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生外語語用行為表現及其行為內心歷程的研究(I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大學生外語語用行為表現及其行為內心歷程的研究

(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2-2411-H-004-036- 執行期間： 92 年 08 月 01 日至 93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 余明忠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4 日

「台灣大學生外語語用行為表現及其行為內心歷程的研究」

成果報告

一、研究背景（Introduction）

近年來，語言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研究除了專注於語法 (linguistic and grammatical)方面的知識如語音(phonological)、語意(semantic)、句 法(syntactic)、語句(discourse)等外，愈來愈重視語用(pragmatic)方面的能力。說 話者語用方面的知識與語法方面的知識是密不可分的，語言使用者需將語法方面 的知識結合語用知識才有可能適時適當地達成其說話時的目標(communicative goal) (如 Kasper, 1989)。就在語用知識於語言溝通能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愈被認 可之際，這股趨勢也漸為第二外語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所重視， 於是促成了外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研究的興起。外語語用學研究之 所以能引起學者極高興趣的原因在於，當第二外語使用者語用失誤(pragmatic failure)時，常會有失禮甚或引起嚴重誤解的情形發生，因此一位語法極為精通但 卻不熟稔語用知識的外語使用者可能常會使自己的外語行為表現失當，輕則使聽 者（the addressee）覺得其外語能力尚待改善，嚴重時則會造成誤會甚或得罪他 人而不自知 (Rintell & Mitchell, 1989)。

一般而言，外語語用學研究外語學習者的語用表現行為及此類表現與學習者 自身母語(native language)和其所學外語(target language)間的關係。這類研究經常 以語言行為(speech acts)為研究對象，本計劃研究「請求」(requests)行為，它是 一個常為人們所用，但卻使用上頗為複雜的語言行為。研究已顯示「請求」行為 與語法、語用、和社會文化與心理語言等方面息息相關，以至於牽涉到多樣性之 策略(strategies)與語言用詞選擇(linguistic options) (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本計劃以與「請求」行為有關之策略與語言用詞選擇為研究標的， 運用兩種在外語語用學研究中最常使用到的資料收集方式來收集研究資料，即語 文完成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與角色扮演(role play) (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Kasper & Dahl, 1991)。

本計劃的目的在於研究台灣大學生學習美語的外語表現行為(interlanguage behavior)。本計劃以語言行為（speech acts）中之請求行為（requestive acts）為 研究對象，探求在特定情境下，台灣大學生美語語用(pragmatic)行為是否異於美 語母語人士（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之語用行為，希冀能找出台灣 大學生美語語用上的困難，並進而探討其此類困難的原因何在，尤其著重於探討 其困難是否或如何地受到學習者自身母語的干擾。

迄今，日益增加的外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的研究已經比較過許 多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之外語學習者，但美中不足的是，相對而言，此領域甚少研 究者以母語為華語者之外語學習者為受試對象，就筆者所知，目前文獻中專門研 究母語為華語者之英語請求行為(即 L2 之 interlanguage 行為)極少(如 Yu, 1999a)， 但是由於：（a）目前現有文獻中有關母語為中文者之中文請求行為(即中文 L1 行 為)的研究已顯示此母語表現行為與母語為美語者之英語請求行為(即英文 L1 行 為)有非常大的差異(如 Lee-Wong, 1994; Zhang, 1995)；（b）研究已充分顯示請求 行為與語言使用者自身的母語和文化關係十分密切(如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因此，母語為華語者之英語請求行為是頗為值得深入探究的，因 為此行為很有可能受到其自身母語與文化的影響以至於與母語為英語者的 L1 行 為有很大的差異。本計劃創新 Yu (1999a) 之研究，藉著探討目前尚少被研究的 語言族群（即中文）之外語語言行為表現(interlanguage speech act performance)， 希望能使外語語用學的研究更加多樣性，如此，這類研究的結果才愈有可能地概 論到盡可能多數的外語學習者。

由上述可知，本計畫希冀能補充目前外語語用學研究忽略中文族群的不足， 由於上述五大研究主題目前甚少或尚未為學者探究，有些研究方法亦尚少為人重 視(如探討外語學習者之內心歷程)，而少數既存文獻中又較少以母語為中文者的 英語學習者（即 Chinese ESL learners）為受試對象，因此，基於本計畫研究標的 與方法目前在外語語用習得研究領域尚較少觸及，然而研究成果極可能俾益此領

