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外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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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外的學習經驗

女童在國民學校的學習經驗，除了來自校內的學習活動外，另有延續到校外的學習活動。這些學習活動，一部分是學校有計畫安排的課外活動，另一部分則是來自學校生活衍生的潛在課程。一般而言，課外活動雖然是非正式課程，但仍其預設的學習目標，較容易掌握。而潛在課程則如女性主義哲學家Jane R. Martin 所言，其包含了在學校的或非學校的設施中，受教者學到一些尚未被揭示的意圖所帶來的結果或副產品，可能與學業有關，也可能與學業無關，這些學習可能是有意義的、也可能不具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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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學習目標是隱而未見，並且難以預期，

因此常被忽略。惟女童們就讀國民學校期間，除了校內活動外，其他生活經驗勢必與國民學校的學習活動有交互的影響，除了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外，延續到校外的學習活動，勢必也伴隨一些潛在課程的影響，進而可能對女童形成重要的學習意義。因此，本章節將從「上學前的活動」、「放學後的活動」以及「課外活動」等三方面校外的學習經驗，來敘述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外的學習經驗。

第一節上學前的活動

一般上學前，學童們要準備好到學校所需要的主要物品，包括了帶著課本、

文具，有些還需要帶飯包。並且，要穿著符合學校要求的衣著標準、依照學校要求的時間到校等。在光復前後，民生物資有限，學童們通常使用大布巾包著書本和文具背在身上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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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後期，各學校幾乎都規定穿著制服。當時男學生的制服，通常是類似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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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R. Martin, Changing the Educational Landscape: Philosophy, Women, and

Curriculum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56.

2 黃美惠等編，《春風化育，百年樹人─台北市大龍國小創校臺佰年週年紀念專刊》(臺北市：大龍國小，1996)，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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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軍服的規格，各校差異甚微。而女生的制服，通常是有著類似海軍水手服裝的洋裝或是高腰的背心裙(請見圖 5-1)，較具變化，不僅校際間的不儘相同，連同校中不同年級的女學生間，都可能有不同款式的制服(請見圖 5-2)。大致上，學生制服還是具有一定的舒適性，以方便學童活動。但是，女童一律穿著裙裝。除了制服之外，通常男童需要帶上類似軍人的盤帽，而女童則是被要求剪成像瓜皮帽一般的髮式。

圖 5-1 昭和十八年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學生畢業照

資料來源：《基隆市昭和國民學校第二屆畢業紀念冊》，頁 6。

圖 5-2 昭和十六年基隆市仙洞國校學生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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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基隆市仙洞國民小學提供。

當時有不少家長，為了讓子女上學的花費發揮最大的功效，通常會選購較大尺寸的制服與鞋襪。基隆仙洞地區受訪者吳金珠，回想當年學校要求穿著制服和鞋襪上學，但是她的養母為了達到節省的目的，就讓她穿上較大尺寸的制服，並選擇比吳金珠適用尺寸大上幾號的鞋子，希望那雙鞋子能用上好幾年。因此，吳金珠當年必須在鞋頭前墊著一個大大的紙團，腳趾才能抵得住鞋身的前端。然而

，雖然整隻腳可以抵住鞋子了，但是一移動起來就很容易掉落。所以她每天拎著鞋子，打著赤腳走向學校。在進校門前，她會先到校舍旁的同學家，借用清水將腳洗淨後，才穿上鞋，以減少穿著大鞋而勉強行走的辛苦。(編號 W-5 訪談稿)

除了吳金珠因為鞋子太大，因此總是光著腳走路上學外，其他地區學童打赤腳上學的情形也普遍，即使在冬天也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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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除了與當年經濟環境不佳，一般人民都儘量避免和節省花費有關，但有些地方是因為物質有限，想買鞋也無處可買，例如林國舜童年就讀的學校(即今日的臺北市中正國小)，當時學校每逢幾個月，會主動提供每班兩至三雙布鞋的配給，由同學們抽籤取得。林先生曾抽中一雙黑色的布鞋，心裡真是歡喜興奮，但總是捨不得穿，平日上學還是光著腳走路。若是適逢學校有慶典或是需要遊行時，才會把鞋子拿出來。上學途中，還是光著腳，鞋子則被緊緊地夾在腋下，走到校門前，先在旁邊的小河裡洗淨腳，才把鞋子穿上、走進校區。一離開校門，又會立刻把鞋子脫下來。就這樣，這雙布鞋陪著他過了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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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後的制服，男生的部分，與日治時期時期的型式略有不同，但變化不大，

女生部分則是改成是白衣黑裙。但光復初期，應是受限於民生經濟困苦的因素，

一般校方並未特別要求穿著制服與鞋襪。當時學生的髮式，大致也與日治後期相同。(請見圖 5-3)

3李鳳英等編，《瑞芳國小創校百年校慶特刊》(臺北縣：瑞芳國民小學，2001)，頁 103。

4林國舜，〈一心盼望老師請假〉，收於桂文亞主編，《校長上小學》，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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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仙洞國校第七屆一年級學生(1949 年)

資料來源：基隆市仙洞國民小學提供

在這個階段，有些女生會將學校規定的制服形式做部分的修改，例如當年就讀仙洞國校的王春，因為那時候的男生會惡作劇，故意掀女生的裙子。她的母親很疼愛她，特別為她裁製黑色的褲裙，替代學校要求的一般黑裙，以避免男同學惡作劇。(編號 W-7 訪談稿)。

當時，一般學童只要家中經濟許可，他們都會穿好鞋襪才上學。不過一到上體育課的時候，王春和同學就會建議老師讓他們打赤腳，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很節省，惟恐弄壞了鞋子，所以玩的時候，都把鞋子脫了，改打赤腳，玩得非常盡興。(編號 W-7 訪談稿)

