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台南文化》中府城空間記憶內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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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台南文化》中府城空間記憶內涵的轉變

地理空間是集體記憶的具體憑藉，因此地方記憶經常與特殊的空間或地理景觀相互結合，形構出一個鮮明的印象，不僅使外界印象深刻，當地人亦常與有榮焉，如一提到台北市，就可能令人聯想到北投溫泉；一談到鹿港，就馬上想到著名的摸乳巷…等。至於一提到台南市，腦海中馬上浮現的常是眾多的名勝古蹟，此現象更足以說明台南府城藉由物質性的地理空間作為媒介以達到保存、傳遞集體記憶之特質。

在《台南文化》中，與空間記憶相關的主題表現形式相當多元，

包括視覺、史學、文學以及政策四種形式：

（一）視覺：以照片、寫生圖畫為主，經常置於封面，提供民眾以美學藝術角度瀏覽。

（二）史學：介紹名勝古蹟的歷史沿革，以及地理空間在各時代的發展與利用概況。

（三）文學：或以詩歌詠，或撰寫短文回憶兒時印象。

（四）政策：將之視為文化資產，強調修護以及保存的技術與策略。

空間的型態經常隨著運用的主體而有所變更。研究空間的學者 Manuel Castells 曾提出空間所具備的社會性：「空間是一個與其他物質因素相關的物質產物─在其他物質因素中，人類本身進入了特定的社會關係，並賦予空間以形式與社會意義」

¹

意即空間、建物常隨著社會

1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 A Maxist Approach,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0,p.115（轉引自陳志梧，《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以日本殖民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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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遷而呈現意義的轉變。不同的執政者往往藉由空間來展示自己的權力，讓原本客觀的物質性空間因此具備文化象徵性。從《台南文化》

中，可以看到物質性的地理空間在府城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本節擬觀察《台南文化》中關於空間記憶的多元論述方式，特別著重權力介入所產生的結果與影響，以釐清府城空間記憶的特性。

由於《台南文化》中探討地理空間的文章數量頗多，為了討論的方便，本節依其特性分為地景與古蹟兩大主題加以探討。在地景方面，

因清代志書對於府城地理的介紹常與美景相結合，因此透過府城「美景」探討美景選列的地點與其變遷的歷程，亦有助於理解空間記憶的變遷現象；而在地理沿革方面，由於台南府城特殊的歷史發展軌跡亦為集體記憶之一環，因此擬從《台南文化》中與之相關的府城疆域變遷與開發過程以及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等議題，來討論空間在不同權力運作下所呈現的社會文化意涵及其集體記憶之形塑。

至於古蹟方面，筆者亦致力於探討權力在古蹟、建物過程中所刻劃的痕跡。由於延平郡王祠是長期以來《台南文化》持續關注的焦點，

因而擬以延平郡王祠為例，探討不同政權作用下古蹟社會文化意涵之轉換；此外，古蹟保存與再利用為當今熱門的議題，因此本文擬藉由

《台南文化》中在文化資產的相關論述中所展現的集體記憶內涵之變遷。

宜蘭地景為個案》(台大土木工程所博士論文，1988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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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權力與地景的轉換─

兼論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

一、府城「美景」

一般而言，景觀包括自然景觀與人為景觀。《台南文化》中有關府城自然景觀的論述並不多，多從清代舊志著手，與一般人對台南多古蹟少天然風景的印象正好相符。不過，《台南文化》在「創刊號」內頁第一面，便以台灣郡治八景之一的「安平晚渡」圖加以呈現，這說明台南府城在清領時期是以美景著稱的。因此台南府城古蹟眾多的印象，顯然是歷代堆疊出來的結果。

府城的自然美景在許多台灣舊志中皆有記載。最早的紀錄出現於清康熙年間。如高拱乾所撰之《台灣府志》(康熙 33 年（1694 年）），其所選列的「台灣八景」，有五景為府城所有；而周元文所撰的《重修台灣府志》(康熙 49 年（西元 1710 年）)亦沿襲此一說法；陳文達所撰之《鳳山縣志》與《台灣縣志》(康熙 59 年（1720 年）)中，府城亦囊括其中四景。總計在康熙年間的府城共有六處八景。

清乾隆、嘉慶年間所修志書中亦羅列了府城「美景」。如劉良璧的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乾隆 6 年（1741 年））中，所列「郡中八景」

有五處位於府城，另有府城四景被列為「邑中八景」；在范咸的《重修

台灣府志》中(乾隆 12 年（1747 年）)，「郡中八景」與高拱乾的「台

灣八景」相同，而府城在「邑中八景」亦包含四處；至於在王必昌所

撰的《重修台灣縣志》(乾隆 17 年（1752 年）)中，府城勝景的名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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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更，包括鹿耳連帆、鯤身集網、赤嵌夕照三處。此後余文儀所撰之《續修台灣府志》(乾隆 25 年（1760 年）)，或是謝金鑾所撰的《續修台灣縣志》(嘉慶 12 年（1807 年）)，皆因循《重修台灣府志》與《重修台灣縣志》所載，此時的府城「勝景」總計九處十二景。由上可知，

府城美景在各志書中略有增減與變動，其詳細內容表列如下：

表 70 台灣志書中的府城勝景各

縣志書

台灣府志

鳳山縣志

台灣縣志

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重修台灣府志

重修台灣縣志

續修台灣府志

續修台灣縣志

台灣省通志

台南市文獻會作

者高拱乾

陳文達

劉良璧

范咸

王必昌

余文儀

謝金鑾

台灣省文獻會

台南市文獻會成

書年代

1694 1719 1720 1741 1747 1752 1764 1807 1953 1956

數量

5 2 2 9 9 8 9 8 1 12

金城春曉杏壇夏蔭燕潭秋月北園冬霽王祠探梅妃廟飄桂竹溪煙雨法華夢蝶赤嵌

觀海赤嵌觀海

赤嵌遠眺

赤嵌夕照

赤嵌遠眺

赤嵌夕照赤嵌遠眺

赤嵌夕照

安平晚渡

安平夕照安平

晚渡

安平晚渡

安平晚渡勝

景名稱

沙崑漁火

沙鯤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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鯤身曉霞

沙鯤漁火

鯤身集網

鯤身漁火鹿耳

春潮

鹿耳春潮

鹿耳春潮鹿耳

聽潮鹿耳聽潮

鹿耳連帆

鹿耳沉沙

澄台觀海斐亭聽濤

澄台觀海斐亭聽濤五層秀塔四合仙梁

澄台觀海斐亭聽濤

北線廻瀾井亭夜市郡圃榕梁

北線廻瀾井亭夜市郡圃榕梁註：虛線上為台灣府勝景，虛線下為台灣縣勝景。

※資料來源：范勝雄，〈府城的勝景與古蹟〉，《府城文獻研究 4》，(台南市政府，1998)，頁 35。

上述勝景反映出台南府城在乾嘉以前為台灣政經、文教與軍事重心；光緒年間，隨著台北府的增設，台郡八景理應有所變動，但道光之後，台灣府縣志書失修，光緒年間的《台灣通志》亦未記載，故難以從志書中獲悉清末府城勝景的變遷。

²

值得注意者，從府城勝景名稱在府縣志書中的轉變，亦可窺知台南府城的地理沿革，與台灣西部沙岸變遷的關係。以赤嵌地區為例。

最初《台灣縣志》以「赤嵌觀海」名列台灣縣六景之一，顧名思義，

當時赤嵌樓為臨海之勢。而在此之前，高拱乾所著之《台灣府志》已提及：「台灣縣，木岡山聳峙雲霄，赤嵌城危臨海渚，日暮煙霞，極蜃樓海螫之鉅觀。」

³

而康熙年間副貢生陳聖彪所作亦為赤嵌樓濱海之

2 范勝雄，〈府城的勝景與古蹟〉，《府城文獻研究》4 (台南市政府，1998)，頁 67。

3〈鹿耳門古港方位道里考〉，許丙丁等，《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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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⁴

到了乾隆年間，范咸所著《重修台灣府治》更其名為「赤嵌遠眺」，當時府城台江已距赤嵌樓有一里之遙。此後，成為登高遠眺夕陽美景之處，因而《重修台灣縣志》將之名為「赤嵌夕照」，並於藝文志當中輯錄多篇文人墨客的詩作。

⁵

由於台南府城的海岸線絕大部分屬於沙岸，港口的深淺與位置受海潮的影響，一旦港口淤沙，良港也會變成陸地，這也就是為何每經過一段時間，府城港口位置即會改變的原因，府城勝景之一的鹿耳門則是港口變遷的最佳例證。早在荷治時期以前，台南府城已有大員港

