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期的訓育政策學校訓育的目標在陶冶學生品德與指導學生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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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訓育管理與學運

第一節初期的訓育管理與學生活動

本節探討學校成立初期的訓育管理，以了解政府態度、學校管理和學生運動間之關係。

一、初期的訓育政策

學校訓育的目標在陶冶學生品德與指導學生行為。其最終目標在培養理想的中間份子或合乎理想的人。¹

國民政府制訂訓育規程，開始著重中、小學的訓育問題，並未將大學納入訓育體系。訓政時期，共黨不斷策動學潮，國民政府始醞釀制訂訓導政策以輔導大學生，並確立高等教育之訓育目標「應以三民主義為中心，養成德智體群美兼具之人格。」²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一方面強化民族意識，另一方面為對抗共黨的發展，乃結合黨團軍等情治系統，形成校園中「正式與非正式」的訓育體系，以加強對大學校園的控制。³

上述訓育目標為各大專院校訓育管理的基本原則，師院擔負培育師資之重責大任。民國 31 年教育部頒佈「師範學院章程」具體規範「訓導」細節，指出師院為施行嚴格的身心訓練，採用導師制，導師不但

1劉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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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記錄學生言行，學生畢業時必須出具學生思想和學業的證明；師院生一律住校，實行「集團生活」，嚴格訓練。⁴此後，師院章程雖多次修訂，但基本訓導原則並未改變，只是局部增修訓育規則。民國 35 年頒訂「改進師範學院辦法」，規定校內設立管訓部，協助院長處理師範生的特殊訓練與管教事宜。民國 36 年，師院訂出訓育目標是以積極領導代替消極限制，尤其重視課外活動，鼓勵學生組織各種社團，引導學生術德進修及身心鍛鍊。⁵師院依規定由院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以及由院長聘請 5～ 9 位教授組成訓育委員會。設置訓導處，下設有生活管理、體育衛生和課外活動三組，分別設立訓導員、體育指導員和女生指導員等。⁶初創時，學校尚未興建宿舍而無法集體管理學生，導師亦未嚴格管理學生，可說採取寬鬆的訓育方式。

戰後，自由學風在各大學中重新發展，在自由思潮影響下，政府廢除三民主義課程，減少共同必修的學科；訓育政策方面，廢除因時制宜的紀念週會、⁷軍事管理和軍訓課程等，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紛紛恢復。上述開放的訓育政策也影響臺灣，教育部指示「根據三民主義培養學生法治精神，並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發展目的，規定中等學校以上學校學生，不分性別，一律參加本校學生自治會。」而臺灣行政長官公署並頒訂〈學生自治會規則〉，⁸兩者成為戰後臺灣各

4教育部教育年鑑編纂委員會主編，《第二次中國教育年鑑》（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8 年），頁 914。第三章第 36 條：導師對學生之性行、思想、學業、生活規律、身體狀況各項應依照格式，詳密記載，每月報告學校一次，由主任導師彙集處理。第 39 條：師範學院學生畢業時，導師應出具訓導證書，對於學生之思想行為及學業各項，詳加考語，在就業時，其關係方面得隨時調閱。

5教育部教育年鑑編纂委員會主編，《第二次中國教育年鑑》（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8 年），頁 918。

6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主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北：臺灣師大，1985 年），

頁 378-379。附錄：「臺灣省立師範學院組織章程」，第 10 條和 11 條局部條文。

7 劉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95。抗戰時期，國府為提高大學的訓育成效，要求各大學不但得安排三民主義課程，每週全校師生亦得參加總理紀念週，灌輸國民黨黨義。

8 轉引自林秀玲，〈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 年，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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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組成自治會的重要依據。師院學生也以選舉方式組成自治會，先由有意願競選會長的同學登記，並提出「內閣」成員，透過辯論會或壁報等文宣競選，投票後以得票數最高者擔任會長，經由此一過程，

學生學習自治管理。⁹民國 37 年春，學生選出鄭鴻溪為師院第一任學生自治會主席。¹⁰

學生學習積極管理自我，但由於戰後政府當局不了解臺灣民情，以及安排外省教師失當，各地學生爆發罷課學潮。¹¹面對此一窘況，教育處長范壽康竟回應：「本省學潮之內容並不複雜，較為簡單，… … 一、二年之後，必能互相諒解，臺胞之良好風氣當然須保持下去。」

