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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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十八期 2012 年 12 月 115-138 頁.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許華峰∗∗. 摘要顧頡剛對〈堯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書時間的考辨上。他從 1908 年（16 歲）開始接觸《尚書》，漸漸懷疑今文，認為〈堯典〉晚出。在經《尚書》研究」課程過長時間的思考與累積，到 1931 年在燕京大學開設「時，寫出〈《堯典》著作時代考〉，認定今本〈堯典〉成於漢武帝時。這是顧頡剛〈堯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一直到他過世，皆未改變此一論斷。本文從顧頡剛所留下的大量筆記，說明他對〈堯典〉著作時代考證的思考過程，並指出〈《堯典》著作時代考〉與一般的文獻考證方法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顧頡剛的考證建立在一個龐大的歷史解釋系統的基礎上。他力求讓這個系統呈現出一致而有條理的面貌，並用這一個系統來衡定〈堯典〉的著作時代。關鍵字：堯典、顧頡剛、辨偽學、漢武帝. ∗. ∗. 2011/02/17 收稿，2011/08/31 審查通過，2012/01/28 修訂稿收件。本文的初稿曾在 2007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二次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經修訂後發表於此。許華峰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2) 11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The Significance of Gu Jie-Gang’s Study on the Completion Time of “Yaodian” Hsu Hua-feng∗. Abstract Gu Jiegang’s study on the article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 “Yaodian” is mainly focused upon its completion time. Gu starts to read the Book of Documents at the age of 16 in 1908, and he gradually suspects that “Yaodian” is later than the book. After a long-term deliber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Gu publish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mpletion Time of “Yaodian” in 1931, when he teaches Shangshu Studies in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book, he claims that “Yaodian” was complet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Han. This argument is Gu’s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Yaodian” study, and it remains unchanged even when he passes away. This study elaborates his deliberating process with the massive notes he has left and points out that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mpletion Year of “Yaodian” differs from other textual studies documents primari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ormous historical explanation system. Gu makes his every effort to have this system presented with good consistency and organization, and uses it to confirm “Yaodian”’s completion time. Key words: “Yaodian”, Gu Jie-Gang, dubious authenticity discrimination, Emperor Wu of Ha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3)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17. 一、前言〈堯典〉是《尚書》的首篇，更是傳統關於堯、舜、禹諸聖王的重要記載。顧頡剛（1893-1980 年）身為古史辨運動的核心成員，認為堯、舜、禹皆為傳說中的人物，企圖打破傳統的古史系統，還原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的真面目。要達成這一目標，就必定要面對〈堯典〉的相關問題。從現存的材料看，顧頡剛對〈堯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書時間的考辨上。顧氏接觸《尚書》的時間甚早，對今文《尚書》諸篇的真偽，亦極早便感到可疑。據他在《古史辨》第 1 冊〈自序〉所言，16 歲（1908 年）時向祖父學《尚書》、《周易》。偶然從《先正事畧》中讀到閻若璩辨偽《古文尚書》之說，進而疑漢代古文，乃至疑今文《尚書》某些篇章。1但他正式《尚書》研發表〈堯典〉研究的專論，以 1931 年下半年在燕京大學開設「《堯典》著作究」課程，印發《尚書研究講義》第 1 冊（丙種之一）─〈時代考〉為最早，此文認為今本〈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顧氏同時還編有《尚書研究講義》（戊種之一－四），抄錄並評論歷來與〈堯典〉成書時〈禹貢〉評論）之附間相關的意見。又 1933 年《尚書研究講義》第 3 冊（、張福慶（？-1933 年）2討錄，收錄顧頡剛與學生譚其驤（1911-1992 年）論〈《堯典》著作時代考〉內容的通信，名為〈關於《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3其中與張福慶的討論，曾在 1932 年以〈九族問題〉為題，刊載於《清 1. 2. 3. 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即《古史辨》 Gushi bian）（臺北[Taipei]：明倫出版社[Minglun chubanshe]，1960 年），頁 14。按，顧潮 Gu Chao：《顧頡剛年譜》Gu jiegang nianpu 將此事繫於 1909 年顧頡剛 17 歲時，（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3 年 3 月，頁 22）與顧頡剛所說，相差 1 年。張福慶生年未詳。據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日記（第三卷）》Gu Jiegang riji disan juan，1933 年 9 月 5 日：「聞向奎言，張福慶君於今年上半年死矣！聞之悲嘆。」（臺北市[Taipei]：聯經出版公司[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7 年 5 月初版，頁 85）可知卒於 1933 年。顧頡剛 Gu Jiegang：《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內容為〈堯典〉、〈禹貢〉的研究，收於林慶彰 Lin Qingzhang 先生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diyiji 第 28、29 兩冊。在講義的安排順序上，《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依甲、乙、丙、丁、戊的順序編排。然依顧頡剛當時的計畫，《尚書研究講義》原擬分：甲種「尚書本文」、乙種「偽古文尚書本文」、丙種「尚書各篇之評論」、丁種「偽古文尚書各篇之評論」、戊種「尚書學中之問題及其討論之材料」、己種「本講義之討論」六種。所以第一年編寫〈堯典〉的講義時，是依這六類編排的。但到了第二年編寫〈禹貢〉講義時，計畫排除了《偽古文尚書》，故調整成「甲種：關於經本文者」、「乙種：比.

