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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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現況

一、研究動機

日治時期的台灣通俗文學，充滿多樣化面貌，俠敍事為其中的一部份，雖然不如新興文類如偵探敍事般受人注目，或是像言情文類般佔有廣大範圍，但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過程及其背後所隱藏的多重文化意涵仍不容忽視；日治時期俠敍事在台灣的發展，隨著台灣在中國、日本政權交替，或是西方新事物、新觀念引進下，使得俠敍事本身，不再只是簡單呈現如中國俠義章回小說的面貌，而是呈現著更多元、更奇特的內容，成為另類文化傳遞的媒介。

翻閱日治時期的台灣報紙、刊物，不難發現日治時期的台灣，存在著各種關於「俠」的描寫，範圍包括俠客形象的塑造，以及充滿想像色彩的武技展現，

既然「俠」真實的存在於日治時期的報紙中，那麼這些在台灣報紙上創作連載、

甚至有廣告行銷的武俠小說，它在報紙上的發展場域是如何形成？它又是以什麼樣的形式被作家文人運用，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成為作者、讀者皆感興趣的通俗文類？

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日治時期台灣的俠敍事源於何處？

「俠」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淵源和持續發展的產物；那麼曾經長時間被中國所統治的台灣，除了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外，具有書寫形式的文學，則從明鄭時期隨同鄭氏來台的文人開始，中國文學的各類子題無論是詩、詞、賦，或是小說等也就一直在台灣被傳播著，那麼中國的章回小說或是中國的「俠」對於台灣的俠敍事，

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們可以在台灣報紙上，各類的俠敍事中見到什麼樣的「俠」

呢？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後，日本的文化、文學或是代表進步的新觀念、習慣漸次地被引入到台灣，使日治時期的台灣，充滿著各種不穩定性和被殖民性，身為殖民者的日本，利用漢文採取「同文」及「同化」，以國策領導文藝的取向，

對台灣文學無論是「雅」或是「俗」，都造成莫大的影響，附屬於大文學敍述下的通俗文學如此，那麼屬於通俗文學下的俠敍事，又該在這種取向下如何被解讀？

地理位置特殊的台灣，是各種文化力量的匯流處，台灣文學能憑藉著此條

件成為具有特殊性的文學，那麼在台灣受到中國和日本影響之下的「俠」，是否

有特殊面目存在？以上諸問題，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面相。

(2)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認為：

「社會中到處都有一種對英雄分等級的崇拜，就是對真正偉大和賢明人物的敬仰和服從。

¹

」

中國學者陳平原也認為：

「武俠小說不以寫實見長，而主要是一種寫夢的文學～尤其是其的俠客形象，更是作家與讀者『英雄夢』的投射。」

²

可見社會上每個人，包括作家在內，都對「英雄」這個形象，有著或多或少的欽慕，「俠」做為「英雄」的其中之一，除了滿足文人的想像外，也為讀者、

民眾塑造出一個心靈上的寄托，台灣民間傳說中最廣為人知的「義賊」廖添丁能在台灣的文學、文化史上造成不少討論即是一個證明

³

；因此，對於報紙上俠敍事的研究，若能配合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層面加以探討，將可更了解文人／讀者、殖民者／被殖民者借由「武」、「俠」文化符碼，透過台灣通俗文學場域進行的情緒抒發，或是文化滲透。

做為新興學科的台灣文學，檢視當前的研究生態，台灣當代文學、日治時期新文學（包括白話通俗文學）、台灣民間文學、母語文學和古典文學研究都已在積極開展，但做為通俗文學中漢文小說的部份，仍是研究者所必須努力的方向，透過對當時民眾所喜愛、接受，以娛樂為主的通俗文學研究，我們更可以了解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文人、讀者間的互動關係，有關台灣古典小說概論性的研究，或是偵探敍事的研究，已經有許多學者展開研究，其論述亦為學界所肯定，若能將研究觸角擴展至同屬通俗文類的俠敍事，相信對於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的研究會更完備，假以時日，或許眾多台灣文學研究者、通俗文學研究者心中所期待的「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史」能夠如願出現，如此台灣文學的研究和發展將會更將受人重視。

二、研究現況

俠敍事屬於通俗文類的一環，因此若要探討俠敍事，對於整個通俗文類、

文化的研究也要有了解和認識，才能在進入台灣俠敍事的研究時加強研究深度和

1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周祖達譯：《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 年 3 月）。

2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台北：麥田，1995 年），頁 28。

3 例如柯榮三：〈「迷信兇賊靈」~論廖添丁死後傳說的原始樣貌〉，《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文學館，2005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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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有助於日後研究空間的擴展，有關於現今研究現況，可分別從通俗領域的研究資料和武俠小說的研究資料兩大類加以討論和應用。

（一）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的相關研究

要論述漢文武俠小說在日治時期的通俗領域下形成與發展，應注意、了解及運用日治時期對於通俗文學的研究做為論述資料，學界目前對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的研究資料已不少，但多以白話通俗文類為主要的研究方向，較少出現統整、

