要地位。從中共建黨以來，反私有制、資產階級之共產主義意識形 態即在黨內扮演重要角色。譴責私有制並強調公有制的唯一合法地位，就是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狔馬克斯（Karl Marx）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 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狚並認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 不可避免的。」狌我們可說共黨整個意識形態體系，都是以消滅資產階級作為主要訴求 之一。 註 狉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598。 註 狜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編，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 1993-2006，頁 195。註 狒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0）, p. 77.
註 狔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44~445.
註 狚 馬克斯，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 1 卷），頁 265。 註 狌 馬克斯，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 1 卷），頁 272~273。
1921 年在蘇共幫助下，中國共產黨於上海成立，開始宣傳社會主義並試圖實踐 之。革命過程雖受挫於城市，因轉而重視農民和農村的革命角色與地位，但從持續的 公開發言及後來行動看來，中共沒有放棄資產階級乃一切壓迫、剝削之源這個觀念， 以及消滅資產階級任務。 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實力不足、並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中共並沒有立即展開消 滅資產階級的行動，對 1948 年的毛澤東來說，這個過渡階段（新民生主義階段）還有 一二十年的時間，到了 1949 年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又推長時間說大概二 三十年，而該會最後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亦指出：「凡有利于國 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狑（第三 十條）。1950 年毛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政策指導明白宣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 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玤 但到了 1952 年，毛澤東開始認為中國大陸內部的主要矛盾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 階級的矛盾，因此不再視後者為中間階級。玡1953 年更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 評劉少奇「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生主義』，不去搞社會 主義改造。」接著中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解決所有制問題，準備消滅資本主義所 有制和小生產所有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玭到了此 時，意識形態領域的轉變就等於預先宣告私營企業主政治厄運的來臨。 而在實際政策的運作中，新民主主義社會裡私營企業主仍具合法性，所以 1952 年 中共三反運動開展時，中央宣傳部門宣傳反資產階級的思想，曾招致毛澤東的嚴厲批 評，要中央宣傳部長公開檢討反省。玦但實際此時期的許多工作都是在對未來的控制消 滅作伏筆。例如其中兩項是：一、建立新的工商企業組織。這類組織與過去傳統的商 會不同，中共加入了公營企業代表、並要求大中小企業根據人數派代表參加，這樣一 來私營大中企業在「民主機制」下就變成了少數，工商企業組織因此為中共所支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是「中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雖在該會初成立時中共主張「公 家人員不要參與太多，以免因私營企業家因公家人佔多數不便講話而裹足不前。」玢但 註 狑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1~3。 註 玤 毛 澤 東 ， 「 為 爭 取 國 家 財 政 經 濟 狀 況 的 基 本 好 轉 而 鬥 爭 」 ， 中 文 馬 克 斯 主 義 文 庫 ， http://www. marxists.org/chinese/17/marxist.org-chinese-mao-19500606.htm。 註 玡 毛澤東，「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202。 註 玭 毛 澤 東 ， 「 黨 在 過 渡 時 期 的 總 路 線 」 ， 中 文 馬 克 斯 主 義 文 庫 ，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17/ marxist.org-chinese-mao-195308.htm。 註 玦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 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144~1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年），頁 167。 註 玢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工商業聯合會的指示」，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 合會 50 年概覽（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3 年），頁 2。
