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鄭成功
鄭森往昔在壺陽，講武修文練鐵腸；
此樹當年親所植，到今蟠鬱綠蒼蒼。
──松浦詮，〈漢詩讚頌紀念碑〉1
第一節 政治－歷史：鄭成功小傳
鄭成功，初名福松，幼名森；字大木，號明儼。及長，南明隆武帝賜姓朱，
名成功。應稱朱成功，現習稱鄭成功。因見賜國姓，民間習慣稱呼為「國姓爺」。
或依其封爵稱「延平郡王」、民間信仰則尊為「開台聖王」。西方人習慣稱之為 Koxinga 或 Coxinga，即為「國姓爺」之 Holo 語發音。日本的資料比較特異，除 了「國姓爺」及相關變音2之外，在近松門左衛門的民間劇作《國性爺合戰》
（Kokusenya-Kassen）3及相關系列產品中，創造出了「和藤內」（Watonai）這個 日本名字4。
延平郡王名群 延平郡王、延平王、鄭延平
國姓爺名音群 國姓爺、國姓公、國聖爺、國聖公、鄭國姓、鄭國聖、
Koxinga、Coxinga、國性爺、國仙野。賜姓。
民間信仰名群 開台聖王、開台尊王、開台國聖、開山聖王、開山尊王 其它 鄭成功、朱成功、福松、田川福松、鄭森、和藤內
1 本詩為日本平戶市猶興館高中內，相傳鄭成功手植椎樹旁之紀念碑文，由舊平戶藩主松浦詮（心 月公）所題。
2 相關的變音有近松門左衛門、《國性爺合戰》：「國性爺」、錦文流，《國仙野手柄日記》：「國仙 野」。轉引自江仁傑，2000，頁 20。國姓爺日語音應為 Ko Ku Sen Ya（こくせんや）。
3 港星趙文卓曾演出電影《英雄鄭成功》，其日文譯名亦《國姓爺合戰》。導演吳子牛，劇本張冀 平。應注意兩人之前合作過《南京 1937》和《國家》，後者曾入選為中國建國五十週年紀念電影。
見《英雄鄭成功》日本官方網站《國姓爺合戰》：http://www.kassen.jp
4 此外還有：「菲律賓方面稱之為 Marotos，歐人也有稱之為『遠東的 Attila』的」。引自方豪，《台 灣民族運動小史》。
我們把常見的相關稱呼，整理如上表。有關鄭成功的稱呼，其音轉及變異情 形之多，在單純的歷史人物當中並不多見。我們觀察中國文人喜愛稱呼的「字」、
「號」，並不使用上述表中。反而以賜名、幼名、尊稱及其音轉為多。這種現象 反映出，鄭成功活在人們的心目中，並不是以「史實人物」的形象存在著的，而 是以各自傳頌著的英雄、傳奇人物、神化的形象，植於人心。
鄭成功，生於 1624 年（中國明天啓 4 年，日本寬永元年）7 月，但民間信 仰祭典則於農曆正月 16 日舉行5。卒於 1662 年（中國清康熙元年、明永曆 16 年）
5 月，享年 39 歲。出生於日本肥前國平戶千里濱，7 歲抵中國，38 歲來台，次 年於台灣東寧安平城去世。在日本 7 年，在中國 31 年，在台灣 1 年。我們依其 一生行述，將這三十九年區分為五個時期：
時期 年代 期間 歲數
日本小孩 1624-1630 7 年 1-7 歲 聰慧少年 1630-1637 7 年 7-14 歲 青年儒士 1638-1646 9 年 15-23 歲 海上將軍 1647-1661 15 年 24-38 歲 開國立家 1661-1662 1 年 38-39 歲 這種區分的意義，意在突顯鄭成功血緣上以及一生經歷的多元性。在當時還 缺乏現代國籍概念的東亞，以「夷夏」之分所展現出來的混沌。透過「現代之前」
的混沌，「鄭成功」得以成為一種符號，一種可以隨意捏塑的意識型態符號。
有關鄭成功從出生一直到 1645 年，即他在南澳誓師抗清之前一年，史料記 載基本上是很少的。史料的追索從鄭成功見隆武帝，賜姓賜名、賜劍掛印之後
5 盧胡彬，2000，〈宜蘭縣的鄭成功信仰〉，收《鄭成功聖紀研討會紀念特刊》，頁 29。稱該日為
「因沈葆楨奏請，清延准許民間由私祀進而為官方祀典的日子；農曆四月一日，是鄭成功復台紀 念日；農曆五月八日，是鄭成功祭祀紀念日；農曆七月十四日，是鄭成功誕辰紀念日。」該特刊 結集自 2000 年台北內湖護國延平宮值鄭成功復台 339 週年舉辦之研討會，但必須注意該刊主編 鄭萬進，時為台北市鄭氏宗親會總幹事，原為中國籍。在中國時為福建南安石井鄭成功紀念館館 長，1994 年入籍台灣。該特刊除圖集及序跋之外，計 11 篇，僅兩篇為台灣作品（一為成功大學 傅朝卿，一為復興工商專盧胡彬），其餘作品均來自中國，鄭萬進本人即領銜 7 篇。
（1645）。可以說，我們所區分的前三個階段6，也就是鄭成功長大前的教養時期，
並沒有堅實且足夠的資料來分析他的成長過程。尤其是在七歲之前，日本生活的 歲月，歷史資料基本是付諸闕如的7。我們大概也只能從傳說軼聞當中拼湊出一 個關於他童年及青少年模糊的圖像。但也因為這樣的模糊，使得鄭成功出現了日 本式的和中國民間式的兩種不同形像。
一、日本小孩
這個分期我們僅見的是在海邊石旁出生、異象，幼年學劍8、植松等傳說式 的背景；而且，這樣的傳說大部份是來自「遺跡」的日本式傳說。不管是史料或 是小說，大部份集中在顏鄭集團或鄭氏集團與中國南明／清政府間的關係。但無 論如何，鄭成功在這七年之內，足不出日本，可以合理地推斷，鄭成功接受的是 日本式的童年教育，至少他會說日本語。再加上鄭芝龍的往來探問，在當時做為 日本唯一開放的平戶，鄭成功有機會接觸往來海商、各色人等，也許也能說 Holo 語。李登輝曾說，他在 22 歲以前是日本人。雖然沒有堅實的證據的支持，我們 仍可以相信，鄭成功在 7 歲之前是日本人，是個道地的日本小孩。
關於鄭成功的母親，在文獻當中有不同的記載。
6 陳碧笙，2000，《鄭成功歷史研究》，區分了三個時期。然而這三個時期從 1646 年底起始，對 於鄭成功的童年、少年時期依然缺省。
7 江士傑，頁 17，「一手史料的傳記當中……鄭成功幼年在日本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記載」
8 華文史料所記，鄭成功所學所配幾均為「劍」，在台灣及中國的民間傳說當中，我們看到的也 都是「劍」。但日本的傳說則幾為「刀」，意指日本刀。如《合戰》系列的浮世繪木版畫為配武士 刀（江世傑，頁 23）；高崎修助，《鄭成功偉傳》：「快快來我的日本刀下受死吧！」，其附圖也配 武士刀（江士傑，頁 35），皇民文庫刊行會編，《鄭成功》：受贈於日本老師花房先生的日本刀，
並將日本刀隨身配戴到中國。（江士傑，頁 54）。
黃宗羲《賜姓始末》提到：「母為彝女」；又說，「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 妻。」9
鄭亦鄒《鄭成功傳》：「（芝龍）娶倭婦，生成功。」10 《清史稿》〈鄭成功傳〉：「芝龍嘗娶日本婦，是生森」11。 江日昇《台灣外記》：「本街有倭婦翁氏」12。
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歸化日籍的泉州冶匠翁翌皇從日本田川氏領來的 養女，故華人多稱之為翁氏，日本人多稱為田川氏。」
館森鴻《朱成功傳》：「泉州鐵匠翁姓……曾取田川氏女子，芝龍即聘其女而 生成功。」
葉山高行《鄭氏遺跡碑》：「芝龍娶士人田川氏女。」
片崗嚴《台灣人奇話》：「延平之母田川氏，居於長崎。」
連橫《台灣通史》：「（芝龍）娶日本平戶河內浦士人女田川氏，改姓翁氏。」
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芝龍）娶平戶士人田川氏女。」13川口在該 書中，同時提到幾本其他著作的紀載，一併記載如下：
談往：「主室（島主）有文君悅之，即成功生母也。」
南塾乘：「芝龍娶長崎婦生成功。」
這眾多的記載，無一完全相同，我們很難判斷何者為真。但必須指出，鄭成 功的母親雖然在日本式的形象中被提到相當高的地位，但是，鄭成功與母親的關 係，不同於政治形象的處理，她對日後鄭成功的影響，是應該要被正面看待的。