域研究甚或應用至外語教學，所以本計畫應十分值得進行。

二、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有關語言行為的研究 如前所述，外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的研究大都以語言行為 (speech acts，如請求(requests)、道歉(apologies)、拒絕(refusals)、感謝(thanks)、 稱讚(compliments)等)為研究對象。此類研究已顯示外語學習者不論其自身母語 或所學外語為何，在進行任何的語言行為時，均有可能使用到像其所學外語之母 語人士（native speakers of target language）所會使用的策略(strategies)與用詞 (forms)，但彼此之差異在於使用各種策略與用詞時比例上的不同(如 Blum-Kulka, 1983; Kasper, 1989; Rintell & Mitchell, 1989;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比方說，就策略而言，有研究顯示外語學習者的請求行為比母語人士還 偏好使用比較直接的策略來傳達語意(如祈使句或命令句，參見 Tanaka, 1988; Koike, 1989; Fukushima, 1990 等)，但卻也有研究的結果恰恰相反，而顯示出外語 學習者比母語人士還偏好使用比較閒接的策略(如疑問句或暗示語，參見 Blum-Kulka, 1982, 1991 等)。就用詞而言，研究已顯示外語學習者在行使語言行 為時的用字遣詞比母語人士還要簡化單純(如不知用“could”來代替“can”以示禮 貌，參見 Schmidt, 1983; House & Kasper, 1987; Eisenstein & Bodman, 1993 等)，但 卻也有研究顯示外語學習者的用詞較說母語者冗長(如用了些贅詞或

circumlocution 的方式，參見 Faerch & Kasper, 1989 等)。此外，研究顯示雖然外 語學習者在選擇策略與用詞時，會如母語人士般考慮到可能會影響語言行為的變 數，但前者對此類變數的敏銳度常不及後者(如 Kasper, 1989; Fukushima, 1990)。 比方說，有研究顯示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在提出請 求行為時會針對是否認識對方（familiarity）及與對方社會地位是否對等（social status）而變換策略與用詞，但母語為日語者的英語（Japanese ESL learners）請

求行為卻不太會因此等變數而改變其請求之策略與用詞(Tanaka, 1988)。

為了解釋諸如上述外語學習者特有的語言行為，學者已試圖從兩大面向來看 待此問題：一是從語言本身（intralingual）的觀點，例如外語學習者是否對所學 習外語語用規則過分概論（overgeneralization）或簡化（simplification）（如 Kasper, 1982, 1984; Blum-Kulka & Levenston, 1987）；另一方面則是從語言間（interlingual） 的觀點，例如外語學習者是否將自身母語語用規則移轉（transfer）至外語行為（如 Coulmas, 1981）。就如同任何方面的語言學習一般，在外語語言行為習得（speech act acquisition）的歷程中很有可能會經歷上述語言本身（即 intralingual）所帶來 困擾的學習階段；相對而言，若能更進一步從跨文化的（cross-cultural）觀點來 探討外語學習者的母語與文化會如何地影響其所學外語之語用行為（即 interlingual transfer），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這也是外語語用學愈加受到 重視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就前述語言間（interlingual）觀點的研究而言，外語學習者將自身 母語語用規則用至外語行為的移轉情形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語用語言學方面的 移轉（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此指外語學習者將自身母語中的用字遣詞按字 面翻譯直接轉用至其所學外語行為中；另一是社會語用方面的移轉 （sociopragmatic transfer），此指外語學習者忽略所學習外語之社會語用規則，而 依據自身母語的規則，來評估行使某語言行為時正常情況下所應會考慮到的相關 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如 Thomas, 1983; Kasper & Blum-Kulka, 1993）。 就實證研究而言，這兩類語言間移轉的情形已在許多研究中證實（如 Kasper, 1982, 1989; Olshtain, 1983; House, 1988; Garcia, 1989），比方說，語用語言方面的移轉 曾在學習英語的日本人（Japanese ESL learners）之外語請求行為上觀察到，他們 在提出請求時常會先說聲“I’m sorry”，這樣的表現乃是將其母語“sumimasen”直接 按字面意思翻譯後用到英語行為中（Fukushima, 1990; Kasper & Blum-Kulka, 1993），而正常情況下英語為母語的人士並不會如此;至於社會語用方面的移轉則 曾在學習英語的華人（Chinese ESL learners）身上觀察到，他們在對社會地位比

