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Tze Chin Wei Yuan Hwei)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DEC. 13, 1937—APR. 24, 1938 孫浩偉 SUN, Hao-Wei 指導教授：黃自進博士 Advisor: Huang, Tzu-chin,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December 2019.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Tze Chin Wei Yuan Hwei)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DEC. 13, 1937—APR. 24, 1938 孫浩偉 SUN, Hao-Wei 指導教授：黃自進博士 Advisor: Huang, Tzu-chin,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December 2019.

(3) 摘要. 每當敵人佔領了新征服地，往往需要地方人士出面合作，代為管理站領地，這在人類的戰爭史中比比皆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八年抗戰中，曾經有達 13 個省份淪陷，自然也有許多的地方菁英與日本人合作，成為「協力者」。然而這群抗戰時期的協力者，在華人世界的傳統認知中被視為是背叛民族的「漢奸」，對於了解其歷史中更豐富的面向，遂受到了限制。而本文正是試圖對其於歷史上的身影進行發掘，並鎖定以南京淪陷後日本扶植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進行研究。在名聞遐邇的「南京安全區」對百姓的庇護，已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之同時，民眾要能從區後的鐵絲網走回家，則有賴於自治委員會協力者維持市政，對戰爭進行善後，改善民眾的生活。究竟在這個南京淪陷歷史中一個短暫，也較少被人探討的時期，戰爭對於南京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群鮮少被人提及的自治會協力者，對南京秩序的重整作出多大的努力？正是我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本研究首先由南京的城市特性與南京大量人口於戰時滯京談起，繼之逐步點出戰爭對南京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市民之心理，最後則關注於南京安全區的失能與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本文也處理協力者在南京的產生之課題，除了關注日軍於江蘇省的宣撫概況外，筆者也從南京淪陷初期慈善家的遭遇切入探討，指出協力者於亂世中具有的意義，並論及紅卍字會陶錫三會長與日人接洽之過程。而日本扶植自治會成立後，乃採取斷糧的方式力求解散讓南京成為「空城」的安全區，而其中自治會所扮演圓融解散安全區的角色，亦是本文欲描述的重點。論文後半則聚焦於自治會的行政措施，追問其如何與地方社團通力合作，取代安全區原有的賑濟功能，與其在(一)糧食供應 (二)重建職場與交易市場 (三)受理市民請願等民政上的具體作為，以及南京基礎設施的重建。本論文最後，則關注於自治會晚期已出現因為中日戰爭長期化，而對南京社會造成的根本性變革。關鍵字：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協力者南京大屠殺南京淪陷.

(4) Abstract It seems very often in the history that the enemy conquer the new territory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territory. This phenomenon also can be seen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hen the thirteen provinces occupied by Japanese army and loco elites became to the collaborator. However, we treat the collaborator like ‘Hàn jiān, ’ the traitor who betray the nation during the war time, in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it will be the barrier when we explore more aspects about the collaborator during the war time China. Therefore, I am trying to make the image of collaborator clear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In this thesis, I chose to research the 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Tze Chin Wei Yuan Hwei) after the Rape of Nanjing.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Nanjing Security Zone protects the civilians when the Nanjing has fallen. Nonetheless, the people of the city still need to go back home and start a new life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refore, the collaborator from the 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become very important that maintains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fallen Nanjing. What I try to figure out is the war’s impact on Nanjing society and the efforts of the 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trying to reform the orders of the city.. Key words：Nanjing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Municipal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 collaborator, Rape of Nanjing, fallen Nanking.

(5) 目次. 前言 ------------------------------------------------------------------------------------. 1. 一、研究動機. 1. 二、文獻回顧. 3. 三、史料說明. 10. 四、研究架構. 14. 第一章、南京淪陷與社會變遷 -----------------------------------------------------------------------------------. 16. 第一節、戰前南京的社會特色. 16. 第二節、抗戰爆發至淪陷前的社會變遷. 24. 第三節、南京淪陷初期的暴行. 40. 小結. 56. 第二章、南京勢力的整合與合作 -----------------------------------------------------------------------------------. 60. 第一節、日軍的宣撫工作與地方菁英之處境. 60. 第二節、南京市自治委員與救濟權的交涉、協商及讓渡. 71. 第三節、自治會時期的市容整理與社會救濟. 81. 小結. 88.

(6) 第三章、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施政與社會的重建 -----------------------------------------------------------------------------------. 92. 第一節、自治會的施政表現. 92. 第二節、城市機能的重建. 100. 第三節、自治會時期南京的社會變革. 112. 小結. 125. 結論 ---------------------------------------------------------------------------------. 129. 徵引書目 ---------------------------------------------------------------------------------. 134.

(7) 表錄. 表 1、1936 年 6 月之南京市人口職業統計. 18. 表 2、《在南京安全區安置居民及分發食物的暫行措施》（1937 年 12 月 4 日）. 39. 表 3、參與南京安全區的西方人之國籍與戰前職務. 42. 表 4、南京國際安全區備忘錄載日軍各類暴行比例. 48. 表 5、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委員與顧問背景表. 65. 表 6、南京安全區管理委員會中國籍委員名單. 67. 表 7、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1938 年收容人數變動表. 87. 表 8、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系統表. 93. 表 9、1938 年初南京市人口年齡和性別的分布. 112. 表 10、1938 年初南京市家庭的構成. 114. 表 11、南京日本工商會統計 1938 年至 1941 年南京日本僑民數 117.

(8) 圖錄. 圖 1、京市慶祝總理誕辰. 27. 圖 2、首都電廠被炸. 31. 圖 3、南京安全區範圍. 38. 圖 4、南京市自治委員成立大典的照片. 71. 圖 5、1938 年 3 月 17 日，南京城南的難民重建家園. 84. 圖 6、設備完整的鼓樓醫院病房. 111.

(9) 謝辭提筆之際，便想起一晃眼碩士也讀了四年之久。「四年」對於初入社會的新鮮人來說，是衝刺事業的黃金歲月；對於二十初頭的青年來說，是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後機會。我則選擇一條很少人走的道路，便是將青春年華埋頭在學術研究中。在許多人眼裡，花時間就讀歷史系碩士，只會讓未來更加難以營生，要理解我的決定，彷彿霧裡看花。然而我卻深深知道，徜徉在史海之中，可謂是我從小最大的興趣所在，尤其是理解自幼啟發我對歷史產生興趣的爺爺，他所經歷過在大陸上的民國時期。雖然父母親偶爾會怨嘆我，為何碩士會讀這麼久，但他們是刀子口豆腐心，仍然無私的付出，免去我承擔家中勞務，並給予四年經濟上的支持，讓我能率性的當一回研究生。而我在東吳大學時期的好同學張庭瑀、周晟鳴、陳品伶則與我一同進入師大歷史所奮鬥，不僅再續學友之緣，再多少個夜晚我們一同談心，我想他們也會是我一輩子的莫逆之交。在碩士期間，我學力的增長，乃至於能夠順利完成論文，則不可不謝謝我的指導老師，中研院近史所的黃自進老師。我有幸在碩士一年級時，與老師相識在其所開設的「近代中日關係史專題」。老師是少數能夠從中日雙方的視角出發，匯通研究複雜且具有爭議性的課題之專家，我想部分原因，或許也是來自於老師有常人沒有的開闊胸襟，所以能夠抽離偏見，客觀地看待歷史。在我積極爭取自進師的青睞下，老師最終不厭其煩擔任我的碩士論文導師，引領我投入中國近代史研究，並讓我成為他的小助理，浸淫於中研院的學習資源中。在歷史研究中，我所專研的課題算是冷門，即跳脫「漢奸」的討論，研究抗戰期間中國地方菁英對鄉里作出的貢獻。由於我學識不足，而且相關的前人研究也不多，故我常常將構思，或試寫的章節與自進師討論。老師用上他在歷史研究上的開闊胸襟，指導我的冷門課題，傾聽我不成熟的想法，並且非常認真地與我分享觀點，甚至逐字潤飾文稿。老師在學術上的幫助，已令學生我沒齒難忘。而他處處流露出的真誠，甚至以學生的前程發展為己任竭力幫忙，使我深覺其人格之高潔。我也必須謝謝在這四年間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與我朝夕相處的同門黃亮青，處處提點我迷糊的個性，不論是待人處事上的不得宜，或是學生事務的不熟悉，由於得到他的幫助，避開了許多困擾，我由衷感激。同學陳柏予則是我「吃喝玩樂」的夥伴，我們分享對搖滾樂的愛好、觀看英超賽事，甚至親自下場踢足球，以排解壓力為由，吃遍台北市的美食，碩士期間的許多快樂都與他一同渡過。在論文最後的撰寫階段，好友庭瑀無償出任我大綱審查與論文口考的書記，並且身.