9 黃宗羲，《賜姓始末》，收台銀經濟研究室（編），1958，《賜姓始末》，台北：台灣銀行。頁 1
10 鄭亦鄒，《鄭成功傳》，收台銀經濟研究室（編），1995，《鄭成功傳》，南投：省文獻會。頁 1
11 收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5，《鄭成功傳》，南投：省文獻會。頁 51。
12 江日昇，《台灣外記》，頁 4。
13 台銀經濟研究室（編），1958，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台北：台灣銀行。頁 7。下兩則 亦引自同頁。
二、聰慧少年
鄭芝龍在鄭成功 7 歲的時候，將他接回福建。但是，接回的理由則甚少交待。
《台灣外記》所記的理由竟然是因為鄭芝龍想到當初鄭成功出生時的異象14。陳 國強則稱是因為鄭芝龍在這一年稍早授海上游擊，生活安定，因此想將妻兒接回
15。前者為小說家言；後者則應為推斷。接回鄭成功的經過多有波折，一般記載 為日本拒絕讓其妻兒回國，於是鄭芝龍便繪製軍威圖送到日本，日本人因為害 怕，所以才送還其子，但田川氏仍留在日本16。
鄭成功被父親接回後的中國生涯，在本階段則仍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包括 少時聰慧、奇相異人等，也都是在民間故事傳說當中出現的。和前個階段不同的 是，這個階段的傳說，整個轉向中國式17，不再留有日本傳說的痕跡。
三、青年儒士
這個階段雖然總共有 9 年，然而，前 7 年給我們的依然是模糊的影像。但自 從南明隆武帝依靠鄭氏集團的力量開始，鄭成功這個角色正式踏入歷史的舞台。
我們可以這樣說：有關鄭成功的歷史，是從 1945 年隆武賜姓才開始寫起的。
1638 年，鄭成功補南安生員，正式踏入中國儒家官吏體系的預備部隊。1642 年娶董氏，並赴福州鄉試。次年生鄭經，並至南京國子監，之後師從南京大儒錢
14 「芝龍因憶火光夢中之異……迎接翁氏並其子回來」，《台灣外記》，頁 37。
15 陳國強，1997，頁 4。
16 拒絕的原因，大抵諸作均依《外記》，頁 37-39：「日本國王因顏思齊集船謀奪不成，從此加意 防範唐人」，而且，「……婦女入我中國……從無此例」。然而，成功母為何並未跟隨？《外記》
及從《外記》諸作均以其為日本開本國女子出國例之折衷計。匪石，《鄭成功傳》中，卻記為：「氏 以少子（成功弟左七衛門）年幼不欲西」（頁 72）。，我們認為匪石所言，乃為全其母之情，而 捨棄以政治策略之考量而害母子之親。然而，並無可判別兩者孰為對錯。
17 主要為命相及聰慧頑童、口齒伶俐等，見本論文第二章。
謙益18。有論者以為，這段時間他受了完整的（中國正統儒家）傳統教育，對他 有極其深遠的影響19。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沒有證據，以其日後的表現看 來，應該不是這些影響造成的。
1644 年，農曆甲申年，張獻忠入蜀、李自成下北京、崇禎自殺、順治入京 開國，這一年是大明朝崇禎 17 年、大清朝順治元年、大順朝永昌元年、大西朝 大順元年，福王由崧在南京由監國稱帝，這一年中國有四個年號，五個皇帝，鄭 成功 21 歲。
1645 年 5 月，南京陷清，福王被捕，唐王聿鍵在福州即帝位，隨即改號隆 武。這一年是清順治 2 年、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中國有三個 皇帝。就在這一年 8 月，鄭芝龍引鄭成功見隆武帝，詔賜國姓、改名成功。
1646 年，清兵繼續南下，隆武在汀州被擒，鄭芝龍降清。這一年是清順治 3 年、南明唐王隆武 2 年、南明唐王由[金粵]紹武元年、南明魯王以海監國、南明 桂王由榔由監國稱帝，中國有三個年號，五個人行使皇帝職權。
早先，1646 年 3 月，鄭成功上條陳曰：「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
通洋裕國」，於是封忠孝伯、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大將軍印。可以看出
18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明天啟朝詹事，為東林黨而革職；崇禎朝吏部右侍郎，後因讒罷 去。1644 年福王即位之前擁潞王，見立福王成定局，即倒向馬士英阮大鋮，也因此由禮部侍郎 升尚書。見余同元，2002，《崇禎十七年》，台北：老古。頁 69-76、頁 286-291。該書對錢謙益 的評論為「見風使舵」。同書又載，1644 年，順治在北京即位後，並使太后下嫁攝政王多爾袞時，
執筆一份「百官賀表」，以表祝賀。前引書，頁 366-367。
19 湯錦台，2001，《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貓頭鷹，頁 132。「完整的傳統教育，使得『忠 君愛國』的思想在他腦海裡牢不可破，對他日後統治台灣的思路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補前註 之錢謙益，查南明弘光諸史，錢謙益為弘光朝最末三月之禮部尚書，然弘光朝滅，南明諸史亦未 記錢氏所向。當世大儒，於國滅時不知所蹤，奇哉！原來錢氏於清軍破南京時即降清，清亦以禮 部侍郎官之；但與名妓柳如是結檎，又反清。袁枚嘗作詩誚之：「一朝九廟煙塵起，手握刀繩勸 公死」。「可惜尚書壽正長，丹青讓與柳枝娘」。「夫婿班中第二流」（《題柳如是畫像》）。若以錢謙 益事為成功「完整的傳統教育」註，則此儒家忠君愛國思想，可見一斑。
日後的海上生涯，鄭成功確是以上書之四條為進退之據。但鄭氏集團當中，大概 也只有鄭成功感於隆武之知遇而效忠，然而，鄭成功之一意奉明正朔，不像鄭芝 龍視時務而投清，難道只為一忠字？
前一年（1945）秋天，鄭母田川氏被接至中國。次年鄭成功封忠孝伯之後，
向隆武告假返鄉省母；9 月鄭芝龍降；隆武死訊傳出，成功在金門令全軍掛孝望 北祭，並稱「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20。然而亦只稱「罪臣國姓成功勤 王」而飄遊於安平鼓浪間。本質上，這時的鄭成功和閩海各處的小軍閥無異21。 然而，真正的關鍵在隆武死後的第二年，1647 年 2 月，清軍突襲安平，叔父們 棄城逃出，清軍到達時，田川氏持劍留在安平城，並切腹自殺。《台灣外紀》上 這樣記載：「成功聞報，壀踊號哭，縞素飛師前來，…船隻塞海」22。因為「痛 母慘死，憤父降敵」，才有後來為人樂道的「攜儒巾藍衫，詣孔廟器焚之」23之 事。觀諸前事，我們並不認為鄭成功「忠君愛國思想」牢不可破。若是，則在隆 武殉難時即應有立時反應，而不應等到母喪時方「縞素飛師前來」。
可以這樣認為：因為清軍一次的策略失誤，致使田川氏，鄭成功母親被逼死 亡，這才是陰錯陽差造成鄭成功焚服告廟、移檄起兵，如此堅定地矢志抗清的決 定性因素。
以上三個時期，我們總歸其為鄭成功的功業養成醞釀時期。在其中，我們要 特別強調一點：「鄭成功母親的因素」。先追溯諸家所記鄭母的身世，再談成功離 開母親後的情況，最後總結於成功堅定抗清的原因應為痛其母之慘亡。必須說明
20 《台灣外記》，頁 97。
21 這類小軍閥不少：金門為成功叔鴻逵，厦門為堂兄鄭彩鄭聯，南日至舟山諸島為魯王諸將，
銅山為朱壽，南澳為陳霸。成功據安平故居。《台灣外紀》，頁 97-98。這時候閩海島澳充滿這樣 的小支海上武力，成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勢力也不大。