隨後即稱「公營企業，必須積極參加工商業聯合會的活動。」玠可知已打算伸張其控 制。二、通過資金、原料和市場的提供，建立並擴大私營工商企業對國營經濟的依 賴。在這方面，私營企業生產需要資金，中共提供銀行貸款；私營企業需要原料和市 場，中共則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或經營代銷來幫助困難。藉此私營企業越來越仰 賴國家供給原料和包銷產品，據指出，依賴國家的私營企業在私營企業總產值所佔的 比率，在 1951 年是 43%，1952 年年初為 56%，到了該年年底成為 62%。玬 雖在官方宣傳及政策上私營企業有其活動空間，但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逐漸依賴 政府，這與政治運動隨之而來的壓迫有關。1952 年 1 月底中共繼三反後推行五反運 動，主要指向大中城市的私營企業主。玝在運動裡中共指責投機和不法商人「施放五 毒」，瓝禍害國家，號召幹部及群眾展開檢舉鬥爭。陳雲曾提及當時國家幹部如何整治 私營企業主。他說當時驗貨變得特別嚴格，導致「次貨」高到 60 至 70%，甚至到了 80%。上海有地方單位在檢驗產品（乒乓球）是否有偷工減料時，甚至用顯微鏡逐個 檢查有無漏洞。瓨 至於民間的檢舉鬥爭情況可例見於北京經驗。1951 年底 1952 年初，中共北京市 委接到約 15 萬份的檢舉材料，其中五分之三有關於私營工商戶，在研究後首先成立市 區節約檢查委員會和指揮部，網羅黨外人士、共青團、婦聯，動員機關幹部、大學教 授、學生、中小教師及文藝工作者共 12000 人，組成 1047 個檢查小組，分頭檢查 1062 個重點工商戶。接著號召工廠職工出面檢舉不法，並由他們對自己的老闆，進行 面對面的說理鬥爭，要求這些老闆承認被揭發的罪行，進行自我坦白。市委並下令召 開街道和村民大會，傳達政府打擊不法私營企業主的決心，更在全市廣設接待站和檢 舉箱，接受匿名的揭發檢舉。 一個月後，運動指揮部發現，北京 52587 戶商家中，共有 48006 戶違法，佔全部 商家的 91.3%。然因打擊面過廣，使得許多私營企業歇業，影響所及，全國首善之區 竟然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問題，連帶國營企業也受到波及，產品和原料都找不到需要的 買主，於是毛澤東又下令把五反限制在大城市中並要求幹部「衡量全局」，甿採取政治 註 玠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 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頁 11。 註 玬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頁 610。 註 玝 關於中共限制運動範圍的指示，見「中共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53~54；「中共中央關於推遲縣區鄉的『三反』和 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195~196。 註 瓝 五毒是行賄、偷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註 瓨 陳雲，「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208。 註 甿 關於當時情勢可例見於 1952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代理書記譚震林對華東地區「五反」後所引起 的新問題、6 日中共浙江省委關於杭州市「五反」情況和經驗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報告，以及中共 上海市委關於上海市「五反」後情況給陳雲、薄一波、李富春、中財委、中央，並報華東財委、華東 局的報告，以及中共中央的批示。見「中共中央關於『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的指示」，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179~182。
解決，才使事件逐步平息下來。最後全中國大陸受到刑事處分的只約 1509 人。畀然雖 稱政治解決，但因採取了群眾運動方式，在運動中到處都是逼供信、企業主被捕被 鬥、戴高帽子遊街示眾，飽受各式侮辱。在上海，運動開展一個月不到，被捕的 200 位資本家中，企圖自殺的就有 48 人，可見壓力之大。 而在財務上，儘管政府宣稱並未嚴格追究，但其實罰款已經不少了，運動中許多 企業主遭受嚴重罰款，個案裡陳雲曾說蚌埠有 150 家工商戶，資本只有 15,000 億元， 但要補稅的就達 3 萬億元。甾全部罰款據統計達 20 億美元，足夠韓戰共軍一年半所 需，疌就因為罰款太重，許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產，以北京為例，五反結束時，全市鐵 工廠 60%以上宣佈停工，木器業三分之二停產，印刷業、製革業大部分停產。許多企 業主因此要求政府接收其產業，轉而成為公私合營制下的股東以維持生活。此外，在 五反運動裡，中共為了「抗美援朝」，開始在較大的私營企業中成立增產節約委員會， 透過工會的參與，逐漸限制資本家的人事調配、經營管理及利潤分配權。疘 而在新民生主義時期的稅制規畫上，1950 年 1 月，中共頒布的《全國稅政實施要 則》規定國營商業部門間內部貨物轉手不予徵稅，對供銷合作社實行減免與優待，私 營商業則實行多種稅、多次徵收。隨著政策不斷向國營和合作商業傾斜，私營企業的 成本相對變大，私企主因此採「產零見面」對策，由工廠直接出貨給零售商或委託代 售，以逃避批發營業稅，此使得中共的稅收減少，財經官員開始把腦筋動到國營部門 頭上。1952 年底五反末期，中共財經當局公告實施公私一律的新稅制，認定國營商業 各級批發站之間貨物轉手是交易，必須課徵營業稅。