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家世背景
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他出生于汉魏之交，一生 是在魏晋时期度过的；郡望之地在西北边地，自东汉未年遭羌胡骚扰，郡治 属境发生了多次变迁。笼而统之地将傅玄当成西晋士人，而不大注意他在曹 魏时期的重要经历；简简单单地把傅玄算作“北地”人看待，而忽略他的实 际处境，都容易造成误解。而且，还应指出，魏晋时士人的社会地位，既跟 他的郡望、族姓有关，又更注重父、祖生前官爵。
①
因此，了解傅玄其人，必 须首先弄清他的家世背景，包括北地郡的徙迁情形、傅氏的郡望属籍所在，特别是他的父、祖的生平经历。
① 详参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一、北地傅氏的来龙去脉
（一）北地郡治的徙迁情形
北地郡始设于秦代，为秦统一天下所置 ３６ 郡之一，郡治在义渠（今甘肃 宁县西北）。西汉武帝开疆拓境，分天下为 １３ 州，将原属雍州的北地郡划归 新置的朔方刺史部
①
，郡治很可能北迁至马领（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到了东 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 ３５ 年），“省朔方（郡）入并州”（《晋书・地 理志上》），罢雍州而置凉州，北地郡归入凉州所辖，郡治为富平；汉未献 帝建安十八年（２１３ 年），“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②
，北地郡又成了合 并雍、凉二州为雍州后的 ２２ 郡之一。魏晋二代，雍州虽先后分割出凉州、秦 州③
，但北地郡一直属雍州不变，④
郡治改在泥阳。北地郡治于东汉、魏晋时期先后设在富平、泥阳，今地该注何处，必须 联系当时羌胡内侵的态势加以确定，不留意很容易弄错。西汉时北地郡治由 义渠北迁马领，应与北地郡领地向西北拓境至今宁夏灵武以远有关。《汉书・地 理志》根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２ 年）即西汉未年天下户口领地情形，记载 北地郡领县十九。其中西北方向辖有富平、灵州，在今宁夏灵武县南北；东 南方向有泥阳、义渠道，在今甘肃宁县东西，与今陕西省交错毗接。
西汉王朝拓境守边，疆域安宁，毋庸赘言。但是，经过王莽之乱，东汉 王朝建立后，北境的羌胡叛乱内侵却愈演愈烈，始终困扰着东汉政权。东汉 初，北地郡属陇右军阀魄嚣的势力范围，羌胡盘踞，士民内徙。光武帝建武 二十六年（公元 ５０ 年），北地等边郡“郡民归于本土”，“城郭丘墟，扫地 更为”（《通鉴》卷四四）。安帝永初五年（１１１ 年），北地郡内徒池阳（今 陕西三原县北）；顺帝永建四年（１２９ 年），还治旧土；永和六年（１４１ 年），
又徒居冯翊郡境。此后直到傅玄死， １００ 多年间，北地郡再没有恢复旧土 失地，始终寄寓在原冯翊西部，夹在冯翊、扶风二郡之间。东汉一朝，北地 郡三次内徙，即便还治旧土，城郭已遭战乱破坏，“丘墟”而“更为”，显 然再不能据西汉地名所在按图索骥了，变动是毫无疑义的。
首先，东汉时北地郡所领的富平、灵州二县治，绝不可能仍归故地。《后 汉书・郡国志五》出北地郡有六城，户 ３１００ 多，口 １８０００ 余，领县不到西汉 时的 １／３，人口与西汉相比（户 ６４０００， 口 ２１ 万有余），竟不够 １／１０。“六 城”中就有富平（郡治所在）、泥阳、灵州。《郡国志》是根据永和五年（公 元 １４０ 年）的领地作统计的，此前此后，北地郡均曾内徙。
统计情形说明，北地郡采用的是内徒冯翊后的实际簿籍状况。因为《郡 国志》还记载了各郡距离京都洛阳的里程。北地郡在“滩阳西千一百里”，
京兆在“雒阳西九百五十里”，安定郡在“雒阳西千七百里”。这说明，北 地郡治富平距京兆长安很近，当在长安西北的冯翊境内，而距安定郡治临泾
① 顾颔刚《两汉州制考》（载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 祝论文集》）有详考。谭其骧主 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分幅图采用了 顾氏结论。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
③ 魂文帝登基（220 年）后，雍、凉分治。西晋武帝泰始五年（269 年）， 雍、凉二州之间新置秦州。
④ 《三国志・傅嘏传》裴注引《傅子》曰：“李丰与（傅）嘏同州。”李丰 是冯翊人，居三辅之地，属雍 州；北地郡内徙冯翊境，就由凉州改属雍州了，故 二人可称“同州”。
（今甘肃径川县北）尚有 ６００ 里之遥。富平、灵州二县，西汉东汉的北地郡 属地均有其名，具体的地点却因时制宜，不能因袭而用。
其次，东汉初年北地郡第一次内徙又复治旧土后的“灵州”，已不在西 汉时的灵州旧地，而新置于西汉时郡治马领一带。《通鉴》卷五○记载，安 帝元初三年（１１６ 年），邓遵击先零羌于灵州。李贤注“灵州”曰：“故城 在今庆州马领县西北。”即现在的甘肃省庆阳县西北。
①
直到曹魏嘉平五年（２５３ 年）司马昭率军平“新平羌”（新平治今陕西省彬县），“耀兵灵州”（《晋 书・文帝纪》），也能说明东汉以后所称“灵州”，已不在今宁夏灵武附近，而在“新平”以北的西汉时马领一带。金城塞北原西汉灵州、富平之地，东 汉时长期为先零羌据有，丁奚城是羌人的重要据点。永和六年（１４１ 年）东、
西羌合势时，当时的北地太守贾福曾率郡兵挺进射姑山（今甘肃省庆阳县西 北）抗击羌人而败归，更可证明北地郡早已退缩至今甘肃省庆阳县以南。所 以《通鉴》中胡注东汉北地郡常以唐代宁州（今甘肃省宁县一带）指称，可 视作郡境所辖之地。
最后，魏晋时北地郡内徙冯诩，郡治泥阳县也不再是两汉时故地。泥阳 县故址在今甘肃宁县东南，因处泥水之阳得名。东汉永和六年（１４１ 年）北 地郡失守后，内徙冯翊，魏晋时长期末变。《晋书・地理志上》载：北地郡
“统县二，户二千六百”。所统二县为泥阳、富平，泥阳为郡治所在，即今 陕西耀县东南；富平即今陕西富平县。泥阳、富平均属以旧名称新地。至于 北地郡的户口，显然比东汉时又见减少。而且，据西晋时江统《徙戎论》一 文追述来看，汉未北地郡的居民中有一半是羌胡，“与华人杂处”。史书中 所见“北地羌”、“北地胡”，根据唐长孺先生意见，所指为种族名，而并 不是说居于其时的北地郡。
①
“北地羌”于魏晋时以马兰山为聚集地，南与冯 翊、北地二郡连接；“北地胡”是指流动于两汉时北地境内的卢水胡、鲜卑 族等。一旦反叛侵扰，“北地羌”。“北地胡”就会混成一体，井引起北地 郡内杂居的羌胡响应，共同起事作乱。汉未、魏晋时所称“北地羌”、“北 地胡”，与当时的北地郡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我们花费上述笔墨并非多余，而是与傅玄家世息息相关的。傅玄的祖父 傅燮的郡籍在《后汉书》本传里称“北地灵州”，与傅玄的“北地泥阳”就 不同，如果孤立看待而不联系北地郡变迁的历史背景，恐怕是很难说清楚的。
东汉时的灵州东移至西汉时的马领附近（东汉北地郡无马领），仍以西汉灵 州标注
②
就不合适了。北地傅氏起先由义渠北迁马领，是随郡治变化的结果；东汉废马领而徙置灵州，又成灵州人。汉未，北地原境不属中原王朝统辖后，
内徒北地郡治又成随徙之新泥阳，傅氏只好称泥阳人。《宋书・傅弘之传》
曰：
傅氏旧属灵州，汉未郡境为虏所侵，失土寄冯 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悉属 泥阳。
① 唐杜佑《通典》卷一六三“州郡三”记“庆州。马岭县”条亦出：“汉 灵州县故城在（马）岭北，有山 在西北。”这与胡注相合。
① 参《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分幅图，北地郡之灵州、富平所在地仍以西汉故地标出；人 们又据以注今地。
弄清北地郡徒治背景，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只是“旧属灵州”一语，
当与东汉时灵州所在而论才是。
（二）北地傅氏的郡望问题
北地傅氏自西汉名将傅介子始。汉初关中少民，北部边境屡遭匈奴骚扰，
三辅并不安宁。于是高祖刘邦采纳刘敬“强本弱未之术”，大量徒民充实关 中；接着，文帝听取了晁错“徒民实边”的建议，募民屯戍北境塞下，以防 御匈奴。傅介子或其父辈大概就是在汉初徙居北地的。
①
《汉书》本传讲，他 于汉昭帝时两次出使西域，很受赏识。特别是后一次以平乐监身份持节，元 风四年（前 ７７ 年）率少数随从，刺杀了匈奴所立的楼兰王，确保楼兰国归附 汉王朝。这使傅介子名声大振，因功受封义阳乡（今河南桐柏县东）侯；北 地傅氏后代也因以为荣，追溯先祖必以“傅介子之后”（《三国志・傅 嘏传》）相称。
