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湖水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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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三章西湖水利與杭州

一、西湖水的應用

蘇軾強調「西湖之利，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只為游觀之美」，¹《浙西水利備考》一書也稱「深廣西湖，為探本之計。不惟潦歲能納，並資旱歲多瀦。」²可知西湖始終對杭州地區的水利有著莫大的重要性。本節擬自民生日用與生產營利兩方面來討論南北宋時對西湖之水的應用，以西湖為源流之河道的經營則於下節敘述之。

(一) 民生應用

就西湖對杭州居民在民生應用的重要性而言，可分為日常飲用水的供應與防虞救火的水源兩方面。以下分別討論之。

1. 日常飲水

就民生方面而言，西湖對杭州城最直接的效用即在飲用水的提供，此亦為杭城飲水的特色。³杭州居民飲水的主要來源為井水，而其源泉則分為山泉與西湖水。⁴正如前文所述，杭州城區既本為江海故地，因此地下水質鹹苦。

1 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82。

2 （清）王鳳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備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杭州府水利圖說〉，頁66－67。

3 佐藤武敏，〈唐宋時代都市における飲料水の問題—杭州を中心に—〉，收於《中國水利史研究》，1975，7，頁1。

4 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頁95。又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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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西湖緊鄰杭州城區，就供水的便利程度而言，自應優於位在西湖與杭城西南側山地的水泉，因此西湖淡水成為杭州居民飲水的主要來源之一。

杭州城中以西湖為源的水井，自以唐代李泌（722－789）開鑿的六井為最著。此六井為：相國井、西井、金牛池、方井、白池及小方井。⁵上述六井中，相國井、方井及西井均是自湧金門外，於西湖處「設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⁶而白池、小方井則「皆為匿溝湖底，無所用閘」。⁷雖有有無水閘之別，然基本上均為直接引注西湖水以供當時城內之用，此一方式，即所謂「明井暗渠」，乃運用暗渠將水井與其水源連結起來，以形成城市之供水系統。⁸

除六井外，嘉祐年間（1056－1063），知州沈遘因為金牛井廢壞，又建南井，亦是「引湖水入城，以便民汲」，其又被稱為「沈公井」或「惠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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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諸井既為城中日用水的重要來源，故亦是歷任地方官的施政重點。

熙寧年間（1068－1077）因六井與沈公井俱廢，知州陳襄（1017－1080）乃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籌建修復；待至元祐五年（1090），蘇軾又以沈公井廢壞，再命子珪擘劃修復，並「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來去井最遠難得水處」，使「西湖甘水殆遍一城」，¹⁰於是又增二井可用。

由以上所述，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西湖水自唐以來即是杭州飲用水

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417。

5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頁334。

6 蘇軾，〈錢塘六井記〉，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31，記，頁383。

7 蘇軾，〈錢塘六井記〉，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31，記，頁383。

8 吳裕成，《中國的井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39。

9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共10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冊1，

卷1，水利1，〈歷代開濬始末〉，頁79－80。

10 蘇軾，〈乞子珪師號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8，頁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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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來源，此點直至北宋依然如此，並且仍繼續以西湖之水為源，開鑿新井。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湖水不論在質或量上均受到杭州居民的信賴，更博得「西湖甘水」的稱譽。此一特點不但表現在飲用上，其他如釀酒、灌溉等方面亦可以看出西湖水在質、量上的穩定對杭州居民生活的重要性。西湖之所以能自唐以下，直至南北宋之後，持續作為杭州的重要水源，是與其供水質、量的穩定是分不開的，同時為確保此一特點，南北宋的歷任當局更是付出了許多的心力（詳下）。

其次，則是以子珪所創二井較為特殊。據《咸淳臨安志》載，威果、雄節等營均為禁軍，自國初以來便駐紮在杭城東青門裡，¹¹偏近杭城東北隅。

此區既被蘇軾稱為「去井最遠難得水處」，則當可推知約至北宋中期左右，

除了城西引西湖水為井及附近山地的泉脈外，杭州城中其餘地區就地開鑿的井眼為數或者仍不多。此一情形也說明了西湖在北宋時對杭城居民民生飲用上所佔的地位。

此外，處於城區東北隅的禁軍駐地既須自以西湖為源的水井中「控引餘波」，別造他井，也顯示出欲於此地鑿井得水有其困難。由於杭州地下水質鹹苦，就地掘井未必有水可飲，因此城內東北隅與城外東、北部在宋時仍是居住條件較為惡劣的低地。¹²由於杭城東北隅與城外東、北部距離山區水井較遠，因此，擁有水量充沛穩定，足以以之「控引餘波」來供給杭城各地所需之西湖的存在便對杭州居民有著相當的重要性了。

宋室南渡之後，杭州發展迅速，而上述諸井仍持續發揮作用。成書於南宋末年的《夢粱錄》中羅列出杭城內外諸井共四十餘口，就中，六井中的相國井、西井、方井、小方井及沈遘時創建的沈公井仍得見其名，¹³而南宋時歷任郡守對西湖及其相關河道、井眼的多次整治，亦仍屢屢提及六井之名，

11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57，武備，兵制，〈禁軍〉，頁547。

12 （日）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328、357。

13 吳自牧，《夢粱錄》，卷11，〈井泉〉，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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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為整治重點之一，¹⁴可見六井在南宋時仍是杭州重要的供水來源。¹⁵ 南宋周必大作《二老堂雜志》，載杭州俗諺稱：「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北門米。」¹⁶而《咸淳臨安志》也有「東菜、西水、南柴、北米」的諺語，¹⁷可知在南宋時期，西湖仍然是杭州重要的民生用水來源，以至縱然西湖並非杭州飲水的唯一來源，但仍然形成了「西門水」的俗諺。這些俗諺的形成，說明了宋代杭州居民對西湖作為日常民生用水供應者之角色的印象有多麼的深刻，也突顯出西湖淡水對杭城居民生活的重要性。

然而飲水並非西湖對杭州居民的唯一民生用途，六井亦非杭城中唯一導引湖水的設備。在熙寧年間由知州陳襄所命令興工的修井工程中，除了李泌六井與沈公井的修復外，亦曾對湧金門中的湧金池進行整治。¹⁸湧金池的開鑿，乃在吳越時期，最初是為了「引湖水入城，以便舟楫」，¹⁹則湧金池似原以航運為目的。²⁰但除此之外，湧金池同樣具備有重要的民生功能。

按蘇軾〈錢塘六井記〉載：

疏湧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

14 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1，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頁335－336，與（清）

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1，卷1，水利1，〈歷代開濬始末〉，頁95－107。

15 然引西湖為源的諸井並非杭人自西湖取用飲水的唯一管道。周必大《二老堂雜誌》載：「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則似有以小舟運水入城。見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收於《學海類編》（藝文圖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本，1967），卷4，〈臨安四門所出〉。

16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收於《學海類編》，卷4，〈臨安四門所出〉。

1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58，風土，物產，〈菜之品〉，頁557。

18 湧金門乃北宋時名，南宋時改稱豐豫門。見（清）朱彭，《南宋古蹟考》，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第3222冊，卷上，城郭考，〈豐豫門〉，頁4。

