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謝枋得《詩傳注疏》新探
黃忠慎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宋代是經學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時代。在《詩經》學方面，宋儒在嚴格的方
法論上不見得有明顯的創新之處，但是在解《詩》的觀點上卻出現突破性的進
展。隋唐時代擁有權威身價的《毛詩》學，在許多宋儒心目中，無論是詩旨的
詮解或字句的訓釋都不夠完美，某些解釋對於《詩經》本義的探索反而是一種
障礙，甚至，《毛詩》的來源也值得懷疑。不過，宋代解《詩》學者，無論其
對傳統解釋持何態度，討論《詩經》學相關問題時，多半偏向於信念的表述，
義理的探索與闡發是研究重心，隱藏在詩文內裏的聖人深意，以及詩篇所能為
閱讀主體帶來的政教與倫理的啟發，成為其研習三百篇的首要目標
1
。
宋代聲名顯著的研《詩》學者很多，但若就上述的詮釋目的而言，未必是
名家名著才能達成，南宋晚期謝枋得
(1226-1289) 的《詩傳注疏》在這方面也
有出色的成績，可惜在《詩經》學史上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近幾年，可
能是由於《詩傳注疏》極具個人特色，終於被學者相中
2
，使其書逐漸為人所
中 央 研 究 院 中 國 文 哲 研 究 所
1
詳拙著：《嚴粲《詩緝》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頁 228-233。
2
迄今，研究謝枋得《詩傳注疏》的論文依然罕見，臺灣方面，簡澤峰在《宋代《詩經》
學新說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中，將謝氏列為宋
代說《詩》中的新派人物，文中對於謝枋得有多處的論述。康凱淋有〈板蕩之朝與黍
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8 期〔2009 年 6 月〕），
以兩萬餘字的篇幅，說明了謝書的詮釋方式、特色與內容要旨。簡氏在該文中自述其
研究動機為「謝枋得的著作，林葉連歸為『藉詩寓意派』、陳文采則將之納入心學派之
下，雖其書中常有藉解詩抒發議論，譏諷時事，但多述理、氣之言，也符合本文欲研
究的特色，故納為研究範圍。」（頁11）康氏則強調，謝枋得「身為南宋遺民，變動的
知曉。然而，研究者對於此書的若干問題存在著相當明顯的誤解，彼此之間的
意見還互相衝突。本文的書寫旨在通過史料的搜討、考據，與謝氏詮釋意涵的
解讀，釐清一些重要的觀念，並論述《詩傳注疏》的特色與價值，為其尋求
《詩經》學史上的定位。
「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鋭之氣不可以威奪」
3
，《詩傳注疏》
的作者謝枋得以堅守氣節、不與異族政權妥協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極好的名聲。
史書記載，謝枋得這位愛國志士、民族英雄，字君直，號叠山，信州弋陽（今
江西弋陽）人。生性質率豪邁，疾惡如仇，常以忠義自任，與文天祥為嘉祐四
年
(1256) 同科進士；不畏強權，以揭發佞臣之非而得罪了理宗，又因指摘奸
相賈似道而遭貶為興國軍（今湖北陽新）安置。謝枋得在宦途不得意之後，便
轉向學術研究工作，師從當時著名學者徐霖
(1214-1261)，而枋得在當時也以
《易》學研究聞名。徐霖曾上疏彈劾宰相史嵩之，為士林所譽。後講學任官，
頗受尊崇，人稱「徑畈先生」。恭帝德祐元年
(1275)，謝枋得接獲宋朝中樞緊
急詔命，至信州、撫州招募義軍。次年（端宗景炎元年，即德祐二年
[1276]）
於安仁（今江西錦江鎮）與元軍對陣，不幸兵敗，兄弟叔侄先後遇難，兩年後
其妻自盡。宋朝滅亡
(1279) 後，謝枋得潛入福建建陽唐石山中，隱居守節長
政治環境關係到他對經文的闡述，詮解《詩經》的觀點頗具個人特色」（頁166-167）。
至於大陸方面，目前僅有零星的片段論述（詳後），尚無專門研究的成果出現。
3
引文為謝枋得語，見〔元〕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收入〔元〕謝枋得：《叠
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4 冊），
卷5，頁 906b。案：《四部叢刊廣編》本十六卷（書名作「疊山集」，〈序〉題「疊山先
生文集」），題「里生潭石黃溥編」，黃溥，明儒，生卒年不詳，弘治十二年(1499) 貢
生。《四庫全書》本《叠山集》共五卷，〈目錄〉後云：「宋謝枋得撰。……明嘉靖中，
揭陽林光祖為廣信知府，始以黃溥所輯《叠山集》校刊行世，僅分上下二卷。萬曆中，
御史吳某又刻之上饒，編次錯迕，未為精審。此本乃本朝康熙中弋陽知縣譚瑄所重
訂，視 本較為詳備。」（卷首，頁844a-b）據《四庫》館臣所言，黃氏所編《叠山集》
僅二卷，但今日所得見之五種源出黃本之《叠山集》皆為十六卷。今人熊飛等校注的
《謝叠山全集校注》謂：「迨及清代，《四庫》始收為五卷本，卷數雖減去不少，但內容
反較舊本詳備。」詳熊飛：〈前言〉，收入謝枋得著，熊飛、漆身起、黃順強校注：《謝
叠山全集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卷首，前言頁 4。筆者比對
《四庫全書》與《四部叢刊廣編》兩本，確認得失互見。本文所引《叠山集》以《四庫
全書》本為主，而以《四部叢刊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上海涵芬樓
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謝叠山全集校注》兩本參照，註文中凡未標明
出版訊息者，皆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達十年之久，貧困度日，連其母桂氏去世也僅能草草安葬，而其間元代朝廷先
後派遣多位專人特旨召喚，皆為所拒。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1289)，福建行省
參政魏天祐尋獲衣結履穿，形容枯槁的謝枋得，將之送往大都，枋得拒不降
元，以死自誓，終絕食殉國。在著作方面，部分署名謝枋得所著之書恐非其所
作（詳後）
，可信者有《疊山集》
、
《文章軌範》
、
《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
、
《詩傳注疏》與《易說十三卦取象》等書
4
。
二、
《詩傳注疏》的完成時代
《詩傳注疏》在南宋時代似乎流傳不廣，元儒雖頗有引用（詳後）
，但《宋
史•藝文志》不見著錄。康熙十四年
(1675) 錢澄之 (1612-1693) 撰寫《田間詩
學》 時， 於 謝 枋 得《詩 傳 注 疏》 只 能 轉 引 抄 錄 他 書
5
。 乾 隆 年 間， 鮑 廷 博
(1728-1814) 輯刊《知不足齋叢書》，內有《詩傳注疏》。吳長元（字太初，浙
江仁和人）於乾隆辛丑
(1781) 為是書所寫的〈弁言〉提到：「宋謝疊山先生《詩
傳注疏》原本久佚，卷帙無攷。元人解《詩》，互相徵引，刪節詳略，各有不
同。」吳氏又提及其輯錄來源：
今於《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詩經》纂注中，採錄一百六十四條。歷
4
《宋史》中有關謝枋得的記載主要見於本傳，詳〔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7 年），第 36 冊，卷 425，頁 12687-12690；其次則是〈理宗本紀〉（第 3 冊，卷
45，頁 878、888）、〈食貨志〉（第13 冊，卷 173，頁 4195）、〈列傳•辛棄疾〉（第35 冊，
卷401，頁 12166）、〈列傳•忠義•陳羍〉（第 38 冊，卷 454，頁 13348）。再次，〈列
傳•列女〉有謝枋得妻李氏於至元十五年（即宋帝昺祥興元年[1278]）自縊死，及其
母桂氏「尤賢達」的相關記錄（詳見第38 冊，卷 460，頁 13489）。陳邦瞻《宋史紀事
本末》將文天祥與謝枋得併於〈文謝之死〉中，其中對於謝氏死前數年的遭遇言行有
清晰的描述。詳〔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3 冊，
卷109，頁 1188-1190。另外，全祖望對於謝枋得的記載詳〔清〕黃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4 冊，
卷84，頁 2845-2849。至於謝枋得之師徐霖，其本傳在《宋史》與謝氏同卷（第 36 冊，
卷425，頁 12678-12680）；亦見於《宋元學案•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卷 84，頁
2844-2845）。
5
《四庫總目》謂《田間詩學》：「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
張子、歐陽修、蘇轍、王安石……二十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
採於他書。」〔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第 1 冊，