(4) 11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華週刊》37 卷 9、10 期。從 1931 年到 1933 年，應當是顧氏研究〈堯典〉最投入、集中的時期。雖然顧頡剛經過長達二十餘年的探索才有〈《堯典》著作時代考〉講義，然由於自認為「牽涉問題尚多，擬暫緩發表」，4因此全文在當時並未在其他地方刊載，看過〈《堯典》著作時代考〉的人，相對較少。後來顧頡剛也僅在 1934 年和 1948 年，從講義中抽出一些段落，修改後發表在刊物中。分別是：. 4. 較材料」、「丙種：問題之討論」、「丁種：批評」四類。現所見的講義，〈堯典〉部分僅有「丙種之一」、「戊種之一—四」和附在〈禹貢〉講義中的「附錄：〈關於《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禹貢〉部分則有「甲種之三：〈禹貢〉」、「甲種之三，二：《書古文訓》中之〈禹貢〉」、「乙種三之一：《周禮》夏官職官氏」、「乙種三之一，二：孫詒讓《周禮正義》—— 夏官職方氏」、「丁種三之一：古今人對于〈禹貢〉、〈職方〉等之評論」、「丁種三之二：燕京、北大兩校同學札記選鈔」、「丁種三之三：兩校同學論文選鈔」。顯然，〈堯典〉、〈禹貢〉的講義不宜相混，當依顧氏上課的實況，第一年〈堯典〉，第二年〈禹貢〉的順序，才能看出顧頡剛的思考過程。又，此講義，《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第 29 冊最後注明據「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北平景山書社排印本影印」。然檢視講義的內容，只有〈禹貢〉的「乙種三之一：《周禮》夏官職官氏」、「乙種三之一，二：孫詒讓《周禮正義》——夏官職方氏」、「丁種三之一：古今人對于〈禹貢〉、〈職方〉等之評論」、「丁種三之二：燕京、北大兩校同學札記選鈔」、「丁種三之三：兩校同學論文選鈔」為排印本，其餘手寫字體的講義，應當皆為「石印本」。為了引用方便，這裏先列出《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所收顧頡剛《尚書研究講義》中，關於〈堯典〉的部分：顧頡剛 Gu Jiegang：《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 丙種之一〈《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收於林慶彰 Lin Qingzhang 先生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diyiji（台中[Taizhong]：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Wentingge tushu youxian gongsi]，2008 年）第 28 冊，總頁 249-454。顧頡剛 Gu Jiegang：《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 戊種之一—四，收於林慶彰 Lin Qingzhang 先生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diyiji 第 29 冊，總頁 679-860。顧頡剛 Gu Jiegang：〈關於《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Guanyu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de taolun”，《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收於林慶彰 Lin Qingzhang 先生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diyiji 第 28 冊（台中市 [Taizhong]：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Wentingge tushu youxian gongsi]，2008 年），總頁 621-676。又，〈《堯典》著作時代考〉的撰寫時間，據《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31 年 11 月 23 日：「論〈堯典〉一文，始作於八月一號，至九月初，歷四十日，未及三分之一而上課。其後即以所搜集之材料編講義，自九月十五日起，至今歷七旬，得五萬言，未暢論也。總計關於此文，已費四閱月之工夫矣。然未解決之問題尚不知多少，研究之難如是。」（同上註，頁 583）可知約在 1931 年 8 至 11 月間。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 ”，《文史》Wen Shi 第 24 輯（1985 年 4 月），頁 71，王煦華 Wang Xuhua 後記。按，本文凡引用發表於《文史》的〈《堯典》著作時代考〉，皆稱《文史》本，以方便和講義區別。.

(5)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19. 〈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禹貢半月刊》2 卷 5 期， 1934 年 11 月。〈堯典「二十有二人」說〉，《文史雜誌》6 卷 2 期，1948 年 5 月。不過其對〈堯典〉成於漢武帝時的總體意見，大體並未改變。顧頡剛晚年曾交代王煦華整理增補〈《堯典》著作時代考〉，並希望能改寫為白話文，惜相關工作未能順利進行，故顧頡剛一直到 1980 年去世前，皆不曾再針對〈堯典〉發表正式論文。顧氏去世之後，王煦華才在 1985 年 4 月，以顧頡《堯剛遺著〈《堯典》著作時代考〉之名，刊行於《文史》第 24 輯。5所以〈典》著作時代考〉可視為顧頡剛〈堯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通過顧頡剛對〈堯典〉長達二十餘年的探索過程及成果，將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的治學特色。. 二、顧頡剛在 1931 年以前的〈堯典〉研究顧氏在 1931 年以前，雖對〈堯典〉的成書時間尚未得出明確的結論，卻早已認定〈堯典〉出於後人之手，非成於堯、舜之時。如 1919 年的筆記《寄居錄》中，就曾提及：〈堯典〉「柔遠能邇」，從〈文侯之命〉抄來。6 〈堯典〉、〈臯陶謨〉為周史補作。7 此（〈懷沙〉）以垂與離婁並舉者。此其人與造父、伯樂相同，皆為古技藝之士。至〈堯典〉而始將垂收入九官，為堯時人。8 雖然未能舉出具體的證明，卻頗肯定地將〈堯典〉的成書時間定在東周之時。9. 5. 6. 7 8 9.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 ”，《文史》Wen Shi 第 24 輯（1985 年 4 月），頁 71，王煦華 Wang Xuhua 後記。按，據王煦華之說，顧頡剛晚年依然有正式發表〈《堯典》著作時代考〉的意圖，可見他對〈堯典〉著作時代的根本見解並未改變。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一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yi juan（臺北市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Lianjing chuban gongsi]，1980 年），頁 9。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一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yi juan，頁 22。同上註，頁 15。《古史辨•自序》Gushi bian: Zi xu：「置〈虞夏書〉于東周。」（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自序〉“Zi Xu”，《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頁 44。）.

(6) 12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此後，隨著材料的累積以及「古史層累造成說」的提出，顧頡剛所判定的〈堯典〉成書時間，愈來愈晚。這一趨向，與他自覺地利用時代思想、觀念的線索來判定著作的成書時間有關。如 1921 年的筆記《景西雜記》（三）〈舜故事與戲劇規格〉條說：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君王，《論語》上，問孝的很多，孔子從沒有提起過舜。到孟子時便成了一個孝子了，說他五十而慕，說瞽瞍焚廩、捐階，說他不告而娶，更商量瞽瞍犯了罪他要怎麼辦，真成了惟一的子道模範人物了。想其緣故，或戰國時〈堯典〉已流行了，大家因「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一語，化出這許多話來。更可孔子時〈堯典〉還沒有，所以孔子口裏沒有說到類似〈堯典〉的話。10 他比對〈堯典〉、《論語》、《孟子》中所載的堯、舜、禹，發現今本〈堯典〉所描寫的舜有「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之語，而《論語》中討論孝，竟不曾提及舜，因而認為孔子時，舜尚未成為孝子的典範人物，舜的孝子形象是後起的。在他看來，〈堯典〉的著成時間顯然晚於《論語》。顧頡剛同時期的著作，如《古史辨》第 1 冊所收作於 1921 年 11 月 5 日的〈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偽書〉、1923 年 2 月寫給錢玄同（1887-1939 年）討論古史的信中，每每提及類似的意見。所以他在 1926 年所寫的《古史辦》第 1 冊〈自傳〉中回憶說：〈堯典〉和〈臯陶謨〉我是向來不信的，但我總以為是春秋時的東西，哪知和《論語》中的古史觀念一比較之下，竟覺得還在《論語》之後。11 為了解釋上述現象，1922 年顧頡剛提出「古史層累造成」的假設。他說：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纔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12 10 11. 12. 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一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yi juan，頁 328。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自序〉“Zi Xu”，《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頁 52。同上註。.

