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謠諺的內容與政治環境
謠諺在前文中被歸納為反映出漢代政治環境的史料，在討論這些史料時，必 須對它們作一個分類。有關於謠諺的分類，在《古謠諺》一書提到謠諺的分類：
謠之名目甚多，就大綱言之，約有數端。是故或稱堯時謠、周時謠，或稱 秦時謠、漢時謠，此以時為標題者也。或稱長安謠、京師謠、王府中謠，
或稱臨郡謠、二郡謠、天下謠，此以地為標題者也。或稱軍中謠、諸君謠，
或稱民謠、百姓謠，或稱童謠、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此以人為 標題者也。…諺本系彥士之文言，故又能為傳世之常言。或故稱古諺，或 稱為先聖諺，或稱夏諺、周諺、漢諺，或稱秦諺、楚諺、鄒魯諺、越諺。
或稱京師諺、三府諺。皆諺士典雅之詞也，惟其又為常言。故或稱里諺、
鄉諺、鄉里諺，或稱野諺、鄙諺、俗諺，皆傳世通行之說也。1
上述這樣的分類，這是收集這些謠諺的類書對蒐集的資料所做出的時間、地方和 人物等簡單的分類。這個編目就如同楊慎所編寫的《古今謠諺》一樣，楊慎以及 杜文瀾大量地收集從古代到他們所處年代的謠諺，因此分類的方式也僅限以謠諺 出現時的年代以及地點作為分類，將所見所聞的謠諺收錄在一本著作之中，並沒 有加以論述創作。在更早以前的宋代《太平御覽》也同樣地是將謠諺收錄，並未 將各條謠諺作一個分類。但在後來對於謠諺討論的文章，便將謠諺作各式各樣分 類。在王文發的〈兩漢諺謠管窺中〉，分為諷諫類、怨謗類、讚頌品鑑類、占驗 類、紀事類、民情風俗類等六種，2 而在謝貴安的《中國謠諺文化—謠諺與古代 社會》一書中對於謠諺的分類則是：社會政治、精神文化、生活哲理、生產經驗、
地理風物、社會功能等六類。3 殷善培的〈讖言與美刺—漢代謠詞的兩種類型〉
一文則是簡單地分為讖緯之言以及諷刺文體兩類。4 仝晰綱的〈漢代的鄉里風謠 與舉謠言〉則是分為：臧否人物、評判事件、議論時政三類。5
1 (清)杜文瀾，《古謠諺》，頁 3-4。
2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頁 21-22。
3 謝貴安，《中國謠諺文化—謠諺與古代社會》。
4 殷善培，〈讖言與美刺—漢代謠辭的兩種類型〉，頁 45-62。
5 仝晰剛，〈漢代的鄉里風謠與舉謠言〉，《人文雜誌》，4（1999 年），頁 110-111。
本文主要討論的方向著重於政治層面，因此分類的類型也相對地僅限與政治 層面較為相關的分類。由於謠諺的產生乃是屬於後發性質的，也就是在事件發生 才會產生。因此也只能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做出評價，這些評價也往往成為批評或 是讚揚。接下來除了反映政事上的論述之外，尚有人物的評論。在東漢以來，對 名人的評論已經成為漢代一種固定討論風氣，而且是對於人物價值的評定，這些 所謂的名人也往往在政局或各領域有所關係，因此也成了必須討論的一個角度。
第一節 謠諺對於施政內容的反映
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人們對於現今政治環境中所發生的一切事物，以及即 將制訂或是已經執行的政策，總是可以利用各式各樣的科技或平面的媒體來表達 他們所要表述的心情及意見。謠諺則是漢代民眾表達他們參與時政的意識。兩漢 時代，民眾與政府之間有著一種後世所難見到的獨特關係，其突出體現，就是民 眾對於時政有著很強的參與意識。民眾參與時政，一方面表現為參政議政，進諫 上言，如齊國人婁敬以平民的姿態建議劉邦定都關中；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大量的 時政謠諺的創作與流傳。6 由於過去中國處在一個封建的社會，因此對於皇室內 部問題以及政治往往將其混為一談，因而對於政事類的批評，筆者略分為中央、
地方之外，還討論到皇室的環境。
一、對於中央施政的批評
（一）政府的施政
對於中央政府的各種決策，現今我們總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來對政策的 問題加以評論，而且總能在政策正式頒布前提出意見或是看法。在漢朝時代的人 民卻沒有這樣的即時的環境對未發佈的政策提出評論，往往只能在政策制訂或頒 布後，並且實施在自己身上時，才瞭解到政策的內容，這時才會說出自己的意見。
漢文帝四年四月(西元前 176 年)，下詔「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除盜 鑄錢令」方式在應劭的看法認為這是放任民眾隨意鑄錢的政策。7 到了漢景帝六 年十二月（西元前 151 年）時，漢景帝訂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就明顯地指 出不再放任人民私自鑄錢的想法。《漢書》的注解中便說到一段跟這個政策有關
6 馬新，〈時政謠言與兩漢民眾參與意識〉，《齊魯學刊》，165（山東，2001.03），頁 82。
7《漢書》卷四〈文帝紀第四〉，頁 121。
的事：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 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 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 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8
從這一段就可以發現：文帝放任人民鑄錢，因為技術以及規定並不嚴苛而導致了 許多問題，如錢幣的偽造問題，鑄造時耗損更多的費用，錢幣仍鑄造不成。漢景 帝才訂了「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想要遏止人民私自鑄造錢幣的問題。由應劭的紀 錄可以得知，在文景之間也就出現了「金可作，世可度」的諺語表現出文帝時的 人們可私自鑄造錢幣的政策，並反映出當時政治環境。這是屬於比較經濟層面的 問題，然而鑄幣的問題也屬於國家政策之一，一個國家的貨物流通必須仰賴穩定 的幣制才得以穩定物價。人民私鑄錢幣只會造成紊亂，因此人民在面對幣制的問 題時，也有他們的說法。雖然內容僅僅是說錢幣可以自我鑄造，但是從現在的角 度發現謠諺可以用來說明民間私自鑄造錢幣的社會環境，也貼切的反映出這個情 形。再看《風俗通義．正失》中討論西漢的「王陽能鑄黃金」一事，應劭使用了
「金不可作，世不可度」9 的謠諺，這和漢文帝所流行的謠諺有所改變，很明顯 地它的意義是完全改變，是一種對於政策以及謠諺的互動情形。在漢景帝後出現 的「鑄錢偽黃金棄市律」使得「金可作，世可度」的說法有所改變，在鑄錢資格 被政府限定了之後，應劭的說法成了「金不可作，世不可度」，這除了說明謠諺 會改變之外，也可以看到謠諺與時政之間有著互動的關係，而且比較特別的情形 在於原先流傳的謠諺，還會因為政策的出現還有所改變。