(10) 兼觀眾，可謂情義相挺。太太芳綺則當起我的廉價助理，我只需請他喝飲料，他便幫我蒐集史料，乃至進行分類比較。如果本論文有些許功勞，芳綺必然比我有更多的一份。本論文最終能夠審查通過，來自於指導老師和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與中研院近史所林志宏研究員的抬舉。兩位學者蒞臨了我的碩士論文大綱審查以及口試，給予我修改論文極多寶貴的建議。雖然初入研究所時，我本以為人生未來的方向會是繼續攻讀博士，以學者為終身職業邁進，但在論文接近完成之際我也成了家，成為別人的丈夫，也要為還未出世的掌上明珠好好打算。人生萬萬沒想到，但不代表做不到。感謝今年初結識的吳禾典英文家教老師，我們本來為了申請北京大學博士班奮鬥著雅思考試，現在則因為未來就業用的多益考試，讓我們又再度聚首努力著。在碩士班的薰陶下，讓我從一介歷史讀物的愛好者，到如今具有淺薄的學術素養，能夠對事物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但在這四年的奮鬥中，最受用的還是一種精神—「時間沒人多，就要比人認真」，是我碩士期間深刻的體會，勉勵著我這四年不得怠惰。最後，我也想感謝佛菩薩。在您的庇佑下，讓我得到許多貴人的幫忙，並能夠順利地走完碩士階段。仰仗您的佛力，讓我在逆境中不再恐懼，於順境中不起漫心。. 孫浩偉 2019 年 12 月 6 日.

(11) 前言. 一、研究動機抗戰史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也已累積豐富的成果，但過往多關注在軍事對抗，與交戰雙方政治、外交的謀略。然而一場戰爭不僅只有軍事對抗的面向，長達八年的抗戰，中國有十三個省份曾經淪陷，受治於日軍與其扶植的政權之下。在歐洲二戰史的研究中，「通敵合作」（Collaboration），以及「協力者」（Collaborator）是一直受到關注的話題。當法國貝當元帥（Henri Philippe Pétain）在 1940 年 10 月 30 日宣佈與納粹德國合作統治法國後，西方學界便以 collaboration 指涉戰爭期間被佔領者與佔領者所進行的共生合作。1 在淪陷之下，原來的敵人，變成了共處一室的鄰居，甚至提供了生計，與維持生活秩序，則是一個確實發生的現象。2 當然，所謂的「通敵合作」也在中國的抗戰中上演。眾人耳熟能詳的汪精衛，是上述類似於法國貝當元帥，透過與敵人協商的方式組織了與日本密切合作的「南京國民政府」。其實在抗戰初期的半年間，日本便已在佔領地，搓合地方菁英出面組織「維持會」或「自治會」等縣級的行政機構，居後指導運作。對佔領區的平民百姓而言，為了生存，必然得想方設法和佔領者共處，另一方面，佔領日軍也希望中國百姓能夠配合統治，更需要在戰前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解體後，由地方菁英出面重建佔領區的秩序維繫統治。「通敵合作」不僅是侵華日軍控制中國佔領地的方式，更是理解八年抗戰中國淪陷區百姓生活不可迴避的視角。雖然學界對於抗戰淪陷區的研究已經不少，但長期以來多關注於協力者的性格缺陷與投敵經過，近十年該領域研究集中在指出協力者對於淪陷區的傷害與榨取，如販毒、奴化教育、意識形態宣傳，以及論汪精衛、王克敏與梁鴻志之間的 1. 2. Timothy Brook，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 西方學界關於協力者(Collaborationist)之定義有廣有狹，狹義論者如 Henrik Dethlefsen 在其書’’De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中以丹麥的戰爭史總結認為通敵合作在丹麥歷史上非常普遍，對被佔領者而言，與敵人合作是一種必要的調適，不足為奇，故協力者只能被稱為在佔領者支持下運用權力的政治家。廣議論者則是關注到佔領之下百姓與佔領者的關係，Daniel Goldhgen 在其書’’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中則認為猶太大屠殺(The Holocaust)之所以能推行，責任不僅在納粹黨人身上，而是德國大眾千年來的反猶心理，而心甘情願替希特勒當劊子手，故德國全體人民難辭其咎。廣議論者認為佔領者不論消極或是積極的合作，只要不反抗佔領當局，都算是協力者。對於佔領之下的百姓究竟能不能稱為協力者，有一種更狹義的看法稱為「通敵主義」(Collborationism)，認為只有百姓支持佔領者的意識形態才能稱為協力者。 Timothy Brook，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P.17-18. 1.

(12) 利益博弈。大體來說，論者多關注日軍與協力者造成的苦難。此番研究注可能過分將視角集中在傷害，與忠奸之辨的議題上，卻可能忽略了淪陷區歷史更為豐富的面向。3 在上述的史觀下，「協力者」是一個長期存有定見的研究對象，而這畢竟限制了我們對於協力者更多的認識。美國學者 Mark S. Eykholt 在其博士論文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就關注於淪陷南京民眾的生活史，尤其對於百姓「自由」的考察。其指出，南京淪陷八年，社會樣貌雖然有所改變，然而除去「南京大屠殺」期間，與 1943 年開始的通貨膨脹，實際上生活沒有我們認知的苦。在娛樂、教育方面，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甚至有很大的連續性。南京的百姓的生活也仍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學生能發行與政府意識形態牴觸的刊物；勞資關係或許是中華民國最好的時期。該文雖已問世二十年，似乎沒有在華語學界引起波瀾，淪陷區的社會仍很少被仔細檢視。4 如果抗戰淪陷區歷史研究能夠在忠奸之辨，與強調日方與協力者帶來的傷害之外，探討淪陷區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協力政權的具體運作，建立起對抗戰史的全面了解，其實非常具有意義。然而抗戰史中類似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 4. 學界目前對於汪精衛政權成立前的淪陷區研究課題，大體在了解地方政權的建立經過、社會控制、經濟侵略、文學與電影中的文化侵略、游擊隊與民眾的抵抗，目前有關論文有：蕭李居，〈戰時的淪陷區〉（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冊 4，臺北：國史館，2015），頁 417573；郝麗麗，〈華北淪陷區道級偽政權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張同樂先生指導，2009）；賀遠來，〈南京維新政府的產生與解體〉，《檔案與建設》，2008 年 5 期（南京，2008.5），頁 37-43；王廷連，〈抗戰時期安徽的漢奸政權〉，《黨史縱覽》，1995 年 5 期（合肥，1995.10），頁 26-28；鄭建鋒，〈試析抗戰時期江浙地方偽政權的危害〉，《嘉興學院學報》， 21:4（嘉興，2009.8），頁 80-84；徐立綱，〈偽臨時政府與偽維新政府政治關係演變淺析〉，《民國檔案》，1996 年 3 期（南京，1996.9），頁 114-118；季鵬，〈論偽維新政府時期日本的鴉片毒化政策〉，《社會科學戰線》，2005 年 4 期（長春，2005.8），頁 134-139；潘敏，〈江蘇日偽政權稅賦徵收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 年 2 期（北京，2006.6），頁 68-76；高丹予、徐曉虹，〈南京偽維新政府及其大民會〉，《民國檔案》，2000 年 2 期（南京，2000.5），頁 89-94；朱倩云，〈淪陷時期無錫初等教育研究(1937-1945)〉（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李玉先生指導，2012）；陳捷，〈淪陷電影的源起:「中華電影公司」探究〉，《當代電影》，2014 年 7 期（北京，2014.7），頁 67-75。也有學者關注到下而上視角的淪陷區社會史，並且帶入新的研究取徑，例如帶入計量，或是以代表性個案來觀看親日政權的統治強度：劉霆，〈論偽維新政府統治環境的脆弱─基於維新政府〈殉難先烈題名錄〉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 4 期（北京， 2010.11），頁 80-89。劉潔，〈華北淪陷區基層社會控制的實態─基於通縣新民會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 2 期（北京，2015.6），頁 62-76。或是從娛樂產業入手來看淪陷區的建設與生活水平消長，見徐沁逸，〈淪陷後南京電影放映業記略(1938-1940)〉，《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6 年 5 期（北京，2016.9），頁 76-81。學界對於孤島時期上海投入的研究則比較全面，不論是社會史、抗戰文藝、個人心境，重要著作有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Frederic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游溪，〈曲折與隱晦中的砥礪—上海「孤島」時期電影期刊研究〉，《電影新作》，2016 年 1 期（上海，2016.1），頁 33-38。 Mark S.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8）. 2.