（位置在今鹽水溪口附近）的記載。初期荷蘭人從澎湖進入台南時也是從大員港入內。從 1631 年荷蘭印度總督府的《巴達維亞日記》中，

可得知大員港已逐漸淤沙。

⁶

至 1661 年鄭成功自鹿耳門登陸時，大員港已經因嚴重的淤沙而被鹿耳門所取代。1823 年（清道光 3 年 7 月），台灣全島曾發生一次大風，造成山洪爆發，鹿耳門內海沙驟聚，台江的位置陸地浮現，形成府城西邊一大片的海埔新生地。且由於漚汪溪改道，鹿耳門首當其衝，一夕之間頓成廢口，四草湖則因水勢寬深，

因而取代鹿耳門成為台南府城首要港口

⁷

。鹿耳門在府縣志書中所列勝

4〈赤嵌城觀海〉：「孤城獨上俯瀛洲，極目蒼茫一望收，落日半痕天共白，晚潮千頃月同流，滄溟隱入蛟龍窟，島嶼寒生海螫樓，波浪不揚征戰息，舳艫閒作釣魚舟。」

賴子清，〈南市科舉人物詩文集〉，《台南文化》，第 6 卷第 4 期，1959 年 10 月，頁 76。

5 舉人陳輝的〈赤嵌夕照〉云：「夕陽斜照赤嵌樓，攬古興懷到此遊。廢堞蟬鳴餘老樹；頹牆雀噪等荒邱。窗臨島外晴波影，門泊江邊晚渡舟。當日築城人已去，霸圖空付水東流。」、監生方達義所作之〈赤嵌夕照〉：「夕陽斜映赤嵌城，海國波恬一水平。島上人家煙樹裡，蒼痕綠影護雕甍。」黃典權，〈赤嵌樓考〉，《台南文化》，第 8 卷第 4 期，1968 年 9 月，頁 24。

6「台窩灣港口（即指大員港）日漸淺狹，在此以前港深尚有十三呎，而今所見不過十一呎。」梁佳美，《從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形式涵構探討台南府城的都市空間特色》(成大建築系碩士論文，1997 年)，頁 26。

7 梁佳美，《從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形式涵構探討台南府城的都市空間特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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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名，乃從「鹿耳春潮」、「鹿耳聽潮」、「鹿耳連帆」到「鹿耳沈沙」，正可反映鹿耳門港口由盛轉衰的歷程。

《台南文化》中選錄與鹿耳門勝景相對應的藝文作品眾多，這些資料呈現了不同時期文人雅客眼中鹿耳門的樣貌。從許多以〈鹿耳春潮〉為題的詩作可知鹿耳門一開始是以驚險著稱，而不在它的春光春色，

⁸

如：監察御史王璋以及台灣府學教授林慶旺的詩作均是。

⁹

此外，

台南進士施瓊芳則藉此地紀念鄭成功，說明鹿耳門的軍事價值；

¹⁰

至於巡台御史錢琦所作的〈鹿耳連帆〉，則可看出鹿耳門的繁榮景象。

¹¹

鹿耳門在經歷一場大風雨之後，勝景不復存在，也因此失去了文壇上的風采。1956 年，台南市文獻會一方面緬懷鹿耳門水底沙線之天險，一方面傷感鹿耳門已被浮沙埋沒成為陸地，

¹²

因而將「鹿耳沈沙」

選列為台南府城十二勝景之一，並以當代文人為賦詩文，如台南延平詩社社員陳龍吟詠〈鹿耳沈沙〉云：「擲劍鯤濤靖海州，樓船雄振版圖收，劇憐日落王城後，萬里風悲故國秋。」；台南市詩人陳雲汀則云：

26-37。

8 黃典權，〈從鹿耳春潮說起〉，《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2 期，1952 年 4 月，頁 38。

9 王璋的〈鹿耳春潮〉云：「百谷東南匯，春潮漲九環，急來天外水，突起眼前山。

吾道虛舟裡，人情駭浪間，始知浮海者，徒苦不如閒。」；林慶旺作〈鹿耳春潮〉

曰：「巃嵸插三台，花香百里回，鳳毛山掩映，鹿苑日徘徊。待月知波至，聞風驚浪來，春潮聲似箭，髣髴迅雷催。」許丙丁，〈鹿耳門藝文集〉，《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頁 59-62。

10 施瓊芳的〈鹿耳春潮〉云：「鰲柱雄關鹿耳開，吐吞日月吼奔雷，空城潮打紅毛去，

破浪風驅白馬來。此地三春多釀雨，當年八尺助平臺，海門鎖鑰波臣守，萬里天威到僻隈。」許丙丁，〈鹿耳門藝文集〉，《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

頁 59-62。

11「沙礁屈曲海門通，十幅蒲帆挂遠空，擘絮亂雲天上下，斷行飛鷺浪西東。風搏喜近鯤鵬路，星空剛臨牛女宮，畫意詩情何處最，桃花春漲夕陽紅。」許丙丁，〈鹿耳門藝文集〉，《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頁 59-62。

12 范勝雄，〈從「鹿耳春潮」到「鹿耳沈沙」〉，《台南文化》，新 5 期，1978 年 5 月，

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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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捲沙沉鹿耳灘，樓船破浪逐荷蘭，丸泥未可封函谷，大木真堪挽倒瀾，醜虜侵疆明運竭，孤臣渡海霸圖殘，莫論興廢安平港，待復中原克萬難。」

¹³

從這兩首詩作，不難看出同樣是藉鹿耳門紀念鄭成功，

但「鹿耳沈沙」中所流露的歷史滄桑感卻取代了以往清代文人吟詠「鹿耳春潮」的豪氣干雲，對鄭成功的境遇亦多了一絲同情。這樣的情懷透露出 1950 年代府城對鹿耳門的體認，並非完全出自於對過往自然景緻的追悼，有更多是因為此地為民族英雄鄭成功復台登陸第一步的古蹟。

1953 年，台灣省文獻會選列「台灣八景」，台南府城僅以「安平夕照」入選；1956 年，台南市文獻會自行選列「台南十二勝景」，其中四景是沿用舊志所載，其他勝景則是結合了古蹟與自然景觀。從清初的台灣八景佔有五景，到戰後初期的台灣八景僅佔一景，顯示府城自然景觀已失去昔日風采，除了說明府城已非台灣軍政、經濟重心外，

人文發展、地理景觀的變遷亦為主要因素。故台南市文獻會於 1956 年自行選列「台南十二勝景」之舉，無非是想藉由光榮歷史之召喚，

以彰顯台南府城之重要性，或以此作為未來的願景。然而，滄海變桑田，許多勝景不復存在。在先天條件難以支撐的情況下，只好利用前人所留下的歷史資產加以發揮，因此其所對應的現世關懷，亦轉移至古蹟的保存與再利用，而這股力量正是由台南市文獻會所支持的，留待後文再予說明。

值得注意者，從台灣省文獻會所選列的「台灣八景」與台南市文獻會自行選列的「台南十二勝景」，可知官方將清代選列勝景的歷史事實作為傳統的延續，並將勝景依現況重新詮釋，形成了集體記憶的變

13 賴子清，〈南市詩乘〉，《台南文化》，新 10 期，1980 年 12 月，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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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¹⁴

二、地理沿革

《台南文化》既為地方文獻，自然需要界定轄區範圍，並針對轄區的歷史發展與沿革作闡述。無論是前期《台南文化》或是新《台南文化》，對於整個台南府城的發展歷史作論述的文章並不多，大部分為區域性的探討，其中尤以西區、安平區、鹿耳門一帶的地理沿革最受重視。前期《台南文化》還曾分別出版《安平特輯》（第 3 卷第 3 期）、

《西區特輯》（第 3 卷第 4 期）、《鹿耳門專輯》（第 7 卷第 3 期），收錄專文加以探討。此外，亦有以時間的斷限來探討台南市在各個時期的建制概況者。不管是區域性的、階段性的或是整個府城的地理沿革，

皆強調其在歷史脈絡下的發展，府城的歷史悠久性使得「古都」的集體記憶再次得到了強化。

（一）「府城」的開發

《台南文化》中與台南市疆域、城市開發過程相關之文章，明白揭示了台南府城的重要性。韓石麟在《台南文化》創刊號撰寫〈台南市發展史略〉，即開宗明義曰：「台南市是一個文化古都，它在台灣史上，是最悠久的，我們要認識台灣，不能不先認識台南市。」

