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文官調查
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
研究文集(一)：方法篇
研究團隊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詹中原 陳敦源 黃東益 蕭乃沂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蔡秀涓
2008.12
首先，感謝您在不同時間點上，對本研究的協助。因為有您的支持，我國首 次全國性的文官調查能夠順利完成，進而收集到許多彌足珍貴的資料，讓討論文 官的理論獲得實證的基礎，也讓學術因數據資料佐證不再是空談。也感謝您對本 研究的建議，因為有您的箴言，讓我們的方向更加確定，在篳路藍縷的環境下有 一個好的開始，大規模的面訪案完成的果實，是我們公共行政學界所共享的。
再者，歲末奉上的本研究文集，是本團隊過去一年來努力的成果，從收集文 獻、編纂題目、事前規劃以及實際執行的完整過程，以六篇方法論討論文獻呈獻 給您，我們同時附上第一波面訪所得的數據所計算出來的描述統計。本文集先闡 明方法論的一環，實證的分析將於 2009 年的各種學術場域發表，屆時也會以文 集的方式送達各位的手中，冀請不吝繼續給予指教。
最後，因為諸位先進的建言，期使我們所發展出的研究方法能朝向制度性的 方向建構，最終遠景是共享資料庫的建置，所以，我們舉行此次的專家會議座談。
此次會議除了針對 2009 年的第二波面訪調查，亟需您寶貴的建議俾利推動執行 外，更重要的在於探討我們文官調查朝制度性建構的走向發展可行性與作法，以 期學界能夠長期觀察文官與政務人員的互動與規範，進而建構一個學術與實務共 享的大型資料庫，這是諸位先進前瞻性的建議，也是我們最深切的自我期許。
再次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
敬祝
順頌 時祺
BPAD 研究團隊 敬上 2008.12.30
目錄
目錄 ... 1
PART ONE 文章發表 ... 2
壹、「第八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館，2008 年 9 月 11-12 日。 ...2
台灣文官意見調查的挑戰與反思 – 以「2008 年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 為例...3
貳、「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暨南大學，2008 年 11 月 22-23 日...28
文官調查：觀點、方法、與實務意義...29
文官調查資料蒐集過程與受訪者無回應的分析...68
發展循證基礎的文官研究與實務： 「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芻議...86
研究架構、議題選取與問卷設計：民主治理系絡之2008 台灣政府文官調查 ...101
文官調查的跨國比較：機會與挑戰...134
PART TWO 訪談結果 ... 155
壹、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文官調查問卷 ...155
貳、訪談結果描述分析...178
PART THREE 評論與建議 ... 204
PART ONE 文章發表
壹、「第八屆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2008 年 9 月
11-12 日。
台灣文官意見調查的挑戰與反思 – 以「2008 年 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為例
Surveying Civil Servants in Taiwan –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from an NSC Sponsored Project
蕭乃沂*、黃東益、陳敦源**、呂佳螢***
摘要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試圖由台灣首度的全國性文官抽樣面訪調查經驗中，
檢討並且累積未來台灣進行文官調查的操作知識。民主時代中，文官是政府改造 最重要的對象以及工具，對於政治中立、回應性、倫理、與行政管理相關主題的 經驗研究而言，文官更是一群可指認的調查對象。本研究藉著國科會補助「台灣 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兩年計畫的機會，於2008 年初完成我國政府一般行 政機關的文官面訪問卷，從回收的資料中，本研究將從文官與民眾面訪調查不同 的特性上出發，從抽樣方法、調查拒訪、替代樣本等影響統計推論等議題角度，
深入探討訪談資料的推論品質問題，以建立循證基礎的公共行政與政策的研究與 實務。
【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母體為我國一般行政機關文官，抽樣底冊為中央政 府所經營的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先排除公營事業、醫療機構、公立學校、與軍 警人員後，再根據中央、地方政府層級及文官官等進行分層隨機抽樣，為達成 2,000 份預定有效樣本，以膨脹方式抽出 8,000 份擴充樣本，透過於全國各地招 募的面訪員，共接觸3,042 位受訪者後完成 1,962 份有效面訪問卷，有效回收率 達64.5%。
【研究結論與建議】由拒訪原因分析顯示，因工作需要而必須間接接觸的樣本（如 監獄工作人員）失敗率最高，以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的分層準則提高了調查成 本；而中央政府失敗率遠高過地方政府，最高官等的簡任文官也較不易訪問；此 外，本研究採用的膨脹抽樣確實在人口變項上保有基本的母體結構特性。最後提 議的製作標準作業程序、與政府資料庫結合、與相關主題的深入資料分析等發展 方向，皆可視為將本研究作為後續我國與跨國文官調查的準備工作。
【關鍵詞】 文官調查、抽樣底冊、膨脹抽樣、替代樣本
* 論文主要聯絡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rotected]。
** 黃東益與陳敦源皆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email protected]。
「如果一個政治學者研究 1992 年選舉而針對其結果而預測錯誤，其影響有限，
因為柯林頓仍然會當選；但是，如果一個公共行政學者研究教育方案時的分析有 誤，後果則較為嚴重，因為該研究可能會影響政策走向。」
Gill & Meier（2000: 158）1
壹、台灣文官意見調查：緣起與主題
行政改革（administrative reform; Caiden, 1991）的研究是公共行政領域最主 要的核心，它不但是行政理論發展的原動力，也是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關鍵的連 接點；但是，與其它社會科學領域比較起來，公共行政學門這項重要領域，往往 是由個別國家或是行政組織中的實務經驗者所主導，缺乏一般化的經驗研究基礎
（Knill, 1999），因為行政改革通常缺乏蒐集證據的意願與能力。行政改革的成敗 關係著一個國家的興衰，以及公共行政學門本身的價值，近年在學門內所興起「公 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它就是理論以及實務界 所推動的另一波行政改革努力。
當然，俗語說：「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有改革的熱情並不一定帶來「正 確」的改革結果，這裡所謂「正確」的意義，起碼有三種：其一，影響範圍的大 小：在私部門，錯誤的投資會影響一個公司在市場上的生存，但是錯誤的政策往 往會造成一國之內大多數人長期的困擾，學者Jeff Gill 與 Kenneth Meier 在本文 開頭的論述有其特殊意義。比方說，台灣過去十餘年所進行的教育改革政策，就 是一個適切的案例；其二，改革的動機：改革者如果將行政改革視為一種選舉時 的「政治修辭」，不關心改革的結果而僅止於政治行銷之用，基於前面錯誤改革 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比貪污還可怕及可惡的；其三，循證基礎的公共政策