卷16，頁 357a。
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存詳去略，編為三卷。祇標篇目，不錄經
文，以脫略甚多也。
6
由此可知謝枋得《詩傳注疏》原本最晚至明代已經散失，至清代僅能以輯佚的
方式略復舊觀，而所輯出的三○一條中，一篇數條的情況常見，經過計數，可
知輯本論述的詩篇共有一五九篇，亡佚一四五篇
7
。依吳氏之說，此書採自《永
樂大典》最多，共有一六四條，經筆者逐條計數，實得一六三條，吳氏又云
「歷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檢視其書，包括劉瑾《詩傳通釋》七十八
條，朱公遷等《詩經疏義會通》二十五條，胡一桂
(ca. 1247-1314)《詩集傳附
錄纂疏》二十一條，王鴻緒
(1645-1723) 等奉敕編纂的《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十
四條，徐與喬《初學辨體》一條，以上合計一三九條，但其中〈小雅•甫田〉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一條，吳氏註明出自《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經查原書，
無此內容
8
。
今傳題為謝枋得著作者多種，不僅散失嚴重，更有假託其名而刊行的偽
作，如《批點檀弓》、《碧湖雜記》、《秘笈新書》、《翰苑新書》等，《四庫全書
總目》以為來源不明，文氣不類，判斷為後人依託為之
9
。站在謹慎求真的立
6
〔清〕吳長元：〈弁言〉，謝枋得：《詩傳注疏》，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要籍集成》（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第 10 冊，卷首，頁 137。案：此本於書名上標示：「民國
十年(1921) 上海古書流通處據清鮑氏刊本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本文凡引《詩
傳注疏》原文，皆使用此本。又，《續修四庫全書》第五十七冊亦收有《詩傳注疏》三
卷（所據者亦為《知不足齋叢書》），題〔宋〕謝枋得撰，吳長元重輯。阮元所輯的《宛
委別藏》亦收有《詩傳注疏》三卷，卷首有阮元原收於《揅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提要》
之〈詩傳注疏三卷提要〉，但無吳長元〈弁言〉，且各條都未註明輯自何書。
7
簡澤峰謂《詩傳注疏》今存一五八篇，「亡佚了一五三篇」。見簡澤峰：《宋代《詩經》
學新說研究》，頁68。案：簡氏漏數一篇，且統計輯本亡佚篇數，宜以三〇五篇為統
計基準，否則《詩經》將無足本可讀，故本文謂今本《詩傳注疏》亡佚一四六篇。
8
案：《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在吳長元輯本中稱《詩傳纂說》。今本《詩傳注疏》「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條下云：「舜發于畎畝，禹、稷起于躬稼，伊尹聘于耕野，英才奇士隱
于農者，非一人也。至春秋時猶有見耕饁而舉冀缺者，況先王全盛時乎！」註明出自
《詩傳纂說》。經覆查兩種版本之《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確定全書未收謝枋得此說。分
詳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中，頁163a；〔清〕王鴻緒等奉敕撰：《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清雍正五年[1727] 武英殿刊本），第 14 冊，卷 14，頁 31a-33a；王鴻緒等奉敕撰：《欽
定詩經傳說彙纂》（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 冊），卷 14，頁 513b-514a。
9
《四庫總目》對於《批點檀弓》、《碧湖雜記》、《秘笈新書》、《翰苑新書》的考辨文字。
分詳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 冊，卷 24，頁 496a；第 5 冊，卷 127，頁 2535b-
2536a；卷 138，頁 2711a；卷 135，頁 2667b-2668a。
場，謝枋得《詩傳注疏》是否亦為後人託名之作，似乎可以一併考慮。目前學
界對謝枋得生平較為清楚的反而是其生命最後的十年，其青壯年階段的學術著
作與重要活動都未能詳知。這也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問題：謝枋得的諸多著作寫
於何時？謝枋得今存的文章之中幾乎不談自己著述、研究的情形。時人對於謝
枋得的學術研究也甚少關注，因此嚴重欠缺可作證據使用的相關文獻，以致後
人為謝枋得編寫年譜，至多僅能判斷某些文章的創作年代
10
，但是對其專書的
寫作過程、出版的時間等等，無法論及。
當然，
《詩傳注疏》為謝枋得所作絕無問題，透過相關文獻記載，已可得出
此書可信的判斷。元儒周應極（延祐元年
[1314] 尚在）撰〈叠山先生行實〉
11
，
稱謝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
之，所著有《詩傳註疏》
、
《易說十三卦取象》
、
《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
範》行于世」
。李源道（字仲淵，號街齋，約
1295 年前後在世）
〈文節先生謝公
神道碑〉謂謝氏：「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先生
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
朝，為叠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
銘墓道。」
12
周應極、李源道二人與謝枋得時代相及而略晚，謝氏門人虞舜臣
10
相關資料可參崔驥：《謝枋得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2 冊，頁 7902-7948；俞兆鵬：《謝枋得年譜》（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11-175；劉玲娜：〈謝枋得生平及詩文繫年簡表〉，《論
謝枋得》（重慶：西南大學高校教師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附錄頁 1-4。
11
案：《四庫全書》、《四部叢刊》、《謝叠山全集校注》本〈叠山先生行實〉皆未題作者姓
名，由下引李源道〈神道碑〉「番易（番昜）周應極狀其事」之文，可知〈疊山先生行實〉
出自周應極之手。今人俞兆鵬亦以為〈行實〉為周應極所撰。見余兆鵬：《謝枋得年
譜》，頁176。考俞致中等修《弋陽縣志》卷十二〈文徵〉收錄有〈叠山先生行實〉一文，
作者正作「周應極」，見〔清〕俞致中等纂修：《弋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影印清同治十年[1871] 刻本），第 4 冊，卷 12，頁 46a-47a（總頁 1379-1381）。
12
分見謝枋得：《叠山集》，卷 5，頁 905a、906b-907a。又見《疊山集》（《四部叢刊廣編》
第42 冊），卷 16，頁 66a、67b；謝枋得著，熊飛、漆身起、黃順強校注：《謝叠山全
集校注》，卷6，頁 158、169。其中，〈行實〉所列舉謝氏著作，《校注》本作：「《詩傳
注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易》、《書》、《詩》、三《傳》及《注解四書》、雜著、詩
文六十四卷，《批評陸宣公奏議》，編次《秘笈新書》，選定《文章軌範》，並《唐詩解》
行於世。」（卷6，頁 158）無法確定其版本來源，茲不採。又，「番易」兩字，《四部
叢刊廣編》本作「番昜」，當是。周應極為「鄱陽人，官集賢待制，其所居名誠存堂」，
詳〔清〕 陳 焯 編：《宋 元 詩 會》，（影 印 文 淵 閣《四 庫 全 書》 第1464 冊），卷 70，頁
316b。《元史》：「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于武宗，
建叠山書院時，距離謝枋得過世也未算久遠，上面的敘述應該可信。另外，前
云清人輯謝枋得《詩傳注疏》有取自胡一桂《詩集傳附錄傳疏》者。胡一桂是
元代名儒，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其學出於其父胡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
正」
13
，與熊禾
(1247-1312) 同年，二人與謝枋得互有來往。咸淳十年 (1274)，
熊禾「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
而別」，
「築鰲峯書堂，及門者甚眾。嘗與胡一桂論學」
14
。全祖望〈存齋晦靜
息庵學案表〉將謝枋得列為徐霖之下的唯一一人，枋得之下列十一人，第一位
