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錢貴時代下官方對私錢流通的對策

第四章 錢貴時代下官方對私錢流通的對策

清沿明制，每當新君即位，即頒發新朝年號錢文。惟礙於銅 斤籌措困難，即使到雍正年間，整體制錢供應仍屬相當有限。除 中央戶、工兩部以及川滇黔等西南產銅諸省僅能維持額定鑄錢量 外，其他省份都只能藉由收買商銅或廢銅、舊錢改鑄，惟最終仍 因銅材匱竭而旋即關閉。

由此可見，全國性制錢供應不穩定的 情形，根本無法滿足十八世紀人口增長與農工商業發展下整體社 會對銅錢需求的局面。雍正五年(1727)，清世宗曾諭曰：

國家設立寶源、寶泉二局，鼓鑄制錢，原期充足流通，以 便民用。乃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不見其平，

民間甚為不便。

制錢供不應求導致錢價高昂造成社會民生的沉重壓力，而地方又 因官錢流通不足引發民間私鑄私銷的猖獗，在在俱對國家統治權 威與社會穩定構成莫大挑戰。終世宗一朝，錢荒錢貴、私鑄私銷 現象始終為當政者縈繞心頭無法解決的困局，並延續至繼位新君 所必須面對的深刻課題。

第一節 廣鑄制錢以遏抑私錢

清高宗繼位之初，部份地方官員即紛紛議請解決當下錢少錢 貴，私錢充斥問題，首要之道為地方各省開局鑄錢。前文曾引述 湖廣鎮筸鎮總兵官譚行義即認為私錢泛濫由於錢貴，而錢貴由於 需錢者日多，求之者眾而供之者不足。因此譚行義認為對策之最

1 關於清初銅斤籌措政策的變化，詳參劉序楓，〈享保年間の唐船貿易と日本銅〉，收入中村質編，

《鎖國と國際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年)，頁 296-326；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 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 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年)，第 7 輯，頁 93-144。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第 7 輯，頁 71，雍正 5 年 4 月初 6 日，內閣奉上諭。

善者，惟有「廣開鼓鑄」，使制錢充裕，才能遏止私錢的蔓延。

根據譚的規畫：

京師在北，滇廣在南，四川在西，江浙在東，四面悉皆鼓 鑄。直省莫不流通，錢文何患其不多，價值何患其不賤。

案中建議京師戶、工兩局，西南川滇黔等省既已開鑄多年，若加 上 沿 海 江 浙 地 區 利 用 洋 銅 供 應之 便 ， 積 極 鼓 鑄 ， 從 而 建 構 以 西 南、京師、江浙三大鑄錢據點，連成一個全國制錢的供輸網絡，

制錢日多，錢價日減，私錢將不禁而自止。

雖然目前並未看到朝廷回應譚行義奏摺的詳細內容，但譚的 建議引發其他官員積極回響則是有目共睹。如次年廣東道監察御 史鍾衡的具奏便是一例。他在摺中同樣認為：解決私錢泛濫的辦 法，惟有擴大地方鑄錢體系。但不同於譚行義奏請以洋銅進口的 江浙地區作為地方鼓鑄另一起點，鍾衡則主張應以水陸通衢、銅 材集散之處的湖廣地區為首選。鍾衡疏稱：

各省所用錢文，俱仰需於戶工兩局，此京師錢文之缺也。

外省如雲南，則本省鼓鑄，貴州現今請添爐鼓鑄，廣西一 省於雲南解運抵換，故制錢通行，民資利益。……臣愚見 莫若於各省之中擇其地之居中者，設立鼓鑄，廣布錢文，

以濟各省之用。

綜觀譚行義與鍾衡兩人奏請地方開爐，究竟應先在何處設局的意 見雖互有出入。但他們的主張，對促使乾隆初年中央與各省官員 正視建構地方鑄錢體系，積極籌劃地方廣設錢局，廣鑄制錢，以 紓緩錢貴壓力的重要角色方面，卻是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契機。

3 「貨幣金融」，1229-002，乾隆 3 年 10 月 18 日，湖廣鎮筸鎮總兵官譚行義奏摺。

4 「貨幣金融」，1230-001，乾隆 4 年 11 月 16 日，廣東道監察御史鍾衡奏摺。

受到譚、鍾兩人奏議的影響下，不久即獲得地方督撫的正面 回應。例如乾隆四年(1739)閩浙總督郝玉麟，經由邸報得知譚行 義具奏主張，隨之會同浙江巡撫盧焯(1693-1767)合疏呈稱：

民間困於錢貴之苦，甚為急迫……且係不堪雜錢，內字樣 模糊，薄小穿破，類如鵝眼者甚多。……京中寶泉、寶源 二局，及雲南、四川等省逐年鼓鑄雍正、乾隆錢文，又不 能流通于東南浙江等省，……錢價日貴，民用匱乏，勢所 必然。臣等細為籌議，欲求錢價平減，必須錢文充裕，欲 求錢文充裕，惟有照前鼓鑄。

正當浙江奏准並開始著手籌辦鑄局事宜之際，來自福建省方 面議請設局鑄錢的奏摺亦隨之送抵北京。摺中奏云：

查臺地向來所用錢文，非係官板制錢。其體質薄小，每文 止重數分，且多攙鉛鐵鑄成。……近年以來，往來商民見 內地錢貴，多有暗地攜帶攙和使用。又臺地自准搬眷以後，

丁口日增，用錢倍多，錢價高昂。……相應仰懇天恩，俯 准開局鼓鑄，俾臣等將鑄出錢文，運赴臺地，照例搭配官 兵月餉，流通於民，以紓一時之極困。

細讀福建省官員奏請開爐，其本意出於替臺灣鑄錢。這是一個頗 為特殊的例子。蓋自清初鼓鑄體制而言，像福建以省立場替臺灣 一府專設錢局鼓鑄錢文的情況並不多見。雖然為時短暫，卻因此 為往後福建省創設寶福局奠下運作基礎。

在推動閩、浙兩省相 繼 開 局 鼓 鑄 制 錢 一 事 上 ， 出 身漢 軍 廂 白 旗 的 郝 玉 麟 確 實 功 不 可 沒。而當他調任兩江總督期間，依舊貫徹其理念積極著手推動江

5 「貨幣金融」，1229-014，乾隆 4 年 3 月 18 日，閩浙總督郝玉麟，浙江巡撫盧焯奏摺。

6 「貨幣金融」，1229-025，乾隆 4 年 8 月 12 日，閩浙總督郝玉麟，署福建巡撫布政王士任奏摺。

7 關於乾隆初年福建替臺灣鑄錢及福建省鑄局設立經緯，詳參鄭永昌，〈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 的發展與演變(1684-1800)〉，《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235-241。

蘇錢局的創設工作。

隨著浙江、福建、江蘇錢局的相繼籌設，華南、華中諸省亦 紛 紛 奏 請 開 爐 (見 表 5)。 如 乾 隆 五 年 (1740)兩 廣 總 督 馬 爾 泰 (？

-1748)議請廣東開鑄，奏云：

現今制錢，竟不多概見。揆厥所由，因本省從前久未鼓鑄，

海疆遠隔，神京制錢未易流通之故。……莫若及時先就本 省開爐鼓鑄，所出錢文，即以之搭放兵餉，轉散民間，使 國寶日漸流通，而舊用小錢不特可望日減，仍可藉制錢折 筭以平其價。

是年底，湖北方面巡撫張渠(？-1740)同樣也建議：

錢價既貴，因而射利奸民復用私鑄，攙和充斥市廛。……

臣輾轉熟籌，惟有亟請鼓鑄，使制錢一律流通，則低錢難 以配用，私鑄無利可圖。

至於湖南巡撫許容(？-1751)亦主張：

各處錢價昂貴，而長沙一帶多使小錢，更低惡易壞。……

臣再四躊躇，計惟設局鼓鑄，使制錢充盈，不但錢價易平，

而私錢亦無處可使。

稍晚江西巡撫包括(？-1744)也具奏建議：

錢文未裕，錢價漸昂，射利奸舖每將私錢攙搭，日積月累，

錢價日貴，錢愈不堪，……是欲錢價之平，非制錢充裕不 能，而欲制錢之充裕，非開爐鼓鑄不可。

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史館檔」，食貨志，錢法，省局鼓鑄一。

9 「貨幣金融」，1230-010，乾隆 5 年正月 28 日，廣東廣西總督馬爾泰、署理廣東巡撫王謩奏摺。

10 「貨幣金融」，1231-020，乾隆 5 年 11 月初 8 日，湖北巡撫張渠奏摺。

11 「貨幣金融」，1231-028，乾隆 6 年 4 月初 4 日，署理湖南巡撫許容奏摺。

12 「貨幣金融」，1232-009，乾隆 6 年 9 月 12 日，署理江西巡撫包括奏摺。

自 譚 行 義 提 出 廣 鑄 制 錢 以 遏 止 私 錢 流 通 的 建 議 後 ， 不 數 年 間，即引起地方督撫陸續奏請開局設爐的熱潮。從各方奏議論點 觀之，大半俱認為私錢充斥由於制錢少而價貴，因此惟有各省廣 開錢局，廣鑄制錢，才是治本之道。