（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 Pawson, 2006）：正確的政策也代表是一種植基於 證據（evidence）的政策論述，根據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礎，政策方案如果不止於 正當性修辭，則政策規劃者應該對於「行政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什麼？」以及「行 政改革的作為到底有沒有依照正確方向前進？」背負尋索證據的責任。
近年來從公共衛生政策領域中發跡的「循證的公共政策」或是「循證管理」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Stewart, 2002）的概念日益興盛，主要是在公共政 策理性論辯的基礎上，強調政府政策推動的決策，應該是以證據（evidence）為 基礎;當然，民主時代公共政策社會論述的過程中，倡議者必須提出相關證據作 為論述的基礎，是公共政策重要的正當性基礎。比方說，一項政策大規模實施之 前，能先有小規模的實驗，再依循實驗結果修改政策方案，將可提昇其可行性及 公眾的可接受性；從事前評估的角度來看，這就是近年政策小規模試驗（piloting）
1 原文如下：”If a political scientist makes a major error in his or her study of the 1992 election, it matters little. Clinton still wins. If a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 commits a major error in analyzing
為何會成為公共事務管理者常使用的循證政策規劃模式的主要原因（Sanderson, 2002）。舉例而言，內政部在推動長期照護之前，曾經在台灣三峽鶯歌以及嘉義 市兩個社區實施三年的先導計畫，就是這種小規模實驗的一個重要的案例，以期 獲取第一線的執行證據；當然，這樣的模式也受到從方法論與實用性而來的挑 戰，Learmonth & Harding（2006）就認為，由於證據永遠是「分岐」（divergent）
而不確定的，長期來說，循證會讓管理者更加失去對政策管理的掌控能力，當然，
這兩位作者也承認，這樣的論述在實務上並不能推翻證據在短期政策規劃與執行 上的政治價值，因為完全不理會證據也應成為公共管理的正當性基礎。
回到公共管理風潮下的行政改革，如以循證的公共政策模式來討論，包括人 事制度的相關改革與發展在內的任何改革作為，也應該具有證據的基礎。學者 Hood and Peters（2004: 279）將新公共管理當作一種政治人物與高階公共管理者 彼此之間循證學習（evidence-based learning）的活動，也就是說，不論從跨國或 是一國之內行政改革的角度，新公共管理風潮之下的改革作為，不單是意識型態 的爭議或是回應政治變革的訴求而已，任何改革的作為都應有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的成份在其中，也就是 Robert Dahl（1947: 11）所言，公共 行政的科學化作為，應該進行「行政環境下個人行為的了解與預測」的工作2，
經驗世界「證據」的收集、驗證與應用，或是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下改革作為的因果關係驗證，是公共管理者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也是公部門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新取向。
這種尋找經驗證據的行政改革方法論，已經與社會科學哲學家 Carl Popper 所談到科學知識產製過程中「可否證性」（falsifiabilility）的概念非常接近，循證 基礎的公共政策模式，更是長久以來方案評估（program evaluation）學者們所提 出的「結果導向」（outcome-based; Wandersman et al., 2000）以及「什麼是有用的 改變？」（David et al, 2000）等概念背後的經驗基礎。Gill & Meier（2000: 159-163）
對於公共行政研究與其它社會科學領域比較之下，缺乏獨立且有系統的資料庫感 到憂心，雖然這樣的情況也可以避免由資料庫引導研究的缺點，但是，沒有資料 庫作為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的基礎，前文所談到評估行政改革的願景與成效是無 法實現的。有趣的是，美國學者Light（2006）研究美國從 1945-2002 年間的行 政改革發現，為何改革不斷推陳出新，有一個原因是缺乏「對什麼改革能夠改進 政府績效的堅實證據」（the lack of hard evidence of what actually works in
improv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更有趣的是，Paul Light 對美國的觀察，與 瑞典經濟學者Brunsson（2006）對「為何不斷有行政改革」的論點不謀而合：在 沒有證據基礎之下，要停止一項行政改革最好的方法就是建議一個新的改革！雖 然如此，本文願以倡議的角度，提出台灣行政改革成功的關鍵，是要讓改革方案 植基於經驗事實的發現，也就是說，任何改革作為必須經過經驗世界資料的因果
2 約距今一甲子前，耶魯大學的政治學者 Robert Dahl 針對公共行政研究科學化的條件，提出看 法，他認為公共行政研究的科學化應該從(1)對倫理價值清楚的定位、(2)行政環境下個人行為的 了解與預測、以及(3)從跨國與跨時間研究中萃取行政運作的原則。
驗證才能確實找出產生前述改革弔詭的原因，進而適當地修正改革相關的方案與 計劃，遂行改革的意圖。
行政改革的基礎要如何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從受到行政改革影 響最巨大的官僚體系開始建構資料庫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其原因有三：其一，官 僚體系是行政改革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之一，改革的成敗受 其影響極大；其二，相對於選舉研究調查以民眾為主，行政改革的主要母體有兩 群：民眾（包括企業、非營利組織、與一般民間團體）與官僚，由於民眾調查的 經驗已經累積有年，目前最缺乏的是對於官僚這個母體的調查經驗；其三，台灣 的公務體系有明確的定義，也已經從人事行政管理需要而建立其資料庫，清楚的 母體與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或譯為底冊、名冊）使抽樣可以有系統地進 行，更重要的是，針對民眾的民意調查資料與官僚的調查資料所可能的結合，將 成為台灣行政改革堅實的循證基礎。
據此，本論文主要在介紹國科會2008-2009 所補助的「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 固之研究之子計劃一：權力轉換與文官中立：態度、可信承諾、與政務/事務人 員關係」案3，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進行台灣公共行政研究史上第一次全國 性官僚體系的面訪問卷調查，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我國一般行政機關的正式編制 文官在政府運作基本方向、組織人際信任、專業責任與倫理、政治回應與中立等 方面主題的認知、態度、與行為，在美國，全國性的調查因為地域廣闊的關係並 不多見，Bob Wynia（1974）針對聯邦政府 52 個不同部會中的 405 人進行民主認 知與態度的調查；James Ferris and Elizabeth Graddy （1986）藉由國際城市管理 協會（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CMA）針對美國地方政府的行 政長官所進行的一項全國性調查，詢問地方政府外包決策與執行情形；James S.
Bowman（1990）以加入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的行政人員為母體，隨機抽出 750 詢問有關公務倫理的問 題；Patrick G. Scott and Sanjay K. Pandey（2005）則是使用美國一項第二階段全 國行政調查（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tudies Project, Phase II; NASP-II）的機 會，針對美國州政府中的健康與社福部門中共570 名行政人員，訪問關於官僚繁 文褥節（red tape）與公務動機的相關問題，這些調查都對於美國文官相關改革 議題，提供不同程度的循證資料。後文首先針對其中的方法論議題進行討論，接 著選擇眾多相關方法論中核心議題：「抽樣與代表性」進行初步資料分析與討論，