22 《台灣外紀》，頁 99。
23 前二句引自余宗信，（編著），1937，《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台北：台灣商務，頁 10。
的是，我們強調鄭母的因素，主要歸於母子天性，乃人倫之痛而矢志報仇，報仇 的對象當然是造成此人倫之痛的對象──清政府、清軍。所謂忠君愛國、大義滅 親，只是為報母仇這個因素下的附帶現象。同時，我們強調鄭母的因素，和日本 型的鄭成功形象亦無關。日本型強調鄭成功的日本因素來自日本母親，是日式的 教養及母親的日本式節烈造就了日本人鄭成功。有關鄭成功形象的日本型，見本 章第二節討論。
四、海上將軍
鄭成功因為母親慘死而執意抗清。自 1647 年到 1661 年的這 15 年間，飄遊 在閩海各地，最後並北伐南京。在此，我們並不打算將這 15 年的戰役全部詳述，
我們以表列的方式，將主要戰役整理如下24：
時間 戰役 大要
1647.8 泉州攻防戰 敗，回安平
1648.3-1648.7 同安攻防戰 敗，移師鎮海、銅山 1649.3-1650.7 粵東攻防戰 敗，退潮陽
1650.8 殺鄭聯，取厦門為根據地 1650.11-1651.3 粵東勤王 因馬得功襲厦門回師
1651.5 施瑯降清
1652.1-1652.10 漳州圍城之戰 先攻海澄長泰，再圍漳州。敗，回廈門
1653.4-1653.6 海澄爭奪戰 勝，永曆詔封漳國公 1654.11-1655.1 漳泉仙游爭奪戰 勝
1656.4 金厦海戰 勝
1656.6 黃梧降，海禁始 1656.7-1656.12 閩安爭奪戰 敗，後回厦議撫 1657.7-1657.9 台州海域攻防 棄台州南下，回厦門 1657.12 受永曆詔封延平王 1658.4-1659.9 北伐南京 敗績，回厦門 1660.5-1660.6 金厦海域保衛戰 勝，議取台灣
24 本表年代時間基本上依照《台灣外記》所載，再參酌旁書予修正。
上表所列戰役計 12 次，是把共同的軍事目的區域，而持續時間較長的戰役 合併看待，並忽略較小型的戰役25。這樣的表列當然無法詳盡，然而，太過詳盡 似乎也並不需要。
觀察上表，以 1952 年圍漳州城之役為界，之前的戰役主要集中在閩南海域、
泉州以南；漳州圍城之後，戰略改變，轉向北方的福州及浙江台州，而以 1658 年北伐南京為最高潮。事實上，圍漳州是鄭軍展現出整體戰力之始，以至於北伐 南京之舉，為鄭軍戰力的總體檢。其餘戰役，大致上僅能稱之為「徵餉」之游擊 戰。也是在漳州圍城之役後，清廷改變策略，開始改剿為撫26。閩廣兩省的地方 勢力多，加之清軍對於應付東南西南的多面作戰也感到吃力，同時因為鄭芝龍早 已歸降27，若能藉由鄭芝龍的力量勸降，則對於清廷而言，吳、耿、尚不失為鄭 成功的前例。而成功也藉由清廷有意和談而在軍略上的退讓，在往來議和討價還 價的空隙間，得到了擴大徵擾（徵糧、侵擾）範圍的成果。
然而，最終的政治和軍事目的還是放在北伐，於是我們看到先是北掠福州台 州，最後陳兵長江，取南京。
在這一個時期內，不涉及政治，對鄭成功的人格評論則是兩極的。常見的議 論有兩點：一為驕兵、剛愎自用；二為殘忍、濫權濫殺28。持正面論者則以交戰
25 若依鄭萬進，2000，頁 5 所記，有「41 次重要進攻戰」。
26 周宗賢，2002，《海上游龍鄭成功》，台北：理得。頁 49-55。陳捷先，《不薙頭與兩國論》，頁 26-29。圍漳州之役為和談之始。吳正龍，2000，《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台北：文津，在 這本討論鄭清談判的專著當中，則列舉諸家對清政府轉剿為輔的各種看法，見該書序論頁 9。吳 氏本身的結論則為「雙方皆想利用此種外交策略，來成本身的政治目的。」這樣的目的則是導向 於清廷想利用和談來解決本身內部問題，而非陰謀論式的。見吳正龍，頁 178-183。本文所採論 點亦為此取向。
27 陳捷先，前引書，頁 26-29，某大臣奏順治：「該省土處處生發，分兵防剿，又苦單弱。……
云念鄭芝龍歸順有年，……但今湖南川廣，處處用兵……。」
28 這樣的討論較詳細的見於周宗賢，頁 137-160。計數成功自 1649 年 9 月至 1661 年正月，依楊 英《從征實錄》載，誅將吏 75 名；本欲誅之，經勸免改罰責者 9 名；計 84 起。屠城者 8 處。而
時期，其剛愎為果斷求勝，其殘忍為軍紀如山29。然而，鄭軍將士多來自泉漳潮 等地，鄭成功徵擾各處，卻毫不手軟。以最慘烈的漳州圍城之役為例，圍城六個 月後，餓死十分之三，收骸骨七十三萬餘30。1655 年 5 月，在漳泉仙游爭奪戰後，
撤福、泉、興化諸地之兵將至漳，並令將所屬城廓全部夷平；接著在漳州演習三 天後，拆毀漳州城，遷軍眷至金門，漳州軍隊則撤至厦門31。1656 年金厦海戰，
清軍戰敗或飄散出海者，悉割耳鼻、斷手掌，以應之前「嘉禾斷人掌」之讖32。 文人之筆或許有誇大之嫌；從軍事的觀點分析，固然也能了解，使用嚴厲的軍事 手段以確保戰爭勝利。但其狀之慘，我們很難不在單純的軍事考量之外再加以解 釋：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能讓他面對自己的鄉親子弟，使用如此殘酷的手段？
我們還是認為，鄭成功難消的殺母之恨，在這裏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後，在 1660 年中的金厦保衛戰中，鄭成功雖然得勝，然而經過 15 年的海 上飄泊，終不免產生「頻得頻失，終無了局，何時得望中興？」33之嘆。先是有 何斌之事，於是決議西取台灣，以為退所。
五、開國立家
1661 年 3 月 1 日，鄭軍祭江候風，23 日出海，24 日抵澎湖，4 月 1 日進鹿 耳門，6 日普羅民遮城降，5 月 3 日圍熱蘭遮城，1662 年陽曆 2 月 1 日，荷蘭守 軍降，圍城 9 個月。
其中殺貪誅叛者 6 起，但其中 5 起併戮其妻或全家。
29 如陳國強，頁 26-28，頁 33-35，南京兵敗時，僅指成功「求勝心切、排除眾議」；又指其「軍 令森嚴、賞罰分明」，並稱其「軍令如山」，對親友也沒有特殊照顧。
30 《台灣外記》，頁 128。
31 周宗賢，前引書，頁 64。
32 《台灣外記》，頁 107，頁 151。
33 《台灣外記》，頁 164。但本書此言之出在北伐南京之前。
從 1661 年 4 月到第二年 5 月 8 日鄭成功去世，計 421 天34。短短一年兩個 月的時間，在今天的歷史書上，卻有和實際時間完全不成比例的份量。這段時間 是我們為鄭成功做的分期中最短的，然而，幾乎只要一提到鄭成功，大部份人的 印象、討論和描述都集中在這段時間。
現在當我們問「為什麼鄭成功要取台灣？」時，意思通常是：鄭成功為何要 放棄閩海，取海外大島，他的考量為何？問這個問題事實上沒有意思，答案通常 只是上面提到過的：閩海諸鎮，「頻得頻失，終無了局」。以長遠計，必須有一個 距離較遠，且可使兵民足食的根據地。但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面向通常被忽略，
就是：「為什麼是台灣？」而不是其他的地方？雖然依我們所見之史料，並沒有 提到相關的問題，然而，有一種說法在流傳著：鄭成功當初議取海外大島時，有 兩個選擇，一個是台灣，另一個是呂宋。我們也找不到史料可說明這個傳聞35，
34 依范勝雄，1999，《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台南：日月。頁 83。本段日期均依范氏此文。
