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發展

第三章 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發展

惠廷(Allen S. Whiting)曾說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對外政策，取決於他 國如何對待中國。冷戰後除了中國民族主義呈現復興的趨勢之外，日本國內的民 族主義發展亦呈現高漲的趨勢，而這兩者之間的互動，伴隨著中日之間的歷史問 題與現實利益遭遇的衝突，不僅僅將影響雙方民族主義的發展，更將可能擴及雙 方外交關係的穩定。因此，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發展的背景及 意涵。第二節則將探討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針對中國的主要問題。第三節則探討 中日民族主義趨向對立的因素以及影響。

第一節 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及意涵

義發展的背景與意涵，日本民族主義高漲如同中國民族主義一般，也是由於一系 列國際及國內的危機情境所導致。本節除了將從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因 素，來了解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亦將透過民族主義在日本政治外交、軍事與歷 史問題上展現的特點，來理解日本民族主義發展所具有的意涵與特色。

一、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

冷戰結束後新舊格局交替的過渡時期，全球範圍內的民族主義高漲也進一步 的刺激了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兩極格局的瓦解反映到日本的國內政治，導致「五 五年體制」¹的崩潰，受到國際與國內環境的轉變，使得日本國內政壇出現了保 守化及右傾化的思潮。這樣的趨勢使得日本民族主義不但失去了制約的機制，民 族主義的思潮也更加的滲透進日本的國際戰略與國內政策當中。因此，日本政府

1「五五體制」: 1955 年 10 月日本兩派社會黨重新合併,保守的自由與民主兩党于同年 11 月合 併為自民黨,由此日本形成了以自民、社會兩大黨為主導,保守與革新勢力相對抗,自民黨長 期執政而社會黨長期在野的政治格局,是為“五五年體制＂。唐嘉虹，「冷戰後日本之中國 政策」，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6。

閣僚頻頻否認侵略的歷史，部分政界勢力與輿論更鼓吹修改和平憲法，在歷史 觀、修改憲法等方面持強硬態度，並主張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以及「日本可以 說不」，主張「普通國家論」與「國際貢獻論」，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實現政治 軍事大國逐漸成為日本社會的共識，並日益成為執政聯盟的施政綱領，付諸於實 踐。²

社會思潮是特定社會在特定時期形成的有廣泛影響的思想潮流，其根源於國 際環境和國內社會形勢的變化，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並對國家內外政策和 社會未來走向產生重大影響。³冷戰後日本遭逢國際與國內的一系列危機，使得 日本民眾普遍希望尋找國家前進的新方向，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思潮 開始蔓延，石原一方面鼓吹日本脫離美國的附庸，另一方面又主張否認侵略的歷 史，這種論調在日本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鳴，使得日本社會總體傾向保守化，並 成為日本追求政治軍事大國的思想基礎。⁴

而若是要清楚地了解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的意涵，必須觀察民族主義興起的背 景。首先，日本民族主義興起所具有的國際背景，在1989 年東西方冷戰終結後，

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美蘇兩極對峙的格局演變為世界多極化趨勢與美 國企圖建立世界單極霸權並存，正是這種多極化趨勢刺激了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發 展。日本作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面對蘇聯解體後在世界範圍留下的巨大權力真 空，日本力圖承擔起與經濟大國相匹配的政治大國的責任，在亞洲則試圖以日本 軍事同盟為基礎建立日本領導下的亞洲時代；在世界戰略集中地區，它以經濟援 助和技術援助為手段，積極擴充其影響和勢力範圍尋求政治支持。⁵此外，冷戰 後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亦提供了日本民族主義一個絕佳的環境，尤其是面 對一個崛起中的鄰國，更是刺激了日本政壇保守派份子可供利用的議題。1998

2 田培良，「日本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4 期(1996），頁 79。

3 崔世廣，「日本社會思潮變化的影響」，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9 期(2003)，頁 35-38。

4 吳廣義，「解析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4)，頁 45。

5 韓玉貴、馬佛濤，「新時期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發展及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南京師大學報(南京)，

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58。

年8 月，朝鮮試射了一顆跨越日本領空的中程導彈，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幾周 後日本就參加了美國的導彈防禦體系的研究，這是日本朝軍事大國邁出的重要一 步。⁶2002 年 10 月，朝核危機出現及朝鮮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後，日本 媒體進行了大量的朝鮮領導人如何難以預測和朝鮮導彈威脅日本的報導，在這種 氣氛下，重提發展核武器就更容易被日本民眾所接受，朝核問題實際上為日本成 為軍事大國甚至是核大國做好了輿論準備，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⁷冷戰後日 本在國際上欲尋求扮演更重要的大國角色，但是在其週遭卻面臨中國與朝鮮半島 的威脅，日本不安的威脅認知可以想見，若是在配合國內保守思潮的影響，民族 主義在日本將更易於成為政治人物操作的議題。

