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利不正行為法則的發展─兼論於我國專利制度中之適用
性探討
Evolution of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in U.S. Patent Regime and
Discussion of It’s Compliance in Taiwan Patent Regime
研 究 生：林育輝 Student：Yu-Hui Lin
指導教授：劉尚志 博士 Advisor：Dr. Shang-Jyh Liu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 碩 士 論 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w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aws in
Technology Law
December 2010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美國專利不正行為法則的發展─兼論於我國專利制度中之適用性探討 學生：林育輝 指導教授：劉尚志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 摘 要 本論文研究說明美國的專利訴訟中「權利不可行使(Unenforceable)」 的概念，主要是基於衡平法則下對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權利調節平 衡，基於此衡平法則下，美國法院在專利訴訟中發展出了不正行為法則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在此一不正行為法則下的專利訴訟中，若 是系爭專利是專利權人於取得權利的過程中藉由使用一些不正當的行為而 得以順利取得專利權時，系爭專利是會被認定為不可行使。在我國的智慧 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賦予民事法院自為判斷系爭專利是否有應撤銷 之原因，一旦法院認定為有，專利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 利。因此若於我國申請專利時使用不正行為之手段如詐欺、隱藏資訊等而 取得專利權時，該專利權是否構成有應撤銷之原因？頗值得深入探討。本 文整理了美國法院在專利訴訟中不正行為法則發展歷程，本文亦就我國現 有法規在不正行為上的適用性提出分析。 關鍵字：不正行為、專利訴訟、不可行使、潔淨之手
Evolution of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in U.S. Patent Regime and Discussion of It’s Compliance in Taiwan Patent Regime
Student： Yu-Hui Lin Advisors：Dr. Shang-Jyh Liu Department﹙Institute﹚of Law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Unenforceable” concept in U.S. patent litigation practice. Generally, this concept that has its roots in the equitable doctrine balances private’s rights and public interests. The equity-based doctrine,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is developed by the courts for patent litigation. Under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if the patent-in-suit is obtained by misconducts during patent prosecution,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may eventually enter a judgement of unenforceability. In Taiwan, Article 16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Adjudication Act gives the civil court to decide based on the merit of the case when a party claims or defends that the patent-in-suit shall be cancelled or revoked. Once the court has recognized the grounds for cancellation or revocation of the patnet-in-suit, the holder of the patnet-in-suit cannot claim any rights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against the opposing party. Therefore, if a patent is obtained with misconducts, such as fraud or hiding information, during its prosecution in Taiwan, whether the patent constitutes the grounds for cancellation or revocation as ruled in Article 16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Adjudication Act? It is worth to have a discussion for this problem. Thu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in U.S. patent practice, and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current Taiwan patent practice.
誌
謝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借用作家陳之籓先生的這句話，向一路上幫助過我的 人道謝。謝謝老天，畢業的此刻終於到臨。距離第一次接觸交大科法所課程的時間，已經過了九年。對 在職生而言，面對課業、工作、家庭三方面的煎熬，若非親自體驗，實難感同身受。在這一段煎熬的歷 程中，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在學校方面，首先感謝所有老師的指導，特別是劉尚志老師給予論文的指 導、志潔老師在刑訴課程的提點、三元老師在民法課程的精闢教學以及敏銓老師在美國法上的啟蒙，同 時也向洪瑞章老師、胡亦台律師對他們於專利實務上的經驗分享說聲道謝；再者，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 學長以及同學，特別是俊凱學長、世達學長以及同學忠偉、愛蓮、原毅、卓毅、育彬、柏宏、國泉等於 課業上的協助與共同打拼。在工作方面，感謝義隆電子張衛國法務長的體諒以及部門同仁的協助幫忙。 在家庭方面，感謝妻子聖英在我求學期間的包容與奉獻，對家庭的付出以及對一雙女兒寬婷與寬淇的照 顧，使我能無後顧之憂。論文的完成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更高一階學習的開始。感謝天、感謝大家、 感謝科法所。 誌於 2010 年秋
目
錄
中文提要 i 英文提要 ii 誌謝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 圖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2 1.3 研究架構 2 1.4 研究方法 2 第二章、 「不正行為」抗辯於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發展 4 2.1 「進入衡平者，必須帶著潔淨的手來」─Precision 案 4 2.2 不正行為之早期判斷標準 7 2.3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建立的判斷標準 10 2.3.1 「重大性」要件的判斷標準 10 2.3.2 「意圖」要件的判斷標準 11 2.3.3 「權衡」要件的判斷標準 13 2.4 Rule 56 的制定與修改 16 2.5 不正行為於美國專利實務界的近期概況與實證資料探討 21 2.5.1 不正行為於美國專利實務界的近期概況 22 2.5.2 美國專利不正行為之實證資料的探討 26 第三章、 美國法院認定之不正行為的類型 29 3.1 不正行為之類型一：未滿足揭露義務 (Duty of Disclosure) 29 3.1.1 未揭露與先前技術相關的資訊 29 3.1.1.1 未揭露公開的行為(如使用或販售) 29 3.1.1.2 未揭露已經公開的文件(如專利案、書籍等) 30 3.1.2 未滿足專利說明書之揭露要件 30 3.1.3 未揭露與該專利申請案之其他相關案件 30 3.1.4 未揭露正確發明人資訊 32 3.2 不正行為之類型二：虛偽陳述(False Statement) 32 3.2.1 虛偽陳述測試結果或資料 32 3.2.2 與專家證人相關的錯誤行為 33
3.2.3 錯誤地請求特別審查程序(Petition to Make Special) 33
3.2.4 錯誤地主張優先權 34
3.2.6 錯誤地主張小規模個體(Small Entity) 34 3.3 不正行為之類型三：專利申請懈怠(Prosecution Laches) 35 3.4 不正行為之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 35 第四章、 不正行為於我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適用性分析 37 4.1 我國實體法之規定 37 4.1.1 民法上的權利行使論 38 4.1.2 行政法上的行政處分適法性 38 4.1.3 專利法上之資訊揭露規定違反 39 4.2 我國訴訟法之規定 40 4.2.1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上的觀察 40 4.2.2 民事訴訟法上的觀察 42 4.3 不正行為之適用性分析 43 4.3.1 我國現行法規所面臨之問題 43 4.3.1.1 法律無明確規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 43 4.3.1.2 關於不正行為的證據取得不易 44 4.3.1.3 專利實務界對不正行為的陌生 44 4.3.1.4 將導致專利訴訟的複雜度與訴訟成本增加 44 4.3.2 我國現行專利實務中關於不正行為之建議 44 第五章、 建議與結論 47 參考文獻 49
表目錄
表 1、 權衡要件的判斷表 15 表 2、 迴歸分析資料表 23 表 3、 美國上訴法院對下級法院不正行為判決的肯認、廢棄或改判比率表 27 表 4、 美國法院對專利權人無不正行為之正確/錯誤認定的理由比率表 27 表 5、 我國現有專利訴訟中，原告若有不正行為時被告可主張抗辯理由表 42圖目錄