19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台北：世界書局，1963），卷16，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祠廟，〈金華將軍廟〉，頁220。

20 佐藤武敏，〈唐宋時代都市　　　　飲料水　問題—杭州　中心　—〉，收於《中國水利史研究》，1975，7，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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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²¹ 可知在北宋時，湧金池不但引西湖水注入南井，以供居民飲用，亦同時提供杭城居民清潔洗滌之用。及至南宋，湧金池水仍然供居民洗衣等日常用水之需，以致「橋市浣衣無空處」。²²

2. 防虞救火

西湖之水除了供杭人飲用外，也是杭州防虞救火的水源。在北宋時，蘇軾便曾考慮至此，因之在其發動開撩西湖的工程之際，曾參考臨濮縣主簿蘇堅的建議，開挖城中運河，引注西湖水，使「湖水所過，……頗作石櫃貯水，

使民得汲用，且以備火災」，²³可見在北宋時，西湖水應已為人用來撲滅火災。

迨至南宋，由於城區發展，「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連簷，寸尺無空，巷陌雍塞，街道狹小，不堪其行，多為風燭之患」，²⁴火災更成為杭州城的大患，尤其自高宗駐蹕以來，記載更是不絕於書。²⁵如紹興二年（1132）

「五月庚辰，臨安府大火，亙六七里，燔數萬家。」同年「十二月甲午，行都大火，燔吏刑工部、御史台，官府民居軍壘盡。」²⁶紹興三年七月「九日夜，朝天門外居民遺火，延燒頗廣。」²⁷嘉泰元年（1201）三月「臨安大火，

四日（原文闕一字）滅。」²⁸《楓窗小牘》作者便曾親身經歷過杭州的火災，

21 蘇軾，〈錢塘六井記〉，收於《蘇東坡全集》，上冊，前集，卷31，記，頁383－384。

22 佐藤武敏，〈唐宋時代都市における飲料水の問題—杭州を中心に—〉，收於《中國水利史研究》，1975，7，頁4。又詩句見董嗣杲撰，（明）陳贄和，〈湧金池〉，《西湖百詠》，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史地類，第223冊，西湖，卷上，頁352。

24 吳自牧，《夢粱錄》，卷10，〈防虞巡警〉，頁215。

25 徐益棠，〈南宋杭州之都市的發展〉，《中國文化研究彙刊》卷4冊上(1944.09): 1473。

26 （明）柯維騏，《宋史新編》（台北：龍門書店，1973），卷17，志第3，五行（上），

頁0068。

2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共8冊（台北：世界書局，1964），冊7，食貨68之121，頁6314。

28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58之23，頁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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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但臨安撲救，視汴都為疏。」²⁹

在此情形下，火政成為杭州頭等大政之一。《咸淳臨安志》中載理宗（1225

－1264在位）御製的〈訓守臣十二條〉中，其一即「修火政」。³⁰同時南宋杭州的歷任守臣亦多著力於防火措施。《淳祐臨安志》載自嘉定（1208－1224）

以來，至淳祐（1241－1252）為止，共設立灊火軍十二隅七隊，且於城南北廂及城外四壁亦多設有灊火軍兵員額。³¹至咸淳（1265－1273）時，更增設至二十三隅，各有望樓，隨時警視。³²

在上述資料中，並未提及其救火所用水源為何，然按《咸淳臨安志》載，

杭州城內外共有防虞水池二十二處³³，應即城中專門以之救火的水源。同書又指出以西湖為源的李泌六井中之白池在其時已是「只可防虞」而不堪飲用，³⁴則顯示出杭城中救火用水必不僅僅限於上述之防虞水池。因此，杭城中以西湖為水源的河道（如蘇軾開挖運河時籌設的貯水石櫃）、湧金池，乃至城中諸井，應當在火災發生時均能發揮其救火用水的功能。

(二) 生產營利

除上文所提的諸用途外，西湖亦為宋代杭州居民提供種種生產營利的功用，包括釀酒、菱芡等果品與漁產的供應。

29 不著撰人，《楓窗小牘》，頁223。

30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42，御製，理宗皇帝，〈訓守臣十二條〉，頁421。

31 施鍔，《淳祐臨安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6，城府，軍營，廂軍，〈火十二隅〉、〈灊火七隊〉、〈城南北廂灊火隅兵〉、〈城外四壁〉，頁4892－4893。

32 吳自牧，《夢粱錄》，卷10，〈防虞巡警〉，頁216。

33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8，山川17，池，城內外，〈防虞水池〉，頁378。

3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白龜池〉，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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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釀酒

蘇軾強調西湖有五不可廢者，其中一條稱「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萬餘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³⁵可知北宋時已以西湖甘水釀酒，且所穫不貲。迨至南宋，杭州大為發展，酒稅亦生利極豐，時人稱

「天下之酒利，杭為最厚，歲入錢以千計者，殆四十萬。」³⁶而西湖仍為釀酒用水主要來源之一。

按《咸淳臨安志》載，在靈芝寺有水樓「汲注湖水，以入釀庫」，³⁷而此靈芝寺即靈芝崇福寺，位於湧金門外。³⁸故所謂「湧金門酒甜如蜜」，³⁹所指應即此。又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風荷，實際上舊稱麴院風荷，乃因此處有釀官酒的麴院，以其地多荷得名。⁴⁰

2. 果品

除釀酒外，西湖亦提供各種果品。早在北宋時，西湖周邊居民已在湖中種菱以為收入。元祐年間，蘇軾準備開撩西湖之際，便注意到當地居民種菱時，在「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不遺，然後下種」，故「若將葑田變為菱蕩，永無茭草堙塞之患。」⁴¹因此蘇軾在清除湖中葑草後，便準予當地人戶適當租佃湖面種菱，酌予課利，以所入作為將來開湖之經費。

35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79-480。

36 呂吉甫，〈杭州監酒廳記〉，收於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55，官寺4，倉場庫務等，行在瞻軍激賞酒庫所，記文，頁526。

3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頁334。

38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9，寺觀5，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靈芝崇福寺〉，頁764。

39 （清）朱彭，《南宋古蹟考》，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222冊，卷上，

城郭考，〈豐豫門〉，頁4。

40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1，卷1，名勝，〈曲院風荷〉，頁240。

又《夢粱錄》則作「麴院荷風」，見吳自牧，《夢粱錄》，卷12，〈西湖〉，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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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原是欲以有限地允許居民利用湖面種植營利，用所課利錢支持持續開湖的費用，以保西湖永不葑合。然而隨著宋室南渡，杭州人口劇增，對此等食品的要求量大增，使得菱蕩又成為西湖葑狹的原因之一。淳祐時，時人便指出「比年以來，沿湖居民私殖菱蕩之利，日增日廣，湖面浸狹」，⁴²而除數量增加外，湖中所產果品種類亦增。按《乾道臨安志》載，湖中所產果品有蓮、芡菰、藕、菱、雞頭等，⁴³又按《咸淳臨安志》，則蓮以「聚景園後，