至於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國內背景。在進入 90 年代後，由於受泡沫經濟和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從繁榮走向了長期蕭條，維持日本戰後經濟高 速增長的經濟體制在運轉了半個世紀後出現了制度疲勞。面對日本經濟出現的嚴 峻挑戰，日本政客紛紛提出日本改革計畫，而這些計畫的共同之處就是要把國民 的不滿情緒從國內導引至國外，利用民族主義來恢復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⁸例 如以鈴木善幸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提出「第三次遠航」，即在明治維新、戰後民 主改革之後，實現第三次大變革，目標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標榜自由主義、國家主 義，對內建設豐富、充實的生活，對外承擔起大國的責任，為世界做出貢獻。⁹總 之，新保守主義勢力高舉「改革」旗幟，的確迎合了日本國民穩中求變的心理和 願望。同時，統治日本政壇長達38 年的「五五體制」崩潰，保守和改革對立的 政治家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生代政治家特別是參與防務和外交領域的少壯 派，他們沒有戰爭負擔，並且感到沒有軍隊、交戰權和集體自衛權將是日本民族 的恥辱，所以積極推動日本朝這方面發展，日本由經濟大國邁向軍事、政治大國

6 楊夏鳴，「日本新民族主義與中日關係」，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6 期(2004)，頁 36。

7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 年 2 月)，頁 223。

8 羅志平，「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88。

9 王慧媞、韓玉貴，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概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頁 293 294。

也似乎成為日本國民的自覺意識。因此，當新一代的領導人掌權，過去對中國戰 爭侵略的自責與愧疚感已經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此種意識形態更透 過各種形式傳達，慢慢的深植於年輕的一代中。¹⁰

1990 年代以後，日本在國際以及國內環境的交互影響下，民族主義與保守 主義成為了日本政壇與知識份子面對危機時捍衛國家利益的思想基礎，波灣戰爭 與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紀念，讓民族主義者重新思考日本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里 基克斯坦(Rikki Kersten)就將 90 年代後的日本民族主義，定義為新民族主義 (neo-nationalism)，並且認為新民族主義者鄙視日本戰後的民主政治，主張國家 應扮演重要的角色。¹¹這股政治意識透過各種手段在社會上產生影響力，尤其是 針對歷史問題以及國際地位，展現出不同於戰後的強烈批判性。

二、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發展的特色

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如同中國民族主義一般，亦是國際及國內的一 系列危機情境所導致。有學者就認為日本民族主義主要是以悲情式的民族主義為 訴求，認為日本在國際上的貢獻程度以及對和平的追求和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不 成比例。¹²在民族主義的作用下，日本在政策層面的民族主義立場更為明顯，右 翼的支持者不斷尋求修改或重寫日本憲法，去除第九條的約束，一些民族主義色 彩濃厚的書籍，如《日本可以說不》，在日本受歡迎的程度也說明了日本民間民 族主義的升溫，教科書對二戰期間日本所扮演的角色的淡化處理，以及首相對靖 國神社的多次參拜，也被一些分析家認為是日本民族主義的升溫。另一方面，一 些時事評論員則認為日本近年來的上述變化不過是對民族自信心的維護，並指出 日本並不比一些鄰國更為民族主義化。¹³但無論民族主義在日本是否受到廣大的

10 渡部恒雄，「日本對中國觀點的改變:新世代轉趨現實主義與民族主義」，Carolyn W. Pumphrey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5 月)，頁 160。

11 Rikiki Kersten, ”Neo-nationalism and the Liberal School of History,” Japan Forum, Vol.11, Issue2 (Sep. 1999), p.199.

12 陳忠，「民族主義觀點與中日關係」，上海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6 年 7 月)，頁 160。

13 「日本民族主義」，維基百科。

支持，冷戰後民族主義在日本的政治外交、軍事安全以及歷史問題上都產生不小 的影響力。

首先，在政治外交層面上，民族主義展現的主要的特色為在政治上奉行「政 治大國論」和「國際貢獻論」。從20 世紀 1980 年代起，日本外交的一個突出特 點就是「政治大國志向化」，把謀求實現政治大國地位作為外交政策總目標。¹⁴而 這主要展現在以下幾點:首先，積極擴大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建立美、日、歐 三極主導的國際新秩序，強調這個秩序是在政治上要以西方的民主自由觀念作為 價值判斷的座標，經濟上要維護對日本經濟發展有利的自由貿易體制和市場體 制。其次，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聯合國是世界各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 場所，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日本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積極開展聯 合國外交，一方面增加對聯合國會費的分攤份額，另一方面利用經濟援助和積極 開展外交活動爭取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的支持。再次，以小澤一郎為代表的新保 守主義政治家主張「普通國家論」以及「國際協調主義」，期望通過修改憲法使 自衛隊合法化，實現海外派兵，改變戰後路線，從國內體制、思想等方面實現與 政治大國相適應的轉換。¹⁵

在軍事層面的影響，民族主義者企圖通過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調整軍事戰略 建立軍事大國。根據《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 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支 持者以海外戰爭為契機，大肆批判「一國和平主義」¹⁶，積極推動修憲成果展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B0%91%E6%97%8F%E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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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戰後國際關係史 1945 1995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676—

677。

15 小澤一郎:曾在政府國會及政黨任過自治大臣、國家公安委員長、內閣官房副長官、自民党幹 事長、新進党幹事長及党首、自由黨黨首等要職，小澤一郎於 1993 年推出《日本改造計畫》