(7)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21. 作於 1923 年 4 月的〈與錢玄同論史書〉更提出三個重點來說明「古史層累造成說」的內容，並得到錢玄同的支持。〈與錢玄同論史書〉說：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13 其中，第一、二點是顧氏觀察「古史傳說」的演變所歸結出來的規則。第三點則屬顧氏自覺地運用此規則討論古史，並提出方法的反省。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關於上古史史料的存留本來就極其有限，如果顧頡剛將研究的目標放在上古史事真相的考察，同時又質疑當時所能夠看到的有限史料；除非有新出現的可靠史料（如考古學的證據），否則研究勢必無法順利進行。這第三點將研究目標調整為「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就避開了這個困境。只是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也因而轉變為「古史傳說演變」的研究。因此，顧頡剛對〈堯典〉成書時間的考察，重點不在證明〈堯典〉不是堯、舜當時的真實文獻（這一點，顧氏早已有定見），也不是〈堯典〉這一篇文字之中，有多少條單一的「證據」可證明其確切的〈堯典〉該置於成書時間；14而是在於整個堯、舜、禹傳說演變的歷程中，哪一個時間，才符合顧頡剛心目中所描繪的「古史傳說演變」發展的圖像。用顧氏在 1926 年所作的〈古史辨自序〉中的話來說，就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的構成的原因。15 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16 所謂的「時勢」，指時代的潮流、趨勢。他有意把利用時代思想的潮流、趨勢為線索來解釋著成時間的方法，提升到他的古史研究方法的核心位置。而隨著材料與解釋的累積，他對〈堯典〉的著作時間的判定便愈來愈晚。，便提出〈堯如 1923 年 6 月 1 日顧頡剛作〈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 13 14 15. 16. 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頁 60。雖然顧氏並不排斥這一部分的「證據」，但在他的方法上，這是較次要的部分。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自序〉“Zi Xu”，《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頁 61。同上註，頁 65。.

(8) 12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典〉、〈皋陶謨〉、〈禹貢〉「決定是戰國秦漢間的偽作，與那時諸子學說有相連的關係」17之說。然而，從戰國到秦、漢，時間的跨度極長，如此寬鬆的說法，並不能使人滿意。因此，1923 年到 1931 年之間，顧氏對〈堯典〉的成書時間，持續思考、深化，終於形成他〈堯典〉成於漢武帝說的論斷。從顧氏現存的大量筆記，可以看到這個過程。18 1923 年到 1928 年左右，顧氏已提及〈堯典〉成於秦、漢時期，但在敘述上，多為推測的語氣。整體而言，顧頡剛的意見大多環繞在〈堯典〉非史實，或通過思想、制度、文句來源等線索，認為〈堯典〉應成於戰國中後期，甚至秦、漢時期。如：《淞上讀書筆記》（一）（1923 年 3 月 23 日始記）中的「〈堯典〉作于五行說盛行後」條說：疑〈堯典〉是五行之說盛行後所作。19 《淞上讀書筆記》（二）（1923 年 5 月 31 日始記）中的「巡守與封禪」條：我以為巡狩、封禪是戰國時的出產品。……這不是〈堯典〉上的「封十有二山」嗎？因為秦制有此十二名山，而「一州一鎮山」之說已漸漬于人心，故因十二山而有十二州。20 《淞上讀書筆記》（三）（1923 年 6 月 14 日始記）中的「〈堯典〉與《孟子》」條：〈堯典〉的人治觀念實由孟子鼓吹而成。21 「〈堯典〉有古本、今本之異」條認為先秦所流傳的〈堯典〉不只一種版本：孟子時的〈堯典〉是不和現在的〈堯典〉一樣的。……吾意〈堯典〉原有好多種，今〈堯典〉特其晚出者耳。22 《泣籲循軌室筆記》（一）（1924 年 2 月 20 日始記）「韓愈論漢初學術」條：. 17 18. 19 20 21 22. 顧頡剛 Gu Jiegang 主編：《中國古史研究（一）》Zhongguo gushi yanjiu yi，頁 202。顧頡剛所留下的大量筆記，雖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有助於我們了解顧氏的學術思考歷程；然而，筆記畢竟不是正式發表的論文，不宜直接視為顧氏的學術定論。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二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er juan，頁 574。同上註，頁 621。同上註，頁 644。同上註，頁 658。.

(9)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23. 我疑心〈堯典〉、〈禹貢〉等都是漢初斷絕師承時湊補出來的。當求明證。23 《泣籲循軌室筆記》（四）（1924 年 10 月始記）「〈堯典〉點句」條記錄 1924 年 10 月 6 日與錢玄同書曰：去年夏間，先生告我，謂〈堯典〉此數句［「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用韻類秦、漢。此義便中亦乞示及，因駁〈堯典〉一文擬俟《東壁遺書》點畢後即行著手也。24 《東山筆乘》（一）（1927 年 10 月 21 日）「巡守與述職」條認為今本〈堯（二）（1927 年 11 月 13 日）「傳典〉巡守當取自《孟子》。25《東山筆乘》說中之古史發展時期」條列「傳說中之古史發展時期表」，將〈堯典〉、〈皋陶謨〉列為戰國中期至西漢的遺跡。26「伯夷與柏翳」條：恐怕做〈堯典〉的人還受到《孟子》的影響？27 《東山筆乘》（三）（1928 年 2 月 21 日）「〈堯典〉中無五岳」條：〈堯典〉時尚未有「五岳」之說。先秦雖有五行說，但尚未盛，不似漢人的處處用五行說來支配事物。28 從上文的引證可知，這段時間顧氏雖懷疑〈堯典〉作於漢代，但應屬尚未確認之說。大約在 1929 到 1930 年左右，顧頡剛〈堯典〉成於漢武帝之說趨於成熟，寫於 1929 年之後的筆記裏，有許多關於〈堯典〉成於漢代乃至武帝時「秦、漢疆域反映為古史四至」的討論。如：《忍小齋筆記》（1929 年 8 月）條引《呂氏春秋》、《淮南子》之文，認為：〈堯典〉四至實用秦、漢疆域，正合彼時人的說話方式。29 「〈堯典〉九官之前身」條引《呂氏春秋》、《淮南子》之文，認為： 23 24 25 26 27 28 29. 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二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er juan，頁 745。同上註，頁 867。同上註，頁 1026。同上註，頁 1079。同上註，頁 1093。同上註，頁 1125。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san juan，頁 1166。.