湖中產者名繡蓮，極貴」；藕以「錢塘有西湖，……產扁眼者，最著名」，菱以「湖中生如栗樣者，極鮮」；雞頭則「古名芡，……西湖者尤勝，然不多也」，⁴⁴可知西湖產者多數上品。由於杭州人的奢侈，飲食業之發達，食料供應業也蓬勃發展，⁴⁵於是種殖日廣，反又形成西湖葑合污染的原因之一。

3. 漁產

除諸果品之外，西湖中水產亦豐。如《夢粱錄》稱西湖中所產之鯽「骨軟肉鬆」；又因西湖葑田，故亦產蟹。⁴⁶此等記載雖見於南宋時書，但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年〉有句云：「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夤緣，問道若有得，買魚勿論錢」，⁴⁷則可推知在北宋時的西湖上已有漁產的買賣了。而除食用外，

西湖亦提供有屬於奢侈品的觀賞用金魚，在「今錢塘門外多畜養之，入城貨賣，名魚兒活，豪貴府第宅舍沼池畜之。」⁴⁸至於在湧金門外的延恩院，在

42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湖，〈西湖〉，頁4936。

43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2，今產，〈果〉，頁64。

4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58，風土，物產，〈果之品〉，頁557－558。

45 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抽印本）

70(1999): 122－123。

46 吳自牧，《夢粱錄》，卷18，物產，〈蟲魚之品〉，頁291。

47 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上，前集，卷7，頁113。

48 吳自牧，《夢粱錄》，卷18，物產，〈蟲魚之品〉，頁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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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時成為養魚莊，⁴⁹或亦提供此觀賞用魚。此類奢侈品性質的魚類既是「豪貴府第宅舍」所畜養，則應是南渡後，因貴人富商聚居杭州，產生對奢侈品之需求而形成的行業。

縱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亙整個南北宋時期，杭州居民在對西湖水本身的應用上是多樣化的。自唐李泌開六井以來，西湖成為杭居民用水的重要來源，歷南北宋而不竭，更在南宋時形成了「西門水」的俗諺。此一諺語的形成雖在南宋，然其背後卻是自唐以來對西湖之水持續利用經營的體現。

蘇軾強調若西湖葑合，六井廢壞，「則舉城之人，復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

50說明了西湖水對杭州基本卻又不可或缺的重要性。即使「東門菜，西門水，

南門柴，北門米」呈現出以南宋杭州為中心的第二、三層次市場圈的特色，

51然與其說「西門水」是流入杭州的物資，毋寧說其是上述的架構之所以能形成的基礎。

南宋以杭州為首都，帶來杭州的發展，也豐富了「西門水」的內涵。前述以西湖水為源的救火、釀酒、種植、漁產等用途，皆非自南宋始，但南渡後人口的激長，確實在「量」的方面提升了西湖在諸多用途上的呈現。此外，

南渡後的杭州吸引了大批的富商、貴族，這些新移民對生活奢侈品的需求，

亦改變了西湖水在上述功用上「質」的改變。《隨隱漫錄》載杭人飲食奢華之狀說：「如羊頭簽只取兩翼，土步魚只取兩腮。……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⁵²正是此種對奢侈品的消費，始形成對上述高級蓮，芡等，乃至金魚養殖的需求。就此，可知隨著杭州的發展，西湖之水對杭州居民的功用亦日有演進。

49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79，寺觀5，寺院，自涌金門外至錢湖門，〈延恩院〉，

頁765。

50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79。

51 （日）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338－340。

52 陳世崇，《隨隱漫錄》，收於《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共10冊（台北：新興書局，1978），

冊3，卷2，頁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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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湖河道的經營

除去西湖水本身為杭州帶來的諸多效益外，以西湖為源流的諸多分布於杭城內外的河道同樣對杭州有著莫大的重要性。湖泊既是作為流域水系的一部份而存在，⁵³則杭州地區的河道必不以西湖為唯一的水源，然這一點並不減低西湖對杭州地區之河道的重要性。《浙西水利備考》云：

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轉展遞注，皆受西湖之水。……湧金水門等三處入城湖水為諸河之源，城中諸支河為湖水之委。……議者急運河而緩支河，次急支河而不思深廣湧金水門之水，非探本之論也。今欲深廣來源，尤宜先濬西湖。⁵⁴

而《西湖志》則稱西湖「湖水三路入城，委折流通，復出城而會流於上下兩塘河，以至半山、臨平、海寧等處」，⁵⁵可知西湖實為杭州地區河道重要的水源之一。以下先分別就灌溉用河塘、杭州城內河道與杭州城外河道加以討論，再針對西湖及其相關河道與杭州間的關係進行分析。

(一) 灌溉河塘

就西湖河道最基本的功用而言，當即為灌溉。白居易（772－846）〈別州民〉詩云：「惟留一湖水，與汝救荒年」，⁵⁶所指即西湖在荒年時的灌溉之功。然西湖水並不只灌溉瀕湖周圍的田地。白居易又指出「自錢塘至鹽官界，

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只要蓄洩得法，「即瀕湖千餘頃田

53 金相爛等，《中國湖泊環境》，共3冊（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冊1，頁60。

54 （清）王鳳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備考》，〈浙省內外城河圖說〉，頁51－52。

55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2，卷7，〈隄塘〉，頁618－625。

56 （唐）白居易，〈別州民〉，收於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卷 23，律詩，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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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凶年矣」，⁵⁷可見西湖湖水也經由河道而擴展其灌溉的功能與範圍。

蘇軾所稱西湖五不可廢者，其中一項亦強調因西湖「而下湖數十里間，

茭菱穀米，所獲不貲」，⁵⁸同樣說明了西湖在宋代的灌溉之用。《西湖水利考》

稱蘇軾守杭時，曾為經理西湖而築石堰，其「則用瓦筒石槽匯之西湖者，注之運河，春漲不使汎行，秋霖不使驟益，……自仁和以抵海寧，阡陌數千頃，

皆賴湖水以救亢旱。」⁵⁹單純由西湖本身放水，則受益之田只能限於湖岸，

然經石堰使湖水「注之運河」，則水之所過皆得以灌溉農田，於是西湖的灌溉之功始見廣大。

《西湖志》卷七所列諸塘，就中宦塘、沙河塘、走馬塘、五里塘、蔡官人塘、月塘、沈塘及永和塘之記載，⁶⁰實均引自《咸淳臨安志》與《夢粱錄》

二書，⁶¹同時說明上述諸塘在地望上雖距西湖較遠，「但湖水……會流於上下兩塘河，以至半山、臨平、海寧等處，凡以利溝洫、溉田畝、通商賈、達鹽艖」，故「是西湖其源，諸塘河其流也」，⁶²由此可知上述諸塘在一定程度上是以西湖為其水源的，並且自南宋至清代中前期仍然持續地發揮其作用。

(二) 城中河道

除去上述以灌溉為主要功用的河塘外，杭州城內外另有數條河道貫穿其間，並在宋代的杭州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這些河道多以西湖為其重要的