35 有關呂宋之說，筆者僅見於程大學譯本《巴達維亞城日記》附錄三之〈Conbes 編「國姓爺（鄭 成功）之招諭呂宋」〉；連橫，《台灣通史》〈建國紀〉；以及郭廷以，1954，《台灣史事概說》，台 北：正中，頁 61。〈Conbes 編「國姓爺(鄭成功)之招諭呂宋」〉提到：「他終注意及 Hermosa 島與 本諸島（即菲律賓諸島），距離近，土地肥沃廣大」（頁 413）；並在攻下台灣之後，派人致信馬 尼拉長官，威脅其應「俯首來朝納貢」，否則「眼前即有荷蘭人之例」（頁 414）。此信繫為 1662 年 3 月 7 日（陽曆 4 月 25 日）。該文後附中文資料並引徵賴永祥〈明鄭征菲企圖〉，日期亦記為 3 月 7 日。馬尼拉長官自然覆信拒絕，而該信所記為 1662 年 7 月 10 日（頁 417），此時鄭成功早 已去世。《台灣通史》提到呂宋之事：「華人之在呂宋者數十萬人，久遭西人苛待。諸將議取呂宋 為外府。成功……陰檄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之。事洩，西人戒嚴，……華人 已……死者數萬 人。」郭氏的描述應為傳自《台灣通史》：「鄭成功既克台灣，頗有意於呂宋，遣使招令歸附，當 地華人亦謀乘機而動。西班牙人鑒於荷蘭的前，大事殺戮，遇難者近萬人。」頁 70-73，「光復 台灣之後，進一步他決定經略菲島。」但《台灣通史》未記其時日，而記此事於成功取台島之後，
郭氏則載此事發生於 1662 年 3 月 19 日。不管如何，三種資料所記，日期均無法吻合，須進一步 考證；而後兩者所謂屠殺華人，在第一種資料中則未傳。我們可推測，關於鄭成功議取台島或呂 宋之說，後二者非第一手資料，應另有所本為筆者所未閱；而郭氏之論則可能出自《台灣通史》
未載時日之進一步推斷。但若此事為真，則天幸其未成，否則如今呂宋也該自古以來即是中國神 聖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
提出這點，只是在提醒，鄭成功之領有台灣，未必如前人所述為歷史的必然，它 可能是兩個選擇中的一個，是選擇的問題。也就是，鄭成功之領有台灣，其中存 在著不可忽略的偶然性。
鄭荷海戰過程非為本文重點，且不表。然而我們見鄭成功以二萬五千之眾，
圍困不到兩千人之荷蘭守軍 9 個月，而且最後還讓荷蘭殘兵「完全武裝，揚旗鳴 鼓，退出熱蘭遮城」36，並未予（如同之前在中國沿海一般）屠戮殆盡，可謂慘 勝矣！
驅荷既成，於是祭告山川神祇，改台灣為東都，巡視原住民諸部落，北至半 線（今彰化）而回。為解決兵糧問題，於是頒屯墾令，開國立家，令諸將士寓兵 於農、按鎮分地、按地開墾。自是闢海外乾坤、創業以遺子孫。
1662 年，清廷從黃梧之議，於北京殺鄭芝龍，將鄭家毀墓磔屍；並將沿海 五省墟地徙民、片板不許下海；永曆帝在昆明被吳三桂親手絞死；廈門又有子鄭 經與乳母私通之事。5 月，鄭成功在諸事紛紛中，以三十九歲英年去世。日後，
沈葆禎在延平郡王祠完竣後，聯之曰：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36 范勝雄，前引書，頁 121。該書引自 C.E.S.，《被遺誤之台灣》。
第二節 台灣各歷史時期對鄭成功歷史地位的評價
對於鄭成功歷史地位的評價，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性問題。重點在於，對台灣 有（領屬上的）興趣，才會對鄭成功的歷史地位有興趣。於是，更多的是依著政 權遞嬗，而對鄭成功事蹟的著重點及解釋出現差異，其地位評價也有所變化。「鄭 成功」一詞在政治－歷史上的意義極為曖昧。然而，針對鄭成功歷史地位的評價，
其實早在他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之後此起彼落，各有論評。這一節，我們將依台 灣政權的遞嬗，來檢討這些評價情形。
一、台灣原住民與鄭成功
台灣原住民與鄭氏王朝的關係，可以說是一個新的議題。自台灣解嚴前後，
原住民運動興起，原住民研究成為諸學門台灣研究中重要的一個面向。檢討鄭成 功與原住民的關係，當視為原住民建立主體性歷史解釋、並重新建立台灣原住民
－平地人關係的一個重要環節。
目前所見專門研究鄭成功與台灣原住民關係的專書與論文並不多，大抵多在 鄭荷關係與鄭氏時期對台的拓墾記上一筆。較早從事系統性研究的應該是中國廈 門大學的陳國強37。然而陳氏的研究有兩個問題為我們所注意。第一，陳氏的提 法受限於對「中華民族」的堅持，而無法呈現做為研究多元主體之一的台灣原住 民的樣貌。第二，承襲了中國對「少數民族」的識別與區分，他只願稱呼與鄭氏 發生關聯的台灣原住民人群為「高山族」，把「高山族」視為一個整體，而忽略 在這個統稱之下，紛雜的台灣民族現象。
不過台灣的狀況亦並不足觀。較著名的研究者如翁佳音先生與浦忠成先生。
37 最早可見的應為他在 1982 年出版的《鄭成功與高山族》文集。
最近一篇相關的論文當為浦忠成的〈鄭成功與原住民：歷史建構中的扭曲、淡化 與去除〉38。浦氏該篇論文可以說是在對原－鄭關係研究進行初步的檢討與反 省，大致整理出了史料及相關著作中值得留心的部份，並意圖建立起新的歷史詮 釋。浦氏的論文是概論性的。但應批評的是，事實上我們也很難在其中看得出基 於原住民經驗的「原住民觀點」。但是，浦氏的提法在根本上已經跳脫出「（漢人 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概念，嚐試進行「自己的建構」。雖然我們在該文 中依然看不到史料之外的或其他非平地人觀點的補正，然而，這是鄭氏時期原住 民研究的反攻，我們甚至期待看到能出現「原住民史的分期」，而非「殖民史的 分期」。
鄭氏攻荷時，有關與當地原住民社群的史料，最常被引用的大概是下面幾條：
漢布魯克氏及其他荷蘭人，因為聽說國姓爺即將來福摩薩島，對蘭人 有所不利，就搬到北部去。在他們北撤以前，麻豆土人於四月廿七日出發 到山區去，……割下三個頭顱回來。他們按照過去的野蠻習慣，圍著頭顱 跳舞慶祝，並做出種種滑稽可笑的樣子。漢布魯克氏加以制止，譴責這舊 的習慣和行為，但也們異常無禮，公然反抗。39
（鄭軍登陸禾寮港時）隨即有幾千中國人出來迎接他們，用貨車和其 他工具幫助他們登陸。40
國姓爺在福摩薩登陸，並在普羅文查駐下之後，立即派遣部隊到全島 各地去，中國人也加入了隊伍，高山和平地的福摩薩人都歸順了，他們因 不必再到學校去而歡天喜地，搗毀了教學的工具和書籍，一切背叛者都歸
38 收政大文學院（主辦），2003，《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9 《熱蘭遮城日記摘錄》1661/5/24
40 《被忽視的福摩薩》
順於國姓爺。41
1661 年 5 月 17 日，好些居住在南部的居民，都投降了國姓爺，每位 長老賞到一件淡色絲袍，一頂有金色頂球的帽子和一雙中國靴，這些傢伙 如今罵我們努力傳播給他們的基督教真理，他們因不用上學校而興高采 烈，到處破壞書本雜器，又恢復其鄙俚習慣和偶像崇拜了，他們聽到國姓 爺來了的消息，就殺了一我們荷蘭人，像往日處理被打敗的敵人一樣，把 頭顱割下，大家圍繞著跳舞、狂歡。42
漢文史料則如下：
各近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感等里，藩令厚宴，並賜正 副土官袍、冒、靴、帶、繇是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 之，土社悉平，懷服。43
這裏的史料輯僅列鄭荷對抗時相關村社的反應。傳統解釋為王師所至，近悅 遠來。不過我們認為，應該將這樣的史料放到更大範圍的互動關係當中來解釋。