(10) 12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堯典〉九官實合此二書摘取之。30 《遂初室筆記》（一）（1929 年 5 月 26 日始記，至 1930 年 3 月記滿）「古史中最佔地位之人與書」條明確指出〈堯典〉的內容包括「孟子時的一部分」和「漢代加入的一部分」。31而這段期間的筆記中，又以《遂初室筆記》（二）（1930 年 2 月 12 日始記）的「漢武時之偽經」條尤其值得注意。此條明白指出：康、崔諸家以〈堯典〉「十有二州」之文為劉歆增竄，此太注意新代的偽經而不注意漢武帝的偽經。漢景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以武帝之偉烈豐功，經師插入「南交、朔方」及「十有二州」之文以求媚漢，甚可能也。32 他仿照康有為、崔適等今文家所提出的劉歆竄亂諸經的模型，以漢武帝時人偽竄〈堯典〉來安置〈堯典〉的著成時間。於是，顧頡剛以〈堯典〉與秦、漢的典籍相對比，並一致地將〈堯典〉與諸書相同或相近的內容，以〈堯典〉遭到漢人偽造以應付時勢之需要作解釋。如：「漢州與〈堯典〉」條認為〈堯典〉之所以為十二州，是因為：漢武帝闢地廣了，從前經上九州之說不足以應付時勢之需要了，故只得定為十二州了。33 《郊居雜記》（一）（1930 年 11 月 21 日始記）「《淮南》堯佐與〈堯典〉異」條指出《淮南子》關於堯佐的說法與〈堯典〉不同，是因為那時候「〈堯典〉之故事尚未占勢力。……《淮南子》是稱道《六藝》的，常引《書》〈堯典〉與漢的，為什麼他對于開宗明義的〈堯典〉竟這般不記得？」34「制」條指出〈堯典〉裏，中央集權和郡國封建制並立，「這除了漢代更無是制」。35 另外像記於 1931 年間的《郊居雜記》（二）（1931 年 3 月 14 日始記）、，更出現大量的相關條文，（三）（首 7 頁在濟南寫，1931 年 8 月 9 日續記） 30 31 32 33 34 35. 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san juan，頁 1167。同上註，頁 1199。同上註，頁 1239。同上註，頁 1262。同上註，頁 1289。同上註，頁 1321。.

(11)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25. 如《郊居雜記》（二）的：「秦皇一統與〈堯典〉」條、「對于統一之稱頌」條、「〈堯典〉三本子」條、「論〈堯典〉三本」條、「《淮南》引〈堯典〉、〈皋謨〉而言堯事仍與今本〈堯典〉異」條、「孟子記堯、舜事與今本〈堯典〉之比較」條、「孟子不言垂、夔」條、「孟、荀曲解禪讓」條、「《荀子》與〈堯典〉同用〈多方〉語」條、「象刑之反對與承認」條、「荀子言五帝無傳人與傳政」條、「古中國疆域不廣與其突廣」條、「荀子駁禪讓說」條、「各書所載堯、舜臣」條、「《荀子》中與〈堯典〉、〈皋陶〉相似語」條、「《荀子》當提〈堯典〉而不提」條、「漢武之政治狀況與〈堯典〉」條；《郊居雜記》（三）的：「《史記》錄〈堯典〉」條、「漢武時社會要求與〈堯典〉」條、「漢武功績之經濟基礎」條、「漢武欲效唐虞之治」條、「〈堯典〉擴大〈禹貢〉疆界之故」條、「董仲舒要求更化、改制為今本〈堯典〉出現背景」條、「劉安諫擊閩越證今本〈堯典〉尚未出」條、「主父偃諫伐匈奴證今本〈堯典〉尚未出」條、「王侯朝覲以皮幣薦璧即〈堯典〉『輯瑞』、『班瑞』」條、「衛青等在匈奴地封禪、通渠置田官」條、「封三皇子策模倣《尚書》」條、「通西域與〈堯典〉『宅西』」條，皆留有大量而一致的解釋。這些思考，《尚書》研究」課程的機緣，形成《尚書終於在 1931 年於燕京大學開設「《堯典》著作時代考〉的內容。研究講義》第 1 冊（丙種之一）─〈. 三、〈《堯典》著作時代考〉對〈堯典〉成書時間的探論《尚書研究講義》丙種之一─〈《堯典》著作時代考〉，雖以「考」為名，實際上有相當明顯的「解釋」成分。由於顧氏的原文甚長，且未立章節標題，童書業（1908-1968 年）在 1934 年 12 月出版的《浙江圖書館館，36曾根據自己的閱讀體刊》第三卷第六期發表〈評顧著研究講義第 1 冊〉會，列出綱要。此綱要曾得到顧頡剛的認可，《旅杭雜記》（一）（1934 年 10 月）「〈堯典〉研究章節」條37特別抄錄綱要，以備將來重作時之參考。（但內容略有不同）為了方便說明，下面依據此綱要說明〈《堯典》著作時代考〉的內容。童書業的大綱將論文分為 7 項： 36. 37. 收於童書業 Tong Shuye 著，童教英 Tong Jiaoying 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Tong Shuye shiji kaozheng lunji xia（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 年 10 月），頁 624。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Gu Jiegang dushu biji di san juan，頁 1875。.

(12) 12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一）〈堯典〉非虞、夏時書（二）今本〈堯典〉非秦以前書（三）今本〈堯典〉成于西漢（四）今本〈堯典〉為漢武帝時書（童書業〈評顧著研究講義第 1 冊〉將此項又分出: 「論漢武帝之政事制度與〈堯典〉合」「論〈堯典〉文辭與漢武帝時橅古之風氣相合」「論漢代學者有以當時政事作為經典之要求」）（五）今本〈堯典〉文辭襲取舊書與其自相矛盾（六）中星問題之辨證（七）〈堯典〉之各種本子其中，（一）、（二）兩項旨在否定〈堯典〉成書時間的傳統說法。（三）、（四）項旨在推斷今本〈堯典〉最後完成的時間，並指出可能的偽作者的身份。（五）仿清代學者考證偽《古文尚書》的作法，整理〈堯典〉的援用之迹，認為：「〈堯典〉一篇之文辭大率取於《詩》、《書》，其意義大率取於孔、孟……其地域與制度大率取於漢武帝時。」38（六）由於〈堯典〉四仲中星的記載似有所據，可能引起學者對〈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之說的疑慮，所以這部分強調諸家對〈堯典〉天象的推算並不一致，且指出〈堯典〉中星問題實為〈夏小正〉問題。這算是顧氏對己說的補充與回護。（七）是討論史上曾經出現的〈堯典〉版本，認為〈堯典〉不只 1 本，在流傳過程中，〈堯典〉成於漢武帝時之說最核歷經多次的增改，而可考的有 8 種本子。心的討論為前四項，特別是（三）、（四）項。茲將顧頡剛的主要意見說明如下：（一）〈堯典〉非虞、夏時書，並不是顧頡剛考證的重點，所以全講義雖長達 102 頁，這個部分卻只花了 2 頁的篇幅。他所提出的理由有「曰若稽古」為後人述古之詞、〈堯典〉人物描寫自相矛盾和思想密合儒家 3 點。其中，人物描寫自相矛盾一點，只能算是〈堯典〉內容的缺失，未必可以作為〈堯典〉非虞、夏時書的理由。較能呈現顧氏「考證」特色的是「思想密合儒家」。他說： 38.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尚書研究講義》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丙種之一，頁 60，總頁 367。.

