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的新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出版，對於「人 間佛教」運動作了一個思想史的定位與論述，應該說是漢傳佛教「人 間佛教」運動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和新的里程碑。下面我 想從近代漢傳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略為談幾點個人的讀書所感。
一、人間性與「文明論述」
近代漢傳佛教中的「人間佛教」運動從太虛大師倡導以來，一 直在傳統與現代、愚昧與文明、山林清修與融和社會、經懺鬼神與 人文精神等等這樣一些對置的語境中來開展。「人間佛教」所訴求 的，即是一種具有現代人文主義與理性傾向的人間佛教形式。近代 以來，漢語佛教中「人間佛教」的論述，大多都是有針對性地以一 種現代文明的論述來對傳統佛教中的流弊，特別是傳統佛教中那些 神祕化、鬼神化的傾向開展批判，並樹立起自己的宗風。於是，「人 間佛教」在我們看來，多少代表了漢傳佛教近代發展中的現代化 性格，其思想的背後蘊含了具有一定現代人文主義因素的「文明論 述」。這一點正是「人間佛教」最迷人，也是最引起傳統佛教派所 不安與反擊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佛教思想中的人間性與人文主義傳統，成為本書立論的一
在歷史與現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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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龔雋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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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座談個基本方向，所以星雲大師批評 傳統保守佛教退守到山林的清 修，失去了「佛教入世的精神」
和「人文關懷」，而他正是要從 這一意趣上去恢復佛陀的本懷。
如他對羅漢、菩薩、佛祖的解 讀，就以生命與人性的角度來 加以詮釋，認為這些都不過是 不同「覺悟」的狀態；又如他把
傳統佛教中的三大阿僧祇劫、東方世界、西方世界等，理解為「般 若緣起」與「方便說法」，指出成佛的一切就是「在世界的空間裡」
去昇華、遠離，「自我完成」，「做自己的貴人」等等，這些都看 似與傳統佛教的主流論述不同，而表現了鮮明的文明論述的傾向。
二、近代佛教的正統性與回歸源頭
問題是，「人間佛教」所闡明的佛教人間性與人文主義性格，
真的如保守派所批判的，是近代的製作而有悖聖法嗎？正如近代人 文主義傳統通常都是回到古典時代的文明中，去反本開新，而尋求 對傳統新的解釋與發展；近代漢傳佛教中的「人間佛教」運動在思 想的論述方面，也通過回歸源頭的方式來開展其思想的闡釋。太虛 大師雖然特別提倡漢傳佛教的歷史意義，但也相當重視其與印度佛 教法流一脈相承的方面。印順法師對漢傳佛教的某些批判也是從回 歸印度佛教，特別是原始佛教的研究中開始的，他試圖以考辨源流 的方式從印度佛教中去尋找「佛陀之特見」。
可以說，回歸源頭成為近代中國佛教思想論述的一種傾向，正
以生命與人性的角度詮釋，佛、菩薩 只是不同的覺悟狀態。
如近代佛教學者魏慈（Holmes Welch）所發現的，中國近代佛教有 一法流，即試圖回到佛教的起源去找尋「被遺忘了」的「純然原始 的佛教」（Pure Original Buddhism）。1從這一近代以來的思想法流 看，星雲大師的這部著作正表現了一種思想史的自覺與延續，他開 宗明義就把「人間佛教」的思想傳統溯源於佛陀本懷，通過對佛陀，
甚至是初期佛教思想的再詮釋，來闡明「人間佛教」思想與運動的 合理性，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論述。
近代所謂的傳統佛教，經常把一類並非本源意義上，而是後世 被塑造出的傳統誤認為是佛法的源流，而批判「人間佛教」背離了 佛教的出世性格，流為一種現代主義。因此「人間佛教」試圖以一 種更為原始性的回溯傳統，來批判所謂傳統佛教中所產生的種種問 題。這讓我們看到，所謂「傳統」本來就是在歷史的流動中不斷被 塑造出來的。星雲大師提出的「人間佛教」論述中，跨越歷史，而 在傳統源流與現代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關聯與論述，這一論述試圖 表明「人間佛教」既是原初的，同時也是現代的。
此外，星雲大師的這部著作，不同於印順思想重印輕中的傾向，
而更接續太虛大師的思想傳統，重視到中國佛教的傳統法流，因而 本書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與近代佛教回歸印度而貶低漢傳 佛教的法流不同，該書特別強化了漢傳佛教的正統性。書中對於中 國佛教的發展特別的重視，並把中國佛教的思想，特別是發展到近 代以來「人間佛教」的思想，視為與印度原始佛教法流一味。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歷史的論述總是不斷地「試圖重構過去，
但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前人在他們制度或體系中生活的直接經驗」，
因為歷史並非擺放在那裡給我們去客觀認識的對象，歷史論述也不
1. Holmes Welch,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能夠按時間標尺，機械地排列過去而作客觀性的敘述，而總是經由 論述者心靈重構、解釋而不斷地「重組」，這成為「歷史闡釋學」