圖 1、 本文整理之「意圖」要件的判斷標準變化圖 13 圖 2、 Mammen 教授所製作之「重大性」與「意圖」的權衡圖 14 圖 3、 本文所重新繪製之「重大性」與「意圖」的權衡圖 16 圖 4、 重大性判斷標準的重疊關係說明圖 20 圖 5、 本文整理之「重大性」要件的判斷標準變化圖 21 圖 6、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中有涉及不正行為的統計圖 22 圖 7、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中有涉及不正行為的統計圖 23 圖 8、迴歸線圖 2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動機
我國自民國 97 年 7 月 1 日成立智慧財產法院後，關於智慧財產權爭端 的解決機制即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在各種智慧財產權的訴訟中，又以 「專利權」訴訟的複雜度與困難度最高。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究竟能 為我國的專利訴訟帶來快速解決的機制？或是將我國的專利訴訟推入更精 緻化的境界？值得後續觀察。 在美國，專利訴訟已經進入一個細緻化的境界，美國專利訴訟得以進 入到如此地細緻程度主要受惠於其民事訴訟上的證據開示(Discovery)程序 與專利申請資訊的公開透明1，原告與被告一旦進入訴訟程序中短兵相接 時，被告得以一一檢驗專利權人在取得涉訟系爭專利的過程中的種種行為 來採取不同的抗辯策略。被告的抗辯策略中，通常由「不侵權」出發，繼 之可能主張「專利無效」，最後進入衡平法則的抗辯，即「權利的濫用 (Patent Misuse)」與「不正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相較於我國，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前的專利訴訟中，民事法院過度 依賴所謂公正第三人鑑定機關的鑑定報告作為裁判的依據也多受批評2。但 是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後，隨著許多新制的導入，此一問題應已獲解決 3。 於這些新導入的制度中，其中一項是賦予民事法院可以針對專利權的 是否有應撤銷之原因進行自為判斷。一旦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 因時，專利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4。其中「專利權人於 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的概念，本文認為應可理解為其結果 等同於「系爭專利權於該民事訴訟中的權利不可行使」。 這種「權利不可行使」的概念，在美國的專利訴訟中主要是基於衡平 法則下對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權利調節平衡。但在我國智慧財產權訴 訟中，是基於行政權與司法權獨立下的一種妥協平衡。 1 美國專利局提供免費的專利公開案以及公告案的申請歷史檔案(File History)，美國專利局網站： http://portal.uspto.gov/external/portal/pair (最後點閱日期：2010 年 07 月 21 日)。 2 周延鵬，一堂課 2000 億：非常優勢競爭：智慧財產的戰略與戰術，頁 87 (2006)。 3 技術專家協助訴訟，智慧財產法院網站： 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6&Itemid=318(最後點 閱日期：2010 年 07 月 23 日)(“智慧財產案件審判體系之專業化，固然法官本身技術領域之專業能力必須 提升，但另一重要課題，即為如何在專業法院中，引進各種技術領域之專業人力，建立審判之輔助機 制，以協助法官為正確之裁判。組織法參考日本之「裁判所調查官」及韓國之「技術審理官」制度，設 置「技術審查官」，在訴訟過程中，協助法官處理案件有關之專業技術上爭點，但不直接參與裁 判。”)。 4 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如下：「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 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
因此若於我國申請專利時使用不正行為之手段如詐欺、隱藏資訊等而 取得專利權時，該專利權是否構成有應撤銷之原因？頗值得深入探討。
1.2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對美國專利中之不正行為抗辯的發展 歷程、法理、判斷基準等全面廣泛性的了解，就美國法院的判決以及成文 法的相關規定，予以系統化的整理與歸納，期盼能提供我國未來於評估是 否導入不正行為抗辯時的修法參考。 本文之研究之另一目的在於探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賦予民事 法院自為判斷系爭專利是否有應撤銷之原因其中之「應撤銷之原因」，應 該包含除專利法所定之專利要件(如新穎性、進步性)違反外，更應包含民 法上以及行政法上之違法事由。 最後，本文亦提出建言，基於法律的公平正義之基本原則，我國專利 訴訟中應該審慎考慮導入不正行為抗辯，同時亦可參考美國專利之不正行 為抗辯的法理作為修法時的資料。1.3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共分為五章，各章主要研究內容摘節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不正行為」抗辯於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發展 「不正行為」抗辯於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誕生以及其構成要件與判 斷標準的發展過程，包含「重大性」要件、「意圖」要件以及「權衡」要 件；Rule 56 的修法歷程，最後為「不正行為」抗辯在美國專利實務的現 況、問題與實證資料分析。 第三章 美國法院認定之不正行為的類型 採實證研究方式，分類整理美國法院現有所認定的不正行為的類型， 包含對專利局做虛偽陳述(False Statement)、擴張到未滿足揭露義務(Duty of Disclosure)、再擴張到專利懈怠(Prosecution Laches)。 第四章 不正行為於我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適用性分析 我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現行實體法與程序法上對「不正行為」抗辯的 適用性分析，特別探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賦予民事法院自為判 斷系爭專利是否有應撤銷之原因其中之「應撤銷之原因」範圍。 第五章 建議與結論 本文之建議與結論。1.4 研究方法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主要以美國專利訴訟中關於「不正方法」之法理為主，將蒐集相關的法令規定、期刊、書籍、論文、法院判決等，再加以 系統化地整理分析，預期呈現出美國訴訟中關於此項議題全貌與學說見 解。 本文亦蒐集美國學者關於不正行為之實證研究資料，並再整理與分析 蒐集到之實證研究資料以了解美國專利於不正行為抗辯的發展趨勢與現 況。 本文亦採取實證研究方法，針對美國法院關於不正行為的判決予以類 型化整理出美國專利訴訟實務中法院所認定的不正行為類型。 另外，本文也採比較法，並蒐集我國關於專利訴訟的法令規定、期 刊、書籍、論文、法院判決等，亦加以系統化地整理分析，並與美國專利 之不正行為之類型進行比較分析與探討，預期探討出美國訴訟中之「不正 方法」法理適用於我國專利訴訟中的可能性。
第二章「不正行為」抗辯於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的發展
美國的專利訴訟的發展歷程中，於初始時期無論是制定法或是法院並 不接受「不正行為抗辯」的概念，然而隨著以衡平基礎(Equity-Based)抗辯 法則的發展，不正行為法則(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與逐漸被美國最 高法院所確立。
在處理不正行為之前，美國最高法院已經陸續對另一個於衡平原則下
的抗辯理由─專利濫用(Patent Misuse)的議題做出了幾個判決5。因此在
Inequitable Conduct Doctrine 的發展初期，可以說是美國最高法院延續了專
利濫用抗辯的衡平法理6。直到 1945 年 Precision Instrument Mfg Co v.
Automotive Maintenance Machinery Co. 7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開始對此一
議題有明確的判決，隨後逐漸發展出不正行為法則。
2.1 「進入衡平者，必須帶著潔淨的手來
8」─Precision 案
Precision 案是美國最高法院正式以潔淨之手法則(Clean Hand Doctrine)
來面對專利權人不正行為的案件9，在此之前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在 Keystone
Driller Co. v. General Excavator Co.10 與 Hazel-Atlas Glass Co. v.
Hartford-Empire Co.11 案件中處理過關於專利權人對專利局有詐欺(Fraud)行為以取
得專利的類型。
Keystone 案主要是專利權人(即 Keystone Driller 公司)在申請專利的過程
中得知先使用人 Clutter 已經有先使用(Prior Use)情事，但專利權人並未向 專利局陳報此事，反而與 Clutter 協議請其隱藏此一先使用的情況。專利權 人隨後對 Byers(第一被告)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並獲勝訴之判決(第一案)，但 在隨後對另一被告以相同專利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第二案)時，第二案訴訟 中所發現的證據顯示出前述隱藏先使用記錄的事實，因此聯邦地區法院駁 回(Dismiss)了第二案的專利侵權訴訟，美國最高法院即基於衡平原則肯認 了下級法院的裁判。 Hazel-Atlas 案中，本案被告 Hartford-Empire 公司 (即專利權人)在專利 5
E.g.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1917);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1942).
6
See e.g., Keystone Driller Co. v. General Excavator Co., 290 U.S. 240, 245 (1933). (Holding that “It is a principle in chancery, that he who asks relief must have acted in good faith. The equitable powers of this court can never be exerted in behalf of one who has acted fraudulently, or who by deceit or any unfair means has gained an advantage.”).
7
324 U.S. 806 (1945).
8
Id. at 814. (“[H]e who comes in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
9
See, e.g., Robert J. Goldman, Evolution of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Defense in Patent Litigation, 7 HARV. J.L. & TECH. 37, 49-50 (1993).