57 （唐）白居易，〈錢唐湖石記〉，收於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

卷68，碑志序記表贊論衡書，頁941－942。

59 （清）吳農祥，《西湖水利考》，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冊223（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301。

61 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8，山川17，塘，〈城內外〉，頁381－382，及吳自牧，《夢粱錄》，卷11，〈池塘〉，頁225－226。惟《西湖志》中所稱之「宦塘」，

在《咸淳臨安志》中稱「宦河塘」，在《夢粱錄》中則稱「官河塘」，其名稱雖異，但其地望及記載則一。

(12)

源流之一。《淳祐臨安志》強調「杭之河渠，自昔以為大政者無他，務使江水不入，湖水不出，則無患矣」，⁶³實說明了無泥沙淤積困擾之西湖水對杭州河道的重要性。

杭州城中共有四條主要的河道，為鹽橋運河、市河、茅山河、清湖河。

就中鹽橋運河、市河及茅山河為南北流向，北承杭州城諸河以溝通江南運河；南接錢塘江以溝通浙東運河。而清湖河亦為南北向，惟自西引西湖水以注入城中其他河道。

四河中以鹽橋運河為最長。其南自宮城北面的和寧門外上行，北向直至杭州城北端的天宗水門出城。另有一脈則在梅家橋處（亦位於城北）分流左向由天宗水門左側的餘杭水門出城。此河縱貫整個杭州城，是四河中航運量最大的河道。⁶⁴

市河位於鹽橋河西側，南自清冷橋（約位於杭城東南隅，德壽宮左側附近）北上，在仁和縣附近的仁和倉橋以北合茅山河水西轉出餘杭水門。

茅山河，又作茆山河，位鹽橋河東側，主以錢塘江水為源。其由杭城東南隅的保安水門入城，北行至梅家橋左轉會入鹽橋河。此河南出保安水門，

經城外的貼沙河（又稱運河、裏沙河⁶⁵）接錢塘江，故此河實是河沙淤積最嚴重的河道。又因鹽橋河與茅山河在保安水門處入城後亦有會流，故而往往亦因茅山河帶來的河沙而致淤積。

清湖河亦分兩脈。此河先由清波門入城，經過府治前上行，在渡子橋處會湧金池水，東轉至三橋再向北，在以東青門、錢塘門為兩端之東西軸線的中點眾安橋附近入市河。另一脈則在前一脈尾段的清湖橋附近轉西北，經錢塘縣前、景靈宮而出餘杭水門。

63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頁4940。

64 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頁90。

65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城外諸河，〈運河〉，頁4941。又見潛說友，

《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外，〈運河〉，頁355。

(13)

以上即是四河的大略。⁶⁶其中鹽橋運河、茅山河原應主以錢塘江為源，

因而常致淤積。加上市河亦與鹽橋河相通，故若以錢塘江為主要源流，則城中主要河道必難逃淤塞的命運，一如《淳祐臨安志》所稱「而鹽橋河、市河日納潮水，泥沙混濁，一汛一淤。」⁶⁷然城中運河一旦阻塞，對杭州之影響便立刻顯現。蘇軾便曾指出若城中諸河因失開淤積，其影響即甚鉅：

……則公私雍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得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運河乾淺，

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蒭，亦緣此暴貴。⁶⁸

可見城中運河通暢與否，關係著杭城物資之出入與民生日用品價格的貴賤。

若是每遇淤積便行動工開挖，則又易造成「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吏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嚇人戶，……及工役既畢，則房廊邸店，作踐狼籍，園囿隙地，例成丘阜。」⁶⁹

為改善此種惡性循環，蘇軾乃發動整治工程。他首先開濬茅山、鹽橋兩河。其次在鈐轄司前設一閘門，在錢塘江漲潮時便關畢此閘，使夾帶泥沙的江水徑入茅山河而出天宗水門，待潮平泥沉水清後，再行開閘，使江水亦入鹽橋河。據此推測，則鈐轄司前閘應位在保安水門內茅山、鹽橋二河會流處，

始能有此功能。而茅山河雖受江潮，但其於城北梅家橋處轉入鹽橋河之際，

因距離已遠，泥沙沉墜，故不致使鹽橋河淤積。而茅山河縱然淤積，「乃在人戶稀少村落相半之中」，⁷⁰即使開淘，亦不致為大患。

又為確保鹽橋河水量的充足，蘇軾因此又開鑿溝渠，使原本不相連結的清湖河與鹽橋河得以會流，於是又有了來自西湖的清水來補充鹽橋運河的水

66 此處所指出的地望只是大略，四河詳細的地理位置請參考附圖。又可參考李志庭、樓毅生，

〈運河與杭州〉，收於唐宋運河考察隊編，《運河訪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頁325－347，及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頁90－94。

70 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82

(14)

量，使之不虞匱乏。

經過上述工程，西湖至此亦與杭州城中河道連為一體，成為其之主要的水源，而錢塘江水則處於一輔助性的地位，按其潮時，供給清水。此後杭城河道與西湖雖亦屢經整治，但此一模式大致終宋世而未變。隆興二年

（1164），臨安守臣仍奏稱：「城裡運河，……取西湖六處水口通流灌入。」

71當即蘇軾所奠定之基礎的成果。此即《西湖水利考》所稱：「宋之水利，分湖於江者也。分湖於江，……使湖強而江弱，湖為主而江為輔，而郡受其利矣。」⁷²

(三) 城外河道

西湖並不只是杭州城內河道的主要水源之一，城外河道亦有賴其為源者。按《淳祐臨安志》載，在杭城外有一「城外運河」，其「在餘杭門外，

北新橋之北。通蘇、湖、常、秀、鎮江等河，凡諸路綱運及販米客船，皆由此河達于行都。」⁷³《咸淳臨安志》所載亦同，只是以潤州取代鎮江，並改稱為「新開運河」。⁷⁴而《杭州府志》亦有相同之記載，亦稱「新開運河」，

並據《讀史方輿紀要》稱此河「其源有三，一自城西北三里西湖壩上，承西湖之水。」⁷⁵則可知城外運河與新開運河實為一河，且亦以西湖為其源頭之一。此一運河既是出入杭州的「公私經行之道」，⁷⁶則前文蘇軾所稱進入杭州

71 （元）脫脫等撰，《宋史》，共4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7，卷97，志第15，

河渠7，頁2400。

72 （清）吳農祥，《西湖水利考》，頁304。

73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城外諸河，〈城外運河〉，頁4943。

74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外，〈新開運河〉，頁356。

75 見（清）龔嘉泒修，李榕纂，《杭州府志》，共10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冊2，

卷24，山水5，〈新開運河〉，頁629－630，及（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共20 冊（台北：新興書局，1956），冊14，卷90，浙江2，〈運河〉，頁3762。

76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冊14，卷90，浙江2，〈運河〉，頁3762。

(15)

的「穀米薪蒭」當即經此而入杭城中的諸河道。而紹興九年（1139），宋高宗（1127－1162在位）奉迎兩宮南還，「設降舟幄，就餘杭門外北郭稅務亭排辦」，⁷⁷則兩宮亦應經此一運河南還杭州。