【表 5】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各省錢局開鑄時間表

區 域 省 份 鑄 局 名 稱 開 爐 時 間 說 明

省 城 鑄 局 雍 正 元 年

臨 安 府 局 雍 正 元 年 乾 隆 36-39 年 間 停 爐 ， 40 年 復 爐 ， 44 年 關 閉 。 大 理 府 局 雍 正 元 年 雍 正 3 年 停 鑄。乾 隆 8 年 復 開，36-39 年 間 停 爐，

40 年 復 爐 。 霑 益 州 局 雍 正 元 年 雍 正 3 年 停 鑄 。

東 川 府 局 雍 正 12 年 同 年 即 關 閉 。 直 至 乾 隆 6 年 復 開 。

廣 西 府 局 乾 隆 2 年 乾 隆 4 年 停 爐，15 年 復 爐。又 36-39 年 間 停 爐 ， 41 年 復 爐 ， 44 年 正 式 關 閉 。

順 寧 府 局 乾 隆 29 年 35 年 關 閉 。 保 山 府 局 乾 隆 40 年 44 年 關 閉 。 雲 南 省

曲 靖 府 局 乾 隆 41 年 44 年 關 閉 。 寶 黔 局

(畢 節 縣 局 ) 雍 正 9 年 乾 隆 24 年 移 局 於 貴 州 貴 陽 府 ， 乾 隆 52 年 自 省 城 局 分 爐 復 設 。

貴 州 省

省 城 局

(貴 陽 府 局 ) 乾 隆 24 年 移 畢 節 縣 局 省 城 開 爐 。 四 川 省 寶 川 局 雍 正 10 年

西 南 地 區

廣 西 省 寶 桂 局 乾 隆 8 年 湖 北 省 寶 武 局 乾 隆 9 年 華 中 地 區

湖 南 省 寶 南 局 乾 隆 9 年

山 東 省 寶 濟 局 乾 隆 2 年 收 買 銅 器 開 局 ， 次 年 即 關 閉 。 直 隸 省 寶 直 局 乾 隆 12 年

陜 西 省 寶 陜 局 乾 隆 14 年 乾 隆 7 年 曾 一 度 開 爐 ， 但 銅 材 不 繼 關 閉 。 華 北 地 區

山 西 省 寶 晉 局 乾 隆 14 年 乾 隆 17 年 間 因 銅 材 不 繼 一 度 停 鑄 。 浙 江 省 寶 浙 局 乾 隆 5 年

福 建 省 寶 福 局 乾 隆 6 年 福 建 在 乾 隆 4 年 即 已 開 爐 為 臺 灣 鑄 錢 。 江 蘇 省 寶 蘇 局 乾 隆 6 年 乾 隆 元 年 以 收 買 舊 銅 開 爐 ， 旋 即 關 閉 。 江 西 省 寶 昌 局 乾 隆 8 年 乾 隆 2 年 曾 開 鑄 ， 旋 因 銅 料 不 足 關 閉 。 華 南 地 區

廣 東 省 寶 廣 局 乾 隆 10 年 寶 伊 局 乾 隆 40 年

葉 爾 羌 局 乾 隆 25 年 乾 隆 33 年 正 式 關 閉 。 阿 克 蘇 局 乾 隆 25 年 乾 隆 31 年 關 閉 。 新 疆 省

烏 什 局 乾 隆 32 年 西 部 地 區

西 藏 省 寶 藏 局 乾 隆 58 年 鑄 銀 圓 。

資料來源：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史館檔』，景方昶纂，「食貨志‧錢法」。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

上表除雍正以來西南地區已設錢局外，華南、華中諸省經乾 隆初年督撫努力的規畫與經營之下，雖因徵集銅鉛等幣材難易有 別，召募匠役遲速各異，但到乾隆十年(1745)前後，東南、華南、

華中，以及華北等地悉鑄局林立。相較於康熙、雍正兩朝以來，

各省制錢主要仰賴於中央戶、工兩局或西南地區，乾隆初年已經 明 確 看 到 各 省 所 建 構 獨 立 的 鑄錢 組 織 。 日 本 學 者 佐 伯 富 教 授 認 為：清代乾隆年間貨幣政策大多奠基於世宗時期的規畫體制。

然 而從確立地方鑄錢體系，乾隆初年建構以「省」為單位的貨幣供 給管道，藉此解決地方錢荒錢貴，壓抑私錢泛濫現象，俱較以往 歷朝更能發揮應有的成效。

13 佐伯富，〈清代雍正朝における通貨問題〉，頁 562。

第二節 私錢的弛禁與嚴禁

隨著地方錢局漸次開設，如何進一步處理市場私錢問題逐漸 成為許多官員的注意焦點。部份地方官員主張：錢局既已陸續營 運，餉錢搭放，流轉民間，因此私錢應行嚴禁取締；然而其他則 認為：私錢雖當查禁，但目前制錢尚難敷人民日用所需，若加上 吏役執法過當，恐將帶來更大的滋擾。

我們可以將上述兩種觀點稱之為「弛禁論」與「嚴禁論」。

早 在 高 宗 繼 位 之 初 ， 廣 東 瓊 州總 兵 官 李 順 即 以 小 錢 有 礙 天 朝 體 制，建議將當地流通歷代舊錢與偽號錢嚴行查禁。

然而高宗卻 在其摺中批示：

民間行使小錢、廢錢，乃地方相沿陋習，若禁止嚴迫，則 受其擾累者不少矣。

高宗的意向看來相當明顯，並將李順奏摺交發廣東督撫，並諭令 覆 議 具 奏 。 當 時 兩 廣 總 督 鄂 彌 達 (1685-1761)、 廣 東 巡 撫 楊 永 斌 (1670-1740)覆稱：

緣東省從前未開鼓鑄，制錢甚少，小民零星日用，勢所必 需，不得不以廢錢是用。……制錢甚少，而欲一旦嚴為之 禁，強令小民不用廢錢，是必只許用銀而後可。其如小民 之家，一、二文錢買賣交通者甚多，若俱令用銀，則銀色 高低、戥頭輕重，難以計量，徒滋紛擾，貽累無窮。

在鄂彌達等人的奏摺中，高宗再度重申不認同李順主張嚴禁之議 的看法：

14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5 輯，頁 184-185，雍正 13 年 8 月 16 日，廣東瓊州總兵李順奏摺。

15 同前註，頁 185。

16 「貨幣金融」，1226-034，乾隆元年 3 月 28 日，兩廣總督鄂彌達，廣東巡撫楊永斌奏摺。

是彼奏原屬不妥，是以諭令卿等酌商。

由此可知，高宗對地方私錢流通基本上採用容忍立場已甚明顯。

惟從中央與地方各官員條奏意見紛陳靡定，卻又反映出乾隆初年 政府對私錢處理態度尚未形成一致的對策。

主張對私錢流通採取容忍立場的官員中，如譚行義認為：

私鑄錢文理應嚴禁，但此時錢少價貴，若遽行禁止，不但 難以杜絕，並恐於民未便。

而郝玉麟也認為目前正當錢價昂貴，若驟行查禁，既於民未便，

且易滋生事端。

湖北巡撫張渠也支持同樣的看法：

惟是沙板、漏風、鵝眼、榆夾等錢所在多有，若驟行禁遏，

不惟比戶行使，勢將不勝其擾，且民間除此小錢之外，幾 於別無可用之錢。

又江西巡撫包括奏稱：

小錢由來已久，若概行禁止，恐制錢不敷流通，轉於民生 無益。……俟制錢充裕之日，再將小錢逐漸收買，以為添 鑄之用。

綜觀諸人的態度，大多認為當下錢少而貴，實不宜對私錢遽行查 禁。他們認為，顧及社會情勢，順應民情，惟有待官錢充裕，流 通日廣，市價平穩以後，才是採行查禁私錢的時機。