期望對這項新興的調查研究工作在未來可以穩健地成長，並且最終能發展為我國 循證基礎行政改革的試金石，改變台灣公共管理研究與實務的地貌，發展出有台 灣特色的循證行政改革作為。
3 該計劃主持人是陳敦源副教授，協同主持人是黃東益副教授，計劃編號：
NSC-96-2414-H-004-037-SS2，主要執行過程中，問卷題目貢獻的過程中，參與者還包括政治大 學公行系詹中原教授、蕭乃沂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政治系蔡秀涓副教授。
貳、調查方法與執行檢討
台灣學界過去以量化方式進行的文官相關研究，多僅針對特定機關或層級採 郵寄問卷或電話調查，少有全面性的隨機抽樣以及面對面的資料蒐集。本段嘗試 檢討此次調查經驗，以累積未來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操作知識。以下就調查方式 的選擇與規劃、執行過程遭遇問題以及未來建議等三部份進行討論。
一、調查方式的選擇與規劃
配合調查目的，研究團隊規劃在2008 年 3 月 22 日總統選舉前以及 2009 年 新政府執政一年之後，各進行一次資料蒐集，在確定調查目的與時程後，首先面 臨調查方式的選擇，研究團隊從成本、回收率以及資料的品質等三個面向考量。
本研究規劃訪問文官2,000 人，在現行網路問卷基礎設施（主要為個別公務人員 電子郵件位址的正確性）仍不足的情況下，以郵寄式問卷的成本最低。在問卷成 功率方面，過去對於文官的調查研究主要以郵寄問卷及電話訪問進行，在近期較 大規模的調查中，較佳的回收率並未超過七成。4雖然本研究為台灣首度針對全 國文官進行抽樣面訪問卷調查，缺乏回收率方面的比較資料，但若對照近年國內 一般民眾的面訪，5親身面訪方式被拒訪的比率是較低的。就問卷填答品質而言，
郵寄問卷填答問卷時間具彈性及私密性，但因問卷回收率以及問卷填答非出自受 訪者之手的疑慮而備受詬病。電話訪問的匿名性讓受訪者較願意回答敏感問題，
但不易查證受訪者身份，且無法掌握受訪者受訪的情境（如正在工作中），影響 答題品質。除此之外，本研究問卷題目達97 題，若採電話訪問方式進行調查，
勢必將遭遇高拒訪率。親身面訪能夠透過訪員闡述本研究之內容與目的，並針對 受訪者的疑義進行解說，不過對於較為敏感的議題，傳統由訪員一問一答的面訪 方式可能造成受訪者對於參與問卷回答的抗拒。
綜合以上各方面考量，雖然訪員親自面訪所耗費的成本最高，但為顧及回收 率及填答品質，加上本研究有幸獲得國科會與蔣經國基金會的經費支助，因此決 定採面訪方式進行。同時為了提高問卷品質與敏感問題的回覆率，本研究參考了 部分郵寄問卷與電訪的隱私保護作法，由研究團隊所訓練的訪員在電話邀請受訪 者後，親自遞送問卷到受訪者辦公室或其他約定場所，由受訪者自填答案，訪員 則在一旁等候，一方面確保問卷是由受訪者本人填寫，另一方面則避開當面一問 一答方式造成受訪者填答敏感問題的可能偏誤。在兼顧回收率與保密原則下，本
4 在黃東益等（Huang et al, 2005）針對中央政府公共管理者的政治態度研究中，分析余致力(1999)
以行政院及考試院九至十二職等之文官為調查對象的資料，該調查發出問卷1,435 份，回收為 794
份，訪問成功率為55％。其次，在蔡秀涓針對公務人員的組織信任調查中（蔡秀涓，2004），以
台北市政府內七個一級機關透過郵寄問卷進行普查，發出問卷803 份，回收 419 份，總體回收率
為49.2％。另外，電訪調查的問卷回收率，在蔣麗君針對公務人員與行政電子化的研究中（蔣麗
君，2004），以高雄市戶政事務所行政人員為調查對象，抽樣電訪 154 份，實際受訪樣本為 102 份，電訪成功率為69.08％。
5 如 2000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其問卷一拒訪率為 9.04％、問卷二拒訪率為 9.30％；以及 2001 年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TEDS）的狹義拒訪率 15.6％（洪永泰，2003 :47）。
研究調查執行過程的問卷設計、督導與訪員招募、訪員訓練等與一般面訪並無太 大差異，主要差別在於訪問流程的部分，如圖一所示，訪員主要任務為遞送問卷 與禮物、疑義的解答、提醒受訪者重新檢查問卷有無漏答，最後則仍由受訪者自 己將問卷放入密封袋。
此次文官意見調查由2008 年 1 月 24 日開始至同年 3 月 14 日止，共招募來 自全台各地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共82 位擔任訪員，並由政大公行系碩博班研究生 18 位擔任督導。基於問卷難度相對於一般調查低（事先約訪成功再前往、不需 朗讀題目），研究團隊決定每份成功問卷酬勞300 元，6訪員三次拜訪未遇認定失 敗者補助50 元車馬費用7，而偏遠地區者（如離島地區、山區等）給予實際交通 補助。為提高回收率，本研究考量到文官體系的次文化可能對於受訪率產生的負 面影響（Johnson et al., 2002），除了在訪員出發前以研究團隊名義寄發訪問通知 信函外，基於受訪者所處單位層級節制文化、依法行性以及對於權威遵從等特 性，在訪問過程中對於拒訪率較高的單位，如法院、監獄等管制性機關的受訪者，
在其要求下，以政治大學名義正式寄發公文到其任職機關。
二、執行過程與問題
在以上機制的運作下，訪問最終順利完成有效問卷1,962 份，在執行過程中，
受訪者對於本研究的反應、接觸管道、樣本的分佈與訪員管理、訪員在親身接觸 受訪者遭遇問題，與一般民眾調查面訪所遭遇問題可能不同，茲於以下小節進行 討論。
6 此成功問卷酬勞係經過比較文官調查與一般民眾調查的拒訪率後而設定的，一般民眾調查因為
會有大樓居民等不容易接觸到受訪者的訪問地點，同時此次的受訪者清冊皆附有聯絡方式，在拜 訪前都須與受訪者連繫，因此實際上少有到訪問地點卻遇不到人的情況產生。而且本研究不需一 問一答，訪員的負擔也相對減少。
7 最終補助三次未遇的失敗樣本共有 321 筆。
圖一：面訪問卷執行流程圖 自我介紹，遞上禮物
解釋問卷並詢問是否 可在旁等待，方便解 釋題意不清之處
等待受訪者填妥問卷 後，請受訪者將問卷 放入密封袋
結束訪談，離開後填 寫訪員自填表，並在 密封袋上貼上
整套樣本接觸完 畢後填寫樣本彙 整表，繳給督導
督導進行 複查
以複查短卷隨機抽 取１／３受訪樣本 進行複查。
受訪樣本 有無問題 N
YES 糾正訪員，重新給 予樣本。
訪問開跑
根據抽出的樣本透 過電話約訪
受訪者不在→約訪→
再約訪→三訪未遇 受訪者調離原職務 拒訪
確認時間、地點、問 卷和禮物，準時赴約
與督導聯絡，
詳細說明情 況，並更換新 樣本。
成功／失敗
訪問成功：請訪員交給督導，督導統整後 寄回研究團隊(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二段64 號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陳
敦源教授收)→研究團隊複查→資料登錄 或發回重新訪問
（一）受訪者對於通知信函的反應
在確定正式樣本名單後，研究團隊於訪問前一周先寄發拜訪通知函給予受訪 者個人。部分受訪者接到通知後，主動打電話至研究團隊辦公室與研究團隊連 繫，其內容主要分為幾項：
1. 確認研究團隊以及詢問調查目的
由於近年來電話與信件詐欺事件頻繁，許多訪員在接到訪談通知書後，立即 撥打電話到研究團隊確認研究計畫是否真實並了解調查目的，以及受訪者名單的 來源等問題。而研究團隊的因應方式係統一將研究團隊與研究目的等真實資訊告 知受訪者，並表示名單係由國科會與相關政府機關提供且依研究倫理做好保密措 施，以取得受訪者的信任。
2. 說明可訪問時間與地點
部分受訪者表示有意願接受訪問，並親自主動跟研究團隊通知可以訪問的時 間，以及瞭解訪員到訪時間，部份受訪者也更確切地提供工作地點資訊。此外，
尚有部分非原始樣本中的文官主動積極表示有意願接受訪問，但為遵守特定抽樣 程序（詳後文），研究團隊僅向受訪者表達感謝之意而未前往訪問。
3. 說明須請示上級長官或公文
也有受訪文官與研究團隊聯繫，表示須先取得上級長官的同意，方得接受訪問，
研究團隊則主動追問其原因，試圖了解是否有特定機關屬性而需取得上級長官的 同意，並且告知研究團隊將以公文通知受訪者服務的機關單位，以協助受訪者取 得機關同意。
4. 表示拒訪
表示拒訪的受訪者多半係以不方便或沒有說明理由拒絕訪問，部分原始受訪 樣本表示因身為公務人員，不應該對於政策有任何態度，必須保持中立。面臨此 類挑戰，研究團隊訪員則是先探索原由並再次說明調查目的與訪問流程等，並保 證研究的重要與正當性，以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與接受訪問的意願。
（二）接觸管道的問題
在執行調查時，研究團隊中每位督導及訪員手中皆有受訪者的通訊方式，訪 員須先進行電話約訪接觸並確認受訪者，再確認為受訪者本人後約定拜訪時間，