¹⁵

事隔

14 1927 年，《台灣日日新報》舉辦「台灣八景」的票選活動，目的是要通過大眾媒體的宣傳，誘導全民參與投票，並由「有識之士鑑選」，共同決定新的台灣風景視點，

塑造一套配合日本帝國文化的台灣風景名勝。其票選結果，選出了八景十二勝。其中隸屬於台南州者，僅阿里山與虎頭埤，皆非今台南市所轄。故以此推論《台南文化》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八景」略而不提之因。日治時期「台灣八景」票選活動參考資料：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

2005），頁 375-377。

15 韓石麟，〈台南市發展史略〉，《台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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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後，台南市的城市發展史再度被提及，當時民政課長游醒民根據其纂修《台南市志》的經驗，在《台南文化》新 4 期及新 5 期分別發表了〈台南市開發史略〉、〈台南市疆域〉兩篇文章，強調：「台南因係鄭成功登陸地，故為台灣文化發祥地。」並以「西至安平港，面臨台灣海峽，三百年前鄭氏驅荷於此。」說明台南府城的空間位置。

¹⁶

甚至藉由地勢的介紹，將其與「三百年前鄭成功率兵登岸處」作結合。

17

由此可知，此時台南府城的重要性乃是與鄭成功直接關聯，反映了當時國民黨政府不斷塑造強化「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策略；到了 1981 年新 12 期，邱奕松所撰寫的〈尋根探源談台南市開發史〉則述及台南市為「島內最古老城市，亦是為本省文化發源地；因接近高雄，故更是南台唯一文化兼商業之都市。」

¹⁸

此一說法不僅再度強調《台南文化》創刊號所表露的「古都」性質，還進一步與經濟發展現狀結合，

提升了台南府城的歷史與現代性。

1978 年《台南市志》中的〈台南市史略〉，其所論述的時間自洪荒未啟的史前台灣開始，強調與大陸的血脈淵源，並以陳第《東番記》

的記載，說明明朝沈有容威震大員的事蹟，是中國經營台灣的序幕，

而大員為安平之古名，亦為「台灣」一辭的淵源，故台南的「古都」

之義取自於安平為台灣全島發祥地的地位。

¹⁹

然而，在 1951 年韓石麟的〈台南市發展史略〉一文中，卻認為荷治時期以前的台南市於史無徵，因而自荷治時期開始敘述，其「荷蘭人竊據時代的台南市」之標

16 游醒民，〈台南市開發史略〉，《台南文化》，新 4 期，1977 年 11 月，頁 40。

17 游醒民，〈台南市疆域〉，《台南文化》，新 5 期，1978 年 5 月，頁 13。

18 邱奕松，〈尋根探源談台南市開發史〉，《台南文化》，新 12 期，1981 年 12 月，頁 191。

19 〈台南市史略〉，《台南市志》卷首（台南市政府，1978 年），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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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將撰稿者的「中國中心史觀」表露無遺，因而在切入荷治時期之前，先概述顏思齊、鄭芝龍將台灣作為聚眾向中國沿岸剽掠的根據地，

以「在荷蘭人竊據台灣的兩百年前，台南市已經有了我國人居住」的史實說明台灣原為漢人所有，荷蘭人的統治因而成為「竊據」的行為，

故鄭成功趕走荷蘭人被視為「復台」之舉動。

至於〈台南市開發史略〉、〈台南市疆域〉兩篇文章，雖皆出自游醒民之手，但是對於府城歷史起源的說法則略有差異。在〈台南市開發史略〉中，雖然強調台南為鄭成功的登陸地，因此成為台灣文化的發祥地，但仍認為台南早在明朝萬曆年間即已形成市街。

²⁰

不過，在

〈台南市疆域〉中，卻是引用明宣德年間，「鄭和下西洋」回航的途中，

遇颶風飄至赤嵌一帶，到大井頭汲水的傳說，作為漢人至台南開拓的開端。此篇文章另一特殊之處，便是首度讓原住民出現於這個始終僅容得下漢民族或中華民族的舞台，儘管只有寥寥數語：「台南古稱『赤嵌』，乃先住民於赤嵌部落之名稱也。」

²¹

其後《台南文化》新 12 期的〈尋根探源談台南市開發史〉，撰稿者邱奕松與〈台南市疆域〉的說法一致，同樣以明宣德年間鄭和至大井頭汲水作為漢人文化在台南的起點，並更確切地描述赤嵌部落為西拉雅平埔族新港社赤嵌社部落。

從上述的《台南市志》到《台南文化》諸篇文章，可知府城人士對於漢人來台南開發的起源年代，說法莫衷一是，其所引為「文化發祥」的史實亦不盡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台南開發史在當時台灣本土史尚未成為顯學的背景下，就等同於是一部漢人的台灣開發史。

20 「遠自三國黃龍年間及隋唐朝代已多國人遷居貿易，迄明代住民日多，嘉靖年間人物漸盛，隆慶年間出入官府給引，萬曆年間台南已形成市街。」游醒民，《台南文化》，新 4 期，1977 年 11 月，頁 40。

21 游醒民，〈台南市疆域〉，《台南文化》，新 5 期，1978 年 5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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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漢人大規模開闢台灣是在明鄭時期，此事蹟已藉由漢人制度的移植獲得了定論；至於漢人最早於何時開始零星地接觸台南，則呈現意見分歧的現象，在《台南文化》的相關文章中有時追溯至三國時代的「夷洲」，有時追溯至隋代所稱的「流求」，而以荷蘭人統治台灣前的明朝則較為肯定，惟當時未具規模，亦缺乏詳細史料可徵引，

但《台南文化》各篇文章皆肯定顏思齊、鄭芝龍等率眾至台南開拓的貢獻。對於漢人開發台灣的時間雖然眾說紛紜，但強調台南文化就是台灣文化的嚆矢，且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的用意卻是一致的。在漢人台灣的民族意識下，有關台南原住民的事蹟被置於邊陲地位，西拉雅族的集體記憶相對地遭到遺忘，頂多從陳第的《東番記》

或荷蘭治台長官揆一所著的《被遺誤的台灣》等史料文獻記載中得知，

但仍舊是以漢人或荷蘭人等其他民族的觀點來探究。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漢人成為今日台灣人正統的祖先，而平埔族卻因本身缺乏文字紀錄，且長期受到漢化的影響，始終無法成為府城集體記憶的主角。

在歷史的脈絡下，《台南文化》亦說明「台南」或「府城」一詞的由來，並界定今日台南市在各朝政權的因素中所呈現的範圍與名稱之變化。雖然明鄭時期的統治被視為漢人台灣的開端，然而今人普遍稱呼的「台南府城」，卻呈現出當代遙想清朝台灣歷史的集體記憶。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在台灣設一府二縣，以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在今台南市的赤崁樓設置承天府，下轄天興縣、萬年縣，並且將大員改為安平鎮；到了明桂王永曆十八年（1664 年），鄭經因廈門為清軍所破，東渡到台灣，將東都改為東寧，並將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天興州和萬年州。

²²

終明鄭之世，並未出現任何「台南」或「府城」之相

22 范勝雄，〈明清兩季台灣建制經緯〉，《台南文化》，新 4 期，1977 年 11 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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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名稱。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之後，隸屬於福建省，並將承天府改稱台灣府，其下設置台灣、鳳山、諸羅三縣，

當時台灣府治與縣治，皆設於今之台南市；光緒十三年（1887 年），台灣建省，台灣府移至今台中市，將原台灣府改為「台南府」，因此始有台南之地名；次年，台灣縣亦改稱安平縣。

²³

日治時期以後，無論是在清廷舊制的基礎上作更動，或是改制為縣廳制、廳制或州廳制，

皆普遍採用「台南」之名。

²⁴

由此可知，在政權演變的過程中，「台南」

之名源自於清光緒台灣建省時，並沿用至今，此為相當明確的事實；

至於「府城」之名，則起源更早。

事實上，台灣府本無城牆。入清之初，清廷以台疆初定，如遽設城牆，恐怕成為反清復明志士憑城固守的據點，威脅其在台灣統治權的穩固，遂以地質不好、建材不易取得、經費不足等理由，搪塞官民建城的請狀；直到康熙 60 年（西元 1721 年）朱一貴事變平定後，官民以朱一貴得以在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即攻佔台灣府，主要是因無城可守，因而巡台御史禪濟布、福建水師提督姚堂等文武官員相繼上書請求建城，他們避談以磚石築城，建議以木柵欄築城，遂獲雍正皇帝的首肯。