漢惠帝二年（西元前 193 年），曹參接替蕭何為相國時，並未做任何的事情。
漢惠帝感到奇怪，便質疑曹參是否認為皇帝的年紀太小，因此不願幫助他處理政 事，於是問曹參：
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 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
8《漢書》卷五〈景帝紀第四〉，頁 148。
9 (漢)應劭；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台北：明文書局，1988 年，再版）頁 120。
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10
從上一段史料可以發現：曹參身為一位相國，竟然沒有在處理政事。百姓因曹參 身為漢相國三年，擔任相國卻對於前相國蕭何所有的規定沒有作任何改變，於是 作歌說道：
蕭何為法，顜如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11
這個歌謠反映出的不僅僅是西漢初年蕭歸曹隨的施政情形，更可以反映出當時的 政治環境，再看到史記中太史公的評論：
太史公曰：…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 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12
司馬遷的評論與百姓所作的歌謠中可以發現：西漢初年一種與民無爭，寧願少做 不願多事，選擇無事不願生事的政治觀點。同時也看到了民眾發現到西漢政府的 政策便是與民休息的政策，生活與漢惠帝時代相近的司馬遷，也特別將這一則歌 謠寫入書中，作為一個證明。施政的情形將左右人民的生活，因此謠諺可以表現 出人民的觀感，也是百姓對於政治環境最直接的反應。另外，可以發現：如果將
「畫一歌」以及曹參與漢惠帝對話結合來看，還可以發現曹參本身的個性，因此 謠諺也可以作為一個人評論的觀點之一。
漢代官吏任用是採取選舉制，即是中央的大臣或地方的長官觀察鄉黨之輿論 推舉人才，接著到中央參加某種形式的任用的考試制度。到東漢光武帝的時候，
州舉茂才、郡舉孝廉方成為一個定制。但隨著教育的普及、累世經學的興起、豪 族大姓的形成以及東漢後期宦官的亂政，遂使得漢代的選舉制度也逐漸的崩潰。
13 崩潰的原因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豪族大姓的社會分化情形，這不只讓社會的
10《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頁 2030。
11《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頁 2031。
12《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頁 2031。
13 鄭欽仁，〈鄉舉里選—兩漢的選舉制度〉，《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台北：
聯經出版社，2000 年 4 月，初版第十刷），頁 202-208。
分化加深，鄉論也逐漸操縱在權門的手中。鄭欽仁在〈鄉舉里選—兩漢的選舉制 度〉一文中便提道：
漢代的制度，地方首長不得用本地人，但地方的僚佐盡是本地人，這些僚 佐便多用地方豪族參與選舉，故輿論不免成為中產以上的輿論。如此則容 易造成權門請託，或因故舊報恩，或兩家子弟相互推舉的情形。14
漢代的鄉舉里選的制度，到了東漢末的桓靈之際，便出現對之反諷的兩則歌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弟良將怯如雞。15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16
這兩則歌謠則是很深刻地表現出漢末對於選舉制度敗壞，所舉用之人毫無實質能 力可言，也就是說這些秀才、孝廉的選舉都是靠著家族庇蔭的關係，或是原有的 勢力晉升為官員。簡單易懂的歌謠成為諷刺漢末選舉制度敗壞最直接的工具，除 了記錄了這個情形之外，還明顯地反映出官員因為不當的選任制度造成的無能。
由於民間大力諷刺漢代的選舉制度的環境，這一類的謠諺的出現也可能是後世九 品官人法出現的一個遠因。這個有名的謠諺成了後世史家一再引用的史料，作為 解釋漢代選舉的問題，在許多的論文都可以看到。顯示出這一則史料的價值以及 表現出來的含意，可被作為當時環境的佐證。
（二）戰事的表現
一場戰事的發生往往可以牽動整個國家，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與 國之間的對戰才被稱之為總動員型的戰爭。但是戰爭的基本條件在現在來看依舊 是沒有改變的，所依靠的資源仍舊是來自於社會和國家。因此戰事的問題也很容 易讓人民有所談論的空間，除此之外，國家的戰爭往往也是一個國力的展現，百 姓也往往因為對外戰爭來判定自己的國家強盛。以宋代為例，即使她的藝術成就
14 鄭欽仁，〈鄉舉里選—兩漢的選舉制度〉，頁 204。
15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頁 1224。
16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頁 1224。
非凡，但總是被刻板地認為是屬於「積弱不振」的朝代，便是因為對於對外戰事 的失利，引起人民的反感。因此戰事的表現往往成為人民對於國家強弱的感受，
也因此會有深刻的感受。
漢代的戰事中也可以看到歌謠對之談論的情形。漢高祖七年（西元前 200 年），漢高祖為了攻擊韓王信，卻與匈奴互相對立進而戰爭的狀況。漢軍適逢大 寒因此死傷頗多，漢高祖用兵失利便退到平城，於是遭到冒頓單于圍困，漢軍也 平城被困七日，幸虧高祖利用陳平的計策才得以逃脫。到了漢惠帝、高后時，冒 頓單于在漢高祖死後寫信羞辱呂后，令呂后相當不滿，遂與樊噲、陳平及季布等 大臣相議，而樊噲表示自己願意領兵攻擊匈奴，雖呂氏等人同意樊噲的建議，但 季布卻反對言之：
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 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 弩。」今歌唫之聲未絕。17
從這個歌謠便可以發現：漢政府在戰事上的失利，民眾也可以藉由歌謠來表達。
內容其實很簡單，但是也透露出戰事失利的無奈，這一則歌謠僅僅是一種情緒的 抒發。雖然這一次的軍事失利並未對漢朝政府造成嚴重的傷害。但不可否認地，
白登之圍在後來的漢朝與匈奴的和戰問題佔了一個決定的影響。漢高祖從平城脫 險回來之後，感受到冒頓單于所率領四十萬控弦之騎的強大威脅而感到苦惱。在 劉敬的建議之下，以公主嫁以單于為妻的和親政策換來和平，從白登之圍到漢武 帝主動出擊匈奴的數十年間，劉敬的和親政策始終沒有改變。這一首平城歌謠也 成了每次討論與匈奴和戰與否，每次都會被提及的討論重點。