較低的對話者（addressee）提出英語請求時，常會如同自身使用其母語般使用比 較直接的策略（如命令式口吻—“(Please) Pass the salt.”），但美國人在此情況下通 常會使用比較間接的請求策略（如問句—“Could you pass the salt?”）（Lee-Wong, 1994）。

Kasper 與 Dahl（1991）曾倡議標準嚴謹之外語語用學的研究除應包括外語 學習者（即 L2 learners）與該外語母語者（即 native speakers of target language） 的資料外，也需包括外語學習者自身母語者的資料（即 L1 control data），因為跟 沒有 L1 control 資料的研究比較起來，包括 L1 controls 的研究比較能客觀地使研 究者判定學習者的行為是否或是如何地受到 interlingual 抑或 intralingual 因素的 影響。因此，本計劃遵循其建議，將會把外語學習者的行為與該外語母語者和其 自身母語者的行為互相比較，以探討台灣大學生之英語請求行為是否異於母語為 美語者之行為或是該行為表現是否與中文語用規則移轉甚或其他因素有關。 有關語言行為中語言處理過程的研究 內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s）可追溯至十八世末期之心理學中有關人類行 為之內心過程的研究，其乃是透過自省的方式來探求人類行使某特定行為之心路 歷程。就語言研究而言，內省法常是透過口語報告（verbal reports）的方式來探 求語言使用者說話時內心處理語言工作（language task）的過程。雖然像任何運 用這類方式探討人類行為內心歷程的研究一般，此方法並無法精準確實地決定說 話者在言談過程中（即提出請求的語言行為中）的思緒或詳細步驟為何，但藉者 問答的方式使說話者口頭說出他們說話時的想法，此類方式已愈來愈被視為一個 有效可行的方法可直接地接觸到說話者有意識的語言處理過程（conscious language processing）以及儲存在其大腦中短期記憶的知識（knowledge that is stored in short-term memory）（Robinson, 1991）。根據此觀點，口語報告式的內省 法可克服研究者在依據說話者行為推論其行為成因時的一些盲點和限制（Gerloff, 1986），因為它可使研究者毋須妄加推測而可直截了當地獲得說話者語言處理過

程的訊息以及其對自身語言使用之主觀理論（subjective theories），藉此可提高研 究結果的有效性（Borsch, 1986; Faerch & Kasper, 1987）。

目前，口語報告式的內省法已用在許多方面的語言研究領域，如就第二外語 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而言，此方法曾用來檢視學習者閱讀（如 Block, 1986; Cavalcanti, 1987）、寫作（如 Cohen, 1991）、字彙（如 Haasrrup, 1987）、 測驗（如 Feldmann & Stemmer, 1987）等之學習策略。但可惜的是此方法迄今仍 甚少運用在語用學方面的研究，就筆者所知，現今文獻中曾試著運用此方法於外 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的研究尚屈指可數（如 Robinson, 1991; Cohen & Olshtain, 1992），現存研究已顯示，外語學習者在執行某語言行為時，有時並 不一定會如母語人士般先綜合評估特定情境下所需要考慮到的全部變數（如親疏 程度、地位差等、年齡、性別等等），然後才決定如何適當地行使該行為，有時 受限於外語表達能力等原因他們會忽略一些甚或全部正常該會考慮到的變數，而 且在作此評估時，常會同時使用其自身母語及所學習外語來混雜思考，常常不會 太注重文法或發音方面的問題，並且在腦海中會運用許多不同的策略來決定如何 才能使用出可清楚表達自身想法的用詞（language forms）（Robinson, 1991; Cohen & Olshtain, 1992）。有鑒於此研究方法已逐漸廣泛運用至除語用方面外的許多外 語習得的研究領域，將此方法推展至外語語用學似乎是未來值得探究的研究方 向，本計劃希望能以現存極少數的此類研究為基礎，將口語報告式的內省研究法 運用至學習英語之台灣大學生之語用行為，如此嘗試或許可因此對外語語用學的 研究貢獻一二。 有關男女語言行為差異的研究 男女語言使用上的差異長久以來便是語言研究中一個極引人興趣的主題，比 方說，研究已顯示女性在許多方面的語言運用，如說話的流利程度、複雜度、理 解能力等方面，均比男性還佔優勢（Chambers, 1992）。就語言行為的研究而言， 稱讚行為（Compliments）似乎是目前文獻中唯一曾特別從性別差異的觀點來研