为了便于叙说，下面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明、宋汪藻《世 说新语・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有影印版）中的人物谱系、邓名世
《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十遇・傅》所出，兹将北地傅氏的世系简示如下：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３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ｂｍｐ｝
①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３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ｂｍｐ｝②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３８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ｂｍｐ｝
③
前面我们已据北地郡于汉魏晋徙迁背景，说明了傅曼所称“北地灵州”
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傅嘏、傅玄所称“北地泥阳”在今陕西耀县东南的基 本事实。此外，关于北地傅氏的郡望问题，还需补充以下几点内容。
１．关于清河傅氏
前举三种唐宋人著述均称，自傅燮始，这一支北地傅氏后裔被称为“清 河傅氏”。《新唐书》在紧承傅咸之后，讲道：“子孙自北地徙清河。”《古 今姓氏书辨证》在傅咸名下明言“始自北地徙清河”。两处记载虽稍有出入，
但肯定与傅咸有关系。清末吴士鉴、刘承斡的《晋斠书注》在傅咸卒年正文 后出注曰：“《衰字记》六十六曰：‘河间县傅咸冢：晋之文士，葬于此。’
案，威为北地泥阳人，其官终于司隶校尉，不知何以葬于河问？或以其曾为 冀州刺史欤？”清河在今山东临清县附近，紧傍今山东、河北二省交界的大 运河；河间在今河北献县东南。西晋时清河国、河问国之间尚隔有安平国与 勃海郡，并不毗邻；冀州治所虽在安平国，但傅成本传讲，他井没有到任冀 州刺史，死后葬于河间确实令人费解。还有，傅咸有三子：傅敷、傅晞、傅 纂。其中傅敷、傅昧于永嘉乱中避于江南，子孙相承，是在东晋南朝的江南 安身立命的；至于傅纂其人，史书未出他的存活去向，也不见有关他的后人
① 《汉书》本传只言傅介于是“北地人”。颜师古注据《赵亢国传》赞语“义渠公孙贺、傅介子”一语，
推断傅介子当为北地义渠人。
① 《汉书・傅介子传》：“子敞有罪不得嗣（爵），国除。”此傅敞于他处不 载。
② 《宋书・傅弘之传》作“韶”。《南史・傅弘之传》却作“歆”，《晋书・ 桓石绥传》又作“歆之”。
③ 《太平御览》卷五一二引《傅子》：“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谨，食孤 侄如赤子。”可知傅燮有一兄 早死，与傅睿无干。
踪迹。
①
因此，所谓“清河傅氏”从傅咸及其后辈身上无法找到答案，那么为 什么又冒出“清河”支属，而且从傅燮算起呢？是否与傅曼有关涉？这个问 题暂且不论，留待后面讨论傅燮时再说。２．关于太康改籍
《宋书・傅弘之传》曰：“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
弘之高祖抵，晋司徒，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属泥阳。”太 康三年（２８２ 年），西晋又恢复了北地郡灵州县建制，这时傅玄刚去世不久。
傅嘏子、傅玄族侄傅抵却不愿仍归旧属灵州，坚持以徙置泥阳为籍，以致这 两门北地傅氏后裔在日后侨居江南称自己的郡望地时出现了分歧。傅祗之后 的傅弘之称“北地泥阳”，傅咸之后的傅亮称“北地灵州”，均见《宋书》
本传。这说明傅玄下一代的两支同宗同望傅氏已经不同门了。问题是，傅玄 与其同辈年长的傅暇（２０９—２５５）是一种什么关系？史书称傅嘏是傅玄的“从 兄”，傅抵是傅咸的“从叔”，似乎血缘很近。但是，据后来颜之推反映北 方人士的亲族关系，“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颜氏 家训・风操篇》），与南方严格的称谓有异。这虽讲的是南北朝的风俗，应 该说追溯至魏晋时期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傅嘏、傅玄二人间是否属真正 意义上的从兄弟关系，很难认定。从前列世系表及页注中，我们也可发现，
傅玄之祖傅燮与傅嘏之祖傅睿就不是亲兄弟，二人各有父辈，其父辈是否为 亲兄弟，由于史籍失载，也不能断定。因此，即使傅嘏、傅玄仍可以从兄弟 相称谓，而两支傅氏的血亲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太康年间的改籍只不过是 意味着亲疏关系的公开分支、各有所属罢了。
３．关于汉魏及其后的郡望问题
西汉士人称籍，或因袭祖居地，或用新徙居地，或改为封爵地，情况比 较灵活。但是，后来的情形表明，郡望之地只是士人出处标榜的胸前徽章而 已，很难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人出生成长或赋闲居住的所在。这在东晋南北 朝时期尤为突出，几代人一直居住、作官在江南的士子，却仍沿袭着远祖的 郡籍，必称自己是北方某地的人士。这当然是门阀制度造成讲究门第、郡望、
族姓的后果。但追究起来，仍与汉魏制度有关。比如，两汉时规定边人不得 内徙，汉未的品评人物乃至魏初开始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以及魏晋时实 行虚封不就其封地的变化等，就使得士人的属籍，特别是边郡士民之籍，很 难随便更改。
①
汉魏之际，天下大乱，“衣冠士族，多离于本上”（《通典》卷一四），沿至西晋，土断不行，士人只好仍称旧籍；加之选举中注重门第 族姓，旧籍虽与实际居住地毫无关系，却决定出处居职，是士人社会地位贵 贱的标识，因而大姓世族十分重视。这样，旧属籍只不过成了识别人地的郡 望所属的渊源了，实际上是不必认真计较的。就以傅玄而言，由于“汉魏以
① 新、旧《唐书・酷吏传》有传的傅游艺，武后时为相，但本传又记为 “卫州汲人”（今河南汲县西南）。
傅游艺虽为傅玄、傅咸之后裔，但并不能肯定 他就是傅纂之后，且注籍与前代又异，还有南北统一的因素 需要考虑，因此很难 确定。另外，南朝宋、齐、梁三代与北魏及分裂后的东魏，在青齐地区争夺时， 有 清河人傅永、东清河人傅竖眼（其先祖傅伷亦为清河人，后南迁磐阳，即今山 东临淄市南），《魏书》有 传。但是，傅伷是否即为傅咸之后，这支清河傅氏是否 为“裔孙仕后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 情形，仍下能上溯而定。
① 更改属籍的例外情形有：朝廷特准，如东汉张矣由敦煌迁至弘农；乘着时世纷乱，冒称某郡大姓，如汉 魏之际管宁著《氏姓论》就鉴于“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
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通 鉴》卷八一），像傅氏这样的名门望族，还会继续居留在北地郡吗？显然不 会。不但傅玄没在北地郡呆过，而且他的前辈父祖、后代子孙也与北地郡很 少有关系乃至毫无关系。
②
我们前面认真讨论北地灵州、泥阳的实际所在，只 是为了辨明傅氏郡望本末，而不是要坐实他们不同时期的居留地。二、祖傅燮的仕履与性格
傅玄之祖傅燮（１４３？—１８７），字南容，《后汉书》有传。他一生最后 几年入仕居官期间，干了两件轰动一时、名扬后世的大事：一件是参加镇压 黄巾起义，转战南北，功绩卓著，成了“英雄”；另一件是出任汉阳太守，
面对羌胡叛军，孤城难守，以身殉职，成了义士。他的性格特点，也通过这 两桩事功本末，表现得鲜明突出。本传对此有详细记载，《通鉴》里亦大量 采录。
（一）入仕前的大致情况
本传言及傅燮人仕前的文字甚少，他处亦无可补阙，只知他“少师事太 尉刘宽”一事而已。
刘宽（１２０—１８５）于《后汉书》有传。他任太尉是在灵帝嘉平五年（１７６ 年）以后，当时傅燮之子傅斡已出生，对傅燮而言，已不可再称“少”时。
傅曼师事刘宽肯定应在此前无疑，“大尉”是以显职尊称。
本传紧承师事刘宽语后曰：“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
①
。”结合上下文，从这两句话里，我们略可推知傅燮入仕前的一些大致情况。
第一，生年约在顺帝汉安二年（１４３ 年）前后。东汉时，郡国举孝廉在 岁末。傅燮这次“再举孝廉”入仕是在灵帝光和六年（１８３ 年）底。顺帝阳 嘉元年（１３２ 年），东汉政府据当时尚书令左雄建议，颁诏：“郡国举孝廉，