²⁵

因而在台灣知縣周鍾瑄任內，以木柵將駐軍營盤及居戶市街圍進木柵城內。雖然木柵城並不是堅強的防禦系統，但從都市發展而言，卻成為一個明顯城鎮發展的起始，城裡城外的空間領域開始被明確界定；此後，進一步栽種刺竹環護木柵，直到清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在林爽文、莊大田之亂平息後，福康安等人因竹柵城怕

23 邱奕松，〈尋根探源談台南市開發史〉，《台南文化》，新 12 期，1981 年 12 月，頁 192。

24 范勝雄，〈日據時期台灣建制經緯〉，《台南文化》，新 5 期，1978 年 5 月，頁 95。

25 石萬壽，〈記台南古城巡禮〉，《台南文化》，新 14 期，1982 年 12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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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的弱點於變亂中暴露無疑，遂奏請乾隆將木柵城改為三合土城，

並重新整建城門共八座，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竣工。從清雍正三年府城圍植木柵到乾隆五十三年的改建土城，府城乃具，是謂「台灣府城」。

²⁶

從前述台南市在各時期建制的演變，可知「台南」為行政單位之名稱，而「府城」則為軍事防禦系統所構築出來的空間概念，兩者並非同時出現，但皆源於清領時代，其中「台南」仍被用來指稱今日的地方行政單位，而「府城」卻轉化為台南市的代名詞。

在《台南文化》中「府城」一詞，亦承載了今日台南市光榮歷史之記憶。台灣歸清之後，和閩粵各地的貿易逐漸恢復，台灣的糖、米等經由府城鹿耳門出口，輸運至廈門，再轉運至閩粵各地，而江浙閩粵各地的物品，亦經由廈門運入府城，再轉銷至全島各地。府城既居於全島貿易樞紐地位，自然成為台灣的工商業中心，於是萬商雲集，

工廠林立，市街繁榮，逐漸形成「行」、「舖」、「郊」等不同規模與經營方式的商業集團。

²⁷

經濟的繁榮，再加上台灣府設置於此地，使得府城具備經濟、政治方面的優勢，成為全台灣的重心，因而有「一府、

二鹿、三艋舺」之俗諺。但是日後隨著府城港口淤沙日漸嚴重，茶、

樟腦等經濟作物日漸重要以及台北府的設置等因素的影響，再加上洋行設置對府城傳統行郊的衝擊，府城商業逐漸沒落，其地位亦漸遭取代。直到今日，僅能維持其嘉南地區的中心地位。透過清代盛極一時的「府城」集體記憶之召喚，除了藉此凝聚台南市民的鄉土認同外，

26 梁佳美，《從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形式涵構探討台南府城的都市空間特色》，頁 33-34。

27 石萬壽，〈台南府城的行郊特產點心〉，《台灣文獻》，第 31 卷第 4 期，1980 年 12 月，頁 71。

(15)

亦對外宣示台南市在過去曾經擁有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二）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

《台南文化》中的台南市地理沿革，顯現了滄海桑田之變，也說明自然空間的變化促使了當地住民集體記憶的變遷。此外，《台南文化》

也呈現了空間記憶受到人為建構的影響。其中尤以安平、台南市西區、

鹿耳門以及重要港口的敘述特別突出，不僅引用古籍文獻，還徵引外國的史料紀錄加以佐證，有時還附上古地圖加以說明。而在以上諸地的討論，又屬對於鹿耳門地理變遷為最熱烈。《台南文化》不僅發行《鹿耳門專輯》，收錄十二篇專文為之論述，還引發了台灣學術界的激烈辯爭。這一波學術論爭當中，互相對立、攻訐的兩造說法，且造成台南市文獻會委員間的失和。此後，餘波盪漾，雖事隔二十年，仍可從不同世代的撰稿者文章中，嗅到一股尚未散盡的煙硝味。如范勝雄在〈從

「鹿耳春潮」到「鹿耳沈沙」〉一文中的前言，曰：「鹿耳門是台灣最富傳奇性的地名…它，歷經一百餘年騷人墨客的吟詠及一百餘年無人理睬的沉默，如今又挨了一頓不明不白的爭論？！到底：鹿耳門，妳在何方？」

²⁸

此一感慨，生動地道出了台南府城在集體記憶中權力競逐的特殊現象。

鹿耳門古港道之所以受重視，絕非僅是單純地為了釐清鄭成功登陸的地點，實際上，其背後所涉及的是地方利益的爭奪。對於鹿耳門古港道的專論初見於 1961 年《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共有六位人士合撰，以示慎重其事。這六位撰稿人當

28 范勝雄，〈從「鹿耳春潮」到「鹿耳沈沙」〉，《台南文化》，新 5 期，1978 年 5 月，

頁 122。

(16)

中，包括顏興、許丙丁、王鵬程、高崇煦、黃典權等五人為「鄭成功復台三百週年祭典籌備會」的成員，其合撰考證鹿耳門古港道的目的，

是因為「鄭成功復台三百週年祭典籌備會」在籌備期間曾建議設置「鹿耳門史蹟紀念碑」，藉此光耀該盛典，但是在祭典完畢後，未完成立碑之任務，因此該籌備會的編輯組推許丙丁等五人成立小組，並邀請台南市文獻會委員賴建銘協助進行考證、考察，於限期內提出報告，以便在確認後的地點籌畫建設紀念碑。

²⁹

該篇文章根據考證結果，認為鹿耳門古港道遺址應位於安南區城西里（今安南區土城聚落）一帶，

並刊登在 1961 年 8 月 21 日的《中華日報》上。很顯然地，此結論並未獲得台南市文獻會委員或地方人士一致的認同。8 月 28 日台南市顯宮里的里長林文漲便呈文給安南區公所，並請轉呈市政府。該文指出

〈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一文考證謬妄，無參考價值，要求台南市文獻委員會考證以正視聽。

³⁰

林文漲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實是以地方發展作為考量。

身為台南市文獻會委員之一的黃天橫，曾經表示安南區土城仔及顯宮里這兩地方都是海埔新生地，產業發展受限且地處偏遠，如被確定為開台鼻祖鄭成功的登陸地點，則可搖身一變為歷史聖地，成為全國性的觀光區，屆時將可繁榮當地。黃天橫清楚地點出了鄭成功登陸地點學術論爭下的地方利益衝突。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下，雙方各自邀請學界人士加以探究。

³¹

然而，一個地方的經濟繁盛與否真的能因為紀念碑的設置而有所

29 許丙丁等，〈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1961 年 9 月，

頁 65-66。

30 陳奮雄編，〈台南市文獻委員會重要記事〉，《台南市文獻半世紀》，頁 512。

31 黃天橫，〈台南市文獻委員會成立以來的回顧〉，《台南市文獻半世紀》，頁 735。

(17)

改變？事實上，鄭成功登陸紀念碑設置的最初意義，乃在於突顯其歷史的起源，而起源記憶通常是國家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而刻意強調的，至於民間對於起源記憶的重視，多是反映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宗教活動需求。在台灣的傳統宗教信仰中，因涉及祭祀圈與信仰圈的問題，

寺廟中的香火淵源以及在分香、分靈儀式中所建立的神明結構次序，

影響著該寺廟的權威地位。一般而言，台灣提升寺廟地位有兩種方式，

一為直接透過神明的出生地或成道處所建立的廟宇進行分靈，產生直接的香火淵源；另一種方式則是強調該廟宇在台灣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並將寺廟與當地的歷史大事作密切的結合。因為一般人多相信歷史越悠久的廟宇，其寺廟中的神明越具靈驗性。

³²

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鄭成功登陸地點因可彰顯歷史的悠久，而成為土城聚落中的鹿耳門聖母廟與顯宮村落的鹿耳門天后宮之間爭奪正統性的工具。1961 年出版的《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中所收錄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一文，只不過是該紛爭白熱化的反映。事實上，在此紛爭開啟之後，多數台南市文獻會委員亦陸續捲入，因而形成「土城派」與「顯宮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鄭成功登陸地點」的議題早在《台南文化》第 4 卷第 1 期（1954 年 9 月出版）即有顏興所發表的〈鄭成功之克台與登陸地點考〉一文加以考證，該文明確提及鄭成功第一步踏在台灣鹿耳門左岸，當時是為了觀察台江的形勢；至於鄭成功率眾驅荷的登陸地，則引用鄭亦鄒在《鄭成功傳》所述「引兵登岸克赤嵌城」以及夏琳的《閩海紀要》

中所述「引兵登岸先取赤嵌」等說法，認為鄭成功征台的軍事行動係

32 蔡婉婷，《台南市寺廟建廟傳說之研究》(台南大學鄉土文化所碩士論文，2006)，

頁 86-87。

(18)