私營商店雖要繳營業稅，但不如 國營企業之間商品交易所需之多，也發現自產自銷比為國營商業加工或接受其訂貨有 利，甚至由於生產成本降低，勞動生產率提高，其於工資和福利方面所做反較國營企 業為好，這就形成中共所謂「私進公退」局面，毛澤東認為這是私營企業對國營企業 的反攻，也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反攻，故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違背了中 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屬於右傾機會主義，皯不僅取消了上述公私一律的新稅制，還 使負責規畫的薄一波也丟掉了財政部長的位子，盳藉此扭轉了「私進公退」的趨勢，不 久後北京市工商聯合會便發現，在取消新稅制之後，當地有多戶私營商家因無法與國 營企業競爭，不得不向政府申請轉業。盱 1955 年中共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將私營企業逐步轉變為公私合營，中共稱之為國 註 畀 廖魯言，「廖魯言〈關於結束『五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 390。 註 甾 陳雲，「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頁 210。 註 疌 此為毛澤東的估計。見毛澤東，「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 重要文獻選編，頁 296~299。 註 疘 關於運動詳細經過，請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頁 611。 註 皯 毛澤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年），頁 90~97。 註 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31~254。 註 盱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年，頁 610。
家資本主義經濟，再將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在這段轉變的過程裡，中共 宣稱他們並不如同蘇聯採取迅速剝奪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沒收手段，而會使用和平的 方法。至於這個方法為何？就是「贖買」，也就是將私營企業的利潤分為四部分：一是 國家收的所得稅，二是職工享受的福利獎金，三是發展企業的公積金，四是分給資本 家的股息紅利（1956 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後的定息）。前三部分共佔企業利潤的四分之 三以上，而第四之不足四分之一部分，就是國家用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全部生產資 料的代價。」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贖買，中共特別指出，不是一下子就要實現，而 是分十幾年的時間逐步完成。盰 在文化大革命階段，仍舊是反覆的批鬥私營企業及其所代表的思想。1966 年 5 月 7 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指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又能 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 的產品…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工人以工為主…在有條件的 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公社農民…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 做。」盵顯示毛開始動念要藉辦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大學校」，逐步消滅商品生 產和貨幣交換制度。8 月 8 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利用 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 們復辟的目的。」矸 而在當時政策規畫中，1966 年 3 月 6 日國務院才發出《國務院關於延長定息的通 知》，矼指出：「中共中央決定，從 1966 年起再把定息延長一些時間，定息息率不變。 延長多少時間，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做出決定」。矹然在 9 月 23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尚未做出決定前，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和國家經濟委員會「關 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提出「公私合營企業應該轉為國營企 業，資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資本家代表一律撤銷，資方人員工作另外安排。」「大型 合作商店，有條件有步驟地轉為國營商店。」小商小販轉入國營商店的代購代銷店， 註 盰 「統一認識，全面規畫，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人民日報（北京），1955 年 11 月 22 日，第一版；而中共官方的決議則把私營企業主拿定息時間縮短為 10 年左右。見「中共中央關 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頁 138~145。 註 盵 毛澤東，「五七指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81.html。 註 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新浪新聞中 心，http://news.sina.com.cn/c/144490.html。 註 矼 定息即是在上述「贖買」過程中，將私營企業利潤所分的第四部分，也就是要分給資本家的股息紅 利。 註 矹 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延長定息的通知」，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 會 50 年概覽，頁 295。