相反，議請嚴禁私錢的官員則強調小錢流通將有礙「體制」，

有傷「國體」。如鍾衡認為，今各省錢局開鑄，私錢理當同步查

17 同前註。

18 「貨幣金融」，1229-002，乾隆 3 年 10 月 18 日，湖廣鎮筸鎮總兵官譚行義奏摺。

19 「貨幣金融」，1229-025，乾隆 4 年 8 月 12 日，閩浙總督郝玉麟，署福建巡撫布政王士任奏摺。

20 「貨幣金融」，1231-020，乾隆 5 年 11 月初 8 日，湖北巡撫張渠奏摺。

21 「貨幣金融」，1232-009，乾隆 6 年 9 月 12 日，署理江西巡撫包括奏摺。

緝，以免制錢與私錢並行，公私混雜。

又如乾隆六年底(1742)，

調任江西巡撫的陳弘謀目睹該省私銷私鑄兩相為害，以致私錢充 斥，錢法敗壞，遂一改前任撫臣包括的容忍政策。他在一篇「為 江西錢價日昂民困日甚叩懇聖恩速撥銅斤開設鼓鑄事」奏摺中認 為：

奸徒將官錢剪邊，以鑄砂錢。……私鑄日多，銷燬日甚。……

於國帑錢法，已覺有礙。……臣擬預先出示曉諭，定以三 個月之限，令將一應私鑄砂錢及剪邊錢盡數繳官，按照生 熟銅斤給價收買，……逾限不繳，即照行用私錢治罪。

而陳弘謀另一篇「為敬陳新錢出易之法以平市價以濟民用事」奏 摺中，又再度重申私錢「應即行禁革」，並「勒限收買」的基本 主張。

陳弘謀的嚴禁論主要從兩個方面出發：一、私錢來自私 鑄，而私鑄之銅多來自奸民銷燬制錢或私剪錢邊，因此私錢若不 遽禁，則官方鼓鑄制錢，徒成奸徒私銷私鑄之本；二、目下錢價 高昂，人民以貴價兌換低劣私錢已蒙受損失，若官方不即查禁收 買，往後人民將受更大虧損。

接到陳弘謀的奏摺後，高宗隨即交與戶部等官員進行討論。

時戶部尚書徐本(1683-1747)覆稱：

該省行使此等錢文，相沿已久，若遽行查禁，全數收買，

恐制錢一時不能充裕，錢價愈見昂貴，轉於民用無益。

從戶部回覆顯見並不支持陳弘謀的建議。乾隆九年(1744)，湖北 巡撫晏斯盛(？-1752)又呈上一道「陳明錢法事宜疏」中，試圖再 次探詢中央對查禁私錢的立場，同樣遭到閣部大臣更為明確的駁

22 「貨幣金融」，1230-001，乾隆 4 年 11 月 16 日，廣東道監察御史鍾衡奏摺。

23 「貨幣金融」，1232-024，乾隆 7 年 7 月初 1 日，江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24 「貨幣金融」，1233-005，乾隆 7 年 12 月 24 日，江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25 「貨幣金融」，1233-001，乾隆 7 年 8 月初 6 日，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務徐本奏摺。

詰。據晏斯盛摺中所述：

夫制錢行將十年，而千百中僅見一、二，雍正錢距今二十 餘年，康熙大制錢距今百年，而千百中存者亦僅一、二。

其見且存者，又多翦去其邊，鎚扁其質，則人情惟銅之為 利，而銷燬之形亦可見矣。是何不禁之早哉？或曰民間目 前惟有此錢，禁之將盡困，而錢恐更致大貴，殊為未便。

非也。因循久之，日鑄日銷，何所底止，且禁之有漸，何 至重困哉。請先行出示，限三月內將沙板、翦邊、鎚扁、

鉛錢、古錢，一切繳地方官歸局，仍給與銅價。

高宗按例將晏斯盛奏摺交發大學士鄂爾泰等覆議。回奏指出：

今值錢價昂貴之際，若勒定限期，遽行收買，誠恐制錢一 時不能充裕，錢價愈加昂貴，於該省兵民轉多未便。所有 該撫奏請收買沙板、剪邊、錘扁等錢，現在未便舉行。

高宗隨之在覆奏摺子中批下「依議」字樣。從陳弘謀與晏斯盛兩 人議請查禁私錢先後遭到閣部官員駁詰的下場，卻具體反映中央 對地方私錢流通的容忍態度。但當晏斯盛接獲中央駁回之際，適 值湖北江夏縣拿獲剪邊錢犯陳昌舜、徐宗禮、程洪景等人，並起 出剪邊錢二千餘文及剪下碎銅十餘斤。乾隆十年(1745)初，晏盛 斯因此再度上奏，強調湖北查禁私錢的迫切性：

今拿獲剪邊犯人之後，民間聞拿，亦知畏法。現在已將剪 邊錢俱揀退不用。若從此嚴行飭禁，不許行使，則剪邊無 利，奸徒自可斂跡。但通省行用小錢之處甚多，若不通行

26 「貨幣金融」，1234-020，乾隆 9 年 5 月初 9 日，湖北巡撫晏斯盛奏摺。同文又收錄於賀長齡 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53，戶政 28，頁 1315-16，晏斯盛，「開 銅源節銅流疏」。

27 「貨幣金融」，1234-025，乾隆 9 年 6 月 11 日，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摺。

查禁，恐致潛匿，難盡根株，請通飭嚴禁。

然而，在這次交發閣部覆議的過程上，大學士張廷玉(1672-1755) 等對私錢卻作出不同的裁示：

該撫既稱現在拿獲剪邊錢文犯人，此時實有可禁之端，不 便遲緩，已經通行飭禁。應如該撫所奏，將該省剪邊錢文 嚴行查禁，不許行使。至砂板、錘扁、鉛錢、古錢等錢，

應仍照臣等原議，俟該省制錢充裕後，再行定議查禁。

由於民間將制錢剪邊，案涉毀損制錢問題，因此張廷玉遂作出不 同的處理辦法，准許該撫將地方剪邊錢進行查禁收買，而高宗亦 批示「如議」實施。然而，兩年後當新任湖廣總督塞楞額與湖北 巡撫陳弘謀再次奏請查禁省內沙板、鵝眼等私錢

，卻遭到戶部 尚書劉於義(？-1748)的駁詰：

沙板、鵝眼、光板、剪邊等錢，併有字之小錢，俟將來鼓 鑄制錢充裕之日，再行收買供鑄。

從戶部覆議主張不僅砂板等錢不宜禁抑遭受駁回，即乾隆十年張 廷玉覆准查禁剪邊錢文，又再度開放流通。

從湖北督撫屢次具奏議請查禁地方小錢，已可概見該省小錢 問題的嚴重性。但就中央立場言之，一方面制錢尚未充裕，錢價 依然高昂，若遽行查禁，勢將對市場造成更大困擾，這是中央一 再監持的立場；另方面，若僅許湖北查禁收買，則該省小錢因遭 官方取締而外流他省，究將如何妥善處理？而各省俱比照辦理，

則 中 央 又 如 何 堅 持 其 弛 禁 立 場？ 這 些 都 是 中 央 必 須 審 慎 施 行 的

28 「貨幣金融」，1235-012，乾隆 10 年正月初 10 日，湖北巡撫晏斯盛奏摺。

29 「貨幣金融」，1235-016，乾隆 10 年 2 月 11 日，大學士張廷玉奏摺。

30 「貨幣金融」，1238-003，乾隆 12 年 2 月 20 日，湖廣總督塞楞額，湖北巡撫陳弘謀奏摺。

3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檔案》，A146-90，乾隆 12 年 3 月 21 日，協辦大學士兼 管戶部尚書事務劉於義等副奏。

課題。

然而，對小錢充斥的省份而言，其立場卻往往與中央互有出 入 ， 因 此 有 關 奏 請 查 禁 私 錢 之議 始 終 不 絕 於 耳 。 如 乾 隆 十 四 年 (1749)浙 江 巡 撫 方 觀 承 (1698-1768)發 現 市 肆 上 行 用 日 本 流 入 的