10
290 U.S. 240 (1933).
11
審查的過程中，捏造出一篇期刊文章用來克服專利局的核駁，該篇文章指 出該發明為所屬技術領域中的顯著進步技術(Remarkable Advance In the Art)。Hartford-Empire 公司在取得專利權之後，於 1928 到 1932 年間對本 案原告 Hazel-Atlas 公司提出專利訴訟並獲得勝利(1932 判決)。但 Hartford-Empire 公司在隨後的一件反托拉斯訴訟中被發現了前述的 Hartford-Hartford-Empire 公司對專利局詐欺的行為。美國最高法院最後認定下級法院有權力與義務 去廢棄 1932 年對 Hartford-Empire 公司的判決，因為 Hartford-Empire 公司 的專利權係藉由詐欺取得。美國最高法院指出：為了提供公眾保護以對抗 詐欺手段取得的專利權，這種專利權應該被撤銷12。 在 Keystone 案與 Hazel-Atlas 案都是涉及專利權人對於專利局詐欺以取 得專利權的案件，但是美國最高法院並未在此兩案件中對不正行為法則有 所探討。直到 1945 年 Precision 案的出現。
Precision 案主要是關於扭力板手(Torque Wrenches)的專利侵權爭議。專
利權人 Automotive 公司的員工 Thomasma 與 Zimmerman 等人開發出一種 新型的扭力板手，然而 Thomasma 卻秘密地將扭力板手的相關資訊透漏給 公司外部人 Kenneth R. Larson。 隨後 Larson 即將此一新型的扭力板手向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並且成 立 Precision 公 司 。美 國專 利 局在 審 查 Larson 的 專利 申 請案 時 發現 與 Zimmerman 的專利申請案技術相同，因此在兩個申請案之間進行了衝突程 序(Interference)以確定何者為真正先發明者。 Larson 在衝突程序中所提出的陳述中，虛偽錯誤地記載發明的構想、 揭露到實現的日期，同時也稱自己為此一扭力板手的唯一發明人。在雙方 交涉與磋商的過程中，Automotive 公司取得了關於 Larson 虛偽陳述的證 據，並將此一訊息轉知給 Larson 的代理人，此一衝突程序最後 Larson 不 得不以和解收場。Larson 同意將其專利申請案轉讓給 Automotive 公司，因 此 Automotive 公司取得 Larson 的專利申請案與 Zimmerman 的專利申請案 的申請權，並於稍後的審查程序中取得專利。在和解條件中，Automotive 公司也同意授權給 Precision 公司製造扭力板手。然而就在 Precision 公司進 行製造與銷售扭力板手後，Automotive 公司卻提出了專利侵權的訴訟。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是否 Automotive 公司因為具有「不潔之手(Unclean Hand)」而應該排除其實施專利權與契約上權利的主張？亦即，Automotive 公司的證據雖然無法絕對證明 Larson 的虛偽陳述行為，但其卻捨棄將這些 證據揭露出來，而選擇透過衝突程序的外部和解手段，來取得 Larson 的專 利申請案進而取得專利權，這種行為是否為「不潔之手」？ 聯邦地區法院接受了 Precision 公司的主張，認為 Automotive 公司是有 使 其 所 有 的 請 求 可 被 駁 回 的 程 度 的 不 潔 之 手 。 然 而 上 訴 法 院 卻 推 翻 12
See Id. at 251. (“To grant full protection to the public against a patent obtained by fraud, that patent must be vacated.”).
(Reversed)了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上訴法院認為：聯邦地區法院的證據事 實並無法支持其做出這樣的判決，因此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律上判決無法獲 得證據事實的支持而推翻(Reversed)了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法理首先引用了法諺：「進入衡平者，必須帶著 乾淨的手來13」。並進一步指出：在一個衡平的訴訟中，涉及到公眾利益 以及當事人私人利益時，這個法則採取更廣且更具有意義的比例。假設一 個衡平法院適當的使用這個法則來保留法院對這種案件的協助的話，這樣 不僅可以防止為惡者去享受其罪行所帶來的果實，同時也可避免對公眾產 生傷害。因此決定何時應使用這個法則來阻止這類型的訴訟成為相當具重 大性的14。 最高法院又指出：專利就其本質而言是影響到公眾利益的。法院由憲 法保障專利的目的是為了要促進科學以及相關技藝發展的角度出發，探討 專利權與獨占(Monopolies)之間的例外關係，以及專利權為對進入一個自 由開放市場的權利的例外關係，因此在審視專利權的獨占是否是在無詐欺 或不正行為下所給予以及此一獨占是否被維持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中的 情況下，專利權在社會與經濟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會給予公眾一種重大了 利益。由本案的事實中可知當然必須去衡量公眾與私人利益之間的衡平標 準，因此聯邦地區法院對本案這種期待公平的裁定顯然是相當的正當合理 15 。 最高法院的判決基準在於：Automotive 公司雖然抗辯，在本案訴狀提 出以及 Larson 自認之前，並無法有足夠的資訊得知 Larson 的虛偽陳述行 為，且其也無義務將手上的證據提交專利局。但 Automotive 公司的行為並 不會因為其宣稱手上的證據無法證明 Larson 的虛偽陳述行為而自動地被淨 化。由 Automotive 公司的其他行為可以得知其具有不潔之手： 首先，Automotive 公司選擇不公開關於 Larson 的虛偽陳述行為的證 據。再者，Automotive 公司並未在衝突程序中，將 Zimmerman 的發明早於 Larson 的專利申請案之事實陳述出來，而選擇透過外部和解的方式。最 後，由和解契約中觀察，Automotive 公司確保了有瑕疵的 Larson 專利申請 13 Supra note 8. 14
See Precision, 324 U.S. at 815. (“Moreover, where a suit in equity concerns the public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the litigants this doctrine assumes even wider and more significant proportions. For if an equity court properly uses the maxim to withhold its assistance in such a case it not only prevents a wrongdoer from enjoying the fruits of his transgression but averts an injury to the public.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n the maxim should be applied to bar this type of suit thus becomes of vital significance.”).
15
Id. at 816. (“A patent by its very nature is affected with a public interest. As recognized by the Constitution, it
is a special privilege designed to serve the public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At the same time, a patent is an exception to the general rule against monopolies and to the right to access to a free and open market. The far-reach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patent, therefore, give the public a paramount interest in seeing that patent monopolies spring from backgrounds free from fraud or other
inequitable conduct and that such monopolies are kept within their legitimate scope. The facts of this case must accordingly be measured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tandards of equity. And when such measurements are made,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District Court's action in dismissing the complaints and counterclaims 'for want of equity' was more than justified.”).
案之利益。由這些事實可以得出 Automotive 公司並未表現出維持本案衡平 的必要行為標準，就公眾利益與執行本案中涉及詐欺與虛偽陳述行為的專 利權的權利相較，前者的重要性遠大於後者。 最後最高法院判決：證據足以支持聯邦地區法院的事實認定以及依據 此事實認定所做出的法律判決。上訴法院關於推翻聯邦地區法院判決的判 決是錯誤的。 Precision 案中法院導入了不潔之手的法理來評價專利申請人的不正行 為，並建立了專利申請人的一種強烈義務(Uncompromising Duty)，即是向 專利局提交關於其專利申請案相關的任何有可能產生詐欺或不正行為的事 實資訊16。然而關於此一「強烈義務」的判斷標準以及「可能產生詐欺或 不正行為的事實資訊」的判斷標準則並未見有相關的準則。
2.2 不正行為之早期判斷標準
自 Precision 案後的 50 年代正值美國專利法制改頭換面的時期，包含專 利法於 1952 年的大幅修改以及於 1949 年美國聯邦條例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簡稱 C.F.R.)並編入「專利案件的實施規則(Rules ofPractice in Patent Cases)」為其第 37 編(Title 37)17且獲專利局所採用。
美國專利法於 1952 年 7 月 19 日經杜魯門總統簽訂新的法案以修正和制 定專利法，此乃 1870 年以來專利法經一次完整的重寫，乃成為現行之美
國專利法18。此次修正中於第 282 條19加入了新的侵害抗辯理由：The
following shall be defenses in any action involving the validity or infringement of patent and shall be pleaded: (1) Noninfringement, absence of liability for infringement or unenforceability,… 。 然 而 關 於 專 利 不 可 行 使 (Unenforceability)抗辯的成立要件卻未具體指出。相同的，「專利案件的 實施規則」中 Rule 5620雖然禁止對專利局的詐欺行為，但卻也未提及不正 行為21。然而也正因制定法(Statutory Law)的修改，使得不正行為的主要輪 廓得以於 50 年代獲得建立22。 在法院的案件法(Case Law)發展上，Precision 案後美國最高法院也並未 16
Id. at 818. (“Those who have applications pending with the Patent Office or who are parties to Patent Office
proceedings have an uncompromising duty to report to it all facts concerning possible fraud or inequitableness underlying the applications in issue.”) (Emphases added).