即是胡一桂（全祖望原註：別見〈介軒學案〉
），考胡一桂曾以〈上疊山先生書〉
請 求 謝 枋 得 面 謁 提 點， 信 中 稱 謝 氏 官 職「提 刑 殿 講」
15
， 自 當 在 德 祐 元 年
(1275) 之後。《宋元學案》稱胡一桂「嘗入閩，博訪諸名士」
16
，由此推測，
胡一桂此信寫於謝枋得入閩之時。所以，胡一桂對謝枋得的行事、著作有一定
的掌握，其《詩集傳附錄傳疏》既然多次引錄謝枋得《詩傳注疏》，可見《詩
傳注疏》確為謝氏親作。
過去對謝枋得《詩傳注疏》的評價不多，注意者少，所言也稍嫌空泛，如
吳長元云：
先生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憂傷哀怨之什，
恆致意焉。而於經義發明透暢，又非空作議論者比。解〈無衣〉之「與子
同仇」，寓高宗南遷之失；論皇父之「不遺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至疏
〈蓼莪〉之四章，詳明愷惻，令人讀之欲淚。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
以為翰林待制。後為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
總管府事。」〔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 14 冊，卷 187，
頁4296。據此，周應極〈叠山先生行實〉與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應完成於
謝枋得過世二十九年後，即西元一三一八年前後，時為元仁宗延祐(1314-1320) 年間。
又案：〔清〕謝旻等編纂：《（康熙）江西通志•人物•饒州府》（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516 冊）「周應極，字南翁，鄱陽人。弱冠邃經史，授婺源學正，棄官歸養，
及喪免。以姚穟、王約、劉敏中、程鉅夫薦，召見，獻〈皇元頌〉，擢翰林待制，調集
賢司直，出同知池州。事無留滯，覈賦金之羡者還民，著為例。英宗踐祚(1321)，以
舊臣召見勞問，呼學士不名，未幾卒。」（卷88，頁 46a）備之以參。
13
宋濂等：《元史》，第 14 冊，卷 189〈列傳•儒學一〉，頁 4322。
14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 3 冊，
卷64〈潛庵學案〉，頁 2068。
15
謝枋得：《叠山集》，卷 5，頁 907a。
16
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 4 冊，卷 89〈介軒
學案•玉齋家學〉，頁2980。
旨，先生蓋深有契焉，讀是編者，可以論世，可以知人矣。
17
吳氏之說成為後世學者取資的主要來源
18
。因為謝枋得的經歷頗具傳奇性，可
稱南宋遺民之代表性人物
19
，所以自吳長元以來，學者習慣於將謝氏的身世遭
遇與其著作互相印證。目前學界可見到兩種有關《詩傳注疏》
完成時代的見解。
其一是以為本書為謝枋得於南宋滅亡時所作，持這種看法的較多，如張宏生
云：
「作為一個民族氣節極強的亡國遺民，謝枋得把自己的感受不僅寫在創作
中，而且體現在學術研究中。」依張氏之見，謝枋得《詩傳注疏》對宋亡於元，
帝崩於崖山，
「有感而發」
，是以元代《詩經》學者多有引用
20
。劉玲娜也認為，
「只有在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與君王之後，謝枋得才有可能如此大膽地表露自己
對朝廷統治的看法，包括諸多的痛心與遺憾，故而《詩傳注疏》極有可能是謝
枋得後期的作品，至少是在宋亡之後才徹底完成的」
21
。簡澤峰亦云：「在書中
常見到謝枋得在解說《詩》旨的同時，還有更多個人對於現實政治的感嘆，或
抒發亡國的悲哀。」
22
康凱淋亦云：「『黍離之痛』已成其個人解《經》的特
點。」
「謝枋得身為宋遺民，有著強烈的愛國思想，積極地參與抗元行動，無形
中將家國之悲融入注疏說解，藉由經典大義結合自身際遇，述說社稷存亡的哀
嘆」
23
。另一種意見認為謝枋得撰寫《詩傳注疏》旨在挽救南宋的危亡之勢，
如宋開玉云：
「謝氏說《詩》
，基本上遵從《詩序》及《毛傳》
、鄭《箋》的訓釋，
17
謝枋得：《詩傳注疏》，卷首，頁 137。
18
如阮元 (1764-1849)〈詩傳註疏三卷提要〉即云：「枋得生丁板蕩，故其說《詩》見志，
每多〈小雅〉憂傷哀怨之思。……如〈無衣〉之『與子同仇』，隱然見高宗南渡之事；
如皇父之『不遺一老』，輙復刺似道誤國之事；至於〈蓼莪〉四章尤詳明愷切；然則《禮》
之所謂溫柔敦厚，與《論語》之所稱興觀羣怨者，於枋得實無愧焉。」〔清〕阮元：《四
庫未收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冊），卷 1，
頁15a。
19
李慧芳：「當世及後人對其（謝枋得）之稱讚，大都圍繞在志節、文章等方面。……肯
定其關心民瘼、扶植世教的努力，並將之推至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抗元烈士
齊名的地位，且讚揚謝氏力挽狂瀾、忠義鯁直之心足使頑夫廉、懦夫立。」《謝枋得之
散文及《文章軌範》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7-18。
20
詳張宏生：〈元代《詩經》學初論〉，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下冊，頁 456-457。
21
劉玲娜：《論謝枋得》，頁 27。
22
簡澤峰：《宋代《詩經》學新說研究》，頁 118。
23
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 183、189。
很少展開對個別文字意義的考求，而著重揭示《詩經》每一篇乃至每個章、句
的正確涵義，揣摩詩人的良苦用心。他把《詩經》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注意
闡發《詩經》的微言大義，從中推究古代治國的經驗，發掘國家興亡的教訓，
以期挽救南宋的危亡之勢。他對詩意的闡發，往往慷慨愷切，字裏行間滲透著
他對歷史和社會的認識，流露了他對賢君忠臣的渴慕，對昏主權奸的憤恨。」
24
謝枋得闔家共赴國難，入元之後不屈而死，為後世景仰，堪稱遺民中以死明志
的範式人物。不過，謝枋得的歷史定位與評價雖早已確立，這種人格上的定評
適不適合通過閱讀感受與詮釋，而轉嫁移植至其學術成果，仍有商榷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有關《詩傳注疏》的完成時代必須確認，否則解析文本之前「知
人論世」的準備工作即有缺陷。檢視學者的相關論述，上述兩種意見若非基於
作者中心論範式
(paradigm) 之理解前見 (pre-judice)，即是屬於閱讀當下的直覺
印象，亦即，學者跳過歷史文獻的考察，直接根據謝氏的人格定向與其詮釋詩
文的特殊性來進行臆測，如此其對文本完成時代之研判，勢將減低說服力。
筆者以為，《詩傳注疏》不是完成於宋亡之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
謝枋得入元時間不過十年，所以，要說其文學作品或解經論述反映「亡國」的
悲痛，則其完成必要在「亡國」之後。焉有國未亡而先言悲痛者？因此，僅憑
既定印象，確實容易導出《詩傳注疏》流露出謝氏對國家滅亡的無限悲痛之學
術定論，只是，這個論點若要成立，首先要建立在《詩傳注疏》的確是成於宋
亡之後，謝枋得匿藏於福建之時。
依照謝枋得的生平來看，其生於宋理宗寶慶二年丙戌
(1226)，寶祐四年丙
辰
(1256) 登進士榜，但是此後宦途並不順遂。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 (1275)，
因為臨安受蒙古軍隊逼近影響，情勢顯得緊張，謝枋得被任命為江東提刑、江
西招諭使。次年南宋首都被攻陷，稍後謝枋得於安仁戰敗，奔赴至福建。德祐
二年
(1276) 至祥興二年 (1279) 南宋滅亡期間，謝枋得至親多人死於國難。此
後，謝枋得於南方隱居，直至至元二十六年
(1289)，被強執至北京，絕食而
死。查閱謝枋得由臨安陷落，至最後身死報國期間所有的文章詩歌（案：後人
蒐集謝枋得此期著作堪稱完整），都沒有發現謝枋得有專門著述、研究的記
載。另外，謝枋得與時人的應答贈謝之作，也沒有提到他有任何專門著述。此
24
宋開玉：〈詩傳註疏提要〉，《詩傳注疏》，卷首（案：出版社未將宋氏之〈提要〉標上
頁碼）。
期的謝枋得在艱困的物質條件下，避難養親，賣卜授徒
25
，在著述撰作的外在
環境上來說，極為不易。
再查閱謝枋得《詩傳注疏》，並沒有任何對南宋滅亡的直接記述。學者常
以為謝枋得對〈黍離〉的解釋頗有深意，謂其內容係為感傷南宋滅亡而發，案
謝氏云：
天王而為狄所滅，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不特東周臣子之大讎也。
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
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外，無人也。不知平王
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