（三）官職的選任
官員任用都是經由政府派任，漢代的官職人員選拔則是來自鄉舉里選才得以 進入政府。因此在官員的選任比較起後代的科舉制度而言，選舉制顯得較為主 觀。官職的選用亦趨向以個人的觀點為主，也就是上位者個人的喜好。官職的選 定因為沒有一定的標準，因此許多知識份子的派遣往往是與皇帝親近者可以得到
17《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 3754。
高位。民眾對於官職的任用，也總是會提出一些他們的言論。畢竟在中央任職者，
歷代以來，一直都是官位較高之外，其權力要比地方官員較大。雖然中央官員不 像地方官與人民比較接近，而容易被百姓所熟知。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很容易地被 流傳，因此人民也往往會加以檢驗，如在漢宣帝時朝廷間流傳著：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冤。18
這是比較正面性的評價，表現出張釋之與于定國在廷尉的職位上表現的十分稱 職。廷尉在是漢代司法的最高的官員，他們的執法可以得到民眾的青睞，這一個 流傳的謠諺可以知道他們相當地稱職。雖然說做到無冤民的地步是一種神話，但 是這也突顯出他們兩個的司法公平。司法也是與人民生活及治安的好壞息息相 關，不論在哪一個朝代，人民總是被法律所約束著，法律的公平、公正得以讓平 民認同並作歌稱讚。法律雖然是成文規定的，但若沒有秉公處理也形同無意義。
這除了顯示出漢宣帝時的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之外，也是對政府所任職官員的肯 定。
如果政府所任非人時，人民也會作歌相譏。在新莽末年，群雄推舉劉玄為天 子，號更始。更始帝在長安被擁立為天子後，便分派官職除了對於人才選用並不 注重，更放任手下隨意命令官職，：
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受官爵者，皆羣小賈 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絝、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為 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19
在「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這個謠諺出現後，
軍帥將軍李淑就向更始帝建議要慎選官吏，但是更始帝並沒有聽從他的建議，同 時也造成了其他將領對官職任命的不滿。在這一段資料中，可以發現更始帝出現 的這一段史料，謠諺的確發揮了它的功能也迫使了其他的將軍對更始帝作了建 議，只可惜更始帝並沒有接受而已。這兩則資料表現出百姓對於中央任人為官的
18 (漢)荀悅，《兩漢紀上．前漢紀》〈孝宣帝紀四卷第二十〉，（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
第一版）頁 358。
19《後漢書》卷十一〈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頁 471。
看法，西漢用張釋之、于定國相繼為廷尉，執法正直並無偏差，使得百姓稱讚「天 下無冤民」的美名。反觀更始帝用人不當，被百姓譏笑所任用的官吏是不入流的 人物，還用到爛羊胃、爛羊頭來比喻他們。可見出百姓對於中央任官時，也總是 利用謠諺的方式提出他們的反應，這是一種評論的方式，其實也是一種嘲笑的方 式。第二段史料也發現到謠諺的確發揮了它的功能，使得其他政府官員注意這個 問題。
宦官以及佞臣在歷史上的評價一直處在較低的地位，在史書上也是多加批 評。他們取得皇帝的寵信並不是以本身能力獲得官位，因此總會引發出百姓對他 們有所不滿的情緒。漢元帝時，宦官石顯、弘恭受到漢元帝的信任，相國蕭望之 與石顯相抗最後落得自殺的下場，可見石顯的地位令漢元帝時代的公卿甚為畏 懼，這些寵臣在取得皇帝的寵信之後，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往往會擴張自己的 勢力以維持自己的權力。雖然他們還不至於有意與皇帝相抗衡，但是對於維護自 己的利益卻是不遺餘力。維持勢力的最基本方式便是結黨而行，因此在歌謠中便 提到他們結黨的情形：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20
這除了點出了石顯、牢梁及五鹿充宗等人相互勾結的情形之外，也瞭解到那時後 結黨營私的政治環境。石顯在漢元帝駕崩、漢成帝即位後，不久便失寵，丞相御 史遂條陳奏石顯過去所犯之罪，其同黨牢粱、陳順皆免官，五鹿充宗也被貶為太 守，御史中丞伊嘉則是被降為鴈門都尉。因此在長安便出現一首歌謠來說明他們 失勢的情形：
尹徙鴈，鹿徒菟，去牢與陳實無賈。21
從「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到「尹徙鴈，鹿徒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的歌謠看到了石顯一黨從被寵信到被黜，反映出民間除了表現出 他們的感受之外，也在無形中記錄了在漢元帝、漢成帝政權轉換其間的政治環
20《漢書》卷六十三〈佞幸傳第三十三〉，頁 3727。
21《漢書》卷六十三〈佞幸傳第三十三〉，頁 3730。
境。雖然只是從謠諺去觀察這個情形，但是從中依舊可以發現：人民與中央政府 即使沒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但政府內的官職的任命以及去留一直都被民眾所知道 著，才會有這種謠諺產生。
除了有歌謠之外，民眾也會將這些人物以一些特殊的封號去表達某些政治人 物的行徑。東漢從漢章帝之後的皇帝多是年幼即位，皇帝幼時由外戚輔政，等到 長大時便想親政，於是利用與他們最為親近的宦官來奪回權力，因此周旋在外戚 與宦官之間的皇帝總利用宦官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延熹二年（西元 159 年），漢 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作除去了外戚梁冀的勢力之後，便封了許多有功的宦官爵 位：
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左)悺、(唐)衡遷中常侍，封(單)超新豐侯，二 萬戶，(徐)璜五原候，(具)瑗東武陽猴，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
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22