究之語言行為，研究已顯示男女稱讚行為的確有很大的差異（詳參見 Holmes, 1988; Herbert, 1990）。Yu（1999b）的研究應可視為外語語用學領域中首次試圖 探究外語學習者行使稱讚行為時的男女差異問題，該研究發現男女的外語行為不 論是在稱讚他人或是回應他人稱讚時都有很明顯的不同，鑑於此發現，本計劃試 圖創新 Yu (1999a）請求行為的研究來探討外語學習者行使請求行為時是否會呈 現男女差異的問題，這研究如同上述將口語報告式的內省研究法（introspective method）運用至學習英語為第二外語之華人（Chinese ESL learners）一般，在外 語語用學的研究中實屬創新。 有關比較不同資料收集方式的研究 文獻中有關外語語用學領域常使用到之資料收集方式的比較研究，請參見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部分。

三、研究方法(Methodology)

研究問題 本計劃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與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對不同請求情境之負擔程度（degree of imposition）的認 知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二、台灣大學生（Chinese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learners）的美語請求行為 （interlanguage requestive behavior）與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及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之請求行為是 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三、就整體受試者（all subjects）而論，男女之請求行為是否會有差異？就各受 試者組（respective subject group）而論，其男女成員之請求行為是否有差異？

若有，差異何在？

四、上述三組受試者提出請求行為時之語言使用的內在歷程（process）為何？是 否有所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五、不同資料收集的方式【即「語文完成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和「角 色扮演」（role play）】所收集到的資料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何在？

受試者

前已述及，有學者倡議標準嚴謹之外語語用學（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的研究除應包括外語學習者（L2 learners）與該外語母語者（即 native speak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的語料外，也需包括外語學習者自身母語者的資料（即 L1 control data），因此，本計劃由三組大學生所組成，每組 40 人，男女各半：一、 40 位台灣大學生將提供母語為華語者的中文請求行為的資料(即 Chinese L1 data)；二、40 位美國籍大學生將提供母語為英語者的英文請求行為的資料(即 English L1 data)；三、非母語之英文請求行為資料(nonnative data)則是由 40 位在 台灣的大學生所提供。於是，本計劃共由 120 位大學生所組成。本計劃 L2 的受 試者(i.e., 使用英語的台灣大學生)之英語能力將設定在一般所認定之中至高級 水準（intermediate-to-advanced level）。鑑於顧及評估外語能力的客觀性，本計劃 先透過教師推薦適當程度的受試者，並決定再進一步地採用一個廣為教授英語為 第二外語（ESL）的專家和學者們所接受之評量標準--即美國 ACTFL（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Proficiency Guideline（Omaggio Hadley, 1993）－來選取受試者，本計畫將以 ACTFL 中至高級標準之外語學習者 為受試對象。

資料收集

本計劃資料的收集將主要透過兩種方式來進行：語文完成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與角色扮演（role play），因此，上述三個受試組每組將有 20 人