限年四十以上。”（《通鉴》卷四三）从此对士子实行严格的限年入仕之制，
直到魏文帝黄初三年（２２２ 年），这一规定才正式被取缔，不再遵守。
①
其间 虽有早仕之例②
，当与顺帝阳嘉诏书里特加“不拘年齿”有关，而且很少见，本人传记里是要说明或提供线索的。傅燮被举孝廉，应该在他 ４０ 岁以后。
第二，师事刘宽当在入洛阳太学后。东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 年）以后，
京城洛阳“游学转盛”，太学“至三万余生”；当时诸生互相标榜，清议激 扬，太学生之间亦行拜师相从的风尚。
③
按惯例，士家子弟入太学的年龄是在 １５ 岁。傅燮初入太学当在桓帝永寿三年（１５７ 年）前后，其时刘宽 ３８ 岁，尚
② 汉末以降，维系士人与郡望的纽带，一是强烈的乡土感情，二是初什要经本郡官吏或中正察举提名。
① 其时服丧以日代月，二十六日即期满除丧，不行三年之制。
① 《三国志・魏文帝纪》黄初三年诏：“今之计（吏）、孝（廉）……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到皆 试用。”
② 《后汉书・范滂传》记，范滂（137—169）举孝廉入仕的时间颇早。《三国志・魏武帝纪》讲，曹操（155—220）
“年二十，举孝廉为郎”。
③ 参《通鉴》卷五三正文与胡注。
未入仕，亦在太学，其后不久居官，仍在京师。
④
其间，傅燮慕其名而师事之，有五六年（１５７—１６２ 年）之久。刘宽其人，本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讲，“少 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被人们“称为通儒”。
显然，他是固守经学传统的儒者。汉末“党锢之祸”以后，士族知识分子迭 遭外戚、宦官的排斥打击，“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
官学随之颓废，浮竞之风颇兴。但是，传统经学作为士族的精神寄托和思想 武器，是不会完全衰落的，私学传授在士人中就会受到青睐。刘宽日后与诸 生“执经对讲”（本传语），说明私学是有市场的。傅燮师从刘宽，接受传 统经学的熏陶，这对他的思想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再举”之郡非本郡北地。既为“再举”，则有“初举”
①
。当时 士子被“初举”，一般不就，多是“再举”或征辟后才入仕，而且相隔时间 不会很久。“初举”多为本郡。傅燮曾为北地郡“初举”。本传曰：“初，（北地）郡将范津明知人，举（傅）燮孝廉。”范津其人后来做了汉阳太守，
傅燮接替了他；此前他曾在北地郡担任边将，举过傅燮。
那么，“再举”之郡是否还是本郡呢？不是的。原因是，北地郡于傅燮 被“再举”入仕后，即光和七年（１８４ 年）初，并没有发生“将丧”或已丧 的事变；即便“再举”仍是北地郡，本传不当称“所举郡”。因此，“再举”
之“所举郡”当为他郡，或与傅燮曾侨居该郡有关
②
。史料不足，无法确定。不过，傅燮光和六年（１８３ 年）被“所举郡再举”后，次年（１８４ 年）二月，
张角领导的黄中起义在冀州“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后 汉书・灵帝纪》）。甘陵国是桓帝建和二年（１４８ 年）由“清河国”改称的
（《后汉书・桓帝纪》）。傅燮一支又称“清河傅氏”，或与傅燮少时曾侨 居其地有关。甘陵国于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 年）前后，形成南北部朋党，是 汉未党人之议的发祥地。这些跟傅燮有无联系呢？值得考虑。
（二）讨黄巾功多不封
据《通鉴》卷五八记载，中平元年（１８４ 年）三月初，北地太守皇甫嵩、
交趾刺史朱 被匆忙调至京城，各统一军，合计四万余人，共同讨击颍川郡
（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内的黄中军。初仕居官的傅燮受任护军司马之职，
领兵作战，先在朱 部下。四月间，傅燮所在朱携军为黄巾军波才打败，皇 甫嵩军据守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又被波才包围，官军兵少受困，军中 惊恐。五月，从洛阳率兵增援的骑都尉曹操所部会同朱 赶至长社，三军里 应外合，大破围城的黄巾军。六月，皇甫嵩、朱携二军合势攻夺了颍川郡治 阳翟，乘胜向东南挺进，讨击邻近的陈国（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县）、汝南
④ 《后汉书・刘宽传》记，延熹八年（165 年）之前，刘宽仕历情况是：“桓帝时，大将军辟，五迁司徒 长史。时京师地震，特见询问。再迁，出为东海相。”大将军梁冀受诛在延熹二年（159 年）八月，“京 师地震”在延熹五年（162 年）五月。刘宽入仕当在延熹二年（159 年）诛梁冀前，他 40 岁时；出东海相 在延熹五年（162 年）地震之后。
① 据和帝永元十三年（101 年）诏，缘边郡口“五万以下，三岁举（孝廉）一人”。见《通鉴》卷四八。
北地郡人口当时（183 年前后）不足 5 万。
② 《晋书・李含传》记，李含是陇西狄道人，侨居关中始平，西晋时两郡并举其孝廉，说明侨居之郡是能 够举荐的。
郡（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的黄巾军，又连连取胜。
在南线战场接连平息颍川、陈国、汝南三郡（国）的黄巾势力，官军声 威大振的同时，北线战场却遇到了麻烦。卢植所部与黄中起义的领袖人物张 角在巨鹿郡的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固垒息军，暂呈胶着态势；朝廷撤换了 卢植，派去了董卓督战，也无建树。于是，朝廷诏命朱 军继续南下，讨击 南阳；皇甫嵩回师北上，进攻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南）。这时，傅 燮统领之部转归皇甫嵩指挥，随之北进。傅燮的战功主要是在北上后赢得的。
八月，皇甫嵩军在东郡苍亭（今山东阳谷县北）与黄巾军交战，傅燮所部捉 获并处斩了这支黄巾军的首领卜巳；接着，皇甫嵩军受诏继续北上讨张角。
十月，破广宗；十一月，陷下曲阳（巨鹿郡之北境，今河北晋县西）。至此，
燃遍神州南北的黄巾起义烈火被暂时扑灭了。作为主帅的皇甫嵩，为东汉王 朝的苟延残喘，立下了汗马功劳，升官晋爵，一时荣显。但是，作为得力干 将的傅曼，“斩贼三帅卜已，张伯、梁仲宁等，功高为封首”
①
，竟因宦官赵 忠作梗，一无封赏。傅燮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功多不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件事在当时 曾引起士人们的纷纷议论，为傅燮鸣不平。两年后，中平三年（１８６ 年）朝 廷诏论讨黄巾之功时，执金吾甄举代表众议，当面向刚由中常侍升迁车骑将 军的宦官首领赵忠递言道：“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
（《后汉书・傅燮传》）对于傅燮之功，我们今天不能赞许，因为他的手上 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对于他的不受封的因由，却值得特别提出来一议。
汉末两次“党锢之祸”后，党人遭禁，宦官得势。黄巾起义之前，朝中 十二常侍张让、赵忠等宦官头目控制皇室，把持朝政，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
京师昏乱，州郡民不聊生。宦官集团的政敌是遭打击的正直士人，士人情议 的目的是为了铲除宦官，振兴皇权。斗争的结果是，有声有色的关心政治、
扶持王室的书生议论，反被诬为谋反之举，受到残酷镇压；而危害王权、祸 国殃民的好佞宦官，却变成了皇权依赖的势力。宦官们的倒行逆施，激发了 黄巾大起义；“党人”们蒙受不白之冤，国家危难之际却又得依赖他们。当 汉灵帝发现正是身边的宦官参与危害社稷的阴谋后，对诸常侍发问：“汝曹 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 角通，为可斩未？”（《通鉴》卷五八）于是，在皇甫嵩的建议下，朝廷解 除了党禁；朝野揭露指斥宦官的清议又一次勃然而兴。但是，昏庸的灵帝信 赖的仍是身边的这班宦官，对他们放纵亲属、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的行径不 闻不问，对他们在京城西园公开卖官爵、贪货财的劣迹听之任之，甚至还继 续处死上奏言事、指斥宦官的朝臣。
在上述背景下，奔赴前线作战的傅燮义正辞严上疏灵帝，仍将矛头直指 朝中宦官。下面摘引这篇名疏：