個體勞動者凡有條件的組成合作小組、合作社。矻此時中共雖要消滅資產階級，但仍注 意「有條件有步驟地」轉為國營。 然紅衛兵反應打亂了漸進步驟。當時上海市公私合營的工廠商店，被造反派們說 一聲：「公私豈能合營？」就一律取消合營成為國營。古玩店、咖啡館、彈子房都被勒 令停業。「破四舊」很快就發展成無須任何人批准的抄家。到 9 月 25 日為止，全市共 有 15 萬餘戶被抄家，佔當時全市總戶數的 6.5%，其中「地富反壞右」約佔 5.7 萬戶， 大小資本家約佔 5.2 萬戶，其餘則為一些知識分子、少數幹部和「民主」人士。進入 9 月，上海情勢更是混亂，紅衛兵武鬥成風，特別是針對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和 資本家，至少 1 萬人受到嚴重摧殘，死者不計其數。資本家因此更是積極的要求將公 私合營改為國營，自願放棄定息，請求紅衛兵寬恕。矺至此定息制度正式取消。可見政 策與政治運動的交互影響下，對資本家的態度有越來越嚴厲的趨勢。 跟隨著毛的想法，城市中的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以「興無滅資」、「鬥私批 修」為綱領性的口號，農村則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作法包括：一、定期檢查和丈 量農民的自留地（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農民自留地）；二、檢查農民私人餵養的豬、 牛、羊是否超過了公家規定的頭數；三、檢查農民是否偷偷從事補鍋、修車、縫紉等 個體勞動…此「割資本主義尾巴」發展到城裡，取消了修鞋、修車、裁縫、零售攤等 個體服務。矷據統計，文革後全中國大陸城鎮個體商業戶萎縮到僅有 14 萬戶，而像北 京如此城市，到 1978 年全市城鄉個體工商業者總共只留下 259 戶。在農村則經過不斷 的「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只能按「工分」領取報酬，祂家庭副業、手工業都受到限 制，乃至消失。礿 由上可知，在政治運動的推波助瀾下，本來較和緩的政策一變為急風驟雨式的打 擊，將資產階級消滅得更為徹底。因此在文革結束後，華國鋒於 1979 年五屆人大第二 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作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已不再存在。」秅因此 准許前私營業者及其子女在填寫「成分」時，可以改填幹部或工人。穸 由此可知中共建黨以來，在意識形態上與私營企業主站在對立面，將該階級視為 剝削對象，必須加以消滅，雖在實際政策執行上，受限於實力不足，初期尚主張與私 營企業合作，此時該階級雖在經濟上幾無存活空間，但政治上至少還有統戰的功用， 一旦時勢移轉，私營企業不僅在經濟上受到國營企業的壓力，同時也成了政治運動整 註 矻 馬立誠，大突破（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5 年），頁 99~103。 註 矺 馬立誠，大突破，頁 103~104。 註 矷 馬立誠，大突破，頁 114。 註 祂 工分是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分配辦法。指農民依照每日出工計分，年終按工分領取報酬。 註 礿 戴園晨主編，中國經濟的奇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4。 註 秅 中央統戰部等，「中共中央批轉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五部門關於對原工商業者的若干具體政策的規 定」，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頁 343~345。 註 穸 同前註；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關於原工商業者及其子女填寫成分問 題的通知」，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頁 348。
治的對象。也因消滅的太成功了，在文革結束後出現華國鋒在人大報告資本家階級已 不再存在的結論。在全面消失的前提下，經改後的私營企業主從無到有，搭配私營企 業雨後春筍的經濟實力，數字上很容易會呈現快速成長的現象，以此得出「私營企業 主政治地位提高」的結論，意義恐怕不大。這也就是為何本文擬比較 1979 年前後資本 家在中共黨國體制的地位，以探求新興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演變。乃是我們下一節 將討論的問題。
肆、中華工商聯領導政治地位的跨時性比較
儘管地方的工商業聯合會早已運作，全國範圍內的工商聯成立於 1953 年，是中共 中央於 1949 年 2 月在西柏坡時便欲成立的組織，目的在教育、團結私人工商業家，穻 黨和政府經由統戰部和財經部門，對工商聯實施業務和政治領導。竻在工商聯總會內有 直隸中共中央的黨組，地方黨組則由當地黨委領導。該組織從規畫之初就是中共負責 統戰工商業者的最重要機構。領導人在中共行政序列安排上是三到四級，也就是正部 級官員。籵然由於其領導人都會兼任全國人大或政協副領導職務，因此皆位居國家領導 人之列。 在改革開放之後，工商聯曾面臨定位問題。1991 年 7 月 6 日，中共下發《中共中 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的通知》，該文件指出「工商聯作為 黨領導下的以統戰性為主，兼有經濟性、民間性的人民團體，可以…成為黨和政府聯 繫非公有制經濟的一個橋樑。」故「工商聯的主要工作對象是私營企業、個體工商 戶、『三胞』投資企業和部分鄉鎮企業，而不是國營企業。」經由以上介紹，可知中共 成立工商聯是為了統戰工作，其功能雖稱之為「黨和政府聯繫非公有制經濟的一個橋 樑」，然在一黨體制之下，其乃是中共監控私營企業的組織，殆無疑義。另從中共高層 領導的發言記錄來看，工商聯成立之初，他們談的話題非常鉅細靡遺，從工商聯成員 的組成成分、中共與工商聯的關係、全國工商聯的成立問題…等，可見對此組織的重 視程度。糽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中央歷屆領導都會在該會重要場合致賀詞並接見該會 領導，重要性仍舊不變，而 1991 年對於該組織工作的「橋樑」定義後，工商聯再度確 立了他們作為中共主要統合私營企業的組織地位。 註 穻 同註玢。 註 竻 同註玠。 