26
有學者將此處夷狄滅周指涉為「蒙古滅宋」，以為謝枋得於此有黍離國仇之
悲
27
。這樣的解釋或許是受到謝枋得晚年全節盡義的生命歷程所影響。但是由
「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亦有惻於中否乎」之語觀之，謝枋得言夷狄滅周為中國
恥讎的寄寓，當是指北宋靖康之禍而言。「平王」則是諷喻南宋諸帝，質疑他
們恐無報仇雪恥、收復失地的的決心。謝枋得於〈無衣〉的感慨更能看出其對
南宋偏安的不滿，其言：
〈無衣〉：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
〈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25
《宋史》：「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
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
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子
弟 論 學。 天 下 既 定， 遂 居 閩 中。」 脫 脫 等：《宋 史》， 第36 冊，卷 425，頁 12688。
案：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云：「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叠山集》，
卷2，頁 871b）。可見其不忘示人以賣卜無奈之意。又，現今史家已經注意到謝枋得有
卜算能力之事，如劉祥光在論及具卜算知識的宋代士大夫時，謂謝枋得以「依齋易卦」
之名賣卜為生，並強調南宋士大夫主要是從書籍學得卜算知識。劉氏在討論到唐代風
水名家楊筠松時，也特別指出，謝枋得曾提及某位風水師「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
極熟」，楊救貧即楊筠松，分詳劉祥光：〈宋代卜算書籍的流通〉，頁4，網址：http://
www.ihp.sinica.edu.tw/~twsung/scholar_latest_writings/LHK/LHK_2010.7.pdf，檢索日期：
2011 年 11 月 12 日；（日文版見劉祥光撰，山口拓壽譯•解題：〈宋代における卜算書
籍の流通〉，《中國—社會と文化》第25 號〔東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2010 年 7
月〕，頁50-99）；〈宋代風水文化的擴展〉，《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 年 6 月），
頁13。
26
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41b。
27
康凱淋：「疊山以夷狄滅周暗指蒙古滅宋，此乃中國之大恥，所有漢民族的國讎。」見
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187。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
28
前引吳長元在〈弁言〉中也提到：「解〈無衣〉之『與子同仇』，寓高宗南遷之
失。」此處雖言西周犬戎之禍，實則暗諷宋靖康之禍後，南宋諸帝偏安江南，
不能振作復讎的怯懦。西周與北宋結局類似：帝王身死夷狄之手，國都遭受劫
掠，大量土地喪失，朝廷偏居一隅；而東周與南宋面對此一國讎大恨，竟都無
法雪恥湔恨。謝枋得以為，這是因為東周、南宋政權復仇的意志與決心不夠強
烈，只想偏安苟且。所以，謝枋得對〈無衣〉詩文表達出來的強烈之復仇意志
極為讚賞。至此再回看〈黍離〉的另一段論述，即可知謝枋得所強調的觀點：
吾觀十二〈國風〉
，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與子同仇，
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于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
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為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
哉！
29
周人對於犬戎之禍毫無復仇之意，而秦人卻能以中國、天下的角度抱著雪恥之
心，這是謝枋得最為感嘆之處。質實以言，由《詩傳注疏》對於〈黍離〉、〈無
衣〉的解釋來看，不似南宋滅亡後所作。謝枋得表現的悲痛不是國已亡、家已
滅，而是對國勢積弱不振，朝廷沒有積極恢復故土、驅逐夷狄的決心而產生的
憤懣
30
。因此，謝枋得言：「吾于〈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
31
此處之「感」，當是面對南宋政權以偏安為常態，不思進取復仇，以至於國政
糜爛、外患交逼而引發的感傷。
高宗建炎元年
(1127)，南宋偏安江南，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方面的措
施沒有積極作為，以致於整體國力每下愈況。南宋雖視靖康之禍為奇恥大辱，
但是囿於國力，面對金國的軍事壓力欠缺有效的反擊，只能採取防禦性的戰
略。偏安百年後，金哀宗於西元一二三四年（金天興三年，南宋端平元年）於
蔡州被蒙、宋軍隊夾擊，金國國祚至此終結。南宋並沒有因為金國的滅亡獲得
喘息的機會，蒙古於金國滅亡後立即南侵，南宋傾全國之力與之對抗，卻依然
28
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48a。
29
同前註，卷上，頁 141b-142a。
30
李源道：「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
亡於二十年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
見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頁906b。
31
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42a。
長期處於劣勢。端宗景炎元年（即德祐二年
[1276]），南宋首都臨安被元軍攻
陷。祥興二年二月（
1279 年 3 月），陸秀夫負宋帝趙昺投海死（一般以此為南
宋滅亡之日）
。南宋長期以來處於強大外患威脅的環境中，執政者卻未因此而
警惕自新，反而任由國勢頹唐，逐漸地走向滅亡。謝枋得生於一二二六年，蒙
古於一二三五年開始攻擊南宋。也就是說，謝枋得少年時期開始，南宋即面對
強大的外患入侵。所以，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國家形勢危如累卵。謝枋得解
說〈小弁〉云：
周未亡，亡之證已見。詩人憂之曰：
「踧踧周道，鞠為茂草。」經凃九軌，
一旦化為草莽之墟，國家大變也，不待見黍離而心搖搖矣。……知微者智，
知來者神，天下未嘗無其人也。
32
國家將亡，必有其徵可見。謝枋得處於南宋最危之境，對此當深有體會。「將
亡」與「已亡」是兩個差異頗大的概念。「將亡」
，則心中必有期待。我們在《詩
傳注疏》中看得出謝枋得對於國家前途仍然殷殷盼望。他在《詩傳注疏》中屢
屢提到，國家若要挽救飄搖之勢，必依賴忠臣賢人之力。如其解釋〈小雅•白
駒〉就說：「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賢人去則國脈絕，元氣喪則壽命危。
〈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賢臣盡去，則宗社隨之，
此詩人之所憂也。」注疏〈大雅•瞻卬〉也提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
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
33
將國家命
運維繫在賢人之身，或許是有感於當時小人當道，奸宦誤國的現象，故謝枋得
透過解詩的機會直言：「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
34
謝枋得認為將亡之國，必賴忠臣賢人出而拯救。但是，直言忠諫之士往往
見絕於國。謝枋得於〈魏風•園有桃〉對此頗有所感：
百人醉而一人醒，醒者受眾惡矣；千人諾而一人諤，諤者受眾惡矣。國之
將亡，近在旦夕，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恨吾國之無人，國亡主辱，而不
可救也。曰「葢亦勿思」者，彼不知我心之憂者，葢亦不思國亡主辱之可
痛也，苟能思之，必不以我之所憂為非矣。
35
忠臣直言之士見國之將亡，必有諤諤之言以進於國。但是，眾人不知其言深
32
同前註，卷中，頁 159b。
33
同前註，卷中，頁 156b；卷下，頁 173a。
34
語見謝氏之解〈定之方中〉「秉心塞淵」句，同前註，卷上，頁141a。
35
同前註，卷上，頁 146b。
切，反而摒棄不用。謝枋得以為這是眾人沒有深思「國亡主辱」之悲慘後果。
謝氏又進一步說：