(13) 遂引發我進而研究的興致。至於本文之所以研究「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首先在於目前學界對於戰時淪陷區的研究，多聚焦在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於其成立之前存在的協力政權如「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乃至日本扶持的縣、市「自治委員會」，則研究較少。其次，則是南京自治會及其時代的獨特性。眾所周知，南京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雖然日軍對中國百姓的屠殺並非只有在南京發生，但是暴行的規模、殘忍程度、持續的時間都不及南京。在這段時期中，名聞遐邇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於百姓的庇護，已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然而南京民眾從安全區的鐵絲網後走回家，則有賴於「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對戰爭進行善後，改善民眾的生活。究竟在這個南京淪陷歷史中一個短暫，也較少被人探討的時期，戰爭對於南京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群鮮少被人提及的自治會協力者，對南京秩序的重整作出多大的努力？正是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 二、文獻回顧全面關注淪陷初期南京通敵合作與秩序建立的研究，迄今未多見，此處將大略分成兩大部分介紹。由於我所研究的議題與南京大屠殺史相關，故首先針對南京大屠殺史中的相關研究作探討，其次則回顧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中國淪陷區研究的整體概況。 (一)、南京大屠殺史中的相關研究一般而言，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多關注在日軍的破壞與中國百姓的創傷，涉及本文探究的通敵合作與協力者等議題，只有為數不多的專論。以下我便針對該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進行簡評。「南京大屠殺」一直以來都是學界討論的重點，早在 1960 年代，南京大學日本史研究小組便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著有《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不過該書受限於政治因素，到 1979 年才在中共內部發行。5 而日本方面，從 1965 年開始就有老兵以自身的回憶，對南京大屠殺審判的公平性提出辯駁，也對於南京大屠殺中如「百人斬」的殘忍行徑提出質疑，此事才開始在日本社會引起輿論。 6. 另一方面，由於 1968 年美軍在越南的「美萊村屠殺」事件(My Lai Massacre)，. 5. 〈高興祖─南京大屠殺研究第一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2018 年 1 月 2 日。 http://www.nj1937.org/zkzx/xsyj/201801/t20180102_5222938.html。南京大屠殺其實在戰後就為日本民眾知悉，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在 1945 年 12 月 8 日就在日本新聞上連載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專文，甚至日本從 1946-1955 年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便有「南京暴行事件」此一章節。雖然日本人知悉此事，但是並沒有形成輿論與研究的風氣。日本社會開 3. 6.

(14) 日本的新聞人與學者也開始關注到日本在中國的戰爭罪行。1971 年早稻田大學日本史教授洞富雄撰寫《南京事件》一書後，才開始形成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風氣，以及長達 40 多年的論戰。7 從 21 世紀開始，中日之間便開始針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進行對話。由於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國內的爭議，也造成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的對話，主要是順著 1960 年代開始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虛實，以及範圍的討論，即主要從事的是史實的建構與史料的整理。目前這場對話還在繼續，但大部分學者都已承認在南京淪陷後日軍虐殺中國百姓與俘虜，惟遇難人數、屠殺範圍、組織性仍有爭議。8 1997 年美國記者張純如之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問世，則在學術與輿論界造成轟動。該書的學術意義在於它是第一本大量運用在當時尚未公開的西方人日記與文獻撰寫的學術著作，而這些資料能夠探討的主題較先前更為多元。此外，該書文筆非常流暢，有系統的從淞滬會戰談到南京暴行與東京審判，除了討論日軍的暴行，更帶入了對受害者心理關懷的新視角，吸引了不熟悉該段歷史的西方公眾之關注。9. 7 8. 9. 始關注南京大屠殺議題，來自於戰後質疑東京審判公平性與左派史觀的背景。笠原十九司著，羅翠翠、陳慶發、張連紅譯，《南京事件爭論史─日本人是怎樣認知史實的》（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36-43、75-77。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爭論史─日本人是怎樣認知史實的》，頁 17-68。從 1960 年代開始，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爭議主要在政治家跟老兵，與歷史學者間就南京大屠殺的虛實與當中的殘忍行徑做論戰。1980 年代以後中國與日本學界大多都承認曾經在南京發生過虐殺事件，但是學人之間對其性質與規模仍有不同看法，而認為是虛構者也開始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與觀點。對於性質的爭議，持南京事件為虛構的學者則指出就史料而言，看不出有任何高級軍官知悉南京大屠殺；而中國學界認為以南京大屠殺稱呼並無問題；日本學界則考量到南京的情況不似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具有明顯的組織性，故日本學界的共識是使用「南京事件」來定義。在範圍的部分，由於南京大屠殺並非單一事件，事實上日軍從上海至南京的路上也對其他城市的中國百姓進行屠殺，另外在南京的日本駐軍也從南京出城巡邏江蘇其餘城市，故南京大屠殺的範圍與時間學者有不同的界定。在遇難人數部分，持虛構論者大多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大審判與國民政府的捏造，為子虛烏有；中國大多數學者則以南京軍事法庭的判決書跟慈善社團的埋屍紀錄認為死亡人數在 30 萬人以上，屠殺的受難者包含南京戰役的軍人、逃兵與百姓，但也有如孫宅巍與步平，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有待商榷；日本學者則從 4 萬到 30 萬人都有人聲稱。魏楚雄，〈歷史與歷史學家：海外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爭議綜述〉，《歷史研究》，2009 年 5 期（北京，2009.10），頁 158-169；張連紅，〈中日兩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民國研究》，2007 年 1 期（南京，2007.1），頁 101-105；洞富雄，《南京大虐殺─決定版》（東京：現代史出版会，1982），頁 279-416；王希亮，〈日本學術界「南京大屠殺事件」爭論及各派論點評析〉，《抗日戰爭研究》，2006 年 4 期（北京，2006.11），頁 147-170；笠原十九司，〈日中歷史共同研究與南京大屠殺爭論在日本的終結〉，《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 4 期，（北京，2010.11），頁 20-21；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爭論史─日本人是怎樣認知史實的》，頁 69-128。歐美學界對於二次大戰中的人道罪行，主要是關注在猶太人大屠殺，而張純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在 1997 年與 1998 年被《紐約時報》選為國際非文學類書暢銷第一名，兩年共賣 50 萬冊。張存如，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1997）. 4.