在赤嵌地區的禾寮港，並從《台灣府志》、《台灣縣志》所載的「禾寮港街」進一步考證，將禾寮港的遺蹟考訂為現在台南市民族路的中幹線大水溝至民生路轉入北幹線的大水溝。

³³

1956 年 8 月 9 日，台灣大學教授楊雲萍率領由台大歷史系學生所組成的古史遺蹟考察隊到鹿耳門溪口考察已變成「鹿耳沉沙」的鄭荷海戰之灘頭，並將成果以〈周諮博訪考古證今，記古史遺蹟考察隊工作成果〉為題發表於 8 月 16 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內容提到：「五十一歲的楊雲萍教授憑其記憶，當年鄭成功登陸之地有一媽祖廟，即據以探索，但失望的很，此媽祖廟已於七○多年前遭洪水沖毀，其遺址亦已變為魚塭。雖如此，該隊仍冒烈日驕陽，走訪父老，結果乃在顯宮里里長林天宋處獲得該地三十年前所繪之水利工程輿圖一幅…對鹿耳門一帶地形等記載至為詳盡。」楊雲萍根據訪察結果得知已淹沒的媽祖廟舊址，因而推斷今台南市安南區的顯宮里就是當初鄭成功率水師登陸的地點，並建議台南市政府樹立標誌，以供後人憑弔。

³⁴

楊雲萍與顏興的說法顯然相左，台南市文獻會因而提出異議，針對鄭軍的登陸地點與鄭成功第一步登台探勘之地作詳細的分別，仍維持顏興的說法，認為鄭軍作戰登陸之地為禾寮港，鄭成功第一步登台探勘地點才是楊雲萍所指的鹿耳門，該澄清之說法刊載於《中華日報》

1956 年 8 月 23 日南部版第四版中。經此事件，地方人士之間的糾紛雖開始醞釀，但尚不嚴重。到了 1960 年 11 月 21 日，《中華日報》每週專訪的〈鹿耳門尋勝蹟〉一文刊載：「…由土城鹿耳門媽祖廟步行約

33 顏興，〈鄭成功之克台與登陸地點考〉，《台南文化》，第 4 卷第 1 期，1954 年 9 月，

頁 28-34。

34 陳登風，〈鹿耳門媽祖廟紛爭的沿革〉，《台灣風物》，第 40 卷第 1 期，1990 年 3 月，

頁 104。

(19)

半小時，繞過許多魚塭，即達鹿耳門溪近出口地方，當地父老指點在溪中而偏靠右岸的古鹿耳門媽祖廟故址…市民洪水色正在上面圍築魚塭…王朝榮議長決定請洪水色不要在古廟故址圍築魚塭，準備請市政府用公地給他對換，以便樹立碑記，保存這個古蹟。」

³⁵

此文登出後，

問題浮上檯面，開啟了正統媽祖的紛爭。

顯宮人士對於上述專訪內容表示不滿，於 1961 年 3 月召開記者會發表〈鹿耳門天后宮遺蹟辯〉，反駁土城人士的主張，此時正統之爭終於短兵相接。然而，土城人士亦不甘示弱，在 1961 年 4 月舉行記者座談會，發表〈鹿耳門天上聖母神像暨聖母廟遺跡辯〉，藉由地方志所記載的史實提出證明，辨正鹿耳門媽祖宮在土城而非顯宮。這一來，問題日益擴大，繼而引發鄭成功登陸地點的爭議。

³⁶

在《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中，由鄭成功復台三百週年籌備委員會五人小組所發表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即是紛爭擴大的癥結。此文發表後，土城並未因此順利建碑，反而使問題加速發展，在顯宮里里長林文漲呈文給安南區公所轉呈市政府，請台南市文獻會考證以正視聽後，土城人士郭清林也去函安南區公所轉呈市府，對林文漲的「謬妄」之說提出反駁，雙方互相辯難，於是媽祖正統之爭轉為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

³⁷

雙方你來我往，促使台南市文獻會召開會議，

會中決議文獻會委員集體赴實地踏查，並分別撰考證論文一篇，《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鹿耳門專輯》於焉誕生。

35 陳登風，〈鹿耳門媽祖廟紛爭的沿革〉，《台灣風物》，第 40 卷第 1 期，1990 年 3 月，

頁 109。

36 董事會，〈鹿耳門天上聖母神像暨聖母廟遺跡辨正〉（修訂本），《鹿耳門志》第一輯（台南：安南區土城正統鹿耳門天上聖母廟，1989），頁 67。

37 林鶴亭，〈鹿耳門之地點考〉，《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頁 35-36。

(20)

在《鹿耳門專輯》中，編纂組長黃典權於「編者的話」提及此專輯是根據台南市文獻會決議而編輯的，收錄文稿十二篇，一派根據時代的分野，認為古鹿耳門港與近代之新鹿耳門有絕大分別，遺址在今安南區土城一帶，作者有許丙丁、高崇煦、賴建銘、郭水潭、王呈祥、

黃典權；另一派則主張鹿耳門沒有古今之分，遺址應在今安南區顯宮里，作者包括林鶴亭、韓石爐、江家錦、林條均、石暘睢、朱鋒。編者並強調「作者人數與論文篇數恰好相等」。為了申明編輯者公正的立場，他說自己「雖以私人的身分嘗參與辯論，不過當其執行編務時，

卻是正反的資料俱收，讓各作者暢所欲言。這樣使關心鹿耳門爭辯的社會人士，可詳獲雙方的證辭，而後是非真偽，自可公判。」緊接著希望讀者除閱讀該專輯所有關於鹿耳門的文章外，亦期盼讀者詳閱《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2 期中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一文，請讀者

「權衡細審，各作者之用心持論，當可得實」，似乎是認為真理將越辯越明。

³⁸

茲將雙方論點以表格整理如下：

表 71 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論內容

顯宮派土城派

代表人物

林鶴亭、韓石爐、

石暘睢、朱鋒、

江家錦、林條均

許丙丁、高崇煦、

賴建銘、郭水潭、

王呈祥、黃典權主

要論點

鄭成功的登陸地點是在距安平古堡一哩略多之地帶（約 5.5556 公里），此派將地點考定在顯宮里一帶。

鄭成功在鹿耳門的登陸地點，以熱蘭遮城為基準，至鹿耳門東口有 7.9 公里，至西口有 8.7 公里，

均在今安南區土城地方，因而考定在城西里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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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的

誤會者

古鹿耳門地理管見 1962

38 黃典權，「編者的話」，《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

(21)

考 1962

1962 1962 1962

※資料來源： 1.《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

2. 林文漲，《回首鹿耳門》，台中：澤偉，1994 年。

然而，在爭辯的過程中，雙方一方面刻意強調自己超然的學術立場，純粹是為了真理而爭，而非牽涉個人恩怨；另一方面，筆鋒卻相當犀利，字裡行間皆透露出學術界遭地方有心人士介入的狀況，如：

許丙丁、高崇煦、黃典權、賴建銘所合撰的〈鹿耳門古港方位道里新考〉於前言就述及：「…不幸有村落，受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煽惑，發動遊說，並備文呈送台南市政府，對同人等橫加攻擊，極盡侮蔑。」

³⁹

、屬於顯宮派觀點的林條均也提及：「若為個人恩怨愛憎之感情作用，或為地方爭取論戰而堅持到底，均非研究學術人之所為…」

⁴⁰

無論是哪一派別，似乎對於彼此在背後支持的「地方人士」相當感冒。此外，「杜撰」、「偽造」、「錯謬」等攻詰之辭屢見不鮮，讓讀者雖未身歷其境，

卻仍能感受當時煙硝瀰漫的情形。

《鹿耳門專輯》的出版，雖名為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造成意氣之爭，導致台南市文獻會委員間失和。當時未發表意見的委員僅謝碧連、連景初、黃天橫，其餘委員皆捲入這場正統媽祖之爭。1962 年 1 月，土城聚落出版公廟刊物《鹿耳門志第一輯》，第一篇論文即以鄭成功復台三百週年籌備委員會五人小組所發表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表明立場，由此可知土城派主要應該包括許丙丁、顏興、賴建銘、

黃典權等文獻會委員作為其學術方面的奧援。對於此現象，顯宮派的

39 許丙丁、高崇煦、黃典權、賴建銘，〈鹿耳門古港方位道里新考〉，《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頁 1。

40 林條均，〈鹿耳門天后宮與四草大眾廟小考〉，《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1962 年 9 月，頁 65。

(22)