17
Richard J. McKinney, A Research Guide to the Federal Register and 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llsdc.org/fed-reg-cfr/#8 (Visited: 2010/07/23).
18
曾陳明汝著，《兩岸暨歐美專利法》，頁 273 (2002)。
19
35 U.S.C. § 282.
20
37 C.F.R. § 1.56 pt. 1 (1949). (§ 1.56 Improper applications. Any application signed or sworn to in blank, or without actual inspection by the applicant, and any application altered or partly filled in after being signed or sworn to, and also any application fraudulently filed or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any fraud is practiced or attempted on the Patent Office, may be stricken from the files.) (Emphases added).
21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at 53.
22
Sean M. O’Connor, Defusing the “Atomic Bomb” of Patent Litigation: Avoiding and Defending Against
Allegations of Inequitable Conduct After McKesson Et Al., 9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330, at 339 (2009).
對詐欺及不正行為的案件有新的見解，特別是在對不正行為的範圍界定或 是 在 當 專 利 代 理 人 違 反 「 公 正 且 誠 實 義 務 (Duty of Candor and Good
Faith)」時專利局可以採取的懲戒方式23。
早期法院所採取的標準要件包含：(1)被告負有舉出「清楚、具說服力 且明確(Clear, Convincing and Unequivocal)」證據的責任、(2)原告是有意圖 的 (Intentional) 詐 欺 以 及 (3) 該 不 正 行 為 對 可 專 利 性 是 具 有 重 大 性
(Materiality)24影響25。其中的意圖(Intent)與重大性(Materiality)即成為現有
判斷不正行為的主要兩個要件。
在決定是否構成「重大性」的要件時，聯邦地區法院與巡迴上訴法院
判斷的標準並不一致26，主要可以區分為：(1) 「客觀若非 (Objective “but
for”) 」標準；(2) 「主觀若非 (Subjective “but for”)」標準以及(3) 「但有可 能 (but it might have been)」標 準。 在 Plastic Container Corp. v. Cont'l
Plastics of Okla., Inc.27案中說明了這三種標準的差異：
「客觀若非」標準即是：該虛偽陳述係屬重大，若非虛偽陳述該專利 不僅不會被核准，也不應該被核准28。 「主觀若非」標準即是：該虛偽陳述造成審查員核准專利，若非如此 審查員可能不會有相同的決定29。因此「主觀若非」標準並不允許法院作 出結論：無論該虛偽陳述，該專利會被合適地核准30。 「但有可能」標準即是：該虛偽陳述有可能影響審查員的專利審查過 程31。 若就此三個判斷標準來看，「客觀若非」標準所能涵蓋的範圍應屬於 最窄小，因為於「客觀若非」標準下被告需證明若非原告的不正行為系爭 專利是不應該被核准的。而相較於「主觀若非」標準，被告則需證明原告 23 Id. at 339-340. 24 「Materiality」的翻譯參考羅炳榮著，《工業財產權叢論─美國專利侵害篇(二)》，頁 197 (2005)。 25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at 53.
26
Gerald Sobel, Inequitable Conduct Questions For The Supreme Court, at 6, available at:
http://www.aipla.org/Content/ContentGroups/Speaker_Papers/Spring_Meeting/200812/Sobel-paper.pdf (Visited: 2010/06/25).
27
607 F.2d 885 (10th Cir. 1979).
28
See Id. at 889. (“[T]he misrepresentation was so material that, but for the misrepresentation, the patent not only would not have been issued but should not have been issued.”); see also Id., at 889 FN26, (citing, Swift Chemical Co. v. Usamex Fertilizers, Inc., 197 U.S.P.Q. 10, 29 (E.D.La.1977); Corning Glass Works v. Anchor Hocking Glass Corp., 253 F.Supp. 461, 469, 149 U.S.P.Q. 99, 106 (D.Del.1966), Modified, 374 F.2d 473, 153 U.S.P.Q. 1 (3d Cir.), Cert. denied, 389 U.S. 826, 88 S.Ct. 65, 19 L.Ed.2d 80, 155 U.S.P.Q. 767 (1967)).
29
See Id. at 889. (“[T]he misrepresentation caused the examiner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for patent when he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done so.”); see also Id. at 889 FN27, (citing American Cyanamid Co. v. FTC, 363 F.2d 757, 150 U.S.P.Q. 135 (6th Cir. 1966); Waterman-Bic Pen Corp. v. W. A. Sheaffer Pen. Co., 267 F.Supp. 849, 856, 153 U.S.P.Q. 499, 504 (D.Del.1967)).
30
See Id. at 889. (“Thus, the subjective test does not permit the reviewing court to conclude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misrepresentation, the patent was properly issued.”).
31
See Id. at 889. (“[T]he misrepresent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patent prosecution might have influenced the examiner.”); see also Id. at 889 FN29, (citing Monsanto Co. v. Rohm & Haas Co., 456 F.2d 592, 172 U.S.P.Q. 323 (3rd Cir.), Cert. denied, 407 U.S. 934, 92 S.Ct. 2463, 32 L.Ed.2d 817, 174 U.S.P.Q. 129 (1972); Carter-Wallace Inc. v. Davis-Edwards Pharmacal Corp., 443 F.2d 867, 169 U.S.P.Q. 625 (2d Cir. 1971); SCM Corp. v. Radio Corp. of America, 318 F.Supp. 433, 449, 167 U.S.P.Q. 196, 207-08 (S.D.N.Y.1970)).
的不正行為影響了審查員做成核准專利的決定32，就被告能證明的事項上 來說，「客觀若非」標準下能提出的事項是少於「主觀若非」標準下能提 出的事項。 另一方面，關於是否構成「意圖」要件的判斷，最高法院於 Precision 案中也做出意見，亦即「意圖」是判斷不正行為的要件之一33。然而對於 認定「意圖」的最低門檻為何？亦即行為人(即專利權人)的主觀意念上成 立的門檻為何？則是一個見解歧異的問題。 法律概念上行為人的主觀意念可以區分為「故意」與「過失」兩種評 價標準。而「過失」尚可在區分為「輕過失」與「重大過失」。因此關於 這個問題，不同法院之間產生了不同的見解。
有些法院34所採取的是誠實爭點的不可採(Incredible the Contention of
Good Faith)，亦即上訴法院不接受原告(專利權人)所主張其於專利審查過 程中所未陳報先前技術的行為是基於誠實的情形下所為之的抗辯理由，因 此在審視其他證據後認定原告的意圖而具有不正行為35。 相 反 的 ， 另 些 法 院36所 採 取 的 是 關 於 事 實 的 蓄 意 輕 率 (Calculated Recklessness)的標準37。亦即若被告僅證明原告的行為是基於蓄意輕率的情 形下所為，則已經達到構成「意圖」成立的門檻。
直到 1970 年美國關稅及專利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以下簡稱 CCPA)在 Norton v. Curtiss38一案中採用了重
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的判斷標準，亦即若被告僅證明原告的行為是基 於重大過失的情形下所為，仍不構成「意圖」成立的門檻。隨後各巡迴法 院也贊同使用重大過失作為判斷意圖的標準39。 然而，行為人主觀上的意圖有時難以用證據來直接證明，因此是否能 以推論(Inference)方式來間接證明行為人的意圖？早期 50 及 60 年代的美國 法院一般並無意願去推論詐欺意圖40，但在近期的 70 年代以後，法院開始 根據各種不同的案件事實去推論行為人的意圖。舉例來說，在 Norton41一 案中法院認為被上訴人 Curtiss 在克服核駁(Rejection)的過程中向審查員提 交了一份比較表，法院認為這份比較表中所載的前案即是代表專利申請人 已知關於其專利申請案的最接近先前技術(Closest Prior Art)，亦是代表申 請人已經知道該最接近先前技術之公平且正確的證據。最後法院認定專利
32
See Gerald Sobel, supra note 26, at 6. 33
See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at 62. 34
See e.g., Beckman Instruments, Inc. v. Chemtronics, Inc., 439 F.2d 1369, 1380 (5th Cir. 1970). 35
See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at 62. 36
See e.g., Monolith Portland Midwest Co. v. Kaiser Aluminum & C. Corp., 407 F.2d 288, 297 (9th Cir. 1969). 37