吾讀〈園有桃〉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
國上下，不羣笑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
之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
之速也。
36
此處的「忠臣義士之心」，當為謝枋得自身的感慨。理宗淳祐元年
(1241)，謝
枋 得 之 父 謝 應 琇 以 辛 棄 疾 奏 稿 教 導 他， 枋 得 遂 以 其 節 操 自 勵。 淳 祐 八 年
(1248)，謝枋得父親任潯州僉判，被董槐寃劾而死。是以寶祐四年 (1256) 謝枋
得於應進士對策時，即揭露董槐誤國之事。後雖登進士二甲第一，除撫州司戶
參軍，因董槐仍在位，拒不赴任
37
。景定五年
(1624)，枋得試士建康，命題指
摘賈似道專權誤國，於是遭貶，坐安置興國軍。至德祐元年
(1275) 才因臨安
危急，受命招募軍隊。綜觀謝枋得仕宦經歷，幾乎可說手中無一日握有權柄，
所任官職不僅低微，在位時間也不長。此一待遇顯然與謝枋得勇於攻擊當道，
揭發時弊有關。所以，在《詩傳注疏》中，謝枋得時時展露對於忠臣賢人的期
待，並闡述國君遠小人、親賢臣以化亂為治的主張，這可說是其切身遭遇的反
射。
謝枋得的解《詩》之言充滿了對國家前途的憂心與救亡圖存的熱切，這是
《詩傳注疏》最顯著的特點。筆者以為，由書中的論述與謝枋得的生平經歷來
36
同前註，卷上，頁 146b-147a。案：此條吳氏輯自《詩集傳附錄纂疏》，《續修四庫全書》
本胡書作「聞而大悔悟」，不礙理解，清儒嚴虞惇《讀詩質疑》引此略有出入，其中，
「晉」作「者」。案：作「晉」為是，蓋周惠王十七年(661 B.C.)，姬魏滅於晉。以上分
詳〔元〕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續修四庫全書》第57 冊），卷 5，頁 356a；〔清〕
嚴虞惇：《讀詩質疑》（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 冊），卷 9，頁 304b-305a。〔晉〕
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十三經
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1〈閔公元年〉，頁 188a。
37
《宋史》謂謝枋得：「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
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李源道：「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
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至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
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分別見脫脫等：《宋史》，第36 冊，卷
425，頁 12687；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頁 905b。案：〈神道碑〉「後抑至第
二甲第一人」之語，《四部叢刊廣編》本作「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卷16，頁 66b），
《謝叠山全集校注》引用文字（頁167）與《四庫全書》本同。
判斷，本書最有可能完成於德祐元年
(1275)，也就是謝枋得被任命為江東提
刑、江西招諭使之前。在謝枋得中第之後，與任江西提刑之前，謝氏幾乎有長
達二十年的時間未有實職。謝枋得〈上程雪樓御史書〉云：「某三十一而入仕，
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
38
謝氏著作不少，也只有在這漫長的
時間與條件下才有可能從事名山事業。思考謝枋得生平的外緣條件，以及由
《詩傳注疏》的內容進行考察，筆者以為，
《詩傳注疏》不會是謝氏有感於南宋
之滅亡而作，最主要的原因是，
《詩傳注疏》無一字言及南宋傾覆之事，但是
卻對國之將亡感到憂心忡忡。其次，《詩傳注疏》應用了《文章軌範》的分析
方法以解經，這不像是忠義之士於亡國之後所書寫
39
。當然，若說《詩傳注
疏》即將完成之時，南宋即已滅亡，書中有部分內容完成於宋亡之後，則仍在
合理的設想之中
40
。
38
謝枋得：《叠山集》，卷 2，頁 855b。案：此函作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1286)，時謝
枋得六十一歲，居喪弋陽，見崔驥：《謝枋得年譜》，頁7928；俞兆鵬：《謝枋得年譜》，
頁128-129。
39
《宋史》記載，端宗景炎元年 (1276)，謝枋得兵敗，其妻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
採草木而食」，次年與子侄多人被俘。祥興元年(1278)，李氏「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一女、二婢皆自縊。祥興二年(1279) 二月六日，陸秀夫背負宋帝趙昺投海死節，大將
張世傑亦溺水死，謝枋得由唐石山入蒼山等處，終於擺脫元軍之追捕，以亡國之故，
常東向而哭。從此麻衣草屨終身，以示國滅之哀。分詳脫脫等：《宋史》，第38 冊，卷
460，頁 13489；俞兆鵬：〈謝枋得年譜簡編〉，《謝枋得大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頁 355-356。南宋滅亡後，謝枋得萬念俱灰，在福建隱居守節度過人生的最
後十年，若謂其仍有閒情逸致致力於文章、筆法的分析，雖未必絕不可能，但於理終
有不合。
40
若質疑謝書係輯佚而來，出處多為元人《詩經》著作，如胡一桂、劉瑾、朱公遷之相
關作品等，假如謝氏原書真有言及南宋傾覆之事，元儒著書徵引時，是否能夠不避時
諱，直接引用？則筆者以為，如前所引，研究者多以為謝枋得在《詩傳注疏》中大膽
抒發亡國的悲哀，而檢視全書，並無法見著此類內容，推測這是研究者受到吳長元「抱
黍離之痛」說的影響，而做出的快速論述。且此一疑惑如可證成，則亦相當程度地反
駁了上述的成見，蓋若元儒著書，不敢不避時諱，則今本《詩傳注疏》自不會出現有
關「言及南宋傾覆之事」的相關內容。不過，筆者相信「《詩傳注疏》無一字言及南宋
傾覆之事，但是卻對國之將亡感到憂心忡忡」，與本書之為輯本無關，因為元代的文網
相當寬鬆，其時的思想禁錮並不酷烈，朱公遷等人的集傳體解經之作，不至於觸犯朝
廷大忌。詳章培恆：〈緒言〉、陳正宏：〈意外的鬆弛—元代禁書尋踪〉，收入陳正
宏、談蓓芳：《中國禁書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緒言頁 2；頁 113-132。
此外，若以為謝氏此書本係經注，非史論或政論，即使言及時事者，亦依託古人古
事，或恐不會明白提及南宋傾覆之事，則筆者以為，謝書固為經注，但亦滲進大量史
論、政論，其藉解《詩》抒發感慨、評論時事，多直言不隱，有如吳長元所云「於經
三、謝枋得的
《詩》學立場
今日謝枋得《詩傳注疏》為輯本，多有殘缺，我們甚至連《詩傳注疏》在
當時有無刊刻都無法獲悉（時人、元人所引或可能為抄本），也很難精準研判
《詩傳注疏》究竟持何學術上的立場或觀點。前引宋開玉所說的「謝氏說《詩》，
基本上遵從《詩序》及《毛傳》、鄭《箋》的訓釋，很少展開對個別文字意義
的考求，而著重揭示《詩經》每一篇乃至每個章、句的正確涵義，揣摩詩人的
良苦用心」
，所言不夠細膩，與事實也頗有出入（詳後）
。
今本《詩傳注疏》不錄《詩序》
，這與守《序》派學者的作法不同，不過，
也有可能原書每篇皆錄有《序》文，輯本無法見出。即使《詩傳注疏》原本就
不錄《詩序》，取其詮解內容與《詩序》進行比對，亦可發現謝枋得勉強可以
歸入尊《序》派的陣營中。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輯本《詩傳注疏》並不致力
於詩篇主題的探索，也未直接表明其對詩旨的意見。此處所謂尊《序》是指檢
視《詩傳注疏》
各條的說解內容，發現謝氏的解析大體上並未明顯違背《詩序》
之說。此所以本文言及謝枋得的解《詩》立場，不使用「守《序》」一詞，蓋
無人可以透過今本《詩傳注疏》統計出謝氏篤守《序》說的程度。
有學者表示，觀察《詩傳注疏》所言，「說〈葛覃〉而繫后妃之德，釋〈漢
廣〉而論文王之化，是亦守《序》說者」
41
，僅以兩篇為例即下定論，當然不
宜。另有學者提出具體之論：
「謝氏說《詩》
，應以《序》為本，在所存的一五八
篇中，只有一篇的說法與《序》大異小同，其餘的一五七篇皆與《序》相同，
其說與《序》相同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三六。」
42
此一數據必須保守面
對。以〈麟之趾〉為例，《詩序》：「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關雎〉之化行，
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謝枋得云：「麟之
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