然此一城外運河並非直達餘杭門，而是處於「北新橋之北」。其間應是以下塘河作為銜接的一段河道。下塘河從城北的天宗水門、餘杭水門接鹽橋河、市河及清湖河之水，合於北郭稅務前，再合城東諸水與城北泛洋湖之水，

分為兩派，西派「由西北過德勝橋，……，北新橋以北入安吉州界。」⁷⁸則此河當即經此脈上接新開運河，《杭州府志》亦稱「下塘河西北接新開運河」。

79前引《西湖志》稱西湖水委折流通，「復出城會流於上下兩塘河」，可知此下塘河亦應與西湖有所溝通。

由以上所述可得到此一以西湖為源流之一的河道系統：以杭城西北隅的餘杭門為中點，以南是杭州城內的鹽橋河、市河、清湖河，由清湖河引西湖水為源，而錢塘江則以其潮沙易淤之故，作為一補助性的水源而存在，經茅山河而注入城中的河道，因而控制潮水進入鹽橋、茅山會流處的閘門便十分重要，若閘門廢壞，則潮水往往直灌鹽橋河而造成淤塞。餘杭門以北則是由下塘河經城外（新開）運河而達於蘇、湖等地，並同樣以西湖為其源流之一。

此一河道系統顯然自北宋時已在發揮作用。前引蘇軾〈申三省起請開湖六條狀〉已指明若是城中運河淤塞，則不但城中物資輸出困難，便是城中日常生活所需亦會因運輸困難而價格暴貴。可知北宋時，城中諸河已擔負起物資分配的重任，並且由城中運河流通的物資亦必不只穀米而已，如鹽橋運河之所以得名，乃因其上有鹽橋一座，「以宋時榷鹽於此，故名。」⁸⁰

迨至宋室南渡，杭州人口大增，對物資管道通暢之倚賴有增無減。淳祐

7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2之15，頁7338。

78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城外諸河，〈下塘河〉，頁4941。

79 （清）龔嘉泒修，李榕纂，《杭州府志》，冊2，卷24，山水5，〈新開運河〉，頁629。

80 （清）丁丙著，潘一平、孫云清、顏依清整理校點，《武林坊巷志》，共8冊（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5冊，羲和坊2，鹽橋，〈涂說〉，頁65。

(16)

七年（1247）夏季大旱，城外運河乾涸，乃至杭州「米船不通。……每米一石，步擔費幾十餘千，米價之增，實由於此」，⁸¹可見運河對南宋杭州的重要不曾稍減。而除民生必需品外，各種奢侈品如水果、藥材、北珠等亦經由運河而至杭州的達官貴人手中。⁸²此一南北軸線既是杭州經濟上的幹線，⁸³也是杭州的生命線，⁸⁴而西湖既為此運河系統的水源之一，其重要性當然不容忽視。

北宋時，蘇軾已強調「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若湖水不足，

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泥沙渾濁，……為居民莫大之患。」⁸⁵此語已點出了整個杭州運河系統與西湖間的依存關係，若無西湖，則潮沙淤積嚴重的錢塘江勢不可能支持杭州城內外的運河，即令可以，宋朝政府亦需付出極大的人力物力與社會成本，始能維持河道的通暢可行。到了南宋，確保運河通暢更是歷任當局的大事，所謂「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是也，⁸⁶故治理運河及開撩西湖更見頻繁。如紹興八年（1138），守臣張澄（？－1153）「……開濬運河堙塞，以通往來舟楫。」⁸⁷而在紹興九年則又命臨安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領，專門濬湖。⁸⁸乾道四年

（1168），守臣周淙又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外河道，五年時又再增置撩湖士兵。

89以上的疏河及撩湖在時間相隔上都不算遠，這應和西湖與杭城河道間緊密的關係是分不開的。隆興二年（1164），臨安守臣稱：「城裡運河，先已措置

81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城外諸河，〈城外運河〉，頁4943。

82 關於杭州商品的輸入，見全漢昇，〈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收於《宋史研究集》，第3輯（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委員會，1984），頁281－320。

83 （日）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352。

84 李志庭、樓毅生，〈運河與杭州〉，收於唐宋運河考察隊編，《運河訪古》，頁341。

86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47，秩官5，〈張澄〉，頁455。

87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7，卷97，志第50，河渠7，頁2400。

88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7，卷97，志第50，河渠7，頁2398。

89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7，卷97，志第50，河渠7，頁2400、2398。

(17)

北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六處水口通流灌入。」⁹⁰說明了西湖水在南宋時仍源源注入杭城運河中，因而對運河水量的維持與開濬在一定程度上脫離不了對西湖的整治。

然對西湖的整治並非只為城內運河。前文提到淳祐七年的夏季大旱，城外運河為之乾涸，西湖亦復如此。為此，當時的知府趙與再度進行一大規模的整治工程。一方面，趙與「鑿渠，引天目山水……，折入溜水橋斗門，

凡作數壩，每壩用車運水而上，從尉司畔流入上湖」，⁹¹上湖即西湖。而天目山，據《輿地紀勝》載，乃「在臨安縣西五十里」。⁹²這是一個由天目山引水補充西湖水量的工程。除此之外，趙與又對乾涸的城外運河進行開挖濬深的工程。⁹³上述工程，雖然在《淳祐》、《咸淳》兩志上均見分載，然正如前所述，西湖既為城外運河的三處源流之一，則西湖水量的補充，不可能對城外運河的乾淺毫無助益。

所謂「西湖之利，上自運河，下及民田」，⁹⁴其理由便在西湖不但供應杭州居民的民生日用，同時也是杭州河道的源流之一，⁹⁵而這些河道不但灌溉了杭州周圍的農田，且又成為杭州的生命線。正是在這一點上又再體現出西湖與杭州間密不可分的關係。

我們可再自茅山河的堙塞一窺西湖對杭州內外河道之重要。在元祐年間蘇軾所主持的工程中，開濬了茅山、鹽橋二河。其中茅山河因「專受江潮」，

96因此其淤塞之患已可預期，但因此河只是一引錢塘江水以補充鹽橋河的輔

90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7，卷97，志第50，河渠7，頁2400。

91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湖，〈下湖〉，頁4939。

92 王象之，《輿地紀勝》，共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冊1，卷2，兩浙西路，臨安府，景物下，〈天目山〉，頁161。

93 事見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河渠，城外諸河，〈城外運河〉，頁4943，及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外，〈新開運河〉，頁356。

95 事實上，以西湖為源的河道並不限於本文所述者，然因其餘的河道在與杭州的關係上不如本文所述者明顯及重要，故不列入討論之中。

96 （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1，卷1，水利1，〈歷代開濬始末〉，頁

(18)

助性河道，加之其周邊人戶稀少，故在北宋時並不構成杭人的困擾。

南宋的杭州發展到了另一高峰，使原本較空闊的城區東部漸為人所開發，但此一情形並未使茅山河因周邊居民增加而受到較多的重視。按《咸淳臨安志》載，原處德壽宮東側的茅山河「因拓展宮基，填塞積漸，民戶包占，