41 《巴達維亞城日志》1661/12/21。這段引文，查程大學譯《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記似乎較為 詳盡：
「至於 Formosa 人，……據稱南部山地及平野住民及長老等，皆毫未反抗，服從國姓爺，就 基督教為蔑視之言，欣喜自基督教及學校所解放，毀棄教會用具及書籍，又恢復古來異教之儀式。
他們聞悉國姓爺前來，…殺害荷蘭人一人，於其首級周圍欣喜歡舞，猶如戰勝敵人之情境。」（頁 301）
而四大社的反應則為：
「新港人初係反對，終至不得不服從，新港之長老們，如同蕭壠、目加溜灣及蔴豆之住民，
前王國姓爺處，宣誓服從後，被授予中國服與鑲有鍍金扣子之帽子。……新港人乃毫未抵抗，遵 從長老們之勸告而歸順。……蔴豆住民…竟然大膽表示不服（荷蘭人）。他們在敵人當前全無保 護荷蘭人之意志，故我國人勿論前往何處，皆猶如自投狼口。」（頁 301-302）
42 《熱蘭遮城日記摘錄》1661/5/17
43 楊英，《從征實錄》，頁 187。
依照傳統觀點，荷蘭人是殘暴的外來殖民者，所以原住民一聽到國姓爺來了，歡 欣鼓舞。對抗關係是「鄭軍＋土著 vs.荷蘭人」。
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史料似乎是沒問題的，然而，我們注意到，原住民之反 抗荷蘭，並不是基於反抗「異族」的意識，而是基於反抗「不當統治」的意識。
加上原本就被招募來台的大陸沿海漢人的反抗，這種反抗不當統治的意識，如果 用現代民族國家（nation）的概念來看，很容易就淪為反抗「異族統治」的意識。
然而，這種關係如果不被放大到（時間軸上的）外來殖民史（包括荷蘭人、漢人、
滿人統治）以及（空間軸上的）東亞貿易網絡（中日荷西葡）上來看，那麼僅僅 只是解釋幾條史料，並不周延，而且可能造成謬誤。
解讀上述史料，我們發現，很容易可以區分出當時已經居住在台灣的兩種人
──中國人（意指中國移民）和福摩薩人（意指原住民）。真正「幫助」鄭軍的 是中國人，原住民只在「慶祝」荷蘭人要被趕走了，於是丟掉課本，丟掉基督教，
用傳統歌舞來慶祝44。鄭成功要做的，是以勝利者之姿，接受土著的「歸服」。
這樣並不能就稱之為「把鄭成功的軍隊看作自己的解放者」45。有研究者解釋，
當時的麻豆等社獵人頭回來，「準備以傳統宗教儀式大肆慶祝而遭牧師訓斥，此 刻（鄭軍圍攻普羅文遮時）當然餘忿未消」，接著，「深受士兵、學校老師騷擾的 南路鳳山八社……丟掉教會書籍表示歡迎」。但是，後來鄭軍戰況膠著而四處徵 糧，各地番社於是紛紛反抗46。與傳統書寫南轅北轍。
事實上，荷蘭人、原住民與鄭成功之間的關係，是三角互動的。以新港社為 例，新港社是和荷蘭人關係最密切的一個社。1635 年底荷蘭人攻麻豆社以及大 員東南的 Taccareiangh 社；1636 年攻蕭壠社、小琉球；1652 年郭懷一事件，這
44 楊彥杰，頁 112。「荷蘭人在原住民中間傳教是採取強制政策的。凡無故不到教堂禮拜或學校 上課的原住民，都要被處以罰款，嚴重的受到鞭笞或流放」。
45 陳國強，1997，頁 136
46 翁佳音，1992，頁 124
些事件新港人都參與其中47；然而到了鄭軍攻荷時，「連最親密的新港人也袖手 旁觀」48，（聽到國姓爺前來）「新港人初係反對，終至不得不服從……新港之長 老…前往國姓爺處，宣誓服從」49這種在對外策略上的合縱連橫關係，豈是一句
「鄭成功是原住民的解放者」就可以帶過的？
時間再往後，直到鄭氏王朝統治台灣，以至於台灣版圖入清之後，一樣是統 治者，情況是一樣的，並不因為後來所稱的「祖國」或「母國」，就稍有改善。
以土地問題及租稅問題為例，就可以看出同樣的情況──只是統治者換人，手段 並無不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租稅問題上，「台屬番民，荷蘭時貢鹿皮，鄭氏繼之。……苛削殊甚」 ， 清朝時期，「囊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朝因之」贌社之制未改，而統治者也未 變其衷，一樣是稅賦繁苛。在土地問題上，社地遭侵擾圈佔的問題只有愈演愈烈。
早在荷蘭人來到之時稱，今天台南鹽水溪至高屏溪一帶的西部平原，已無原住民 聚落。荷據初期，以十五匹布從赤嵌當地住民換取大片土地。這種做法是以少量 代價換取土地，然後再招徠社民或漢人，前來種植稻米或甘蔗。鄭氏時期，諭令
「不准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同時又「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透過 官田、私田、營盤田等區分，平埔社地被侵佔；到了清代，情形一樣嚴重。這兩 個問題沒有被解決，文化或傳統風俗等依於土地及生產發展的特徵也隨之逐漸流 失，於是，平埔社群的逐漸消失無可避免，只不過「一樣是統治者」罷了！
此外，另有一部份為出現在傳說當中，與台灣原住民有關的鄭成功形象。這 個部份待後文第二章再予討論。
47 楊彥杰，頁 72-85
48 翁佳音，頁 124
49 巴達維亞城日記，浦忠成解釋為荷蘭後期統治的苛政所致。
二、明季至清末
這個時期的相關討論，我們主要是依照吳正龍在〈鄭成功在清史中的定位與 評價〉50一文當中，對一些「現代之前」的論著史料所做的詳細檢討與整理。令 我們感興趣的勿寧是對鄭成功正反評價的轉變。參照吳氏的意見，將之分成四個 階段來回顧評價的形成及其轉變51：
明季至康熙 混沌期 官民褒貶互見，要注意前明遺臣的看法。
乾嘉年間 貶抑期 文字獄興，幾為否定。
道咸年間 轉變期 鴉片戰後，賦與時代解釋。
同治之後 提升期 以驅荷鼓舞人心，革命派以其反滿以抗清。
我們注意到前兩個階段中，對鄭成功採負面評價的，可分兩類，第一類為仕 清官員或官方寫史，從體例上看即稱鄭氏為「逆」、「賊」或「寇」52。事實上，
官方自始即以「海賊史觀」來定位鄭成功及其集團。第二類為浙東仕魯諸人，以 及前明遺老。浙東人士多肯定鄭成功之抗清，評價還稱不上「負面」，然而認為 他未盡全力，而且不奉魯王；前明遺老則直指鄭成功不忠明朝、顯然別有居心53。 這個時期，依台灣的觀點，我們稱之為「鄭國」時期；以中國歷史的正統觀 點來看，則屬於「明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鄭成功之於明，應為孤臣孽子；
然而我們卻也看到，鄭成功被明遺臣認為，他渡海東來、開國立家，雖「衣冠黃
50 收入氏著《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附錄二，頁 269。
51 吳正龍以「史誌」（historiography，吳氏原譯作「史學」）的角度將之分成四個階段。
52 然而，稱鄭氏為「逆」、「賊」或「寇」者未必對其採反面態度，尤其是在私家著述當中，原 因多半在於入清後之文人寫史，惟恐文字興禍，於是使用這樣的稱呼，但從內容上則不一定有貶 意。最佳的例子乃江日昇，《台灣外記》、其自序曰：「但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捨父，克 守臣節，事未可泯。……是台灣成功之踞，實為寧靖王而踞。」（頁 3），一力為成功開脫。
53 前者浙東仕魯諸人如張煌言〈上延平王書〉、〈祭延平王〉（收《張蒼水詩文集》）及查繼佐《罪 惟錄》、《魯之春秋》為代表；後者前明遺老則以顧炎武《明季三朝野史》、計六奇《明季南略》、
朱舜水〈與安東守約書〉（收《朱舜水集》）為代表。見吳正龍，前引書，頁 234-236。
綺」，但「總堪疑」。仕魯名將張煌言，雖與鄭成功頗有往來，但在 1661（辛丑）