(13)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27. 若此篇為堯、舜時之真記載，則儒家學說悉是因襲古人，堯、舜之真相亦早大白於世，何以有「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之墨家勃興於戰國，倡導兼愛之說，主行三月之喪，敢與儒家相犄角乎？且即使墨家敢於誣古，儒家何不持唐、虞之真記載─〈堯典〉 ─而與之質證耶？39 認為如果戰國時〈堯典〉已是公認的唐、虞之真記載，儒家必然會據以反駁墨家對堯、舜的錯誤說法。現在，不見儒家引用〈堯典〉駁墨家之說，可見〈堯典〉的價值只被儒家所承認，在當時已不是公認的唐、虞之真記載。（二）〈堯典〉既然不是虞、夏時書，《孟子‧萬章上》曾明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之文，又萬章問放象事有「舜流共工於幽洲，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之語，似〈堯典〉應出現在《孟子》之前。然顧頡剛認為，今本〈堯典〉未必就是孟子當時所看到的〈堯典〉。主要的理由是今本〈堯典〉中有大一統的思想和巡狩、封禪的制度，而這正是秦代所標榜的。他說：夫與秦制相似固不能遂斷為秦人所作，然一統之意味若是其重，君主之勢力若是其厚，則必不能在秦之前。40 何況「秦不師古」，不可能因襲〈堯典〉中的思想、制度。可見：秦之創制與〈堯典〉之成文同在於一個時代潮流中也。41 既然《孟子》引〈堯典〉之文，而今本〈堯典〉中又有秦代的時代特徵，所以顧氏認為，如果以內容經過一次更動算作一種版本，則《孟子》所引，不必就是今本〈堯典〉。（三）〈堯典〉如果著成於秦，內容應當只反映出秦代的郡縣制。今本〈堯典〉卻是郡縣制和封建制並存，可見不可能成於秦代。從制度上看，西漢之世曾出現過郡縣制和封建制並存的情況，正好與〈堯典〉相符。且. 39. 40 41.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尚書研究講義》 Shangshu yanjiu jiangyi，頁 2，總頁 251。同上註，頁 4，總頁 256。同上註，頁 4，總頁 256。.

(14) 12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今本〈堯典〉中疆域為十二州，與漢武帝分十三部制扣除司隸校尉後一致；羲和四宅之地，與漢武帝所立四方疆域之名一致，所以〈堯典〉的著成時間，應當在西漢之世。至於〈堯典〉四罪流放之地與四宅所呈現的地域觀念不同，顧氏認為：《孟子》所引為戰國之〈堯典〉，其想像之四極，不過爾爾；而吾儕所見則為漢武之〈堯典〉，彼時之四極已大遠於戰國，然而誤襲戰國〈堯典〉之舊文，遂使一篇之中地理觀念自相牴牾如此耳。42 以漢武帝時的〈堯典〉誤襲戰國〈堯典〉之舊文，解釋何以一篇之中，會出現地域觀念不同的情形。（四）進一步從經傳之篇目、《史記》之收錄、西漢人之徵引、漢武之志願及其時代潮流四個方面，說明何以定〈堯典〉成於漢武帝時。關於經傳之篇目，顧頡剛認為《漢志》所載《尚書》大小夏侯本皆為 29 卷，其中已有〈堯典〉。夏侯《尚書》在宣帝時立於官學，可見〈堯典〉的出現必在其前。關於《史記》之收錄，顧頡剛認為《史記‧五帝本紀》之記堯、舜事《太史以〈堯典〉為骨幹。《史記》成書之年，據王國維（1877-1927 年）公繫年考略》可視為「與武帝相終始」，可見「〈堯典〉之出，不能在武帝後」。43 關於西漢人之徵引，顧頡剛認為〈大學〉雖引〈堯典〉，但其內容曾「大罵一陣聚歛之臣」，有和〈堯典〉同出於漢武之世的可能。若從西漢人引用的情況來看：漢帝詔書中，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皆用〈堯典〉，而文帝、景帝、武帝之詔書卻不用〈堯典〉。〈堯典〉為封禪之重要根據，〈封禪文〉、兒寬〈封禪對〉卻不引〈堯典〉。司馬相如（西元前 179-117 年）建元 6 年（西元前 135 年）淮南王上書論及閩越，韓安國論及匈奴，皆以為「不居之地，不屬為人之人，天地所以隔外內之區」，與〈堯典〉四宅之說不符，卻無人引〈堯典〉以折之。董仲舒（西元前 176-104 年）之壽僅及武帝中葉，其《春秋繁露》考功名之說，意與〈堯典〉「三載考績；三考， 42. 43.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尚書研究講義》 Shangshu yanjiu jiangyi，頁 21，總頁 289。同上註，頁 25，總頁 297。.

(15)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29. 黜陟幽明」同，卻不引〈堯典〉，可見董仲舒未見今本〈堯典〉，今本〈堯典〉之作者曾見董仲舒之書。故「在司馬遷《史記》以前無一人引今之〈堯典〉者」。44 關於漢武之志願及其時代潮流，顧頡剛認為漢武帝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主，欲以王道飾太平，籠絡民心，故有意效法堯、舜。其一生的政、「封泰山」、治工作，依宣帝、班固（32-92 年）所說，如「修郊祀，禮百神」「改正朔，定歷數」、「興太學」、「協音律，作詩樂」、「塞宣房」、「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表章六經」、「選明將，討不服」、「百蠻鄉風，款塞來享」等，皆與〈堯典〉相符。漢武帝時之時代潮流亦「欲在此大一統之局面之下創造一個強有力之中央政府，驅遣群眾，使之對於時代之光明渴望而膜拜之，而武帝乃會逢其適，得以施行若干新制度耳」。45所以顧頡剛說：羲、和四宅章與巡守四岳章皆漢武帝時編入〈堯典〉者。46 知〈堯典〉為武帝時書，則一切問題悉得迎刃而解，且可證實宣帝、班固所贊頌於帝者亦即〈堯典〉之撰人所推尊於堯、舜者。47 不但〈堯典〉之疆域為漢武帝時之疆域，即〈堯典〉之制度亦為漢武帝時之制度。彼固以當代之典章之於唐、虞者也。48 其推斷〈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正是論文第二節所指出的，是「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的表現。從上文的說明可以發現，顧頡剛大量運用古書中的思想、制度、文句等的對比，來衡定〈堯典〉的成書時間，最重要的前提是著作必定帶有其著成時間的時代特徵的假設。時代特徵既然反映在著作中，以時代確定的古籍與成書時間待確認的古籍相對比，就有可能提供判定著成時間的線索。問題是，從一般考據的方法來說，我們雖然可以確認任何一部書中所載的思想、制度、文句等內容的出現時間一定早於或等於書的著成時間；但單從兩部書中思想、制度、文句等內容的對比，卻未必可以提供我們判斷兩書著成時間先後的理據。以上一節所引《淞上讀書筆記》（三）「〈堯 44. 45 46 47 48.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尚書研究講義》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丙種之一，頁 28，總頁 304。同上註，頁 36，總頁 319。同上註，頁 37，總頁 320。同上註，頁 37，總頁 321。同上註，頁 41，總頁 330。.