章曰角，自下而至于上也。」謝枋得對於〈麟之趾〉的注疏僅能輯出上述簡短
義發明透暢，又非空作議論者比」，何況如同本文所言，謝書還大量應用《文章軌範》
之分析方法以解經，實不類忠義之士於亡國之後所書寫。
41
陳文采：《兩宋《詩經》著述考》（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頁177。
42
引文見簡澤峰：《宋代《詩經》學新說研究》，頁 68。案：如前所統計，《詩傳注疏》
今存一五九篇。
內容，難以判斷其對「〈關雎〉之應」之詮釋能否接受，所言頌詠其人一身皆仁，
也與《詩序》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之說有若干差距。又如〈邶
風•旄丘〉，
《詩序》解為：「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依此，本篇與〈式微〉同為黎臣之
作。謝枋得解
「叔兮伯兮」：「叔、伯，字也。」這即是今本《詩傳注疏•旄丘》
的全部內容，僅此逕謂其說解與《詩序》完全相同，當然絕不妥當。再如〈小
雅•菁菁者莪〉，
《詩序》解為：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依照此一說法，詩中的「君子」可能是一位人君，而詩文「錫我百朋」
是這位統治者實際賞賜詩人百朋。今本《詩傳注疏》僅能讀到謝氏對於「我心
則休」的解釋：
「
《書》曰：
『作德，心逸日休』
。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
則休』者，其心休休然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由此看不出謝氏對於
《詩序》的解題是否全然接受，甚至，「不止於喜樂」五字應該也是針對《序》
言而來
43
。由此可知，謝枋得可以接受《詩序》的說《詩》格調與重點取向，
但若因此而謂《詩傳注疏》對於《序》說有近乎百分百的支持度，恐需再斟酌。
當我們說謝氏的解析大體上並未明顯違背《詩序》之說時，就需面對另一
種截然不同的研究解讀，那就是有學者提出《詩傳注疏》屬於守朱派的著作。
事實上，如果是後世篤守《詩序》的學者，自然不會過於重視朱子的《詩集
傳》。不過，謝枋得並非守《序》派人物，對於《詩序》，他願意給予相當程度
的尊重，對於朱《傳》也是如此。如同前面的評論，若謂《詩傳注疏》屬於守
朱派著作，必須提出數量夠多的證據。
有論者以為，「謝枋得作《詩傳注疏》，『詩傳』似指朱熹《詩集傳》，疊山
詮解《詩經》受朱《傳》影響，多以其論說為基礎，進而闡發相關內容」
44
，
這是一個相當新穎的見解，然而細檢其所提出之四條證據，有三條無效
45
，值
43
以上《詩序》之言分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
三 經 注 疏 附 校 勘 記》 本）， 卷1 之 3， 頁 44b； 卷 2 之 2， 頁 92b； 卷 10 之 1， 頁
353a。謝氏之言見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38b、140a；卷中，頁 153b。值得
注意的是，簡氏謂謝氏唯一提及也反對《詩序》的是〈王風•君子陽陽〉，此篇內容對
於研判謝氏說《詩》立場與態度相當重要，事實上，謝枋得並未在〈君子陽陽〉中反
對《序》說，詳下文。
44
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 168。
45
案：謝枋得解〈葛覃〉云：「貴為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絍，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
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為絺，其事至勞；澣衣潔裳，其事至細；手之
得注意的是，
《詩序》解〈有狐〉為：「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昬，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
《傳》：
「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謝枋得
於「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句下言：
「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
因其有言，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46
論者以為：「朱熹未循《詩
序》，反解此詩為寡婦欲嫁鰥夫，後儒點出其失，而疊山此處明顯依循朱熹，
以寡婦見鰥夫無人縫裳而發詠，似有未妥。」
47
此條證據有效，謝氏解釋〈有
狐〉，的確使用了朱子的意見，不過，妥不妥當仍然難以定奪，蓋今本《詩傳
注疏》有關〈有狐〉的解釋僅止於上述三十餘字，無法透過上下文
(context)
以知其如何看待〈有狐〉的「風人之旨」。
而不倦，足之而不忘，豈樂為褊嗇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為人婦者，聞后妃知本
如此，豈不克勤克儉乎？豈不盡孝盡義乎？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又曰：宜其
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傳注疏》，卷上，138a）康凱淋以為：「《詩序》以〈葛覃〉
詠后妃之本，朱熹肯定其言，疊山也以后妃樂於女功之事，至勞至細，其勤儉孝敬能
化天下之婦道，作為行事的典範。」既然如此，此條證據僅能表示朱子、謝氏解〈葛
覃〉都能尊重《序》說，此為不辯自明者。康氏又以〈王風•中谷有蓷〉為證，謂疊
山之論接近朱子，其實，比對朱子與《詩序》的詮釋，可以發現兩者內涵與情境相似，
差別在《詩序》的「閔周」之詞顯得《詩》義正大而已，且康氏所引朱說見於其解〈中
谷有蓷〉首章，實際朱子在全詩之後又引范祖禹(1041-1098) 之說，以為「周之政荒民
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以是知此條證據亦難以成立。此外，朱子以〈君
子陽陽〉為前篇〈君子于役〉之婦人所作，謝枋得解〈君子陽陽〉，既認為此詩當從
《序》說，卻又云「以為前篇婦人所作者為優」（《詩傳注疏》，卷上，142b）；考康氏
之所以有此誤評，是因信賴《知不足齋叢書》本《詩傳注疏》之故，此本輯者吳長元
在〈君子陽陽〉篇末註明出自朱公遷《詩經疏義》，經查朱公遷等《詩經疏義會通》下
王逢「輯錄」所引謝枋得原文，最末關鍵之語實作：「竊意此詩當從《序》說，較謂前
篇婦人所作者為優。」謝氏注意到朱子疑〈君子陽陽〉為〈君子于役〉之婦人所作，
但仍強調「當從《序》說」，直接斷定《序》說較朱說為優。是故，此條論據亦不能成
立。康氏之論詳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
168-171。朱子引范祖禹之說詳〔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
卷4，頁 45；又，筆者所引朱公遷原文，見〔元〕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影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77 冊），卷 4，頁 157b。
46
分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3 之 3，頁 140b；朱熹：《詩集
傳》，卷3，頁 40-41；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41b。案：王先謙以為《序》
中「夫家」當作「室家」，其說當是。見王先謙著，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
中華書局，1987 年），上冊，卷 3 下，頁 309。
47
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 170。
其實，謝枋得《詩傳注疏》所謂的「《詩》傳」完全看不出是《毛傳》或《詩
集傳》
。以〈素冠〉為例，《詩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二章的「聊與
子同歸兮」句，
《毛傳》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鄭《箋》
：「聊，猶且也。
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孔《疏》：「毛以為，作者言己幸得見既
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
與共歸己家。鄭以為，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