從上述兩個實例中，窺見從女童上學前的穿著準備，已反映出學校規定制

服，對學生是一種形式的約束，在經濟環境普遍不佳的情況下，制服並非使學生

感受團體歸屬的表徵意義，反而會造成上學的困擾。按照日治後期，已實施義務

教育，照性質應是免費。但是制服的花費卻必須由學童負擔，如此可能會造成就

學的困難，不過學生及家長也有適應自己處境的變通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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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放學後的活動

放學後的時間，包括了放學後離校前的時間、放學途中的時間、回到家中到睡覺前的時間，以及假日不上課的時間。這些段時段中，國民學校潛在課程的效應，

不定時地出現在女童的生活中。例如學校要求的作業、老師做家庭訪問、老師課後輔導學、同學間為了應付考試而共同複習的互動等等。

在時間的運用上，放學後的活動可能不受家長的要求限制，但也可能與家長的要求相牴觸。在光復前後的時代，由於整體經濟環境不佳，因此許多學兒童往往也是家庭經濟生產力的一員。一般而言，有不少女童放學後的活動，多是與家務有關，

其中協助家務的案例，最是常見。另外，也有協助打工賺錢以供零用或貼補家用的案例。

本節將以「日治後期」與「光復初期」兩個階段，分別敘述女童放學後的活動。

壹、日治後期

在這個時期，從訪談的個案中，女童放學後的生活經驗，大致上可以從「學童打架」、「協助家務」、「打工賺錢」與「師生互動」四方面加以說明：

一、學童打架方面

國民學校改制前，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學生，彼此是格格不入的。臺籍學生知道自己唸的學校與日本小孩唸的學校，無論在教師、設備和環境都比較好，小小的心靈從種種差別待遇中，也能明白其中的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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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改制為國民學校後，

校中可能日人、臺人均有，由於日籍學生常以高傲姿態對待臺灣學生，更容易引起部分臺灣學童會有強烈反擊的舉動。如仙洞地區的臺籍學童，多就讀於昭和國民學校，校址位於仙洞巖旁。後來，校區搬到鄰近的流籠頭，臺籍學童們上下學的路程變得遠多了。放學後，教師通常會要求同學們結伴一起走。當時就讀昭和國民學校的吳金珠說，放學途中，男女生會各自偕伴同行，一切都還平安。但快

5李訓別，〈大漢溪畔〉，收於桂文亞主編，《校長上小學》，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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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時，總是會碰到仙洞國民學校的日籍學生，那時候昭和國校高年級的男生，

往往就會衝動起來，順勢將裝著書的袋子塞給低年級的女生，空手衝向日籍學生，打起架來！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打輸的日籍學生都會向老師告狀，臺灣學生就會被自己學校的老師處罰(編號W-5 訪談稿)。

臺日籍學童間打架的事，不僅出現在男童間，部分臺籍女童也是相當具有反擊性格的，像 1933 年出生於台南市的莊政華，童年也曾跟日本小孩打架。莊女士就讀國小的時候，放學必須經過日本高層軍人的宿舍，當時日本小孩都會擋在路上，手指著她們惡聲喊著：「你啊！支那人」等意指低等人的小孩的話語，並且接著會打人。莊女士不甘示弱，以身上背著裝硯台的袋子當武器，拼命揮動硯台袋，回擊他們。莊女士必須常常用這樣的反擊方法，才能順利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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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家務方面

吳金珠回想就讀國民學校期間，每天在上學以外的時間，必須挨家挨戶去提餿水，一桶桶提回家去養豬。(編號 W-5 訪談稿)另一位男性受訪者邵阿祿，雖然未被父母限制，可以順利就讀國民學校，但是因為母親有賭博的嗜好，在家中沒有其他女性可以操持家務的狀況下，他的母親會要求他做家務、照顧弟弟。回想當時母親給他的家務，他說道：

我十歲時都得揹著弟弟，代替母親照顧他。母親若是贏錢，心情高興就好，

若是輸錢，那我就惨了！她會罵：「這麼晚了，你不會起火煮飯…」唉！

即使我不會煮飯，都會被逼得學會煮飯。因為當時年紀小，個子小，要使用大灶時，都得拿板凳墊腳。一心想把飯煮好，因為怕惹得母親不高興而挨打。那時候父母管教子女，都是用打的，不像現在講「愛的教育」。母親最初還是有教過我煮飯，告訴我鍋多大就要用多少的水，並且可以把手掌放在鍋裡測。(編號 N-3 訪談稿)

無論是吳金珠或邵阿祿，都必須做完家長要求的家務工作後，才有時間去寫

6 江文瑜編，《消失中的臺灣阿媽》(台北市；玉山社，199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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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老師給的作業。王金蓮就讀小學期間，也是得照顧比她小三歲的養妹，通常她會先把養妹哄上床睡覺後，陪在養妹旁邊，自己背靠著床頭，伸長腳，以枕頭放在腿上當書桌，開始讀書和寫功課。假日時，她要幫忙養母看店及照顧小孩，

她常常趁著需要背起小孩以安撫小孩的時間，溜出店外，讓小孩被店外市街上各種的吆喝和表演所吸引，她則可以在喧嘩的人聲中，專心地、儘快地看完借來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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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工賺錢方面