並於約定時間前半小時，須再與受訪者確認行程，並前往拜訪。
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因為機關單位屬性、個人意願等問題，形成拒訪或要求 上級單位公文的情況屢屢發生，其中對於訪員而言最為艱鉅的問題為機關直接代 為拒訪，無法接觸到受訪者本人。然而，為求調查訪問內容的精確性，研究團隊 試圖透過各種管道接觸到原始樣本受訪者，包括：
1. 電話約訪
係指訪員在執行訪問前，先透過電話與受訪者接觸，透過對話確認對方為名 單中的受訪者，而且受訪者也同意訪員到工作地點進行訪問。訪問過程係依據研 究團隊設計的訪問流程，順利完成問卷，未透過其他方式取得受訪者的信任或接 觸到受訪者。
2. 直接到工作地點拜訪
當電話拜訪時，因為某些原因無法接觸到受訪者，或者有接觸到受訪者但一 直無法空出時間接受訪問等情況時。部分訪員直接到受訪者工作地點拜訪，與電 話約訪要求的相同，訪員必須先自我介紹並告知來意，並取得受訪者的同意進行 問卷填寫。部分採此接觸方式的訪員反應，此直接拜訪的受訪成功率較高。
3. 友人引薦
部分訪員在連絡受訪者前，曾透過自己人際關係的協助，以提升受訪意願。
這些人際關係多是親戚或父母親朋友的工作單位；另外，有些是剛好認識該地區 的民意代表或長官等，一般而言，透過長官或友人引薦的拒訪率是最低的。
4. 公文通知
當訪員電話聯絡受訪者或者打電話到受訪者服務的機關單位時，發現受訪者 或該單位因為某種特殊原因而無法接受訪問，或者向訪員要求上級單位的公文 時，研究團隊針對提出需求的機關發出公文通知該機關的上級機關單位。依據訪 員的反應，大部分有公文知會的單位大致上都願意接受訪問，這些情況在航管單 位以及監獄最為明顯。
（三）樣本分布與訪員管理
本調查與過去民眾意見調查最大差異之一是樣本的地理分佈，例如樣本中有 10 位外交體系的文官，長駐於國外，因此列為失敗樣本。本研究以機關而非以 地理區域作為分配樣本的原則，增加許多內部聯繫協調的成本，也影響到原本訪 員規劃訪問數量以及實際執行數量的差距。
因為未將地理區域劃分作為一個參考依據，因此受訪者在地域分佈上的比例 是因單位分佈的情況而定的。如表一所示，樣本分佈於全台25 個縣市，以台北 市612 個占全部樣本的三成為最多，其次為高雄市與台北縣，而樣本分佈最少的 縣市為連江縣僅有4 個。此次的調查遍及全台各縣市共有 262 鄉鎮市，而在各縣 市內樣本的空間分佈也並非是平均分佈。以彰化縣26 個鄉鎮市為例，此次調查 的84 筆樣本分佈於其中的 21 個鄉鎮市，其中彰化市與員林便佔了 40%的樣本 數，其餘樣本分散於剩下的20 個鄉鎮市，其中有 6 個鄉鎮市僅有 1 個樣本。而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於其他鄉鎮市，尤其是狹長型的花東地區，使得訪問的難度以 及成本相對提高。由於未能顧及地理分布，原來規劃訪員所負責的樣本數與實際 執行數目有相當的落差，如何同時兼顧訪員責任樣本數、空間、時間與成本等因 素的考量，將是未來研究可以再改進的。
（四）親身訪問遭遇的問題
表二是訪員在親身訪問的各個步驟所遭遇的問題，在取得受訪者資料後，第 一個步驟是先在網路上確認受訪者的通訊方式，許多的受訪者服務單位地址與工 作地點不同，例如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地址位於台南縣楠西鄉，但是因為 其管轄範圍是整個南台灣地區，所以有多位受訪者的實際工作地點在其他縣市。
而面臨此情況，研究團隊的因應方法是作樣本的調動，轉由其他督導負責。
表一：樣本縣市分佈表
縣市別 樣本數 比例 縣市別 樣本數 比例
台北市 612 30.74% 台東縣 42 2.11%
高雄市 160 8.04% 新竹市 39 1.96%
台北縣 144 7.23% 雲林縣 38 1.91%
桃園縣 124 6.23% 基隆市 37 1.86%
台中市 93 4.67% 宜蘭縣 35 1.76%
台中縣 89 4.47% 嘉義縣 33 1.66%
彰化縣 84 4.22% 苗栗縣 32 1.61%
南投縣 70 3.52% 嘉義市 30 1.51%
台南縣 67 3.37% 新竹縣 21 1.05%
台南市 58 2.91% 澎湖縣 18 0.90%
屏東縣 55 2.76% 金門縣 12 0.60%
高雄縣 51 2.56% 連江縣 4 0.20%
花蓮縣 43 2.16% 總計 1,991a 100%
說明：去除無效問卷後，共計 1,962 份有效回收樣本（詳後文）。
在第二步驟時，由於資料的缺陷以及公務人員的流動，最常遇到的棘手問題 大致上可分為五項：其一、受訪者調職或進修訓練；其二、受訪者退休或長期休 假；其三、機關長官代為拒絕訪問；其四、機關整體拒絕訪問；其五、受訪者確 認但拒絕訪問。當遇到受訪者調職或進修訓練時，則透過督導將樣本轉到受訪者 所處的轄區，例如受訪期間台南市南部稽徵所的科員到台北受訓兩個月，南部督 導責將樣本轉由北市該區督導負責。換句話說，當受訪者不在資料上的區域工作 時，以找到原始受訪者本人為主，並非輕易動用替代樣本。而遇到第二與第五個 狀況時，則是請督導確認後提供替代樣本，而最常遇到拒訪的單位是司法機關。
當遇到第三個與第四個狀況，機關首長代為拒絕及整體機關拒絕訪問的情況時，
則以研究團隊統一寄發公文通知受訪者所處機關，以降低拒訪態度，此情況在監 獄、航空單位最為明顯。
在步驟三與受訪者見面時，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受訪者質疑研究調查的單位，
以及受訪者的名單來源兩個問題，由於身處牽涉公共事務的政府部門，公務人員 的心態難免較為謹慎，對於訪問、調查等文字抱有較高的防禦心理，包括質疑來 訪研究單位的動機，以及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麻煩的心態，因此拒訪的 情況頗為常見。而因應的方式是由訪員遞出名牌與研究團隊通知信函以取得受訪 者的信任，同時訪員再度強調此訪問是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的研究計 畫」。
表二：面訪過程面臨問題與回應 執行
步驟 執行內容 面臨問題 因應方法
單位地點錯誤 調動樣本於其他訪區
一
網路確認受訪者
單位連絡方式 通訊連絡方式錯誤 網路查詢正確連絡方式 洽詢相關單位獲取正確連絡方 式
受訪者調職或進修訓練 調動樣本於其他地訪區 受訪者退休或長期休假 該區督導使用同樣結構的替代
樣本
機關長官代為拒絕訪問 研究團隊發公文至該機關 機關整體拒絕訪問 研究團隊發公文至該機關 二
電話確認本人與 約訪
受訪者確定但拒訪 使用同區替代樣本
三
與受訪者見面並 再次呈述來意
1. 質疑調查單位，名單來源訪員遞出名牌與研究團隊委託 證明書
說明該訪問為國科會委託執行 的研究案
四 遞交問卷與紀念 品
拒絕接受紀念品
五 說明問卷內容與 填寫方式
抱怨問題題目過長 聆聽並感謝受訪者建議。
抱怨部分題目過於敏感 向受訪者再度保證該問卷係匿 名調查，個人意見不會流露給 其他人得知。
六
受訪者填寫，訪員 在旁協助
填寫問卷時，長官與其他同 事等打擾
耐心等候
七
受訪者填寫完 畢，訪員將問卷放 入信封並彌封 八 訪員回報督導 圖表來源：本研究
當在步驟三取得受訪者的信任並同意填答問卷時，在第四與第五步驟便很少 遇到特殊的問題；但到第六步驟填寫問卷時，最常遇到抱怨題目過長、題目過於 敏感等問題，而此問題的因應方法與其他研究大同小異，皆是鼓勵受訪者繼續填 答的方式。當提及敏感性問題時，訪員會再度強調保護受訪者的學術倫理原則。
此外，在第六步驟尚會遇到另一問題，因為此次的訪問多半是在受訪者上班時間
進行訪問，在受訪者填答問卷過程，常面臨到受訪者的上級長官或其他同事的打 擾，以及受訪者無法花將近半小時的時間專心填寫問卷等問題，此時訪員也只能 耐心等候。當問卷填寫完時，進入到裝袋彌封後的第七與第八階段就完成訪問流 程，而最後的兩個步驟也較少遇到問題。
三、檢討與建議
依據上述的調查訪問經驗，有以下幾個方向值得後續探索與實踐。
（一）與政府相關單位合作的可行性
本研究雖然由國科會支持，但國科會並未協助研究團隊發文，最後僅透過研究團 隊發出訪問通知，對一些主動提出要求的受訪者，則由政治大學發文至其所屬機 關。未來實可進一步探索與國科會或其他政府相關人事或研考機關合作的利弊，
例如為使受訪文官更信任本調查重要與正當性，而由政府機關先行發文至樣本所 屬機關，再交由學術單位執行約訪、資料整理與分析。
（二）文官名冊資料的精進
目前政府相關部門已經建立龐大的文官資料庫，其努力值得肯定，不過本研究在 調查前寄發訪問通知書以及聯絡受訪者時發現，有若干服務單位地點與名稱卻未 更新；許多調職或退休的文官，其資料並也未有修正；而對於機關單位的聯絡方 式與位址資料也未盡詳實，尤其派出的中央機關，其實際工作地點卻是分散在其 他各地。這方面的資訊，如無法事先得知，會衍生更多成本與回收率的問題，連 帶著訪員的管理難度也會提升。因此若要降低研究調查的成本，政府相關單位應 投入更多資源，建立更精確的資料庫。
（三）不同接觸管道對於訪問品質的研究