……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 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黄巾虽盛，不足为 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 增其广耳。……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 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 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陛下宜
① 《后汉书》本传注引《续汉书》语。其中张伯、梁仲宁二帅，当为巨鹿张角黄巾军首领。
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 凶自息。
此疏之议，旨在劝灵帝尽快诛杀宦官。在傅燮之前，郎中张钧就上书提 出相同建议，言辞并不激烈，却因此下狱送了命。这件眼前事傅燮当然清楚，
但他还是不稍委蛇地点明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这正是前此党人题拂之 精神气度的再现！他的上疏引起赵忠“忿恶”，论功行封时有意“谮之”而 不得封；两年后朝议其事后，赵忠派人说项“致殷勤”，又遭傅燮断然拒绝：
“遇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也，傅燮岂求私赏哉！”（本传）党禁之 后，乱世之时，这种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确是空谷足音，令赵忠之流感到 威慑，既恨其直，又惮其名，欲害无由，且不敢冒然为之。傅燮触犯宦官权 贵的一道上疏、一番理论所显示出的一身正气，远比他南北征战中的斩获之
“功”更见光彩！他功多不封，令时人抱不平；他不畏权势、不为利诱，更 今后人敬仰！
（三）朝议弃守凉州，一语惊人
东汉一朝，凉州境内诸羌反叛声势浩大，持续不断，使得朝廷疲于应付，
靡费用兵，耗竭国本。宋代司马光认为，“御之失道”、“郡县侵冤”，正 是导致诸羌“离叛侵扰”的原因所在；“若视之如草木禽兽”，“悉艾杀之”，
“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通鉴》卷五六）。其实，在东汉平羌战 事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主张以恩信招抚羌众，不赞成一味讨剿屠灭，
但朝廷不但不采纳，还要举劾追究，下狱治罪。灵帝初年，在段顽统领下，
大军压境，转战山谷，穷追不舍，以残暴的手段镇压了羌人的反抗，一时“陇 右清静”，郡县荒残。
当黄巾军于中原八州“一时俱起”之时，陇右凉州羌人又在边章、韩遂 的带领下，举起了反抗大旗，烧杀州郡，寇扰三辅。
中平元年（１８４ 年）十二月，傅燮由冀州返至京城，讨黄巾功多不封。
据本传讲，朝廷改派他出任安定都尉，“以疾免”，仍留京师，“后拜议郎”，
约在中平二年（１８５ 年）初。三月问，廷尉崔烈人钱 ５００ 万，买通宦官，升 为司徒。作为鼎鼎名士，竟致买官求荣，阿附奸佞，已置声誉于不顾。他上 台后第一桩出奇建议就是提议放弃凉州，理由是“凉州兵乱不止，征发天下 役赋无已”（《通鉴》卷五八），振振有词，似乎满有道理。这一提议事关 重大，朝臣不可能均表赞成，反对者中就以傅燮为代表。本传记曰：
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 执先议。燮厉言日：“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郎 杨赞奏燮廷辱大臣。
尽管崔烈其人因买官而“声誉顿衰”，人格卑污，但是在廷议场合，傅 燮如此出语惊人，许慢宰相，实属罕见！根据袁宏《后汉纪》的记录，接着 灵帝“有诏问本意”
①
，傅燮上书作答，其大意是：凉州之地作为“天下之冲 要，国家之藩卫”，弃之则“三辅危”、“京师薄”；作为宰相崔烈“不念 为国”筹谋安缉之策，反而要割弃先王列祖拓置的“万里之土”，不是“极
① 《通鉴》卷五八据《后汉书・傅燮传》，紧承上引廷议文字后，出“帝以 问燮，对曰”云云，容易使人 产生误解，似乎当廷问答。看来，袁宏的记录是有 道理的。
蔽”，就是“不忠”。傅燮上书从社稷安危的大局出发，无懈可击，灵帝“善 而从之”（《通鉴》语）；傅燮的立场亦为“众议所归”（木传语）。还有，
傅燮属籍西土，强烈的乡土感情，也促使他对放弃凉州之议持激烈的反对立 场。在他之先，安定王符也曾坚决批评安帝时大将军邓骘等放弃凉州的主张；
《潜夫论》里《救边》、《劝将》、《边议》三篇，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有议。
（四）出任汉阳太守，以身殉职
中平三年（公元 １８６ 年）初，宦官头目赵忠想拉拢傅燮，遭到拒绝后，
就借机将傅里外放，出为汉阳太守
①
。当时凉州治所在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②
，汉阳郡治在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中平四年（公元 １８７ 年）三月，西羌首领韩遂拥兵 １０ 余万，由金城郡（治 允吾，今甘肃、青海交界处，湟水之滨）向东南进围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 临洮县），夺而据之。凉州刺吏耿鄙决定率兵前往征讨，傅燮写信谏阻，以 为：
使君统政日浅，人未知教。……今率不习之人，
越大陇之阻，将十举十危。而贼闻大军将至，必万 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 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 必罚，……然后率已教之人，讨已离之贼，其功可
坐而待也……（《全后汉文》卷八一）傅燮已有作战经历，是员悍将。
他现在主张“息军养德”，就鉴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大，条件尚不成熟，而且 对“万一内变”，祸生时腋的危机应有警惕。但是耿鄙不听，一意孤行。四 月间，匆忙招募的讨伐军在耿鄙统领下进至狄道，与韩遂叛羌兵未及交锋，
内部发生叛变，耿鄙的州别驾应贼杀主，军司马马腾拥兵倒戈。讨伐军倾刻 瓦解，与叛羌合为一体，无所顾忌地推进至汉阳。这一急遽祸变并不出傅燮 所料，但汉阳己是孤城一座，坚守或求援均无可能，傅燮无回天之力，汉阳 失守已成必然。
据《通鉴》卷五八所记，汉阳城被叛军围困后，傅燮镇定自若地拒绝了 来自三个方面的劝解。一是北地胡骑兵“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 叩头，求送曼归乡里”
①
；二是其于傅斡从旁赞成“羌胡之请还乡里”；三是 投降叛羌的原酒泉太守黄衍前来游说。傅燮对儿子所留遗言里，表明他宁死 不失节的选择，也流露出“吾行何之”的不能选择的悲凉。于是，傅燮“遂
① 傅燮为北地人，时属雍州。灵帝熹平四年（175 年），明制“三互法”，禁忌任官，本州人士下允许监 临本州。因此，皇甫嵩作为凉州安定人，可以出任北地太守；傅燮则先出为安定都尉（未上任），继而为 汉阳太守，就因为他已成雍州人的缘故。到后来曹操自为魏公（213 年）以后，本州人亦可监临本州，如 张既（《三国志》有传）就是例子。
② 一说，凉州与汉阳郡同治冀县。《通鉴》卷五八胡注：“冀县，属汉阳郡，郡及凉州刺吏治焉。”
① “北地胡”据点，正在原北地郡灵州境，故以“乡里”相称。但北地郡于傅燮出生之前，就已寄治冯翊，
此言“夙怀燮恩”，殊不可解。妄测之，城外“北地胡”中混杂有寄治冯翊之北地郡之内徙胡人，而傅燮 入仕前曾居于北地郡，因有“怀恩”之意。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傅燮未居北地郡，而讨黄巾时，
皇甫嵩由北地太守任赴征，部属中有从北地郡随行胡人，因与傅燮相处，才有“怀恩”之谓。第三种可能 是，北地傅氏先世对羌胡有恩，本传里其子傅斡讲，“乡里羌胡，先被恩德”云云，似可注意。
麾左右进兵，临陈战殁”，以身殉职。他死后没几年，京师洛阳惨遭董卓烧 掠，成为一片废墟，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大乱开始了。傅燮是东汉末年 难得的义士忠臣，却“不容于朝”；他死得壮烈感人，却守不住汉阳城，救 不了洛阳城。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
三、父傅斡的经历
傅玄之父傅斡（１７５—２１９？），字彦材（一曰“彦林”）