(15) 此後，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開始走向社會、心理、歷史記憶等視角，或是將南京大屠殺與世界史進行比較，張著具有一定的啟發性。隨後，也由於檔案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時人文集如《拉貝日記》，與口述歷史等新材料的出現，2000 年以後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視野更加寬廣，在史料跟理論的運用上也有很大的突破，故近十年南京大屠殺研究之趨勢除了對於屠殺史實更為細緻的爬梳，研究也開始擴展到屠殺以外的相關議題。目前學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已有相當詳實的整理，甚至可以說掌握到逐日記事的程度。張憲文先生主編之《南京大屠殺全史》共三冊，達 110 萬字，可以說是研究該段歷史的參考書了。10 日軍的種種暴行，以及在寧西人對南京難民的幫助，是學界用力最深之處，已有非常豐富的成果。約與此書同時（2012 年），南京大學的張生教授與其同仁、學生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則象徵了深化與擴展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努力。《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由六位學者的研究組成，討論議題已擴展至城市機能的運作；糧食問題；在寧西人的救助與活動；德國人士如何評價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創傷症候群等等十項專題。11 雖然此前也有學人涉足南京協力者的活動，以及淪陷初期的社會史，但仍有些許不足，或是與本文側重點不同之處。關於協力者。「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乃是由日方搓合以南京的慈善社團人士與商人，成立臨時市政府職能的機構，在南京大屠殺後負責城市的善後工作，包含重新登記市民、勸導民眾返家、協助復業、賑濟難民、設立公營商場，以及恢復市容。目前關於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研究不算多，張連紅先生於 2007 年的〈角色、行為與民族主義：南京偽自治委員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關係初探〉一文中則非常有系統爬梳了自治會的運作，以及其如何侵蝕安全區的權利，更釐清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自治會之間的關係，指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從頭便沒有將自治會視為敵人，並且兩者在大屠殺後還建立密切的合作，是一篇非常優異的文章。12 2004 年學者丁兆東與陳謙平的〈略論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統治〉則是最早出現探討南京市自治會的論文，該文對於南京市自治會的成立經過，以及行政措施如發法良民證，強迫難民離開安全區；設立米專賣店與糧食賑濟難民；藉由抽自行車稅與商販稅籌措經費等等史實略為梳理。13 後繼 2006 年陳圓圓著〈日. 10 11 12. 13. 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全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張生等著，《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南京：鳳凰書局，2012）。張連紅，〈角色、行為與民族主義：南京偽自治委員會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關係初探〉（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七七事變爆發 7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329-350。丁兆東、陳謙平，〈略論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統治〉，《民國檔案》，2004 年 2 期（南京，2004.5）頁 88-93。 5.

(16) 軍佔領南京初期的「安民」政策述評〉，14 與 2008 年經盛鴻著〈侵華日軍「以華制華」政策的標本─評偽「南京自治委員會」〉，15 則大致順著丁兆東與陳謙平的架構，對內容進行更深的補述。上述文章，已經建構出了自治會的行政重點，然而在探討上都讓人有「點到為止」的感覺，實際上自治會相關的史料還很豐富，可以進行更深度的探討。例如各區公所包含人口統計、清理死屍、安排就業、張貼宣傳布告、收繳軍火等史料。區公所，或是團體或個人，也有大量與自治會來往的文件，被稱為「市民呈文」。簡而言之，市民呈文就是民眾的陳情信，內容大多反映了南京淪陷初期社會的方方面面，例如南京的軍事管控，如出入城管制；又或是當時南京民眾的陳情，例如房產被日人侵占；家人被逮捕；希望協助謀職；要求政府幫助春耕，因自安請求設立區公所或自治會分會等等問題，可以深入剖析南京大屠殺後的社會。 16. 另一方面，在上述文章中除了〈略論南京自治會的統治〉一文外，其餘兩篇文章開宗明義便表明將自治會視為「為殖民統治服務」的「魁儡」，故對自治會的臧否，通常是負面的。例如陳圓圓與經盛鴻皆認為自治會藉由販賣稻米從中牟利，又可以控制南京市民的生活。17 又或是認為自治會成立的南京市商會，目的在加強對南京市商民的控制。18 不過這些學者的解讀，或許只是陳述了一個面向，但史實中亦透露了不同的面向可供採納。例如在談到糧食供應，自治會於南京城內四區，設有官方的糧食銷售站，最初以 1 袋米，11 元軍票；麵粉 1 袋 3.5 元的價格兜售。根據貝德士 (Miner. S. Bates）的觀察，自治會時期開出的米價，比國際委員會，與戰前市場所販售的還要廉價，足見其刻意壓低糧價，體恤百姓。19 關於南京協力者與日方的合作，不少學者從協力者的背景出發以「親日」與「被迫」作解釋。不過孫江著〈記憶不能承受之重─陶保晉及其後人的南京記憶〉， 20. 則根基在過往不曾利用到的陶保晉的私人書信，以及陶保晉的周遭人士對其. 記憶，指出在名節兩難的情況下，陶保晉本只想組織眾人出面合作，自己委身後. 14. 15. 16. 17. 18 19 20. 陳圓圓，〈日軍佔領南京初期的「安民」政策述評〉，《天中學刊》21:6（河南駐馬店，2006.12）頁 112-115。經盛鴻，〈侵華日軍「以華制華」政策的標本─評偽「南京自治委員會」〉，《南京社會科學》， 2008 年 4 期（南京，2008.4），頁 51-58。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陳圓圓，〈日軍佔領南京初期的「安民」政策述評〉，頁 114。經盛鴻，〈侵華日軍「以華制華」政策的標本─評偽「南京自治委員會」〉，頁 55。經盛鴻，〈侵華日軍「以華制華」政策的標本─評偽「南京自治委員會」〉，頁 55。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孫江主編，《新史學：歷史與記憶》，卷 8（北京：中華書局，2014）。 6.

(17) 方，但卻被日軍意外的推舉為自治會長，而在任內陶氏亦惴惴不安，多次尋求脫身。孫著亦對陶保晉其人性格作很深入的描述。高鵬程的博士論文〈紅卍字會及其社會救助事業(1922-1949)〉，21 則梳理了民國初年紅卍字會的發展，以及與日本的互動此一大背景，末章則指出紅卍字會在日本的流布，以及照顧戰時難民的責任，是紅卍字與日軍締結合作的主要原因。南京自治會的誕生，的確是以陶錫三的領導，與紅卍字會基於保護難民進而組成的。不過陶氏與紅卍字會的活動，更可追溯到南京安全區為何對日軍的暴行無力約束，而這是本文可以發揮探討的。此外，目前對於南京協力者的了解，仍侷限在陶保晉個人身上，但在時人文獻中也透露不少協力者在南京淪陷初期的活動訊息。在自治會成立前，前日本大使館的通譯孫叔榮（日後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副會長），在南京淪陷的隔一天，就以日軍南京特務機關雇員的身分出現在史料上。 22 當日後成為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副會長的陳朗波其女兒險些遭到日軍性侵時，陳朗波乃通知孫叔榮前來趕跑日軍。23 這透露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除了倚靠安全區的西方人搭救外，向協力者求助也變成另一條捷徑。而在祝晴川（第八十八師少校參謀，後化妝百姓服務於紅卍字會）的文史資料中，則可看出孫叔榮與陶錫三、黃月軒、張南梧、陶覺三、許傳音等人的人際關係紐帶，以及自治會成立前的活動。24 關於南京秩序的重建。Mark S. Eykholt 的博士論文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是最早進行深入研究的學位論文。雖然該文不是對南京大屠殺史的專論，但其論文第二、三章，對南京大屠殺後城市機能恢復，以及維新政府時期「督辦南京市政公署」之市政，進行有系統的論述。對南京火車班次的變化；巴士開始營運；人力車的行駛數量上漲；南京的糧食供應等，提供詳實的數據。25 該文亦考察南京市民的生活狀況，包含謀職；重建房損；遷徙自由；日方與西方人的磨合、日本人社區、經濟、家庭結構等議題，論述甚廣與甚細，對了解 21. 22. 23. 24. 25. 高鵬程，〈紅卍字會及其社會救助事業(1922-1949)〉（蘇州：蘇州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池子華先生指導，2009）。埃爾文．維克特（Erwin Wicket）著，周婭、譚蕾譯，《拉貝日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937 年 12 月 14 日），頁 119。史邁士，〈致家人函〉（1937 年 12 月 14 日）（章開沅編，《美國傳教士的日記與書信》，《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231232。福斯特，〈致美國大使館函〉(1938 年 3 月 10 日)（章開沅編，《美國傳教士的日記與書信》，《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4），頁 141。〈日本士兵在安全區暴行的案例〉（1937 年 12 月 21 日），徐淑希編，《南京安全區檔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頁 304。祝晴川，〈丁丑南京屠城記〉（張連紅編，《倖存者的日記與回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3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474-475。 Mark S. Eykholt, “Living the limits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 China, 1937-1945 “, pp78-83；105106. 7.