漢桓帝時，這五個有功於皇帝的宦官藉由誅殺外戚梁冀而獲官封爵，有功的五個 人皆被封侯，因此被人們稱之為「五侯」。由於他們是同一黨人，因此人們便將 他們五人，放在一起相提並論。在單超死後，左悺、具瑗、徐璜以及唐衡四人更 加張揚。除了競比奢華之外，他們還買僕人收為義子打算傳襲他們的爵位，他們 的兄弟、姻親在各個州郡成了一方之霸，行為與盜賊並沒有什麼不同。天下便有 諺語稱他們四侯為：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23
用相當容易瞭解的詞彙來表達民眾的政治觀感，除了是一種情緒的發洩之 外，同時是一種特殊政治反映下的產物，只有在這個記錄中才得以發現人民對於 官員印象的好壞。在一般人民的觀點中，他們對於身處中央的官員所做的事情都 不甚瞭解，即時到了今日，人民沒有身處於政治環境中的話，對於政治人物的動 作也不是很清楚。民眾作謠諺去抨擊政府官職的任命，便表示出官員的所作所為
22《後漢書》卷六十八〈宦者列傳第三十八〉，頁 2520。
23《後漢書》卷六十八〈宦者列傳第三十八〉，頁 2521。
已然成為眾所皆知的行徑，雖然民眾所做的謠諺都僅僅是對於官員在位合適與否 的觀點，但是從這裡可以發現到百姓對於政治是相當地關心，否則不會作謠諺來 抒發自己的意見。這些對官員任職合適與否的謠諺，很明顯地是一種情緒的表 達，但也是一種時政的反應。除了對於政治人物行徑的討論之外，其實還可以觀 察到各個時期的政治環境。如新莽末的謠諺表現出更始政府的用人不當；石顯黨 人在漢元帝時結黨，並且藉皇帝得到寵愛的情形取得官位；單超等人在漢桓帝時 封侯之外，親友還藉著他們的勢力成為地方之霸。這除了是一種官職選任的評論 之外，不啻也是一種對時政的反映。而且謠諺的內容往往是針對某些特定事情產 生觀感及評論，所以總帶著時效性，因此謠諺的時政反映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算 是及時性的。
二、地方的政治環境
（一）與中央政府相關的地方政策
地方政府與民間百姓有比較直接密切的關係，除了中央官府與百姓相距較遠 之外，中央政府的決策，有時候必須站在全方面的考量，必然對部分的百姓生活 有所相悖。地方政府則可以依照地方人民的需求，做出正確的判斷及完整的政 策。但許多有關於地方的政策，也必須仰賴中央決策才得以實行，漢代也不例外。
西漢時，汝南郡原先有一個舊的鴻隙大陂，汝南也因為此渠而得以富饒。漢成帝 時，關東發生數次大水，大水使得鴻隙大陂滿溢進而釀成災害。相國翟方進與御 史大夫孔光遣人去察看後，決意將鴻隙大陂的水引走，認為這個作法可使得汝南 的土地肥沃之外，還可以省去提防費用並免除水患，因此鴻隙大陂就在這兩人的 建議之下損毀。到了王莽時期卻時常乾枯，汝南郡民遂抱怨起翟方進的政策，並 傳出歌謠：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24
同樣地方建設與中央政府相關的政策，在西漢太始二年（西元前 95 年），漢 武帝聽從趙中大夫白公的建議，引涇水注入渭中，渠道長達二百里，可灌溉田畝 達四千五百餘傾。這個渠道便名為「白渠」，人民因為白渠的灌溉得以富饒，因
24《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傳第五十四〉，頁 3440。
此作歌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25
上述兩筆資料便是中央作出關於地方水利灌溉政策決定的例子，進而到地方執 行，雖然地方政府對當地較為瞭解的一方，但是在政策的執行上，有時也必須仰 賴中央給予命令及援助。上面兩個資料都是地方與中央合作下的情形，卻恰恰表 現出相反的結果：翟方進在漢成帝時所作決定影響到了汝南郡的百姓，王莽時翟 方進受到百姓的追怨；白公則是被與戰國時的鄭國相提並論，百姓感謝他們提供 沃野千里的灌溉措施的政策。在這裡看到對地方政策的批評，卻可以追溯到中央 官員，因此中央的政策對整個社會環境有影響，因此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的政策 對於百姓來說，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這兩筆正反相對的資料，恰好表現出了 民眾反應時政時的反映，不只是讚揚而已也帶有貶抑的味道。下面的討論反映地 方官吏治的表現情形，則是更加地明顯。
（二）地方官的吏治
中央與地方的政策不可分割，但對於百姓而言，有些問題會比中央政策來得 重要：那就是地方官吏的表現。地方的官吏對於地方的管理，相對於中央的政策 來看，地方官吏整治地方的表現對百姓的影響更大。地方政府與人民的作息較為 貼近，所獲得的訊息也較中央來得快。皇帝並無法對於地方的事務鉅細靡遺地治 理，因此必須仰賴這些地方官。過去的地方官有著相當大的權力，因此地方不論 大小事物都在他的管理之下。他們的政績便直接影響到當地的人民，也成了當地 人民批評政事最直接的對象。漢成帝時，馮野王、馮立兩兄弟在上郡為太守，被 百姓歌頌：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26
25《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第九〉，頁 1685。
26《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第四十九〉，頁 3305。
類似這樣對於地方官吏的地方吏治的歌謠或諺語來讚揚，在史籍上記錄也相當不 少。魏郡輿人為岑熙歌：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27
漁陽民為張堪歌：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28
蜀郡民為廉范歌：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褥今五絝。29
交阯民為賈琮歌：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30
會稽為張霸之童謠：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31
臨淮吏人為朱暉語：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32
27《後漢書》卷十七〈馮岑賈列傳第七〉，頁 663。
28《後漢書》卷三十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頁 1101。
29《後漢書》卷三十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頁 1103。