「寬永通寶」。方觀承認為：

此項私錢來自遠洋，早為查禁，易於斷絕。惟是錢文入市，

到處流通，而洋船收泊不止浙省，除閩省口岸業經督臣喀 爾吉善嚴行飭禁外，其江廣二省必須一體通禁，始免彼此 弊混。

同年，湖北巡撫唐綏祖(1686-1754)一如歷任撫臣，再度奏請將省 內各式私錢官為查禁：

制錢之外，復有剪邊、銼孔、砂壳、鵝眼、錘扁、京鐓、

鉛鐵等項，概行使用，竟與制錢無異，以致奸民違禁射利，

往往將制錢銷燬，改鑄私襍等錢，公然行使。……是私錢 一日不禁，則錢價一日不平，而制錢亦終未能有充裕之日。

33

雖然目前尚未看到高宗對唐綏祖奏摺回應的相關記錄，但軍機處 廷寄檔案中卻找有關浙江巡撫方觀承的駁飭內容，據此推知對唐 的處理應大致相近。諭曰：

方觀承奏稱浙省內地有將東洋錢攙襍行使之弊，現在示禁 回棹商船，無得攜帶，舖戶悉行交官銷燬，違者俱行使廢 錢之例治罪等語。此在內地鼓鑄充裕，市價平減，自應嚴 行查禁，以崇國體，現今錢價昂貴，姑聽其攙和流通。則

32 「貨幣金融」，1240-012，乾隆 14 年 7 月初 4 日，浙江巡撫方觀承奏摺。

33 「貨幣金融」，1241-004，乾隆 14 年 8 月 28 日，湖北巡撫唐綏祖奏摺。

錢文益多，于民用似為便易，亦屬權宜可行。方觀承之奏，

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事實上，私錢的流佈與蔓延，對轄區地方官員而言無疑倍感 壓 力 。 蓋 私 錢 流 通 即 意 味 著 私鑄 的 活 絡 ， 按 清 代 錢 法 禁 令 中 規 定，地方發生私鑄案件而官員知情故縱，或毫無察覺，皆受到嚴 厲行政處分。因此，對中央惟嚴私鑄而對私錢卻採取寬容態度，

確實使地方官員左右為難。是以地方一旦查獲私鑄案件，官員大 多希望中央能核准私錢一併嚴禁。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當河南 境內破獲私鑄案之際，巡撫陳弘謀即奏請將民間行使私錢一體查 禁收買，然而結果仍如以往受到高宗的申飭：

河南巡撫陳弘謀奏請查拿私鑄奸徒摺內，請將民間行使私 錢，一體問罪，私錢官為收買鎔化，可充官局鼓鑄之用等 語。朕思私鑄固當嚴禁，……至因嚴私鑄而并重行使私錢 之罪，則因愚懵不辨，而罹咎者眾，既虞其滋擾，若官為 收買，則將鎔鉛圖售，私鑄者不更多乎？此奏所謂知其一 不知其二，不可見之施行者。

同樣，在乾隆十九年(1754)高宗回覆江西巡撫范時綬建議對各省 通行查禁私錢以免私鑄之徒有機可乘的看法，高宗依然不為所動 並在奏摺上批示：

不但各省不必，即汝江省亦尚在可緩之事。使官錢充裕，

何必使私錢，若不充裕並此私錢亦不令使，則民將使何物。

36

與此同時，對於外省不厭其煩地累奏查禁私錢，高宗隨即透過軍

34 佚名，《乾隆廷寄》，第 1 冊，頁 273-275，乾隆 14 年 7 月 24 日奉上諭。

35 佚名，《乾隆廷寄》，第 3 冊，頁 899-901，乾隆 17 年 2 月初 9 日奉上諭。

36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8 輯，頁 21-22，乾隆 19 年 4 月 11 日，江西巡撫范時綬奏摺。

機處向各省督撫發佈諭旨：

總之官錢充裕，民間自無更用私錢，不然則私錢之禁愈嚴，

錢價之增必且日甚，於調劑本意未見其有當也。

總之，在乾隆前期制錢不足，錢價高昂的時代中，主張嚴禁私錢 的地方官員一無例外受到中央的駁斥反對。大概只有少數官員如 廣西巡撫定長的看法，最能體現朝廷的立場：

蓋私鑄錢文，雖形質大遜於制錢，然民間尚可串和行使，

制錢不因之而較少，錢價不因之而較貴，尚非民間日用之 害。

【表 6】乾隆年間中央與地方各省鑄錢局制錢發行量

單位：文

華北地區(1) 華中地區(2) 華南地區(3) 西南地區(4) 總計

(1+2+3+4)=(5)

戶工兩局(6) 總計

(5+6)=(7) 1736-45 31,913,309 134,218,580 1,016,321,968 5,778,825,598 6,961,279,455 9,117,291,000 16,078,570,455

1746-55 1,188,553,459 1,476,993,086 2,927,231,347 8,027,971,247 13,620,749,139 12,373,020,000 25,993,769,139

1756-65 1,967,010,215 3,140,290,546 3,888,728,852 13,240,618,423 22,236,648,036 13,997,760,000 36,234,408,036

1766-75 1,562,985,976 2,239,612,099 3,384,392,830 10,186,780,823 17,373,771,728 13,879,029,000 31,252,800,728

1776-85 1,532,812,277 1,691,957,030 3,116,802,224 7,048,569,472 13,390,141,003 13,747,800,000 27,137,941,003

1786-95 1,426,646,816 1,028,191,115 2,890,639,712 4,826,980,112 10,172,457,755 12,123,060,000 22,295,517,755

總 計 7,709,922,052 9,711,262,456 17,224,116,933 49,109,745,675 83,755,047,116 75,237,960,000 158,993,007,116

資料來源 ：1.國立故宮 博 物院藏，『史 館檔』，景方 昶編纂，「食 貨志‧錢 法」。

2.北京第一 歷史檔案 館 藏 ，『 內閣漢 文題本──戶科貨幣 類』。

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廷寄檔』，乾隆 19 年，頁 39-40，乾隆 19 年閏 4 月初 3 日奉上諭。

38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 輯，頁 61，乾隆 17 年 10 月初 3 日，廣西巡撫定長奏摺。

【圖3】乾隆年間中央及各省鑄錢變化趨勢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1736-45 1746-55 1756-65 1766-75 1776-85 1786-95 年份 百

萬 文

各省鑄錢量 中央戶工鑄錢量

【表 6】與【圖 3】為乾隆年間中央與地方鑄錢數量變化表。從 中可看出各省鑄錢在乾隆初年至二十年代以前，地方增鑄錢文的具體 變化。而與此同時，也是朝廷極力維持對地方私錢流通的容忍時期。

直到二十年代以後，隨著鼓鑄日趨充裕，市場錢價開始轉趨平穩，各 省鑄錢也逐步減量。至此，中央才正式調整以往對私錢的弛禁政策，

而展開積極查禁與收買行動。

第三節 制錢改鑄論議

自清初以來，為因應市場錢價變動、銅價低昂與私鑄猖獗等 問題，每每因時調整變更，試圖藉此穩定市場錢價。從前引【表 4】可知，世祖在位十八年間，曾四度改變制錢重量，其目的即 試 圖 透 過 優 質 官 錢 ， 以 達 到 驅逐 劣 錢 的 效 果 。 至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1684) 由 於 地 方 私 銷 制 錢 問 題 嚴 重 ， 經 管 理 錢 法 侍 郎 陳 廷 敬 (1639-1712)等 人 奏 准 改 鑄 一 錢 重 制 錢 ， 並 將 制 錢 含 銅 量 減 低 一 成，試圖杜絕地方盜銷制錢之風。其後又因制錢過輕導致市場私 鑄再盛，至四十一年(1702)又重新回到順治十四年(1657)所定制 錢 的 法 定 重 量 。 進 入 雍 正 朝 以來 ， 市 場 銅 材 價 值 與 錢 價 逐 步 攀 升，民間銷燬制錢鎔銅現象再度發生，雍正五年(1727)除對制錢 銅鉛比例再加修正外，又在十二年(1734)減少制錢重量。