（男女各半）接受語文完成測驗；而有 20 人（男女各半）接受角色扮演方式。 這兩類方法乃是外語語用學最常使用的資料收集方式(詳見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Kasper & Dahl, 1991)。語文完成測驗的形式是透過文字描述特定 的情境，然後要求受試者寫下若個人在真實生活中碰到該情境時的自然反應；角 色扮演的形式則是先將特定的情境寫下後予受試者及一位「協助資料收集者」（即 與受試者搭配以能共同模擬演出所設定之情境者）閱讀，然後要求兩人實際演出 該情境，演出時儘量說出若個人在真實生活中碰到該情境時的自然反應。 本計劃在設計誘導出請求行為之情境時，將特別設定為對被請求者而言會感 覺到執行該請求的「負擔程度」（degree of imposition）較重的情境。另外，受試 情境中被請求者將包含有三大變數：「熟悉程度」（familiarity）、「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與「性別」（gender），亦即受試者提出請求行為時必須考慮到與被請求者 的熟悉程度和被請求者的社會地位與性別，此三變數均已被學者提出認為會對說 話者的語言行為有極大的影響（如 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 Holmes, 1995）。就「熟悉程度」而言，情境將分為兩大類，即被請求者已認識或不認識 受試者；就「社會地位」而言，情境將分為三大類，即被請求者之社會地位較受 試者為低（如低年級生對高年級生）、被請求者之社會地位較受試者為高（如老 師對學生）和被請求者與受試者地位對等（如學生對學生）；就「性別」而言， 情境將分為兩大類，即受試者對男性抑或女性被請求者提出請求。據此，這三變 數將因此會組合出十二類不同之情境。 如此設計情境的原因是 Brown 與 Levinson 在其 1987 年探討語用現象之經典 著作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中曾主張有三大變項會深深地 影響人們的語言行為，這三大變數是「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熟悉程度」 （familiarity）、與「加諸聽話者（the addressee）負擔的程度」（亦即 degree of imposition）（以下簡稱「負擔程度」）。而在 Yu (1999a) 的研究雖有試著探討「社 會地位」和「熟悉程度」這兩變項對外語學習者語用行為的影響，但該研究並未 探討「被請求者社會地位較提出請求者為低」時的情況，也未將「負擔程度」此

變數列入考慮，本計劃因此設計成改良該研究來進一步探討「請求行為」的現象。 另外，該研究亦未將「性別」因素列入考量，但如前所述，由於研究已顯示會話 交談者（interlocutors）彼此的性別（gender）關係會影響到語言行為的表現，可 是就筆者所知，迄今現存文獻中尚未有研究特別探究性別因素對學習英語為外語 者（即 ESL learners）之請求行為的影響，因此本計畫創新地將此四大變項（「社 會地位」、「熟悉程度」、「負擔程度」、「性別」）融入研究請求行為的情境設計中。 前已述及，本計畫透過語文完成測驗與角色扮演兩種方式來收集資料，這目 的是欲藉此從事一方法學上的比較研究，來探討這兩個外語語用學研究中最常使 用的資料收集方式所收集到之語料是否會有顯著差異。理想上，此類研究所有的 資料均應經由自然觀察的方式（即 ethnographic approach）來收集，而且是在被 觀察者不自覺的情況下而得（Labov, 1972），如此所收集到的語料才能最真實地 反應語言使用的實際情形，可是許多研究已顯示此等資料收集的方式有其不易克 服的缺點，如曠日廢時、不易控制研究變數、有些語言行為不易觀察得到、以及 難以作有系統之跨文化上的比較（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等等（參見 Fraser, Rintell, & Walters, 1980; Olshtain & Cohen, 1983; Beebe & Takahashi, 1989;

Larsen-Freeman & Long, 1990; Hartford & Bardovi-Harlig, 1992 等），因此大多數的 研究，尤其是類似本計畫般之跨文化(Corss-cultural)暨包涵多變項的比較研究， 乃是透過誘導性的方式（elicitation technique）－即「語文完成測驗」和「角色 扮演」－來收集資料。

由上可知，語文完成測驗是透過文字書寫的方式來進行；而角色扮演則是透 過口說的方式來進行。雖然此二者均被視為可彌補前述自然觀察法的缺點，語文 完成測驗可算是最常使用之收集資料的方式（如 Kasper & Dahl, 1991）。這是因 為相較於角色扮演，它可幫助研究者於一定時間內收集到更多的資料。可是此方 式曾被學者質疑在某些方面，如說話的長度、所用的措辭等等，語文完成測驗有 時可能並無法反映出語言使用的真實情形（參見 Beebe & Cummings, 1985; Wolfson, Marmor, & Jones, 1989 等），因此便有學者主張角色扮演可視為一理想之