除了協助操持家務，有些女童還必須打工，以補貼學費或家用。身為養女的吳金珠，養父母家庭經濟良好，但是養母視金如命，因此除了要她幫忙做家務、

提餿水做養豬副業外，她自己假日還要兼當嚮導賺小費，因為她必須自己賺取學費(編號 W-5 訪談稿)。

吳金珠居住的仙洞，是當時許多台北來基隆的遊客喜歡參觀的景點。仙洞巖內的蝙蝠洞，是觀光仙洞的重要特色，因此到了假日，仙洞附近的小朋友都有當嚮導賺小費的機會。吳金珠做完養母要求的工作後，就會趕到仙洞巖前帶遊客進蝙蝠洞遊覽，當時引導遊客進出蝙蝠洞一趟，不到二十分鐘，就可以賺到三角至五角不等的小費。當時吳金珠賺來的錢，可以付自己的學費，還可以買參考書自修。當時年紀雖小的她，深諳養母的心思，知道賺來的錢必須拿一些孝敬養母，

以免養母藉故不讓她出門賺小費。此外，她還瞞著養母，私下偷偷藏了一些賺來的錢(編號 W-5 訪談稿)。

當時，一心想要多賺錢的吳金珠，在有限的時間內可以走上好幾趟蝙蝠洞，

當時非常努力地賺小費，希望能多存點錢。但是因為她能藏錢的地點有限，養母竟也知道她會藏私房錢，而總有辦法把她藏的錢給找了出來，連她小心翼翼地在床下偷挖一個小泥洞藏錢，都還是被養母給沒收了，所以努力賺小費的辛苦之後，所得除了能付學費、買參考書外，未能留下任何錢(編號 W-5 訪談稿)。

7王金蓮，〈不平等的童年〉，收於桂文亞主編，《校長上小學》，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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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仙洞地區除了可以當嚮導帶遊客進蝙蝠洞賺小費外，港區內也有清理板模的零工可打(編號 N-3 訪談稿)。不過這應是男童的工作。清板模的工作，還算簡單，主要是刮除板模上沾附的水泥，刮掉水泥後，再用清水沖清就可以了。

七、八歲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做得來，勤快一點的孩子，都有機會做這樣的零工賺錢。當年為了能付出參加遠足活動的費用，邵阿祿也曾向父母要求去清板模賺錢湊旅費(編號 N-3 訪談稿)。

在〈國民學校令〉實施後，按理是義務教育，各種家境的孩子都可能入學，

就仙洞地區受訪者的經驗顯示，部分學童的家長不能供應學費、買參考書的費用，或是支付學校課外活動所需的費用，於是學童們就被迫自己去想辦法找機會賺取零用錢。另外，就瑞芳國民學校校友高溪地指出，當年家住基隆市信義區的他，寄宿於瑞芳舅父家，常利用課後空餘時間種植蔬菜、推煤車賺取零用錢，因戰爭期間，物質缺乏，假日時就會從瑞芳帶些山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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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互動方面

在昭和國校入學的吳金珠非常認同日治後期的老師，她指出當時日本老師特別支持有心向學的學生，她說道：「當時的教師雖然嚴格，但對學生都很好。同學們都知道養母不支持我讀書，所以主動告訴老師，我愛讀書卻遭養母刁難的情形，日本老師知道後，就對我特別好、會特別地鼓勵我！」(編號 W-5 訪談稿)

基隆陳先生的感受就和吳金珠一樣，他認為日本教師對於會讀書的孩子，都會特別加以照顧。他的老師每週都會邀請功課表現好的學生到家中作客，被邀請到的學生感到很驕傲。他在感念日籍老師的情誼時，同時也覺察老師的用意，也有意藉此安排，讓學生參與日本人的家庭生活，玩些遊戲、吃點東西，在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徹底的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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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日籍老師關愛學生的動機是否具有加強皇民化的目的，感念日籍老師鼓勵台籍學生繼續向學的案例，時有所聞，例如 1945 年自基隆瑞芳國民學校畢業

8李鳳英等編，《瑞芳國小創校百年校慶特刊》，頁 102。

9轉自曾素秋，《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1895-1945）》(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民 91)，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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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溪地先生，他指出若非當年六年級的導師促請家長讓他報考基隆中學，並且讓師娘準備麵食的鼓勵準備考試的學生，他可能就沒有機會升入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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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老師遇到學習情形較差的學生時，也會在課後熱心地進行個別的輔導。

例如基隆仙洞國校校友邵阿祿非常感念且得意地提及日籍女老師教他學算術的往事，當時老師使用實物進行教學的課後輔導，是義務免費的。這令當時自以為不擅學習的男童而言，真是莫大的榮幸和鼓舞。日後，老師還請他到家裡玩。老師的家，在當今基隆市的中正公園一帶，老師請他吃日本麻糬，並且彈風琴給他聽。接著邵阿祿遺憾地說道：「升三年的時陣，老師嫁人，就沒再教書。給我哭的要死！後來的男老師就沒甲惜我！」(N-3 訪談稿)

雖然，邵阿祿認為之後的男老師，不及前一位女教師對他有特別的關注。但是，當時他與老師的情誼，還是很好。日本戰敗後，日籍男老師被遣送回日前，

還特別回到學校與他們道別。他和同學們知道老師要離開了，心裡都非常難過。

年紀小的他們，不知道如何用言語表達內心的情感，只是一味地流淚哭泣。老師看了後，眼眶也跟著紅了起來，安撫學生們要安心用功讀書，他將再回來看他們 (編號 N-3 訪談稿)。

在台北北投國小校史中，也可看到老校友感念當年老師對學生的關愛與親切，例如視學生為己出的川波紀子老師，看到貧困女學生繳不起學費時，就主動代繳學費，並且買簿本給該名女學生。另該校第一位臺籍女教師曹賢老師，身受新式教育，作風開明，與學生一起玩跳圓圈圈的遊戲，即使手工布鞋跳壞了，還是玩得不亦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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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光復初期