See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62-63. 38
433 F.2d 779 (C.C.P.A. 1970).
39
See Robert J. Goldman, supra note 9, at 63. 40
See Id. at 62. 41
申請人的這種未揭露或虛偽陳述並非單純的過失而應屬不正行為42。
2.3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建立的判斷標準
美國在 1982 年設立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以下簡稱 CAFC)，CAFC 主要是合併 CCPA 以及美 國索賠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Claims)的上訴部門而成，並對專利事項 的上訴案件具有管轄權，這些上訴案件包含由各聯邦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上訴二審的專利民事案件，以及由行政機關的專利上訴案件，包含 專利局或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ITC) 的專利上訴案件。 在 CAFC 成立之前，專利的民事訴訟審級關係是由聯邦地區法院負責 第一審，上訴審是在該聯邦地區法院所屬的巡迴上訴法院。而在行政訴訟 審級關係，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若對美國專利局的審定處分不服，可上 訴到美國關稅及專利上訴法院（CCPA）43。 因此在 CAFC 成立之後，透過單一上訴法院這種制度的運作，已經主 導了美國專利案件中對於解決爭點的主要法律見解。因而在「不正行為」 的判斷標準上，CAFC 也陸陸續續做出許多重要的判決。當然 CAFC 的見 解並不是憑空產生，而是在 Precision 案後數十年的發展基礎上繼續去釐清 許多不同的見解歧異。因此在不正行為的「重大性」與「意圖」要件之 外，CAFC 更加進了「權衡(Balancing)」要件44。
2.3.1「重大性」要件的判斷標準
CAFC 在 American Hoist & Derrick Co. v. Sowa & Sons, Inc.45 一案中採用
了第四種判斷標準：「很有可能(Substantial Likelihood) 標準」46，於此標 準下判斷一資訊是否為具重大性時，是以一個合理的審查員(Reasonable Examiner)在決定是否准予一申請案專利時，將很有可能認為該資訊係屬重 要47。由於 CAFC 係引用專利局對於重大性之判斷標準，此一判斷標準是 規定於 37 CFR 1.56(a)48，因此又被稱為「1977 年 37 CFR 1.56 條文原則 42
See Id. at 797. (Stating that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in the record to support the board's conclusion that Curtiss was guilty of no more than simple negligence.”).
43
陳秉訓，「美國專利訴訟制度：以專利有效性問題為中心」，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31 期，頁 67 (民 國 98 年 11 月)。
44
Christian E. Mammen, Controlling the 'Plague': Reforming the Doctrine of Inequitable Conduct , 24 BERKELEY TECH. L. J. 1329, 1342-44 (2010).
45
725 F.2d 1350 (Fed. Cir. 1984).
46
See Gerald Sobel, supra note 26, at 7.
47
See American Hoist & Derrick, 725 F.2d 1350, at 1362–63. (“It says that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where there is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a reasonable examiner would consider it important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llow the application to issue as a patent.”).
48
49」或是「合理審查員標準」。 然而「合理審查員標準」並未對爭議帶來立即性的解答，主因於法院 並未對此一判斷標準有更明確具體的說明。為了使「重大性」的判斷標準 更具體化，美國專利局於 1992 年修正了 37 CFR 1.56，以更清楚與更客觀 的定義來呈現出什麼樣的資訊會被美國專利局考慮成為對可專利性是重大 的，此一標準成為判斷「重大性」的第五種標準50，又稱「現行 37 CFR 1.56 標準」51或是「可專利性標準」。關於此一標準的進一步介紹，本文 將於第 2.4 節中詳述。
2.3.2「意圖」要件的判斷標準
在 Norton v. Curtiss 一案雖然採用了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的判斷 標準，但 CAFC 各審判庭之間對此一判斷標準仍有不同見解。
在 J.P. Stevens v. Lex Tex Ltd.52一案中，法院指出：重大過失是足夠用來
證明故意的詐欺，而所謂的重大過失即是以一個合理的人員角度來判斷行 為人關於一被隱藏資訊該行為人應該知道其重大性(Should Have Known of
the Materiality)53。這個判決降低了「意圖」的判斷門檻，換句話說法院可
以由行為人的重大過失來推論其「意圖」。
然而，在 FMC Corp. v. Manitowoc Co.54一案中，法院就 J.P. Stevens 案
中的見解，有另一番解釋，並認為：單獨的重大過失並不會強制(Mandate) 意圖詐欺的發現，相反的法院須謹慎地指出，缺乏證據的主觀善意可被引
證出來抵銷(Offset)重大過失55。
隨後，在 Kingsdown Medical Consultants Ltd Er v. Hollister Incorporated
56
一案中，法院指出：某些審判庭的見解認為：重大過失的發現會促使意
圖詐欺(Intent to Deceive)的發現57；另些審判庭的見解認為：單獨的重大過
失並不會強制(Mandate)意圖詐欺的發現58。CAFC 在本案中將「意圖」的
判斷標準重新導回 Norton v. Curtiss 一案所建立的高障礙標準(High Bar)，
49
黃蘭閔，「Fed_ Cir_聯席審理 Therasense 案以檢視不正行為判斷標準」，北美智權報網站：
http://naipo97.pixnet.net/blog/post/25249995 (最後點閱時間：2010 年 6 月 25 日)。
50
Gerald Sobel, supra note 26, at 7.
51
See supra note 49.
52
747 F.2d 1553 (Fed. Cir. 1984).
53
See Id. at 1560. (Stating that “Proof of deliberate scheming is not needed; gross negligence is sufficient. “ and
that “Gross negligence is present when the actor, judged as a reasonable person in his position, should have known of the materiality of a withheld reference.”).
54
835 F.2d 1411 (Fed. Cir. 1987).
55
See Id. at 1415 FN9. (“Inequitable conduct was found, but "gross negligence" alone was not described as mandating a finding of intent to mislead. On the contrary, the court was careful to point out that no evidence of subjective good faith was adduced to offset gross negligence.”).
56
863 F2d 867 (Fed.Cir.1988).
57
See Id. at 876, (citing In re Jerabek, 789 F.2d 886, 891, 229 USPQ 530, 533 (Fed.Cir.1986); Driscoll v. Cebalo, 731 F.2d 878, 885, 221 USPQ 745, 751 (Fed.Cir.1984)).
58
See Id. at 876, (citing FMC Corp. v. Manitowoc Co., 835 F.2d 1411, 1415 n. 9, 5 USPQ2d 1112, 1116 n. 9 (Fed.Cir.1987)).
亦即專利申請人的行為若因重大過失所導致，法院仍不得據此推論其詐欺 的意圖，而是必須審視所有的證據(包含顯示出善意的證據)來判斷詐欺的 意圖59。 Kingsdown 一案為「重大過失」最具指標性的一件判決，在此案判決 後，美國專利局於 1992 年修正了 37 CFR 1.56 時便將法院從未真正定義的 用語：「重大過失」由條文中刪除，自此之後，法院必須審視所有的證據 來判斷詐欺的意圖60。 然而因為行為人之主觀意圖的不易判斷，Kingsdown 案後也未能真正解 決聯邦法院對於「意圖」要件判斷標準上的歧異。CAFC 在 Brasseler,
U.S.A. I, L.P. v. Stryker Sales Corp.61一案中，法院將 J.P. Stevens 案中的「重
大過失」與「應該知道其重大性」的判斷程序予以適當的轉化，並認為當 申請人知道一資訊的重大性可能足夠會被檢視時，該申請人即使經由重大 過失也無法有意地去避免知道此一重大性，在此種情形下聯邦地區法院可 以做出判定，認為申請人應該知道該資訊的重大性62。換句話說，於 J.P. Stevens 案中是由「應該知道其重大性」去推論「重大過失」，再由「重大 過失」進一步去推論行為人的「意圖」；而在 Brasseler 案中將此一推論過 程轉化為由「重大過失」推論行為人「應該知道其重大性」，進而去推論 行為人的「意圖」63。 使用「應該知道其重大性」標準來檢視行為人的「意圖」成為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在判斷「意圖」時的一種檢測標準，在 Ferring B.V. v. Barr Laboratories, Inc.64一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再度重提的此種檢測標準， 認 為 聯 邦 地 區 法 院 在 關 於 意 圖 的 爭 點 上 所 做 出 的 即 決 判 決 (Summary Judgment)若滿足下列三點的話則係屬適當：(1)申請人知道該資訊，(2)申 請人應該知道其重大性以及(3)申請人無法提出隱藏該資訊的可信說明65。
然而，在 Star Scientific, Inc. v. R.J. Reynolds Tobacco Co.66一案中，聯邦
59
See Id. at 876. (Stating that ‘"Gross negligence" has been used as a label for various patterns of conduct. It is definable, however, only in terms of a particular act or acts viewed in ligh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We adopt the view that a finding that particular conduct amounts to "gross negligence" does not of itself justify an inference of intent to deceive; the involved conduct, viewed in light of all the evidence, including evidence indicative of good faith, must indicate sufficient culpability to require a finding of intent to deceive. See Norton v. Curtiss, 433 F.2d 779, 167 USPQ 532 (CCPA 1970).’)