在調查執行過程，訪員與研究團隊透過許多的管道接觸到受訪者，其中最為特殊 的是公文通知與透過熟人引薦兩種，雖然此兩種方法可以有效的接觸到受訪者並 且提昇接受訪問的意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此兩種方法對於受訪者皆產生 影響與壓力，以透過民意代表或上級長官的介紹或公文通知而言，此關係是否將 造成受訪者心理壓力，而無法真實的反應態度值得探討。
（四）抽樣與訪員管理更緊密的結合
雖然樣本係按照中央地方、簡薦委官等的結構進行抽樣（詳後文），因此當執行 過程中遇有失敗樣本時，並未考量替補受訪者的服務單位與地點變動的範圍，因 此在樣本管理上造成許多額外的成本，包含時間與經費的成本。未來在執行時，
是否應該將受訪者空間分佈與服務單位列入考量？由於高拒訪率造成樣本調動 的頻繁，形成每位督導的責任樣本數一直處於變動狀態，因而無法透過責任樣本 數有效規範訪員，同時原先設計的績效獎金制度也必須隨之改變。由於空間分佈 及樣本替補，可能導致已經完成責任樣本數的訪員，因為替補樣本而必須再次拜 訪相同機關，尤其該機關地處偏遠時，督導僅能動用情感要求，此必是未來需再 次面臨的挑戰。
參、抽樣設計與實際回收情形
表三為本調查的抽樣設計，「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中之四大類政府機關為：
(1)行政機關（不含軍職人員）、(2)公營事業（生產、交通、金融）機構、(3)衛生 醫療機構、與(4)公立學校（不含教師）之公務人力共計 335,274 人，其中編制於 第一大類行政機關之公務人力共有216,422 人，本研究以一般行政機關並去除警 察機關（因考量其特殊的任務屬性與大量人數）之130,559 位具備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委任、委派官等之公務人員（即所謂正式編制文官）為研究母體，
依據政府層級（中央、地方政府）與官等（簡任簡派、薦任薦派、委任委派，以 下簡稱簡任、薦任、委任）等兩個分層，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分配受訪樣本。並 考量訪問失敗的可能，參考洪永泰（2004）所提出的膨脹樣本（或擴充樣本）的 概念，事先將總抽樣人數按比例膨脹為預定有效樣本數2,000 人的 4 倍（8,000 人），並以其比例於各層次中抽出對應樣本數而組成所有受訪樣本。
表三：本調查的膨脹抽樣設計
母體人數 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 委任委派 總計
中央政府 6,843 38,747 22,962 68,552 地方政府 1,226 32,973 27,808 62,007 總計 8,069 71,720 50,770 130,559
各分層比例 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 委任委派 總計
中央政府 5.2% 29.7% 17.6% 52.5%
地方政府 0.9% 25.3% 21.3% 47.5%
總計 6.2% 54.9% 38.9% 100.0%
預定有效樣本數 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 委任委派 總計
中央政府 105 594 352 1,050
地方政府 19 505 426 950
總計 124 1,099 778 2,000
膨脹抽樣樣本數 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 委任委派 總計
中央政府 419 2,374 1,407 4,201 地方政府 75 2,020 1,704 3,799 總計 494 4,395 3,111 8,000
回收有效樣本數 簡任簡派 薦任薦派 委任委派 總計
中央政府 99 573 355 1,027
地方政府 20 487 428 935
總計 119 1,060 783 1,962
圖表來源：本研究
以中央政府簡任簡派層為例，先將總數6,843 位中央政府簡任簡派人員以隨 機亂數抽出419 位即為膨脹樣本，此 419 位受訪者中的前 105 位即為原始樣本，
當原始樣本受訪者在調查過程中：(1)經訪員三次電話聯絡失敗、(2)電話聯絡訪 問時明確拒絕受訪、(3)訪問當場拒絕或因故完成填答、或(4)訪問結束後經查核 填答內容判定為無效問卷時，則由隨機流水號中的次一位受訪者替補，並交由對 應地理轄區督導通知其訪員進行訪問。
以上述的抽樣設計與訪問流程，自2008 年 1 月 24 日至同年 3 月 14 日（特 意於總統大選前一週結束），所有經過本研究訪員接觸的受訪者共3,042 位，經 資料登錄與過濾整理後共有1,962 份成功樣本，有效回收率為 64.5%，其餘 1,080 份則為失敗樣本，如再以上述的原始與替代樣本予以區分，則可產生如表四的本 研究樣本回收統計。
表四：樣本回收統計
樣本分布 份數 百分比
原始成功樣本【N1】 1,379 45.3%
替代成功樣本【N2】 583 19.2%
成功樣本小計 1,962 64.5%
原始失敗樣本【N3】 617 20.3
替代失敗樣本【N4】 463 15.2
失敗樣本小計 1,080 35.5%
使用樣本總計
【N1+N2+N3+N4】 3,042 100%
母體【N】130,559，膨脹樣本 8,0008
因此在本次文官調查中，原始與替代樣本的資料其實皆來自刻意擴充抽足的 8,000 份膨脹樣本中，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TEDS）的抽樣方式對 照（洪永泰，2005），TEDS 所採取的是先照性別與年齡比例抽樣先抽取了正選 樣本一套，以及預備遞補樣本，如以TEDS 的 2006C 案例為說明，共抽取 19 套 預備樣本，遞補的方式是「成套遞補」方式，也就是正選如果未完成最低成功數 目，由第一套預備進行遞補，如果第二套預備樣本未完成最低成功數目，進行第 三套等依此類推。另外注意的是，如果在完成預定成功樣本數目後，然要將其套 樣本全部訪問完才能夠結束訪問，無法先行宣告訪問結束。本研究則採用擴充樣
8 擴充樣本和母體固然在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與母體一致，其性別（卡方值=0.000，P=0.990）和 年齡（卡方值=1.965，P=0.742）也通過卡方一致性檢定，與母體沒有顯著的結構差異。
本的形式，在8,000 份樣本中並未先進行正選樣本的抽取後，再進行其他遞補樣 本的抽取。而是一次抽取的8,000 份的樣本，並為了使訪員手上資料不致過多，
因此先給予8,000 份前的 1,996 份樣本先行進行訪談，此即本論文所稱的原始樣 本，當訪問失敗後再進行訪談則為替代樣本。
表四中N1 代表的是原始成功樣本（1,379 份）、N2 代表的是替代成功樣本
（583 份）、N3 代表的是原始失敗樣本（617 份）、N4 代表的是替代失敗樣本（463 份），N 代表的是總擴充樣本數目（8,000 份）。
肆、樣本特性分析
本段將探討回收樣本特性，並說明在使用擴充樣本的抽樣下，其成功樣本與 替代樣本上的比較分析，是否和使用多套的替代樣本抽樣方式的結果會有所不同
（洪永泰，2004），表五首先說明本大段在不同分析項目上（以阿拉伯數字呈現）， 所運用的變項以及樣本類型組合的說明。
表五：樣本分析總表 原始
成功 樣本
替代 成功 樣本
原始 失敗 樣本
替代 失敗 樣本
成功 樣本
失敗 樣本
原始 樣本
替代 樣本
所有 使用 樣本
母 樣本 體
類型
N1 N2 N3 N4 N1 + N2
N3 + N4
N1 + N3
N2 + N4
N1+N2 + N3+N4
N
政府層 級（中央 地方）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官等（簡
薦委）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性別 ˇ ˇ ˇ ˇ ˇ ˇ ˇ
年齡 ˇ ˇ ˇ ˇ ˇ ˇ ˇ
主管與
非主管 ˇ ˇ 政黨
認同 ˇ ˇ
一、回收情形與有效樣本代表性
以下統計說明回收情形，並分析有效樣本代表性問題。
N1+N2 / N1+N2+N3+N4
如前文，本研究總計有1,962 份成功樣本，共發出 3,042 份樣本，其樣本回收率 上為64.5%，而文官在政府層級及官等上的訪問成功回收比率可見下表六，可發
現在回收成功率上，中央政府層級的回收率低於地方政府有16%，表示中央政府 的文官相較於地方政府文官是比較不容易透過面訪而訪問成功的；表六也顯示最 高官等的簡任文官也比較不容易訪問成功，成功率為56.7%，與薦任、委任官等 文官有10.5%、5.7%的差距。
表六：所有成功樣本回收統計 母體
百分 比
所有使用樣本
【N1+N2+N3+N4】
成功樣本
【N1+N2】
失敗樣本
【N3+N4】
訪問 成功 比率