在此時期，將從「同儕互動」、「協助家務」、「打工賺錢」、「師生互動」與

「補習」等五方面加以說明女童放學後的活動。

10 李鳳英等編，《瑞芳國小創校百年校慶特刊》，頁 103。

11 蔡麗美等編，《走過一世紀跨越兩千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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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儕互動方面

同儕在學校的活動，通常依然是男女生是分開來玩耍，放學後也是如此。假日可運用的時間較多，女童有時候會結伴到同學家去玩。受訪者王春表示，去同學家，除了玩遊戲外，常常是為了要準備考試而到同學家去。她提到：

當時同學都很重視考試，如果有參考書自修的同學，都能考得不錯的成績。有參考書可以唸的同學，書就讀得好，有字典可以查用就更好了。

每次到了要考試的時候，我都會到林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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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去抄參考書。她人真好！

在考試前的日子裡，她也會主動在家抄一份參考書的資料給我們看。

她的成績，真得很好！(編號 W-7 訪談稿)

從王春的經驗，同學的互動，不但從在學校中的遊戲，延伸到放學後的溫課與考試前的準備。

二、協助家務方面

與日治後期一樣，有不少學童回家後，都要協助家務。但也有不少學童，並不需要負責家務工作(編號 W-2 訪談稿)。是否要協助家務工作，與家庭的經濟好壞，有很大的關係。

家庭經濟環境不佳的王春，排行老四，不但要需要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大約到了唸六年級的時候，長兄娶妻生子了，她還得照顧甫出生的姪兒。不過，她並不以為苦。因為，她覺得當時讀書很輕鬆，只要到學校報到就可以了，作業也很少，一週大約只有一次。該上學的時候，父母不會要求她做家事了，放學後，

只要照顧弟妹和姪兒，就可以不必做其他家事(編號 W-7 訪談稿)。

至於家境不錯的游麗齡，她不需要做什麼家事、也不需要照顧弟妹，但她需要協助母親準備教學。出身埔里望族卻在南京出生的游麗齡，在南京的成長經歷

，讓她說得一口流利的北京話。入學後，她很快就成了老師的「助教」，因為老師本身並不熟悉國語，教學往往也是課前臨時抱佛腳、現學現賣，所以常常需要她來協助教導發音的工作。白天在學校上課時，她是老師的小助教，晚上回家後，

12 註：林阿月係化名，係王春班上的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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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則成了母親的「家庭教師」。因為受日本護理教育訓練的游母，自大陸返台後，

改任教職。游母白天教學時，可以運用流利的北京語授課，但另須教授從未學過的注音符號，讓她非常頭痛，所以在回家後向已學習注音符號的女兒求助，請女兒教她唸注音符號，以便應付隔日的教學工作。(編號 W-2 訪談稿)

三、打工賺錢方面

光復初期，仍有女童會協助家庭經濟，打工貼補家用。如受訪者李明子在學的時候，除了放學後要幫她的母親照顧孩子、洗米洗菜以外，她的母親還會讓她幫忙賣糕點。李母平日兼作零工，貼補家用。通常她會從事替潛水夫打氧氣幫浦的工作，但她若懷孕了，就無法繼續這份費力的工作，為了彌補收入的縮減，她會製作她擅長的糕點，讓女兒帶著糕點隨著代她班的鄰家大女孩一起上船，等潛水夫或其他工作人員肚子餓的時候，就可以賣糕點賺點錢回家。李明子回憶當年的經驗，說道：

唸書的時候，下課後要幫媽媽照顧小孩，因為她要去港務局幫潛水夫打氧氣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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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她還在生小孩，一旦她懷孕了，就沒辦法再做打幫浦這種費力的工作。即使肚子大了，她不會閒著，她會做糕點，讓我跟著鄰居大姐上船去賣糕點。

我媽媽除了生我、大弟、送給人的二個妹妹以外，她還繼續懷孕生孩子。生完小弟後，接著再懷一胎。最後這一胎生出的小弟弟，一出世就夭折，並且害我媽媽大量失血而過世(編號 W-6 訪談稿)。

李明子的母親過世後，她除了要協助照顧弟弟與處理家事外，她也會跟當地其他的孩童一樣，運用各種機會賺零用錢。當時，仙洞地區蝙蝠洞的遊覽，仍受到觀光客的青睞。其中，不乏暫駐港區的外籍船員或軍人，他們付的小費，通常比本地遊客要多上一倍(編號 W-5 訪談稿)。學童或失學的孩童，都想賺這些小費

13 當時港區內潛水夫工作時，需要有人在水上船內打幫浦供其在水中工作所需的氧氣。當時李明子的母親會隨船出去賺錢，負責打氧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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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仙洞巖不時有廟會活動，有心想賺錢的孩童，可以向「咁仔店」的老板批貨，然後到廟會活動現場兜售。

當時的店家，也樂於利用這群想賺錢的小朋友來增加營收，因此孩童批貨不必先給錢，等到把東西賣出去後，再到店裡結帳。有時，店家也會提供一些簡單的配備給這群孩子，例如夏天時提供較小的木箱讓孩童們可以舖上厚布巾來賣冰

，以減緩冰的融化速度(編號 W-6 訪談稿)。

四、師生互動方面

有些受訪者回憶光復初期的師生關係時，仍很懷念，如受訪者李明子因為製作不倒翁的勞作的不順遂，導致只讀了二年國校就輟學。只擁有二年國校學生生活的她，仍存有對當年老師的感謝和美好的回憶，她說：