30《後漢書》卷三十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頁 1112。
31《後漢書》卷三十六〈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頁 1242。
32《後漢書》卷四十三〈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頁 1459。
京兆為李燮謠：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33
上面所舉的部分謠諺，是對於有恩於地方百姓的官員，百姓作謠諺來讚揚他們的 表現。謠諺所表現出的不外乎於以下幾項：為官清廉、德化百姓、使民富裕以及 驅逐盜賊等表現。但也有反面的例子，漢桓帝時，巴郡郡守李盛為官貪財重賦，
百姓苦不堪言，人們便作了一首歌來表達他們的感受：
狗吠何諠諠，有吏來門前，批衣出門應，府記記欲得。語窮乞請期，吏怒 反見犬。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得。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 得，令我獨憔悴。34
以上幾則言簡意賅的謠諺，都充分地表現出民眾對於地方父母官的推崇以及讚 揚，當然其中也包含著對於不肖的官員的反諷。地方官吏在地方上的行事，更容 易被百姓們用謠諺表達出他們的情感。同樣地，這些謠諺也反映出漢代地方政府 的情形，從岑熙和張霸的兩則謠諺來看。岑熙任魏郡郡守應是在漢順帝期間，張 霸則是在漢和帝永元年間任會稽太守。從謠諺的內容發現地方盜賊出沒的問題之 外，還可以發現東漢地方政府已經擁有地方武力討伐盜賊，雖然他們的討伐盜賊 在史籍中並非很大的事件，但是可以發現東漢地方政府的確擁有軍事權力，進而 可以對盜賊進行征討的任務。另外，從百姓批評漢桓帝時的巴郡郡守李盛的謠諺 來看，可以發現地方政府有著收稅的權力，而這種收稅的情形是由吏來執行，這 樣還發現巴郡人們對於這樣的收稅感到很痛苦，還必須舉債繳錢，還不一定能籌 到相當的數量。在應劭的《風俗通義》中的謠諺：「縣官漫漫，冤死者半。」35 在 漢靈帝時，百姓對賈琮交阯刺史的謠諺：「賈父來晚，是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飯。」說明賈琮在地方吏治的澄清，也證明了地方官可以管理地方司法的例 子。從這裡可以看到人民對於地方政治環境的感受，因此這些地方的謠諺接收之
33《太平御覽》卷四六五〈人事部一百六歌〉，（台北：新興書局，1959 年），頁 2138。
34 (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頁 1120。收錄於(清)王謨 輯《增訂漢魏叢書》卷三，（台北：
大化書局，1983 年，初版，景清乾隆五十六年金谿王氏刻八十六種本）。
35 (漢)應劭，《風俗通義》，頁 586。
後的話，可以像這些例子一般，組成出另一個漢代的政治環境，而且是偏重於地 方的政治環境。
另外一種謠諺則是地方百姓對於地方發生戰事的感受，新莽末年，赤眉興 起，地皇三年四月（西元 22 年），王莽遣太師王匡與更始將軍廉丹前去平定赤眉，
可是王匡、廉丹與赤眉作戰結束後，以青州、徐州一帶的盜賊仍未完全肅清為藉 口，放縱手下十餘萬的士兵任意行事。使得關東出現這樣的諺語：
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36
另一個同樣屬於反面的例子，東漢安帝永初中，西羌寇邊巴郡，東漢政府遂派遣 中郎將尹就攻討，幾年下來仍無法攻剋。政府於是改派遣王堂為巴郡太守，王堂 遣兵討伐西羌成功，巴郡、庸州一帶才重新獲得清靜，地方官吏和人民便為王堂 立生祠紀念。反倒是尹就卻被益州民眾作了首諺語：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37
可見到尹就討伐西羌的侵擾不僅失敗，甚至在益州人民的眼中，比當時的來侵擾 的外族西羌更是恐怖。雖然在史籍並未記下他的作惡為何，但是藉著益州人民短 短的一句諺語，便可以瞭解到當時巴郡百姓對這個地方官的感受。反觀東漢末年 的黃巾之亂後的情形，皇甫嵩平定黃巾賊之後，並被任命為冀州牧，因見冀州遭 逢戰事，人民生活困頓，因此向皇帝請免一年田租。冀州民遂為皇甫嵩作歌歌頌：
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38
冀州的百姓受到黃巾之亂的傷害，幸好皇甫嵩打敗黃巾賊後，更向政府請求減免 賦稅，才令百姓得以重返家園定居，因此百姓才會作歌去贊頌他對於冀州百姓的 貢獻。
對於百姓來說，除了地方官員施政的好壞影響到地方之外，地方的戰事對於
36《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第六十九下〉，頁 4175。
37《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頁 2838。
38《後漢書》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頁 2302。
百姓而言是一種嚴重的傷害，所以關於這方面的謠諺來源並不會缺乏。謠諺的內 容通常是針對一個事件，這幾則謠諺的對象則是明顯地對著人物而發聲。軍隊的 管理必須仰賴將領的約束，因此將領便往往成為主要攻訐的對象。他們對於民間 的傷害，或是對人民有所貢獻，都在人民的觀察之下。
三、對皇室的批評
在過去中國的歷史中，皇室往往與朝廷政治劃上等號。漢代不時可以看見皇 帝將自己的兒子封為王侯，外戚也往往可以藉著與皇帝姻親的關係謀得官位。因 此不論是任用官吏抑或與宗室問題，皇室往往都成為與政治相關的一個令人注重 的焦點。不論中外，皇室總是有股神秘的面紗籠罩，這使得人們更想要一探究竟。
因此皇室的一舉一動，尤其與人相關的政治活動更是令人關切。
漢文帝六年十一月（西元前 174 年），淮南厲王劉長意圖謀反，遭到中央發 覺，遂被皇帝下令遷徙至蜀郡，行至雍時，淮南厲王便絕食而死。漢文帝感傷之 餘，但為了維護自己的聲望，聽從爰盎的意見將下令丞相、御史等護送淮南厲王 的官員皆處以棄市的刑責。八年還封了淮南厲王四個孩子為侯，但到了文帝十二 年（西元前 168 年）便有民眾為這一件事情作歌流傳：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39
這是在漢文帝時人所發的歌謠，很明顯地表達出漢氏宗族間的衝突問題。
漢武帝時，武帝任用衛青、霍去病為主將討伐匈奴，他們便是因為其姐以及 姑（衛子夫）是漢武帝皇后的關係，受到漢武帝的信任以及重用，後來兩人分別 官至大將軍以及驃騎將軍。由於衛青及霍去病因為這一個裙帶關係，取得相當高 等將軍職位的叔姪，獲得與匈奴戰爭展現他們的軍事長才。40 （同時代的李廣，
便無法獲取漢武帝的信任，即便欲與匈奴當面作戰也沒有機會。甚至被誣陷「失 道」的錯誤戰略而令漢軍挫敗，李廣最後還以自殺收場。）即使他們擁有相當不