註 籵 可見於中共中央辦公廳 1995 年 11 月 10 日所發布的中發辦〔1995〕十六號文件，「各民主黨派中央、 全國工商聯機關參照試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實施方案」。其中規定主席是三到四級，但括弧： 國家領導人兼任的除外。見國家人事局編，人事工作文件選編（第 19 卷）（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 1988年），頁 220~223。 註 糽 陳雲，「做好工商聯工作」，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 覽，頁 12~16；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 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編委會主編，中國工商業聯合會 50 年概覽，頁 17。在確定該組織於中共黨國體制內的功能及重要性後，我們將要從跨時性的組織席 次變化，來探索私營企業主於中共政治體制的演變。在此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觀察。 第一部分是私營企業主在組織內地位是否有所變化，第二部分則要看該組織在中共黨 國體制內是否有所提升。 會如此設計有以下原因。第一在跨時性部分，本研究設計實際在比較 1953-1976 年與 1979 至今兩段時期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變化，相對於兩時期私營 企業主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於政治組織所佔比例是否有所不同？成為本文觀察重 點。第二就是在當前私營企業主經濟力量提升的前提下，我們假設他們亦會藉此推動 其在該會領導階層所佔地位及比例的提高，如此才能使他們的意見更具份量。相反 的，如果其質量並未有所提升，我們就可以說他們所擁有的權利與地位或許是個別際 遇、或許出於中共賞賜，但絕非整體政治地位的提升。第三則是如果我們可以看出工 商聯領導階層在中共政治的地位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將可推論兩點：一是該組織的 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二是私營企業主們有藉由組織推進權利的能力。反之我們就可以 認為雖然私營企業主在經濟上越來越重要，但在政治上仍是中共體制內的附庸。 在私企主於組織內地位的演進方面，我們可以藉中央與地方來分別論述其趨勢。 在中央，如前所述，建政後中共並未立即消滅資產階級，因此工商聯中央自然也必須 適當容納建政前的私營企業主擔任該會主席（委）。這就形成了從該會成立一直延續到 2002 年黃孟復以官員身分接任主席之前的「老工商業者」「主導」時代。特別的是， 這段時期擔任主席的老工商業者們都在 49 年後將自己經營的事業捐給國家，因此我們 可說過去該組織只有「專職會長」。在地方上也是如此。 而從表 2 該會中央領導階層背景的變化，我們亦可看出：真正的私營企業主在該 會中央層級，至今皆無法擔任主席（委）。至於在可以兼職的副主委（主席）組成上， 經改前後身分與比例有何變化呢？從所收集的資料發現，其過去組成分子以原私營企 業主及有類似背景的中共黨員兩類人為主，例如第一屆 13 人中，8 位（李燭塵、章乃 器、盛丕華、榮毅仁、傅華亭、陳經畲、黃長水、胡子昂）具有原私營企業主背景，5 位（南漢宸、許滌新、孟用潛、鞏天民、李象九）具有中共財經黨政官員背景，非黨 員所佔比例為 62%。而在改革開放後，由於原工商業者老成凋謝，逐步形成以新發跡 的私營企業主與財經、統戰待退官員為主的態勢，而這兩種群體都參雜有中共黨員身 分的成員。以 2007 年組成之第十屆副主席為例，除港澳代表外，其中具有私營企業主 身分者有 11 位（王文京、王文彪、盧志強、王健林、劉志強、劉滄龍、許連捷、許榮 茂、吳一堅、張近東、傅軍、劉迎霞），餘則多是與統戰、財經等有關單位的前官員所 組成，而非黨員所佔比例則為 52%。具私營企業主而無黨員身分者，在佔有代表私營 企業主組織的比例上僅能算是持平。
表 2 中華工商聯第一至第十屆主委（席）背景一覽 屆別 任期 主委（席） 黨政資歷 備註 一、二、三 1953-1979 陳叔通 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 主席 前清翰林，1915年任上海商務印 書館董事，1927年後任浙江興業 銀行董事兼總經理辦公室主任。 文革時期該會業務曾遭中斷 四、五 1979-1988 胡子昂 1978-1991年政協全國委員會副 主席、第二三四五屆人大常委會 委員 1933年任重慶華西公司、自來水 公司經理，中國興業公司總經理 ，1943年後任重慶川康興業公司 、重慶華康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 ，並曾任國府時期立法委員 六 1988-1993 榮毅仁 1978-1983年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9年後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 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第六七屆全 國人大副委員長、1993-1998年 任國家副主席 為中共建政前上海巨賈榮氏家族 一員，1985年後為中共黨員（ 2005年公開） 七、八 1993-2002 經叔平 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 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九屆 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2-1956年間任上海華明煙廠 經理 九、十 2002- 黃孟復 1992-1998年任南京市副市長、 2001-2002任江蘇省人大常委副 主任、民建江蘇省委、南京市委 主委、200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原工商業者基本退出，第一位中 共官員任主席，其祖父為民初名 人黃培炎 資料來源：筆者收集自「榮毅仁同志生平」，新華網，2005 年 11 月 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05-11/03/content_3725934.htm；「經叔平同志生平」，新華網，2002 年 1 月 