作為新保守主義理論的代表性著作,被譽為“平成維新＂的“宣言書＂，小澤因此被海內外普 遍視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旗幟。唐嘉虹，「冷戰後日本之中國政策」，頁 34。

16 一國和平主義指當時只安於不捲入戰爭，保持本國和平的思想。唐嘉虹，「冷戰後日本之中國 政策」，頁 44。

在以下的幾個法案中:¹⁷1992 年通過「PKO 法案」(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合作方 案)，打破憲法禁忌突破了日本軍隊走出國門的限制；1997 年新的《日美防衛合 作指針》明確表示日本將參加美國在海外的軍事活動,行使集體自衛權；9 11 事 件後，日本通過《反恐法案》；2002 年又通過《有事法制》三項法案，實際上則 是企圖行使「先發制人」的軍事策略，這都使得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近乎虛設。此 外，日本民族主義支持者也往往透過強調中國威脅論來合理化自身的軍事需求，

並以此強化日美軍事聯盟，建立日美主導下的亞太安全合作機制，大力發展軍事 力量。在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與經歷了失去10 年的日本形成鮮 明對照之下，莫名的壓力和危機感，增強了日本與中國競爭和對抗的意識。¹⁸ 至於在歷史問題上，戰後的日本始終存在著兩種相互矛盾的思潮，一種是接 受戰敗的事實，走和平道路的現實主義思潮；另一種是懷舊的民族主義思潮，這 種思潮來自戰前史觀，或稱大東亞史觀，實際是對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留 戀，企圖否定、美化侵略歷史，回避和掩蓋日本的戰爭責任。¹⁹對於中日之間的 歷史問題，不少日本人就認為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揪住不放有些過分，並且認為 日本已在重要文書中表示過「痛感給中國國民帶來重大損害的責任深刻反省」。²⁰ 日本民族主義支持者一向認為，承認侵略歷史和一味地向亞洲國家謝罪是自 虐行為，將會影響日本的形象，妨礙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不利於日本在國際社會 發揮領導作用，因此這一些人往往從狹隘的民族立場出發，而掀起一股否定和美 化日本侵略歷史的風潮。²¹例如，在1995 年，戰後五十週年之際，亞洲昔日慰 安婦請求賠償的呼聲日益高漲，日本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有所表示，因而成立 亞洲女性基金會，但是由於政府以及大企業的支持不足，而運作相當困難。²²此

17 韓玉貴、馬佛濤，「新時期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發展及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頁 58-59。

18 袁楊，「日本軍事轉型與中日軍事關係」，現代國際關系(北京)，第 3 期(2003)。

19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頁 255。

20 天兒慧，「21 世紀中日關係與日本的展望」，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67。

21 賈丹，「冷戰後新保守主義的發展及其影響」，國際論壇(北京)，第 5 期(2003)，頁 48。

22 陳景彥，「論日本當權者否認侵華戰爭問:駁斥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現代日本經濟(長春)，1992 年 2 月，頁 64-67。

外，進入1990 年代在日本的學生裡面馬克思主義全面退潮後，一部分學生傾向 愛國主義。例如，在中國被批評為右翼教科書的《新しい歴史教科書》的編寫和 推廣是很多年青人參與的群眾文化運動方式進行，這種形式的右翼運動在已往的 日本是少見的，那些年青人對前一代的左翼學生運動有蔑視之感，並淡化日本國 民意識的現行大部分教科書有反感。這種現象確實和中國的憤青有相似之處，兩 者都拋棄國際性理想，只顧「可愛的祖國」。²³

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從中國學者的認知來看，冷戰後中國開始有不少 學者提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論調，認為日本新國家主義思潮與殘存的大東亞史 觀等軍國主義思想相結合，就有可能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因而向外擴張。²⁴此外 也有人開始擔心，現在日本是經濟大國，說起話來財大氣粗，如果成為政治大國，

就更不可一世，若成為軍事大國，恐怕亞洲各國都將遭殃。²⁵而對於日本軍國主 義復活論的學術性論著，劉天純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略論日本軍國主義復 活的傾向及根源 」一文當中系統的分析了日本美化侵略的歷史、日本的右翼組 織、日本戰後軍事力量發展的過程及現狀以及自衛隊走出國門並試圖修改和平憲 法等內容，提出了半個世紀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和活動，不但沒有得到應 有的控制，反而還有發展的趨勢。²⁶俆勇在「論日本新軍國主義」一文當中，則 界定新軍國主義為存在日本當前一種與戰後改革所確立的和平民主原則相對抗 的勢力，在日本思想界的表現方式為公開為戰前軍國主義翻案，同時還在政治、

社會及軍事諸多領域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²⁷

由上述可知，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特色，主要為國際體系轉變、國內政治

23 「日本民族主義」，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B0%91%E6%97%8F%E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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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嚴志鈺，「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發展中日友好關係」，廣西社會科學報(廣西)，第 4 期(1995)，

頁 68。

25 張傳杰，「警惕日本軍國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0 期(1995)，第 66 頁。

26 劉天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略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傾向及根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 究生學院學報(北京)，第 4 期(1995)，頁 13-22。