39《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頁 3080。
40 傅樂成的〈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一文（傅樂成，〈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中國通史論文選 輯》，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9 年元月，二版四刷，頁 365-396。）中提到：漢武帝用 人的特點在於，所任命的軍政最高首長，專找最聽話可靠的人。而衛青、霍去病兩人由於女 寵而進的外戚，也得以充任討伐匈奴的統帥。
錯的軍事才能，但在外界的眼中看來，衛青和霍去病兩個叔姪利用衛子夫的地位 才得有領兵的機會。然而他們的崛起仍舊是與衛子夫的得寵密不可分的。在史書 便記錄：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 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 曰宜春侯，貴振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 霸天下。」41
這一首歌謠充分地表現出漢武帝時人，對於衛家因為衛子夫的關係獲得高官，而 做出的情感宣洩。雖然衛青有相當不錯的功績，使得他的子弟得以封侯，但是衛 青與衛子夫的關係，遂使得民眾忽略了他的才能，而歸因於他的成功是與皇后的 親密關係。在衛子夫得寵之時，衛氏一家可稱得上是貴震天下。而這樣的一個利 用裙帶關係的封爵，在百姓的眼中再清楚不過。而這樣的情形在後來的朝代亦是 屢見不鮮，就如同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的一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 女」，但是白居易的長恨歌是屬於個人的創作而非民間的表達。這個差異就是一 個「普遍性」的不同，民間形成了一個集體的共識，而形成了一套的表達方式，
用歌詠的方式表達了出來。這一個普遍性的表達方式，便是一個特殊的呈現，與 現今的報章雜誌所表現的方式是相同的。
相似的例子在漢成帝初年時，太后王政君以及太師王鳳輔政，因此王家獲得 了相當高的權位。漢成帝河平二年（西元前 27 年），漢成帝封其舅：王譚為平阿 侯，王商為成都侯，王立為紅陽侯，王根為曲陽侯，王逢時為高平侯。因為這五 個人同日受封，因此被稱為「五侯」。王太后之弟王音也因為王太后的關係名列 三公的高位，也因此在漢成帝時，王氏一族的身份也跟著水漲船高：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音因為 御史太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 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娼優，狗馬驅逐；
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
41《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頁 1983。
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42
從百姓的反映可以看到他們對於王氏奢華的享樂，也可以看到王氏為了它的享樂 甚至引水入長安：
服虔曰：「壞決高都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李奇曰：「長安有高 都、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43
百姓對於外戚的作為會有很快的反映，就如同在漢文帝、漢武帝時一般，總是很 快地有反映去討論他們的所作所為。
皇室在過去一直是國家政權的象徵，朝代的興亡也是因為皇室的興起或結 束。因此政府與皇室的關係等於是劃上等號，是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上面所討 論的謠諺，大部分所表達出在外戚的身上為多，可能在於外戚的權力是依賴女子 而得到的，而劉氏的權力則是由天所授的。因此對於外戚的官職取得多加批評，
進而發出謠諺做為評論。
第二節 人物的品評
人們的所作所為是構成歷史的一部份，我們可以也藉此瞭解到政治與人物不 可分離的關係。對於人物在歷史上的表現的評論方式，或許就同司馬遷編著《史 記》一般，將人物編成：〈刺客列傳〉、〈佞幸列傳〉、〈游俠列傳〉等，在將人物 分類的時候，太史公其實便已經對他們個人的行為做出了一個評論。史籍當中也 總是藉著謠諺，來評論一個人的身份以及他的貢獻或價值。
引諺評論的方式其實是司馬遷的一個特別的寫作方式，司馬遷在他的自序中 說到他著書時曾四方走訪：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
42《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第六十八〉，頁 4023-4024。
43《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第六十八〉，頁 4024。
以歸。44
司馬遷的足跡踏上許多地方，並嫻熟各地風土民情，《史記》中富地方色彩的民 諺，即是司馬遷足跡的見證。45 他走遍許多地方也蒐集了許多的證據，也變成 了他引文的依據，他這個精神似乎也成為後來史書對人物編寫時一個重要的寫 法。這些對人物提出評論的謠諺，也成了對當時漢代人物作基本的認識。這種臧 否人物的的方式大略分為兩種，一種是引諺去討論：
如曹丘生引楚人諺來說季布的為人信用：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46
太史公引諺論李廣為人真誠篤實，自然能感召人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47
王嘉引里諺指稱董賢的行為觸犯眾怒，自然不得善終：
千夫所指，無病而死。48
後來這一類的引言卻成為後世的成語或是一般的俚語。也有像韓信被人舉發將要 密謀造反的消息，因此從楚王的地位被降到淮陰侯時，他便引諺說到自己的處境：
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49
但是這一類的謠諺並沒有多大反映出謠諺在出自民眾間對人物的看法，而是由後 代的人去評論的，只是可以看出史家對於這些人物的觀點，或當事者自我感受的
44《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 3293。
45 田博元、郭瓊瑜，〈史記謠諺管窺〉，頁 41。