(16) 13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典〉與《孟子》」條為例，《孟子》中有「人治觀念」，則「人治觀念」的出現必然早於或等於《孟子》的時代。〈堯典〉中也有「人治觀念」，則「人治觀念」的出現時間一定早於〈堯典〉，最多與〈堯典〉的著成時間同時。雖然《孟子》的時間可以被確定，但單由這樣的條件並不足以說明《孟子》與〈堯典〉的先後關係─〈堯典〉可能和《孟子》同時，也可能早於《孟子》或晚於《孟子》─未必可據以斷定〈堯典〉寫定於《孟子》之後。顧頡剛在「〈堯典〉與《孟子》」條的筆記中，卻認為「做〈堯典〉的人還受到《孟子》的影響」，顯然是將《孟子》置於自己依據相關古籍所建構的「時勢」之中，並將《孟子》視為表現此「時勢」的一個座標，然後將〈堯典〉安置在時勢中的適當位置。《孟子》所代表的是「時勢」，而不是單一的著作。我們只有通過顧氏在〈古史辨自序〉中所說的「解釋」古史，並將顧氏對〈堯典〉成書時間的考證視為他「依據了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的一個環節，才能適當地了解他如何判定〈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他所建構的時勢，才是解釋〈堯典〉成書時間的真正依據。這種「考據」方式，突顯出顧頡剛的古史研究，與一般的考據學並不全然相同。尤其是他所建立的時勢，有著強烈的系統化的訴求。他甚至企圖利用這樣的系統來改定〈堯典〉中的文字。〈《堯典》著作時代考〉從「咨汝二十有二人」與〈堯典〉實際所列舉的 25 人的差異，檢討歷來的 6 種解釋，並一一指出其中的疑問，認為：「凡可以作假設者悉已有人為之假設，且疏通而證明之矣。然問題之不能解決猶如故也。」49所以他提出第 7 種假設，認為經文的 22 人本來無誤，之所以會出現 22 和 25 人的誤差，緣於戰國時人的分州觀念只有「九州」，因此沒有「十二牧」，只有「九牧」。於是顧頡剛將經文作如下的修改：（一）「覲四岳群牧」之原文當為「覲四岳九牧」。（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之原文當為「肇九州；封九山」（三）「咨十有二牧」之原文當為「咨九牧」50. 49. 50. 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尚書研究講義》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丙種之一，頁 91，總頁 431。同上註，頁 93，總頁 436。.

(17)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31. 合四岳、九官、九牧，正好是 22 人。顧氏認為今本之所以出現問題，是因為「點竄〈堯典〉者改其前而忘改其後」的結果。這個戰國時期〈堯典〉版本的內容與今本大略相同，大約在漢武帝時被改動為今本。按，從文獻校勘的立場言，要討論經典的文字是否曾被改動，最好可以找到直接或間接的文獻證據，才能徵信於人。顧頡剛的改定說明，顯然並沒有找到文獻證據。如果我們不能立足於顧氏所建構的系統化的時勢的思考背景加以理解，便會覺得他的改定極為武斷。. 四、〈《堯典》著作時代考〉的挑戰與回應從顧頡剛對〈堯典〉著作時代的研究經過與研究成果，可知他的「考證」工作有著強烈的「解釋」性格。其解釋的內在理路，是由顧頡剛所建構的，具有系統化的訴求的「時勢」來作為判斷著成時間的背景。其解釋的外在理、崔適（1852-1924 年）等今文家辨偽由，則明顯受康有為（1858-1927 年）學說的影響，以君主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改動了經典的內容，來作為解釋的主要架構。只是君主的名字從王莽（西元前 45－西元 23 年）改為漢武帝。顧頡剛發表〈《堯典》著作時代考〉之後，他的學生譚其驤、張福慶、葉國慶（？-？年）曾在 1931 年前後，以書信的形式，討論其中的疑義。譚其驤在 1931 年 10 月 2 日、9 日分別寫信質疑《尚書研究講義》中所列漢武帝十三州的內容，並非西漢之十三州。51此一質疑並不直接影響顧頡剛的主要論證。因為西漢分為十三州的數目是顧、譚二人所共同承認的。所以相關的討論，是歷史地理的問題，與〈堯典〉的著成時間反而沒有太大的關係。顧頡剛在 1931 年 10 月 2 日至 24 日之間，兩度寫信予以回應，並在 10 月 9 日的日記中說：其驤熟於史事，予自顧不如。此次爭論，漢武十三部問題，予當屈服矣。52 接受了譚其驤的意見。他在 1934 年 11 月《禹貢半月刊》2 卷 5 期發表的〈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便不再列出漢武十三州的具體內容，只強調十三州的數目。 51. 52. 顧頡剛 Gu Jiegang：〈關於《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Guanyu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de taolun”，〈討論之一〉“Taolun zhi yi”，《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頁 1，總頁 621。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日記（第二卷）》Gu Jiegang riji di er juan，頁 571。.