27 徐勇，「論日本新軍國主義」，中國人力資源開發(北京)，第 2 期(1995)，頁 42。

經濟動盪的反應，民族主義成為日本恢復自信心的一個重要手段，因而在政治外 交上特別強調日本將成為政治的大國，並在國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影響力。至於 日本若要增加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勢必需增加其軍事與經濟上的實力。在這些 背景的影響作用之下，歷史認知的問題，成為了一項矛盾的議題，一方面它是民 族主義建構的重要來源，但另一方由於歷史問題卻也造成了鄰國的不安與威脅感 上升，這使得中日關係在冷戰後陷入矛盾與瓶頸當中。

第二節 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針對中國的主要問題

中日關係從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發表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經中日兩國 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從隔絕和敵對狀態進入了致力於和平與發展友好合作夥伴 關係的新階段。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新保守主義中的極右翼勢力的種種表 現，在安全、政治、國民感情等不同層面對中日關係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一、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中國威脅論是激發日本民族主義的一個最本質的因素，也是日本民族主義最 直接的反應。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東亞傳統的均勢格局將產生變化，在這種背 景之下，日本的民族主義很大部分也可以說是對中國崛起的反應。²⁸當日本不能 再自信滿滿的自認為是引導亞洲經濟成長的雁頭時，中國威脅論在日本也就引起 了廣大學者的共鳴。²⁹Willam Tow 就認為起碼有三項重要因素會大為增加日本對 中國威脅的疑慮:³⁰(1)中共高漲的民族主義可能引發其在區域內從事令人無法接 受的高度危險行為；(2)中共發展出足以癱瘓或是瓦解現今日本防衛能力的高技 術武器系統；(3)中共未了維持其經濟成長而犧牲日本的情形下遂行軍事武力投

28 高蘭，「二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毛澤東與鄧小平理論研究(北京)，

第 8 期(2005)，頁 54。

29 何思慎，「中國威脅論與新世代中日關係初探」，中國事務，第 7 期(2002 年 1 月)，頁 43。

30 William Tow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安全整合(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 室出版，1993)，頁 142。

射，以奪取所需的能源。

至於日本國內關於中國威脅論的討論，主要關注在地緣政治、經濟與軍事的 層面上，闡釋中國對日本可能構成的威脅。在地緣政治層面，日本認為隨著中國 的經濟不斷的壯大，其強化在東亞影響力的意圖日明，加上面臨人口增長與環境 惡化的問題，向海洋發展似乎是必然的選擇。如此一來，日本的海線必然遭受威 脅，早在1990 年日本防衛大學教授村井友秀(Tomohide Muri)，便曾發表題為論 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的文章，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國大陸對日本存在的可 能威脅，認為如同19 世紀一般，日本與中國將在 21 世紀為爭奪東亞地區的領導 權不息兵戎相見。³¹而日本每年出版的防衛白皮書當中，對於中國擴大海洋上的 活動範圍也是特別的加以注意，2005 年版的防衛白皮書當中，就特別強調必須 關注中共海軍艦艇的活動。日本之所以特別重視中國往海洋的發展，主要是因為 日本目前的能源進口比率高達98%，而這都需要透過海線的運輸，重要性如同日 本的生命線一般，中國往海洋發展的意圖，對於日本來說特別敏感。³²

在經濟層面上，進入 20 世紀 1990 年代後，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經濟停滯 不前，而中國恰在此時進入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每年都保持著相當高的經濟 增長率。在此種對比之下，中國在國際上大國的風範也逐漸突出地表現出來，在 朝核問題上中國發揮了一個協調人的作用，並先於日本與東盟簽署了組建自由貿 易區的初步協定，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強化自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美國《基督教 科學箴言報》發表的羅伯特·馬奎德（Robert Marquardt）文章就認為，中國的影 響力已經超過了日本，一些日本人不願正視和接受中國正在崛起的事實，擔心中 國發展起來會成為亞洲地區的主導，甚至擔心中國強大起來以後會為了過去那場 戰爭而對日本進行報復。³³日本學者關志雄則指出，日本出現中國威脅論，倒可

31 趙健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

問題研究，第 43 卷第一期。頁 84。

32 趙健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

頁 89。

33 馮昭奎，「日本:十個令人注目的動向」，當代世界(北京)，第 2 期(2002) ，頁 13。

以理解為是日本經濟上虛度十年光陰而無所作為，喪失了自信的表現，對於決策 當局和經營者來說，散佈中國威脅論是掩飾自己的過失的最好不過的材料，所以 如果說日本的經濟衰退還不足以使日本民眾感到不安的話，那麼中國的崛起使它 們更是難以成眠。³⁴

在軍事安全層面，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也使日本產生了一種遏制中國的心 理，對於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防預算，日本也是持續的關注。在日本2005 年的防 衛白皮書當中就指出，近五年中國的國防費用增加約1 倍，2005 年的國防費用 達到2446 億日圓，比上年增長 16.5%，中國軍費的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成 長率，更連續17 年超過 10%，因此防衛白皮書高度的關注中共的防衛力量是否 超出必要範圍。³⁵雖然不少學者認為考量人民解放軍的經商獲利和通貨膨脹，則 中國的軍事支出很難評估，³⁶但是進入本世紀小泉內閣對外關係課題組發表的

《21 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報告書》當中則認為，日中關係的主要磨差為中 國的軍事威脅。³⁷