12僅將臺灣的學潮歸之於臺人長期受「奴化教育」而發生，¹³顯然的，教育當局處理態度過於敷衍，以致未能及時化解學生的不滿。另外，民國 34 年 9 月 1 日國民政府成立「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軍政系統展開監視民眾和學生活動，並指揮學校加強管理學生。

在較自由開放的校園和學潮不斷的社會氣氛中，師院學生也多次向校方抗議。開學後，學生公費雖由 100 元調整為 200 元，但學生因物價上漲經常吃不飽而鬧學潮，學生自治會甚至向學校提出要求。¹⁴ 民國 35 年 9 月，學校據政府規定發放每位學生 30 臺斤米糧，按市價

9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頁 113，盧兆麟的訪談紀錄。

1 0 陳培基，〈「四六事件」中的臺灣師院〉，《四六紀念專輯》（福建省：臺灣大專院校校友會， 1999 年），頁 39。

1 1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 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2 期，頁 214、219。戰後，臺灣發生重要的學潮，例如臺南工職戰後不但未能升格，反而遭教育處降級為初中級三年制，遂引發全校罷課。臺北高中學生則因校方擅自縮短修業年限，引起原臺北高等學校臺籍生不滿，全校三百名學生集體抗議。

1 2 轉引自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 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 2002 年 12 月，第 2 期，頁 217。

1 3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 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 2002 年 12 月，第 2 期，頁 215。

1 4洪桂己，〈為母校之發展而歡呼〉，《師大校友月刊》 31 週年校慶特刊，頁 15，

197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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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計算發給代金，但至 10 月，學校改發每生 25 臺斤，且不按市價發給代金。由於米糧與代金發放不公，於是有一、兩位「本省籍學生」趁機擴大事端，召集全體學生在大禮堂開會抗議，「內地學生」亦被迫參加。¹⁵會後，共推莊道聰、謝乃昌、龔萬進、林身長、杜文祥、趙制陽、楊義堅、黃錦鈜等 20 人向教育處請願。學校面對學生的抗議行動，訓導主任程祥榮、生活指導組長蔡東建和軍事教官王時中皆出面勸誡，但未收成效。¹⁶學生先向教育處科長請願，再轉向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交涉未果。這一抗議事件反映戰後臺灣的學校管理已擺脫日治後期學生效忠天皇的制式思想，展現出不同以往的自由開放學風。學校雖採勸誡方式，但警總將此定位為「臺籍人士」刻意發動，並脅迫

「內地人」參加抗議活動，要求學校特別注意林身長、杜文祥等人，如他們確有不法行為，即「嚴重處分，以儆效尤，而肅學風是為至要。」

17二二八事件後，警總要求該校觀察林身長等人復課後情形，¹⁸院長回覆「林身長、莊道聰和蘇鴻炎」等人尚稱安分。¹⁹顯然的，行政部門雖對臺灣校園採取開放管理，卻又容許軍警勢力介入校園。

二、二二八事件與訓育管理之強化

據體育系楊基榮教授回憶，二二八事件發生隔日一早他到學校禮堂發現氣氛詭譎，當時學生義憤填膺，直言到行政長官公署抗議並要求陳儀道歉，眼見學生以日語出言辱罵且憤怒不斷升高。楊氏勸學生說：「你們為什麼不去找臺大、建中、北一女、成功中學、二女中、大同中學，下午一齊來，浩浩蕩蕩我帶你們一齊去。」²⁰不過，實際上

1 5 師大檔案教務第 1 卷第 28 號。

1 6師大檔案教務第 1 卷第 28 號。

1 7 師大檔案，教務第 1 卷第 27 號，警備總司令部電函師院。

1 8歐素瑛、李文玉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北：國史館，2002 年），頁 417。

2 0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編輯委員會主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五十週年校慶特刊》（臺北：師大， 1996 年），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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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加遊行者甚少。學校宣布停課後，部分同學只能待在宿舍裡，李嘉淦回憶他們這群無依無靠的外省籍學生，不會講日語、臺語，幸好宿舍裡有同學幫忙，他們才不至挨餓。²¹