到乾 隆初年，當面對深刻的錢貴危機，私錢充斥，民間私銷私鑄問題 日趨惡化，清代開國以來種種調整制錢的對策，遂成為乾隆前期 官僚間議請修改錢制的依據。

乾隆三年(1738)初，工部侍郎鍾保、通政使李世倬、御史穡 魯等朝廷官員率先提出更定錢制的討論。惟由於鍾保與李世倬兩 人具奏內容目前只留下隻鱗片爪的記錄而難悉其詳。透過乾隆九 年 (1744) 大 學 士 鄂 爾 泰 駁 詰 湖 北 巡 撫 晏 斯 盛 奏 請 改 鑄 輕 錢 一 事，略可窺知鍾保曾提出將制錢改重一錢的建議。

至於李世倬 的主張，也只能透過內閣大庫檔案中留下的九卿會議記錄，從中 間接透露當時李世倬的奏請改鑄小錢之議，還曾引發閣部大臣間 的熱烈討論。

如 吏 部 尚 書 孫 嘉 淦 (1683-1753)支 持 李 世 倬 將 制 錢 改 輕 的 提 議，認為制錢改輕既可減少地方鑄局辦運銅材的壓力，而節省的

39 關於清初制錢改鑄政策經緯，可參石毓符，《天津市，中國貨幣金融史略》，頁 93-97。

40 見「貨幣金融」，1234-025，乾隆 9 年 6 月 11 日，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摺。

銅斤又可多鑄制錢，更重要是由於官錢改輕，奸民銷燬無利，私 銷之風可不禁自止；但戶部駁稱，制錢改輕不但無法遏止私銷，

反而使奸民將現有重錢銷燬改鑄小錢，結果私銷私鑄將更嚴重。

最後大學士鄂爾泰認同戶部看法，而高宗也支持戶部駁回李世倬 改輕制錢的建議。

同年 8 月，御史穡魯上奏議行當十大錢，主張每錢一文，重 四錢，四十文用銅一斤，錢價浮於銅價，私銷無利可圖。然而高 宗對此大表不滿，認為若民間私燬制錢改鑄大錢，其利更厚，盜 鑄將更猖獗，前諸臣改鑄輕錢之議既經一一駁回，今又議鑄行大 錢，最後穡魯以擾亂國家錢法遭受議處的下場。

【表 7】乾隆年間奏請改鑄錢文官員表

時 間 職 銜 姓 名 籍 屬 改 鑄 錢 式 1. 乾隆 3 年間 工部侍郎 鍾保 滿洲鑲黃 旗 鑄一錢制 錢 2. 乾隆 3 年 右通政使 李世倬 漢軍正黃 旗 鑄一錢制 錢 3. 乾隆 3 年 御史 穡魯 不詳 鑄當十大 錢 4. 乾隆 3 年 直隸按察 使 多綸 滿洲鑲白 旗 鑄七分制 錢 5. 乾隆 4 年 浙江布政 使 張若震 安徽桐城 縣 鑄青錢 6. 乾隆 9 年 湖北巡撫 晏斯盛 江西新喻 縣 鑄一錢制 錢 7. 乾隆 9 年 江蘇宿虹 同 知 郭起元 福建閩縣 鑄一錢制 錢 8. 乾隆 10 年 江南道監 察 御史 歐堪善 廣東樂昌 縣 鑄一錢制 錢 9. 乾隆 11 年 陜西巡撫 陳弘謀 廣西臨桂 縣 鑄一錢制 錢 10. 乾隆 11 年 湖廣總督 鄂彌達 滿洲正白 旗 鑄八分制 錢 11. 乾隆 13 年 山東巡撫 阿里袞 滿洲正白 旗 鑄一錢制 錢 12. 乾隆 14 年 署湖廣總 督 瑚寶 滿洲鑲白 旗 鑄當二大 錢 13. 乾隆 17 年 署湖南巡 撫 范時綬 漢軍鑲黃 旗 鑄一錢制 錢 14. 乾隆 17 年 廣西巡撫 定長 滿洲正黃 旗 鑄一錢制 錢 15. 乾隆 17 年 山西巡撫 阿思哈 滿洲正黃 旗 鑄一錢制 錢 16. 乾隆 26 年 江蘇布政 使 安寧 不詳 鑄一錢制 錢 17. 乾隆 28 年 湖南巡撫 喬光烈 江蘇上海 縣 鑄一錢制 錢

41 「明清史料」，090497 號，乾隆 3 年 3 月 17 日，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摺。

42 《清高宗實錄》，卷 74，頁 178，乾隆 3 年 8 月乙酉條。

上述更定錢制的主張主要來自中央官員。至於地方官員則以 其閱歷所見，試圖提出更切合地方的改革主張。如直隸按察使多 綸認為：北方人民習於用錢，目前銅價高於錢價，若改鑄七分輕 錢除可杜絕奸民鎔錢謀利，亦可節省銅斤。多綸強調：假如官錢 純淨精美，錢色光潤，與民間私錢有別，人民必棄私錢而用官錢，

攙雜私錢問題也得以消解。

高宗按例交發九卿會議，惟最後結 果如何？不得而知。從中央憂心變更錢法可能帶來更高風險情況 看來，無論鑄輕錢或行大錢，勢將遭受駁斥的下場。

乾 隆 四 年 (1739)來 自 浙 江 布 政 使 張 若 震 的 提 案 卻 為 乾 隆 朝 錢法改革帶來新契機。張若震認為，制錢改鑄恐引發私銷愈眾，

私鑄轉盛；而各省鼓鑄又礙於銅斤有限，僧多粥少，官錢供應依 舊無法滿足社會需求。惟從防堵製作銅器之途著手，使奸民無法 銷燬鎔銅。摺中建議：

訪 之 老 年 爐 匠 僉 云 ： 每 配 合 銅 鉛 一 百 斤 之 內 再 加 點 錫 三 斤，即成青錢，不加點銅便是黃銅。點銅為銅鉛之母，一 經攙入，復投爐內，不能銅自為銅，而鉛自為鉛，設有銷 燬，祇可改作樂器，此即所謂嚮銅，僅能論斤出賣，難作 小件，民間無利可圖。

張若震謹慎地抓住中央不容變更制錢重量的立場，而對制錢成色 提出修正意見。此構想立刻獲得中央接納。雖然改鑄青錢使鑄錢 成本增加，但經閣部官員評估，認為青錢加入點錫，一擊即碎，

奸民無法銷燬製器謀利，故工本稍昂卻可產生遏止私銷效果，制 錢 得 免 私 鎔 ， 流 通 自 見 充 裕 ，遂 得 到 高 宗 及 閣 部 大 臣 支 持 而 實 施。

43 「貨幣金融」，1227-024，乾隆 3 年 2 月初 6 日，直隸按察使多綸奏摺。

44 「貨幣金融」，1229-027，乾隆 4 年 9 月 22 日，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摺。同前註。

45 《明清檔案》，A92-45，乾隆 5 年 2 月 14 日，戶部尚書訥親奏摺。經中央試鑄青錢，畫定銅

然而，改鑄青錢或可防杜奸民燬錢鎔銅，但部份官員對於此 方法是否能防制奸民銷錢私鑄問題，卻抱持懷疑的態度。例如乾 隆九年(1744)湖北巡撫晏斯盛即具奏：所謂制錢加入點錫一擊即 碎不能製器之說，經訪聞地方銅匠，聲稱民間可利用分金爐將銅 鉛錫分離，亦可鎔出淨銅。今省內流通各式雜小私錢，剪邊、錘 扁不計其數，不僅顯示銷錢私鑄的痕跡，亦反映地方銅匠所言並 非無據。因此，惟有將制錢改輕，奸民銷錢私鑄得利有限，才是 防制對策。

對此，高宗僅在其摺批示： 「此事所關頗大，待朕熟 籌之」，而閣部官員亦不過將以往駁飭鍾保、李世倬等人的看法 複述一遍。

雖然晏斯盛的建議並未獲得中央積極回應，卻陸續引發地方 部份官員熱烈的響應。如乾隆九年職任江蘇宿虹同知郭起元在一 篇「廣鑄錢」的文章中指出：

制錢太重，是以私錢易行。今誠於制錢之外，另鑄輕文，

重一錢，與制錢相輔而行。制錢六、七，輕錢三、四，物 價可平，銀本不耗，而私鑄無所容其姦。

乾 隆 十 年 (1745)， 御 史 歐 堪 善 (1703-？ )也 乘 勢 提 出 制 錢 改 重 一 錢，輕重既不太懸殊，餘銅又可多鑄，而輕錢不僅私銷無利，且 消除地方剪邊之風。他說：