折衷自然觀察法與語文完成測驗優缺點的資料收集方式（如 Trosborg, 1994），因 而已有少數學者試圖比較語文完成測驗與角色扮演所收集到資料的異同（如 Bodman & Eisenstein, 1988），由於此探討方法學上的比較研究尚少（許多為理論 上的探討而未經嚴謹之實證性的研究），所得結果又有時不太一致（參見 Kasper & Dahl, 1991），且未曾有系統地作過跨文化上的比較研究，本計畫因此希望能透過 不同資料收集的方式來嘗試作此類比較。 進行步驟 本計畫先初步地設計出 24 個可能導引出請求行為的情境。由於實證性研究 已在在顯示，若所測試的情境對受試者而言是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接觸到的經驗 （比如說受試對象為學生，卻要求他們想像成企業主管級人物對自己的秘書說 話）或是是受試者本身文化中不太可能會碰到的情形（比如說要美國學生對系上 或校內教官說話），那麼受試者將無法依本身經驗自然反應而會被迫用想像的方 式回應，如此一來，所收集到的資料很有可能無法反映出受試者在真實情況下的 語言使用情形。因此，本計劃先初步設計出盡可能地可同時反映出中、美社會文 化中大學生實際生活中會遭遇到的真實情形。 為確保所設計出之情境真正地可同時反映出中、美社會文化中大學生實際會 遭遇的情形，本計劃進一步地訪談各 20 位台灣與美國籍大學生，請他們評論前 述初步設計之可誘導出請求行為的情境是否真能各別地反映出他們自身語言文 化環境會接觸到的情形。此目的是透過對母語人士的訪談來做為是否需修正初步 設計出的情境之依據，以確保真能達成本計畫研究的目標，使透過這些情境所收 集到的資料可盡量地真實反映出語言使用的實際情形。 如前所述，本計畫之研究重點之一是 Brown 與 Levinson（1978, 1987）所 論影響人類語言行為的三大要素之－「加諸聽話者負擔的程度」（即 degree of imposition），本計畫欲探究「負擔程度」高時對人類請求行為的影響，因此情境 設計時需將之設定為「負擔程度」較高的情境，這樣做的目的是「負擔程度」較

重的請求情境會牽涉到比較複雜的互動與溝通技巧，如此受試者可能需使用出較 複雜的語言用詞（linguistic forms）或策略（strategies）。可是經由上述所開發出 之情境雖已能盡量確保同時反映出中、美文化的實際情形，但這並不能保證雙方 對所設計情境之「負擔程度」高低的看法一致。由於中、美文化差異頗大，雙方 對「負擔程度」認知上之差距是極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說，中、美大學生皆有可 能碰到需要請同學搬家的情形，但對此搬家行為「負擔程度」高、低的認知則未 必一致。而既然本計畫的設計重點之一是探討受試者在「負擔程度」高的情境時 之語言行為，因此若雙方對所設計出之情境的「負擔程度」高、低看法並不一致， 那本計畫這項研究目的自然無法達成。因此，本計劃對上述階段所開發出之情境 進行一評估性測驗（assessment test）研究，採用問卷的形式，請各 40 位台灣與 美國籍大學生來評估已開發出之情境，本評估性研究將用 Likert scale 的方式， 請受試者評估問卷中每個情境「負擔程度」高、中、低的情形，測驗後並將進一 步進行訪談以作為資料分析的參考依據。此評估性測驗研究除了探討分析中、美 大學生對請求情境「負擔程度」的認知差距外，更重要的是藉此找出雙方對「負 擔程度」認知一致的情境，然後篩選出 12 個中美大學生均認為「負擔程度」高 的情境，如此一來，本計畫之情境設計工作乃告確定完成2_。

四、結果與討論 (Results and Discussion)

為回答研究問題一，對計畫初期所設計出的 24 個請求情境進行一評估性測 驗與事後訪談後，以順利篩選出 12 個中、美雙方之母語人士皆認為請求負擔程 度高之情境可以用於回答其他研究問題，此評估性測驗研究結果顯示中、美雙方 對請求情境「負擔程度」的認知的確有明顯差距，此差距之造成主要可由中、美 雙方語言與文化兩方面之差異來解釋。此 12 種情境是（為能清楚示範說明，於 下對三種變數 12 種可能之組合，其中“-dom”乃指被請求者之社會地位較受試者 為高；“=dom” 乃指被請求者之社會地位與受試者對等；“+dom” 乃指被請求者