惟存去水大溝」，⁹⁷自此茅山河便日漸淤積，「中廢久已」。⁹⁸然對照前文所述對以西湖為源諸河道之重視，宋代時人似對以錢塘江為源之茅山河的存廢似不大關心，記載亦不多。就此，我們或可推測，這應與西湖和錢塘江二大河道源流的優劣有密切的關係。錢塘江之潮沙對河道的傷害，自蘇軾時已為宋人所認知，故不曾將之視為杭州河道主要的源流，而西湖之水的清澈自蘇軾以來亦同為宋人所瞭解，因此以西湖作為杭州河道源流的價值也受到了認可，前文引《淳祐臨安志》稱杭州水利「務使江水不入，湖水不出」便已體現出將湖水置於江水之上的概念，再對照蘇軾對西湖所帶來運河之利的認識，則顯然湖優於江的看法在整個宋代實一直都存在。茅山河既是以江為源，則在江次於湖的認知下，保持西湖以便在一定程度上保持運河的作法必然加深了宋人對西湖的重視，因而宋人對茅山河淤積的漠視也就可以理解了。

由以上所述，可知宋代杭州的水利實是「湖為主，江為客，……通江以受其灌溉，固不可廢，而湖之利由深矣」。⁹⁹易言之，運河雖為杭州之生命線，

而西湖更是維持此一生命線不可或缺的基礎，其對杭州之重要性也就不言而喻了。

83。

97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內，〈茅山河〉，頁352。

98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內，〈茅山河〉，頁352。

99 （清）吳農祥，《西湖水利考》，頁303。

(19)

三、西湖水利發展之問題與因應之手段

西湖既緊臨杭州，又對杭州居民具有重要的依存關係，則西湖必定會因此一關係的存在而面臨種種程度不一的破壞。基於此，兩宋時期對西湖的整治維護工程也就不曾間斷。

對西湖及其相關井眼、河道的破壞可分為自然與人為兩方面。而就自然的破壞而言乃較為單純。《咸淳臨安志》載：

……始因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流為三道，雨甚則泥滓侵濁西湖。故於錢湖門之北城下置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為小渠，引水直至澄水閘入湖。又有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至長橋下入湖。……¹⁰⁰

按錢湖門位於杭州城西南隅，是杭城西側最南端的城門，城門內即萬松嶺、

吳山、鳳凰山等山頭。以上諸山之水即經由錢湖門下流出城而注入西湖。而長橋則位於錢湖門外，其南與東側即為方家峪、南屏山等山頭，其水亦下流注入西湖。由於上述諸山皆直逼湖岸，故其上之水易因大雨而夾帶泥沙流入西湖，不但混濁湖水，也容易造成湖身的淤積，因而設閘門於山水入湖處，

以免泥沙流入湖中。

而除了自然的侵蝕外，人為的侵占、污染或許才是南北宋時的西湖所遭遇到最嚴重的破壞。早在蘇軾大規模整治西湖及其河道、井眼之前，西湖便已深受人為破壞侵占之苦。慶曆元年（1041）時，鄭戩（992－1053）知杭，

「時錢塘湖葑土堙塞，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¹⁰¹因此鄭戩乃發動屬縣丁夫進行開撩。然一次的開撩並不能保證西湖湖面的維持，故而有了蘇軾的全面整治工程。

由於元祐年間的西湖已又陷於湖面葑合乾淺的狀況，加上蘇軾稍前所疏挖的運河亦需西湖活水灌注以保證水量充足，因此整個北宋時期規模最大的西湖整治工程於焉展開。西湖之所以自鄭戩後又日見堙塞，主要的原因乃在

100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9，山川18，水閘，城外，〈澄水閘〉，頁396。

101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28，卷292，列傳第51，〈鄭戩〉，頁9767。

(20)

「湖上種菱人戶，自來臠割葑地，如田塍狀，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

102為使開浚工程順利，蘇軾乃採取以下步驟：首先，蘇軾利用浙中梅雨季節，

湖中葑草浮動之際，予以清除，而清出的湖面廣達二十五萬餘丈。蘇軾以「湖南北三十里，環湖往來，終日不達」，¹⁰³乃以所清葑草為材，積於湖中為長隄，

即為有名的蘇公隄。

其次為確保開撩的成果，蘇軾更訂立制度。由於西湖周圍民戶種植茭菱由來已久，且「……吳人種菱，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不遺，然後下種」，

104故若把原來的葑田轉變成菱蕩，則可免去茭草堙塞的困擾，因此乃有限地以所開湖面許人戶請佃種菱。但為防止人戶又臠割請佃的湖面為界，造成葑合，故只許請佃者以竹木標插四至。此外，若請佃人戶有不能切實除治所租佃水面的葑草，或者侵佔界外湖面等違規行為，則許人告發，並予以罰鍰，

或取消其租佃權。

蘇軾又以所收之菱蕩課利交付錢塘縣尉司，成立「開湖司公使庫」，¹⁰⁵以之供給未來逐年雇人開湖的費用。同時又以錢塘縣尉兼管開湖司公事，負責諸開撩事宜。

而除對被侵占的西湖湖面進行整治外，蘇軾也注意到城中河道所遭遇的問題。城中鹽橋運河早在蘇軾到來之前，便已因兩旁人戶的屋舍侵奪河岸牽路而進行過拆除。待蘇軾發動治河之時，「而兩岸人戶復侵占牽路，蓋屋數千間，卻於屋外別作牽路，以致河道日就淺窄。」¹⁰⁶所謂「牽路」，即是河船逆流上溯時，河岸牽夫以繩索拉引船隻以行進的通道。¹⁰⁷此牽路本應為最靠

103 楊慎，〈蘇堤始末〉，收於（清）李衛等修，傅王露等纂，《西湖志》，冊2，卷7，隄塘，〈蘇公隄〉，頁602－603。

107 關於牽夫概略的工作情形，可見周寶珠，《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開封：河南大

(21)

近河道的土地，卻為人戶侵占，才又向外擴張別造牽路，自然使河道日蹙，

不利航運。

原本此等屋舍應該拆除，但在居民的請求關說下，蘇軾終採取就地合法的做法：

（侵佔牽路之屋舍）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遽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¹⁰⁸

因此上述屋舍並未拆除，只是量地徵收賃錢，作為修補木岸的費用。

蘇軾對西湖及其相關河道的整治與管理，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詳盡規劃。

109從以上所述，有兩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在對西湖及其河道進行整治之際，

當局的規劃往往必需與外力妥協，如蘇軾對侵占牽路人家的就地合法。這一點在南宋時將更為明顯，甚至某些破壞侵占行為便是出自於官方，或是經官方的允許、袒護而形成。也因此，縱然已有詳盡的規制，然西湖及其相關河道的阻塞、堙合始終不曾根絕。其二，則是在南宋時，對西湖及其河道破壞的記載上始出現「穢污」一類的字眼。前述蘇軾等對湖、河的整治，所措意者均是以清除淤積、被侵占的湖面、河道為主，而此雖造成社會公利的損害，