46《史記》卷一百〈季布欒布列傳四十〉，頁 2731。
47《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頁 2878。
48《漢書》卷八十六〈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頁 3498。
49《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頁 2627。
處境。另一種則就是當時時人對於人物的批評大約可分為政事及道德操守以及經 術才學。50
百姓所創作的謠諺，是僅僅針對各人的政治行為或是他的道德作為或個人行 為，並非是對事件所發出的議論。如西漢霍光在得到漢武帝的遺令，在昭、宣兩 帝為輔政大臣，並秉政二十餘年，還擁有廢立昌邑王為帝的權力，但隨著霍光身 死，霍氏的光環逐漸不再，宗族甚至遭到被翦誅的命運，因此時人便傳言曰：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51
又如漢元帝喜好梁丘氏所解的易經，於是招各家易經說法來討論書的異同。漢元 帝更令少府五鹿充宗與諸儒相辯，但因為五鹿充宗深受漢元帝寵幸的關係，諸儒 都不敢與他相辯駁，甚至稱病不去相會。僅有御史大夫朱雲敢與五鹿充宗相抗對 辯，因此傳出：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52
另外還有一種對於官吏為官風格的謠諺，因為甯成為關都尉在管轄之地過於嚴 苛，因此被當地官吏以及出入郡國的人號稱：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53
也有對於道德方面的稱讚如西漢的王吉：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 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 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54
50 由於經術才學的品評可以分類為另一種特殊的「士人風謠」，和「民間謠諺」有著部分的出入，
因此在下一章作為討論。
51《漢書》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頁 2958。
52《漢書》卷六十七〈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頁 2913-2914。
53《漢書》卷九十〈酷吏傳第六十〉，頁 3653。
54《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頁 3066。
東漢的召馴：
(召)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55
東漢桓帝時，宦官單超幫助漢桓帝翦除了外戚梁冀的勢力，被時人稱為「五侯」
之一。但朱震竟然不畏懼單超的勢力，即使是單超的兄弟違法也敢上奏他的貪污 罪，因此得到三府地區的讚揚：
(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 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 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56
又如東漢靈帝的桓典：
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57
這段資料表現出桓典不畏權貴的執政態度，使得權貴在京師見到桓典騎馬而過，
不願與他見面的感受。這一類型的謠諺大部分仍著重於在他們在朝為官時的個人 形象，民眾藉由謠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官員的行事作風，同時也是藉由謠諺來看 個人。
這一種對於個人的評論在漢代是屢見不鮮，便成一個評論人物的標準。在今 日成為我們去認識漢代人物以及當時環境的輔助。這一類的評論人物大部分都著 眼於個人的行為，無法和政治有太大的關係。但是有關於霍光以及朱雲的謠諺，
卻是因為他們的個人行為和漢代政治出現了一個連接性，因此我們就藉此可以看 到這個反映出政治和人物相結合的謠諺，同樣藉此可以看漢代的政治環境。漢代
55《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頁 2573。
56《後漢書》卷三十七〈陳王列傳第二十七〉，頁 2171。
57《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頁 1258。
政治環境的實際情形可以從這些零散的謠諺看出一梗概，與時政的並不這麼地密 切，但是由人所組成的歷史，卻可以從這些謠諺中看出人物的特性。如此也看到 了謠諺在反映出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的特殊情形。
第三節 預言性質的童謠
在上一章談到謠的起源，便提到謠的起源根據「謠妖」而起的。《漢書》的〈五 行志〉也因為有「詩妖」的說法，因而載錄歌謠。謠的內容除充滿怨謗詛咒的情 緒之外，同時也具有占驗符讖的預言色彩。《後漢書》也延續著《漢書•五行志》
同樣地收錄謠在〈五行志〉當中。《後漢書•五行志》有一篇提及更始帝時，在 南陽所出現了童謠：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58
范曄在抄錄這一段童謠時寫道：
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
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59
第一段史料出現的時間是在更始帝掌權的時候，在童謠很明顯地點出更始帝的成 功與否必須觀察赤眉的動向；漢光武帝則是從河北得以成功。這一段童謠也的確 得到驗證。第二段史料中值得注意的便是「謠妖」的出現，從字面上的解釋來看，
應該是：更始帝的臣僚私下逾越、掌握權力，所以謠妖興起。因此可以發現：「詩 妖」或是「謠妖」的概念，在兩漢人的思想中，都是一個促使讓謠諺出現的主要 原因。在前文談到童謠時，便發現晉代人杜預對於童謠有著相當信服的感覺，相 信這是漢代以來謠妖的概念所產生的影響。在《漢書•五行志》不僅收入童謠，
同時也對各個童謠分別作出了解釋。如西漢元帝時有童謠傳出：
58《後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頁 3280。
59《後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頁 3280-3281。
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60