之社會地位較受試者為低；“-dis”乃指被請求者認識受試者；“+dis”乃指被請求者 不認識受試者；“m” 乃指受試者對男性被請求者；“f”乃指受試者對女性被請求 者）： 1. 受試者向男老師請求晚交報告（-dom; -dis; m） 2. 受試者向女老師請求寫推薦信（-dom; -dis; f） 3. 受試者向一不認識的男老師請教問題（-dom; +dis; m） 4. 受試者向一不認識的女老師請求准予修課（-dom; +dis; f） 5. 受試者向男室友請求清理共用之浴室（=dom; -dis; m） 6. 受試者向女同學借筆記（=dom; -dis; f） 7. 受試者不得已臨時需請一不認識的男同學幫忙一重之桌子（=dom; +dis; m） 8. 受試者不得已臨時需向一不認識的女同學請教課業問題（=dom; +dis; f） 9. 受試者於學校游泳池打工擔任救生員，要求一不認識的男同學須戴上泳帽才 可下水（+dom; +dis; m） 10. 受試者於學校園遊會時擔任維持秩序的幹部，要求一不認識的女同學離開某 特定區域（+dom; +dis; f） 11.受試者擔任班級幹部，要求一班上男同學開會時要準時出席（+dom; -dis; m） 12. 受試者要求家教女學生準時交作業（+dom; -dis; f） 此開發出之 12 種情境然後設計成分別適用於「語文完成測驗」與「角色扮演」 兩種方式來收集請求行為資料知情境，然後再透過口語報告的方式進行事後訪 談，以收集受試者該行為表現的內心歷程資料。 為回答研究問題二，將上述兩種方式所收集到的資料分別用多變項變異數分 析來分析三組受試者之請求行為是否有差異，此分析以請求策略（requestive strategy）為標的，區分為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 傳統上間接策略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 和非傳統上間接策略（non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三大類型，結果顯示透過「語文完成測驗」與「角色扮演」兩

種方式所收集之資料均分別顯示三組受試者之請求行為有顯著差異，事實上兩種 資料收方式所得結果是一致的，結果是：

一、就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ies）而言，母語為中文者（native Chinese speakers） 之請求行為比台灣大學生（Chinese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learners）的 美語請求行為與母語為美語者（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之行為 可發現使用較多之直接策略。此外，台灣大學生的美語請求行為又比母語為 美語者使用較多之直接策略。

二、就傳統上間接策略（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而言，母語為中文者 之請求行為比台灣大學生與母語為美語者的請求行為使用較少之傳統上間 接策略。

三、就非傳統上間接策略（non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而言，母語為美 語者比台灣大學生與母語為中文者的請求行為使用較多之非傳統上間接策 略。 由於使用「語文完成測驗」與「角色扮演」情境兩種方式所收集到請求行為 資料在多變項變異數分析下結果一致，換言之，從使用請求策略的角度來看，兩 種方式並無差異，研究問題五得到解答。 從多變項變異數分析亦可回答研究問題三，亦即有關性別差異的問題，從使 用請求策略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就整體受試者（all subjects）而論或就各受試者 組（respective subject group）其男女成員之請求行為而論均無顯著性差異。

至於研究問題四有關語言使用者語言使用時內在歷程（process）的研究，本 研究以 Cohen & Olshtain（1992, p. 7）之研究為依據，從以下五大角度來進行一 質性研究探討語言使用者之內在歷程：(a) the extent to which utterances were assessed and planned, (b) the selection of language of thought for planning and executing the utterances, (c) the search/retrieval/selection of language forms, (d) the extent to which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were attended to, and (e) the sources for

language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utterances。結果顯示在此五種不同之面向來 分析三組受試者請求行為的內在歷程時，可發現其語言使用之 process 有許多差 異。 精簡言之，本研究計畫結果所得有差異之處從兩大方向探究：一是就外語學 習者之行為而論（interlanguage behavior）常是受到所學習外語使用知識的限制 和自身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 intralingual 和 interlingual 表現行為，因此造成與其 自身母語使用者和所學習外語之母語使用者（L1 speakers）間的差異；二是就不 同母語使用者而論，他們語言使用的差異常是受到自身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可想 而知的，不同語言之間的使用必有差異，而此類差異常又可歸諸於受到文化之影 響，因此外語使用者必須對所學習語言之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如此才可避免 在外語語法知識非常嫺熟和發音正確時，仍常可觀察到使用外語時所造成之跨文 化溝通間的誤解（inter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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