概論性的全方位式論述，但透過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還是可以爬梳出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的發展情況，以下分為概論性和個別作家論述二方面加以介紹。

1. 概論性質的研究資料

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的先聲，首推黃英哲、下村作次郎二人合寫的〈戰前台灣大眾文學初探（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

⁴

，此篇論述首章即先行闡釋

「台灣大眾文學」的定義為何，並從文學史觀的角度來論述台灣大眾文學的發展，以及以中國、日本兩地對於大眾文學的定義做為輔證。在舉例方面，此文以日治時期台灣的白話文學為主要範例，主要不脫離《台灣新民報》、《風月》等報刊範圍，而最大的特點，即是將《莎鳶之鐘》的故事，其史料、改寫版本等加以討論，配合著前面所舉的幾個白話大眾文學的例子，使得此文雖只為初探性質，

討論議題卻也能進一步擴及到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創作語言的討論，此篇完成時的台灣文學研究仍是以反殖民、反封建的色彩為主，卻也因此塑造出不同的討論議題，對於日後台灣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大眾文學」、

「通俗文學」等的名稱定義也是值得討論，例如中島利郎即對此文以「大眾文學」

定義在〈日據時代台灣文學：關於台灣的「大眾文學」〉中提出疑問

⁵

，認為日治時期的台灣事實上缺少廣大的讀者群，而這一點卻又是「大眾文學」的必要條件，

所以中島利郎即用「通俗文學」一名來代替，本文的研究也將以中島利郎所提出來的「通俗文學」為主要定名。

除此之外，陳培豐〈大眾的爭奪：〈送報伕〉 ‧ 『國文』 ‧水滸傳〉以台灣、

日本的大眾讀物和大眾文學市場為討論資料

⁶

，並以左右翼的民眾／資本家間的互相抗衡為討論中心，將台灣通俗文學的市場複雜度，以及背後所可能暗含的權力運作有精闢的分析。黃美娥的〈文學現代性的移植與傳播－臺灣傳統文人對世

4 黃英哲、下村作次郎著：〈戰前台灣大眾文學初探（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收錄於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頁 231-354。

5 中島利郎：〈日據時代台灣文學：關於台灣的「大眾文學」〉，「文學傳播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

6 陳培豐，〈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日治時期的語言‧文學‧「同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南：成大台文系，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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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學的接受、翻譯與摹寫〉，從台灣傳統文人對世界新知的接受出發，討論台灣的小說、文化事業所受到的世界衝擊，證明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學觀呈現多元。而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

（1930~1941）〉一文

⁷

，則是針對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的相關傳統文人研究，深入建構出傳統文人、衍生世代在台灣報刊發展的交替影響以及其中的變化過程，文人世代在不同時期的報刊以及政治時勢影響下，將台灣整個以報刊為發展場域的通俗文學形構成具有多元性、複雜性以及殖民性、反殖民性的多元特色，其他像是楊永彬的〈從「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中文文藝雜誌〉

⁸

、〈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等文章

⁹

，對於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界和殖民統治對「漢文」的控制，

對本文皆具有參考價值。

學位論文方面，例如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敍事的發生及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產生》針對台灣的偵探敍事做各種方向的探討

¹⁰

，將經由譯介、引入的偵探文類在台灣通俗文界的發展有很詳細的介紹，並在文末指出例如武俠敍事等各式各樣通俗文類仍有待於研究者整理和論述。郭怡君〈《風月報》

與《南方》通俗性之研究〉則以日治末期的通俗性刊物《風月報》為研究對像做了先行研究

¹¹

，從日本在台灣實施皇民化政策的各種角度來看此刊物的生成和發展。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則是援引《三六九小報》中的各項例子

¹²

，來證明此時的《三六九小報》其實是和現代性有所接觸且受到影響。

2. 個別作家論述方面

針對日治時期通俗文學，個別作家的研究，例如李陸梅《鄭坤五〈坤島逸史〉研究》

¹³

，為本文在研究鄭坤五的俠敍事作品時，提供不少參考資料，其他像是吳瑩真《吳漫沙生平及其日治時期大眾小說研究》、吳舜鈞《徐坤泉研究》

7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台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日本：

日本台灣學會第七回學術大會會議論文，2005 年 6 月）。

8 楊永彬：〈「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中文文藝雜誌〉，《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總目錄‧專論‧著者索引》，（台北：南天，2001 年六月），頁 68-150。

9 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台官紳詩文唱和〉，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 年），頁 111。

10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敍事的發生及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產生》，（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11 郭怡君：《〈風月報〉與〈南方〉通俗性之研究》，（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

12 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

13 李陸梅：《鄭坤五〈坤島逸史〉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5)

等

¹⁴

，都已注意到日治時期通俗文學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對於本文對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的史料參考皆有助益。

（二）武俠小說的相關研究

本文雖採用「俠敍事」為討論對象，但現當代對於「武俠小說」的研究，

亦是本文足以借鏡的參考資料。「俠」這個特殊的名詞和產物最早是由中國產生；

不少中國學者在論述時，往往將「俠」這一個概念從春秋戰國時的《韓非子》〈五蠹〉篇論述，〈五蠹〉篇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學者們認為這是歷史上最早有「俠」字出現的時期