①
，小字别成。史书无传。他的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傅燮传》及《三国志》裴注中。下面 分项叙说。
（一）汉阳失守前劝父权归北地
《后汉书・傅燮传》曰：
……子斡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 谏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 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汉阳）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
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呼斡小字日：“别成，……
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斡嘎咽不能复言，左右皆 泣下。
中平四年（１８７ 年）汉阳失守、傅燮战殁时，傅斡 １３ 岁，生年在熹平四 年（１７５ 年）。这个年龄虽未成人，却晓世事。傅斡随父至汉阳，眼见守城 不足以抵御羌胡叛军的围攻，纵言天下时势，分析其父于朝于郡进退之难，
赞同北地胡之请，主张权归北地郡故土，借羌胡拥戴之力，相机图谋天下。
这番议论头头是道，难怪其父要奖以“汝有才智”之语。这番设想又出奇大 胆，这跟其时皇权旁落，“乘时之士”
①
蠢蠢欲动的世风心态有关。皇甫嵩刚 平冀州黄中，威震天下，就有人劝他“因机以发”，代汉而立；皇甫嵩“夙 夜在公，心不忘忠”，干脆想都不敢想非分之举（见本传）。傅燮、皇甫嵩 守的是旧传统，傅斡接受的是新思潮。新思潮不满旧传统，旧传统担心新思 潮。所以傅曼要叮咛儿子“勉之勉之”， 并付托主簿杨会。（二）袁、曹争雄中劝马腾依附曹操
傅燮死后，傅斡去向不明。被傅燮誉为“程婴”的杨会何所归依，史籍 无载。董卓乱中，汉献帝被挟持迁长安。兴平二年（１９５ 年），关中遭天灾 人祸，皇室落难东逃，士民南下荆州存身，韩遂、马腾拥兵陇右。从其后有 关傅斡的资料来看，他仍留陇右依马腾的可能性较大。
《通鉴》卷六四记，曹操于官渡之战（２００ 年）打败袁绍。建安七年（２０２ 年）五月，袁绍气病而死；九月，曹操与袁绍之子争夺河东，想争取屯兵关 中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偏向袁氏势力的马腾军的倒戈相助，于是派出司
① 《三国志・魏武帝纪》引《九州春秋》曰：“斡字彦村。”《后汉书・傅燮传》李贤注：“《（傅）斡 集》曰：‘斡字彦林。’”
① 近人刘师培指出，“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上，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中国中古 文学史》第三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隶校尉钟繇西向图谋其事。接着记道：
繇使新丰令冯翊张既说马腾，为言利害。腾疑 未决。傅斡说腾曰：“古人有言：‘顺德者昌，逆德 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政治，上下用命，
可谓顺道矣。袁氏恃其强大，背弃王命，驱胡虏以 陵中国，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阴怀两端，
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
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幹因曰：“智者转祸为福。……
将军诚能引兵讨（河东郭）援，内外击之，其势必 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 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无与比矣。”腾乃遣子超将乒 万余人与（钟）繇会。
①
这番纵横议论，先言利害，后出方略，令拥兵一方的马腾先惧后从，足 见傅幹娴于辞令的特点，更可见他洞察天下形势的谋虑。
②
这时的傅斡 ２８ 岁。他苦口进言，对曹操有利，出发点却是为马腾着想，所以马腾听从了他的劝 告。
张既游说马腾，是曹操派来的说客，故马腾疑而未决；傅斡一分析，马 腾打消疑虑，完全依从。这应该与傅斡的身份有关。史书未明傅斡说马腾时 的职事，他不像是曹操或钟繇、张既派出的游说之士，倒像是马腾手下的幕 僚。关于马腾的情况，《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有记载，他时在陇右领兵，
时在关中驻屯，时与韩遂合作相亲如兄弟，时又反目相侵成仇敌；他与袁氏 结盟，也存首鼠之心；袁绍一死，曹操逐鹿中原，更使他依阿无方。按理说，
傅斡不当跟从马腾，因为马腾当年倒戈，而与韩遂合兵，遂使汉阳失守，傅 燮殉职。作为傅斡来讲，目睹身历这场悲剧，于韩、马有杀父之仇，焉能俯 身事寇仇！但是，联系他劝父依北地胡的一番议论，他归依马腾，又不无可 能。他的节义观念很淡漠，因此对忠孝的讲究也必然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依 马腾求存身，说马腾以乘时，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①
（三）扶风太守，丞相府参军、仓曹属
《后汉书・傅燮传》曰：“（傅）斡知名，位至扶风太守。”《三国志・魏 武帝纪》引《九州春秋》曰：“（傅斡）终于丞相仓曹属。”这是有关傅斡 劝马腾以后任职的两条基本材料。扶风太守在前，丞相仓曹属在后。据此，
并参据其他记载，兹将傅斡这一段仕历分述于下。
１．建安十二年至十八年（２０８—２１３ 年）为扶风太守
建安十三年（２０８ 年）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
建府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同时，将马腾连同其家属徒迁至邺，委马腾以
① 《通鉴》这段记事，来自《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司马彪《战 略》，文字稍异。《三国志》注引 中尚见：马腾听了傅斡一番分析后曰“敬从教”； 马超领兵中还有韩遂部众，东向与郭援交乓，“大破之”。
② 当时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政在曹氏，天子恭己”的政局特点。荀 悦著《申鉴》，仲长统著《昌言》，
分析治乱，亟言“为政之术”，《通鉴》卷六四、 六五有记载。这一背景正是傅斡说马腾的立足点。
① 还有一种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即傅斡作为曹操一方的说客，系由钟繇 所派。由于晓之以理，陈之以利 害，终于为马腾接受。我们倾向于傅斡是作为马 腾之幕僚身份，只是一种猜测，史书无明载。
卫尉之职，唯留其子马超仍居关中，统领部曲，驻屯槐里。槐里即为扶风郡 治所在，而扶风作为三辅（京兆、扶风、冯翊）之一，归当时的司隶校尉部 统管，司隶校尉为钟繇。看来傅斡没有随马腾入邺，而与马超留在了关中，
做了扶风太守。他原先是马腾的幕僚，在关键时刻又劝说马腾归附曹操，现 在马腾内徒而马超留驻，由傅斡出任扶风太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一安 排恐与钟繇的建议甚有关系。
２．建安十八年至二十四年（２１３—２１９ 年）入邺，先后任丞相府参军、仓 曹属之职
建安十七年（２１２ 年）五月，曹操诛马腾，夷三族（《通鉴》卷六六）。
这跟前一年（２１１ 年）马超在关中起事反叛有关。曹操出兵征讨汉中张鲁，
取道关中，引起马超、韩遂诸将犯疑，在懂关屯兵阻击；马超失败后，移屯 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不久流窜陇右，继续与曹操对抗。
建安十八年（２１３ 年）五月，“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后汉书・献 帝纪》）；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庙”，十一月，初置百官（《通鉴》卷 六六）。魏国始建，钟繇调离司隶校尉，入邺为大理；张既调离京兆尹，入 邺为尚书，《三国志》本传有记。傅斡很可能也同时调离扶风太守任，入邺 为丞相府参军。因为次年（２１４ 年）七月，曹操由邺城南下征讨孙权之前，