24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4/content_252493.htm；“Jing Shuping,” China Vitae, http://www.chinavitae. com/biography/Jing_Shuping/full; “Huang Mengfu,” China Vitae, http://www.chinavitae.com/biography/ Huang_Mengfu/full；「胡子昂」，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8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gov.cn/gjjg/ 2008-12/17/content_1180490.htm；「全聯領導」，全國工商聯網站，http://www.acfic.org.cn/publicfiles/ business/htmlfiles/qggsl/qlld/index.html；「代表名單」，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delegate/ delegateArea.action；「歷屆代表名單」，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delegate/allPrevious.action； 「歷屆兩會數據庫」，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item/ lianghui/zlhb/zlhb.htm 等相關資料。 而在地方情況又是如何？1995 年中國寰島集團的董事長王福生當選海南總商會會 長，此號稱改寫了地方工商聯歷來只設「專職會長」的歷史。耵我們似乎可說私營企業 主在地方組織內的地位有所提升，但細究其內涵，我們仍可發現裡面大有文章。 首先是「私營企業主」王福生的背景如何？據當年海南省總商會的秘書長劉紅路 指出，王氏「下海」前，乃是當地公安部正局級幹部，1992 年創辦的中國寰島集團屬 於「國有民營」性質，王與該公司與公安系統關係密切的程度，我們可從以下描述看 出：「1998 年王福生退休，不再擔任中國寰島集團的董事長職務，公安部對其進行離 註 耵 工商聯與總商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在海南進行商會試點的時候，工商聯的牌子一度被拿掉， 連後面的括弧也省略了。然當年海南省總商會的秘書長劉紅路指出：「後來出於工作銜接的需要，又 恢復了。」
任審計後，發現他很乾淨，決定獎他 100 萬元。」另一個問題是，除了企業家當會長 這個特色外，1995 年海南試點的另一大特點是「秘書長負責制」，秘書長不僅負責日 常行政事務，也是該機構的法人代表，當年的秘書長劉紅路是海南省委組織部任命的 副廳級幹部，並未脫離公務員序列。而在中共中央 2001 年十二號文件後，重慶、浙 江、貴州進行民營企業家辦會的試點，2002 年 4 月，力帆集團的尹明善當選為重慶工 商聯會長，肏再之後，徐冠巨、張芝庭相繼當選為浙江、貴州兩地工商聯會長。肮從以 上看來，我們可能必須將這個現象視為中共持續控制的變形，而非民營企業家自主辦 會的開始。 在第二部分，檢驗該組織在中共黨國體制內是否有所提升的部分，從 2006 年年中 的數據看來，當時全大陸登記的私營企業主約有 465 萬人，註冊資本總額約 68612 億 元，比之 1950 年代的私營工商業主，當年被確定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者只有 16 萬， 1956年清產核資的結果，全大陸公私合營企業私股投資總額為 24.2 億元，不論是人數 或是資本規模上都遠遠超過。肣對照於該階級經濟力量的日起有功，此組織在中共的黨 政序列中，是否有什麼與時俱進的提升呢？在此我們亦從該會第一屆到第十屆共 210 人次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等高層領導的人事背景資料來 檢視，對照經改前後，該會在中共黨政序列的「行情」如何。 從表 2 結果看來，相對於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該組織在政治地位上呈現的改變 並不明顯。首先是領導的部分：該會歷屆主席（委）都兼任人大或政協副職而位列國 家領導人，不因經改前後有所差異。在主任委員或者主席的變化上，最大的改變是 2002 年工商聯換屆時，過去以原工商業者（就是 1949 年前的工商業者）為主的領導 人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接替經叔平的，是官員出身的黃孟復。黃氏是民初著名「愛 國民主人士」黃培炎的孫子，在擔任主席之前，最高的官職是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 任，也就是副省級幹部，相對於過去主委就任前的黨政資歷：陳叔通，在擔任主委前 便位於國家級領導人之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 席，第二位胡子昂與第三位榮毅仁皆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任經叔平任全國政協 委員、常委，黃氏的政治背景並不突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也隱隱然有擔任第一副主席的慣例。 而若檢視非中共黨員佔歷屆副主席（委）的比例，以圖 1 所示，在十屆領導班子 中，黨員所佔比率起初低於一半，隨著時間的推演，反而有超過非黨員的趨勢。 註 肏 尹明善乃中共黨員，在接受訪談時坦言：「組織上找我談話的時候，說句真心話，我是受寵若驚。」 註 肮 杜亮、劉亞洲，「民間商會工商聯的 50 年之癢」，知網空間，2003 年 11 月，http://www.cnki.com.cn/ Article/CJFDTotal-ZGQY200311036.htm。 註 肣 張厚義、明立志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289~290；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中國私營企業大型調查 1993-2006，頁 212。