年所題諸詩54，也對他渡台開國一事迭有不滿。而在其〈上延平王書〉中，明白 地勸告鄭成功應著意於反清復明之事：
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台灣，何與於 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按：指攻台事），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 肢體於砂磧，生既非智，恐亦非忠，亦大可惜矣。……夫思明者（按：金 廈），根柢也；台灣者，枝葉也。……使殿下奄有台灣，亦不免為退步，
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以進步哉？……倘尋徐福之行踪，思敖之故，縱偷 安一時，必貽譏千古。55
張煌言稱鄭成功若偏安台灣，不顧反清復明大計，則將貽譏千古，這已是很 嚴厲的「勸告」了。這種不滿發展到極致，甚至仕魯諸人還有魯王被成功沈於海 之說56。然而，黃宗羲為鄭成功的做法開脫：
史臣曰：鄭氏不出台灣，徒自為立國之計，張司馬（按：即煌言）作 詩誚之……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共 和（按：周召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 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
54 這樣的詩集中在 1661 年，如〈感事〉四首：「蓽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田橫嘗避漢，徐 福亦逃秦。」〈送羅子木往台灣〉二首：「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莫指〉：「紀事可能無鐵 匣，班師豈復有金牌？」〈南國〉：「海中似有金銀闕，域外曾無麟鳳洲；祇惜漢家懸異數，每將 白馬誓王侯。」〈得故人書至台灣〉二首（1662 年題），「只恐幼安肥遯老，藜牀皁帽亦徒然。」
「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等等
55 收《張蒼水先生專輯》，頁 164。
56 《賜姓始末》，頁 72，黃宗羲稱魯王為「遭風溺於海」，而「為鄭成功所沈，蓋忌者評之」。而
《魯之春秋》〈凡例〉：「諸志傳皆云，魯王為鄭成功所不禮，漸不平，將金門，成功使人沈之海 中。」蓋為仕魯諸人言也。
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57
黃宗羲以鄭成功奉明正朔於台灣，存明朝一屢國故，認為這是踵周召共和無 主君而統國事之風，也可說是有功。但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明王室58被鄭家藏在 台灣，鄭家在永曆於雲南殉死、國失其君後，並沒有再奉明宗室為帝，這才是黃 宗羲覺得鄭家會被人說長道短之處。
入清，乾嘉兩朝，在嚴厲的文網下，對鄭成功的評論幾無例外是負面的，乾 隆編《貳臣傳》與《逆臣傳》，便將鄭成功編入「逆臣」59，為官方品評惡臣劣 績的最低等。「海賊」、「逆臣」，大概可以說明鄭成功在這個時代的官方地位。
道咸年間，文網鬆動，評價也開始改變。尤其到了鴉片戰後，鄭成功的「特 殊事蹟」引起論者的注意，雖然大部份還是採負面評價60，然而已經有意圖彰顯 鄭氏事蹟、勉勵人民共赴國難的作品出現61。
同治之後，由於滿清國勢衰弱，鄭成功的事蹟，成為忠君愛國，團結以抗外 侮的象徵。1866 年，同治 5 年的台灣兵備道總兵吳大廷，在其〈詠延平王朱成 功〉詩中這麼說62：
身死猶存明正朔，節堅何異宋厓山。
遺臣天語分明在，穢筆從今要盡刪。
57 《賜姓始末》，頁 7-8。
58 「吾君之子」所指為何人？黃宗羲並未點明，所指應為明宗室寧靜王朱術桂。
59 鄭成功被編入逆臣，而前述其師錢謙益，則因先降後反，被編入「貳臣」。
60 這裏的負面評價有兩類，大部份還是承續之前的看法，認其騷擾海疆、閩海為寇；鴉片戰後 則以鄭氏東南之亂為戒，提醒清廷應注意海疆邊防。後者的例子如魏源，《聖武記》；夏燮，《明 通鑑》。依吳正龍，前引書，頁 242-244。
61 如沈雲，《台灣鄭氏始末》：「旋師海外，肇啟東土」；徐鼐，《小腆紀年附考》：「闢海外之扶餘，
存天復之正朔，……亦可謂人傑矣哉」。見吳正龍，前引書，頁 244-246。
62 轉引自吳正龍，前引書，頁 247，該詩序言並稱：「（鄭成功）可以為萬古人臣教忠之勸矣。」
這首詩可以做為來自官方為鄭成功翻案的序曲。一直到 1874 年牡丹社事件 後，沈葆禎〈請建明延平王祠褶〉，第二年光緒正式詔諡鄭成功，官方歷史地位 的翻案正式底定。
另一方面，綜觀嘉乾之後開始纂修的福建、台灣方志。早期在「海賊」的定 位下。對鄭成功幾均稱其「荼毒海民」、「諸省悉受其害」、「勒沿海居民為寇」， 除了極少數例外，均對鄭氏帶有強烈貶意，史實亦相互傳抄、了無新意63。然而，
到了 1870 年代之後，方志立場開始轉變，也使用較少負面詞語，並增加鄭成功 事跡的描述，強調鄭氏對台灣的經略與貢獻64。
三、日本國時期
日本在 1895 年甲午戰後領台。但在這之前，日本民間及官方史書就對鄭成 功有所描述。最早應為 1700 年左右，錦文流的《國仙野手柄日記》。1715 年，
江戶中期，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琉璃劇《國性65爺合戰》在大阪上演，之後，依《合 戰》改作的系列產品就有近 20 種。官史則有 1828 年水戶藩德川光國令水戶藩國 史總裁川口長孺所纂《台灣割據志》與《台灣鄭氏紀事》。1850 年間鄭成功誕生 地的平戶藩主為了建碑紀念，於是令朝川鼎作〈鄭成功將軍傳〉，及葉山高行修 改自該傳的〈鄭延平慶誕芳蹤〉碑文。1868 年明治維新之後，更有 1873 年滿川 成種《台灣紀聞》、1874 年染崎延房《台灣外記》（又名《國姓爺》）、1875 年東 條保《台灣事略》、1886 年高崎修助由《合戰》改編的通俗小說《鄭森偉傳‧明 清軍談》。1894 年甲午軍興，學者足立粟原主張領有台灣，強調台日關係，於是 寫作《台灣志》，其中台灣史清領時代僅 32 頁，海盗與鄭氏時代不成比例地有
63 吳正龍，前引書，頁 238-239，頁 242。依吳氏意見，早期方志中對鄭氏有稍微不同看法的只 有 1747 年范咸修纂的《重修台灣府志》，及 1779 年劉業勤所纂《揭陽縣正續志》。
64 吳正龍，前引書，頁 249-251。
65 原字如此。
72 頁66。
這些在日本領台前的論著，依照江仁傑在《日本殖民下歷史解釋的競爭──
以 鄭 成 功 的 形 象 為 例 》 中 所 述 ， 大 致 上 有 兩 個 意 涵 ： 其 一 為 深 具 日 本 性
（Japaneseness）的鄭成功日本形象的建立；其二為明治維新之後，導向日本殖 民台灣正當性的確立。透過作為平民娛樂的《國性爺合戰》，使「生於神國，而 由神賦予身體髮膚」、「神將五十鈴河、太神宮的神符附在[其]身」、「好像征討三 韓時站在神功皇后艫舳上的武神再現」，這樣的「日本的麒麟」和藤內67形象，
悄悄打入日本人的心中68。明治維新後，將鄭成功在台功業，塑造為「日本人的 鄭成功」在台功業，因此，日人之領有台灣，正是踵鄭氏之事。事實上，1895 年台灣割日之際，日本人也有「收復先人土地」之說69。
可以造成這些解釋的關鍵，全在前文所提：「鄭成功的日本母親」。從血統論 之，鄭成功是二分之一的日本人；從教養性格觀之，鄭芝龍貪欲無謀、無節無操，