傅斡作为参军，曾谏阻曹操。《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九州春秋》曰：
参军傅斡谏曰：“……愚以为可且接甲寝兵，息 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
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 善性而长其节义。……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 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 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
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三国志・魏武帝纪》正文。《通鉴》卷六七记事，均未载此次曹操出兵征 孙权的胜败结果，看来确是“无功”而返。傅斡的分析不无道理，他的建议 也颇富远见，但是曹操是不会采纳的。为什么呢？曹操志在统一天下，傅斡 却提出“分土”而治的方案；曹操急于征伐以成大功，傅斡却摆出了当务之 急在于兴学教民的纲领。当时曹操哪里听得进这些话，即使没打胜仗，他也 会继续用兵的。
傅幹身在曹操手下任参军，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三分的总格局业已形成，
统一天下需要有个过程。他在谏阻曹操前夕，对刘备在蜀盘踞的潜力，也作 了精辟的分析。
征士傅斡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 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
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 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
这段文字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备传》裴注所引《傅子》，是傅玄 记录其父反驳丞相掾赵戬低估刘备时的一段话。
刘备入蜀在建安十六年（２１１ 年），当时的汉宗室、益州牧刘璋眼光短 浅，没有考虑后果，如盼来了救星一样欢迎刘备，他想不到刘备有野心；建 安十九年（２１４ 年）刘备引军围攻成都城，逼刘璋投降，“袭蜀”成功，达 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刘备袭蜀前夕，邺城丞相府议及此事，赵戬以为，刘备
“拙于用兵”，“袭蜀”必将“不济”，上引《傅子》一段话前亦载他的言 论。显然，赵戬只是书生之见，傅斡具有战略眼光。至于文中称傅斡为“征 士”，恐怕不合实际。刘备袭蜀与曹操南征是同年的事，袭蜀在五月，南征 在七月，中间相隔仅两月，何来“征士”、“参军”之异？傅玄或有忌讳，
不能肯定。
傅幹由参军转任丞相仓曹属的起止时间约为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 年）五 月至二十四年（２１９ 年）九月。前一时间是裴潜由丞相仓曹属而为代郡太守 的调迁之机（见《通鉴》卷六七），后一时间又是刘伟受任仓曹属的初始之 时（见《三国志・刘廙传》裴注）；其问当为傅斡在任丞相仓曹属的合理时 间。关于这一推测，需补充说明几点。
其一是，建安二十年（２１５ 年）底，扶风太守赵俨受命“为关中护军，
尽统诸军”（《三国志》本传，时间据《通鉴》），主持关中军事，似仍守 本职扶风太守之任，不当以调离迁任视之。他离开关中南下助曹仁守樊城（今 湖北襄樊市）是在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 年）。这期间如果插入傅斡接任扶风 太守而暂时离开丞相府，很快又调回任仓曹属，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不合 理，故不取。
其二是，邺城有两套班底：一是丞相府，名义上是汉室所属，建安十三 年（２０８ 年）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直到他死（２２０ 年），接着曹丕又做了几个月的汉丞相，禅代以后，曹魏政权有大将军而无 丞相；二是相国府，这是曹操为魏公后另设的私属机构，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 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三国志・魏武帝纪》），入魏后，相 国改为司徒。傅斡的职任在丞相府，不在相国府，他“终于丞相仓曹属”，
说明他没有活到汉魏禅代以后。
其三是，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 年）九月，魏讽乘曹操西征汉中之机，于 邺都谋反，被留守的太子曹丕诛杀，“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通 鉴》卷六八）
①
。恰巧，这时刘伟又被任为丞相仓曹属。那么，傅斡之死是否 与魏讽谋反一案有株连呢？史无明文，不能认定，聊备参照。不过，他肯定 在此之后不可能继续担任丞相仓曹属的职事，即使未遭诛杀，恐怕也与钟繇 一样“坐免官”了。（四）著述文章小议
《隋书》、新旧《唐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均无傅斡文集 载录。但是，前出唐代李贤注却提到《（傅）斡集》，说明傅斡曾有文集存 世。现存他的作品，无诗，有文五篇：《肉刑议》，《与张叔威书》（佚文），
《谏曹公南征》，《王命叙》，《皇后箴》。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一有 辑录。其中《肉刑议》较为重要，其意是：礼乐使君子有所忌，刑罚使小人 有所畏；“肉刑之法，不当除也”，其理可从“五验”而知。至于哪“五验”，
只见提到“智所暗”一验，其他四验没有下文，估计是原引书《艺文类聚》
节录造成的。
关于要不要恢复久废不行的肉刑，曹操挟献帝都许之初，曾议过一次，
① 《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世语》：“诛（魏）讽，尘死者数十人。”这个数字似乎合理一点，《通 鉴》所记“数千人”或误。
由于孔融反对作罢。直到建安十八年（２１３ 年）底，据《通鉴》卷六六所记，
“魏公操欲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为文极表赞成，“当时议者，唯钟繇与
（陈）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其实傅斡也是站在赞同派一边的，不唯 钟繇一人而已。所以，曹操有意，陈群倡议，新任职的大理钟繇、参军傅斡 复议可行。由于拥护的人太少，曹操只好“顾众议而止”。
四、几点说明
前面花了不少笔墨，钩稽、订正傅玄的家世背景，这与傅玄的生平思想 有什么要紧的关系呢？
第一，魏晋其始，九品论人，讲究阀阅，士人的郡望、族姓日益受到重 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声名与出处。北地傅氏自两汉以来，就是北方一门 望族，但是，汉未羌胡侵掠，旧地失土，郡治内徒，傅氏族人侨居他乡。这 情形颇似东晋南朝流寓江南的北方士族后代的处境。标榜时，尚觉自豪；细 一想，心理上不免压抑。而傅玄在世期间，像北地郡这样内徒寄治的情况，
在整个北方还很少见，与西晋以后北中国为五胡所乱的局面不能同日而语。
很显然，北地傅氏的声望要受到影响，朋党相援中，傅氏成员自会有势单力 孤的感受。这与傅玄的处境有关。
第二，傅燮刚直而忠义，重在事功；傅斡机敏而乘时，偏于权谋，父子 两代，性格有别，言行遇异。这是时势造成的，跟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及个 人经历都有关系。汉未黄巾起义之后，士人的心态变化很大。清人赵翼以为
“东汉重名节”（《甘二史札记》卷五）。此议用于黄中起义之前，确为的 论；统而论之不见得完全成立，汉未多有相反的例子。至于魏晋二代，汉末 遗风仍相当浓重，士人无论处世也好，争议也好，复古守旧与乘时趋新始终 相依并存，相辅而行。在傅玄身上，既可以看到其祖的影响，又能发现其父 的影子，随着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傅玄的思想倾向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