圖 1 中華全國工商聯一至十屆副主席（委）非共黨員比例圖 說明：1.以上所列只是非黨員在歷屆副主席所佔比例，其中非黨員尚包括退休官員在內。 2.排除港澳代表。 資料來源：筆者收集自王慧章，王光英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工商聯增選莊聰生為副主席，沈 建國不再任副主席」，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41223/10613614.html；「沙千里」， 百 度 網 ，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88.htm ； 「 十 一 屆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名 錄 」 ， 人 民 網 ， http://58.68.146.38/cppcc2008/； 凌 志 軍 ， 中 國 的 新 革 命 （ 北 京 ： 新 華 出 版 社 ， 2007 年 ） ； 「 張 龍 之」，中國光彩事業網，http://www.cspgp.org.cn/4_gclsh/zhanglz.htm；「全國鄉鎮審計經驗交流暨理 論 研 討 會 召 開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審 計 署 ， http://www.audit.gov.cn/cysite/docpage/c166/200301/ 0123_166_3345.htm；「領航者」，用友軟件，http://www.ufida.com.cn/about/gsjs.aspx?cd=1 及表 2 等 相關資料。 另在主管日常事務的秘書長職位上，多數是由幹練的中共黨員擔任這項工作。肸而 即便曾有政府官員擔任歷屆工商聯的領導幹部，然直到目前，沒有任何人曾任中共中 央委員，肵遑論更高層黨職。相反的，理論上為私營企業所雇用之工人代表：「全國總 工會」，以其現任主席王兆國為例，他不僅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共黨內職務則是 政治局委員，重要地位可以想見。綜合言之，我們很難從以上看出工商聯在中共心目 中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 註 肸 例如第一位的沙千里曾任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黃玠然曾是陳獨秀的秘書，最近的褚 平則是團派出身。 註 肵 第十屆第一副主席全哲洙為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在工商聯的歷史中較為特 殊。 人數與比例
伍、結 論
本文從私營企業主於政治組織席次佔有率切入，試圖評估 1979 年後，私營企業主 在中共政治中的地位。過去學界對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是這樣論述的： 在經改開始後，隨著中共的逐步開放，尤其包括「三個代表」及隨之而來的「准許私 營企業主入黨」等政策，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有越來越高的趨勢，並進而認為此類 階級的水漲船高有助於中共「和平演變」的可能。 本文則懷疑此種因果關係的建立。首先，學界過去以私營企業主群體內黨員比率 的提高，來證明該群體政治地位的提高。但究竟是黨員成為私營企業主，成為統計上 的數字呢？還是私營企業主成為黨員，因此對中共的影響力逐年提高？此兩者的差 別，可推導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如從中共黨內文件、企業調查及高層領導的發言看 來，多人在開業前已是黨員。可見黨員佔私營企業主的比例只能證明中共滲透進私營 企業主階級，而無法判定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影響力提高。 另外一種則認為私企主受中共控制手段所限，因此其政治地位停滯不前。此說頗 有見地，但文章的研究設計具有若干瑕疵，例如抽樣代表性不足、沒有評估中共政策 效度、以及資本來源的追索等，從證據推演到結論的邏輯出現一些跳躍。 而以上在研究設計的共通問題是，皆是從 1979 年展開論述，而忽略了中國大陸私 企主在 1979 年前幾已完全消失的歷史，此將造成論者僅能從無到有，在一片欣欣向榮 趨勢進行討論，結論如何，不言可喻。而本文不憚其煩，於第三節所作的討論，就是 要呈現一個全無現象：中共在意識形態影響下，雖因「新民生主義」階段頗有和風細 雨之感，然在五反及文革等政治運動推波助瀾下，1976 年後私營企業主在中國大陸可 說是完全被消滅。然在私營經濟過去受打壓、萎縮，到現在欣欣向榮的對比下，政治 上是否亦呈現相同趨向？因此本文的研究設計從私營企業主於政治組織席次佔有率切 入，比較 1976 年前與 1979 年後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變化，這樣才 能真正從經濟繁榮的趨勢中找到一個評量基礎，觀察出其政治行情的實際變化。而優 於目前停滯不前說研究成果的主要因素除了以上優勢、避免對研究方法（例如樣本不 足或不隨機問題）的質疑外，更重要者，本研究建立了一種動態的測量工具，藉由對 具有代表性的組織人事背景調查為觀察重點，未來可以持續追索私營企業主政治行情 的動態起伏。 因此本文以全國性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之人事變化為例，來探索私營企 業主在中共政治體制的演變。在此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觀察。第一部分是私營企業主在 組織內地位是否有所變化，第二部分則看該組織在中共黨國體制內是否有所提升。如 果我們能以同一標準對某一代表性機構進行跨時比較，這可能更能夠準確的看出該階 級在中共心目中的起伏，也能更進一步的證明其在一黨專政體制下的政治行情。 根據以上研究設計所做的調查，本文否證了之前所提出的假設，認為私營企業主 的經濟實力雖然提高，但其政治地位相較而言並未有顯著提高的趨勢。在第一部分個人在官方「橋樑」團體的調查裡，從該會成立迄 2002 年皆屬「老工商業者」「主導」 時代，由於中共當時有計畫的消滅私營企業，這意味著該組織無論中央到地方都只有 「專職會長」。而在 2002 年之後，接任的黃孟復仍是與老工商業者有關的前幹部。也 就是說，該組織沒有真正的私營企業主擔任領導人職務。雖在 1995 年，中國寰島集團 的董事長王福生當選海南總商會會長，此號稱改寫了地方工商聯歷來只設「專職會 長」的歷史。從但細究其內涵，我們可以發現該「私營企業主」王福生實際與公安系 統關係密切。 而在該組織的政治行情於中共黨國體制內是否提升部分，經過耙梳領導階層前任 及兼任職務後發現，其地位也並未有所提高。