¹⁵

，但真正開始描寫「俠」，對後世產生引響卻要從《史記》〈游俠列傳〉開始，〈游俠列傳〉裡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蓋亦有足多者焉。」

¹⁶

以後諸如唐代的傳奇、宋代的話本、元的戲曲、明傳奇到清的俠義章回小說，俠的形象雖不同，卻也說明了「俠」在中國的持續性發展面貌；所以目前學術界有關於漢文武俠小說的研究，以關於中國武俠、俠義的研究為最多；台灣俠敍事方面的研究，

則以戰後或是近現代武俠小說的發展為論述重點，日治時期的武俠文學研究，尚屬空白。

有關於中國武俠小說的發展及變化，論者極多，例如中國學者陳平原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

¹⁷

，即是利用敍事學研究的方法，將中國的俠從古代到近現代的類型、要素和小說特點都有很深入見解的一本研究專論，全書有概論性的研究，例如〈千古文人俠客夢：俠觀念之形成／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俠作為一種精神風度與行為方式…〉，也有專論性的文章，如〈唐宋豪俠小說〉、〈二十世紀武俠小說〉或是〈快意恩仇：行俠主題三變～善惡是非二元對立的大簡化思略〉，研究的對象從唐傳奇、宋話本、明清俠義公案乃至於風靡於當代華文世界的金庸小說皆是本書的討論實例，對於武俠敍事的研究而言，

不但能藉由此書了解文人、讀者的心靈層面，增加對「俠」本身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該書提供了研究者在對於武俠敍事研究方法學上的範例。

除了陳平原外，中國學者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

¹⁸

，徐斯年、劉祥安也對於中國近當代武俠文學的部份有所論述，本篇從晚清開始探討

14 吳瑩真：《吳漫沙生平及其日治時期大眾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 年 2 月）。吳舜鈞：《徐坤泉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 年 7 月）。

15 來源同前註，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汪涌豪、陳廣宏在《俠的人格與世界》一書中皆提到此觀念。《千古文化俠客夢》，（台北：麥田 1997 年 12 月），《俠的人格與世界》，（浙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4 月）。

16 如陳平原說：「一直到《史記》〈遊俠列傳〉，「俠的基本特徵才被較為精細地勾勒出來。因此，

後世談「俠」者大多本於此。」來源同註 4，頁 21

17 來源同前註，陳平原著：《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

18 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江蘇教育，200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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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興起的原因，之後推論到革命、民國建立和中國近當代武俠小說「北派」、「南派」的介紹，以時間性的鋪陳為主軸，旁論各時代武俠文學的派別發展和特色，對於本篇日治時期台灣武俠敍事流變方面的論述具有參考價值；此外如王立的《中國古代豪俠義士》

¹⁹

、汪涌豪、陳廣宏的《俠的人格與世界》論「俠」，

都極具參考價值。

²⁰

除中國學者對武俠小說研究外，目前對於台灣武俠文學有較完整詳盡論述的，為台灣第一本以「武俠小說」為研究範圍的《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

²¹

，此本書由台灣學術界著名研究武俠文學的學者林保淳、葉洪生兩位策劃、執筆，由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開始一直到當代為論述範圍，內容包括了對不同年代、政治、經濟乃至於讀者消費對於武俠文學的影響，當然也對於武俠文學的各流派和各作家做了重點性的介紹和評論，此本書開啓了對當代台灣武俠研究的先聲，對於本論文的啓發及台灣當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視，並提高了當代武俠文學在台灣學術界的研究地位，可惜的是，既然標題為「台灣」，卻忽略了日治時期台灣武俠小說的發展，令人頗感遺憾。

早在《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之前，劉秀美在《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

中的第三章〈出入傳統的台灣新武俠小說〉中

²²

，將近年來台灣武俠小說的研究範圍追溯至五 0 年代開始，並分析近幾年來台灣武俠小說中的「武、俠、情、仇」

等模式，論者雖已注意到台灣通俗場域中武俠敍事的研究價值，但因為研究範圍由台灣五 0 年代開始，未能再往上追溯日治時期，如同《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

般在學界留下些許的遺憾。

高嘉謙的碩士論文《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

²³

認為，由於清末民初的武俠小說，具有強國保種的憂患意識，此時期中國的俠義、

公案小說所寓涵的國族寫作企圖，可以由「現代性與雅俗流變」、「消費話語」等理論進行分析，對於武俠心靈、精神層面的探討，或是「身體活動」方面都有深刻的討論，在武俠文化的意涵方面極具參考價值。

既然台灣近當代武俠小說的論述已經有系統性的學術研究出現，也有不少研究者留意到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或是俠敍事的研究，例如孟樊在《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一書中指出：

19 王立著：《中國古代豪俠義士》，（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

20 汪涌豪、陳廣宏著：《俠的人格與世界》，（浙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4 月）。