(18) 大屠殺後南京社會，提供重要的貢獻。這啟發了本文探究南京的戰爭遺產，即自治會時期南京萌生的不少社會變化，有些甚至可稱為「變革」，橫亙整個南京的淪陷八年。郭昭昭的博士論文〈南京大屠殺前後南京市民生活秩序變遷研究〉，則進而對南京大屠殺期間經濟、戰損、交通、水電、信息等議題進行更扎實的研究，詳細考察戰爭對難民帶來的各種影響，以及南京城市機能如何從停擺走向逐步復原。 26. 郭昭昭等學者從市民、社團、生活經驗的視角，由下而上建構南京大屠殺史，. 彌補長期被忽略的基層視角，並且讓世人對於南京大屠殺後的秩序重建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除了城市機能的恢復，與市民生活切身相關的住屋、謀職、環境衛生、治安等問題，亦可透過大量「市民呈文」深入探討。27 總結而言，南京大屠殺議題近年的興盛，帶起了學界對這段歷史的再探索，研究也走向多元視角，並以更加嚴實的態度書寫。不過，關於協力者「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研究，雖已經建構出其行政措施，但卻不夠深入，在探討上大多「點到為止」，實際上自治會相關的史料還是很豐富，可以進行更深度的探討。其次，對於自治會，幾乎全數學者都將其視為「為殖民統治服務」的「魁儡」。不過這些學者的解讀，或許只是陳述了一個面向，但史實中亦透露了不同的面向可供採納。接續則是，關於南京協力者與日方的合作，已有學者指出是陶錫三的領導，與紅卍字會基於保護難民而組成南京自治會。本文則認為，陶氏與紅卍字會的活動，更可追溯到南京安全區為何對日軍的暴行無力約束，從此大脈絡下再發揮探討。最後，則是本文欲探究南京的戰爭遺產，即自治會時期南京萌生的不少社會變化，有些甚至可稱為「變革」，橫亙整個南京的淪陷八年。 (二)、抗戰初期中國淪陷區政治與社會史研究整體概況抗戰初期淪陷區研究多為若干地方型的個案研究，研究的課題在協力者之興替，與日本之經濟文化侵略。研究成果提供了詳實的史料整理與史實建構。然而 26. 27. 郭昭昭，〈南京大屠殺前後南京市民生活秩序變遷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論文，張生先生指導，2011)。姜良芹與吳潤凱先生在〈從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殺〉為學界首次論述該類史料的價值，該文以戰後的市民呈文，量化分析南京大屠殺的遇難原因與性別比例；商業損失：南京淪陷後的八年生活與心靈創傷，然該文意在拋磚引玉史料價值，實際上研究不太深入。經盛鴻先生在〈日偽時期的南京「日人街」〉文中利用兩則市民呈文呈現當時百姓房產被日人佔據的情況。姜良芹、吳潤凱，〈從市民呈文看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研究》，2007 年 1 期（北京，2007.2），頁 92-121；經盛鴻，〈日偽時期的南京「日人街」〉，《檔案與建設》，2008 年 6 期（南京，2008.6），頁 37-39。 8.

(19) 論者多關注淪陷區協力者對中華民族與淪陷區生活造成的苦難，從經濟、權力慾、性格缺陷的角度，認為是少數利益薰心、懷抱投降主義的人成為出賣民族的「漢奸」，並且戕害鄉里。對於協力者及其所作所為，以「負面」的標籤看待。28 相比長期投入抗戰史研究的兩岸，西方學界對抗戰淪陷區的看法則有所不同。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的著作《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以二次大戰中歐洲淪陷區「通敵合作」(Collaboration) 之概念，來審視抗戰史，修正傳統華人對戰爭的看法。我們多半將協力者視為「漢奸」，而認為所謂漢奸是天生就圖謀己利，不知民族大義的惡人，故在忠奸之辨的觀念中，我們傾向研究奸人的背景與性格，不然便是研究奸人之作惡多端。然而如此，卻會限制我們凝視淪陷區歷史的視野。卜書亦提供了我對於抗戰初期江浙地區「通敵合作」的整體架構，並以五大要素，即合法性、維持統治的經濟開銷、協力者的利益、協力者間的競爭、治安的穩定，分析中國抗戰初期江浙一帶縣級協力政權的穩定度。然而卜書對於淪陷初期各地的史實經過，以及中國地方菁英為何選擇通敵，沒有作深入的探究，實際上仍有可發揮處。29 傅葆石( Poshek Fu)的博士論文，”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以戰時上海知識份子內心對「忠奸」之掙扎為探討，嘗試指出，在戰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心境，並非一元，在上海至少有積極抵抗、擁護合作、置身世外三種心態。上海從戰前華洋聚集的十里洋場，到抗戰初期的「孤島時期」，終至日本向西方國家宣戰佔領上海全境，知識分子個人的心態是隨情境而游移。當上海全境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淪陷後，所謂以筆抗日的「孤島文學」劇作家也只能噤若寒蟬。傅氏研究中的協力者，是 1940-1944 年《古今》雜誌的作者群，傅氏指出他們處於一種「道德的困境」(Ethical dilemma)，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協力者選擇將自己比附歷史上的主合者跟遺老，透過詮釋歷史人物，來提高合作的正當性，淡化內心的罪惡感。而隨著 1942 年後上海的經濟惡化，以及通敵合作後來自日本壓力，上海的附日文人逐漸覺得合作變成了誤入歧途。他們開始認為歷史發展是無常的，而歷史的發展中人類並不能改變命運脫離歷史，故質疑遵從道德操守，跟命運之間的關聯性，選擇不問世事縱身犬馬。傅氏的研究雖然鎖定戰時上海的知識分子，但其關於附日者心境的描述，也十分具有參考價值。30. 28 29 30. 見註 3。 Timothy Brook，Collaboration :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9.

(20) 中國學者潘敏，則對抗戰初期江蘇省的維持會做過非常好的比較研究。在其〈日偽時期江蘇縣鎮維持會研究〉中，調查了 22 個維持會，歸納指出維持會委員清一色全部都是富裕階層出生者，當中最多的是商人，尤其是商會管理人員；其次則是原先縣政機構的公務員與警官；最後則是北洋時期的公務人員，顛覆我們對於協力者必定出身地痞流氓的概念。潘敏指出了五種維持會的組成模式，分別是日軍宣撫人員耐心的說服(六合)；綁架鄉紳(無錫與揚州)；強迫威脅(鎮江與丹陽)；最多的模式則是地方人士的主動配合，透過維持會自救鄉里。在潘氏的研究中維持會存在的目的有清理屍體，與管控居民的遷徙，不過更為有趣的是，該文也指出江南地區維持會花費最多心力於供給日軍軍需，日軍依賴維持會代為採買物資，甚至搜刮民膏。雖然協力者抱持著保衛鄉里的信念與日軍合作，但是也因為遭受宣撫班指使，以及日軍無法約束暴行，而自身不保，以致不少人退出合作。對此，日方在維持會之後的自治會階段，多以幫會地痞替代之，而這些幫會地痞後續多入主維新政府時期的縣公署，顛覆了原本日方宣撫的美意，反而成為社會亂源。31 總體而言，抗戰初期中國淪陷區政治與社會史研究，大致來說研究者多是中國學者，研究重點是揭發漢奸與日軍造成的苦難。抗戰初期淪陷區的研究比起南京大屠殺研究，更趨向善惡之辨、侵略/傷害的研究範式，但這些研究仍提供了我們抗戰初期淪陷區的大背景知識，並對日本特務機關、國策社團對淪陷區的組織與控制等史實更為了解。卜氏、傅氏的研究則是帶給我不少靈感，本文的核心關懷便來自於卜正民的《通敵》一書的啟發。. 三、史料說明本研究領域涵蓋性質非常多樣的史料，不少記述甚詳的日記與書信流傳至今。《拉貝日記》，32 以及《魏特琳日記》，33 是在寧西人日記中篇幅最為龐大，與記述最為詳實的的日記。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則大多都有留下書信，各個別具特色，例如社會學家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的信件，便特別關注於南京的經濟議題。掌管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行政的麥卡倫（ James Henry Macallum），則詳述不少鼓樓醫院的運作細節。34 31. 32 33 34. 潘敏，〈日偽時期江蘇縣鎮維持會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 3 期（北京，2002.9），頁 140-153。埃爾文．維克特（Erwin Wicket）著，周婭、譚蕾譯，《拉貝日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Minnie Vautrin,〈Vautrin’s Diaries〉, Micro Filmed in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章開沅編譯，《美國傳教士的日記與書信》，《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4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10.