唸書的時候，老師對我真好，都會誇獎我。後來，因為一直做不好不倒翁的勞作而未去學校上課，老師趕緊就到家裡做家庭訪問。

那時候的勞作課，老師教我們做不倒翁。每個人要回家做一個成品交給老師。自己要準備一枚鴨蛋，將蛋殻輕歊一個小缺口以倒出蛋清、

蛋黃，洗乾淨後塞進細石子，再用紙糊起來…。我很笨，一直都做不好，

我阿嬤聽到我向父親拿錢時，就會破口大罵，我聽起來就覺得好生氣！

那時，我媽媽已經過世了。沒有母親的鼓勵，阿嬤又一直說：「不要做(不倒翁)了！再做就能當上狀元嗎？！」那時候，我也很驕氣，睹氣說：「好呀！不讀了！」隔天，我就不去上學。

後來，老師來家裡詢問，想知道我為什麼沒去上學？老師一直對家長說，我是個好學生，應該繼續讀。我父親看我自己的意願，老師說不交不倒翁仔也沒關係，上學就好了。但我就是跟阿嬤睹氣，不唸了就是不唸了。我弟弟看我不再去上學，他也不去學校了(編號 W-6 訪談稿)。

在回想中，李明子流露著當年被老師肯定的那份自信以及對老師的滿心懷

念與尊重。由此，也可窺見當年國校老師殷勤進行家訪，以減少學生中輟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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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就讀埔里國小的賴和文，對於國小老師也特別懷念。他認為小學老師對學生的關懷，就像是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小孩一般。老師知道他自己一人從萬大轉到埔里來唸書，寄住在別人家，因此每逢過節時，總會偷偷塞東西給他吃(編號 N-2 訪談稿)。由於感念老師對學生的好，相對的，學生也把老師當成家長一樣地敬愛。賴和文舉例說道：

我讀埔里國校五年級的時候，當地每年分三季舉辦家庭清潔競賽，評定的等級有三級，清潔衛生做得最好的家庭，房子裡就可以貼上綠色標誌，做得太差的家庭，就會被貼上黑色的標誌，至於做的普通的家庭，就上貼紅標。有一回，我到老師家，看到老師家裡貼著紅標。

從老師家回來後，我主動地召集同學，告訴他們：「老師對我們這麼好，我們利用明天放假的時候，只要花個一小時左右，去幫老師打掃。」

隔天到了老師家，我和同學對著老師說：「報告老師，我們來運動的！」

那一季，老師家就貼上綠色的標誌！(編號 N-2 訪談稿) 五、補習

光復初期，雖然經濟環境與日治後期，相差不多，但是臺灣學童升初中的機會，不再受到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有意的限制。在日治時期，升學除了學生個別的成績、家庭經濟條件外，還要受制於官方偏惠日籍學生的門檻。當時，有些臺籍老師為了讓更多的學生升學，會利用課後時間與假日，免費為學生補習。

¹⁴

但是即便勤奮補習了整年，升學機率還是非常低，而女童比男童更低。光復後，由於學生升學的機會提高許多，不過，女童仍低於男童。因此為了升學的補習，慢慢多了起來。光復初期，學生的課外活動，多了一項「補習」。

補習通常是老師為了協助同學升學而進行的，一般會收費。不過，當時也見到老師免費幫助家貧卻有志升學的同學補習。王春表示，當時要仙洞地區要升初中的同學，在國小就要補習。她雖然喜歡讀書，但是販魚為生的父親，在食指浩

14莊杏林，〈我的小學生活〉，收於桂文亞主編，《校長上小學》，頁 127。

(14)

繁的經濟壓力下，不可能提供孩子補習費、也不可能有錢讓孩子繼續升學，因此即使老師熱心地讓她免費補習，她認定自己沒有機會升學了，因此並沒有參與補習的活動。但是，她的同學有不少都跟著老師補習(編號 W-7 訪談稿)。

參、小結

在光復初期，仙洞地區學童們放學後的活動，與日治後期大致相同，除了需

要協助家務、照顧弟妹，打工賺錢的情形也依舊可見，師生關係中，亦見老師殷

切鼓勵學生向學的一面。惟在同儕互動中，光復後，放學後的活動，出現了為課

業而進行的同儕互動，以及為升學而付費補習的情形，這是與日治後期較不相同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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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外活動

西式的國校教育，與中日傳統教育較不一樣之處，是在課堂教學活動外，還加入了校內外課外活動的學習。當時學生的校外課外活動方式，主要有見學(即實習)、遠足、畢業旅行、運動會、校際活動等等，在日治後期，因為難逃太平洋戰爭的波及，因此有因應戰況的課外活動，如防空演習、學習避難方法、組成愛國少女團、參與少年隊，以及觀賞宣導影片等特殊的課外活動內容，而校內主要是運動會。光復初期，校內外課外活動的主要方式有些差異，除了沿襲日治後期的遠足、畢業旅行及運動會外，也延續宣導政令或灌輸政治意識型態的電影欣賞的活動。

上述的課外活動，多數係在國民學校校外進行，但亦有部分活動如運動會係運用特定日期在校內進行，由於其活動進行與學校平日的作息流程不同，故仍併於本章節進行說明。下文仍以「日治後期」、「光復初期」兩階段，分別敘述相關活動。

壹、日治後期

一、運動會

運動會是日本引進新式教育的活動之一，在臺灣原有的傳統教育環境中並無此活動。日本的運動會除了由傳統、自由的兒童遊戲祭典或包含多種運動項目在其中的遠足、郊遊會，再結合了歐美傳入的體育與運動的分化下，特定項目的競技會和複合式的綜合運動競技會都開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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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金湘斌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最早舉行的學校運動會是 1896 年 12 月 12 日，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舉辦的「遠足運動」。遠足運動是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一種過渡形式，可謂是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胎動」。直至 1901 年後，