21 林保淳、葉洪生著：《台灣武俠文學發展史》，（台北：遠流，2005 年 8 月初版 2 刷）。

22 劉秀美：《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台北：文津，2001 年 11 月 1 刷）。

23 高嘉謙：《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南投：暨南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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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必要撰述一部『台灣通俗文學史』以填補文學通史中的這一塊空白或缺口…。然而，寫作一部『台灣通俗文學史』實非易舉之事，況乎戰前即日據時代相關作品及文獻資料蒐集之不易…。」

²⁴

孟樊在此書中的武俠研究雖仍偏於當代論述，卻已注意到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史料的重要性以及所遇到的困難，幸運的是，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此部份並展開論述；例如柯喬文在其碩士論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中的第五章第二節已略論述俠小說在《三六九小報》上的場域位置

²⁵

，之後江昆峰也在碩士論文《三六九小報之研究》的第五章第三節對此領域再加以論述

²⁶

，雖然兩篇的論述篇幅都不多，但已經是有關日治時期武俠文學研究的先聲；對於《三六九小報》

之前的俠敍事研究，則以黃美娥的〈舊文學新女人～《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為前導

²⁷

，此文重於探討台灣通俗小說的興起，以及李氏的生平、小說創作的全面介紹後，再推及而論李氏小說中的女性，對於「女俠」的寫作主題有深入探究。

台灣、中國外，西方和日本對於類似「俠」的研究，在台灣也有研究可供參考，英國著名的左派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Hobsbawm）著有《盜匪：

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

²⁸

，內容以論述化身為民間正義與自由精神的「社會型盜匪」，如何扮演強盜／大俠的角色；而台灣學者林景淵也在《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中述及日本武士和「俠」相類以之處

²⁹

，皆可做為本論文的相關參考資料。

第二節研究資料以及研究方法一、研究資料

（一）研究文本選擇標準

若欲以「漢文俠敍事」為研究方向，則必先將本文「漢文」的範圍說明，「漢文」的解釋，本文以日治時期的文言文和北京白話文為範疇，因為本文的研究材

24 孟樊：《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第二章：戰後台灣通俗文學史的考察〉（台北：

揚智 2006 年 1 月），頁 43。

25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26 江昆峰：《三六九小報之研究》，（台北：銘傳應用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27黃美娥：〈舊文學新女人~《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收於《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 年 12 月），

頁 244。

28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Hobsbawm）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

（台北：麥田，1998 年）。

29 林景淵著：《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台北：自立報系，199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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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要是以報刊上的文人創作，民間文學的範圍如《歌仔冊》，或是以羅馬字書寫的《教會公報》等暫不列入討論範圍，故僅以文言文、北京白話文為「漢文」

範疇。

以下各點將說明，本文為何以「俠敍事」來做為本論文的題名，又有哪些類型的通俗敍事，符合本文的選擇標準。

1. 有關於「俠敍事」的定義

首先，「俠客」的定義，各時代難以一致，林保淳認為：

「『俠客』一詞往往是籠統而曖眛地浮現在學者主觀意識中。無論是持何種觀點的學者…，各個時代所賦予俠客的意義是絕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文學作品中的俠客，基本上是一種主觀意識的投射，與歷史上的俠客未必吻合。」

³⁰

以中國為例，從《韓非子》中的「俠」、司馬遷的「游俠」、唐以後又分化為「少俠」或是「劍俠」、清代的「義俠」以至於到現當代的「武俠」，不同的稱呼代表各時代對於「俠」認知的不同，學者對於「俠」的說法也難已一致，茲舉幾位學者為例：

（1）劉若愚的標準

³¹

：

劉若愚認為：「俠應具有利他.愛他主義（Altruism）、正義感（Justice）、

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個人忠誠（Individual Loyalty）、勇氣

（courage）、真誠和信心（Truthfulness and mutual faith）、榮譽和名聲（Honour and fame）、慷慨輕財（Generosity and contempt for wealth）」等幾項要素才可以稱之為『俠』」。

（2）田毓英的標準

³²

：

田毓英認為：「俠具有守信用、已諾必踐、所行必果、犠牲自我、濟困扶危、

不誇耀自己的才能、羞於讚美自己的德行、自己規定取捨予奪的標準、但不重視自己的名聲。」

（3）崔奉源的標準

³³

：

崔奉源認為所謂的「俠」，應當包括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受恩勿忘，

30 林保淳、葉洪生著：《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台北：遠流，2005 年 8 月初版 2 刷），頁 500。

31 劉若愚：《中國的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台北：南天，1979 年），頁 2~3。

32 田毓英著：《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台北：商務 1983 年），第八章。

33 崔奉源著：《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台北：聯經 1986 年 3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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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忘報」、「振人不贍，救人之急」、「重然諾而輕生死」、「不分是非善惡」、「不矜德能」、「不顧法令」、「仗義輕財」等十項要件。