(21) 除了西方人之外，中國人也留下些許的記述。《陳克文日記 1937-1952》是了理解南京空襲下的生活非常重要之史料，而且陳克文出身政府高階公職人員，日記中反映公務人員家庭，與南京一般市民家庭因應抗戰的差別。35 南京大屠殺期間，《程瑞芳日記》、36 蔣公穀的《陷京三月記》、37 郭岐著《陷都血淚錄》，38 則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百姓的第一手記述，分別從南京安全區的管理人員、軍醫、難民三者的視角來認知南京大屠殺。而不少親臨老兵發表的文史資料，39 則讓我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受害者—「敗殘兵」的經歷有深刻的了解。在南京大屠殺之後，陷於南京的兩位報人施冰厚與顧天錫，則分別著有《今日之南京》，40 以及《藕孔日記》兩本著作，41 對淪陷後的南京社會與協力者的活動著力甚深，並各自提出對協力者之觀感。日軍的「陣中日記」也是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史料。張憲文主編之《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將日本基層士兵的日記，如《東史郎日記》，北山羽、牧原信夫等基層士兵的日記翻譯成中文，而高級軍官如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三十旅團長佐佐木到一等人的日記也被收錄其中。除了日記外，當時部分聯隊的作戰命令，與戰鬥詳報也已付梓，可供爬梳。42 透過日軍的文獻，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日軍的軍事活動，更得以從日方的視角分析南京大屠殺，並理解日本士兵的情緒以及對南京百姓的觀感。對於親臨此段歷史的大部分百姓，他們不僅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時間留下文字記錄。不過關於各色難民眼中的南京，目前也有數本口述訪談集問世，例如最早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口述訪談的徐志耕著《倖存者說─南京大屠殺親歷者.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訂，《陳克文日記 1937-1952》，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程瑞芳，《程瑞芳日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蔣公穀，《陷京三月記》（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郭歧，《陷都血淚錄》（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張連紅編，《倖存者的日記與回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3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白蕪，《今日之南京》（重慶：南京晚報社，1938）。白蓮，《藕孔日記》《新命(南京)》，3-5；8 期（南京，1939）。王衛星編，《日軍官兵日記》，《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8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王衛星編，《日軍官兵日記與書信》，《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王衛星編，《日軍官兵與隨軍記者回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王衛星、雷國山編譯，《日本軍方文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王衛星、葉琳編譯，《日本軍方與官兵日記》，《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32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王衛星、葉琳編譯，《日軍官兵回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33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王衛星、劉軍編譯，《日軍文獻》，《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56-5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王衛星、葉琳編譯，《日軍官兵日記與回憶》，《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60-61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曹大臣、羅文文編譯，《日軍第六師團官兵》，《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62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1.

(22) 採訪記》，時值訪談耆老大多在世時。43 後續南京大學與南京師範大學也進行過規模更龐大的口述訪問，留下大量關於南京百姓生活的史料。44 由於南京大屠殺後市民為了安生立命，從 1938 年的 1 月起，便有不少商民向自治會申請復業，或是請求救濟，這種申請書被稱為「市民呈文」。45 目前《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蒐集有南京空襲與大屠殺期間的呈文共 766 筆。46 市民呈文雖數量相當龐大，但卻最少為人利用。呈文當中透露了不少自治會時期南京的社會狀況。本文也參閱了不少媒體資料，以《申報》與《中央日報》為主，利用來考察南京空襲期間的社會概況。除了這兩大報紙外，戰前南京市政府下轄的機關報，如《南京市政公報》跟《實業統計資料》等官方期刊，也被本文用來研究戰前南京的經濟發展與市民生活。本文用到的另一大類資料則是公文書。涵蓋的範圍有西方駐華使館的報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書信與調查報告；日本特務機關的宣撫報告，以及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轄下各機關的公文。西方駐華使館的文獻以美國、英國與德國為主。該類文獻首先可以看出西方使館與日方溝通幫助設立安全區，或是詢問日軍進攻南京的作戰計畫。此外，由於南京大屠殺期間，西方外事人員都被強迫撤往長江的軍艦上，故報告頻率縮小不少，然而相比南京西方人的日記與書信，使館報告則較有系統地描述南京的狀況。西方外事人員於 1938 年 1 月回到南京後，該類史料便對南京的外國資產受損情況，以及南京淪陷初期的社會與經濟狀況，作出不少詳細的報告。47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除了留下私人的書信外，同時在與時局折衝樽. 43 44. 45. 46. 47. 徐志耕，《倖存者說─南京大屠殺親歷者採訪記》（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張連紅編，《倖存者調查口述》，《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25-2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蔣曉星編，《倖存者調查口述續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37-3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姜良秦、郭必強編，《前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姜良芹編，《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調查統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6-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郭必強、姜良秦編，《日軍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統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9-2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郭必強、姜良秦編，《賠償委員會調查統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2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張建寧編，《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23；徐康英編，《南京市臨時參議會調查》，冊 35-36（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姜良芹、郭必強、呂晶編，《財產損失統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4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姜良芹、郭必強、呂晶編，《市民財產損失調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42-4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陳謙平、張連紅編譯，《德國使領館文書》，冊 3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張連紅、仇蓓玲編譯，《英國使領館文書》，冊 3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楊夏鳴編，《美國外交文件》，冊 63（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2.

(23) 俎時，也留下不少的文獻。第一類是寄送給日本使館、歐美使館的書信，內容主要為透過報告南京的暴行，希望日方進而約束，以及供應安全區南京所需的糧食。第二類則是統計調查資料，包含暴行的統計，以及市民生計、糧食與健康狀況的調查，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科研調查，例如〈南京國際委員會救濟報告書〉。48 日本特務機關也留下五篇關於南京狀況的匯報，內容主要關注於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組建與經費；如何解散安全區，並勸導難民回家；南京市城市機能的修復與各行業概況。即關注於自治會的行政與城市重建之面向。雖然前後五篇報告篇幅不超過 40 頁，但涵蓋許多重要的調查數據，例如自治會的經費會計表；南京日人的性別與從業統計；救濟用的各類物資發放數量等等，目前該資料與江浙一帶其它城市的宣撫報告被編入井上久士編《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第 13 冊。 49. 與日本特機關宣撫報告類似的是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公文書，包含有三大類的資料。第一類是關於自治會的組織章程，是理解自治會組織架構與職掌的重要資料。第二類則是各區公所的工作報告，包含收屍、施診、安排工作、發放「安居證」等許多事項，也留有關於戶口、房損、復業商店、日軍苦力各類統計資料。第三類則是「市民呈文」及自治會的答覆。50 需要一提的是，礙於碩士求學階段，吾人學力與外文能力之不足，以及身處台灣的侷限性，本研究相關史料為方便起見，遂大部分史料取自前人整理之史料集。時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的秦孝儀先生，曾編有《日軍在華暴行—南京大屠殺》共上下兩冊的史料集，收入《革命文獻》中。51 不過該著於本文可用之資料，如時人回憶、徐淑希編《南京安全區檔案》等資料，亦被收錄於往後張憲文主編之《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該集共 78 冊，是目前最龐大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史料彙編。52 兩相比較之下，《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蒐集之資料更為完整，並且編入了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才陸續公開於美國大學圖書館的西方人之日記與書信，也因此為本研究大量使用。該集雖然動員超過百名學者，從美國、英國、德國、日本、中國，與台灣等博物館與檔案館蒐集史料達 4000 萬餘字，可說近乎將現存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史料彙整完成，但仍有可議之處。其編纂的緣起，乃是響應日本外務省之邀，為「日中友好會館」內設立之「日 48 49 50 51. 52. 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井上久士編，《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冊 13（東京：不二出版，1989）。張生編，《英美文書‧安全區文書‧自治委員會文書》，《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冊 12。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108-109 輯，〈日軍在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上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7）。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共 78 冊，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在 2005-2010 年間出版。 13.