停課期間，師院發生倉庫糧食被偷，以及教職員財物被竊等情形，

據楊教授回憶部分失竊的米糧是學生所偷，後來他找回 49 包米糧，解決教師的糧食問題，但一名學生遭開除學籍。²²顯示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本省籍學生不滿政府高壓處理的情緒繼長增高。²³

事件平息之後，教育處頒佈「臺灣省省立中等以上學校復課應行注意事項」，要求各校著手調查教師和學生之損失，凡愛護學校者應酌予獎勵，不服教訓參加暴動者，應與懲戒；住校生於 3 月 17 日復課，離校學生自問未參與事件者，可於 3 月 17～ 22 日，由家長或保證人陪同到校辦理登記；上、下學途中不得集體同行，未經學校許可，不得參加校內、外之集會或團體行動；要求教職員自 3 月 17 日起辦公；推行導師制，以加強訓育工作。²⁴ 又要求各校學生撰寫「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無論學生參加二二八事件與否，都必須以日記形式巨細靡遺記錄 2 月 28 日～ 3 月 13 日的個人活動，作為日後學校訓導工作之參考。²⁵教育處亦電函臺北市所屬機關學校，要求：「自 3 月 16 日起仍未到公、亦未請假者一律以曠職論。」²⁶另外，臺北市各省立中等以上學校召開訓育問題談話會，與會人員范壽康、葉桐、梁翼鎬、李季

2 1李嘉淦，〈大學是：進去時自認什麼都懂，畢業時才覺得實在不懂〉，《師大校友月刊》 188 期， 1979 年 11 月，頁 20。

2 2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編輯委員會主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五十週年校慶特刊》（臺北：師大， 1996 年），頁 95。楊氏回憶有學生將泰順街學生宿舍的 50 包米糧拿與烏來泰雅族人交涉，希望他們攻下某個火藥庫，結果不了了之。

2 3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頁 108。據盧兆麟回憶，經過二二八事件衝擊，大學生更加思考如何改革社會與挽救臺灣。頁 256，蔡德本指出，學生不滿政府處理二二八事件，認為政府官員太過腐敗與胡來，以致有後續學生運動。

2 5歐素瑛、李文玉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北：國史館，2002 年），頁 285-287。

2 6 師大檔案，人事 1 卷 147 號，民國 3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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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孫嘉時、唐守謙等人均認為青年深受日人奴化教育，應徹底去除奴化教育、灌輸國家民族思想、加強導師制與軍訓等。²⁷由於不論政府當局、校方和輿論均認為本省籍學生參與此一事件，乃因「深中倭化遺毒，既不認識自己，不認識祖國，有以致之。」為求解決問題，著手調查學生之祖籍，製發「 ○ ○ 學生本省學生祖籍調查表」，²⁸此舉的確促使部分學生更改姓氏或籍貫。²⁹綜合上述，各方一致認為未能徹底去除奴化教育是爆發亂源之首因，唯有推動中國化教育與加強訓育管理，方能避免亂事重演。

師院奉教育處令調查受傷師生及其損害之財物，並為學校復課準備，函請臺灣廣播電台代為向該校學生廣播學校準備待緒，迨應辦手續完成即可返校就讀，請學生安心在家自修。³⁰教育處並訂頒「本省各省立中等以上學校『二二八』事件後訓導實施上應行注意事項」，要求各校布置訓導之適宜環境，並加強語文訓練、消除隔閡，俾利訓導推進；計畫實施軍事管理和軍訓課程；慎選導師以配合訓導步伐等。

31李院長依照指示，要求校內訓導委員會研究與各導師討論實施辦法。據 39 級校友林善頎指出，那時各學系學生不多，一位導師指導 7

～ 8 位同學，導師不一定為系上教師，像理化系導師是由教育心理學的李教授（按：據表 3-20，教育系教師名單中並未有李教授）擔任，偶而他們還到老師家打牙祭，與導師形同家人。³²據 43 級校友李國祁回憶，導師僅與學生個別談話，實際上並未管理學生，管理學生任務

2 7轉引自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 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2 期， 2002 年 12 月，頁 224。

2 8轉引自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 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2 期， 2002 年 12 月，頁 225。