樣本數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
中央 52.5% 1756 57.7% 1027 52.3% 729 67.5% 58.5%
政府
層級 地方 47.5% 1286 42.3% 935 47.7% 351 32.4% 72.7%
簡任 6.2% 210 6.9% 119 6.1% 91 8.4% 56.7%
薦任 54.9% 1578 51.9% 1060 54.0% 518 48.0% 67.2%
文官
官等 委任 38.9% 1254 41.2% 783 39.9% 471 43.6% 62.4%
※母體【N】= 130,559
N1 / N1+N3
承接表四中的1,379 份原始成功樣本，在第一波總共發出 1,996 份樣本，其 樣本回收率上為69.1%，而文官在政府層級上的原始樣本訪問成功比率可見下表 七，可發現在回收成功率上，中央政府層級的回收率低於地方政府有層級 12.6%，表示中央政府文官相較於地方政府文官是比較不容易訪問成功的；而最 高官等的簡任文官，也比較不容易訪問成功的，成功率僅有58.1%，跟薦任、委 任官等文官有13.5%、9.3%的差距。此部分成果與上述所有成功樣本的回收分佈 情形類似。
表七：原始成功樣本回收統計 母體
百分 比
所有原始樣本
【N1+N3】
原始成功 樣本【N1】
原始失敗 樣本【N3】
訪問 成功 比率
樣本數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
中央 52.5% 1,047 52.5% 661 47.9% 386 62.6% 63.1%
政府
層級 地方 47.5% 949 47.5% 718 52.1% 231 37.4% 75.7%
簡任 6.2% 124 6.2% 72 5.2% 52 8.4% 58.1%
薦任 54.9% 1,096 55.0% 785 56.9% 313 50.7% 71.6%
文官
官等 委任 38.9% 774 38.8% 522 37.9% 252 40.8% 67.4%
※母體【N】= 130,559
N2 / N2+N4
在回收情形中，在替代成功樣本統計上總共有583 份成功樣本，佔替代樣本 總共發出1,046 中的 55.7%（如表四）。而文官在政府層級上的訪問成功回收比率 可見下表八，可看出中央政府的回收率低於地方政府有12.8%，表示中央層級的 文官相較於地方文官是比較不容易訪問成功的，此發現與以上表六、表七相同；
而在替代樣本上，與以上所有成功樣本及原始成功樣本不一樣的是，委任文官是 最不容易訪問成功的（54.4%），其次為簡任文官（54.7%）；而與上述表六、表 七有類似情形，薦任官等文官仍為最易成功訪問者。
表八：替代成功樣本回收統計 母體
百分 比
所有替代樣本
【N2+N4】
替代成功 樣本【N2】
替代失敗 樣本【N4】
訪問 成功 比率
樣本數 次數 ％ 次數 ％ 次數 ％ ％
中央 52.5% 709 67.8% 366 62.8% 343 74.1% 51.6%
政府
層級 地方 47.5% 337 32.2% 217 37.2% 120 25.9% 64.4%
簡任 6.2% 86 8.2% 47 8.1% 39 8.4% 54.7%
薦任 54.9% 480 45.9% 275 47.2% 205 44.3% 57.3%
文官
官等 委任 38.9% 480 45.9% 261 44.8% 219 47.3% 54.4%
※母體【N】= 130,559
N1+N2 vs. N
於下表九所有成功樣本（N1+N2）和母體（N）的卡方一致性檢定中，都是 接受虛無假設（表九），在政府層級以及文官官等上並沒有顯著差別，表示在擴 充樣本進行抽樣調查上，雖然文官在中央與簡任官等上在訪問成功率上有所不 同，亦即所有回收的成功樣本和母體在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上的結構是一致的。
N1 vs. N
從表九可看出原始成功樣本（N1）和母體（N）的卡方一致性檢定中，在文 官層級上是接受虛無假設，但是在政府層級上是有顯著差別的，此表示在擴充樣 本進行抽樣調查上，第一次進行的原始樣本的調查，也就是所使用的1,996 份樣 本（如表七）可能和文官母體有不一致的問題，可能的原因文官在中央層級上訪 問成功率過低，因此影響了和母體變項比例上的差異。
N2 vs. N
從表九也可看出替代成功樣本（N2）和母體（N）的卡方一致性檢定中，在 政府層級以及文官層級上都是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回收的替代成功樣本和母體結 構並不一致，表示在擴充樣本進行抽樣調查上，之後進行的替代樣本的調查，也 就是所使用的1,080 份樣本可能和文官母體有不一致的問題，可能的原因文官在 中央層級和文官官等（簡任、委任）的訪問成功率較低（如表八），因此影響了
和母體變項比例上的差異。
表九：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特性的代表性檢定 母體
百分 比
所有成功 樣本
【N1+N2】
與母體 的一致 性檢定
原始成 功樣本
【N1】
與母體的 一致性 檢定
替代成 功樣本
【N2】
與母體的 一致性 檢定
樣本數 1,962 1,379 583
中央 52.5% 52.3% 47.9% 62.8%
政府
層級 地方 47.5% 47.7%
卡方值
=0.019
P=0.890 52.1%
卡方值
=11.532 P=0.001
＊ 37.2%
卡方值
=24.7 P=0.000
＊
簡任 6.2% 5.2% 5.2% 8.1%
薦任 54.9% 56.9% 56.9% 47.2%
文官
官等 委任 38.9% 37.9%
卡方值
=0.0843
P=0.656 37.9%
卡方值
=3.550
P=0.170 44.8%
卡方值
=14.766 P=0.001
＊
※母體【N】= 130,559 二、有效樣本特性分佈
以下將對文官調查中，以性別、年齡作為重要人口變項，進行與母體的一致性檢 定。
N1+N2 vs. N
從表十中可看出在人口變項中的性別與年齡上，所有成功樣本（N1+N2）和 母體（N）有其一致性，表示所有回收的成功樣本和母體在人口變項上的性別與 年齡的結構是一致的，亦即在擴充樣本進行抽樣調查時，雖然文官在中央政府層 級與簡任官等的訪問成功率上有所不同（如表六），但其調查訪問結果卻不致影 響成功樣本在人口變項上的代表性。
N1 vs. N
從表十中也可看出人口變項中的性別與年齡上，原始成功樣本（N1）的年 齡和母體（N）是一致的，但在性別上沒有符合母體的分佈結構，也就是如果僅 用原始成功樣本來進行與性別有關的推論，可能會有代表性的問題，需要加權加 以處理。
N2 vs. N
表十也顯示了替代成功樣本（N2）和母體（N）的人口變項中，年齡與母體 是一致的，但在性別上沒有符合母體的分配結構，表示如果僅用替代成功樣本來 進行與性別有關的推論，可能會有代表性的問題，需考慮加權處理。
表十：人口特性的代表性檢定 母體
百分 比
所有成功樣 本【N1+N2】
與母體 的一致 性檢定
原始成 功樣本
【N1】
與母體的 一致性 檢定
替代成 功樣本
【N2】
與母體 的一致 性 檢定
樣本數 1962 1379 583
男性 54.1% 56.4% 56.0% 57.3%
性
別 女性 45.9% 43.6%
卡方值
=4.075
P=0.044 44.0%
卡方值
=1.968 P=0.061
＊
42.7%
卡方值
=2.389 P=0.122
＊ 20 以下 0.0% 0.0% 0.0% 0.0%
21~30 6.4% 6.6% 7.0% 5.8%
31-40 29.9% 29.1% 29.2% 29.0%
41-50 38.5% 39.7% 39.5% 40.2%
51-60 22.3% 21.5% 21.4% 21.6%
年 齡
61 以上 3.0% 3.0%
卡方值
=1.868 P=0.760
2.9%
卡方值
=1.811 P=0.770
3.3%
卡方值
=1.115 P=0.892
※母體【N】= 130,559
三、原始樣本與替代樣本比較分析
為瞭解本研究所採用擴充樣本的抽樣方法，是否能解決所謂再次抽樣無法代 表真正母體的問題（洪永泰，2004），因此進行（10）替代訪問成功樣本和原始 失敗樣本在重要變項上進行比較，去了解其替代是否能夠達到完成原始失敗樣本 的任務；另外也分析（11）原始成功樣本以及替代成功樣本上是否在重要變項上 有所不同，與（12）原始失敗樣本以及替代失敗樣本上是否在重要變項上有所不 同，在此所說的重要變項包括文官特性變項9以及人口特性變項10。同時，也挑 選與文官特性中「是否為現職主管」進行（11）原始成功樣本以及替代成功樣本 的比較，並比較敏感性較高的政黨傾向變項。
N2 vs. N3
從下表十一中可發現替代訪問成功樣本（N2）和原始失敗樣本（N3）在文 官特性中的政府層級上，可通過卡方一致性檢定，表示替代樣本在文官特性中的 政府層級（中央與地方）上與原始失敗樣本政府層級中有相同的分佈。不過在文 官官等、性別、與年齡則有不一致結構。
