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大學入學制度與重考現象之反思
王淑貞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一、前言
綜觀國內大學入學制度之發展（指一般大學招生管道，不包括技專校院）， 始自1954 年之大學聯合招生制度（俗稱聯考，考試分發為主），至 1994 年開辦 學校推薦甄選，納入不同申請入學管道；再至2002 年全面實施「大學多元入學 制度」，迄今以「個人申請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分發」、「繁星推薦」為三大主 要入學管道，然而歷經演變，傳統的考試分發入學方式始終獲得保留（李大偉、 李建興、胡茹萍、黃嘉莉，2012；王秀槐、黃金俊，2010；秦夢群，2004）。「重 考」是伴隨著大學入學制度下被經常討論的議題，尤其在當年聯考時代，由於錄 取率低，放榜當天也有許多人直接準備重考，一度成為盛況（呂雨珊，2016）。 然而，隨著1997 年進入高教擴張階段及少子化的社會趨勢，大學重考人數日趨 沒落，但是近年來，由於學測及指考報考人數中，非應屆生占比例增加，重考生 的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因此，本文以國內高等教育制度發展及社會變遷為脈 絡，詮釋重考行為對個人及制度發展之意義。透過文獻探討、彙整政府統計數據 及實務深度訪談資料，以實證為基礎，提供對當代重考現象之反思及評論。二、國內高等教育體制的變化
回首1975 年的聯考時代，當時國內國民平均每人名目所得為 3 萬 3,490 元， 大學的學校數量僅有9 所（6 所公立、3 所私立），大學日間部聯招之報考人數為 97,859 人，錄取率僅有 26.36%；到 1994 年大學入學管道加入學校推薦徵選，此 時國民平均每人名目所得已增為29 萬 4,112 元，大學數量亦增加到 23 所（15 所 公立、8 所私立），大學日間部聯招之報考人數為 12 萬 5,490 人，錄取率也提升 至43.76%；2003 年正式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大學數量及錄取率持續上升； 一直到2019 年，國民平均每人名目所得達到 69 萬 1,579 元，大學數量已增加至 126 所（45 所公立、81 所私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報名人數 13 萬 8,387 人， 錄取率為 76.15%（教育部統計處；中華民國 109 年版教育統計；中華民國統計 資訊網，2021）。過去的大學聯考時代與現今多元入學制度之年代，在國家的經 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資訊網絡發展等等社會脈絡背景已相當不同。檢視歷年 國內大學的校數、高級中等學校學士畢業生總人數，可見國內高等教育政策改革 的軌跡，詳如圖1： 1. 整體大學校數成長，其中私立學校的比重快速增加（湯志民，2003）。 2. 在 2000 年國內高等中學畢業生人數下降趨緩之際，大學校數仍持續擴張。3. 學士畢業生與高中生畢業人數近年來愈趨一致，邁向普及型階段（Trow, 1973）。 圖1 國內大學校數、高等中學及學士畢業生人數歷年變化 由於國內的高等教育擴張多是透過技職專科之快速升格而來，背後有複雜的 政治及權力作用，促成高教擴張的推力在組織利益的考量或已大於政策的理性決 策（戴伯芬，2015）。在圖 1 政府統計數據內所指之學士畢業生含括一般大學及 科技大學體系，在高教擴張後，已不同於聯考時代一般大學為主流的樣態。因此， 表面上增加的大學校數使機會大開、窄門不再，但對於以進入一般大學為目標 者，仍鎖定在有限的學校數。再者，當具學士學位者眾多，為了能在未來的就業 市場勝出，如何進入資源豐富、品質佳且聲望好的大學成為主要競逐的場域（彭 莉惠、熊瑞梅、紀金山，2015）。大學入學招生是雙邊選擇的過程，考生們努力 表現以競爭進入好大學、大學透過篩選機制希望挑選具備學術能力及性向相符之 學生。只要有競爭或篩選，就會有落選或再挑戰的選擇，因此，重考行為可以說 是大學入學制度之下伴隨存在的社會現象。
三、媒體輿論下的重考現象
回想「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推行的初衷，係為改革傳統大學聯考時代引發的 升學壓力、偏重智育、解題技術、高分暴力（高分者具有完全的校系選擇權）、 升學惡補、扭曲教育本質等等批評，因此實行「大學入學多元制度」，強調「多 元管道」、「適性發展」、「考招分離」，讓考生和大學校院都有選擇的自主權，配 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進步和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重視多元智慧的能力提升（蔡文 山，2005）。但是，此政策自 2002 年實施迄今，仍持續被批評未能減少升學壓力、 多錢入學、缺乏公平性等等（李大偉等人，2012）。