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的高漲，不僅是針對中國崛起的疑慮，相當程度也反映 了日本國內政治在1990 年代的發展轉折對中國政策產生影響。從 1990 年代末森 喜朗與小泉純一郎等保守派上台之後，日本對中國政策也開始有了相當程度的轉 變。森喜朗時代的對中國外交具有濃厚的鷹派色彩以及親台立場，不過由於森喜 朗在位時間相當短暫，其後的小泉純一郎才展現出保守派的特點。小泉純一郎所 屬的森喜朗派是森派的中最為保守的一支派系，日中關係在森派的人看來並不那 麼的重要。³⁸因此，小泉在上任之初便表明要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歷史教科書的

34 關志雄，「人民幣應否升值? --強勢人民幣的受益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大陸」，袁易、嚴震生 、彭慧鸞合編，中國崛起之再省思：現實與認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35「平成十七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聽。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

36 Wendy Fireman,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Asian Survey, Vol.18, No.4 (April 1996) p.242.

37 吳廣義、王智新，「與日本方面辯論：究竟是誰的問題？」，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 34 期(2005 年 1 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10079.htm>

38 唐嘉虹，「冷戰後日本之中國政策」，頁 39。

爭議問題也相繼的發生，而中國威脅的論調更持續的在日本國內發酵。在中日外 交關係的具體表現上，則為從1990 年代日本開始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改採年度審查的方式，藉此抑制中共的發展速度，

而2004 年下半年日相小泉與中共總理溫家寶藉東協會議的會談，就日本對中國 的政府開發援助問題產生尖銳的對話，更激起雙方社會的不滿。³⁹

由此可以發現，冷戰後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崛起，在日本輿論中引 起了廣泛的討論，中國威脅論也配合著日本國內政壇的右傾化與民族主義需求而 日益盛行，反映在對中國外交政策上，也產生了為數不小的轉變，這股趨勢的影 響力確實不容小覷，未來是否會演變成雙方衝突的爆發，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認知 也將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二、日本國民情感上對於中國的認知

在日本國內保守派中的極右勢力的影響下，學界與政界中國威脅論蔓延，而 對國民情緒的影響就是「厭中」情緒的增強。國民心理的產生或許是政治社會化 的影響，而國民心理的變化將可能反餽回政治層面，對政策的決定以及官方的立 場發生影響。根據2005 年日本內閣府的外交意識調查報告當中顯示，自 1989 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對中國的觀感也產生了大幅的變化，持負面的比率大幅偏 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到了2005 年的調查中顯示 32.4%認為對中國感到 親近，而63.4%認為對中國感到不親近。而對於現在的中日關係九零年代也是呈 現負面的趨勢，到了2005 年僅有 19.7 認為雙方關係良好，高達 71/2%認為雙方 關係不好，從2003 年到 2005 年間震盪的幅度更是歷年來最高，可見中日關係迄 今仍處於低迷，日本國民對於中國情感認知迄今也存在著不信任。

39 自由時報(2004 年 12 月 4 日)，第 10 版。

圖三: 日本國民外交意識調查--對中國的親近感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 2005 年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http://www8.cao.go.jp/survey/h17/h17-gaikou/images/z05.gif>

圖四: 日本國民外交意識調查--目前中國與日本關係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 2005 年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

<http://www8.cao.go.jp/survey/h17/h17-gaikou/images/z06.gif>

日本國民情感對中國的親和態度逐年下降，探究其原因除了是中國威脅論在 日本產生影響以及日本民族主義針對中國的問題之外。也有學者從文化以及心理 層面來探討，鄒岩梅就認為日本人的心理二重性，致使中日親和度下降，如美國 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所著的《菊花與劍》一書中深刻 剖析了日本人性格的兩重性，稱他們是既好鬥又和善，既蠻橫又文雅，既勇敢又 膽怯；是禮儀超群而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民族。⁴⁰因而日本既擁有自己是「神 佑民族」的優越感，又有一種對強者溫順依附的自卑感，所以通過明治維新日本 迅速崛起以後，面對同屬亞洲而落伍的中國，在潛意識裏日本人對中國人一直有 一種優越感，而對於強大的歐美國家在骨子裏就有一種自卑心理。⁴¹此外，日本 人也往往把交往的物件分成非強即弱，強者是交往的目標、依附的物件，弱者常 常就成為打擊的對象，在弱小夥伴和實際利益這兩者之間，日本國民總是拋棄前 者而投奔後者。⁴²

日本對中國心理上的認知除了以上的觀點之外，石之瑜認為日本思想界一向 都缺乏了認識中國崛起的理論基礎。中國崛起從兩方面撞擊了日本的中國觀，一 是原本落後中國追隨日本的東亞不能完成其使命；二是日本不能再以東洋文明現 代化模式的身份來指導或解放中國，甚至在經濟上與中國之間的界限愈趨模糊。

43這是為什麼無論日本採取哪一種亞洲主義，都不能處理中國崛起這個課題，畢 竟中國崛起的提出是假設在某種國力標準上的崛起，所以中國崛起與日本思想家 的亞洲主義是相抵觸的。此外，中國崛起的提法也讓人聯想到中國將直接挑戰歐 美的主導權，如此中國就不是亞洲身份所能規範的國家，因為就算歐美繼續把中 國看成亞洲，但中國崛起之後不需要靠亞洲，這時亞洲的維持反而是要靠日本追 隨中國，而這一類要求日本配合的策略，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根本不存在，簡言