(18) 13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張福慶在 1931 年 11 月 15 日寫信補充「以親九族」、「敬敷五教」的來、「親其九族」的材料。顧頡剛接源應增入《左傳》桓公 6 年「修其五教」「九受此補充，在 1932 年 1 月所作的回信53中提及「九族」的解釋，認為：族並不是一件真有的東西，不過像九天、九地、九夷、九黎之類，表示其數目之多而已。」54 葉國慶也在 1931 年左右寫信討論〈堯典〉著成時間，認為「〈堯典〉類一百衲衣，色樣錯雜，難指為某一時之作品。」這應當是目前可見第一篇反對顧氏〈堯典〉成於漢武帝時說的文章。他反對的理由有三點：（一）司馬遷《史記》始作於太初元年，已經用了〈堯典〉的內容。但兒寬在元、元封 7 年（西元前 104 年）（即太初元年）皆未鼎 4 年（西元前 113 年）見過〈堯典〉。（二）武帝改正朔始議於太初元年，渾天儀創於落下閎（西，時間在太初之後。若以〈堯典〉的璿璣玉衡即渾天儀，〈堯元前 156-87 年）典〉的著作時間必在太初之後，何以《史記》可以引用〈堯典〉？（三）《尚書》在漢文帝時已經流傳於世，且司馬遷少誦《尚書》，應當不會相信太初之後偽造的〈堯典〉而引入《史記》之中。這封信，到了 1935 年，顧、勞頡剛以〈《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為題，與孟森（1868-1938 年）榦（1907-2003 年）的批評一併收錄在《禹貢半月刊》第 2 卷第 9 期，並加以回應。（回應的內容詳後）顧頡剛的助理童書業在 1934 年 12 月發表〈評顧著研究講義第 1 冊〉。這篇評論指出顧頡剛的方法為「背景考察法」，並認為這種考證方法是「作者生平一大貢獻」。不過，童書業這篇評論似乎誤解了顧頡剛的結論。他說：是書第 1 冊專評〈堯典〉，其結論為今本〈堯典〉全部乃漢武帝時作品。55 童書業自己對〈堯典〉的判斷則是：. 53. 54. 55. 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日記（第二卷）》Gu Jiegang riji di er juan1932 年 1 月 1 日：「作與張福慶君書，『九族問題』，畢。得二千餘言，即修正付印。」（頁 597。）又 1 月 10 日：「續寫『九族問題』函一千六百言，加入前作。」（頁 599。）顧頡剛 Gu Jiegang 著：〈關於《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Guanyu Shangshu yanjiu jiangyi de taolun”，〈討論之二〉“Taolun zhi er”，《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頁 3，總頁 672。童書業 Tong Shuye 著，童教英 Tong Jiaoying 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Tong Shuye shiji kaozheng lunji xia，頁 624。.

(19)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33. 戰國中世人先造其一部分，而西漢人足成之也。56 其實，顧頡剛實際的意見和童書業並不衝突。他在 1934 年 10 月 13 日寫於〈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前的說明指出〈《堯典》著作時代考〉的結論為：〈堯典〉固為孟子時所有，但吾人今日所見之〈堯典〉則非孟子時書而為漢武帝時人所改作。57 這個意思，的確是〈《堯典》著作時代考〉所主張的。所以〈評顧著研究講「今本〈堯典〉全部成於漢人之說難立矣」58的批評，並不能成義第 1 冊〉立。童書業此文企圖將〈堯典〉的內容打散，一一指出為「戰國時文」或「西漢時文」的作法雖嫌武斷，卻應當可以視為顧頡剛意見的引申。他在文中提及禪讓說與墨子之間的關係，後來為顧頡剛所接受。除了葉國慶的意見，譚其驤、張福慶和童書業的提問，皆對〈《堯典》著作時代考〉的主要論斷未構成直接的影響。 1934 年 11 月，顧頡剛在《禹貢半月刊》2 卷 5 期發表〈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此文係將〈《堯典》著作時代考〉中與地理有關的部分，改寫刊行，主要內容為四宅說的討論。59論文發表後，引起孟森、勞榦為文質疑。顧頡剛將這兩人的文章加上葉國慶的信一併刊布，並為文回應，以〈《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為題，刊在 1935 年《禹貢半月刊》第 2 卷第 9 期。60 孟森提出的質疑有 4 點：（一）〈堯典〉中星為考歲差的第一次根據，若〈堯典〉成於漢代，應依漢人的認識改動〈堯典〉的內容。（二）交阯設郡在元鼎之後，其時間距司馬遷作《史記》不過六七年。漢武帝時所造的 56. 57. 58. 59. 60. 童書業 Tong Shuye 著，童教英 Tong Jiaoying 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Tong Shuye shiji kaozheng lunji xia，頁 631。顧頡剛 Gu Jiegang 著：〈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Cong dili shang zheng jinben yaodian wei hanren zuo”，《禹貢半月刊》Yu Gong ban yue kan 2 卷 5 期（1934 年 11 月），頁 2。童書業 Tong Shuye 著，童教英 Tong Jiaoying 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下）》Tong Shuye shi ji kao zheng lun ji xia，頁 629。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日記（第三卷）》Gu Jiegang riji di san juan 1934 年 10 月 13 日：「編《禹貢》第示第五期稿，略畢。（……將我的講義關於地理者編成一篇。）」（頁 247。）顧頡剛 Gu Jiegang：《顧頡剛日記（第三卷）》Gu Jiegang riji di san juan 1934 年 12 月 26 日：「作〈堯典著作時代問題〉答孟心史先生等。」（頁 275。）.

(20) 13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堯典〉的出現時間，一定在司馬遷童年學習《尚書》之後，司馬遷何以輕易接受偽造的〈堯典〉？（三）朔方見於《詩經》，交趾見於《墨子》，皆可以解為北方、南方的泛稱，不必解為漢代地名。（四）文字氣象與時代未必一致。勞榦雖接受〈堯典〉成於秦以後之說，但認為是秦人所作。理由是：（一）秦代亦有封建郡縣並行的情況，不必到漢代才有此制度。（二）秦以水德王，所以十二州正好與秦習慣用六倍數一致。（三）朔方、交阯不必是漢代地名。（四）「秦皇、漢武為政大略相同」，所以〈堯典〉的內容未必只能出現在漢代。何況晁錯（西元前 200-154 年）受《書》之後，漢人對《尚書》已有共同的認識，武帝未必可以任意改動經文。綜合葉國慶、孟森、勞榦的意見，他們對顧頡剛的質疑可歸結為下列數點：（一）《史記》已經用了〈堯典〉的內容。司馬遷早年已學過《尚書》，如何可能接受漢武帝時偽造的〈堯典〉？（二）〈堯典〉的內容不必全用漢代的制度、地名作解釋。如交阯、朔方不必解釋成漢代的地名。十二州、封建郡縣並行不必是漢代的制度。璿璣玉衡不必即渾天儀。（三）文字氣象與時代未必一致。顧頡剛的回應，先說明他將〈堯典〉的內容與各時代相對照，認為漢武帝的相關背景與〈堯典〉最為類似。這透露出他長期研究〈堯典〉著成時代的問題時，一貫的思考方式。然後解釋交阯、朔方、十二州等問題。其實，顧頡剛對朔方、交阯、十二州等問題的解釋，必須放在他整體思考的脈絡中，才有意義。若將之獨立出來考察，皆未必是唯一的合理解釋。而最能表現出顧頡剛特色的，是他對司馬遷相關問題的回應。他認為：「今本〈堯典〉雖出於漢武之世，並不礙於《史記》之收載。」因為：彼時之書籍尚在不固定之狀態中，發現遺書尤為欣欣樂道之事。……況以武帝時盛大之規模，力足以陶醉一世之人心，有不鼓動文人將實現眼前之理想事物插入舊傳之書乎！61. 61. 顧頡剛 Gu Jiegang 著：〈《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Yaodian zhezuo shidai wenti zhi taolun”，《禹貢半月刊》Yu Gong ban yue kan 第 2 卷第 9 期（1935 年 1 月），頁 36。.