以體操及各種遊戲競技為主的運動會逐漸與遠足運動分離，運動會的形式才慢慢

15金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頁 16。

(16)

固定下來。

¹⁶

在運動會舉辦的目的上，唯一與日本小學校不同之處，在於臺灣初等學校強調「講究衛生」，至於「獎勵入學」則是公學校運動會在此時期特有的目的。在舉行時間上，運動會通常結合國家祭典，將日本天皇制的國家概念傳輸至新領土的臺灣臣民。另一方面，透過運動會會場的裝飾與舉辦的形式，在不知不覺之中，

將日本國家觀念傳遞給臺灣學童，藉此塑造出忠君愛國的殖民地少國民。

¹⁷

再者，若從運動會的內容來看，運動會不僅扮演了檢視學校體操科的角色，

還具有傳遞近代體育運動的功能，更是間接地豐富了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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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仙洞國校的運動會，每年都會安排大隊接力，讓不少擅長跑步的同學，可以有表現能力的機會。

吳金珠記得就讀昭和國校時，那時學校會讓參加競賽的學生在頭上綁上紅帶子或白帶子。紅、白帶子其實是同一條帶子的正反兩面。每次由兩組同學參加競賽，抽到紅色籤的為紅隊，就將帶子紅色那面翻在外面、綁在頭上；抽到白色籤的為白隊，就將在頭上的帶子翻到白色面。她回想當年景象說道：

當

時我跑得很快，每次都會被安排在最前面、跑第一棒。我可以跑贏敵隊很多，不過有時會看到隊友竟被之前被自己遠遠甩在後頭的敵隊給趕過去，就會在旁邊氣得要死(編號 W-5 訪談稿)！

日治後期的運動會，不單單是學校師生參加而己。多數學校的運動會已與地方活動相聯結，成為「街莊聯合運動會」，取代傳統廟會熱鬧吸引人的景況，變成街莊聯絡感情的活動之一，因此地方官員和土紳都會出席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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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是日治時代學校教育的一大特色，可分為見學、遠足、修學旅行。

在見學(即實習)方面，北投公學校曾參觀過臺北放送局，見學舞台劇的音效

；風的聲音用風鼓代替；馬的跑步聲，是在一個碗放入豆子，產生馬蹄聲的音效。

16金湘斌，《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歷史考察（1895～1911）》，頁 182。

17同前引書，頁 183。

18同前引書，頁 185。

19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臺灣小學世紀風華》，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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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的地點通常在學區附近，修學旅行會到較遠的地方，例如臺南孔廟、宜蘭或蘇澳的冷泉。

²⁰

另外，除了夏天有所謂「臨海學校」、「林間學校」等活動，訓練學生對團體生活的適應和獨立性的培養。

²¹

陳炳爵表示遠足、旅行也是每學期都有，其用意在增廣學生見聞，配合謀生的學習。

²²

學校每學期舉行遠足活動乙次，遠足的地點以一天之內可以來回為原則，若是距離近就徒步前往、若是距離遠就搭公車或火車。同學們都很喜歡這項活動，因為既可以玩、又可以吃到平日較少吃到的午餐食物。因為費用不高，家長們通常會讓子女參加，家庭經濟較差的孩子也會打零工賺錢支付，所以參加的人數很多。雖然遠足通常都由導師一人帶著全班參加的學生出遊，但無論是交通往返的途中、或是到了目的地後自由玩耍，學生都會很聽話地配合老師的指揮。

喜歡課外活動的邵阿祿說道：

學校課外活動有遠足的活動，那時候不像現在有遊覽車，像我們去過澳底，坐火車去，到了貢寮下車再走到澳底，到那裡觀賞日本人如何在當地掘井、引水供給北部地區使用，那處立有一塊紀念碑，老師就站在那裡，

說明紀念碑的內文和意義給我們聽。當時，同學們最愛遠足了，因為可以吃到平時吃不到的麵包。家長只讓我帶著兩塊麵包和一小罐黑松汽水。

每想到遠足的日子就要來到時，就滿心歡喜啊！當時向父母要錢去遠足，通常都可以要得到。不過預先要去港務局打零工，把板模上的水泥刮除後，再用水沖乾淨後，就可以賺到錢了。(編號 N-3 訪談稿)

皇民化時期，臺灣各地的神社增加很多，日本總督府為了增強皇民化運動成效，強制臺灣人在家裡奉祀神宮大麻。所謂神宮大麻，即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對外頒布的神符，伊勢神宮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成為地位最高的神社。到了戰爭末期，接受神社參拜不是宗教行為了，官方視其為愛國行為，祈求國運昌隆。

20蔡麗美等編，《走過一世紀跨越兩千年》，頁 154。

21陳炳爵，〈矛盾的童年〉，收於桂文亞主編，《校長上小學》，頁 110。

22同前引書，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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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神社朝拜是皇民化運動下，是每個小學生共同的遠足經驗。

²³

國民學校畢業前夕，老師會安排畢業旅行，行程較遠、費用較高，大部分的同學都能參加。不能參加的同學，往往是因為家長認為不該花這個錢，或是父母不擅管理財務，在需要繳費時卻付不出錢來。吳金珠表示當年養母非常在乎金錢

，即使家中經濟不差，卻仍不願讓她參加畢業旅行。她哀怨地說道不是所有養女都像她這樣被養母剝奪參加旅行的機會。她的鄰居陳女士(受訪編號 W-4)，也是一位養女，但她的養父母都非常疼愛她，提供她參加畢業旅行的旅費，支持她參與學校安排的這項活動(見圖 5-4)。(編號 W-4 訪談稿)