知人论世，自应顾及父、祖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性格。
第三，魏晋二代，士人的仕宦升迁颇重父、祖生前官爵地位，傅燮、傅 燮父子生前显职均不过一郡太守，以魏晋品第论，才是五品而已，离高门贵 族的二品资荫，尚有几品之隔。当然，傅燮功多当封而不得封，又以身报国，
英名传扬；傅斡于曹操得关中不费刀兵、收河东轻而易举的霸业中，也有所 建树。这些先辈资荫，对傅玄有利。傅玄仕履中居职地位，有时得考虑其父、
祖的因素。
最后，简单说说傅嘏一支族人与傅玄的关系。傅嘏与傅玄是从兄弟，但 亲族关系渐疏，前已道及。以傅玄之父傅斡的身世而言，亦可证实。傅斡 １３ 岁丧父，留居关中，３ 年后，傅嘏之伯傅巽、父傅允随献帝西迁长安；关中 大乱时，他们合家南奔荆州，依附刘表。其间傅斡没有投靠族亲，没有随行 南下荆州，而很可能西奔加入马腾一方。如果族亲很近，傅斡失父后，傅巽 等理该照应才是。当然，曹操平刘表后，傅巽一支北上邺城；傅斡后来也从 关中到达邺城，两支傅氏族人聚在一起，日后虽是荣损相关，但他们彼此间 的背景仍有不小的区别，不能同“支”看待。
傅嘏之伯傅巽，汉魏禅代之际，已是散骑常侍（以魏品论，居三品），
参与禅代劝进
①
；魏文帝黄初中，又进侍中②
（三品中最尊显之职），已近从 公之位。而与傅巽同辈的傅斡，入魏前的职秩卑微。这一差别就在入魏入晋 后的后辈子孙身上显示出来了。傅嘏去世（２５５ 年）前，职为尚书仆射，居 三品，爵为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为九卿之首，晋入二品，为这一支傅氏 奠定了高门尊显的基础。然而这一年（２５５ 年），傅玄也由参军（八品）转 温县令，他虽比傅嘏小 ８ 岁，居职问的品秩之差别，却正是两支同辈傅氏的 地位悬殊的反映。至于下一辈，傅嘏子傅祗为雍州大中正③
，傅玄之子、比傅 祗年长的傅咸却是北地郡中正，尊卑有别。居官任职如此有悬隔，联姻攀亲 的情况也差不多相似，这后面还要讲到。魏晋时期，门第高下，要从婚、宦 两方面考察，唐长孺先生论之甚详④
，未至二品，不能算高门士族。北地傅氏 虽系同族，却有二支尊卑之分。傅玄生前死后，未至高门。这跟资荫有关，也与为官波折有关。这里只是提前打个招呼而已，下面讲到傅玄生平时再详 论曲折。
① 参《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注《献帝传》载禅代之事。
② 参《三国志・苏则传》及裴注《魏略》。又《三国志・傅嘏传》，“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
③ 参《晋书・李含传》记载。
④ 参阅《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年 版。
第二章生平事业
依据《晋书》本传记载，参考其他有关线索，兹对傅玄生平事业作如下 叙述。
一、高平陵事变之前（２１７—２４９ 年）
（一）三岁丧父，避难河内
本传曰：“献皇后崩于弘训宫，……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晋书・武 帝纪》载，咸宁四年（２７８ 年）六月，“弘训皇后羊氏崩”。由此相推可知，
傅玄生于汉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２１７ 年）。这一年，其父傅斡 ４３ 岁，居邺 城丞相府仓曹属之职。傅玄生于邺城。
大约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 年）前后，傅斡去世，活了约 ４５ 岁（１７５—２１９？）。 傅斡死时，傅玄年仅 ３ 岁，故本传言“玄少孤贫”，说明他因幼年丧父，处 境维艰。
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 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三月汉室改元延康；十 月曹丕禅汉建魏，又改元黄初。据《通鉴》记，这年年底，魏文帝曹丕建都 洛阳后，“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时天旱、蝗，民饥，群司以为不 可，而帝意甚盛”，“乃徙其半”，即内徙冀州民五万户。而据《三国志・魏 文帝纪》注引《魏略》，黄初二年（２２１ 年）春，“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
后又增其复”。这也就是说，为了营建洛阳，充实京畿，魏初曾大规模徒民；
而冀州因旱蝗民饥，黄初元年、二年之际，南下避难迁徙的士民为数最多。
傅玄本传提到的“玄少时避难于河内”（河内郡属司州），可能与此有关。
当时，他年仅四五岁。
（二）专心诵学并入太学
本传承避难河内后讲，傅玄“专心诵学”。至于如何诵学，不得而知。
不过，比傅玄晚生数年的钟会，诵学情形可参照。钟会生于黄初六年（２２５ 年），太和四年（２３０ 年）其父钟繇去世，他年仅 ６ 岁，也是幼年失父。据
《三国志・钟会传》裴注，钟会自幼是在母亲严格训海下诵学的：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 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
《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
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 训。……
这些诵学课目及其次序，无疑是当时书香世家教授子弟的一种普遍选 择。汉末董卓之乱后，太学不立，私学驳杂，因而“学道废坠”，“经学废 绝”；至曹魏代汉，已持续 ３０ 多年。扭转这种局面，既是皇权政治的迫切需 要，也是私家门户的一致愿望。所以文帝登基伊始，就下诏尊孔，黄初五年
（２２４ 年）恢复大学；明帝继位后，更以儒学为本，大力提倡。皇室兴学的 同时，私家期在兴宗，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晰呀学语，就被捧成“神 童”、“麒麟”，小小年纪，就常听着“必兴吾宗”、“已复有人”的念叨。
史书所记魏晋时早熟俊才
①
，大半是应运而生的聪明孩子，带有渲染色彩，伴 有宣传效果，不可完全当真。他们诵学很刻苦，也是事实，但那是逼出来的，是兴学兴宗的世风发生影响的结果。作为名门衰宗之后的傅玄，正是在这种 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应该而且必须“专心诵学”，否则日后难以自立。
这样，傅玄避居河内 １０ 年，通过自学，奠定了深造的基础。循例，大约 明帝太和五年（２３１ 年）他 １５ 岁时进入洛阳大学。自魏文帝黄初五年（２２４ 年）恢复太学后，“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通鉴》卷七
○）；明帝太和四年（２３０ 年）即傅玄入太学前一年，又下诏重经学，要求
“学通一经”，重申“博士课试”（《通鉴》卷七一）。所谓“五经”，是 指《诗》、《尚书》、《仪礼》、《易》、《春秋》。不过，东汉以来，这 些儒家经典迭经一尊烦琐与权变谶纬的变迁，又遭汉未浮竞之风和私学家法 的渗透，士人们在理解上分歧很大。如今大学新兴，博士刚置，求学专攻恰 似选择专业，日后方向、志趣很难一致。比如，《尚书》分今文、古文，《诗》
有毛氏，《春秋》有左氏，等等。同在太学课读的士子，“学通一经”就既 涉“五经”之别，又涉投门师法之异。魏晋玄学兴起，精英就是这班就读的 太学生中人，他们的专业教师就是汉末私学造就的杂牌学者。请注意，傅玄 入太学的前一年，太学师生中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贵尚敦朴忠信之士”，
一派是“虚伪不真之人”。前者“以学问为本”，埋头经典；后者“以交游 为业”，“不务道本”。太和四年（２３０ 年）董昭的上疏和魏明帝的诏文指 的就是这种状况，事见《通鉴》卷七一所载。
①
而且，还需注意到这一分野的 社会基础。高门士族子弟多是“合党连群”、“互相褒叹”（董昭语）的浮 华之徒，而孤贫士子则只能是“清修为首”（董昭语），“后生进趣”（明 帝诏）。傅玄属于后一阵营，他虽入太学，却未染“当今年少”的恶习，孜 孜以求，终于成为一位儒学后进之秀。魏晋玄学巨子皆出自权门势家，而且 以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居多。这跟汉末废太学与魏初兴太学均有关系，废了出 现空白，师法传授不成章法；兴了出现浮华，趋势游利很难根除。傅玄一生 经历了玄学由兴而盛的全过程，呼吸着玄学的空气，接触着玄学名流，目睹 其放形夸张之派头，耳闻其噪碟不休之争议，奇怪的是他竟熟视无睹、置若 罔闻，而且深恶痛绝，不屑评骘。原因何在？这就需要联系他的身世背景和 入太学后的求学环境加以解答。太学就读，这是傅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 重要阶段。史传对此虽无明确记载，但考察他的人生经历，研究他的思想特 点，却不能忽略这段求学生涯。下一题内，我们还要补充说明这段求学生涯 是无疑存在的事实。（三）初仕为中书著作，“撰集《魏书》”