雖然實證研究結果並不支持 上述的輿論批評（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但近年來媒體指向重考生的議題，藉以批判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未達其適性目標，例如聯合新聞網2020 年 8 月 15 日﹤重考生占比創 11 年新高 招聯會：少子化促學生再拚一年﹥，由國 教行動聯盟召開記者會，引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每年公布的報名人數統計，指出 學測的非應屆考生約占 13%、指考的非應屆生比例已來到 27%，創歷史新高。 但是，新聞未揭露另一項重要資訊：學測與指考報名人數的歷年變化差異。從圖 2、圖 3 可知，歷年學測報名數的應屆生穩定略降，但指考報名人數卻明顯直線 下降，顯示應屆生以參加學測為主流。由此可知，指考報名人數在非應屆生人數 占比逐年增高，與急遽減少的應屆生報名人數有較大關聯，不能概推為整體社會 的重考問題或當作制度評估的指標。 圖2 學測報名人數趨勢圖 圖3 指考報名人數趨勢圖
四、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改革思維及對重考的反思
重考是為了進入更好的學校，由於在過去聯考時代，一年只考一次，以該年 之絕對成績分數進行分發，重考必須再等一年。現今的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一年 當中有學測及指考兩種方式，由2020 年兩次考試的應屆生報名數據來看，推估 約有四分之一的應屆生先考學測、再考指考（由於僅考指考的應屆生相對少數， 在此不計），這其實也是一種「重考」。若單一次考試是對學生能力分布的一種隨 機抽樣，只採計一次的絕對成績無法斷定就是學生的實際能力程度。雖然，聯考 時代的考生們在同性質場地、同一段時間、同一份試卷、同一份教科書，那種公 平競爭的意象深植人心，但事實上，個人考試能力的強弱與家庭資源相關，父母 的教育程度和家庭所得的差異形成學習機會的落差，因此對於經濟弱勢家庭的子 女，單看智育成績不容易比得過一般家庭，以目前的學測及甄試入學管道來看， 只要經濟弱勢生能夠通過第一階段成績篩選，第二階段面試反而對其比較有利 （蔡文山，2005；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同時，對於經濟弱勢生而言， 重考需要投資的時間資源和機會成本較難以負擔，因此選擇符合自己學科興趣及 需求之學校，並能穩定就學便相對重要。 整體而言，個人重考原因除了追求好的學校及系所，還包括其他原因，例如 學生在選填志願時的從眾傾向、或聽從父母選擇，最後發現不適合自己而產生期 望落差（王秀槐、黃金俊，2010）。亦有從就業導向出發，由於對職場有更多的 了解之後確定志向，決定轉換自己的職涯發展。然而，這些關乎社會價值觀與整 體的勞動就業市場所連帶產生的重考行為，難以單一歸咎於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所 致。目前透過實證研究可以確定的是，甄選入學的內在動機較高，傾向穩定所在 科系、學習投入亦較高、也較滿意自己的系所（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 王秀槐、黃金俊，2010）。至少在現行多元的制度管道及大專校院及其系所之資 訊普及化，可透過主動蒐集資訊、歷經思考過程以提高對系所的了解，減少未來 的期望落差。五、結語
當社會輿論將重考論述為一種社會問題，其背後預設的價值觀是：每位應屆 畢業生應該在「首次」錄取的學校科系上，從一而終的完成學業，才叫做制度成 功、達成適性選擇。但是這個預設的價值觀卻有本質上的矛盾，因為大學多元入 學的精神在於提供學生的多元選擇、促使學校發展特色（李大偉等人，2011）， 那麼重考不也正是個人主動展現選擇權的一種歷程嗎？又當學生進入一所大學 系所，發現學校並沒有所稱謂的特色、或是對學校科系的訓練失望，因此選擇休 學重考時，這對學校也形成一股推力，必須發展特色以留住學生。在個人的重考 階段，這個看似停頓的暫留時間，卻也讓能學生靜下來面對自己，跳脫外在的價值枷鎖與反思自己的興趣所好，同時隨著身心能力的發展成熟，隔年的重考表現 或許較佳1。整體而言，重考對個人成長經驗及體制發展的影響不必然皆為負面。 在現今的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下，重考行為背後發人省思的問題或與高等教育 的整體品質有更大的關聯。如果學校行政管理或教學品質不符期待、系所課程內 容無助於促進個人能力或是不符合就業市場的需求，這些對於學生未來人生的職 涯發展將影響甚鉅，選擇重考是個人設立停損點的一個方式，勾羈著其職涯發展 及社會地位的取得機會。因此，政府應該更重視高等教育整體品質的維護、淘汰 無心辦學的校院，回歸高等教育的本質及初衷。 參考文獻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統計資料。