臣聞直省中竟有將制錢剪削邊郭，希圖漁利，今若錢體稍 輕，則邊廓亦小，難於剪削，此弊自可潛消。

鉛錫三色比例配鑄，其內容紅銅 50 斤，白鉛 41.5 斤，黑鉛 6.5 斤，點銅(錫)2 斤，共成 100 斤。

46 「貨幣金融」，1234-020，乾隆 9 年 5 月初 9 日，湖北巡撫晏斯盛奏摺。

47 如大學士鄂爾泰覆稱：「(制錢)再減二分，亦不能即平錢價，既無補於目前，又難行於日後。

國家定制何必遽議更張」。見「貨幣金融」，1245-025，乾隆 9 年 6 月 11 日，大學士鄂爾泰等 奏摺。

48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卷 53，戶政，錢幣下，頁 1317。郭起元，「廣鑄議」。

49 「貨幣金融」，1236-005，轉引自乾隆 10 年 5 月初 7 日，大學士張廷玉等奏摺。

歐 堪 善 強 調 朝 廷 不 必 憂 慮 制 錢改 輕 會 導 致 民 間 私 鑄 更 盛 。 其 意 謂：現今銅價昂貴，奸民私鑄之銅，非來自剪邊，即自行購買，

但後者工本昂貴，小民得不償失，因此改鑄輕錢，使銷錢私鑄同 樣無利可圖，則私鑄將不禁自息。

面對地方一再奏請調整錢制的奏摺紛至沓來，是年清高宗正 式向各省提出個人對錢文流通的看法：

鼓鑄錢文原以代白金而廣運用，即如購買什物器用，其價 值之多寡，原以銀為定准，初不在錢價之低昂，今不探其 本，惟以錢為適用，其應用銀者皆以錢代，而趨利之徒又 復巧詐百出，使錢價高昂，以為得計。是輕重倒置，不揣 其本，而惟末是務也。……嗣後官發銀兩之處，除工部應 發錢文者仍用錢文外，其他支領銀兩俱即以銀給發，不得 復易錢文，至民間日用亦當以銀為重。

錢文改制論議沸沸揚揚將近十年之久，高宗認為此不過是「補偏 救弊」之策，終非「正本清源」之計。在諭旨中，高宗認為官民 以用錢為便，公私出入俱以得錢為樂，以致重錢輕銀，本末倒置。

因此行令大學士等轉飭各省，議定用銀章程，並曉諭商民以銀為 重，不得專用制錢

，所有歐堪善等人建議亦毋庸再議。

然而，朝廷政令是否能發揮多大效果確實值得懷疑，蓋銅錢 為民眾日常所需，單憑一道諭旨既無法有效促使市場改變既存貨 幣習慣，且違反客觀環境需要，勢將使政令最終流於空言，窒礙 難行。事實證明，尚不到一年光景，中央又不得不對地方情勢作 出讓步。

50 《清高宗實錄》，卷 236，頁 44-45，乾隆 10 年 3 月甲申。

51 《清朝文獻通考》，卷 16，錢幣四，考 5002。

52 「貨幣金融」，1236-005，乾隆 10 年 5 月初 7 日，大學士張廷玉等奏摺。

迫 使 中 央 讓 步 主 要 來 自 湖 北 錢 局 因 缺 乏 銅 材 而 面 臨 停 爐 的 壓力。湖北寶武局自乾隆九年開鑄以來，即因籌辦銅斤問題使歷 任督撫費盡心思。據乾隆十一年(1746)初，湖廣總督鄂彌達與湖 北巡撫開泰具奏，湖北寶武局鼓鑄向來仰賴滇銅與洋銅，今滇、

洋兩銅難以為繼，即購買漢口商銅亦無法滿足額鑄所需，以致現 存銅斤日將告竭。摺中強調，若湖北一旦停爐，不僅市場錢價更 昂 ， 而 盜 銷 之 風 將 有 無 法 遏 止之 勢 。 他 們 議 請 中 央 准 許 湖 北 改 鑄，仿從前康熙年間鑄行八分制錢之例，以暫紓湖北籌銅壓力。

同時認為，新鑄小錢方正精美，與市上雜色錢文迥別，私錢無法 混雜，且新舊制錢一體同價流通，官錢充裕，市價不增。

面對 湖北情況急迫，經戶部覆議竟意外獲得施行。據大學士訥親(？

-1749)覆稱：

廷臣條奏：以錢體較重易滋私燬之弊，請將一錢二分之錢 改鑄一錢，俱經臣等會同九卿議未准行。……今楚省鼓鑄，

據該督鄂彌達等以本年七月後鼓鑄之銅無從措辦，不得不 停爐以待，錢價必昂，奏請將一錢二分制錢改鑄八分，以 省銅鉛而圖接濟，情形殊屬迫切。應暫准其將湖北鼓鑄錢 文，每文改鑄八分，俟試行有無成效，再行酌籌妥協，請 旨辦理。

雖然湖北督撫奏准改鑄事屬個別案例而僅為暫時試行性質，但此 例一開，其他各省必將順勢提出相同要求，陜西即是最明顯的例 子。得知湖北官員奏准改鑄輕錢消息，同年六月陜西巡撫陳弘謀 因 見 陜 省 錢 貴 異 常 ， 亦 趁 勢 上奏 提 出 改 鑄 錢 文 之 議 ， 以 一 錢 為 準，並建議各省一體施行，民間出入均以千文抵銀一兩。至目前 厚重官錢，即以新錢一文兌大制錢二文、或三文、新舊制錢輕重

53 《明清檔案》，A142-76，引自乾隆 11 年 4 月 22 日，大學士訥親等副奏。

54 同前註。

相權而行。

但陳的主張卻被中央所駁飭。據大學士訥親等人認 為：

查錢文之輕重，歷代以來迭相改易，原無一成不易之法。

雍正十二年九卿遵奉世宗憲皇帝諭旨，酌議將從前重一錢 四分之錢，改鑄一錢二分，最為輕重得中。……臣等伏思 錢為國寶，體制攸關，非甚不獲已，未便輕議更改。

何以同一年內訥親等人接受湖北改鑄建議，卻對陳弘謀主張加以 駁飭？或許正是訥親所謂「非甚不獲已」，若不到湖北面臨停爐 關局的急迫程度，看來無法得到中央讓步。也或許是由於陳弘謀 所議改鑄輕錢並請各省一體實施，其中茲事體大而無法獲得中央 支持。

然而有趣的是，當陳弘謀在乾隆十一年底調任湖北巡撫後，

卻因該省試行八分制錢引發許多弊端，隨與湖廣總督塞楞額具奏 力請停鑄。奏摺中指出：

自改鑄小錢以來，市上小錢日益充斥，奸民之燬大制錢以 私鑄小錢者，業經臣等拿獲數起。現在嚴審究擬，是一改 鑄小錢，而銷燬私鑄二弊相因而起。……，無如各省皆鑄 大錢，楚北獨鑄小錢，又大錢小錢同價，其為銷大錢以鑄 小錢不待言矣。且官鑄錢止於八分，原太輕薄，奸民因有 八分重之制錢，而私鑄四、五、六、七分之小錢，攙搭行 使，真偽難辨，并獲厚利，不但燬湖北之制錢，并將燬及 各省之制錢。

兩人上奏立刻獲得大學士劉於義覆准，並行令該省恢復鼓鑄一錢

55 「貨幣金融」，1237-021，乾隆 11 年 6 月 28 日，陜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56 《明清檔案》，A143-81，乾隆 11 年 7 月 29 日，大學士訥親等副奏。

57 「貨幣金融」，1238-003，乾隆 12 年 2 月 20 日，湖廣總督塞楞額、湖北巡撫陳弘謀奏摺。

二分制錢。

雖然陳弘謀曾力促朝廷改行輕錢，但他畢竟認為改 鑄八分制錢實屬過輕，且新鑄小錢只行於一省，而新舊制錢又以 同價流通，其所引發的弊端實可預料。當然，從湖北自乾隆十一 年八月至年底止，五個月間僅鑄出八分小制錢 19,200 串，數量 有限，尚不至對湖北整個貨幣市場帶來嚴重衝擊。