40 鄒岩梅，「日本國民心理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及對策」，煙台國際學報，第 18 卷(2005 年 1 月) ，頁 87。

41 劉亞娜，「從文化角度看當代日本外交」，國際政治(北京)，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2。

42 高橋敷，醜陋的日本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頁 219。

43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中國政治學網。

<http://www.cp.org.cn/show.asp?NewsID=1182>

之，日本的亞洲主義是鞏固歐美話語優勢的亞洲主義，中國的崛起不但挑戰歐 美，也挑戰了以歐美話語為出發點的亞洲主義。⁴⁴

日本國民對中國親近感的下降，也有學者認為日本媒體的影響力佔了很大的 因素。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是冷戰後民族主義的一項新的特色，在中國是如此，

日本亦是如此，透過媒體的渲染與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往往更加的強化了 事件的真實性，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反應也就容易在種種事件的渲染下激發出來。

對於日本媒體涉華的報導，不少中國學者就認為在日本媒體渲染之下，加深了日 本民眾的排華心理，長期以來日本的媒體帶著有色眼鏡，對中國的報導受控於一 些別有用心的人，失真的地方比較多，因而顯得比較片面。⁴⁵但不論日本媒體是 否真的如此具有偏向性，近年來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的案件增多，的確是嚴重損害 了中國人的整體形象，也損害了中國在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形象，在日本媒體大肆 的報道之下，日本國民的排華心理也不斷的上升。⁴⁶

第三節 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的對立及影響

由以上二節的討論可以發現，冷戰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亦是呈現上升 的趨勢，而民族主義的發展反映在國際政治當中將可能會產生連鎖的反應，尤其 是當彼此物質的國家利益互動產生瓶頸時，各方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往精神性的 民族主義情緒當中。因此，分析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的對立，將從雙方的具有哪 些物質的國家利益瓶頸，以及具有哪些民族主義議題可供操作來觀察。此外，雙 方民族主義對立所陷入的困境，本節也將從博弈的角度來探討困境形成的原因及 影響，

一、冷戰後中日民族主義對立的因素

44 同上註。

45 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頁 142。

46 蔣一鳴，「日本報紙涉華報導現狀透視」，國際新聞界(香港)，2005 年 10 月，頁 19。

除了上節所討論的日本民族主義針對中國的問題之外，兩國民族主義呈現對 立以及在網路與媒體上爭論的引爆點，主要根源就是雙方在國家利益上所遭遇的 瓶頸，這些議題成為兩國民族主義情緒抒發的管道。中日物質國家利益層面的引 爆點，主要反映在中日雙方政治與經濟霸權的爭奪，日本欲申請聯合國常任理事 國的政治霸權爭奪，中國競逐東亞經濟整合龍頭的經濟霸權爭奪。⁴⁷在日本申請 常任理事國當中，最為反對的就是中國，而中國競逐東亞經濟整合龍頭最大的競 爭對象就是日本。此外，中日物質國家利益上的困境還包括了體系上的美日同盟 對中國的威脅、雙邊利益上的諸多爭議以及能源領域上的新的競爭關係。⁴⁸ 當物質國家利益互動遭到瓶頸時，民族主義情緒在此時將特別容易彰顯，而 中日雙方民族主義容易成為官方或民族主義擁護者的一個操作點，主要的根源就 是中日雙方的歷史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與雙方國家民族主義意識的形成具 有深切的關係。關於中日間的歷史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⁴⁹（1）歷史認識問 題；（2）歷史遺留問題（如日軍遺留在中國國土上的化學武器的處理問題）；（3）

歷史牽連問題（如臺灣問題）；（4）歷史根源問題（在中國方面，需要總結“落後 就要挨打”的教訓；在日本方面則需要反省「國強就想擴張）的教訓）。而在當前 中日歷史問題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歷史認識上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日本

《朝日新聞》聯合展開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有80%的被調查者將歷史認識列為 影響中日關係的首要負面因素。⁵⁰

中日在歷史認識上的問題涉及到了中日兩國對近代史和現代史的總體認 識，近代日本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出現的，而日本作為列強的 崛起恰恰是與近代中國的沒落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日俄戰 爭與滿洲國之建立，日本人引以自豪和驕傲的近代歷史大都包含著中國近代所蒙

47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頁 64。

48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 年 10 月)，頁 139。

49 馮昭奎，「學者新論：中日歷史問題的癥結」，人民網。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36/3335998.html>

50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2 期(2003)，頁 71。

受的屈辱。⁵¹從中國這方面來說，近現代民族主義的高漲也與抵抗日本的侵略有 很大的關聯，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近代以來反抗外國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勝 利，這次勝利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也正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旗幟下和八年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大部分中國人的民心，並為日後 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⁵²