但仍未見到此種人為破壞所造成的污染與公共衛生威脅。當然，既已有人戶侵占湖面、河道，則污染行為應即已存在，但既未見到對此等破壞的描述，

則或許在北宋時，此間的污染行為尚未達到明顯威脅的程度（或說：尚未達到已受當局重視的程度）。然在南宋時，由於人口的增加，污染行為愈行嚴重，產生公共衛生的問題，¹¹⁰加上湖、河、井實為一體，單一處的污染往往

學出版社，1997），頁62。又本書亦附有影印《清明上河圖》，見本書附《清明上河圖》

卷之四。

109 事實上，在蘇軾對運河所制定的規劃中，尚包含對掌握浙江潮水入城時間之○轄司前閘的管理辦法其大略已在前文提及，惟因其並不涉及西湖之系統，故不贅論。其詳請見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收於《蘇東坡全集》，冊下，奏議集，卷7，頁483。

110 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頁120。

(22)

便影響甚鉅，使得穢污湖河成為當局除堙塞淤積外，另一必須發動整治工程的重要理由。

前文以述及北宋時西湖周圍種植菱芡的情形。而蘇軾的規劃，乃是有限出佃湖面予周遭民戶，一方面由民戶在種菱時清除原生的葑草，一方面以所收利錢作為開湖的費用，以確保湖面之保全。此一構想雖稱完善，但進入南宋後，此一構想也無法確保其預設的成果了。

紹興九年，知臨安府張澄便奏請招置廂兵二百人，由錢塘縣尉兼領，專一濬湖，「若有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置於法。」¹¹¹紹興十九年（1149），

又因西湖「近來穢濁堙塞」，¹¹²郡守湯鵬舉除重加開濬，修砌六井水口，並要求「重開申佃種菱荷及濁汙水道之禁。」¹¹³乾道五年，郡守周淙又因「有力之家又復請佃湖面，轉令人戶租賃栽種茭菱，因緣包占，增疊隄岸，日益填塞」，故行開撩，並「禁止拋棄糞土，栽植茭菱及澣衣洗馬，穢污湖水。」¹¹⁴ 至咸淳年間（1265－1274），守臣潛皋墅（即潛說友）亦仍申請朝庭，「乞行除拆湖中菱荷，毋得存留穢塞，侵占湖岸之間。」¹¹⁵

由此可見，除「澣衣洗馬」一類行為會穢污湖水外，西湖湖身最主要的污染源即是茭菱一類的種植。正如前文已說明的，西湖所產的茭、菱、芡、

荷等，本已屬上品，至南宋成立，人物聚集，對之需求大增，造成民戶大量侵奪湖面種植的情形。種植茭菱一類之所以容易污染湖水，乃因種植者「往往於湖中取泥葑夾，和糞穢包根墜種，及不時澆灌穢污」，¹¹⁶造成湖水不潔。

由於杭州用水極依賴西湖，此等污染便顯得十分嚴重了。特別是「自湧

111 （元）脫脫等撰，《宋史》，冊7，卷97，志第50，河渠7，頁2400。

112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2，山川11，湖上，〈西湖〉，頁329。

113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山川，湖，〈西湖〉，頁4936。

115 吳自牧，《夢粱錄》，卷12，〈西湖〉，頁227。

(23)

金門北，至錢塘門一帶荷蕩，正係六井水口」，¹¹⁷污染既甚，則城中飲水品質便令人憂心。而除飲水外，杭州釀酒水源亦取自西湖，故受污染影響亦大，

因此有「祭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污，渠流混濁，乃命別醞焉」的情形。¹¹⁸

事實上，上面的種種污染並非全是民戶所造成。就中有不少污染者即是官方本身，或經官方縱容所造成。如清波水口臨近聚景園，「初園隸內司，

守者利於陸種岸水所入，有司莫敢過問」，而玉蓮堂、豐樂樓水口的菱蕩「穢污尤甚，蓋由前是官利租入，仍踵舊弊」。¹¹⁹甚至也有「諸處軍兵，多就湖中飲馬，或洗濯衣服作踐，至令污濁不便」的情形。¹²⁰

至於某些達官勢人，所為就更惡形惡狀了：

會殿中鮑御史度劾奏，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陳敏賢，廣造屋宅於靈芝寺前水池，庖廚湢室悉處其上，諸庫醞造，由此池車灌以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提點御酒庫劉公正，

廣造屋宅於李相國祠前水池，濯穢洗馬，無所不施。一城食用，由此池車灌以入，億兆黎元之生，將共飲污膩而起疾疫之災。¹²¹

以上這些污染都對西湖造成莫大的傷害。

至於城中諸河，因更接近於民居，所受污染亦不遑多讓。紹興四年

（1134），兩浙運副馬承家等奏稱：「臨安府運河開撩漸見深濬，今來沿河兩岸居民等，尚將糞土瓦礫，拋擲已開河內。」¹²²對運河的傷害顯然可見。雖說杭州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群搬運而去」，¹²³但終究無法消耗居民每日所製造出這許多的垃圾，乃至「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塞，久之乃成丘

118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3，卷89，紀遺，〈紀事〉，頁883。

12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17之18，頁7605。

121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3，山川12，湖中，〈六井〉，頁335－336。

12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17之21，頁7607。

123 吳自牧，《夢粱錄》，卷12，〈河舟〉，頁237。

(24)

阜，……每以開濬，遠不過五年，近則二三年，又復如昔矣。」¹²⁴

此外，杭州人口繁夥，對食物需求量亦大，而奢侈之風又盛，對食品的拋棄亦視為當然（見前文），則這些廢棄食料流入溝渠中，¹²⁵自也會進入河道中，考慮南宋杭州每日所消耗的食品，則這些流入河道中的殘餚剩菜亦應對城中河道造成嚴重的污染。

面對這種種的污染，南宋政府所採取的應付手段仍未脫蘇軾之設計，即定時疏浚，並制定辦法，試圖以法律限制對湖河的污染。

如前述紹興十九年時，郡守湯鵬舉因西湖污濁穢塞，乃動工開撩，又因西湖水經水口而入城中六井，因此亦「修砌六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閘板，

量度水勢，通放入井」，並重申「……永不許請佃栽種。」¹²⁶乾道五年時，周淙亦申明朝廷，乞禁止穢污湖水，並「……重修諸井溝口了畢」，同樣「不許人戶請佃種植茭菱，……或有違戾，許人告捉。」¹²⁷淳祐年間大旱，湖水乾涸，郡守趙與也曾盡除湖中菱荷茭蕩，以免有妨水利。¹²⁸而在咸淳時，

守臣潛說友亦曾拆除湖中菱蕩，並重修諸井，「且於水所從分之處浚海子口，

以澄其源。……旁為神祠，置守者，使無敢污慢」，¹²⁹並亦開修了「淤塞相習，

工力不時，隄圮水涸」的清湖河。¹³⁰

以上所述的歷次工程，只是南宋時期諸多對西湖及其井眼、河道之整治中的幾次。由歷次的整治重點多類同及整治之頻繁來看，似說明了這些工程的效果有著一定的限度。而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外力的介入與破壞，往往即是削減各種整治工程之效果的原兇。