N1 vs. N2
表十一中也顯示原始成功樣本（N1）和替代成功樣本（N2），在人口變項中 上的性別與年齡均通過卡方一致性檢定，但是在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就有不同的 分佈結構。此外，在問卷題項的主管別與政黨傾向上，可發現在政黨傾向上也有 不同的分配。
9 政府層級（中央與地方）、文官官等（簡任、薦任、委任）
10 性別、年齡。
N3 vs. N4
從表十一中可發現原始失敗樣本（N3）和替代失敗樣本（N4），在性別分佈 上有其一致性，但是在政府層級與文官官等就沒有一致性，而且在年齡分佈上也 沒有一致性。
N1+N2 vs. N3+N4
在訪問成功和失敗原因的探討上，可能原因是來自文官特性變項11以及人口 特性變項12，而在前文中訪問成功率上，的確也發現在中央政府、及簡任官等文 官在成功受訪率上是比較低的。而在表十二中可發現，不管是在政府層級（中央 與地方）或文官官等（簡任、薦任、委任）、性別、年齡上皆有顯著差異，因此 文官訪問的失敗原因也值得後續深入探究。
表十一：原始樣本與替代樣本的比較 原始成功
樣本【N1】
替代成功 樣本【N2】
原始失敗 樣本【N3】
替代失敗
樣本【N4】 一致性檢定 樣本數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N2 vs. N3 N1 vs. N2 N3 vs. N4 中央 661 47.9% 366 62.8% 386 62.6% 343 74.1%
政 府 層
級 地方 718 52.1% 217 37.2% 231 37.4% 120 25.9%
卡方值
=0.012 P=0.913
卡方值
=51.482 P=0.000
＊
卡方值
=42.655 P=0.000＊
簡任 72 5.2% 47 8.1% 52 8.4% 39 8.4%
薦任 785 56.9% 275 47.2% 313 50.7% 205 44.3%
文 官 官
等 委任 522 37.9% 261 44.8% 252 40.8% 219 47.3%
卡方值
=15.689 P=0.000
＊
卡方值
=37.273 P=0.000
＊
卡方值
=11.242 P=0.004＊
男性 772 56.0% 334 57.3% 318 51.5% 238 51.4%
性
別 女性 607 44.0% 249 42.7% 299 48.5% 225 48.6%
卡方值
=7.718 P=0.005
＊
卡方值
=0.963 P=0.326
卡方值
=0.003 P=0.953 21~30 96 7.0% 34 5.8% 27 4.4% 25 5.4%
31-40 402 29.2% 169 29.0% 186 30.1% 130 28.1%
41-50 544 39.5% 234 40.2% 217 35.2% 186 40.2%
51-60 295 21.4% 126 21.6% 155 25.1% 102 22.0%
年 齡
61 以上 40 2.9% 19 3.3% 32 5.2% 20 4.3%
卡方值
=16.498 P=0.002
＊
卡方值
=0.293 P=0.990
卡方值
=9.730 P=0.045＊
主管 281 20.4 115 19.7 主
管
別 非主管 1096 79.6 468 80.3
卡方值
=0.403 P=0.525
11 政府層級（中央與地方）、文官官等（簡任、薦任、委任）
12 性別、年齡。
原始成功 樣本【N1】
替代成功 樣本【N2】
原始失敗 樣本【N3】
替代失敗
樣本【N4】 一致性檢定 泛藍 680 50.8% 288 50.7%
泛綠 195 14.6% 71 12.5%
政 黨 傾
向 其他 463 34.6% 209 36.8%
卡方值
=6.355 P=0.042
＊
表十二：成功樣本與替代樣本的相互比較
所有成功樣本 所有失敗樣本 一致性檢定
【N1+N2】 【N3+N4】
樣本數 次數 ％ 次數 ％
【N1+N2】 vs.
【N3+N4】
中央 1027 52.3% 729 67.5%
政府
層級 地方 935 47.7% 351 32.5%
卡方值=205.423 P=0.000＊
簡任 119 6.1% 91 8.4%
薦任 1060 54.0% 518 48.0%
文官
官等 委任 783 39.9% 471 43.6%
卡方值=34.185 P=0.000＊
男性 1106 56.4% 556 51.5%
性別 女性 856 43.6% 524 48.5%
卡方值=18.779 P=0.000＊
20 以下 0 0% 0 0%
21~30 130 6.6% 52 4.8%
31-40 571 29.1% 316 29.3%
41-50 778 39.7% 403 37.3%
51-60 421 21.5% 257 23.8%
年齡
61 以上 59 3.0% 52 4.8%
卡方值=18.779 P=0.000＊
伍、後續分析
本研究為台灣首次針對大樣本文官面訪問卷調查，企圖遵循社會科學調查方 法的嚴謹程序，作為建立文官意見調查資料庫的敲門磚。前文所論及循證基礎的 重要性、調查程序的執行檢討、以及初步的樣本比較分析，皆可擴展為後續實證 分析的基礎，目前研究團隊已規劃以下的發展方向：
1. 深入分析訪員經驗與拒訪原因
本研究在調查結束後蒐集了訪員實際與受訪者接觸的經驗，包括受訪者拒訪 原因，也請督導整理訪員管理記錄及替補訪問程序，深入分析相關資料將有助於 未來抽樣與調查程序的規劃與執行。
2. 將本次調查經驗經檢討後撰寫為文官調查的標準作業手冊
整理此次彌足珍貴的大型文官調查經驗後加以檢討，並製作成標準作業手
冊，應該是現階段應完成的工作項目，如此不論是次年度的調查，甚至跨國（如 亞洲新興民主國家）文官調查才能在本次調查的基礎上持續有所精進。
3. 調查回收資料與政府相關資料庫的結合
政府機關目前已存在定期更新的基本資料庫（如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除 了作為本次調查的抽樣架構之外，本調查成果也可適度與現存政府機關資料庫結 合，進而形成更完整的包含我國公務人員基本資料、公務經歷（訓練、考績）、 行政與政策相關主題（如本研究的政府運作基本方向、組織人際信任、專業責任 與倫理、政治回應與中立等議題）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的資料庫，其可能應用 領域將更為廣闊多元，例如我國民主化過程中文官專業責任與倫理隨時間如何演 變、又是否受其公務歷練的影響，都能在結合兩方跨時間的定期調查與資料更新 後，獲取更紮實的證據而有利於研究探討與實務改革。
4. 各調查主題面向的分析討論
本次調查中的97 題（若將小題計入其實超過 100 題）共 8 個構面的資料目 前已經完成初步的資料登錄、過濾與編碼，有待後續深入分析與討論。
作為後續我國與跨國文官調查的基礎
本調查特殊之處在於其對象並非一般民眾或民間組織，而是服務於政府機關 的公務人員，而以上的發展方向皆可視為將本研究作為後續我國與跨國文官調查 的準備工作，這也是研究團隊於2009 年國科會與蔣經國基金會的補助結束時，
必將面臨的重要挑戰：如何定期地規劃執行此文官意見調查？TEDS 與國內現有 的長期追蹤調查（如社會變遷調查、高等教育資料庫等）其實已經提供了良好的 示範。
參考文獻
林彩玉、洪永泰、鄭宇庭（2004）〈調查研究中『無反應』選項問題之分析〉，
《調查研究》，15 期，頁 31-60。
余致力（1999）〈行政菁英對當前重大政策議題之意見調查〉，《理論與政策》，
13 卷 3 期，頁 139-170。
洪永泰（2004）〈原始樣本、替代樣本、與追蹤樣本的比較：「2001 年台灣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訪問失敗問題的探討〉，《選舉研究》，10 卷 2 期，
頁37-58。
洪永泰（2005）〈台灣地區抽樣調查各種母體定義、抽樣底冊、和涵蓋率的比較〉，
《調查研究》，18 期，頁 9-44。
許勝懋、洪永泰（2003）〈2001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抽樣設計：分層 效果、抽樣誤差、與設計效果之分析〉，《選舉研究》，10 卷 2 期，頁 59-92。
蔡秀涓（2004）〈公務人員組織信任模型之建構：以台北市政府為例〉，《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16 卷 2 期，頁 241-277。
蔣麗君（2004）〈公務人員與行政電子化：高雄市戶政事務人員對行政電子化認 知的調查研究〉，《公共行政學報》，10 期，頁 95-140。
Bowman, James S. (1990) “Ethics in Government: A 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0(3): 345-353.