惟歷經此事 以後，或許陳弘謀對改鑄小錢的態度更為審慎，往後再未見有議 請改鑄輕錢的奏摺。同樣，由於湖北試鑄小錢的失敗，也更促使 中央對現有錢制的堅持立場。雖然往後奏請改鑄輕錢的奏摺仍斷 斷 續 續 出 現 ， 例 如 乾 隆 十 三 年 (1748) 山 東 巡 撫 阿 里 袞 ( ？ -1769)

、乾隆十四年(1749)湖廣總督瑚寶(1685-1756)

、乾隆十 七年(1752)山西巡撫阿思哈(？-1776)

、署理湖南巡撫范時綬

、 廣 西 巡 撫 定 長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1761) 蘇 州 布 政 使 安 寧 ( ？ -1762)

、以及乾隆二十八年湖南巡撫喬光烈(？-1765)等人

，皆 先後被反對與駁斥。

綜觀乾隆前期官員制錢改革論議，就時間上大多集中於乾隆 二十年代以前，到往後的三十年代已幾乎沒有再出現相關主張；

其 次 ， 就 議 請 改 鑄 輕 錢 提 案 中， 除 極 少 數 官 員 建 議 鑄 行 大 錢 或 七、八分小錢外，主張改鑄一錢重制錢仍佔多數。他們的建議除 大多汲取自康熙年間曾鑄行一錢重制錢的經驗外，也認為制錢過 輕與私錢無異，不僅無法有效解決私錢猖獗問題，反而更助長燬 錢私鑄的現象；最後，從議請改革制錢官員的籍屬身份來看，基

58 「貨幣金融」，1238-007，乾隆 12 年 3 月 21 日，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劉於義奏摺。

59 「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微捲)，乾隆 11 年 8-12 月，湖北鑄錢奏銷冊。

60 《清高宗實錄》，卷 323，頁 32b，乾隆 13 年 8 月辛亥條。

61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004352 號，乾隆 14 年 5 月 21 日，兵部尚書署湖廣總督瑚寶奏摺錄副。

62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008680 號，乾隆 17 年 7 月初 2 日，山西巡撫阿思哈奏摺錄副。

63 「軍機處檔奏摺錄副」，009371 號，乾隆 17 年 9 月 28 日，署理湖南巡撫范時綬奏摺錄副。

64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 輯，頁 63，乾隆 17 年 10 月初 3 日，廣西巡撫定長奏摺。

65 「貨幣金融」，1260-037，乾隆 26 年 5 月 21 日，蘇州布政使安寧奏摺。

66 喬光烈，《最樂堂文集》，卷之 2，頁 17a-19b，「禁私銷錢文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3 輯，頁 248-249。

本 上 不 分 滿 漢 官 員 ， 但 在 漢 籍官 員 中 ， 明 顯 以 南 方 出 身 官 員 較 多，或許與乾隆前期錢貴年代中，南方省份出身官員面對錢貴壓 力、私錢充斥的感受特別強烈。至於滿籍官員中以正黃、鑲黃與 正白，所謂上三旗滿人為主，這可能與上三旗滿籍官員更多地介 入國家財政經濟事務有密切關係。

67 關於清代上三旗廣泛涉及國家經濟事務的問題，詳參陳國棟，〈清代中葉以後重要稅差專由內 務府包衣擔任的幾點解釋〉，收入《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 料及服務中心，1983 年)，頁 173-204。

第四節 從錢法禁令看乾隆前期政府對私錢的立場

清初以來錢法禁令首重私鑄，目的無非為強化新朝錢法的推 行。舉凡對私鑄銅錢首從各犯的處分、保甲鄰右的連帶責任、錢 行舖戶販賣私錢的刑罰、以及地方官員知情故縱或失於察覺的懲 處等方面，皆有詳細條文予以規範。惟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政 府對私錢態度的轉向等，皆充份體現在錢法禁令相關條文的增修 與改訂上。文後【附表 5】簡略整理清初至乾隆年間清政府針對 私鑄、私銷以及私販等相關法令內容，藉此了解其間政府對私錢 流通的不同立場與態度。《清朝文獻通考》所載：

錢之禁例，事屬刑禁，而其隨時輕重，所以維持錢法。

私鑄之罪，歷經順治、康熙兩朝改訂日趨嚴厲，不論首從，

違 反 者 皆 以 死 罪 論 。 惟 自 雍 正 十 年 (1732)經 湖 北 巡 撫 王 士 俊 奏 准，對私鑄案內從犯若不過受僱打炭、而知情興販之人僅偶為買 使、以及房主鄰右聞知即行驅散而未受賄者，即以其涉案深淺程 度，從原來刑責中分出「法所難宥」與「情有可原」兩項，給以 輕 重 不 同 的 處 分 。

針 對 奸 民 制 錢 剪 邊 謀 利 行 為 ， 雍 正 十 三 年 (1735)又增列「大制錢剪邊禁令」，試圖將制錢剪邊違法活動構 成阻嚇作用。

乾隆前期錢法禁令的變化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由於錢 荒錢貴以致市場充斥各類私小錢文，因此反映在禁令內容上，是 針對不同形式私錢的私鑄犯人處分，增入條文之內；二、由於此 一時期官方對私錢流通採取寬容立場，而對銷燬制錢行為絕不寬 貸，因此在私鑄與私銷的刑罰上，明顯看出兩者輕重不等的量刑 準則。

68 《清朝文獻通考》，卷 13，錢幣一，考 4969。

69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0 輯，頁 851-852，雍正 10 年 11 月 25 日，王士俊奏摺。

首先就增列不同類型私錢的私鑄犯處分方面。由於乾隆前期 地方流通各式私鑄錢文，諸如無字、砂錢、鉛錢等，因其錢質與 官錢有別，若地方官審理案件時，概以原定私鑄律擬罪，將首從 各犯俱以斬決、絞決死罪，則有失量刑區分輕重標準。如乾隆五、

六年(1740-41)間湖北漢陽縣查獲黃君佐、盧光彩等人私鑄無字砂 錢案為例，經該省巡撫嚴瑞龍按私鑄例擬斬決，而刑部亦照例定 擬 。 陜 西 道 監 察 御 史 楊 朝 鼎(1704-？)對此案審結即提出不同看 法：

制錢係國寶所關，必有年號字樣，鼓鑄之事，權出自上，

非民間所得私，故特重其罪。今據該撫疏稱黃君佐等鑄出 錢文，係無字砂殼等語，似與國寶制錢當有區別。……似 未便概照私鑄制錢一例定擬。再查律載偽造印信條，凡偽 造印信，造而未成，減一等。查小註惟有其質而文不全者，

謂之未成。今黃君佐等私鑄無字砂殼錢文，乃係有質無文，

似可比照偽造印信未成律量從末減。

楊朝鼎以無字砂錢僅有制錢之形卻無制錢年號，以其未涉侵犯國 家造幣權，建議將無字砂錢依「偽造印信未成律」減一等擬流。

時大學士鄂爾泰覆稱：

查私鑄錢文，犯禁漁利，有干國法，故無論大錢、砂殻，

一經私鑄，即按例擬罪。蓋以私鑄砂殼，雖係小錢，而攙 雜於制錢之內，即可行用，是以律例內並未開載砂殼無字 小錢，另有分別定擬之條。……但查砂殻小錢並無年號，

稍與私鑄大錢有間，減等擬流，立法固屬太輕，而概擬斬 決，又覺無所區別。臣等公同酌議，請嗣後將私鑄無砂殼 小錢之犯，為首及匠人均擬斬監候，其例應絞決者，改照

70 「貨幣金融」，1232-001，乾隆 6 年 5 月初 1 日，陜西道監察御史楊朝鼎奏摺。

免死減等例，分別發遣，例應發遣者，改為滿流，流罪以 下，依次遞減一。按之情法，似屬更得其平。

從鄂爾泰覆奏內容來看，奸民私鑄銅錢、砂錢，不論其有字無字，

因犯案動機在行用取利，即屬破壞國家錢法，原應按例治罪。而 鄂爾泰之所以考慮接受楊朝鼎的建議，主要在於私鑄砂錢相較於 私鑄銅錢，對牴觸國家錢制總有輕重有別，故覆議重點並不在私 錢本身有字無字，以其犯案本身即屬事涉私鑄謀利，因此不同意 比照偽造印信未成律定罪，而對首從犯人分別擬以斬監候與發遣 處 分 。 最 後 高 宗 支 持 大 學 士 的看 法 ， 除 將 黃 君 佐 等 人 刑 罪 改 擬 外，並在次年經律例館刊刻著為定例，頒發各省遵行。