(21)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35. 何況司馬遷以雅馴作為史料的判斷標準，〈堯典〉為雅馴之文，收入《史記》之中，是相當合理的情況。至於《史記》的寫作雖始於元封 2 年（西元前 109 年），但完成的時間可能遲至太始、征和年間，自然有機會錄入著成於漢武帝時的〈堯典〉。其實，即使在時間上司馬遷有機會看到漢武帝本的〈堯典〉，亦不能保證司馬遷接受這個本子。所以顧頡剛真正的理由，是他所認定的司馬遷身處於時代洪流中，必然要受到此一洪流影響的心理趨勢。. 五、結論本文通過整理顧頡剛所留下的筆記、日記，指出他的〈堯典〉研究經《尚書》研過二十餘年的思考與累積，終於藉著 1931 年於燕京大學開設「《堯典》究」課程的機緣，寫出《尚書研究講義》第 1 冊（丙種之一）─〈著作時代考〉的內容。清理顧氏這段思索過程，可以發現他在 1931 年以前對〈堯典〉的思考，與著名的「古史層累造成說」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此外，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考〉，雖以「考」為名，看似為一般考據思維下所產生的考證著作；事實上，他所使用的方法，與一般的文獻考證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顧頡剛的考證實建立在一個龐大的歷史解釋系統的基礎上。他力求讓這個系統呈現出一致而有條理的面貌，然後用這一個系統來衡定〈堯典〉的著作時代。顧頡剛之所以判定〈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正是因為〈堯典〉的內容與他所建立的解釋系統中的漢武帝的時代趨勢相符的結果。他的處理方式比較像是將〈堯典〉放入一個最適合的「時勢」的位置。所以，即使有人針對顧氏相關論證中，單一文獻、史事的考證失誤提出批評，若未足以全盤否定他通過「解釋」所建構起來的「時勢」，便無法讓他改變〈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的判定。不能了解顧氏這種「考證」方式，便無法了解他為何堅持〈堯典〉著成於漢武帝時的見解。由於顧頡剛的考證方法自覺地將他所建立的歷史解釋系統提到極重要的地位，而此一歷史解釋系統的建構，無法避免有較多的自我解釋的成分。參照傳統考據學看重文獻證據的思維方式，顧氏的方法實有流於主觀解釋而忽略客觀證據之嫌。顧頡剛與葉國慶、孟森、勞榦諸學者的對話，可視為兩種不同方法立場的考據學者，在〈堯典〉著作時代考證問題上的意見表述。可惜的是，雙方學者未能進一步對話，致使上述方法上的反省，在當時未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澄清。【責任編校：蔡嘉華】.

(22) 13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主要參考書目勞榦 Lao Gan：〈再論《堯典》著作時代〉“Zailun Yaodian zhezuo shidai”，《禹貢半月刊》Yu Gong ban yue kan 第 2 卷第 10 期，1935 年 1 月。童書業 Tong Shuye 著，童教英 Tong Jiaoying 整理：《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Tong Shuye shiji kaozheng lu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5 年 10 月。顧潮 Gu Chao：《顧頡剛年譜》Gu Jiegang nianp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3 年 3 月。顧頡剛 Gu Jiegang：〈《堯典》著作時代考〉“Yaodian zhezuo shidai kao ”，《文史》Wen Shi 第 24 輯，1985 年 4 月。 ───：〈《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Yaodian zhezuo shidai wenti zhi taolun”，《禹貢半月刊》Yu Gong ban yue kan 第 2 卷第 9 期，1935 年 1 月。 ───：〈九族問題〉“Jiuzu wenti”，《清華週刊》Qinghua zhoukan 37 卷 9、 10 期，1932 年。 ───：〈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Cong dili shang zheng jinben yaodian 《禹貢半月刊》Yu Gong ban yue kan 2 卷 5 期，1934 wei hanren zuo”，年 11 月。 ───：〈堯典「二十有二人」說〉“Yaodian‘ershi you erren’ shou”，《文史雜誌》Wenshi zazhi 6 卷 2 期，1948 年 5 月。 ───：《中國古史研究》Zhongguo gushi yanjiu（《古史辨》Gushi bian），臺北市 Taipei：明倫出版社 Minglun chubanshe，1960 年。 ───：《尚書研究講義》Shangshu yanjiu jiangyi，收於林慶彰 Lin Qingzhang 先生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一輯）》Minguo shiqi jingxue congshu diyiji 第 28、29 冊。台中 Taizhong：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Wentingge tushu youxian gongsi，2008 年。 ───：《顧頡剛日記》Gu Jiegang rij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7 年 5 月初版。 ───：《顧頡剛讀書筆記》Gu Jiegang dushu bij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anjing chuban gongsi，1980 年。.

(23) 顧頡剛的〈堯典〉著作時代研究及其意義. 137. 審查意見摘要第一位審查人顧頡剛是近代史學大家，其所倡導的古史考疑，給史學界帶來極大的衝擊與影響，而對《尚書》的真偽與各篇的史事、著成時代的考證，更是他畢生用力甚深的部分，撰寫過不少的文章。本文針對顧氏有關《尚書•堯典》一篇著成時代的考證，十分詳細的探討了他的前後思辨過程，同時解釋其何以形成結論的原因。全文除採用顧氏的《尚書》相關論著，也利用了他的大量筆記與日記，因而對其思考脈絡，能相當確切的掌握發展的時序，讓讀者知曉顧氏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態度，有助於對民初學術的認識。第二位審查人顧頡剛為近代史學大家，其《尚書》研究影響近代學術研究尤為深遠。本論文以其〈堯典著作時代考〉為討論核心，對顧氏考證〈堯典〉成書時代之緣由、理由及影響皆有詳細探討。不僅針對顧文精義詳加發揮，且大量引用顧氏之日記及讀書筆記加以補充。不僅介紹了顧氏運用古書中的思想、制度、文句的比對，時勢的解釋等方法，也將顧氏的說法置於「古史層累造成說」的理論基礎上加以說明。作者用力至勤，成果無論對研究顧氏《尚書》學或近代經學皆有參考價值，值得肯定。.

(24) 13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第三位審查人本文利用顧頡剛留下的大量筆記，說明他對〈堯典〉著作時代考證的思考過程，作者認為，顧頡剛之考證建立在一個龐大的歷史解釋系統的基礎上，他力求讓這個系統呈現出一致而有條理的面貌，並利用這一個系統來衡定〈堯典〉的著作時代。過往之顧頡剛研究，基本只以其公開著述為據，所論往往為皮相之說，本文參照其筆記，以追索其研究的思考過程，深具意義，值得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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