鄭成功的性格當然不可能來自其父，想當然來自其日本母親：「彼忠烈之氣質可 見大多是繼承母親血統……此真大和魂也」70。
到了日本終於領台，在 1896 年，台南知事磯貝靜藏向時任總督桂太郎陳報，
希望將鄭成功納入日本國家神道系統，改延平郡王祠為開台神社，提到：「（鄭成
66 以上年代書名作者資料，整理自江仁傑，頁 19-40。
67 以上，引自江仁傑，頁 22。
68 二宮一郎，1989，〈日本鄭成功研究的一個觀察〉，當中卻說：「木偶淨琉璃的觀念是否代表一 般大眾，尚有疑問」，但緊接著又說：「但網羅所謂戲院主顧、鎮上民眾等考慮，我認為是代表民 眾層的。」要注意該文發表於中國廈門 1987 年所舉辦之「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並收 錄於該研討會論文集中。江仁傑對《合戰》中的鄭成功形象是否可以代表日本大眾，僅以數據說 明：「觀眾網羅了 80%的大阪人」，頁 24。
69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頁 300。同時，《台灣外記》，頁 204，鄭成功遣 通事李仲說揆一王：「此地非爾所有，乃前太師練兵之所。今藩主前來，是復其故土。」換句話 說，依日人概念當可改為：「此地非爾所有，乃吾之鄭將軍經略之所。今皇軍前來，是復其故土。」
70 語出日本領台後，總督府台灣慣習研究會出版之《台灣慣習記事》4：2 所刊〈應稱為朱成功〉。 轉引自江仁傑，頁 43。
功）母子之忠肝義膽，可謂不外乎出自我大日本國之餘風。……尤為忠烈之日本 婦人所生之鄭成功廟，予以更改社號為開台神社，並將社格列為國幣社。」71最 後台灣總督以縣社、開山神社的社格社號回陳拓殖務大臣。開山神社成為台灣第 一個日本神社。用鄭成功這樣的台／日共同符號、共同記憶來進一步鞏固領台的 正當性。
除了鞏固領台正當性，在之後的官方著述中，鄭成功的意涵再次被更進一步 發展。1913 年，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舉辦了「國姓爺後日物語」的戲劇演出。
事後出版《國姓爺後日物語》（劇本）、後附《台灣紅淚史》（鄭成功傳記），合訂 本一冊。從「母親的教養」及「日本婦女的餘烈」來強調鄭成功形象的日本性72。 1935 年，《東洋》的始政四十週年台灣特輯號中，稻垣其外發表〈帝國的台灣領 有與鄭成功的殊勳〉提到：「台灣…實因其終究應當歸屬於我國的宿命。……鄭 成功一生的使命──奪取台灣，不能不是為了帝國立下偉大的功勳。73」這時候 已是中日戰爭前夕。到了 1942 年，太平洋戰爭早已開打，東京的「皇國青年教 育協會」發行《南海雄飛の人タチ》，提到鄭成功「為日本人大和魂，讓海國武 名馳名世界的唯一之人……英雄混血兒在東亞出現，夢想著南方共榮圈、做一個 大王國的建設，豈不快哉。74」直接視鄭成功為南方共榮圈的先驅。從以上看來，
打造鄭成功的日本型意識型態以鄭成功的日本母親開始，以鄭成功之經略台灣為 極致，日本官方正式把鄭成功的日本形象編入成為日本殖民主義論述的一部份。
四、民國時期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由中華民國宣稱領有。
71 溫國良（編譯），1999，《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南投：省文獻會。頁 113-140。
72 江仁傑，頁 44-49。
73 江仁傑，頁 49-50。
74 江仁傑，頁 53-54。
1949 年，與鄭成功政權相似地，中國的蔣介石政權在內戰中失敗，撤退到台灣，
相應於「候帝東來」的東都，在台北建立以全中國為屬領目的的政府。於是，有 關鄭成功的歷史定位，再度接續自中國一線，由此出發，開展了「鄭成功」這個 概念在台灣發展的新脈絡。
在討論有關的鄭成功概念之前，有必要先回顧一下自民國東來五十年間，台 灣史學的發展與轉變。在張炎憲〈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75一文當中，檢討了 1945 年以迄，台灣歷史解釋觀點的變化：
研究角度 觀點 研究概念 代表學者
中國地方史的台灣史研究 內地化 中華民族 方豪、郭廷以 中國研究的代用品 土著化 台灣的漢人社會 張光直、陳其南 台灣史主體觀點 主體性 台灣意識 史明、王育德
應注意，上表的排序固然以年代排序為主，然而，分期並沒有如此截然清楚。
上述史學研究觀點多有互相交錯論戰之處。而張炎憲在該文中同時指出，1965 年作為一個分界，在 1965 年之前的台灣史為一種民間的研究。
首先，自 1945 到 1970 年代初，台灣歷史研究成為中國地方史研究。台灣漢 人政權（鄭成功）的建立，以及近代化（劉銘傳）都是向中國學習，台灣的進步 源自中國對台施政，並且以中國民族主義闡述台灣反抗運動的精神，強調台灣和 中國的關聯76。接下來，自 1960 年代中開始，受到美國社會科學中國研究的影 響，將台灣當成中國研究的代用品、中國漢人研究的實驗室，試圖提出詮釋台灣 的新觀點，建構出獨立發展的台灣漢人社會模型，一方面避免官方干涉，並突顯
75 張炎憲，1996，〈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收《台灣史論文精選》。王晴佳，2002，《台灣史學 五十年》，台北：麥田。頁 97-107，有相似的立論。
76 張炎憲，前引書，頁 19-20。歷史的弔詭在於，被張氏稱為內地化理論先驅的郭廷以，1949 年以前即寫就（其序言日期為該年 12 月）、1954 年出版的《台灣史事概說》當中，首次指稱鄭 氏政權為「延平王國」，這樣的說法後來被台灣統派歷史學者尹章義所採用，後來還寫入國中《認 識台灣》教科書當中，遭到中國學者鄧孔昭的大力撻伐。
出被忽視的台灣研究77的重要性。
最後，以台灣自身作為主體來研究台灣史，早先散見滯留國外學者的研究。
然而，台灣文化界在 1970 年代經歷了保釣運動、鄉土文學運動、民歌運動、黨 外運動等，逐漸開始自我反省與改造，一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國內政經情勢的 改變、台灣意識的興起。1986 年中央研究院開始整合進行台灣史研究。由史語 所、民族所、近史所、三民所等合作進行「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該計劃後來 改為「台灣史田野研究室」，進而成為現在的台灣史研究所。接著 1987 年解嚴、
1988 年強人蔣經國去世，台灣社會力頓時解放，本土化運動由原本的黨外運動 脫胎而出，終於促成台灣史主體觀點開花結果。
本節，考查這個階段台灣的鄭成功研究，而將焦點放在內地化觀點及土著化 觀點的分析上。我們發現，雖然台灣史研究長期受到忽略，但是鄭成功可說是其 中的一個異數。王晴佳認為，在 1965 年台大文學院舉辦「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 上的地位」座談會之前，「對台灣的研究只是零星和分散的，如對鄭成功的紀念 等。78」然而，早期台灣的鄭成功研究，與其說是歷史研究，倒不如說是地方風 物研究。如在 1950、1960 年代刊載在《台南文化》和《台灣風物》中有關鄭成 功史蹟、傳說、掌故的文章，專論性的史學研究相對之下較少。長篇的史論大抵 附於通史性質的台灣史或中國史著作中成章成節。最好的例子便是前文所述「內 地化」理論先驅的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以及方豪，《台灣民族運動小史》。