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
歸彼家，而觀其居處。」號稱反《序》的朱子，於〈素冠〉詩旨無異說，其解
首章云：
「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
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解「與子同歸」云：
「愛慕之詞也。」
透過吳氏的輯佚，謝氏之解〈素冠〉僅得「聊與子同歸兮」一條，其云：「倘
得見此人，且與子同歸于孝道，亦可以勵薄俗。此同歸如《書》之『同歸于
治』、
『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48
可以想見謝氏於傳統詩旨無異
說，但不認同毛公的「共歸己家」與鄭玄的「與歸彼家」（假設孔氏對於毛鄭
的疏解無誤）
，更反對朱子所說的「愛慕之詞」。
再以〈卷阿〉五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兩句為例，《毛傳》
：「有馮有翼，
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鄭《箋》：「馮，馮几也。翼，
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
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
至，設几佐食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朱《傳》：「馮，謂可為依
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
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
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
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謝枋得的見解是：「王所馮翼之人，不取
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
正求其忠也。唐虞而上，惟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皆才也；舜
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49
至元二十三年
(1286)，
48
分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7 之 2，頁 263a-264a；朱熹：《詩
集傳》，卷7，頁 85-86；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上，頁 149a。
49
分見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 17 之 4，頁 627b；朱熹：《詩
集傳》，卷17，頁 198；謝枋得：《詩傳注疏》，卷下，頁 169a。
集賢學士程文海舉薦宋臣二十二人，以謝枋得為首
50
，謝氏以〈上程雪樓御史
書〉表達婉謝之意，函中有「皇帝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
大任之才。……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之句。謝氏又有〈上丞相留忠齋書〉，
書中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
51
治國需有才，王者需賴有
才之士予以輔佐，這是謝枋得的一貫主張，於是，在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兩句時，謝氏強調，詩文之所以未言及有才，乃因古無才德之分，有德者必有
才，透過此一解釋，謝枋得長期的求才建議與經世之才難求的感嘆，可以與詩
文相融不悖，而這樣的注疏早已溢出了先前的權威解釋，非漢宋既有的訓詁所
得而拘限。由此可見，由於《詩傳注疏》的書名容易引發學者先入為主的成
見，若以其「
《詩》傳」為《毛傳》
，將會直截認定其書為守《序》
、尊毛之作，
若以其「
《詩》傳」為朱《傳》
，後續理解就隨之大不相同。
有待一提者，論者謂《詩傳注疏》多以朱《傳》為論說的基礎，進而闡發
相關內容，而在其所舉第一例之後，即云：「此類立說眾多，茲不贅舉。」
52
假設這類例子仍然存在於《詩傳注疏》多篇多條的解釋之中，謝枋得為守朱派
學者的論述依然失之片面。如前所言，現存《詩傳注疏》是清人於《永樂大
典》中元人《詩經》學著作中輯出一部分，又於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
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劉瑾《詩傳通釋》等著作中輯出百餘條。基本上，
元人《詩經》學以朱熹《詩集傳》為尚
53
，所以引錄謝枋得《詩傳注疏》大概
50
脫脫等：《宋史》，第 36 冊，卷 425，頁 12689。
51
分見謝枋得：《叠山集》，卷 2，頁 855b-856a、858a。在實際的作為上，謝枋得對於人
才也是極為珍惜，他同情懷才不遇的寒士，盡其所能地給予協助。〈為蔡文節公子孫免
差科書〉的書寫緣起與目的是，謝氏在福建看到蔡元定的後代子孫及其他許多儒學生
員，在元廷的虐政苛待下淪為養馬戶，便代眾人執筆起草此函，要求元朝免除這些儒
生的一切差科，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詳《叠山集》，卷2，頁 865b-867a。
52
康凱淋：〈板蕩之朝與黍離之痛：謝枋得《詩傳注疏》析論〉，頁 169。
53
皮錫瑞：「朱學統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時，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北人雖知有
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元兵下江、漢，得趙復，朱子之書始傳於北。姚樞、許衡、
竇默、劉因輩翕然從之。於是元仁宗延祐定科舉法，《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
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鄭《注》，
是則可謂小統一矣。」戴維：「元明兩代的封建統治者提倡宋學，宋學統治著整個元明
兩代。……《詩經》學承宋代經學的餘緒，僅是對朱熹《詩集傳》的疏釋補充，更無
新義。」「劉瑾《詩傳通釋》是羽翼朱熹《詩集傳》的著述，他之所以如此，主要因為
當時時勢，以及他本人學問淵源來自朱熹使然。」「朱公遷受父影響，也是以傳播朱學
為己任。……《詩經疏義》二十卷，是羽翼朱《傳》的著述，《四庫提要》說此書『墨
會盡量擇取與《詩集傳》
說法一致者。檢視謝枋得流傳下來的學術與詩文著作，
可以確定他並不排斥程朱理學，對於朱門子弟也頗為尊重
54
，但無法見出其對
朱子學術有極度推尊並願意追隨之意。若就《詩經》的詮釋而言，在以抒發情
志為主要注疏動機的情況之下，謝枋得大可拋除門戶之見，直釋詩文。再者，
由謝枋得的師承來看，很難相信他會盡依朱熹《詩集傳》的意見來解釋三百
篇。據《宋元學案》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55
，謝氏之師徐霖的學術淵源歸
為陸象山心學一脈
56
；所以，由另一個角度觀之，今天留存的《詩傳注疏》以
守朱子，不逾尺寸。』」「胡一桂，字庭芳，號雙湖，學者稱雙湖先生。……精於《易》，
其學淵源於朱熹，著《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八卷，今存。」以上分見皮錫瑞：《經學歷
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頁 308；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
育出版社，2001 年），頁 401-425。
54
謝枋得〈送劉治中之信州〉：「氷玉古溪山，治中今士元。邦人敬文簡，道化望曾孫。
朱子書堂在，東萊講席存。十年儒道晦，此日喜登門。」〈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
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
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泝一人。」〈為蔡文節公子孫
免差科書〉：「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乆，
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大學解義跋〉：「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
《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