Brunsson, N. (2006)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s Routines,” Scandian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5): 243-252.
Caiden, G. (1991) Administrative Reform Comes of Age.
Cannell, C. & F. Fowler (1963). “Comparison of a Self-Enumerative Procedure and a Personal Interview: A Validity Stud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7: 250-64.
Curtin R., P. Stanley & S. Eleanor (2000). “The Effects of Response Rate Changes on the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 413-28.
Dahl, R. (1947).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1): 1-11.
David, H., S. Mutley & P. Smith (2000). What Works? 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Public Services. Bristol: Policy Press.
Duncan G. & D. Hill (1989).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Household Panel Data: The Case of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7: 441-52.
Eleanor S. (2006). “Nonresponse Bias in Household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0(5): 637-646.
Ferris, James and Elizabeth Graddy. (1986) “Contracting Out: For What? With Wh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6(6): 332-344.
Gill, J. & K. Meier (2000).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Methodological Manifesto,”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0(1): 157-199.
Groves R., P. Stanley & S. Dipko (2004). “The Role of Topic Interest in Survey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8: 2-31.
Huang, T-Y , D-Y Chen & C-L Yu (2005).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Public Managers in Taiwa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4(2): 1-32.
Huynh M., R. Kalman & S. James (2002). “The Assessment of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IPP) Benefit Data Using Longitudinal Administrative Records,” Working Paper 238,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Washington, DC.
Johnson, T., D. O’Rourke, J. Burris & L. Owens (2002). “Culture and Survey Nonresponse,” in Survey Nonresponse. Edited by R. Groves, D. Dillman, J.
Eltinge & R. Little, New York: John Wiley.
Knill, C. (1999).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nce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Autonomous versus Instrumental Bureaucracie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2): 113-139.
Kristen O. (2006). “Survey Participation, Nonresponse Bias, Measurement Error Bias, and Total Bia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0(5): 737-758.
Learmonth, M. & N. Harding (2006).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The Very Idea,”
Public Administration, 84(2): 245-266.
Light, P. (2006). “The Tides of Reform Revisited: Patterns in Making Government Work, 1945-2002,”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1): 6-19.
Lin I-F & C. Nora (1995), “Using Survey Participant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Nonparticip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236-58.
Pawson, P. (2006). Evidence-based Policy: A Realist Perspective. Sage Publication.
Sanderson, I. (2002). “Evaluation, Policy Learning, and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80(1): 1-22.
Scott, Patrick G. and Sanjay K. Pandey. (2005) “Red Tape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Managers in Stat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ies.”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25(2):
155-180.
Stang A. & J. Karl-Heinz (2005).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Authors Repl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61:403.
Stewart, R. (2002)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A Practical Guide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bingdon: Radcliffe Medical Press.
Wandersman, A., P. Imm, M. Chinman & S. Kaftarian (2000). “Getting to Outcomes:
A Results-based Approach to Accountability,”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3(3): 389-395.
Wynia, B. (1974). “Federal Bureaucrats’ Attitudes toward a Democratic Ideology,”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34(2): 156-162.
貳、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國立暨南大學，2008 年 11 月 22-23 日
台灣政府文官調查專題
主持人：彭錦鵬（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文官調查：觀點、方法、與實務意義
發表人： 陳敦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呂佳螢（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博士生）
評論人： 彭錦鵬（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管道取得與信任建立：新興民主國家文官意見蒐集方法的探討 發表人： 黃東益（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施佳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謝忠安（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陳俊明（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 發展實證基礎的文官研究與實務：「台灣文官調查資料庫」芻議 發表人： 蕭乃沂（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陳敦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蘇偉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羅清俊（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
◎ 研究架構、議題選取與問卷設計：民主治理系絡之 2008 台灣政府文官調查 發表人： 蔡秀涓（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王千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呂育誠（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 文官調查的跨國比較：機會與挑戰
發表人： 張智凱（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高培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詹中原（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文官調查：觀點、方法、與實務意義
+Surveying Bureaucrats : Perspective, Methodology and Practicality
陳敦源*、呂佳螢**
摘要
【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官調查是一種對統治精英的集體經驗探索，過去統治精 英的研究過度集中於政治人物，但是，一國治理績效的關鍵主要是在文官系統，
學界應該開發相關探索文官體系的經驗研究技術，以期更多地了解治理的「績效 秘密」（performance secret）；更重要的文官體制是中國文明重要的社會建構發 明，但是對於這個擁有數千年傳統的體制，過去最多只能從事個別或是局部的探 索，尤其這個古老的體制是如何與西方民主政治磨合，是台灣公共行政學界面對 國際學界則無旁貸的任務。藉由過去半個多世紀政治學們所發展出來的民意調查 方法，提供研究者與實務者對於理論建構與行政改革的循證基礎
（evidence-based）。
【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文先從應用的角度，討論文官調查的循證管理的意義，
尋找台灣公共行政學界建構文官調查能力的意義與正當性，再者，本文將從方法 論的角度，植基於2008 年所進行的「台灣政府文官調查」（TGBS）經驗，從抽 樣、調查、以及資料分析等三個角度，討論傳統民意調查方法在文官調查中的應 用予限制，並且從中尋找未來建構文官調查的知識管理基礎。
【研究結論與建議】 從人事制度改革與學術結合的角度，提出未來台灣公共行 政研究以常態性文官調查為基本內容的可行性與限制，本文展望未來有三點機會 與挑戰值得注意：其一，研究的持續需要與實務界建立共識，取得穩定的經費與 母體清冊的來源；其二，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理論焦點研究與全國調查要做適 當的切割；其三，往後執行過程中的監控應該加強，以建立方法論改革的循証資 料，持續改進文官調查技術。
關鍵詞：文官調查、循證基礎、公共行政研究、人事制度
+ 論文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 2008 年年會暨「全球競爭、民主鞏固、治理再造」研討會，11 月 22-23，
南投埔里，暨南大學。本文感謝國科會2008-2009 所補助的「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之子
計劃一：權力轉換與文官中立：態度、可信承諾、與政務/事務人員關係」研究，研究計劃編號：
NSC-96-2414-H-004-037-SS2。
* 論文主要聯絡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email protected]，專長：制度理論、民主 治理、官僚政治、電子治理、政策分析與管理、健康政策。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