125 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頁125。

128 施鍔，《淳祐臨安志》，卷10，湖，〈西湖〉，頁4936。

130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冊2，卷35，山川14，河，城內，頁355。

(25)

前已說到「有力之家」往往因垂涎於茭菱之利而違禁侵奪湖面種植，而官方同會因利於對菱蕩所徵課之收入，而對違禁請佃湖面的行為予以縱容。

至於一些貴家更公然將廚房廁室的污水排放於六井水口之處。這種種的破毀，都是使得原本規劃完善的法條行同具文的原因。至於一般小民任意將糞土垃圾棄置湖、河的行為，就更禁不勝禁了。

然即令政府確有心整治西湖及其相關河道，也未必沒有反對之聲。紹興三年（1133），高宗有意發旁郡廂兵及壯城、悍江兵開撩運河，宰臣朱勝非

（1082－1144）反對道：「……臨流人侵塞河道，悉當遷避。……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非便，恐議者以為言。」¹³¹可見整治工程在杭州已是人戶密集的狀況下，往往必需影響湖、河周圍居民及既得利益者的利處，而時見反對之聲（前述諸清除湖中菱蕩的工程發動時，可以想見類似的反對辨論必亦曾出現）。同時，這一點也反映出即使是政府內部，對於西湖及其河道對杭州的重要性也有不同的看法，從而影響了其對整治工程必要與否的認識。

而就算整治工程進行了，就中亦偶有冒濫貪瀆情事之發生。如紹興四年的運河開撩工程中，便有御史辛炳奏稱：

開河兵級及部役幹當官吏，……量行犒設具到。……然名色猥多，不無冒濫。如樞密院使臣七員，何預開河之事？轉運司主管催驅工料官共八員，既逐州軍官兵認定，各有部役兵官，何用驅催？轉運司主押官并貼司共五人，……如壕寨等官下人吏共三十二人，彈壓官下使臣七員，皆是冗數。……往往覬畢工，保奏恩賞。¹³²

可見在整治過程中時有侵吞公帑，循私舞弊的情形發生。

此外，宋代政府所設立的西湖開撩機構也往往陷於有名無實的局面。如前所述，在蘇軾發動西湖整治工程時，曾同時成立一「開湖司公使庫」，作為管理、運用所收菱蕩課利的機構，並以錢塘縣尉帶管開湖司公事。此一機

13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17之19，頁7606。

13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17之19，頁7606。

(26)

構在北宋時的運作情形已不得而知，但到南宋初年，此一機構顯然已因各種原因而消滅了。因此在紹興九年的整治工程期間，知臨安府張澄才又請求招置廂兵二百人，由錢塘縣尉兼領其事，專門負責浚湖，「其或借他役，計贓定罪。」¹³³然即令如此重罰也無法確保本機構的持續存在。紹興十九年，湯鵬舉動工浚湖，並條具事宜，指出在紹興九年所招置的廂兵員額至其時「見管只有四十餘人」，因此再度「湊及元額，蓋造寨屋舟船，專一撩湖，不許他役」，並「欲專差武臣一員知通，逐時檢察。」¹³⁴殆至乾道五年，安撫周淙又稱撩湖軍兵「見存止三十五名」，因而「今欲增置撩湖軍兵一百人，修蓋寨屋，置造舟船，就委錢塘縣尉并本府壕寨官一員，於銜位內帶主管開湖事。」

135然而在乾道九年（1173）又出現了「所存止二十有五人」的情形。¹³⁶這種情形固然顯示了宋代西湖開撩機構維持的不易，然而政府願意花費人力、物力，不斷地重新成立此一機構，正說明了宋代政府（尤其是南宋政府）對西湖重視的程度之深。

由以上所述可知，宋代西湖由於杭州城的發展，不但面臨了種種程度不一的人為破壞，同時政府維持西湖的各種努力，乃至以維持西湖為專責之機構的效能也往往因為外力的介入而大打折扣。然即令面對這些不利的情形，

西湖在有宋一代仍能存在，不致如杭州周圍其他的湖泊因人為的圍湖造田而堙滅，¹³⁷並大體維持良好的情形。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即使程度不一，但西湖對杭州的重要性卻普遍受到宋人的注意，前述歷次強調西湖存廢之重要性的宋人言論與西湖開撩機構的屢廢屢立便可證明此點。但也因西湖同杭州間緊密的關係，亦使之無法免除各種人為的破壞。此加諸於西湖及

13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8，方域17之23，頁7607。

136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5，食貨8之31，頁4950。

137 闕維民，《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頁4。

(27)

其河道的破壞，與時人對西湖的重視、經營，實為一體之兩面，質言之，即二者均為西湖與杭州間緊密關係的衍生品。由此一角度來觀察，我們也就能理解，由北宋到南宋，隨著杭州的發展，西湖與其相關河道所受之破壞愈形嚴重的關鍵所在。

四、小結

西湖自李泌開六井以來，便與杭州結下不解之緣。除「西門水」是杭人飲用水的主要來源之一外，舉凡灌溉、救火、洗滌、釀酒、養殖、航運等，

皆莫不直接、間接與西湖發生關係。由此觀之，所謂「杭郡水利，莫此為重」，

138實可不言而喻。

今日的西湖，主要是作為杭州的風景區而聞名，然這一點絕非西湖對杭州最主要的功能，此可由前面的討論加以證明。縱然西湖「自唐及國朝（指宋）號游觀勝地」，¹³⁹但沒有前述種種對杭州而言極為重要的功能存在，則此

「游觀勝地」不可能受到如斯重視，也就不可能由唐至現代仍受到仔細的呵護與經營，甚或早已因葑合而消失了。從這個角度而言，若將西湖所提供的游賞之趣視為西湖的另一重要功能，則或可說此一功能之所以存在，實是前述種種實際民生功能得以發揮下的衍生品。

宋代杭州的歷任長官亦多能認識及此，故對於西湖與其相關河道之治理不遺餘力。再加上南宋定都於此，更使西湖直接受到來自統治階層的關注。

因而，在南北宋時期杭州的發展歷程中，西湖雖曾因一時疏忽而限於幾近淤塞的危險，卻不曾在杭州發展中缺席。甚至，由於杭州在南宋的急劇發展，

雖帶給西湖更大的傷害，卻也使西湖在南宋時在功能上呈現出質與量的提升。就此而言，杭州與西湖實為一整體，即西湖的存在奠定了杭州得以存續

138 （民國）胡祥翰輯，《西湖新志》，收於《湖山便覽附西湖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1，山水1，〈西湖〉，頁368。

(28)

發展的基礎，而杭州的發展又反過來帶動了西湖的發展。這中間的主客之別在不少時候是相當模糊的。

當然，本章所討論者，只是從民生水利的角度來看待西湖與杭州間的關係，其並非唯一的角度，但此一角度的觀察實為了解兩者間依存關係的基礎。有了這一層認識，我們才能據之以探討西湖如何在宋代成為富麗繁華的

「游觀勝地」。

一、 西湖水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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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湖水利與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