2 9 師大檔案，教務類 41 號，民國 43 年 1 月 25 日。「嗣後，有關學生更改姓名或更改籍貫，應專案報部，以便分別歸檔。」教務類 42： 30，盧姓學生提出改姓氏之申請。

3 2林善頎，〈此情可待成追憶〉，《師大校友月刊》 189 期，頁 12， 1980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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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宿舍管理員和輔導員負責。³³顯示教育處要求導師制落實訓育政策，但師院教師並未強制管理學生，還是給予學生自主的空間。

三、國共內戰與訓育政策再強化

社會主義之人道關懷本易吸引熱情學子的關注，加以戰後臺灣的教育環境使本省籍學生不滿，加速社會主義的發展。民國 36 年起國共內戰日益激烈，從大陸沿海各省來臺學生漸多，於是臺灣與大陸學生同步展開「反飢餓、反內戰」的學運。中央政府對兩岸不斷激化的學潮，不思引導學生關心國家社會，反而以更強硬的訓育政策控制學生的活動，教育部長朱家驊便表示該部昔日未能防患於未然，現今必須負起挽救之道。³⁴民國 37 年 2 月，教育部通令全國各校整頓學風，強調：「本部為保障教育秩序，對整頓學風早具決心，必要時不惜將不堪整頓之學校予以解散或停辦。」³⁵顯示教育當局未能因勢利導學生的思想，寧願犧牲校園自由，甚至不惜採取整頓校園的強硬手段。同年 3 月，教育部密函師院，指出：

「共匪正策動全國各學校下學期『一校一事運動』，以期全國學潮達到此起彼伏，使社會幾無安定之日。下列問題均富有一般性的動亂作用： (一 )公費的增加及普遍化的問題， … … (三 )自治會改選問題， (四 )學生對教授因不滿而發生之問題， … … 合亟電仰切實注意。」³⁶

同年 8 月教育部復密電各校，指出：

3 3民國 92 年 3 月 20 日，筆者訪談 43 級校友李國祁。

3 4劉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374。

3 5 師大檔案教務處第 2 卷第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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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36)年 7 月曾電飭各校將校內共產黨員與接近共黨自私自利危害學校之份子，設法肅清。 … … 嗣後凡被特種刑庭指控為共匪間諜之學生，學校當局應一律開除學籍。倘經特種刑庭審判無罪者，再行核明取具保證後可准復學。」³⁷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電函師院，指出：

「中央大學畢業學生傅元凱、羅芳 (係左傾份子 )、萬治寬 (男 26 歲，四川彭山人，教育系畢業 )、羅耀軫 (男 28 歲，陝西人，史學系畢業 )等均係共匪份子。 … … 查該羅芳在 (原文羅芳並無此人，當係羅芳在之誤 )，現在該院服務，究竟言行如何，合行電希遵照隨時注意偵查為要。」

李季谷院長批示「現在院工作尚稱努力，態度亦安詳。」³⁸

由上顯示，隨著共黨勢力擴張，教育當局壓制學潮與監控學生思想的態度越加強硬，這股監控系統同時佈網在中國大陸和臺灣的大學，隨時檢查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思想言論。

雖然，此時中央和地方教育單位皆密切注意學校訓育，但學生不滿時政或校園管理時有所聞。民國 37 年暑假後，師院返校同學要求領取暑假副食費退費，遭負責伙食團的外省籍同學蔣子俊所拒，學生轉向訓導處要求按規定辦理，訓導處卻置之不理。³⁹顯示學生對部分人謀不臧的校園管理感到失望，以及學生敢於爭取權益的作為。

3 8師大檔案教務處第 1 卷第 1 號。按：師院教職員名錄中未見羅芳在一員。

3 9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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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年 2 月，進而爆發學生和員警間衝突，據報載：學生不滿學校對公費與制服等做法，以及憤慨便衣警員毆打學生，便在校園內貼「反飢餓」與「拳頭打到我們頭上來了」等佈告。同時，師院學生自治會召開緊急會員大會，謝東閔院長、警總政工處梁處長列席參加，

討論公費、制服問題，以及學生許昇龍被便衣警員毆傷一事。結果，梁處長答應解決警員毆傷學生一事，至於其他問題，謝院長答應按照行政程序向省政府請求照辦。⁴⁰這些衝突雖獲得部分解決，但學生已重視警員毆打學生一事，並以自治會力量要求警總處理。此一處理模式已為 3 月 20 日學生抗議單車雙載事件埋下伏筆。