原因在於雖然該會組織章程中，其會長 在中共行政序列的編制上屬於部長級的三至四級，但過去該會領導都因兼任人大或政 協副職而列名國家領導人之一，不因經改前後有所差異。而在副主委或是副主席的組 成上，不僅比例上所謂的私營企業主沒有較過去佔有更多比例，也沒有任何人曾任或 現任中共中央委員等高層黨職。總結而言，在比較 1976 年前與 1979 年後中國大陸的 「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變化後，我們發現即便 1976 年前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經 濟發展中日薄西山，相對而言則是 1979 年後的日起有功，但就其整體政治地位來說， 其實沒有長足的進步。由此可知，我們認為在中共心目中，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並 沒有太大的變化，還未到斷言其地位已顯著提高的時候。 最後我們則要對現代化理論及馬克斯主義與本文有關者做一個簡單的反思。過去 論者多將私營企業主興起與民主化聯繫起來：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私營企業主的政 治需求也越來越強烈，對中國大陸的民主期待也越發樂觀。此外，馬克斯認為下層結 構決定上層結構，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發生質變，也該要導致中共的國家權力發生變 化。然我們如果以本文的證據來回答這些理論問題，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觀察結論。原 因即在於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雖然越來越多，然奇妙的是，該群體的政治行情卻沒 有反應出他們水漲船高的經濟實力。會呈現如此情勢可能有兩個因素，第一是私營企 業主們是中共豢養的「內部人」，他們和諧地成為中共黨國體制的一部分，因此出現了 政治地位與經濟貢獻不相稱的情況。第二則是雖然在正式組織中看不到私營企業主政 治地位的提高，但實際上該群體的實質政治利益已被滿足，因此無須大張旗鼓的爭 取。如果是後者，由於正式制度中沒有如此安排，這乃是非正式政治的範疇，也就是 說，私營企業主已被個別、私下收編。如果本文推論的可能性沒有偏離現實太遠的 話，無論何種情況，我們都可以為現代化理論及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命題沒有在中國大 陸出現做出解釋：雖然經濟蓬勃發展、結構貌似改變，但實際仍與原體制運作有異曲 同工之妙，因此其政治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如此一來，本文認為過去據此預測中國 大陸政治發展者，可能都必須重新調校出更切合實際的角度。 * * * （收件：98 年 10 月 12 日，第 1 次修正：99 年 2 月 12 日，三審：99 年 7 月 16 日，第 2 次修正：99 年 9 月 8 日，三審複審：99 年 9 月 13 日，第 3 次修正：99 年 10 月 5 日，接受：100 年 1 月 25 日）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Newly-emerging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in the PRC
Ying-chao Yang
Post-Doctoral Fellow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in the PRC. In the past, scholars argued that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in the PRC improved rapidly after the 1979 economic reforms. This article refutes this conclusion. First, although this conclusion appears reasonable, supporting research does not delve deeply enough into what has actually caused this phenomenon to occur. For example, i
t is
possible that, in some cases,
CPC members have become private businessmen which would make it seem that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has improved, when actually it has not. Furthermore, although other scholars have already concluded that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private businesspersons has not improved because the PRC still maintains control over them, previous research and research designs evince serious flaws in both logic and reasoning, which have effected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In an attempt to confront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FIC to explor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and PRC political elites. From this examination,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in the PRC since 1979.Key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 Comme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