吳廣義在全面回顧了中日歷史問題的背景、演變過程後，亦指出歷史問題歸 根結底是日本的戰爭歷史認知和戰爭責任問題，日本試圖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的地位，但缺乏政治大國必備的資質，歸根結底是日本的戰爭歷史認知和 戰爭責任問題造成的。⁵³研究中日關系的學者普遍把歷史認知問題列為影響中日 關係的根本問題之一，很多學者更是指出歷史認知問題是中日關係發展的最大障 礙。⁵⁴而且兩國領導人在多種場合都把歷史認知視為影響中日關係的關鍵問題，

可見中日無論是民間、學術界還是決策層，都認識到歷史認知問題的重要性，可 以說能否處理好歷史認知問題是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的前提和基礎。

此外，有的學者則指出，中日之間的許多爭端雖然嚴格說來不屬於歷史問 題，但因為右翼人士在這些事項中常常比較活躍，這些事件因而與歷史問題交替 發生或糾纏在一起，所以它們常帶有歷史問題的影子，歷史認知問題決定了其他 問題的性質，如果歷史認知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其他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⁵⁵ 由於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也使得日本很容易的就會成為中國民族主義針對的焦 點，日本既是中國愛國主義情緒的起因，也是中國仇外心態的目標。在歷史上，

日本在1895 年中日戰爭中取得軍事勝利，之後又佔領台灣與韓國，這些對中國 來說都是奇恥大辱，因為中國一向將日本視為從中國衍生而出，也是較為劣等的 文化；此外，日本在1930 年代對中國侵略及犯下的戰爭暴行引起中國人民的仇

51 岡義武，岡義武著作集(第六卷)，(北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241 - 308。

5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584 - 617。

53 吳廣義，「解析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頁 45。

54 張興堂，「影響中日關係的幾個問題」，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第 2 期(1999)，頁 67。

55 薛力，「中日關係能否超越歷史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4 期(2003)，頁 28。

日心態，直到今日依舊普遍存在，而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 合法化就是作為建立抗日組織之上。⁵⁶因此，日本至今仍然是可以被中國領導人 當作一個有用的標靶，他們以對抗日本的侵略野心與帝國主義來定義中國的國家 認同，而訴諸仇日心態依然可以帶來國內的政治利益，中共政權運用宣傳活動、

描繪日本暴行的展覽，以及訂定日本暴行紀念日等等方式挑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 緒。⁵⁷

在民族主義的內涵當中，有兩種重要的情結存在，一個是追求國家富強的強 國情結；一個是害怕國家受到迫害的受害者心態。冷戰後中日雙方民族主義的復 興均存在著這兩種情結，而中日兩國的強國情節與受害者心態的情感來源，又是 歷史上中日雙方互動所造成。因此，中日雙方歷史認知問題關乎彼此民族主義建 構的重要來源，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卻不單單是歷史問題，更是政治上以及國 際政治上的問題。⁵⁸現今中日歷史認知問題在政治上的爭論，主要就是日本首相 靖國神社的參拜以及歷史教科書修改的爭議。羅志平就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教科 書的爭議，基本上是要找出一種「觀點」，一種符合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正當性 的觀點，用它來詮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作為。⁵⁹在物質利益的困境以及歷史認 知問題的糾結下，不難想像中日雙方的民族主義建構，將會呈現的對立狀態。此 外，中國也需要日本來作為一個外在威脅，來鞏固與強化近年來發生動搖的愛國 主義與國家認同，⁶⁰而中日歷史認知上的差距似乎名正言順的成為了中國民族主 義一個適當的操作點。

二、中日民族主義對立的博弈行為評估

關於中日關係中民族主義出現的對立互動，出現在第三次國際關係理論大論

56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57 Philip Saunders and Patrick Tyler, “China’s Campus Model for the 90’s : Earnest Patriot,”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p. A4.

58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7 --28。

59 羅志平，「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頁 101。

60 石之瑜，民族主義的外交困境，頁 182。

戰當中的博弈論(the game theory)，似乎成為分析中日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 工具。⁶¹所謂博弈就是行為者在一定的環境條件和規則下，選擇一定的行為或策 略加以實施並取得相應結果的過程，博弈者都依靠理性分析，作出決斷，獲取利 益最大化，結果取決於所有參與者的行為或政策。博弈論有三種普遍的形式: ⁶²

「膽小鬼博弈」 (chicken game)、「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g dilemma game)、「獵 鹿模式博弈」(stag hunt game)。其中膽小鬼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屬於競爭性博 弈，獵鹿博弈屬於合作性博弈。⁶³

而分析中日之間的民族主義的博弈，由於雙方民族主義具有對立與競爭的性 質，因而競爭的層面較合作的層面來得多。首先，從膽小鬼博弈來分析可以發現 中日雙方在操作民族主義議題上，選擇退讓的一方將可能失去全部的利益，若雙 方均選擇不退讓的結果將可能導致雙方都得不到好處。而中日雙方民族主義的興 起與高漲，由於都是國內及國際危機之下的產物，因此形成目前僵持的局面，尤 其是面臨涉及到民族主義基礎的歷史認識問題時。但也有學者的研究則指出，當 民族主義的議題面臨到涉及中共的穩定或是經濟利益時，中共將會選擇讓步，如 中日在釣魚台上的爭議。⁶⁴至於中共選擇讓步的後果，則往往引發不少中國學者 與輿論的批評，認為由於中國政府的忍讓和克制，使得日本右翼勢力覺得可以有