的一個基本準則。2可以說，作為「原始的事實」，從學術的角度來 說，本來就是一種「推論」所得，其結果仍然不過是一種理論而已。3 對於「佛陀本懷」，我們可能無法獲得一個從現代學術上看來具有 普遍性的、本質主義的規定，而是必須保持著開放與多音的解釋。
所謂「佛陀本懷」，應該理解為一種獨特的歷史邏輯，即這個 理想概念本身就是歷史的，不斷演化著和非決定論的。佛教史上不 同法流及其聖典，都是在對「佛陀本懷」作出不同抉擇、闡釋的結 果，每一次抉擇都不斷為「佛陀本懷」注入新的思想內涵，以至於 這一闡釋本身也被聖典化了（Canonicity）。於是，從部派到大乘佛 教，都是合法化的佛陀思想的法流，而這一抉擇的解讀史，實際也 拋棄了「法界常住」的歷史神話。我們需要注意史學論述中的這種 局限，特別是宗教史研究中的道體不變與流行化育之間，存在著永 恆的緊張關係。歷史闡釋就是解讀者與遠古歷史、文本之間一種持 續性的對話，而無法達成神學意味上的一元論標準。4
2. 參考雷蒙．阿隆著，西爾維．梅祖爾編注，馮學俊、吳泓緲譯：《論治史—
法蘭西學院課程》，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102。關於歷史客觀主義的批判，
著名歷史理論學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就作過深刻的分析，而提出「作 為心靈的知識的歷史學」觀念，主張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即歷史是經過 不同歷史學家解讀思考而處理的歷史，並不存在一個大家公認的客觀歷史敘述。
關於此，參考其名著《歷史的觀念》，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
3. 布萊德雷在討論歷史學的原則時指出，歷史學家不可能獲得「原始事實」，所謂「原 始事實」是經過歷史學家理論推論後的產物。參見F. H. 布萊德雷著，何兆武、張 麗豔譯：《批判歷史學的前提假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7。
4. 從巴特到福柯（Michel Foucault）都提出所謂「作者已死」或「何為作者」的 問題，即認為經典文本一旦形成，就沒有固定的某種作者的意義可以確定，
在歷史流傳當中的不同解讀才構成真正的作者。參考Elizabeth A. Clark, Histo- ry, Theory, 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3-135.
另外，從歷史敘述來看，以源流思想之間的「同質化」來確保 佛法的純潔性，難免會忽略佛教思想史中所出現的斷裂，及流變中 所呈現的複雜異質性現象。通過古史溯源以定判准的方式，很可能 無法給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而成為一個歷史的神話。福柯就對這 種本源主義的歷史學方式提出了質疑，並深刻地批判了這種思想史 的方式「誤以追本溯源為旨趣」，其實本源根本是渺不可及的。
歷史的本質乃是斷裂，而非連續性流變的。福柯發現，溯源性 的近代史學，試圖從本源的探究及單一線形的思想發展中去發現歷 史的真相，這種從起源到流變的線型考察中去追述本質真理的方式，
以「溯求本源」去「恢復傳統」，而將複雜的歷史差異歸結為單一 的形式、世界觀、價值系統，從而無法說明和解釋思想史中更為複 雜的異質性因素，因而並不能夠真正完成「向起源的祕密本身的回 歸」。5於是，我們不能夠僅以現代學術史的方式，來評論大師有關
「佛陀本懷」與「人間佛教」思想之間所建立的關聯。
三、學術的論證與宗教的體認
圓融道諦與世法，是一個偉大的學術理想。星雲大師並不想把 佛教的論究引向學究式的偏執，佛陀的思想根本上是「源於佛陀的 自證」，而佛陀自證的境地是「無可論究的」。於是，大師並不想 在他的「人間佛教」史說中抹去佛學固有的宗教性。他試圖在「佛 陀本懷」、原始佛教與中國佛教及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道體與 流布，回歸與分化之間上下求索，尋繹出一條一以貫之的大經大脈。
他對於「人間佛教」做出如此宏大的歷史敘事，從學術史的角度看
5. 參考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4-16、174、178。
研究歷史如果不能夠應用於生活和行動，那就如尼采所說，歷 史學就成為「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識石塊」。6在星雲大師有關「人間 佛教」的闡釋中，佛學是為了探求和確保佛法真實道體的流行化育，
他是把虔敬的宗教熱情，轉移到他關於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的 研究上去的。他認為，佛法的精神價值源自於佛陀和聖者，必須對 此有宗教性的體認與尊重，為此，他經常批判現代學者的佛教論述 正是缺乏了這一價值的關懷。
本書在佛陀本懷與現代人間佛教思想間所建立的思想聯繫，並 不單純是一個歷史的論證，而是一種經歷宗教內在化的體證後的心 法之證，這裡表現出的不僅是教法的闡明，更是禪意的表達。畢竟，
大師不是一位世間品格的佛教歷史與思想史家，而是一位充滿禪意 睿智的智者。歷史是一個循進的過程，宗教家對於知識史的論述與 結論可以有自己的抉擇，重要的是「智者能取能捨」。
6. 尼采著，姚可昆譯：《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頁24。又，關於尼采對近代歷史學的批判，還可參考 Michael Mahon, Foucault’s Nietzschean Genealogy: Truth, Power, and the Subjec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