(24) 中歷史研究中心」提供協助。在其總序中，便提及在 1990 年代中日關係相對友好的脈絡下，目的除了便於歷史研究外，亦在以史完成「現實意義」之工作，即「嚴正駁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殺的謬論」。故該著在打擊所謂「日本右派」的同時，亦不免給人是否也是以政治目的為前提編纂的顧慮。不過根據筆者了解，《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在取材上算是廣納了中方、西方諸國、日本方面的史料，除了在出版時來不及收錄的新出世史料，多已將市面上的史料納入，也無刻意改動原件。53 具體而言，其對於本研究的侷限性，是來自於以「南京大屠殺」為前提取材，然而南京淪陷後的歷史並不盡然等於南京大屠殺史，前者相對的狹隘。其次，是由不同的學者經手編纂，造成翻譯外文並無統一的用法，甚至必須出第 72 冊進行翻譯勘誤。最後則是等不及編纂完成便逐步出版，造成史料編纂頗無系統，前後冊史料重複者甚多。本人今後努力的目標，首先在於跨出《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侷限性，在浩瀚的史海中，盡力爬梳現存的一手原始資料，並加強史料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面也必須與其他淪陷區之研究，如巫仁恕著《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比較異同，突顯出南京個案的獨特性。54. 四、研究架構本文旨在前人的基礎上，以目前沒有過的碩士學位論文之篇幅，專研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及南京秩序重整的挑戰。除第一章首先關注於這段時期的社會與生活樣貌，以及戰爭給南京社會的改變，其餘兩章則追問包含：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構成，以及其施政如何使南京民眾在戰火中重拾生活。在章節安排上，以抗戰爆發至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解散的過程，為全文發展的主軸。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共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章、南京淪陷與社會變遷第一節、戰前的社會特色第二節、抗戰爆發至淪陷前的社會變遷第三節、南京淪陷初期的暴行 53. 54. 直到 2018 年 7 月，曾編纂著名之《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的《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的相關史料仍被陸續發現。其實除了田伯烈之外，在南京淪陷後居於南京的西方人事，以及日軍老兵的日記仍在不斷的被發掘或公開。詳見臧運祜、宋志勇、胡澎、唐利國、崔金柱、馬曉娟、張生、張連紅、王衛星、張慧卿，〈「日本侵華史料的發掘、整理與研究」筆談〉，《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8 年 3 期（南京：2018.9），頁 20-25。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14.

(25) 第二章、南京勢力的整合與合作第一節、日軍的宣撫工作與地方菁英之處境第二節、南京市自治委員與救濟權的交涉、協商及讓渡第三節、自治會時期的市容整理與社會救濟第三章、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施政與社會的重建第一節、自治會的施政表現第二節、城市機能的重建第三節、自治會時期南京的社會變革. 第一章「南京淪陷與社會變遷」。本章旨在論述南京如何逐漸邁入戰爭，以及戰爭對南京社會的衝擊。第一節首先建構戰前南京社會與百姓生活的概況，並討論南京的城市特性與南京大量人口於戰時滯京之關聯。第二節則歸納整理從抗戰至淪陷，南京社會的變化。第三節乃利用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調查，以及口述訪談資料，深入理解南京暴行的概況，以及安全區的存在為何無法約束暴行。第二章「南京勢力的整合與合作」。本章討論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誕生，以及其在南京安全區解散中扮演的角色，與南京善後中的救濟。第一節分別從日、中兩方的角度出發，理解日方如何尋覓協力者，也關注於南京的地方菁英如何解讀局勢，出面與日人進行合作。第二節乃關注自治會成立後，與國際委員會於賑濟權上的交涉與協商，及其在南京安全區解散中起到的作用，如何逐步迫使安全區解散。第三節則論及安全區解散後，自治會、紅卍字會，以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在賑濟與整理市容上，三者的通力合作。第三章「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施政與社會的重建」。本章首先評估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為期四個月的行政措施，及其實效。第二節則探討日軍與負責淪陷南京民政工作的特務機關，對如水、電、郵政等基礎設施的修復，以及美國壓力下南京治安的改善。第三節則探討戰爭仍對南京社會帶來不少根本性的改變，以及當日本人大規模移入南京生活，與自治會為了戰爭的需要對社會進行管控及親日的宣傳，對南京社會產生的衝擊。. 15.

(26) 第一章、南京淪陷與社會變遷.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滬會戰開打，標誌著抗戰自華北擴散到了江南地帶，由於南京緊臨上海，故從 8 月以來即遭受日軍的空襲，被捲入了戰爭之中。同年 12 月 13 日，南京則不敵日軍圍攻，成為了日本的佔領地，並旋即發生了為期月餘，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本章重點即探討南京從戰前，歷經戰爭，再到南京大屠殺期間社會的變化。除了梳理南京如何逐步捲入戰爭外，更希望為後續章節提供背景介紹。本章首先由戰前南京談起，探討「黃金十年」(1927-1937)南京這座城市的特色。此外，當抗戰波及江浙二省時，大部分的城市人口都往上海租界、鄉間，乃至大後方逃竄。淪陷的蘇州，36 萬人口只剩 2 萬餘人、杭州 50 萬人口，僅剩 10 萬人。. 55. 然而南京淪陷時，至少有 46 萬至 56 萬人沒有離開，佔原有人口的半. 數左右，頗值得討論。56 故本節亦探討南京的社會特色與廣大民眾淪陷時滯留南京的關聯。第二節，則關注於抗戰爆發至南京淪陷前的社會變化，透過 (1)戰時組織與動員 (2)空襲下的生活 (3)戰爭損失與城市機能逐漸停擺 (4)去與留的徘徊 (5) 民間社團的救助，共五個題目，探討市民的生活如何逐步被戰爭影響，以及社會團體於戰時的活躍。章末，乃聚焦於南京百姓淪陷後極端嚴峻的暴力問題。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在某種曾度上，也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日軍的約束不力。故本節先論及國際委員會為何不能善盡保護難民之責，其次則概述在大屠殺期間，民眾遭遇到的暴行。第一節、戰前南京的社會特色中國從 1927 到 1937 年也被稱為「黃金十年」，因為中國北伐統一後，政府開始有計劃的鼓勵實業發展，大興近代化基礎建設。而南京作為首都，政府以《首都計劃》為藍本，實行大規模的城市計畫建設。57 南京的經濟效益吸引了許多人 55. 56. 57. 巫仁恕，〈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城市生活—以蘇州菜館業的興衰為例〉，《新史學》25：4（臺北， 2014.12），頁 181。張希為，〈杭州淪陷前後〉，《國光》，4 期（長沙，1938），頁 10。張連紅，〈南京大屠殺前夕南京人口的變化〉，《民國檔案》，2004 年 3 期（南京，2004.8），頁 127-133。 1928 年 12 月成立「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後改組為「首都建設委員會」），作為南京城市建設的規劃機構，於隔年提出南京城市建設的都市計畫—《首都計劃》，內容提及：南京是以政治功能為主的城市，但商業與旅遊並進。必須能夠容納下兩百萬的人口居住，並且使其 16.