61 中日博弈分析的相關文章，如任李明 范國平，「中日關係：相互依賴與博弈」，東北亞論壇(北 京)，第 15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4-20；齊志新，「歷史認知與中日政經關係」，世界 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2005)，頁 42-44；劉江永，「東亞格局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 報(上海)，第 80 期(2005 年 2 月)，頁 63-68。韓彩珍，「東北亞合作機制的微觀解釋—從博弈 論的角度」，東北亞論壇(北京)，第 1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8-22，等等。

62 「膽小鬼博弈」:兩條船在一條狹窄的只容一條船通過的航道中，相向駛來。如果雙方均不躲 閃，兩船必然相撞，兩敗俱傷，雙方零和；如果一個退讓，另一個就得以通過，一個獲得全 部利益，一個失去全部利益；「囚徒困境」:兩個共同犯罪的人，被關在兩個房問，分別接受 審訊。如果雙方都不交代(合作)，會被判 1 年，雙方利益損失不大；其中一個交待(背叛)，

另一個不交待(合作)，交待者判 5 年，獲得全部利益，不交待者判 20 年，失去全部利益；

都交待(同時背叛)，判 1O 年，雙方損失都大，但沒有失去全部利益；「獵鹿模式」:一群獵 人圍捕一頭鹿，大家都合作，可以獲得鹿，利益最大化；只要一個人離開，背離者可以輕易 獲得兔子(獲得部分利益)，其他人一無所獲(失去全部利益)；大家都去抓兔子，都可以獲得 兔子(獲得部分利益)。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l)，頁 306-308。

63 楊曼蘇，國際關係基本理論導讀(上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232--233。

64 Erica Strecker Downs and Phillip C. Saunders，「合法性與民族主義的限制:中共與釣魚台列嶼」，

Michael E. Brown 主編，中共崛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0)，頁 83。

恃無恐，加緊實現「普通國家」的目標，特別是在釣魚島問題上，由於中國奉行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使得日本借機製造事端，攫取中國的領土和資 源。⁶⁵

布贊(Barry Buzan)便認為在中國，執政黨似乎有效地利用在抗擊日本侵略中 國時期這段歷史中它所起的重要作用，來鞏固其合法性，鑒於執政黨已經在很大 程度上變化了它最初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權力），因此，它的確需要這類政治資 源，並利用這類政治資源將更為廣泛的對日情緒置入民族主義的大眾理解中，而 在日本，那些贊成繼續與美國保持關係的人，和那些想把日本看做是一個更為「正 常」國家的人，亦是可以從把中國描述為一種「威脅」中獲得政治上的好處。⁶⁶ 可見在對民族主義的操作上，中日的執政當局都有其不同的利益考量，來合理化 自身的民族主義需求。

至於雙方在民族主義對立的議題上是否會讓步，從中日民族主義的背景與意 涵來看，假設中共若是選擇讓步，雖然可以換回一些中日政治關係的改善，但是 將可能會招致國內的一些反彈聲浪。而日本在國內輿論右傾化以及中國威脅論的 影響之下，國民對中國的親近感達到歷年的最低，若是在民族主義議題上對中國 讓步，想必也將引起國內的反彈。由上述的探討，便可以得到雙方在操作民族主 義議題上的博弈行為，可以發現不論是中國或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都具有很大 國內需求的原因，在政策以及對外關係層面，採取強硬的對外民族主義立場似乎 是滿足國內需求的手段，特別是中日之間具有許多歷史上民族情緒的糾結，若是 再加上一些現實利益的衝突，這所產生的影響，就可能使得雙方在彼此的外交關 係上都容易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而形成外交關係的一些困境。

上述的分析，還需要進行比較的一點就是，中日雙方究竟贏得國內人民的支持

65 任李明 范國平，「中日關係：相互依賴與博弈」，東北亞論壇(北京)，第 15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0。

66 Barry Buzan，「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日關係與中美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7 期(2006)，頁 3。

收益比較大，還是雙方政治關係改善的收益比較大。從冷戰後雙方民族主義形成 的過程來看，中共往往利用民族主義議題維持政權維持穩定，改革開放所造成的 社會不公更需要民族主義的力量，強化人民的認同，日本在泡沫經濟的持續與政 局的動盪之下，亦是如此。因而可以想見的是，當雙方面臨國際及國內的種種壓 力時，在民族主義上採取強硬立場似乎是當前博弈行為的均衡。雖然不論是中方 或是日方若是採取軟弱的立場都可以化解這場僵局，但無論是對中方還是對日方 來說，改變自己的歷史認知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歷史認知對於雙方民 族主義建構的影響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當前歷史認知的對立還在不斷加強，

所以如果當前的博弈收益沒有發生變化，就不能期望出現新的均衡，僵局可能將 會持續。而另一種改變「博弈收益」的方式則是逐步增進雙方民眾的互相理解，

從而使得政黨、政治人物靠「硬立場」贏得國內民眾支持的收益減小，顯然，要 改變這一點，就必須加強雙方民眾的接觸和交流以及理性的接觸，充分的交流而 不是互相封閉，這樣或許分歧就會減少，理解就會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