文獻委員另合撰〈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獲定論〉一文，明確指出鹿耳門媽祖正統之爭的政治與經濟企圖，謂黃典權、許丙丁為土城的顧問，暗中指責其立場欠缺公正，還引用原被認定屬於土城派的顏興之語，說明五人小組多為土城派的「門下清客」，根本無法持平考據出鄭成功真正的登陸地點。

⁴¹

由此可知顏興對於〈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的考證結果頗不認同，因而在籌委會結束會議時，他宣稱此文僅供參考，不能作為立碑的決定性依據。後來顏興因腦溢血病逝，留下遺作〈續台江考〉。然而，在《鹿耳門專輯》中，卻未收錄該篇文章，

顯宮派委員認為這是因為編纂組長黃典權痛恨顏興未全力支持五人小組的考證結果，再加上他已病逝，才會故意將其遺作摒棄不刊；此外，

顯宮派委員還將《鹿耳門專輯》中屬於土城派立場的七篇文章視為「偽考」，認為所有文章皆出自黃典權一人之手，並嚴厲指責黃典權所撰的

「編者的話」為自欺欺人「騙者的話」。

⁴²

由此可知，台南市文獻會委員間的裂痕已相當明顯。

《台南文化》受此紛爭的衝擊，顯宮派委員不願供稿給土城派擔任編纂組長的黃典權，因而莊松林、林勇、石暘睢等人的文章從《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3 期之後，便銷聲匿跡。《台南文化》面臨了稿源缺乏的問題，因而發行史料專輯，或是將連景初的文章編輯成《海嶠偶錄》，分兩期刊載；而前期《台南文化》在停刊前所發行的第 9 卷第 3

41 「五人小組中有二人對文獻是門外漢（指高崇煦和王鵬程）；另外二人是缺乏地學常識與經驗（指許丙丁、黃典權）。這四人都是土城派的門下清客，怎能考出真正地點？至於選舉恩怨與史蹟考證是兩回事，學人應有良心，需憑史實考證，不能為人情左右的。」林條均等，〈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獲定論〉，《回首鹿耳門》（台中：澤偉，1994），頁 144。

42 林條均、石暘睢、江家錦、林勇、莊松林，〈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獲定論〉，《回首鹿耳門》，頁 145-146。

(23)

期中，全數文章（共 11 篇）皆出自於編纂組長黃典權之手，種種特殊現象皆說明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的激烈。即便如此，《台南文化》成為土城派的發言場域，也僅有第 7 卷第 4 期，該期收錄了四篇由許丙丁、

賴建銘、高崇煦、黃典權四人合撰的文章，皆再次聲明其對於鹿耳門古港道考證之嚴謹與正確性，並宣稱另一派的毀謗使其長期蒙受委屈。

事實究竟如何？此非筆者能力得以釐清。然而，就集體記憶的角度而言，《台南文化》保存了台南市文獻會委員間對鄭成功登陸地點產生爭辯的集體記憶，亦反映了地方權力競逐的過程。土城派委員所採用的主要史料為 1652 年荷人所繪製的「十七世紀安平圖」，並選用一荷尺等於十公尺的比例尺換算，鄭成功登陸恰位於安南區城西里一帶；而顯宮派委員則採用 1661 年荷蘭在台長官揆一所著《被遺誤的台灣》一書與台大方豪教授所著的〈康熙五十三年測繪台灣地圖〉一文所附憑秉證書信加以考證，以一大里等於 5.555 公里為換算，將鄭成功登陸地點考證在今顯宮里一帶。

⁴³

雙方各自引用文字史料證實自己的正確性，卻也透過文獻駁斥對方的換算方式，彼此在里程上斤斤計較。這些考證論文由身為土城派的編纂組長黃典權以「編者的話」加以歸納編輯與詮釋，最後以顯宮派委員淡出《台南文化》之舞台為結局，土城派在《台南文化》中相對取得更多機會驗證自己的學術價值。

在土城聚落與顯宮村落雙方人士仍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台南市政府以 1963 年 9 月 15 日南市民字第 32461 號令，指定文獻委員黃典權專責依據 1963 年 6 月 10 日民字第 19266 號令附發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所作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報告書」抄本，將該報告書內「所

43 林條均、石暘睢、江家錦、林勇、莊松林，〈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獲定論〉，《回首鹿耳門》，頁 148-150。

(24)

載計算鹿耳門古港之距離所指北緯幾度幾分幾秒及幾哩、幾里、幾公尺等究竟在現地何地」予以指出，

⁴⁴

並將結論刊載於《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4 期中。黃典權得到台南市政府的授權，提出簡要結論：「古鹿耳門港及其南岸各時代有所變遷，然均在今日鹿耳門溪以北而不離城東、城西、城南、城北、沙崙、青草各里，即俗稱之土城區域之範圍；

質言之，古鹿耳門與土城以外地區實無關係。」

⁴⁵

從此結論看來，若僅以《台南文化》而言，土城派在權力競逐的過程中顯然取得了優勝的地位。

不論孰對孰錯，上述任何一方所提出論證，雖係在濃厚利益取向下，對過去歷史作選擇性的敘述；而所謂的利益，則是鹿耳門天后宮與正統鹿耳門聖母廟所欲爭奪的正統性及其所帶來香火鼎盛之利益。

正統媽祖廟之爭雖然隨著委員間感情的不和睦與台灣省文獻會的考證報告出爐而在前期《台南文化》有暫歇之現象，但是兩座廟宇所代表之地方人士間的關係仍日趨緊張。1975 年 4 月，台南市安南區顯宮里長林文漲等十八人向市府陳情要求重新勘定鄭成功登陸地點，12 日經市政府駁回。市府指出，鄭成功登陸地點是 1963 年台南市文獻委員會根據勘考報告，於 1964 年 12 月 8 日由省民政廳核准備查，市府認為鄭成功登陸地點早在十幾年前已引起不少爭端，現既由省核准核備，

為避免影響地方團結，決定不再請學者或省文獻委員會重新研究勘定。

⁴⁶

然而，此事卻隨著顯宮派人士鍥而不捨地陳情而餘波蕩漾，甚至以新的方式相互競爭，屢掀高潮。1976 年，雙方斥資各自建築規模

45 黃典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鄭成功復台登陸地點考證報告書」的兩件提要〉，《台南文化》，第 7 卷第 4 期，1963 年 9 月，頁 41。

(25)

龐大的媽祖廟，迅速成為台南市主要的觀光廟宇，每逢媽祖神誕慶典或地方建醮活動，常花費鉅資籌辦盛大的民俗活動，並且紛紛在建廟沿革中強調鄭成功來台的事蹟，藉此將寺廟的歷史往前推進；此外，

亦舉辦多場的「尋根」活動，強化寺廟位置與鄭成功登陸地點鹿耳門的關聯。

⁴⁷

不過，鄭成功登陸地點與正統鹿耳門媽祖之爭的結合，突顯出集體記憶為了配合現實的需要，常以創造歷史記憶為手段，亦即在合理化現實的過程中，將部份歷史重新組合與詮釋，即可達到目的。

⁴⁸

以顯宮派及相涉居民所認同的「開基媽」為例，他們認為鹿耳門媽祖廟為鄭成功驅荷復台之後，為感激媽祖助漲潮水之神功，於登陸地點－

北汕尾嶼，建廟奉祀隨艦護航來台的媽祖神像，此廟即今日的鹿耳門天后宮。

⁴⁹

事實上，根據江日昇在《台灣外紀》卷五所云：「…成功令設香案，冠帶叩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重恩，委以征伐…茍將來尚有一線之脈，望皇天垂憐，列祖默祝，祝我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無礙，庶三軍從容登岸！』」

⁵⁰

並未明確指出鄭成功所祝禱的對象為媽祖，但顯宮居民卻引用泉州閩台關係史博物館副館長黃炳元所主編的泉州天后宮《天后傳略》的說法，認為明代媽祖被奉為航海保護神，

明朝政府規定官舟必須安放媽祖神位，開洋前必須祭拜媽祖，恭請媽祖上船護航，到達目的地，必須恭請媽祖神龕上岸，朝夕膜拜。

⁵¹

對

47 蔡婉婷，《台南市寺廟建廟傳說之研究》（台南大學鄉土文化所碩士論文，1996），頁 88。

48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 91 期，1993 年 11 月，頁 42。

49 林仙養總策劃，《台灣之門─鹿耳門》，台南市鹿耳門天后宮出版（1999.12），頁 2。

50 轉引自許丙丁等，〈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鹿耳門志》第一輯，頁 5。

51 陳熙城，〈鄭成功率軍經鹿耳門水道登陸北汕尾島與鹿耳門天后宮〉，《台灣源流》，第 10 期，1998 年 6 月，頁 114。

(26)