學科能力測驗考試之報名人數統計總表，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doc?xsmsid=0J018604485538810196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統計資料。指定科目測驗考試之報名人數統計總表，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doc?xsmsid=0J018611000723433352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甄選入學過篩後，弱勢生錄取率高於一般 生。取自http://www.jbcrc.edu.tw/documents/news/20190310%20%E6%96%B0%E8 %81%9E%E7%A8%BF.pdf 王秀槐、黃金俊（2010）。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從自我決定理論看大學多 元入學制度中學生的科系選擇與學習成果。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2)，1-27。 教育部（2020）。中華民國109年版教育統計。取自https://stats.moe.gov.tw/ bookcase/Education_Statistics/109/index.html 1 筆者於 2020 年訪談北部、中部及南部共 4 位公立高中之資深教師，彙集他們對同學重考行為 的看法及實際接觸經驗而得之結論。相關訪談內容引述如下： 「不必特別對重考的議題賦予一個負向的標籤，那讓同學其實有一個比較可以再作選擇的機 會（訪談編號 201104）」 「其實我們學校的，我的觀察反而讓這少數這批孩子，他有時間去思考他的未來。…他重考 的時候，他反而一個人，他才會真的去思考那我到底適合念什麼（訪談編號 201105）」 「就大學端我覺得他們會希望找到高手，…或者是真的興趣符合的，那重考生其實蠻多人， 他們會真的想這個問題，所以他們其實應該是更符合大學招生要的人才（訪談編號 201116）」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取自https://mail.naer.edu. tw/cgi-bin/start?m=935870529&wrap=1 呂雨珊（2016）。高四重考班在臺灣教育價值中的角色之探析。臺灣教育， 700，47-51。 李大偉、李建興、胡茹萍、黃嘉莉（2012）。我國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評估 研究。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編印。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2016）。多「錢」入學？從政大學生組成看多元 入學。經濟論文，44(2)，207-250。 秦夢群（2004）。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實施與改革之研究。教育政策論壇，7(2)， 59-84。 張宜君、林宗弘（2013）。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不平等：以臺灣高等教育改 革為例。論文發表於「2013 臺灣社會學年會: 臺灣社會的再轉型」。臺北：臺灣 社會學會。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校院概況表之各級學校校數（57~109學年度）。取自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 B60CAD 彭莉惠、熊瑞梅、紀金山（2011）。臺灣高等教育擴張對職業成就的影響： 世代、性別、性別化科系與初職社經地位的取得。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1(2)， 47-85。 湯志民（2003）。臺灣高等教育擴張與整併之探析。卓越與效能-21世紀兩岸 高等教育發展前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與研討會實錄，283-330。臺北：政治大 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由大學多元入學者的個人背景與滿意度 評估多元入學的成效。應用經濟論叢，98，1-53。 潘乃欣（2020）。重考生占比創11年新高 招聯會：少子化促學生再拚一年。 聯合新聞網，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925/4784711 蔡文山（2005）。臺灣高中職與大學升學機制之教育社會學探究。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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