到了成帝建始二年三月（西元前 31 年），這一個童謠出現了驗證。班固也為了這 一個童謠做出了解釋：
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
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 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 位。61
另外再舉個漢成帝時所流傳的童謠：
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
燕啄矢。62
班固則解釋這則歌謠的內容：
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 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涏涏」，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 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 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63
第二篇童謠不像第一篇童謠有明顯的時間分際。第一段史料點出了在漢元帝時出 現的童謠在漢成帝時實現；第二段史料只知道他早於趙飛燕得寵的時間點。僅就 史料的紀錄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兩則童謠都具有預言性質，另外，在東漢獻帝 時：
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
60《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頁 1395。
61《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頁 1395。
62《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頁 1395。
63《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頁 1395。
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 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 得生者，亦旋破亡。64
這一則童謠更是點出了當時董卓在朝廷作威作福的情形，因為他的暴行使得他敗 亡之日將快來到的預言。這些童謠表現出的內容都相當具有一定的水準，與上面 所討論的讖語一樣。表現出一種具有神秘色彩的感受，五行志中雖然記下了這些 的童謠，卻並未點出確切的時間以及地點。即使在史料說明是事件發生之前便流 傳，但也可能是後人所加諸的情形。因此童謠是屬於事件發生的前後則成了未知 之數。以「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這首童謠為例：千里草暗指董；
十日卜暗指卓。孩童是否懂得如何書寫「董卓」兩個字，因此這個謠諺是否是出 自於大人之手傳於小孩之口。這些童謠總是準確地標示出未來的政治環境，比較 起讖語而言，還較為神奇。且兒童們可以說出他們超齡的預言，還可以一語中的 地說出結果，這樣可以增加民眾對他們的相信程度，無怪乎有人會把童謠或讖語 深信不疑。
上面幾段的史料中可以發現在前、後漢書的〈五行志〉中，謠的內容都是被 歸於童謠這一類，其實是相當特別的情形。在上一章討論謠諺的傳播之時，便已 經提到兒童是歌謠傳播的最好利器。童謠在政治性的預言佔很大的一部份，其實 造謠者自己也不清楚將發生什麼事，所以藉由模稜兩可的文字去表達。這樣除了 擴大穿鑿附會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文字的神秘性。其實在秦末讖言的例子中，也 有相同的狀況。「亡秦者胡也」的讖言，雖然秦始皇以為是「胡」即是當時橫聚 大漠的胡人：匈奴，但東漢的經學大師鄭玄卻認為：
集解 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 北胡。」65
鄭玄的看法是東漢人對於秦讖的解釋，雖然從現今來看也未免太過於後見之明。
這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讖語，而現在所說的童謠，則是和讖語有著相同的意思，往 往都是預言性的表現。
64《後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頁 3285。
65《史記》卷六〈始皇本紀第六〉，頁 253。
這一類政治性的預言的真實性，以及它們出處的時間都值得我們去懷疑。但 是我們似乎可以有著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為什麼人民會做出這樣的童謠去傳 唱。筆者猜測首先這是一種對於政府的詛咒，民間藉此表現出對於政府的不滿，
因為我們在〈五行志〉所獲得的童謠，大部分都屬於一種負面性的表示，因此可 以推測是民間對於政府或皇室感到失望而產生的咒罵。第二是一種警惕後世政府 的想法，因為這些童謠的出現時間無法可考，如果將它們視為後來所作的政治預 言，那它們可能是某些對於希望政府有所改善。因此利用一種預言性的神秘觀點 去給人一種「天道」的精神，勸誡政府有所警惕。雖然政治預言以及讖語都可能 是偽作的作品，但是它們都身負著一種特殊的身份。雖然都有著謠諺的傳播性和 普遍性，但是它們卻和民間所作的謠諺有一個極大的差異，便是它們是有計畫和 目的的產生（這個非民間的謠諺將在下面作討論）。反觀民間謠諺，它們大部分 都是一種民眾的抒發情緒，以及後發性質的評論。如果說它們有著什麼特殊的計 畫和目的，大概也是一種對於政治的參與感使然。
這一章可以發現謠諺與時政的關係，呈現出一種規律的表現：首先有政策的 實施才有謠諺的呈現，最後政府有可能謠諺的出現因此產生反應。隨著謠諺的出 現，施政也許有所改變，它們所針對的對象也可以說是中央、地方或宗室都有的 情形。但是也有謠諺隨著政府的施政而改變內容的情形（上文說到漢景帝時的謠 諺「金可作，世可度」在東漢變成「金不可作，世不可度」）。在這裡可以發現：
謠諺其實和時政有著一個相互影響的關係存在著，兩者都有可能因為對方的情形 改變，而使得自己產生改變。即使謠諺並未產生對時政的效應，但是也不可以切 斷兩者之間的關係，謠諺的出現往往是在政策的出現之後才出現，這表示了謠諺 是屬於時政下的一個產物。而且謠諺這一個及時性的「新聞」，往往只會針對大 家所知道而且已發生事物去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