60
Jim Carmichael and Cameron Weiffenbach, Inequitable Conduct, Gross Negligence and the Kingsdown
Decision, 8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SPECIAL ISSUE) 33 (2009).
61
267 F.3d 1370 (Fed. Cir. 2001).
62
Id. at 1380. (Holding that ”Where an applicant knows of information the materiality of which may so readily be determined, he or she cannot intentionally avoid learning of its materiality, even through gross negligence; in such cases the district court may find that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known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63
See Christian E. Mammen, supra note 44, at 1341.
64
437 F.3d 1181 (Fed. Cir. 2006).
65
See Id. at 1192. (Stating that “[S]ummary judgment is appropriate on the issue of intent if there has been a failure to supply highly material information and if the summary judgment record establishes that (1) the applicant knew of the information; (2) the applicant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3) the applicant has not provided a cred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withholding.”).
66
巡 迴 上 訴 法 院 提 出 另 一 種 檢 測 標 準 「 單 一 最 合 理 推 論 (Single Most Reasonable Inference)」原則67，此一原則是指該單一最合理推論必須是專 利權人企圖去欺騙專利局68。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意圖」判斷標準上的見解不一也受到諸多評 論。例如現任美國專利局長 Kappos 曾經於智慧財產研討會中批評檢測 「意圖」的兩種衝突標準：「應該知道其重大性」與「單一最合理推論」 會繼續混亂不正行為的判斷69，並大聲疾呼：我們需要清楚的標準以及提 供高標準門檻以證明「意圖」，如同於 Star Scientific 案中所採用的標準 70 。 本文將上述不同法院對「意圖」要件的判斷標準整理如下圖 1，可以觀 察出法院對此一要件的見解並未統一，即便是相同法院的不同法官見解也 互有不同。因此透過法院體系外部的另一種解決方案，如再修訂的美國參 議 院 版 專 利 改 革 法 案 （ S.515 ） ， 新 增 了 領 證 後 補 充 審 查 程 序 （Supplemental Examination）條文，企圖以修法來解決此一問題71。 圖 1 本文整理之「意圖」要件的判斷標準變化圖
2.3.3「權衡」要件的判斷標準
CAFC 在 American Hoist 一案中即指出：沒有理由使用單一標準來限制
67
See Id. at 1367. (Stating that “Further, the inference must not only be based on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be 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at evidence, but it must also be the single most reasonable inference able to be drawn from the evidence to meet the clear and convincing standard.”).
68
Kappos, Fordham International IP Conference, at http://www.uspto.gov/news/speeches/2010/Fordham.jsp
(Visited: 2010/07/27). (”The test says that the single most reasonable inference must be that the patentee was attempting to deceive the Patent Office.”).
69
See Id. (“However, the conflicting standards of intent in Star Scientific and Ferring continue to muddy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waters.”).
70
See Id. (“We need a rule that is clear and provides a high threshold to prove intent—like the test articulated in
Star Scientific—and I believe the area is ripe for en banc review.”). 71
參見黃蘭閔，「Fed_ Cir_聯席審理 Therasense 案以檢視不正行為判斷標準」，北美智權報 35 期，北美 智權網站：http://tw.naipo.com/專利知識庫/智權報總覽/tabid/358/language/zh-TW/Default.aspx (最後點閱時 間：2010 年 6 月 25 日)。
尋 求 對 詐 欺 美 國 專 利 局 的 答 案72。 而 在 Digital Control Incorporated v.
Charles Machine Works73一案中更具體指出：在做出不正行為的判斷時需要
權衡「重大性」與「意圖」兩個要件74。也就是說當證據力已經滿足「重 大性」與「意圖」兩個要件的門檻時，法院仍需衡量決定該不正行為是否 已經具備有非難性(Culpable)，而足以支持做出專利不可行使的裁定75。換 句話說，若是一未陳報的資訊係屬重要但其證據力較弱時，則必須有對 「意圖」較強的證據力以支持對不正行為的判斷。這種權衡猶如將「重大 性」與「意圖」兩個要件分別放置於天平的兩端，當一邊向下時另一邊即 向上。
舉例來說，若是法院以「客觀若非 (Objective “but for”) 」標準認定一被 隱藏資訊具有重大性時，因為此一標準的範圍較窄(因此重大性較高)，所 以證明意圖的推論可以較低；相對的法院以「合理審查員標準」認定一被 隱藏資訊具有重大性時，因為此一標準的範圍較寬(因此重大性較低)，所 以證明意圖的推論可以較高。換句話說，因為法院適用重大性與意圖的判 斷標準不同，所以在不同標準之下所做成的認定，即重大性與意圖分別跨 過其門檻時，仍必須給予法院適度的權衡裁量空間。 由下圖 2 中可以理解，在滿足「重大性」與「意圖」要件門檻的區域 中，仍存有需法院進行權衡的區域(斜綠線部分)以決定不正行為。 圖 2 Mammen 教授所製作之「重大性」與「意圖」的權衡圖76 72
See American Hoist, 725 F.2d at 1364. (“There is no reason, however, to be bound by any single standard, for the answer to any inquiry into fraud in the PTO…”).
73
437 F.3d 1309 (Fed. Cir. 2006).
74
See Id. at 1316. (“[A] finding of inequitable conduct requires a balancing of materiality and intent.”).
75
Christian E. Mammen, supra note 44, at 1342.
76
關於圖 2 中所界定的權衡的區域(斜綠線部分)，容易讓人產生疑問：既 然重大性與意圖要件都已經該當，何以需要此權衡的區域?又此權衡的區 域為何為一三角型區域? Mammen 教授並未提出說明。 關於為何要有權衡要件，在 American Hoist 案中有說明：認定不正行 為下之專利的不可行使是由衡平法上的抗辯所發展而成，因而由於對專利 局詐欺的行為本身並不會使專利無效或不可行使(法無明文)，因此不正行 為需要承受司法上的裁量(Judicial Discretion)，所以需要由地方法院決定 77。
關於「權衡」要件的認定，CAFC 於 Star Scientific 案中有比較詳細的 說明：判斷不正行為可分為 Stage 1 與 Stage 2 兩個階段：
Stage 1：法院必須由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建立重大性與意圖 的門檻水準(Threshold level)，如果其中一個要件無法建立，則不能判決有 不正行為78。 Stage 2：當重大性與意圖通過其門檻水準後，法院便必須去權衡本件 中所有的衡平事由以決定是否給予專利權人在衡平法上的處罰79。 因此，只有於重大性與意圖都構成時才可能會有權衡的產生(如下表 1)。 重大性符合 重大性不符合 意圖符合 Balancing or Inequitable Conduct No Inequitable Conduct 意圖不符合 No Inequitable Conduct No Inequitable Conduct 表 1 權衡要件的判斷表 本文重新繪製圖 3 來說明 Mammen 教授所界定的三角形權衡區域，圖 3 中之斜紅線部分即為等同於圖 2 中之斜綠線部分。由於「重大性」與 「意圖」的門檻水準(Threshold level)是浮動的，換句話說，如「重大性」 有五個判斷子標準，每個子標準所建立的門檻水準高低不同；另一方面， 即使是於同一個子標準下，不同證據所產生的重大性的程度高低也不盡相 77
American Hoist & Derrick Co. v. Sowa & Sons, Inc., 725 F.2d 1350, 1364 (Fed. Cir. 1984). (“Here, however, because an applicant's misrepresentation or failure to meet his “duty to disclose to the Office information * * * which is material” will not in itself render a patent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see 37 CFR 1.56(a) and (d), “fraud” may be determined only by a careful balancing of intent in light of materiality. The result of that balancing is obviously not a fact that may be found to exist or not, nor is it a mere matter of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the facts, both normal jury functions. It requires that judicial discretion be brought to bear, and the district court shall decide it”).