於西元 1720 年(康熙 59 年)編纂成書的《台灣縣志》所載「媽祖廟，

康熙 58 年，各官捐俸同建」的說法，則進一步指為清代官方鑒於原媽祖宮香火日盛，廟地狹隘，百官因此捐俸「擴建」廟宇。

⁵²

由此可知，

顯宮派及相涉居民已將鄭成功創建鹿耳門媽祖廟視為定論，他們藉由鄭成功驅荷復台這段歷史事實的召喚，作為其建廟的傳說，並將清代康熙年間的「創建」重新詮釋為「擴建」，以便符合其事先認定的「史實」之邏輯，彰顯出歷史悠久的特性，使今鹿耳門天后宮得以名正言順成為正統的鹿耳門媽祖。

至於土城派及相涉人士對於鹿耳門媽祖廟的創建，同樣亦引用江日昇《台灣外紀》中鄭成功祈求助漲潮水的歷史片段，並同樣相信鄭成功是得到媽祖的靈助。不過，稍有不同的是，土城派及相涉居民相信鹿耳門古廟創建於鄭成功入台之前，因鄭成功順利驅荷復台，為酬謝神恩，乃重建廟宇，並添建兩廂側室名文、武館，以奉祀隨艦護軍的三尊聖母神像，當地信眾慣稱為「國姓媽」，分別名為「文館媽」、「武館媽」、「五角頭媽」。

⁵³

儘管雙方對於鹿耳門媽祖廟創建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引用鄭成功登陸這一段史實證明自身廟宇正統性的目的卻是一致的。

然而，歷史記憶雖然經常為了現實的目的而被選擇並加以重組，

但仍有其不可任意塑造的客觀限制，否則將引起撻伐或爭議，如台南市文獻會兩派委員間互相指責對方杜撰史料即為一例。事隔多年，《台南文化》歷經停刊、復刊，參與鄭成功登陸地點之爭的委員相繼凋零、

過世，故此爭議也由熱烈激昂轉為無奈感慨。1983 年身為台南市文獻

52 林文漲，〈鹿耳門天后宮與鄭成功〉，《回首鹿耳門》，頁 84。

53 林素梅，《台南市媽祖信仰之研究》(台南大學鄉土文化所，2003 年)，頁 120-121。

(27)

會委員的盧嘉興於《台南文化》新 16 期發表〈明鄭有無奉祀媽祖考〉

一文，文中首先透過史料考證，說明鄭氏三代既是以反清復明為目的，

為了喚起民心士氣，尚武精神獲得大力提倡，因而明鄭時期主要崇奉的神明都是關公、玄天上帝等武神，並無建媽祖廟。此詮釋自然反映出今昔宗教信仰方面集體記憶的差異，主要來自於不同時代現實利益的不同考量。因此，當正統媽祖之爭延燒到學術界時，盧嘉興以參與者的身分，以「正統媽祖之爭實不值得」作為此事件的註解，並指出將鄭成功登陸台灣與媽祖廟的建立牽扯在一起，根本就是一種牛頭對馬嘴、張冠李戴之事，藉此正式將地理沿革的學術研究與鹿耳門正統媽祖之爭劃清界線。

⁵⁴

盧嘉興在〈明鄭有無奉祀媽祖考〉一文中的考證結果並非第一次發表，此文的撰寫只不過是再度表明其考證是站在單純的學術立場所做的成果。早在 1965 年，盧嘉興即有《鹿耳門地理演變考》之著作出版，書中將古籍地圖與今日的地圖依比例作疊合，分別描述荷治時期至今日鹿耳門的地形與地理位置之變遷。此著作成書的時間，正值鄭成功登陸地點論爭與正統鹿耳門媽祖之爭相結合的階段，因此盧嘉興特於前言說明其對五人小組發表的〈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所提出之不同看法是基於自身超然的學術立場。

⁵⁵

然而，由於 1964 年，台南市政府依據台灣省文獻會的考證報告，將鄭成功登陸地點勘定在今安南區城南里（土城聚落）一帶，因而盧嘉興所持之不同學術論點，成為顯宮居民引以為陳情的依據，

⁵⁶

這場抗爭延續至 1980 年，台灣省民

54 盧嘉興，〈明鄭有無奉祀媽祖考〉，《台南文化》，新 16 期，1983 年 12 月，頁 82。

55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年)，頁 4。

56 盧嘉興在〈荷據時期的鹿耳門〉一節中根據「安平地方古圖」和「台南安平海圖」

所疊繪而成的「安平地方古圖與海圖對照圖」，得到以下結論：「荷據時期的鹿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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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廳只得協調顯宮、土城雙方，將兩地籠統地概括為登陸地帶。

⁵⁷

顯然地，顯宮里居民選擇性地引用盧嘉興的考證結果，透過其對鄭成功並無奉祀媽祖之看法的刻意忽略，形成顯宮居民現今仍認為鹿耳門天后宮原為鄭成功登陸後所創建的集體記憶。

儘管鄭成功登陸地點的學術爭論在《台南文化》中已漸漸被歲月沖淡，盧嘉興亦將鄭成功登陸地的學術研究與媽祖信仰作正式的切割，但土城、顯宮雙方人士仍爭相述說自身廟宇中所供奉的媽祖與鄭成功登陸鹿耳門的密切淵源，仍不斷擷取有利於自身廟宇發展的學者專家之觀點與研究報告，各自塑造出根深柢固的集體記憶，形成具權力的官方無法干預、改變地方集體記憶的特殊現象。至於在學術殿堂內，表面上雖不再以《台南文化》作為辯駁之場域，但卻悄悄地延燒至其他刊物，如：成大歷史系教授石萬壽，1989 年在《台灣文獻》第 40 卷第 3 期發表〈康熙以前台澎媽祖廟的建置〉一文，直接指出鄭成功的登陸地位於鹿耳門港道南側的北線尾島，即今台南市安南區的顯宮里。

⁵⁸

此一現象不僅說明地方精英仍無法置身於此紛爭之外，還間接促使地方上正統鹿耳門媽祖廟之爭的集體記憶延續下去。

海峽的南岸，即北線尾島的北端，是在離今的安平古堡遺址西北方 5460 公尺處，

即今台南市顯宮里，光復前這個地方叫做媽祖宮，位在現媽祖宮村落的西南邊，即台灣碱業公司製鹽處辦公廳附近。」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頁 37。

57 陳登風，〈鹿耳門媽祖廟紛爭的沿革〉，《台灣風物》，第 40 卷第 1 期，頁 113。

58 此文除直接將鄭成功登陸地指為今顯宮里一帶，並認為鹿耳門媽祖廟創建於明鄭時期，引證推翻盧嘉興將鹿耳門媽祖廟的創建考訂於清領時代的說法。（石萬壽，〈康熙以前台澎媽祖廟的建置〉，《台灣文獻》，第 40 卷第 3 期，1989 年 9 月，頁 1-28）

(29)

第二節古蹟的新意涵─

以延平郡王祠的改建與古蹟「活化」為中心

一個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經常需要藉著視覺可見的物體加以保存與傳遞，因此古蹟保存常成為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對此，文化地景學家傑克遜（J.B.Jackson）有相當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史蹟保存演變至今，已經不只是推廣觀光事業的工具，或是對過去所表達的一種情懷和感念，它事實上代表我們現代對歷史的看法。…我們都需要知道、體會到我們都共屬於一個地方，一個過去。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需要有一些地方讓我們親切、直接地感受到彼此之間共有的連繫，

一起慶賀，一同歡聚，一同工作。」

⁵⁹

其中「代表我們現代對歷史的看法」即可衍生為集體記憶的概念。

無論是前期《台南文化》或新《台南文化》，有關於空間的集體記憶，多集中於名勝古蹟，與外人或當地人對府城的「古蹟都市」印象相呼應。《台南文化》除了以封面呈現古蹟的樣貌外，與古蹟相關的文章則包括專文介紹各個古蹟的歷史沿革，以及各時代對古蹟的修繕情況。在台南市眾多的古蹟群中，究竟地方關注於哪些古蹟的維護，此中亦呈現出當代對歷史的看法。在《台南文化》創刊號（1951 年 10 月發行）中，赤崁樓、安平古堡、億載金城皆有較大篇幅的介紹；而在同期的〈台南市古蹟簡介〉一文中，除了上述三處外，還包括延平郡王祠、孔子廟、開元寺、五妃墓、法華寺。簡而言之，從《台南文