總而言之，戰後臺灣配合大陸的訓育態度，初以較開放方式管理學生。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教育處要求各校制訂嚴格的訓育政策，師院配合政策要求導師加強管理學生，但學生仍有參與活動的空間，顯示校方訓育管理尚稱和緩，學風仍呈現自由和多元。其後，隨著國共情勢轉變，政府和校方的訓育政策轉趨嚴格。

4 0 《公論報》，民國 38 年 2 月 18 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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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四六事件與訓育管理之強化

四六事件不僅是校園白色恐怖的重要事件，也是學校強化訓育管理、影響校風轉變的關鍵事件。然而，該事件究竟是校園白色恐怖的開端，或只是單一的校園事件？都是本節探討重點。

一、事件導火線：單車雙載事件

民國 38 年 3 月 20 日，臺大法學院一年級學生何景岳和師院博物系學生李元勳，兩人於晚間九點多共騎一輛腳踏車經過大安橋附近，被中正東路（按：中央社訊載為中山路）派出所警員謝延長認為違反交通規則，當即上前取締，卻發生衝突。據報載，師院和台大的學生同時要求劉總局長道歉未果，只有警局督察長現身與學生調解。⁴¹由於天色漸亮，不少學生體力不支，便提議解散。隔天早上 8 時許，學生選出臺大王惠敏等 12 人與師院趙制陽等 6 人組成主席團，派人擔任糾察隊，整隊向市警局出發，沿途合唱「團結力量大」等歌曲，並呼口號。到市警局門口，由主席團等代表學生與劉監烈局長交涉，並提出五項要求：(一 )嚴懲肇事人員，(二 )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三 ) 由總局長登報道歉，(四 )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五 )登報保證

4 1 《公論報》，民國 38 年 3 月 22 日，三版。當時兩位學生被警員打了幾下，並受到拘禁，消息傳開後，師院學生率先得知消息，於是集合二、三百名學生前往第四分局交涉，沿途高唱「團結就是力量」；經新生南路臺大宿舍，臺大也出動四、五百名學生，聚集到第四分局前，要求立即釋放何、李兩人及總局長劉監烈出來向學生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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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不再發生類似情形。上述五項條件均經劉局長應允，學生返校照常上課，一場誤會看似圓滿解決。⁴²

隔日報上出現以「國立臺灣大學學生自治會聯合會」、「臺灣省立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名義聯合在「讀者投書」表達看法：「截至夜深二時許卻來了一位『冒牌』的局長，⁴³結果被同學發覺，一致認為警局欺騙。」、「我們是被非常沈痛的心情逼迫著，我們知道警察是人民供養的，是用來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現在反而變為迫害人民的工具。」⁴⁴相對於學生們的反應，警察卻有不同的聲音，署名「警員」的讀者投書，指控：「該案糾紛之起因，責任無論誰屬，但我們卻被迫而（向）臺、師學生道歉，然彼等之糾眾搗毀第四分局，毆傷警備隊長，是否應負賠償責任？並且其何景岳、李元勳兩生違章事實是否應該給予其應得的處分？否則不但以後我們無法執行任務，更養成我忍讓而使彼等認為僥倖得勝的『傲慢』錯誤心裡，殆無疑問。」⁴⁵

從以上兩篇針鋒相對的「讀者投書」顯示，在警員取締學生單車雙載的事件中，兩位學生是否違規並沒有真正被討論。卻透露軍警單位與學生間存在錯誤的認知，學生代表認為警察並未真正保護人民安全，反而成為迫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單車雙載事件只是學生對政府不滿的引線，卻是警總用以逮捕共黨「職業學生」的重要理由。

同年 3 月 29 日，學生自發性的抗議運動擴大規模，由臺北市大、中學生聯合宣布成立「學生聯盟」，決定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

4 2 《公論報》，民國 38 年 3 月 22 日，三版，中央社訊載。

4 3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114。盧兆麟回憶，交涉期間，第四分局派冒牌局長卻被學生識破，讓同學覺得不甘。藍博洲，《麥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臺大部分 )》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1 年），頁 95-96。另殷葆衷回憶，交涉過程中學生要求總局長過來，後來出現一位年輕的「冒充」局長，令學生群情憤慨，動手損毀桌椅和窗戶，並將冒充者和第四分局長押到臺大新生南路宿舍旁的排球場，讓他們坐在裁判坐的高椅上，展開所謂「人民法庭」的審判。