78
Star Scientific, Inc. v. R.J. Reynolds Tobacco Co., 537 F.3d 1357, 1367 (Fed. Cir. 2008). (Stating that “If a threshold level of intent to deceive or materiality is not established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e district court does not have any discretion to exercise and cannot hold the patent unenforceable regardless of the relative equities or how it might balance them.”).
79
See Id. (“At this second stage,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materiality and/or intent to deceive were proven with evidence that is sufficiently clear and convincing. While the facts of materiality and intent to deceive must be proven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e district court must balance the substance of those now-proven facts and all the equities of the cas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vere penalty of unenforceability should be imposed. It is this balancing that is committed to the district court's discretion.”).
同，例如專利申請人未揭露的資訊是關於一份審查意見書(Office Action)， 整份審查意見書於「合理審查員標準」下已經該當具重大性，唯若審查意 見書其中所引用的一件前案被認定為不具重大性時，則整份審查意見書的 重大性程度已經因此被減低(Diminished)。同理，在認定「意圖」要件時， 關於行為人的意圖程度也會有高低上的區分。 所以於這兩個要件的變動範圍的重疊部分的方形區域範圍中，以其對 角線可區分為兩個三角形，左手邊三角形(斜紅線區域)即要權衡，右手邊 三角形由於重大性與意圖至少其一已經高過門檻水準甚多，所以不用再經 權衡。 圖 3 本文所重新繪製之「重大性」與「意圖」的權衡圖
2.4 Rule 56 的制定與修改
自美國最高法院於 1945 年的 Precision 案中確立了「專利不可行使」的 抗辯理由之後，美國專利局於 1949 年制定了 Rule 56，此 Rule 56 日後被 編入美國聯邦條例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 37 編成為 37 CFR 1.56。 37 CFR 1.56 目前已經成為判斷不正行為中的「重大性」要件的一項相 當重要的規定，在前述判斷「重大性」要件的五個標準之中，目前 CAFC 所採的「合理審查員標準」以及「可專利性標準」都和 37 CFR 1.56 的內 容習習相關。 Rule 56 的原始版本其實只是關於程序性的規範，它賦予專利局刪除 (Strike)具有欺騙性的申請案或是於審查過程中有詐欺行為的申請案80。在 80Sean M. O’Connor, supra note 22, at 338.
重大性門檻水準 的變動範圍 Intent M at er ia li ty 意圖門檻水準 的變動範圍 No Inequitable Conduct Inequitable Conduct Y：Objective “but for” Y：Reasonable Examiner N o In eq u it ab le C o n d u ct X Y
X：Level of Intent must be high for holding IC X：Level of Intent may
be low for holding IC
High Low
H
1977 年之前 Rule 56 始終保持其原始的版本81。由於專利局不能也不可能 去影響法院的判決結果，因此雖然在 1977 年 Rule 56 修改之前，最高法院 與各聯邦法院陸陸續續透過案件來建立不正行為法則的雛形輪廓，但 Rule 56 與這些案件法之間的互動並不明顯。
這種情形直到 CCPA 於 Norton v. Curtiss 一案中首次對 Rule 56 做出解
釋82後改變，CCPA 主要是對 Rule 56 中的詐欺(Fraud)一詞做詳盡的解釋，
誠如前述，本案可謂在「不正行為法理」演化的過程中邁向現代化的指標 性案件，這點可以由幾個面向來說明：除了前述的詐欺(Fraud) 解釋外，本 案也建立了「意圖」要件的「重大過失」判斷標準，此外本案也開啟了案 件法與 Rule 56 之間的互動83。 在 Norton 案幾年之後，美國專利局於 1977 年採用了修改後的 Rule 56(以下簡稱:1977 Rule)，1977 Rule 對「重大性」有了更具體的定義：一 個合理的審查員(Reasonable Examiner)在決定是否准予一申請案專利時， 將很有可能認為一資訊係屬重要，則該資訊屬具重大性84。同一時間，美 國專利局也採用了新增加的 Rules 97-99 來規範申請人自願性的先前技術陳 述(Prior Art Statement)的揭露程序，此即為現有大家所熟知的資訊揭露規
定(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簡稱 IDS)85。
1977 Rule 給予專利申請過程中一種公正與誠實的義務(Duty of Candor and Good Faith)，此一義務是加諸於包含發明人、專利代理人以及其他實 質參與專利申請的個人身上，對美國專利局公正與誠實地提交關於該專利 申請的重要資訊。若違反此一義務，1977 Rule 給予美國專利局將申請案刪 除的權利，但若專利申請案經獲核准，則美國專利局將對此專利無影響力 86。實際上，1977 年此次對 Rule1.56 的修改只是將美國專利局一貫的政策 與以明文化並且與聯邦法院普遍的見解一致87，而其修改的目的是為了增 進核准專利的品質與信賴性88。
隨後 CAFC 在 1984 年的 American Hoist89 一案中，便以美國專利局所
採的 1977 Rule 為開頭90，建立了第四種判斷標準：「很有可能(Substantial
Likelihood) 標準」。
1992 年 1 月 17 日，Rule 56 再次被大幅修改(以下簡稱：1992 Rule)91，
81
Patent Examining and Appeal Procedures, 42 Fed. Reg. 5,588, 5,593–5,594 (Jan. 28, 1977) (to be codified at 37 C.F.R. pt. 1).
82
433 F.2d 779, 791–92 (C.C.P.A. 1970).
83
Sean M. O’Connor, supra note 22, at 344.
84
37 § C.F.R 1.56 (a) (1977).
85
Sean M. O’Connor, supra note 22, at 345.
86
37 § C.F.R 1.56 (d) (1977).
87
MPEP 2001 (Rev. 2, Apr. 1980).
88
Federal Register Notice, 42 Fed. Reg. 5588 (Jan. 28, 1977), 955 O.G. 1054 (Feb. 22, 1977).
89
American Hoist, supra note 45.
90
Id. at 1363. (“Such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where there is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a reasonable examiner would consider it important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llow the application to issue as a patent.”).
91
這次修改取代了 1977 Rule 於 80 年代之間的修改版本，並且為現行 Rule 56 的主要版本92。1992 Rule 的開頭即引用美國最高法院 Precision 案中的 主要文句並大量地將案件法予以明文化93。 1992 Rule 的修正主要是為了解決對「重大性」標準的批評，並希望能 提供更清楚的定義以減輕在不正行為訴訟中的負擔94。現行 Rule 56 對「重 大性」的定義主要可分為兩個要件： (1)該資訊不是重複資訊(Cumulative Information)；以及
(2-1)該資訊建立請求項的不具可專利性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Case of Unpatentability) 95；或是 (2-2)該資訊與申請人在與專利局爭取專利時的論點相反或不一致96。 由第二個要件中可以得知，關於一資訊是否為「重大性」的判斷標 準，主要取決於該資訊是否能成為審查員建立專利申請案的請求項不具可 專利性論點這樣的推定的證據，或是該資訊會影響到申請人向專利局爭取 專利核准的結果，因此這個標準又稱為「可專利性標準」。 因此 1992 Rule 並未對「重大性」的判斷標準帶來完全的解決方案，相 反的反而使得法院在判斷「重大性」陷入到底要用「可專利性標準」或是 「合理審查員標準」作為判斷依據？在 1992 Rule 被採用後，CAFC 所採 取的解決方式是採取分開處理，亦即對於專利申請程序發生於 1992 年之 前的案件採用「合理審查員標準」作為判斷依據，對於專利申請程序發生 於 1992 年之後的案件則採用「可專利性標準」，這種方式將可使「合理 審查員標準」隨著案件的減少而逐漸退化97。
然而 CAFC 在 2006 年 Digital Control 一案中對於「重大性」的判斷標 準重新做了詮釋說明，CAFC 首先對檢視其歷年以來所發展出判斷「重大 性」的標準，整理出四種標準98，並就這四種標準其中的「合理審查員標 準」與 1992 Rule 所採用的「可專利性標準」進行討論：在本案中聯邦地 區法院面臨 Rule 56 新舊不同版本的問題，而必須去判斷「合理審查員標 92 事實上，Rule 56 僅於 2000 年有小幅修改。 93
Sean M. O’Connor, supra note 22, at 357, n. 186. (“Compare 37 C.F.R. § 1.56 (1992) (“A patent by its very nature is affected with a public interest.”), with Precision Instrument Mfg. Co. v. Auto. Maint. Mach. Co., 324 U.S. 806, 816 (1945) (“A patent by its very nature is affected with a public interest.”) “).