既然無法有定論性的說法，將造成在選材時抉擇文本的問題，因此在借用中國的「俠」名稱、觀念做為研究方向時，本文傾向回歸於單純的「俠」稱之。

本文以「俠」稱之，但不能否定「俠」的意義下，「俠」與「武」的關聯性；

吳宏一曾說：

「『武俠』的含義並不單指武藝高強的俠義人物，只要是能『指戈為武』、『以力輔人』的人，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武俠』」

³⁴

吳宏一認為不能只依照武功高低來認定是否為「俠」，而是除了在「武技」

外把「武」的定義更為深化；陳平原也擴大了「武」的概念，不單只是以「武技」

而看「武」而認為：

「『武』很可能不是指武術武功，而是任俠使氣，放蕩不羈。」

³⁵

至於，為何本文以「敍事」稱之，並做為選擇的標準呢？根據楊碧樺的說法，「武俠小說」一詞是現當代的稱呼：

「俠小說歷來名稱亦有數端，有稱『豪俠小說』者、有稱『劍俠小說』者，

有稱『俠義小說』者，有稱『英雄俠義小說』者、亦有稱『俠情小說』者，

至現時幾已以「武俠小說」稱之。」

³⁶

日治時期雖然出現不少描寫俠客的文學作品，卻不一定代表創作者心中有符合當今「武俠小說」中「俠客」的觀念存在，在本文中，能夠以「武俠小說」

稱之的，僅限於中國武俠小說代銷進入到台灣的篇章，這是因為，「各個時代所賦予俠客的意義是絕不可能完全一致」

³⁷

，且日治時期的某些武俠文學作品，是台灣作家直接轉載中國俠客事蹟，形式為短小說雜記、叢談和電影本事，缺乏完整的小說結構，故本文綜合考量各學者的定義，以及為避免選材上的缺漏，將這些文學作品以「敍事」稱之

³⁸

，討論內容包括筆者前述：「包括了『武俠』，或是

34 吳宏一：〈漫談武俠與武俠小說〉《中國論壇》十七卷八期，（1984 年 1 月 25 日），頁 13。

35 來源同註 4，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 128。

36 楊碧樺：《唐代俠詩歌/小說之行俠主題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14。

37 來源同上註，林保淳、葉洪生著：《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頁 500。

38 所謂的「敍事」，伯格（Arthur Asa Berger）認為：「敍事即故事…，故事中包括一系列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件。」伯格著、姚媛譯：《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敍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 月，）頁 5。而華萊士‧馬丁（Martin,W ）則說：「對於弗萊以及斯科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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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武聞名卻富有『俠氣』的漢文小說。」那麼，本文在檢視研究的史料時，對於「俠」的選取，該如何認定？以下將本文所要選取，符合本文「俠」標準的小說類型做一範例、討論，以免在選擇時產生過大的缺漏。

2. 日治時期漢文俠敍事的幾個類型

說明本文的標題「俠敍事」，並為其做定義後，此段落將以「類型」的概念分析部份本文所選擇的篇章，說明為何將這些敍事作品視為本文的研究資料。

所謂的「類型」，主要的意義、做用是「原是人類藉以辨識複雜的表相世界，

掌握事物整體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探討一切抽象理論的起點。」

³⁹

因此，林保淳認為：「『類型』區劃，首要的是必須先確立區劃的標準。」

⁴⁰

陳平原也說：「所有的類型設計都只是一種為了幫助理解與分析的假定性理論，並非先天具有的或可以不證自明的。」

⁴¹

那麼，本文要如何對日治時期的漢文俠敍事加以區劃呢？

以下將分幾類以說明。

（1）人物以「俠」、「英雄」身份出現，部份輔以「武」描寫：

此類型例如〈義偷長吉〉中的主角長吉，雖然是小偷的身分，只有偷竊技巧而沒有武功，但作者三溪描述長吉的行事後，稱讚他為人「閔不畏死者，大有徑庭焉，況其人仁而且俠。」〈不遇之英雄〉標題以「英雄」稱讚錢鼠廉，說他

「自少任俠自喜，尤好為人雪不平。」具有「矯捷如猿，且精於銃術，因其出入澤中也久，兼深習水性。」其他如〈雙義俠〉、〈俠中孝〉、〈古體聖文〉、〈枕中屍〉、

〈小英雄劉進〉、〈日華英雌傳〉等，皆為此類型的小說。

（2）人物不以「武」聞名，行事作風卻有「慷慨交游」、「仗義疏財」、「不畏生死」形容者：例如〈木倉海〉描述木倉海「然家窘甚，好結游」、〈紀文大盡〉讚五十嵐文左工門「為人氣宇雄闊，不拘細節。」描寫〈李烈士傳〉中的李烈士「而其一腔熱血，要時時勃不可遏」，其他如〈武士〉、〈馬僧〉、〈枕中屍〉等小說亦是。

（3）以「武技」做為稱號：此類型在日治時期大多以短小形式出現，但數量極

和凱落格來說，形成敍事的主要力量是現實和想像。外部世界中的變化導致題材的變化。」馬丁所述，亦可做為本文從外部文化的觀點討論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目標相符合，故本文以「俠敍事」