(27) 進入南京從事工商活動。在 1934 年時，南京就有了 96 家同業公會，58 而 1936 年南京的從業人口更已經過半數從事工、商、服務業，顯示出南京工商業的蓬勃發展。59 而南京亦為中國新式工業，與國造工業的重心。對照實業部對 1936 年中國城市的工廠數量統計，則南京為全國第七。60 戰前南京開的 143 家工廠中，許多為官民共股方式經營，這些工廠過半數為運用到新式內燃機的大型工廠，從事食品加工、機械製造等新興工業。61 南京在黃金十年期間成為了繼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後的後起之秀，人口從 1927 年的 39 萬 6 千人，發展到抗戰爆發的 1937 年 101 萬人，在中國是僅次於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的大城市。62. 58. 59. 60. 61. 62. 享有現代化的生活機能。在戰前，南京已落實了城市分區，以及機能的硬體建設，包含：城市功能分區、下水道系統、自來水與電氣之供應、交通建設、公園等基礎公共建設。例如戰前南京已經有城市分區，共分有有中央政治區、商業金融區、工業區、文教區、高級住宅、使館區與一般住宅區，集中機能於單一區域。中山門外紫金山南麓為中央政治區；鼓樓傅厚崗一帶為市級行政區；長光兩岸及下關碼頭為工業區；主幹道兩側和明故宮、新街口一帶為商業區；鼓樓、五台山一帶為文教區；山西路一帶為新住宅區。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91 輯，〈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一）〉（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2），頁 1-4。南京市地方志編篡委員會辦公室編，《南京通史民國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頁 213。對於南京的工商發展，在 1934 年《中央銀行月報》的調查中，南京的同業公會就有 96 種。市內銀行有 25 家，分行 52 家。到了戰前，南京登記的公司已有 252 家、商號 543 家，小本商店逾 3000 家。〈南京商業調查〉，《中央銀行月報》，3:12（上海，1934.12），頁 2669-2675。〈南京銀行業調查〉，《金融週報》，1:4（上海，1936），頁 22。〈中外要聞：南京市商業之概況〉，《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青海塔爾寺，1937.5），頁 15-16。根據南京市政府的統計資料，在調查的 96 萬人口中，有 230503 人從事人事服務業；工商業人口也有 202843 人，已超過就業人數的半數。其次是公務員 82885 人、農業 52985 人。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93 輯，〈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2），頁 229-230。共 143 家，僅次於上海的 4555 家；杭州 517 家；天津 439 家；漢口 426 家；無錫 382 家，青島的 328 家。〈工業：南京市工廠槪况〉、〈工業：上海市工廠槪况（民國二十三年）〉、〈工業：漢口市工廠槪况〉、〈工業：天津市工廠槪况（民國二十三年）〉、〈工業：青島市工廠槪况〉、〈工業：無錫工廠槪况〉，《實業統計資料》，1:1（南京，1936），頁 151-167。在南京用到內燃機的現代化工廠有 54 家，超過全市工廠比例的三分之一，多數為近代化的食品、印刷、機器與金屬企業，這些近代化產業工廠，多半是在 1923 年以後登記，顯示出南京的工業中，新式近代化工業的蓬勃成長。南京工業的特色在於不僅民間工業發展蓬勃，國家主導的大型新式企業也聚集在南京。大量新式的國營，或半官營企業在南京設廠，例如有金陵兵工廠、中央機械製造局。1936 年設立的永利化學公司錏廠，號稱是全東亞最大規模的化肥工廠，也是第一個生產中國自製的硫酸銨化肥的工廠。南京的江南水泥廠，則在 1934 年以後為中國水泥生產量第二大的工廠。〈南京市工廠概況〉，《實業統計資料》，頁 151-152。〈南京市各業工廠統計：按資本額工人數出產價值及設立年限分組（廿三年）〉，《實業統計資料》， 1:2（南京，1936），頁 36。經盛鴻，《南京淪陷八年史》（上冊）（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4-20。 1936 年底至 1937 年 7 月，上海人口約為 380 萬人；北平 154 萬人；廣州 109 萬人；天津 108 萬人。〈體育與美育：上海人口〉，《磐石雜誌》，5:2（天津，1937），頁 104；〈土地、曆象、人口：各大城市人口一覽〉，《申報年鑒》，1936 年刊（上海，1936），頁 176；〈京市人口一月統計〉，《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2 月 25 日，3 版，2 張；〈國內時事：一月來之社會：社會：人口統計〉，《時事月報》，16:3（南京，1937.3），頁 124；周進，〈北京人口與城市變遷（1853-195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近代史博士論文，姜濤先生指導，2011），頁 61。 17.

(28) 時人的日記與文集，留下了市民在南京最直觀的生活體驗。戰前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拉貝（John Rabe）在其日記中曾寫道：「太平路從前是主要的商業街，是南京人的驕傲，這條街夜晚的霓虹燈可以與上海的南京路媲美」，這是其對「南京大屠殺」之前夫子廟商區美麗夜景的回憶。63 另一位也對南京留下筆記的，是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陶希聖，他在 1931 年寫道：「有時候到國美大戲院看電影，卻看不見一點時髦，因為南京的時髦比起上海來得少，來得遲。南京有的是馬路，卻沒有兩旁俱樂部、電影院、咖啡館林立的馬路。這種商店乃是時髦的匯兌所」 64. 在陶希聖的感覺裡，南京雖然有現代化的建設與享樂，但是仍不及上海。拉貝與陶希聖，關注到南京的現代化享樂，代表上階層看到的南京。雖然南. 京工商蓬勃發展，建設俱臻，但事實上，南京市民的生活差異極大。本節行文，首先關注戰前南京的社會概況，接續則進而指出南京的城市特性，為何造成了在南京淪陷之際，至少有 46 萬至 56 萬人無法離京避難。 (一) 、貧富兩極的社會南京這座城市的職業組成非常特別，首先是有大量的公務員居於其中。根據 1936 年 6 月市政府的調查（表 1），全市 96 萬 261 人中，黨、政、軍、警、教育等公務人員就有 8 萬 2 千人，為人口比例的 8.63%，就業比例的 13.2%。而同一年的上海，210 萬人中，公務人員不到 1 萬 6 千人，只佔了人口比例的 0.7724%。 65. 此外，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1935 年國民黨員與人口比在南京為 1:52，比. 起上海，與革命故鄉廣東，分別為 1:510 與 1:417，居全國之冠。66 其次，則是其工商從業人口也不少，有 20 萬 2843 人。但當中雇主與員工的比例不得而知。不過以 1936 年向政府申請工商業小本貸款的戶數來看，南京的中小型企業雇主至有 8150 人以上，67 若加上企業商賈，人數可能約為 1 萬人。又南京的律師、醫療人員、工程師、記者等「自由職業」人數為 1 萬 5030 人。表 1、1936 年 6 月之南京市人口職業統計全市人口. 68. 總數. 男. 女. 佔總人口比. 佔就業人口比. 960261. 570227. 390034. 100 %. 65.0492 %. 埃爾文．維克特（Erwin Wicket）著，周婭、譚蕾譯，《拉貝日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938 年 1 月 17 日），頁 291。 64 陶希聖，〈魯游隨筆〉，《社會與教育》，24 期（上海，1931），頁 370-371。 65 〈國內勞工消息：勞工及公業統計：上海市區職業統計〉，《國際勞工通訊》，3:9（上海，1936.9），頁 39-40。 66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修補增訂版（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 302。 67 〈社會：辦理小本貸款情形案〉，《南京市政府公報》，173 期（南京，1936），頁 80-81。 68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93 輯，〈戰前國家建設史料：首都建設（三）〉，頁 229-230。 18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