本传曰：“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
与东海缨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4 页、 第 65 页，表列汉末、魏晋时 期近 30 位早熟夙悟的代表人物，有的四五岁就知名。 这些记载说明，这一历史时期世家名门对后代的教 育很重视，从儿童时期就抓得 很紧。
① 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件事据《董昭传》在太和六年（232 年），《通鉴》 记在四年，恐有误。”见《魏 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 年版）中《九品 中正制度试释》一文。
关于傅玄初仕与撰集《魏书》的时间，陆侃如先生的意见是：“缪施”
当为缪袭之误，缪袭卒于正始六年（２４５ 年），享年 ６０ 岁，而傅玄时年 ２９ 岁，相差 ３０ 余年，“似无同撰之理，“疑玄为著作乃袭所推荐”，时间“不 能晚于本年（２４５ 年）”，因而将傅玄为著作、撰《魏书》的时间系于缪袭 卒年；由此逆推，傅玄举秀才、除郎中，“假定在撰《魏书》之前五年左右”，
因系于正始元年（２４０ 年）即傅玄 ２４ 岁时。
①
陆先生不可能细考，采取极谨慎的方法，以假定的措辞系年，并不敢遽 定。因此，我们想对陆先生的系年重新审视，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缪施”不是缪袭。
①
缪袭于《三国志・刘劭传》后，有简略介绍，裴注引文又有补充，知其“历事魏四世”，“官至尚书、光禄勋”。《宋书・乐 志一》、《世说新语・言语》均记载，缪袭于魏明帝景初年间（２３７—２３９ 年）
职为侍中。他参加撰写《魏史》，据《史通・古今正史》讲，是在魏黄初、
太和中（２２０—２３２ 年），“草创纪传，累载不成”。缪袭入仕颇早，撰《魏 史》时，傅玄最大不超过 １６ 岁，二人不可能同时撰集。与傅玄同时入选撰集
《魏书》的缪施，虽史传里再找不到他的踪影，但他是另一人，亦属初仕，
与傅玄一样，也赢得“时誉”，是位年轻人。
第二，傅玄“举秀才，除郎中”与“选入著作，撰集《魏书》”不能分 割而论：均属同时先后职衔有别，应视作初仕程序。对此，后面再作计较。
第三，曹魏一代撰修《魏书（史）》，官方组织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黄 初、太和年间，参加者是卫觊、缪袭、韦诞等；第二次是在正始年间，参加 者有韦诞、应璩、傅玄等；第三次是在魏末，参加者有王沈、阮籍、孙该等。
这从史传里不难查实。其中有的参撰者曾前后留用，如韦诞、孙该，但缪袭 没参加正始间撰集，傅玄未参加前一次与后一次活动。刘知几《史通・古今 正史》对第一次撰史的时间和参加者讲得很具体，而对后两次撰集合在一起 叙述，容易使人产生误会，所出傅玄似成后期与王沈同撰，就不符合实际了。
我们认为，傅玄初仕与参加撰集《魏书》在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位的 景初三年（２３９ 年）初。
首先，傅玄本传所出“州举秀才”，只是取得入仕资格，不是职任；“除 郎中”
①
则说明他参加了太学组织的课试，获得甲科的优异成绩，授官将予重 任；实质性的职任就是“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因此，这说的 是一回事，“举秀才”就得策试，试而高第“除郎中”，以甲科郎中的“时 誉”被“选入著作”，担任了史官。其次，黄初、太和间的修史“累载不成”，处于半停顿状态，接着又组 织人力纂修时，主事者有应璩，身份是侍中。《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 章叙录》讲，应球于“齐王即位，稍迁侍中”，这在景初三年（２３９ 年）初。
应璩迁侍中，跟他参与主持其后的修史有关。
最后，傅玄今存文中有一篇《马钧传》，对傅玄入太学、初仕问题都有
① 参考《中古文学系年・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史通・古今正史》有清人浦起尤释文曰，“按，缪施或即《魏志》之缪袭否？俟考。”（《史通通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浦氏并未肯定，不能 作为依据。
① 魏黄初五年（224 年）立太学后，实行“五经”课试之法。博士课试之 法，是通过策试，擢其高第，分 甲、乙之科；其中甲科若干人为郎中，乙科若干 人为太子舍人。汉末顺帝时，甲、乙科各取十人；曹魏时 甲、乙科取员多少不清， 估计不会多于十人，或有减少。
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马钩“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指南车，
是在太和六年（２３２ 年）前后；造出指南车、水车、水转百戏，与明帝大治 洛阳宫殿有关，《通鉴》系于青龙三年（２３５ 年）八月为受诏始造之时；接 着修造并迄于成功。其间，傅玄与裴秀辩论过，与曹羲谈及过，曹羲又汇报 给了曹爽。裴秀（２２４—２７１）入太学约在景初二年（２３８ 年），傅玄以“裴 子”相称；曹爽是“武安侯”，曹羲是“安乡侯”，这是景初三年（２３９ 年）
齐王即位后改封之爵。
从上述记载可知，傅玄耳闻马钧与高堂隆等争论，眼见青龙，景初年间 修造宫殿与马钧制作指南车等，与马钩、裴秀、曹羲诸人均有过接触，还竭 力替马钩辩护活动过。无疑，太和末他已在洛阳太学，写《马钧传》时，曹 爽已改封为“武安侯”，傅玄也有言事交涉的便利，说明已入仕有了身份。
这篇《马钧传》很可能就是傅玄“除郎中”接着“选入著作”时的交卷 之作。因为“晋制：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通典・职官八：
秘书监》），而晋制应承魏制，《晋书・职官志》就是合记的：
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 中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 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傅玄初仕之职中书著作，魏官制在八品，具体职任是参与修撰《魏书》，
修史地点在东汉以来收藏图籍的东观。这样，关于傅玄的初仕时间，我们的 结论是在景初三年（２３９ 年），与陆侃如先生的推测意见（２４０ 年）很接近，
但立论的角度有差别，对初仕职的看法也不一致。至于傅玄初仕前有三次辟 举“皆不就”的问题，无法推究，或因就学太学，或有其他原因，似不可深 究。
（四）正始车间（２４０—２４８ 年）处境险恶
齐王曹芳即位后第二年改元正始，直到正始十年（２４９ 年）正月“高平 陵之变”，傅玄在东观呆了 １０ 年之久，其间不但职事没有变化，职位没有迁 升，而且处境险恶，差点遭受不测。他的命运无形中被卷入曹魏政权内部的 争斗漩涡里，时势逼他要作出选择。这段经历对傅玄很重要，要说清楚，就 得先讲讲政坛风云。
曹魏政权建立后，规定太后不得干预朝政，对诸王实行严密禁锢，这对 防止外戚、宗室觊觎皇权当然是有效的，尽管有点矫在过正。但是，皇权孤 立、士族掌权，又会派生出朋党相争的祸端，这个漏洞是很难堵塞的。魏明 帝作为守成之主，虽然后期大营宫殿造成政权的危机，但危机的征兆主要来 自经济方面，不在政治阴谋方面。史载，他“沉毅好断”，“任心而行”，
“优礼大臣”，“政自己出”（《三国志・明帝纪》），皇权的有效行使是 没有疑问的。可惜他掌权 １２ 年，仅 ３４ 岁就驾崩了。他一死，曹魏政权的悲 剧随之开演。究其原因，皇权旁落，朋党又兴，士族内部的争夺就不可避免。
危机已经潜伏，摊牌只在迟早。从皇权的角度看，明帝无子，曹芳只是养子，
这是公开的秘密；曹芳继位年仅 ８ 岁，外戚、皇宗室仍不得参政，辅政的曹 爽、司马懿实际上代表皇权。曹爽又不是曹氏族亲，其父曹真被曹操收养而 改冒曹姓，实际是新发迹的破落户子弟；司马懿是河内望族名门，南征北战，
于曹魏政权有汗马功劳。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争权，先发制人者是曹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