稱呼所要研究的文本。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當代敍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3 月，）頁 47。

39 詳見蔡英俊：《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一）‧抒情的境界》中的〈導言〉，（北京：新知三聯書店，1992 年），頁 4。

40 林保淳：《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台北：里仁，2003 年 10 月），頁 10。

41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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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雖然未明白以「俠」稱呼敍事內的人物，但以武力救人危急，或以格鬥為主要情節，仍可稱為武俠小說的一個類型：例如〈開元異僧〉：「僧自內出逆之，猝出手撲擊，賣鹽順揮手格開，兩人往來拳鬪，各逞妙技」、〈大力男士〉：「戇出奇不意，突前緊抱束之，以僧之善技擊而力大也，戇展盡平生氣力，雙手合抱其腰。」

等小說，這類型的小說以各形式的技擊餘聞、叢談、史遺等為主要分佈的範圍。

（4）日本的「劍客小說」：此類俠敍事多以譯介的手法，轉載刊登於報紙上，例如〈塚原左門〉、〈塚原卜傳〉、〈寶藏院名鎗〉等，以描述日本劍客為主的小說。

42

陳平原認為：「小說類型研究最明顯的功績，一是說明什麼是真正的藝術獨創性，一是更有效地呈現小說藝術發展的總體趨向。」

⁴³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

是以日治時期漢文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為主要的考察重點，在這些敍事作品中，

具有小說型式固然佔了多數，卻不能因此忽略其他文體，或是具有俠客精神的文學作品。本文討論重點，包括文化、政治對於俠敍事的影響，並非著重於小說藝術特性的討論，故對於俠敍事的類型，僅在此做為範例的標準；但本文所期待的是，藉由類型的舉例，可以說明，本文所認定的「俠敍事」，是以此四種類型進行分類、檢視，以避免選材的缺漏。

（二）主要研究文本

日治時期台灣的俠敍事，主要刊行在日治時期報紙上，而報紙上所刊登出的俠敍事，包括了各式小說、軼事及劇本等，至於屬於台灣本土的單行本武俠小說發行方面，雖未見到明確的證據，但由於報刊上所刊載的書籍行銷廣告可得知，日治時期有透過經代銷手法而進入台灣的中國武俠小說單行本存在

⁴⁴

；由上述所考察到的例證為線索，故本文的研究將以日治時期的報刊為主要研究範圍

報紙和期刊做為各時代的大眾媒體，所反映的議題並不限於只有政治、經濟和社會，不少的報紙和期刊更兼具文化傳播和文藝發展的重要功能，屬於通俗文類的俠敍事，性質既是以「通俗」和「故事性」為主

⁴⁵

，那麼日治初期的《台灣新聞》，或是具有專業性質的報刊如隸屬台灣總督府的公家機關刊物《台灣警

42 各篇來源，請參考文末附表：〈日治時期報刊漢文俠敍事初編〉。

43 來源同上註，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頁 129。

44 例如中國小說《大俠紅蘩露傳》、《雙雄較劍錄》等，還可見翻譯小說如《俠隱記》、《續俠隱記》等，請參閱由蘭記圖書部、漢藉流通會所編的《圖書目錄》，時間為大正十四年八月，國家圖書館館藏。

45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通俗文化』既包含來自草根的庶民文化（folk culture），也包含透過大量生產、分發、消費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關鍵詞》（keyword）：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Rev.edition。本譯文轉引自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年），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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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協會雜誌》、《台灣警察時報》或是《台法月報》等，讀者群以司法人員、警察專業人員為主，俠敍事無法在此類報刊中佔有一席之地；以現階段的考察發現，

漢文俠敍事的刊行範圍，在 1930 年以前，以發行量較大、較廣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和《台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範圍，兩份報紙主要採用的版本來源，由於紙本五南版本文字不清楚，故以國立台灣圖書館的館藏微卷為主；而具有地域色彩發行的《三六九小報》和《風月》系列，則分別以成文出版社和南天出版社的版本為主；此兩份刊物以傳統文人為主要的發行者和通俗文藝為取向，故《小報》

和《風月》這兩份刊物上也有不少的漢文俠敍事可供分析，另外以復興漢文為主要目標的台灣文社機關刊物《台灣文藝叢誌》上也發現少數、篇幅較短的漢文俠敍事，在論述時亦是可供參考的史料，至於以台南為發行根據地，在台灣也頗具讀者的《台南新報》，以筆者現階段的考察發現，漢文俠敍事只有一篇，其餘多是以日文刊載的敍事作品，俠敍事的量極少；故本文主要的研究文本，仍將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和《風月》系列的漢文俠敍事為主要的研究範圍，其餘報刊上所考察到的漢文俠敍事為輔助文本；雖然有不少日文書寫的作品因此無法分析，但以研究範圍而言也可避免造成太過廣泛以致於論述不確實。