94
MPEP 2001.04 (Rev. 2, 2004).
95參照，「如何判斷審查員是否成功建立 Prima Facie Case of Unpatentability？」，美國專利體系文摘網
站：http://usipl.blogspot.com/2007/02/prima-facie-case-of-unpatentability.html (最後點閱日期：2010 年 7 月 27 日) 。
96
37 C.F.R. § Rule 1.56(b) (2008). (Under this section,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when it is not cumulative to information already of record or being made of record in the application, and
(1)It establishes, by itself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information, a prima facie case of unpatentability of a claim; or
(2)It refutes, or is inconsistent with, a position the applicant takes in: (i)Opposing an argument of unpatentability relied on by the Office, or (ii)Asserting an argument of patentability.).
97
Christian E. Mammen, supra note 44, at 1335-38.
98
準」與 1992 Rule 所採用的「可專利性標準」是否為實質相同？聯邦地區
法院最後做出採用「合理審查員標準」作為判斷依據並獲 CAFC 認同99。
CAFC 更進一步指出：不論是「可專利性標準」或「合理審查員標準」 並不能取代本院所建立的判例法(Case Law Precedent)，因此對於專利局所 新採用的「可專利性標準」，其範圍相較於「合理審查員標準」為窄，也 只是提供另一種「重大性」的判斷標準，因此一資訊隱藏或缺漏的行為只 要符合「可專利性標準」、「合理審查員標準」或是其他三種判斷標準的
話則該資訊屬於具「重大性」100。換句話說，「可專利性標準」並不是用
來取代「合理審查員標準」。
在 Digital Control 案做出判決的後幾日，CAFC 於 Ferring101案中，再次
重申其對「合理審查員標準」的見解，認為專利申請程序發生於 1992 年 之後的案件也應該採用「合理審查員標準」。這種標準適用的不確定性， 到 Star Scientific102一案中，獲得更明確的選擇，該案中法院僅使用「合理 審查員標準」來判斷「重大性」，至此「合理審查員標準」顯然成為主導 「重大性」判斷的主要標準103。 在面對判斷一資訊是否具重大性時是否會產生五種判斷標準之間的競 合關係？換句話說是否有法規競合(指：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是吸收關係) 或是觀念競合(指：類似刑法上的想像競合)產生？由於這五種判斷標準的 範圍雖非相同，但屬於一種重疊的關係，因此應無觀念競合的可能。至於 法規競合的問題，CAFC 於 Digital Control 案已經有清楚的答案。
美國最高法院於 Precision 案中並為提出判斷重大性的標準，而美國專 利局於 1950 年代也沒有對重大性有清楚的定義，但是法院在作認定時必 須要依循法律標準而為，因此法院由普通法詐欺(Common Law Fraud)的概 念發展出「重大性」的五種判斷標準之中其中的「客觀若非」、「主觀若 非」以及「但有可能標準」104。 隨後的 1977 年美國專利局所採用的修改後的 Rule 56(合理審查員標準) 以及 1992 年所採用的修改後的 Rule 56(可專利性標準)雖然提供了另外兩 種判斷標準，但是美國法院並不受美國聯邦條例法典(CFR)的拘束。不過 99
See Id. at 1317. (“Because the "reasonable examiner" standard and our case law interpreting that standard were
not supplanted by the PTO's adoption of a new Rule 56, when reviewing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we will do the same.”).
100
See Id. (“Even though the PTO's "reasonable examiner" standard became the dominant standard invoked by this court, in no way did it supplant or replace the case law precedent. Rather, it provided an additional test of materiality, albeit a broader and all-encompassing test. Similarly, the PTO's recent adoption of an arguably narrower standard of materiality does not supplant or replace our case law. Rather, it merely provides an
additional test of materiality. That is, if a misstatement or omission is material under the new Rule 56 standard, it is material. Similarly, if a misstatement or omission is material under the "reasonable examiner" standard or under the older three tests, it is also material.”)(Emphases added).
101
Ferring, 437 F.3d 1181.
102
Star Scientific, 537 F.3d 1357.
103
Christian E. Mammen, supra note 44, at 1338.
104
由於 CAFC 在 American Hoist 案中採用了「合理審查員標準」的定義成為 其第四種判斷標準的同時，美國專利局並未主張該標準是為了用來取代或 補充法院的現存的案件法，相對的美國專利局並指出該標準是為了將其關 於對其詐欺的不正行為予以明文化，而這些明文化的條文也是與聯邦法院 的案件法一致105。 這種非補充關係或是取代關係的原因在於：當被告主張不正行為抗辯 時，其只要去證明達到重大性的門檻水準，以進入不正行為判斷的第二部 份「權衡」。同時由於「合理審查員標準」的範圍大於其他三個標準因此 逐漸成為法院所採用的唯一主流標準106。 「合理審查員標準」相對於「可專利性標準」範圍上的差異，舉例來 說，若一資訊屬於審查員於審查專利時所列舉出來但未被使用來核駁專利 的前案，於「合理審查員標準」下可以被認為合理審查員於審查專利時屬 於重要而具重大性。但若以「可專利性標準」檢視這些前案，則會屬於無 法建立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的表面證據屬於不具重大性。 「合理審查員標準」相對於「可專利性標準」屬於範圍較廣但定義模 糊的判斷準則。因此一資訊有可能同時符合上述兩種標準。這種範圍的重 疊關係可以使用下圖 4 來表示： 圖 4 重大性判斷標準的重疊關係說明圖 由 CAFC 於本案中的說明可以清楚地瞭解這五種標準並非法規競合， 因此當一資訊同時符合「合理審查員標準」與「可專利性標準」(即落於上 圖 4 中的重疊區域部分)當事人或法院應如何適用標準呢？誠如上述，當被 告主張不正行為抗辯時，其只要去證明達到重大性的門檻水準，即可進入 不正行為判斷的第二部份「權衡」，而在「權衡」時若重大性較高則證明 意圖的門檻水準便較低，反之重大性較低則證明意圖的門檻水準便較高。 換句話說，若是當事人或法院選擇重大性較低的判斷標準，則必須對意圖 提出較高的證明107。一言以蔽之，當面臨不同重大性標準的適用問題時， CAFC 留給法院較大的裁量空間，使法院可以依據證據事實去「權衡」認 105 See Id. 106
See Id. at 1316. (Stating that “However, because a party alleging inequitable conduct need only prove a “threshold level” of materiality in order to proceed to the second “balancing” portion of the inequitable conduct inquiry, and because the PTO's “reasonable examiner” standard was broader than the other three standards, the PTO standard gradually became the sole standard invoked by this court.”).
107
See Id. (Stating that “[O]ne standard requires a higher showing of materiality than another standard, the requisite finding of intent may be lower.”).
合理審查員標準 Or 合理審查員標準
定是否有涉及不正行為。 本文將「重大性」要件的判斷標準的演進與變化整理成圖 5，可以輔助 快速理解此一要件的變化歷程。 圖 5 本文整理之「重大性」要件的判斷標準變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