圖 5-4 基隆市昭和國校第二屆畢業生在學修業旅行留影

資料來源：《基隆市仙洞國民學校第二屆畢業紀念冊》(1943)，頁 12。

身為父母親生兒子的邵阿祿，非常想參加畢業旅行，但卻未能成行，他記得當時的情形：

畢業旅行要到南部，需要十塊的旅費，費用不低。愛賭博的父母就不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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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了。其實在畢業旅行前夕，我就要求家長讓我到港務局刮板模賺零用錢，以準備交畢業旅行的旅費。父母答：「好，你去做。」我賺了錢後，

交給父母保管，等待日後要向學校繳旅費時，父母卻向我說：「沒錢了！」

不去畢業旅行，並不代表不必到學校，還是得回學校自修。當時只有我和另外一個女同學沒去畢業旅行，唉！當時我回學校自修時，覺得很沒面子！(編號 N-3)

畢業旅行需要不少花費，在日方開始強調節約的政策後，1940 年 6 月 26 日文部省便通知限制學生修業旅行，1943 年起全部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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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際活動 (一)相撲競賽

在皇民化運動後，體育課變成體鍊課，學校加重了劍道和相撲等日本國粹運動，目的係希望臺灣學生能成為皇國少年。

²⁵

邵阿祿因為比較不愛讀冊，所以也比較喜歡體鍊課。當時，臺灣的小孩比較窮，買不起練劍道、柔道所需要的配備，

所以體育課只能學習相撲。臺北市北投國小在日治時期的體育課，男學生平常就在沙坑玩相撲，到了校內有比賽，各班選出選手一比高下，優勝者代表學校到北投公園，和其他學校的選手競賽。

²⁶

曾是基隆仙洞昭和國民學校選手的邵阿祿，回憶說道：

相撲很好玩，我好幾次被選去當選手去參加校際比賽，那時候的競賽地點在當時的日本人唸的仁愛國校(現在的仁愛國小)通常在賽前一個月會在放學後留下來急訓，每次不管有沒有得奨，只要能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就覺得很驕傲。(編號 N-3 訪談稿)

從邵阿祿的敘述中，可以窺見當年教育成功地培養出學童對榮譽的重視，參賽的歷程即能加強學童的自信並提升其尊榮感。不過，這項競賽只限於男童參加。

24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頁 218。

25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臺灣小學世紀風華》，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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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畫展覽

部分地區會將學校同學的圖畫舉行展覽，當年就讀仙洞國校的吳金珠很喜歡畫圖，她的老師有時候按照課本畫冊的內容，進而指導學生畫圖，但有時候老師會讓學生們自己設計主題。無論是按課本或是依自選主題而進行的圖畫作品，老師都會一份份評分數後發還給學生。但是有好幾次，她的作品都沒有被發回來。

內心十分納悶的她，不禁向老師問起這是怎麼回事？然而，老師語帶神秘地告訴她，若她想知道自己的圖畫作品在那裡，日後老師會找機會讓她知道作品到底跑到那去了？(編號 W-5 訪談稿)

隔了一陣子後，老師選了吳金珠和其他四、五位同學為學校代表去公會堂(光復後的基隆市中正堂，原址在今基隆市文化中心)參觀。到了公會堂後，吳金珠赫然發現自己畫的圖畫分佈在展覽廳的各個牆面上！

「展覽廳中當然也有其他學校學生的圖畫作品，不過會場上有我很多圖畫作品。雖然沒有獎狀或獎品，但是可以代表學校出來參觀展覽，總是感覺很高興！」

吳金珠淺笑中流露著得意的神采(編號 W-5 訪談稿)。

雖然當時有這些校際活動，但不是多數人能夠有機會參加的。

四、戰火下的課外活動 (一)防空演習和避難

由於太平洋戰爭末期，臺灣空襲頻仍，許多校舍都毀於戰火中，例如屏東唐榮國小，就是在戰火中完全被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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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生經常要演練防空求生的動作以應付隨時要出現的空襲。曾經歷戰火之苦而無法正常上課的吳金珠表示，在停課之前就已經是「讀不正冊，讀讀停停！」當時空襲頻仍，吳金珠等仙洞國校學童常常要跑進山洞躲起來，當時進山洞後要蹲著、雙手四指矇住眼睛、左右姆指各摀著耳朵。有一次空襲非常嚴重，當吳金珠等學童從防空洞出來時，卻看見整個學校全給被炸光了！(編號W-3 訪談稿)教室、書本全都沒了，不可能上課了，幸好未隔太多時日戰爭結束，臺灣就光復了，

27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臺灣小學世紀風華》，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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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有機會繼續正常地上課。

(二)擔任少年隊的童工

邵阿祿記得，大約是就讀五、六年級的時候，當時戰況正值激烈。老師會在課堂上談論詢問學生要不要參加空軍、戰車、海軍等軍種的少年隊？校方雖然積極鼓勵男學生參加少年隊，但還是尊重家長的同意權，不會硬性要求或規定學生一定要加入。(編號 N-3 訪談稿)

然而，無論是否加入，當時男學童認為加入少年隊是一種榮譽。邵先生回憶當年感觸地說：

可能是老師上課時說的話有洗腦的作用，那時候感覺參加少年隊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大家都很想去，但是父母會捨不得、不願簽同意書才沒去成。老師看到這種情形，也不會勉強學生。那時參加少年隊，並不需要上戰場，只是像學徒，會被派去空軍營區做童工而已(編號 N-3 訪談稿)