私 鑄 鉛 錢 禁 令 的 頒 佈 與 上 述 情 況 亦 相 類 似 。 當 乾 隆 八 年 (1743)浙江嘉興縣，福建省同安、南安、寧化、南平、永安、閩 縣、侯官等縣，先後查獲多起私鑄鉛錢案件 (參文後【附表 6】

乾隆年間私鑄私銷案件表)，因而引發地方官員的關注。閩浙總 督那蘇圖(？-1808)上奏指出：

從前價貴之際，訪有一班愍不畏死之徒，乘機作奸，私造 鉛錢，換給錢舖，攙和行使，其利頗大，迄今未改。……

臣查私鑄制錢已有定例，私造鉛錢作何治罪，向無明文，

若不申明禁令，則此輩嗜利骫法，勢無底止。

那 蘇 圖 的 奏 摺 經 高 宗 批 示 下 令交 發 刑 部 核 議 。 據 該 部 尚 書 來 保 (1681-1764)覆稱：

該督以私造鉛錢，律無正條，奏請定例。臣等悉心酌議，……

藥煮鉛錢，較之砂錢并非銅質，其錢不久顏色脫落，即成 無用之物，似與砂錢更屬有間。但例內……並無私造鉛錢

71 「貨幣金融」，1232-003，乾隆 6 年 5 月 23 日，大學士鄂爾泰奏摺。

72 「貨幣金融」，1233-009，乾隆 8 年 3 月初 8 日，閩浙總督那蘇圖奏摺。

之例。若竟照此例問擬，又似太輕。臣等愚見，請照國初 私鑄銅錢原律，為首及匠人擬絞監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 各減一等，里長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不知者不坐。俟命下 之日，通行直省督撫一體嚴禁查拿。

按來保所定原則與前述鄂爾泰的立場基本相同，鉛錢既無銅質，

與國家制錢固屬有別，且行使日久，顏色褪落，已成無用之物，

私鑄得利更屬輕微，因此所定刑責又較私鑄為輕。隨經福建按察 使王廷諍進一步補充，分別將糾黨大夥私鑄鉛錢至十串以上，與 一般愚民私鑄有限者，斟酌案情輕重，比照雍正十一年私鑄銅錢 例，對首從各犯區分「法無可貸」與「情有可原」擬以絞候或發 遣。

又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經廣東按察使來朝增定，將私 鑄鉛錢原擬保甲鄰右知情不首均以杖一百、失察者不坐的審理標 準，增入糾眾私鑄，不論保甲鄰右失察與否，均應從重處分。他 認為：

伏思同夥果屬無幾，而鎔化鉛斤又止些須，則藏形匿跡，

稽察難周，甲鄰人等容有不知情事。至夥黨鳩工大爐廣鑄，

其作奸之狀業已較著彰明，伊等斷無不知之理，即不知情，

而平日之漫不經心，毫無查察，咎實難辭。

綜觀乾隆初年針對私鑄錢文禁例的增訂內容，反映清代政府 面對市場私錢流通日趨多樣化的情況下，原定私鑄禁令條文已無 法作出輕重適中、情理均一的審理。因此，乾隆初年錢法禁令條 文的逐步增訂，確實能夠體現朝廷對私錢流通作出相應適時的刑 制對策。然而，正由於禁令日趨紛繁，而各案情理輕重不同，以 致造成官員援引條例時往往因人而異，主嚴者從重定擬，從寬者

73 「貨幣金融」，1233-010，乾隆 8 年 4 月 12 日，刑部尚書來保等奏摺。

74 《清高宗實錄》，卷 230，頁 965，乾隆 9 年 12 月乙巳。

75 「明清史料」，026587 號，乾隆 25 年 6 月初 4 日，刑部議覆廣東按察使來朝奏摺。

有意姑息，加上犯人每多供詞閃躲，避重就輕，判決紛爭層出不 窮。

上述情況從乾隆十四年(1749)湖南、福建與廣東三省，先後 破獲私鑄案後不同官員的審理過程即可見一斑。在福建省審理犯 人賴膾私鑄鉛錢案中，按例為首應處以絞監候，巡撫潘思榘竟以 其罪無可貸，擬比照私鑄銅錢為首例從重擬斬立決；至於湖南羅 朝倫私鑄銅錢案內，按例為首者應處斬決，巡撫開泰卻以斬監候 問擬；至於廣東增城縣謝德恭、謝國瑞等人的私鑄銅錢案中，更 因案犯抗官拒捕而發生毆打差役事件，然而巡撫岳濬(1704-1753) 最終除將打傷差役犯人從重量刑外，對為首之謝德恭等人只處以 斬監候的刑罰。

針對地方官員決罪的分歧，高宗就福建與湖南 兩案提出畫一擬罪的看法：

同係私鑄，而一擬斬決，一擬斬候。雖私鑄例內，原有銅 鉛砂殼之分，但條例既殊，援引反難畫一。議法者轉得高 下其手，以出入人之生死。若以為斬決之例過重，因增出 砂殼一條，則既同一私鑄，何不歸併斬候，以從輕比。

經 九 卿 會 議 結 果 ， 遂 正 式 將 清初 所 訂 私 鑄 銅 錢 為 首 斬 決 條 例 刪 除，而將私鑄銅錢處分俱按前擬私鑄砂錢處分，一律依為首者斬 監候，為從改擬發遣，保甲鄰右知情者杖一百，徒三年，並於乾 隆十五年(1750)正式頒行各省一體實施。

乾隆十五年私鑄法令的修正，一方面是為解決地方官員決罪 分歧的問題，另方面也反映出乾隆前期對私錢採取寬容態度，因 而對私鑄犯處分採取較清初相對從輕量刑的立場。

76 福建、湖南事件見《清高宗實錄》，卷 336，頁 626，乾隆 14 年 3 月戊午；廣東案例見「軍機 處檔奏摺錄副」，第 004896 號，乾隆 14 年 8 月初 7 日，廣東巡撫岳濬奏摺錄副。

77 《清高宗實錄》，卷 336，頁 626，乾隆 14 年 3 月戊午。

78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44，戶部，「錢法禁令」，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其 次 有 關 私 銷 禁 令 問 題 。 當 乾 隆 十 五 年 新 修 正 的 錢 法 禁 令 中，朝廷一方面修正私鑄擬罪內容，但對私銷案件處理上，卻仍 然維持首從犯人分別處以斬、絞立決的立場。具體顯示乾隆前期 錢貴時代中，朝廷對私銷行為導致制錢減少、錢價高昂的敵視態 度。誠如清高宗所言：

朕意私銷之罪，應重於私鑄。

在另一道上諭中，高宗又再次重申私銷情況的嚴重性：

制錢為民用所必需，私鑄、私銷，均干嚴例，而私銷之罪 浮於私鑄，其難於緝獲亦較私鑄為甚。邇來錢價踊貴，皆 私銷之故。

清代私銷禁令始見於康熙十二年(1673)，內容比照私鑄例，

對首從各犯處以斬、絞立決死罪。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定小 制錢禁燬條例，由於小制錢輕於大制錢，因此對涉案者處以枷、

杖以及滿流不等處分。惟法禁雖嚴，奸民私銷制錢，將錢入爐，

事在頃刻，錢即化為銅汁，根本不著痕跡，鄰右無從察覺，官方 難於緝獲；又或燬錢私鑄之徒，因發覺日早，為數無多，每每狡 供銅斤買自他處，試圖減罪；加上官員多心存姑息，有意從寬，

沽名邀譽，不能就案中細究私銷情弊，以致私銷之風無法有效遏 止。

例 如 乾 隆 十 八 年 (1753)河 南 巡 撫 蔣 炳 (1698-1764)查 獲 縣 民 李紹臣等人的私鑄案件，並究審出私銷情由，高宗以其實心任事 深為嘉賞。但對同年安徽巡撫張師載(1695-1763)審理太湖與蕪湖 兩縣朱鳳蛟、濮天瑞等人剪邊私鑄二案中，俱將之歸入私鑄罪問

79 《清高宗實錄》，卷 336，頁 626，乾隆 14 年 3 月戊午。

80 《清高宗實錄》，卷 339，頁 674，乾隆 14 年 4 月癸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