77 彭明輝，2001，《台灣史學與中國纏結》，台北：麥田。彭氏以台灣歷來的史學博碩士論文為 例，說明在 1980 年代之前，台灣史研究被忽視的狀況。從 1945-2000，全國歷史研究所博碩士 班計 2008 篇論文，中國史佔 1466 篇（13%）、外國史佔 222 篇（11.1%）、台灣史佔 320 篇（15.9%）， 然而，在 1945-1980 時，中國史佔 386 篇（84%）、外國史佔 46 篇（10%）、台灣史佔 27 篇（5.9%）。 1980 年之前的史學博碩士論文，台灣史研究的數量及比例還比不過外國史。
78 王晴佳，前引書，頁 96。該文稍後也提到，台灣直到 1966 年才首次出現以台灣史為題的碩士 論文。
方豪的《台灣民族運動小史》，將視野放到「台灣的民族運動」。他認為鄭成 功之所以是民族英雄：
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最傑出的是鄭成功。但他的事業實不限於台 灣，在大陸上也有過轟轟烈烈的功績；尤其因為他曾擊敗當時在海上稱雄 的荷蘭人，更成為國際上的風雲人物。79
又以相當「漢民族」中心的口吻說：
中國在台灣建立政權，何以遲至鄭成功而始實現？我們只有一個解 釋，不是中國人不能克服海，而是山地同胞閉關固守的結果。對此，我們 更明白鄭成功除了革命功勳外，對於移民、開荒以及教化山地同胞所作各 種努力，也是不可埋沒的。80
方氏「民族運動」的觀點，現在看起來其實是有些尷尬的。他以鄭成功的國 際化作為（中國）民族英雄的重要表徵，又以鄭成功帶入的中國政權（漢民族的 政權）教化山胞的努力作為其功勳。方氏似乎想建立一個「中國民族運動」的台 灣民族運動觀點，另一方面，他的「中國民族」有時候又僅囿於「漢民族」，這 兩者區分不清楚，於是面對「山胞」出現第一個尷尬；面對清代的台灣民族運動 又出現第二個尷尬。他把清代民族運動的焦點放在會黨的抗清，並且把抗清諸人 與會黨相連、會黨又可與鄭成功相連。方豪提到的會黨包括：天地會、洪門、三 合會、青幫。這些會黨均與鄭成功的創立或支持有關。甚至把鄭成功與孫文接上 關係，稱：
孫中山革命始於檀香山由三合會首領介紹入會。像這樣一種波瀾壯
79 方豪，《台灣民族運動小史》，頁 6。
80 方豪，前引書，頁 9。
闊……的民族主義社團，其發祥地卻是台灣，這真是台灣的無上光榮。81 於是，民族主義社團由鄭成功始，而且因為其與孫文有相關連，因此台灣也 為之榮光。方氏在他的這部集子中，處理會黨、處理諸般民族主義及民族運動，
可說是敗筆。
郭廷以在《台灣史事概說》對鄭成功則另有評論：
他的恢復運動可謂灼爍千古。這個運動是有雙重意義，在大陸上為反 抗滿清，爭回漢人被奪去的完整治權，在海外為驅逐荷蘭，收復漢人已喪 失的故有領土。前者雖未能身見其成，後者則畢竟如願以償。兩者均充分 的表現出我們的民族精神與能力。82
延平王國以降清告終，郭氏並說：
三十八年來以鄭氏父子祖孫為中心的恢復事業失敗了，二十二年來他 們所光復經營的台灣喪失了，然而他們的民族革命精神和運動並不曾就此 終止。83
彷彿將時序拉回清末，那個「現代」與「現代之前」交錯的場景再度上演。
鄭成功「如願以償」的是收復漢人故土，象徵由日本手中收復台灣；「未見其成」
的是反抗滿清，將胡漢對立、反清復明轉而為暗示共黨匪幫與中國正統在台灣的 對立。近五十年來，鄭成功的歷史性地位，作為「台灣才是延續中國正統」的代 表性人物，是如此被想像出來的。此類的暗示，在台灣史的內地化及土著化解釋 觀點中，幾無例外地被援用。內地化觀點強調鄭成功在台灣延續了中國的政治與 歷史正統；土著化觀點強調鄭成功在台灣的開墾，全套移植了中國漢人社會的統
81 方豪，前引書，頁 13。
82 郭廷以，前引書，頁 34
83 郭廷以，前引書，頁 90。
治制度、文化模式及生活方式。兩種觀點的結論，強調透過延平王國在台灣的種 種措施，台灣無疑是中國漢人社會的延續。以這種論述所產生的「中國正統在台 灣」，論證了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宣稱領有中國的正當性；同時也論證了來自中國 的國民黨政權宣稱領有台灣的正當性。這種「雙重正當」，透過同樣歷史處境（「南 明」與「中華民國」／「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漢／胡；中國／異族；血 脈相連／非我族類）的對比，更被加強鞏固。
這種對比的暗示，也出現在儀式性的大型運動賽會的象徵中。歷屆的「省運 會」（即台灣全國性運動賽會，原稱「台灣省運動會」，後改「台灣區運動會」， 現稱「全國運動會」），象徵大會精神的聖火，即在台南的延平郡王祠點燃。直到 1975 年蔣介石去世之後，點燃聖火的場地才移到慈湖。把鄭成功這個概念經過 國家運動賽會的「精神象徵」加以神聖化，儼然將運動場上的競技比擬為國族正 統之爭的競技。將官方認定下的鄭成功精神用政治力量提到更高的位置，於是相 比擬之下，蔣介石彷彿是鄭成功在當代的化身，一俟蔣介石死後，便不需要一個 年代久遠的歷史人物來當作精神標的了。
不過，儘管鄭成功精神可取，但延平王國的結局卻是令人不樂見的。我們僅 僅看見「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呼喊，精神勝利式地傳頌著丘逢甲的寄語義軍：
誰能赤手斬長鯨？不愧英雄傳裏名；
撐起東南天半壁，人間還有鄭延平。
第三節 中國國族主義的轉向
一、中國國族主義的興起
當我們把時間拉回清中葉之後，除了沈葆禎上摺、官方的翻案之外，清末興 起的反滿革命風潮，也同樣把鄭成功的歷史地位推向高峰。革命黨機關報《民報》
中，大量以鄭成功為標題，極力推崇，如稱其「與逆胡抗戰……其吾國英雄鄭成 功……」84。匪石的《鄭成功傳》，應為 1900 年庚子之後，在日本留學發表的作 品，為用作鼓吹民族主義的宣傳品85。匪石寫作前正值甲午戰爭及庚子拳亂。他 稱鄭成功為：「以光復中國為主義、以戰勝非民族為目的者也」86。要注意的是，
在這裏稱「中國」、「吾國」同時帶有兩種意思：其一為「非滿人，乃漢人之漢人 國」；其二為「與外國相對的本國」。前者還停留在中國型華夷思想，「現代之前」
的胡漢對立觀念上；後者之意義明顯已導入「現代民族國（nation）」的概念87。 於是兩者混合而成「相對於外族外國的漢人民族國」這種夾處於前現代與現代之 間的概念。要之，伴隨著反清革命及外強侵侮，評價鄭成功的民族英雄意涵已經 轉成雙重的：抗滿及禦外。而隨著清末國勢陵夷，確立以「國族」作為「民族國」
建立之主體，已成不可抵禦之勢。梁啟超之〈新史學〉高倡史學革命，以鼓吹國 民革命，建立「國民史學」。1903 年，蔣智由觀察到，由於時代潮流的影響，許
84 見吳正龍，前引書，pp253-254。
85 匪石著《鄭成功傳》，收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5，《鄭成功傳》，南投：省文獻會。該書 弁言，頁 3。
86 匪石，前引書，頁 87。
87 匪石，前引書，頁 71：「下之人既以召外族戡內亂為慣技（意指吳三桂），翻觀吾國民乎，又 懵懵不知民族主義為何物」。頁 96-97：「誰謂中國民無民族觀念？三寸之舌，一尺之紙，填塞夷 夏。……而奈何未聞有以民族立國也？……而鄭氏…提單弱之國民軍，以與數萬萬順民摶戰於危 巢之下，夫安得不敗？」。頁 115-116：「凡國之大患，莫無國民若。國民者，國之幹也。使有國 民，雖無國而亦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