⁴⁶

漢文俠敍事為一通俗文類，雖未能全面出現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各類報刊中，但在讀者較多、發行量較固定的主要刊物中佔有相當的數量，其娛樂性、通俗性及其價值仍是值得肯定，因此本文將以這部份報刊上的漢文俠敍事為討論對象，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和變化的過程，以及「俠」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三）輔助資料

漢文俠敍事為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但不可忽略的是週邊可做為論述的輔助資料，除了漢文俠敍事外，報刊上可見的各類型廣告文案、書籍行銷手法、

文人生平和聚會或是報刊發行的宗旨或刊頭語等，皆可做為輔助資料；例如在《三六九小報》上可見「蘭記圖書部」所刊登〈奇俠精忠傳〉的行銷廣告文案如：「趙煥亭先生著〈奇俠精忠傳〉…出神入化的武俠長篇小說…首尾相接、一氣呵成、

一編在手、其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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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今有跡可尋的中國武俠小說，在了解小說的作者、

寫作過程後，可進一步討論當時的台灣通俗文學市場、俠敍事的讀者接受程度和宣傳銷售等情況，並做為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的參考。除此之外，部份文人自述、政治法令、新聞時事、雜文或是讀者投書等文學類或社會性的資料，也可以做為相關輔證的研究工具。

46 以上資料請參閱〈附錄〉：〈日治時期報刊漢文武俠小說目錄初編〉。

47 《三六九小報》，（台北：成文復刻本，昭和八年 1 月 6 日到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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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進行台灣漢文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研究，研究資料以符合「俠」之條件的敍事文類為主，輔以其他週邊資料，對於其身為通俗文學的一部份而言，期望可以達到學者如陳平原對於武俠文類研究所做的期許：

「武俠小說除了體現流行的審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大眾文化精神，故特別適合從思想文化史角度進行透視…，對於體現潛在的大眾文化心理，十篇嚴謹的政治論文或許還不如一部成功的通俗文學來得直接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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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與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主要在於日治時期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和變化，以及

「俠」做為一個文化符碼，在日治時期殖民政權下所代表的意義；若欲深入了解上述問題，對於文獻文本的資料分析和蒐集，為本文的第一步驟，因此本文將先從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報刊上的俠敍事按標準選擇、蒐集、整理，第二步驟則將分析、比較文本，期望能經由上述方法，從研究文本中發現論述的依據，以及闡釋研究文本所指涉的意涵。此外，中國、日本、西方雖不完全以「俠」稱呼，但日本有「武士」、「忍者」，西方有「騎士」、「俠盜」等形象出現，以台灣身處文化衝擊下的特點來說，這些也是值得借鏡和參考，而在階段性發展過程中，是否會出現帶有台灣本地特色的俠出現，也是本文期望的研究方向之一。

探討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本文將採縱向式的歷史考察和橫向式的文化意義討論雙向進行；縱向部份著重在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俠敍事的興盛、發展以及變化，並論述其發展特徵，此部份將涉及到中國章回小說的傳統、日本及西方文化對於台灣俠敍事的影響；橫向性文化意義例如：俠敍事在台灣通俗文學場域方面的傳播行銷、俠敍事的表達方式，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的俠敍事，存在著何種文化延續或是文化刺激，最後討論，做為文化符碼的「俠」，在殖民政權的台灣下，

扮演著何種角色？文人和讀者將如何塑造「俠」或是看待「俠」？本文欲透過相關社會學理論、通俗理論、或是後殖民論理加以考察俠敍事的作者，以及俠敍事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過程，進而討論日治時期「俠」做為一文化符碼所代表的意義；全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三、四章重於史料的鋪陳和探討，第五章綜合探討「俠」在日治時期通俗文學、文化意涵上的意義。

48 來源同註 4，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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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緒論，包括了研究動機的說明、研究現況的回顧與介紹、研究資料的應用及整理、研究方法的闡述等，並簡述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日治台灣漢文俠敍事的分佈情形，以及敍事背景的探討，本章第一節將藉由探討台灣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以 1895-1930 年間為例，概述其發展過程。台灣歷經政權和時間的改變後，近現代化的大眾傳媒出現，並形成傳播體系，由於日治時期台灣開始形成較以往更為成熟的傳播領域，造成日治時期的通俗文學空間的形成，通俗文學空間形成後，俠敍事得以分佈於日治時期台灣的報刊，並以報刊做為主要媒介，進行傳播和發表、連載，形成俠敍事的發展場域；

而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漢文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也造成不少作家利用報刊做為俠敍事的發表園地，造成俠敍事相對在通俗文類中佔有一席之地；隨著時代演變，俠敍事大致上以報刊為重要的分佈媒介不可忽視，即使日治末期（西元 1937 年）後統治日趨嚴密，俠敍事仍然在通俗領域中佔有發表空間。第二節將由外圍的報刊發展介紹，延伸說明俠敍事所借用的敍事背景，由於「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敍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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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文學的敍事模式互相指涉，反映在俠敍事上，導致俠敍事並非簡單藉由作者的憑空想像，而必須藉由歷史事件、各地奇聞軼事的改寫，形塑出俠敍事的真實感，確立俠敍事不脫離於社會文化的討論範疇。