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并行。……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
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蕭冰崖詩卷跋〉：「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
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
將間斷矣。」分見謝枋得：《叠山集》，卷1，頁 850a；卷 2，頁 864a-b、866a；卷 3，
頁886b。案：上文提到的朱山長為朱熹曾孫朱泳道，章泉即朱熹門人趙蕃。
55
今本《宋元學案》立有〈存齋晦靜息庵學案〉，此學案出自全祖望之手，存齋先生係指
三湯子中年紀最輕的湯中，晦靜先生是湯巾，息庵先生是最長的湯千。全氏云：「鄱陽
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案：湯巾之
子）；晦靜又傳之徑畈（案：即徐霖）。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靜息
庵學案〉。（馮梓材原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
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4 冊，卷 84，頁 2841。
56
徐霖為心學家，《宋史》記載，徐霖曾上疏歷言宰相史嵩之奸深之狀，開宗即言：「其
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
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脫脫等：《宋史》，第36 冊，卷 425，頁 12678）心學特質極
為明顯。全祖望：「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
授沅州教授。……上遣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為高官而自眩
于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
月而舉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衢守
游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尤大有名，今皆不可考矣。謝
心學方式、觀念解經者假設不夠多（詳後），這大概也是引錄時基於詮釋主體
觀點的差異，使得徵引者對於原書的內容有所選擇之故。更重要的是，朱子對
於《詩序》本來就有頗高比例的接受度
57
，元晦早期遵守《詩序》，後來同意
鄭樵反《序》之論，不僅公然發表反《序》之言，中期更著《詩序辨說》專以
《詩序》為箭靶，以其學術地位之高，很容易讓人誤會他是反《序》派的領導
人，實際上朱子維護《詩》教的用心是至為明顯的，他晚年所修訂的《詩集傳》
雖盡量據詩直尋本義，卻依然大量採用、申論《序》說，就是維護《詩》教的
具體表現
58
。所以《詩傳注疏》中申釋朱《傳》之處者，未必就是對於《序》說
有所不滿，反之亦然，謝枋得的詮解尊重《序》說，不代表就是反對朱《傳》。
謝枋得解《詩》基於什麼樣的學術立場，難以具體言之，也可以說，《詩
傳注疏》根本沒有鮮明的立場可言。吳長元謂謝枋得「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
痛，說《詩》見志」
，說出了《詩傳注疏》最明顯的特色。《詩》言志，謝枋得
透過解釋以言己志，可見《詩傳注疏》重視的是屬於詮釋主體自己的理解，這
樣的詮釋方式不需也不宜投靠某種既定的學術立場，否則無異是在詮釋的進程
中自設障礙。既然《詩序》、朱《傳》都有以《詩》說教的特色，隨心所欲選
擇自己所要的權威解釋，融入其對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宣洩長期以來的壓抑、
鬱悶，也表達出自己激昂愷切的感慨，並藉機寄望當局有所作為，這是相當合
文節公疊山，其門人也。」湯巾由朱學轉入陸學，傳徐霖，徐氏傳謝枋得。同前註，
頁2844。
57
案：朱子對於《詩序》接受度究竟高到什麼程度，學者的統計頗有出入，例如李家樹
以為，在〈國風〉一百六十篇中，《詩集傳》暨《詩序辨說》跟從《詩序》的說法幾達
百分之七十。楊新勛的統計結果是，「朱熹解《詩》與〈小序〉內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
有一三八首，在〈小序〉基礎上有所發展的有五十七首，而不同於《詩序》的有九十七
首。」以上分見李家樹：《《詩經》的歷史公案》（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頁 61；
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88。根據筆者的統計則是，
朱子《詩序辨說》針對《詩序》所訂詩旨提出駁斥者共計一〇四篇，但這並不表示其
餘各篇，朱子就能盡信《序》說；另外，朱子在《詩集傳》中面對《詩序》為了配合
政教目的而作出的諸多指實美刺的解釋，更是予以大力的解放，這一部分的篇數計有
〈國風〉八十五篇，〈小雅〉四十六篇，〈大雅〉十篇，〈頌〉二篇，合計是一四三篇，
占全《詩》的百分之四十六•八。這個數字也等於宣告朱子對於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序》
說並無特別意見。詳拙作：〈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從朱子到姚際恆、崔
述、方玉潤〉，《興大中文學報》第22 期（2007 年 12 月），頁 155。
58
詳拙著：《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180-182。
理的解《詩》
、用《詩》方式，完全符合儒家「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
59
。
後人執著於書名，以為其疏解的對象必為固定的某家之《詩》傳，於是從學術
的角度檢驗謝枋得的解《詩》傾向，終於出現守《序》與遵朱兩種截然不同的
觀察報告，實則《詩傳注疏》的重心不在學術層面的「注疏」，而在功能性方
面的以詩言志，抒發己見。
四、
《詩傳注疏》的詮釋特色
《詩傳注疏》出現大量的屬於謝枋得個人對於國政時局的感嘆、諷喻與期
盼，這是全書一個顯而易見的詮釋特色，但不是唯一的特色。
相較北宋，南宋《詩經》學者以理說《詩》的現象更為明顯
60
，《詩傳注疏》
不能免。謝枋得師從心學家徐霖，表面看來，今本《詩傳注疏》中純屬心學的
發揮似不夠多，但如前所言，此書係就元人著作所引者輯出，謝氏的心學論述
有可能原已被割捨；其次，徐霖的學術雖被歸入陸九淵心學體系中，但謝枋得
本人從來就不是「心學家」，他不像楊簡那般富於神秘主義
61
，論及文學創作，
59
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卷17〈陽貨〉，頁 156a。《詩傳注疏》並不深究名物，但添加上了謝氏擅長的文章學，
若以此為學《詩》餘事，則謝枋得亦可謂善於踐履孔門《詩》教了。
60
陳戰峰歸結宋代《詩經》學的特徵為：經學屬性的本質、義理之學的內核、簡直明易
的風格、注重心性的傾向。案：宋代學術的特質之一是，理學實孕育於經學之中，且
其成長亦以輔翼經學為職志。就宋代《詩經》學史而論，北宋歐陽修解〈考槃〉、〈思
齊〉、〈伐木〉、〈抑〉、〈維天之命〉等詩，已經涉及心性問題，蘇轍通過對性命理、思
無邪之反思，也觸及到了一些與理學家近似的理論，王安石也選擇性地在解詩內容中
置入有關性命之辨、天人之理的論述，其後，以心性義理解《詩》的方法逐步確立，
張載、二程等理學家的說《詩》當然充滿理學風味，南宋朱陸兩派以自家的理學概念
滲入《詩經》學著作，呂祖謙、范處義、嚴粲……等人也都不忘伺機以理說《詩》。詳
蔣秋華：《二程《詩》《書》義理求》（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頁10-16；陳戰峰：《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
察》（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61、192-274；拙著：《嚴粲《詩緝》新探》，
頁73-79；《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年），
頁26-27；〈經典的重構：論呂祖謙《讀詩記》在《詩經》學史上的承衍與新變〉，《清
華學報》新42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70。
61
楊簡〈炳講師求訓〉：「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
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