59 何培夫，〈古蹟之省思〉，《台南文化》，新 21 期，1986 年 6 月，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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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創刊號所提及的古蹟，最多能讓人感受到古蹟之「古」，尚無法形成古蹟之「眾」的觀感；到了《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1 期（1953 年 6 月發行）之後，陸續增加古蹟的內容，甚至發行《台南名勝古蹟專號》

（第 3 卷第 2 期，1953 年 9 月發行），收錄專文介紹府城各處古蹟。

綜觀前期《台南文化》與古蹟名勝相關的文章，可知當時台南市文獻會多以陵墓、宗教建築或古物為考察的重心，因此碑、匾、聯的內容不勝枚舉。這樣的成果實與莊松林、石暘睢等文獻委員所帶領的古蹟採集工作有關，因為他們在日治時代所成立的「台灣文獻整理委員會」，早已針對石碑、匾聯、寺廟神印三個項目作全面性的調查。不同的是，日治時期所從事的調查工作是為了抵抗日本政府推行正廳改善運動以及寺廟整理運動所帶來的破壞，而台南市文獻會成立後的調查工作，則是作為學術研究之用途。值得一提的是，前期《台南文化》

所重視的古蹟全為清朝以前遺留下來的，日治時期的建物顯然不在古蹟之列，除了因年代相近外，亦反映出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在文化政策上強調「去日本化」以確立自身正統性的時代背景。

新《台南文化》與古蹟相關的文章相當多元，除了延續前期《台

南文化》的特色外，最大的差別，在於台南市文獻會跨區或跨國的古

蹟考察報告，以及將日治時期的建物視為古蹟加以保存。隨著 1982

年 5 月《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公佈實施，古蹟審查成為台南市文獻委

員會的重要任務，此時台南市亦將修復古蹟列為重點工作，故新《台

南文化》收錄不少整修古蹟的建議或成果報告之文章；至於跨區域的

田野調查，主要是為了促進文獻業務與文化資產的交流，所有調查研

究報告分別刊載於《台南文化》；而跨國考察則是順應文化資產再利用

(31)

的風潮，到外國取經，作為古蹟經營的參考範式。

⁶⁰

茲以下表呈現此類文章在《台南文化》的發表概況。不過，自 1994 年起，台南市文獻會至國外考察的成果陸續以專輯的形式發行，因而無法透過《台南文化》完整呈現此後的考察情形，因此呈現國內跨區域史蹟勘查的篇幅遠勝於國外史蹟文獻考察之情形。

表 72 《台南文化》中跨區域與跨國古蹟考察著作目錄

期別作者篇名出版日期

19 范勝雄台南市文獻會高雄市古蹟采訪錄 1985.6

26 范勝雄古蹟采集之旅─台南市文獻委員會同仁纪遊 1988.12

28 范勝雄屏東六堆的古蹟 1989.12

29 連景初鄉土芬芳纪南遊 1990.6

31 連景初新竹之旅溯往情殷 1991.6

32 范勝雄台中地區古厝巡禮 1991.12

34 連景初台中原野行腳雜拾 1992.12

36 謝碧連卑南遺址探訪 1994.2

37 張同湘台南市文獻委員會金門史蹟勘考記實 1994.7

37 連景初采風問俗到金門 1994.7

37 梁華璜金門行摘記 1994.7

37 范勝雄明監國魯王三塚略記 1994.7

37 黃秋月金門之城市、聚落、建築概說 1994.7

37 傅朝卿金門傳統建築之基本型態 1994.7

37 謝碧連金門文物保存─風獅爺、魯王墓 1994.7

37 黃天橫初探金門辟邪民俗之諸相─與台灣的比較 1994.7

37 吳樹金門的「風獅爺」 1994.7

37 李冕世金門行 1994.7

37 何培夫去金門拓碑 1994.7

42 黃正彥北美史蹟文獻考察雜感 1996.12

49 黃正彥花東縱谷、綠島文獻史蹟勘考日誌及觀感 2000.9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南文化》新 1 期－新 51 期

不管是介紹古蹟的歷史沿革或修復，在《台南文化》中，以延平郡王祠、孔廟、赤崁樓、安平古堡與億載金城五處古蹟的相關文章最多，顯然為官方推動的重點古蹟，因此不獨台南市民所熟知，此五處古蹟更是外地遊客眼中的熱門觀光景點。透過古蹟，不僅可供人召喚集體記憶，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對於古蹟空間的利用，則進一步造成

60 陳奮雄編，《台南市文獻半世紀》，頁 7-9。

(32)

集體記憶的更新與變動。

一、延平郡王祠改建的社會文化意涵

由於台南府城為台灣文化的起源地，古蹟數量可謂居全台之冠，

其悠久的歷史，使得某些古蹟得以反映出各時代獨特的集體記憶。儘管政權更迭，權力卻常無聲地烙印在古蹟建物上，因而從古蹟樣貌的轉變，最能體現集體記憶的不穩定性。茲以延平郡王祠為例，探索其社會文化意涵的轉變。

（一）明鄭、清領時期的「開山王廟」（1875 年以前）

延平郡王祠原為民間性質寺廟，稱作「開山王廟」，文獻資料雖無記載其草創的年代與原因，但是對其所在位置皆有簡略之敘述，如 1694 年(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在《台灣府志》中記載：「開山王廟，

在東安坊。」又 1752 年(乾隆十七年)魯鼎梅所修的《台灣縣志》亦曰：

「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圮。長興里有王公廟。俱偽時所建。」…

等，皆可證實確有此廟。

⁶¹

然而，這些史料卻沒有提及此廟所祭祀的神明為何，因而《台南文化》將之解釋為祕密祭祀的型態，如：賴建銘認為台灣在歸清初期，有關鄭氏在台事蹟皆受到人為的破壞與凐滅，所以民間僅能私下祭祀鄭成功，才能免於被整肅；

⁶²

而顏興則認為當時台人對滿清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仍耿耿於懷，因而無法公然祭祀。

⁶³

不管真相如何，《台南文化》都認為這是受到朝代更迭

61 顏興，〈鄭氏家廟與延平郡王祠〉，《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1953 年 9 月，頁 19。

62 賴建銘，〈台南風物志(二)〉，《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頁 38。

63 顏興，〈鄭氏家廟與延平郡王祠〉，《台南文化》，第 3 卷第 2 期，1953 年 9 月，頁

(33)

的影響，鄭成功因提倡反清復明而遭到清代官方的猜忌，此心態從清代文獻中將明鄭時期稱呼為「偽時」即可得知，因此《台南文化》多篇相關文章皆一致認為未載明祭祀神明的開山王廟就是奉祀鄭成功的民間私廟。

乾隆年間，該廟因年久失修，當地居民何燦於是提倡重建，捐銀四千兩，將之營建為規模較大的廟宇，其正殿安置鄭成功神像，左右配祀甘輝、張萬禮二將軍，東西兩廡祀以殉難諸將士神位，每遇水旱災，求之必應，因此香火相當鼎盛；到了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因風雨為災，殿宇損壞，地方士紳黃鴻模、許廷錫等捐銀一千兩，又發起重修。

⁶⁴

由上述民間重修、重建開山王廟的行為，可知台灣鄭成功信仰於此時已悄然形成。

清朝民間為何要私祀鄭成功？一般將之歸諸於兩個因素：一為感念其開台之功績，一為緬懷其忠貞之氣節。如：范勝雄在〈「被遺棄之古蹟」延平郡王祠〉一文中，亦提及台人建廟祭祀鄭成功是因為「緬懷其驅荷復台之功及孤忠亮節之操」

⁶⁵

而賴建銘於〈台南風物志〉中則曰：「鄭成功以三十九歲，溘然長逝，在台之遺民如喪考妣，慟哭痛悼萬分，于是建祠致祭，以慰其在天之靈，並且瞻仰一代貞節忠正始終貫澈，為國家民族而作殊死戰的不朽精神，並敬慕其開台始政的偉大毅力，與赫赫的功績。」

⁶⁶

言辭之中摻雜了民族精神的觀念，頗能反映戰後台灣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為鄭成功量身訂做的「民族英雄」形

19。

64 范勝雄，〈「被遺棄之古蹟」延平郡王祠〉，《台南文化》，新 25 期，1988 年 6 月，

頁 82。

65 范勝雄，〈「被遺棄之古蹟」延平郡王祠〉，《台南文化》，新 25 期，1988 年 6 月，

頁 82。

66 賴建銘，〈台南風物志(二)〉，《台南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52 年 1 月，頁 38。

第四章 《台南文化》中府城空間 記憶內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