第三章為探討台灣漢文俠敍事的興盛，以及俠敍事在傳播媒介上可能遭遇到的危機。「台灣的俠」源於何處？第一節將論述，曾經長時間被中國所統治的台灣，自明鄭時期開始有書寫形式的文學，不可避免在某些層面上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後，在歷史不停的演進中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學、文化特色，因此，

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義精神或是俠客對於台灣，在形式及場景方面都有所影響；

中國外，1895 年台灣被中國以甲午戰敗後的籌碼「割讓」給日本，日本政府除了在台灣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統治外，統治初期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引入無可避免，那麼台灣日治初期時期的俠敍事中，雖然日本殖民統治未深，仍可看出日本文化的影響，除此之外，台灣此時期正位於一個「新」和「舊」交替的時代，台灣自清末自強運動開始，各種「新」觀念和事物不停被傳入，到日本領台，源於西方的「現代性」也隨著日本的「殖民性」而來，那麼這些新觀念、新事物和西方文學、文化在俠敍事中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將是本節的討論重點。

第二節將論述台灣漢文俠敍事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日日新報》

日文版合併後的階段性發展特徵，1930 年以前，俠敍事以《台灣日日新報》系列為主的報刊為發展的場域，創作來源、形式內容多以中國文化為主，在《三六九小報》和《風月報》興起前，《台灣日日新報》無疑是俠敍事發展的主要場域。

49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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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台灣日日日新報》漢文版與日文版合併後，漢文版面的縮減將對武俠小說形式、內容上產生影響，自 1911 年起，殖民政府不再將漢文視為同化的主要工具，

只基於實用性質的要求，加上日文作品的衝擊，使得漢文作品量減少，雖然仍會出現俠敍事的創作，但漢文版面的縮減，造成若有發表空間，具有記者身份的文人將優先佔用，其他例如教育、新聞管制的影響，都是造成俠敍事在質、量上不如日治初期的原因。第三節將論述，《台灣日日新報》外其他刊物上俠敍事的發展情況，其他的報紙、雜誌因為語言工具使用和性質取向的原因，造成俠敍事面臨缺乏穩定的發表空間，雖然有漢文雜誌的出現，但是過於重視詩、文的態度，

造成俠敍事努力維持生命力，卻有可能隨時消失；漢文俠敍事要面臨的危機，除了漢文版面的被縮減外，因為其他刊物空間不足，過於依賴《台灣日日新報》的結果，三 0 年代後《台灣日日新報》的官方性質並以新聞為主要取向，造成對漢文俠敍事發展的危機；以上將是本節討論的重點；至於俠敍事的變化，將留待第四章探討。

第四章主要論述台灣通俗市場的興起，和通俗報刊上俠敍事的變化，自 1930 年開始，台灣社會、經濟呈現不同於過去的轉變，造成通俗事業的活絡。第一節將論述通俗報刊的出現及對於整個俠敍事的影響，第一部份將以殖民政府對台灣農業的控制、以及推動工業化為例，探討台灣都市化程度加深的原因，並討論這些原因造成三 0 年代後台灣通俗報刊的生成，和主要通俗報刊的文藝取向；第二節將以《三六九小報》和《風月》系列的刊行為例，探討文人世代與開始出現不少關於台灣書寫的俠敍事。這些俠敍事，漸漸脫離中國的文化限制，成為一篇篇帶有台灣色彩的俠敍事；不過在三 0 年代後，日本戰時的日華親善國策也在部份俠敍事中顯現，「俠」違背了最基本，與官府法律相抗衡的定義，成為宣揚殖民政策的工具，最後將論述中國民國時武俠小說的引入台灣，豐富台灣的俠敍事。

第三節將承接第二節部份觀點，以「蘭記圖書部」販售的武俠小說運用《三六九小報》進行行銷、廣告手法為論述舉例，當時的「蘭記圖書部」由中國引入不少武俠小說，並在《小報》上刊登這些武俠小說的行銷廣告，那麼「蘭記圖書部」

對於此時期的武俠小說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從「蘭記圖書部」的行銷書單中，

將可了解台灣對於中國武俠小說的接受情形。

第五章將探討做為文化符碼的「俠」所代表的意義，第一節將探討，日治時期的台灣，充滿著是被殖民的問題，但有部份作家卻在描寫「俠」時出現認同上的焦慮；日本殖民者以集權統治台灣，雖然給台灣帶來了進步、文明，另一方面，台灣人卻被視為低下、無尊嚴的被殖民人民，社會上必然有各種不平等、不人道的對待，那麼，做為中國文化的產物、來自於中國文化影響下的「俠」，文人將如何透過「俠」來處理自己認同問題；甚至利用文本產生俠敍事作家個人或是集體的寓言，第二節將討論，「俠」在本土／殖民力量的拉扯下，文人借用「俠」

為身體中介，訴諸各種武功、技藝、打鬥，以達成維持自身文化的需求，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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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