(三)組成愛國少女團

至於女子，則另有少女團。如台北縣樹林國民學校，在中日戰爭爆發後，

組成「愛國少女團」，進行慰問傷兵、陣亡軍人送、製作軍用衣物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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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光復初期的課外活動

光復初期，國校的課外活動形式，主要有運動會、遠足與畢業旅行、觀賞電影。

一、運動會

光復初期，一般國民學校仍維持每年舉辦運動會的盛事，老師會選用學生在圖畫課上畫得不錯的作品，張貼在校園中增添熱鬧的氣氛，並做教學成果的展示。運動會會前，老師也會利用體育課測試同學適合參加那些競賽活

28蔡寶俊等編，《湠樹成林》(臺北縣：北縣樹林國小，1998)，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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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據仙洞國校校友王春的經驗，老師也會挑選個子大的同學表演跳繩，

再以跳繩測試個子小的同學是否手腳靈巧，靈巧的就被選上擔任運動會中表演舞蹈的學生(編號 W-5 訪談稿)她就被選上在運動會中跳山地舞。

仙洞地區居民罕有原住民，如何展現出原住民的風采就由靠老師設計了。老師指示學生們到山上去採樹葉後編成一大串，讓學生表演山地舞時可以將這一大串綠樹葉圍在白衣黑褲的腰際當裙子，另外將平日用來當大隊接力識別用的頭帶以紅面朝外，綁在頭上當頭飾。平日學生會在操場上練習，正式表演前一天才會上司令台彩排。正式表演時，台上有老師彈琴、有同學唱歌相襯著舞蹈的表演(編號 W-5 訪談稿)

運動會在競賽之外的表演，除了舞蹈外，也有樂隊的表演，王春也曾參與擔任吹笛子的樂手。在埔里國校地區的老照片，亦可看出運動會中，樂隊繞場演出的畫面。(見圖 5-5)

圖 5-5 埔里國校運動會樂隊繞場表演

資料來源：埔里柯教煉先生提供

說明：由圖中可看到，當時許多女童是赤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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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遠足與畢業旅行

光復後，遠足與畢業旅行的舉行，與日治時期有些差異。就基隆仙洞地區而言，遠足的地點以當天可以步行往返的地區為主，未若日治時期，遠足的目的地，

通常是具有特殊宣導意義的建設所在地。

王春記得，她們去遠足的地點，就在學校附近如白米甕(見圖 5-6)、木山澳等，都是當天可以步行來回的。每逢要遠足時，多數同學都是用鋁製的便當盒帶炒飯或蛋炒飯，這是與平日便當的菜色很不一樣，所以同學都會很喜歡。遠足經驗中，沿途若是行經海濱地區時，同學們都很喜歡撿拾海邊的豬公麻仔(海膽)和貝殼等海邊的生物或石頭。有時候撿到一些不知名的生物，可以直接請教老師，

老師也會隨機教導同學。另外，王春的老師也教導學生可以將貝殼撿回家後，製作成玩具(編號 W-7 訪談稿)

圖 5-6 臨近仙洞國校的白米甕景點

資料來源：基隆市仙洞國民小學提供，該校日治時期校友繪製。

王春記得老師提醒她們，要把貝殼內的肉挑出來淨空、洗乾淨後、曬乾了就可以拿來玩。她和其他蒐集六個以上貝殼的小朋友就常拿處理過的貝殼當玩具，

她們使力推出彼此的貝殼，好讓貝殼撞在一起，那一方的貝殼被撞出界了，就是

輸家，輸家就得揹起勝者走上一圈路。在經濟條件普遍不佳的當時，自製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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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就可以讓她們玩得興高采烈(編號 W-7 訪談稿)

在畢業旅行方面，未若日治後期獲得同樣的重視，在受訪者中並沒有深刻或特殊的印象。而台北市北投國小，當時則是舉辦各年級的校外教學旅行，例五年級的校外教學是三天兩夜，到蘭陽平原，六年級則是五天四夜，到南部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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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賞電影

光復初期，學校會固定安排一些宣導國父孫中山、總統蔣中正等人事蹟的電影給國校學童觀賞。初期都是由老師帶著學生到市區觀賞，後來學校會安排放映師到學校禮堂播放，以供全校師生觀賞。(編號 W-7 訪談稿)其中的劇情大多有關戰爭與政治人物的介紹等等。這些劇情雖然並不符合國民學校學童的興趣，學童們對電影這項技術是充滿好奇心和新鮮感。王春記得當年觀看電影的感受是非常有趣的，因為一塊大布幕上竟然有著像活生生的人一樣的影像，還可以發出聲音，讓童年的王春覺得又新奇、又有趣！同樣的電影，即便她曾在學校的安排下，

到基隆市區的戲院已經看過了二遍，當學校又再安排放映同權的戲碼時，她看著布幕上晃動的影像，還是覺得趣味十足。(編號 W-7 訪談稿)

參、小結

遠足和畢業旅行，在日治後期，通常具有宣揚殖民政府建設功績的偉大，並涵泳對日本文化的認同等政治意涵，除此之外，也有增廣學生見聞、增進團體生活適應能力的效果。同樣的活動，在光復初期，可能是礙於花費的經濟問題，遠足和畢業旅行的地點，多就近辦理，偏向健行和遊樂的性質，教育意義較之日治時期，顯得較為薄弱。

在運動會的辦理方面，日治後期，其取代傳統廟會活動凝聚意義的功能。光復初期，運動會的功能初始與日治後期無異，但之後廟會活動也逐漸恢復，因此運動會的意涵，較之日治後期，較偏重於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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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女童在國民學校校外的學習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