4 4 《公論報》，民國 38 年 3 月 23 日，三版。

4 5 《公論報》，民國 38 年 3 月 24 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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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和反迫害」為訴求，當晚並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行「青年晚會」。

當然，這場與大陸學潮相呼應的學生活動，已受到黨政軍警等特務嚴密監控。

二、事件之發生與輿論之反應

4 月 5 日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致電師院謝院長，略謂：

「迭據查報貴校學生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計六名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亂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公務之人員，肆行不法，殊屬居心叵測。該生等本 (五 )日晚復又糾眾集議， … … 應即予以拘逮，依法偵訊。特電即請按名指交到案，以肅法紀。」⁴⁶

公文發文時間為 4 月 5 日，惟文中已提到學生於 5 日晚間又「糾眾集議」。^{4 7}顯示警總長期監控學生行動，否則未必能立即掌握名單與瞭解學生動向。

另就謝東閔回憶，警備總司令陳誠於 4 月 5 日晚上邀請他和臺大傅斯年校長至家中開會，不過他們兩人並未答應交出學生。⁴⁸而據報載：「該部（警總）拘捕臺大及師院非法學生，當時原將應行拘捕姓名送請學校當局指交，臺大業已照辦，惟師院方面學生拒絕，不得已乃

4 6 師大檔案訓導處第 11 卷第 9 號。

4 7 4 月 5 日傍晚，兩名便衣假裝周慎源的親戚，見周氏後將他逮捕。後來，周氏配合搭車，當特務的車子行經臺大宿舍時，周氏趁機逃脫。當晚，學生聚集在第一宿舍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天亮後上街遊行抗議。

4 8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26。彭孟緝回憶：「謝東閔先生向陳辭公 (陳誠 )鞠了一個躬，他說，師範學院的院長他不做。」

(13)

由憲警入內查拘。」⁴⁹由上可知，警總原希望校方按名單交出學生，卻遭校方反對。緊接著，警總於 4 月 6 日凌晨一點多逮捕師院學生，顯示警總已隨時準備動用武力逮捕學生。

據報載，警總進入師院時，由於「自知將受拘捕之少數學生故意造成混亂，鼓動全體學生蜂擁上車，⁵⁰致使憲警不得不將所有上車學生一起帶回，以便處理。原定拘捕極少數份子，業已查明依法處理。」

結果，將周自強等 19 名學生移送法院，其他臺大學生 12 人、師院學生 105 人等，通知家長領回管教。⁵¹

當軍警開始拘捕學生，省政府電令師院即日停課、聽後整頓，所有的學生一律重新登記學籍，以使全省學生安心求學，並提到「為整頓學風，並維護多數純潔青年學業起見，不得已對於為首學生，業已拘送法辦。 … … 務希剴切告誡學生， … … 不得再有越軌行動，違者應由該校開除學籍，政府亦必加以有效制裁。」⁵²省主席兼總司令陳誠發表整頓學風決心的談話，指出：「望今後各方皆能善盡其責，務使不再有此類事情發生。」⁵³省教育會發表告教育界同仁書，表示擁護整頓學風之殷切。⁵⁴省參議會駐會委員會也發表談話，認為臺省學風頗稱純樸，但因大陸學生前來求學，其間不無參雜少數輕率份子，鼓動學潮，希望政府對於此次拘捕的學生「確有違法者，亦盼依照法律途徑辦理。」進而指出臺大和師院兩所高等院校問題，師院「自去年迄今尚未派定專任院長，當局不無忽略之處。」希望能儘快確立人事制度。⁵⁵而各級學校家長會在中山堂集會，討論支持整頓學風的決策，

4 9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54-55。臺大官方澄清警總所言非全為事實，臺大並未按名交出學生。

5 0 《申報》，民國 38 年 4 月 7 日，第一張。載稱：師院學生自願陪伴被偵訊同學，乘警備總部大卡車離校。

5 1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8 日，三版。

5 2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7 日，五版。

5 3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7 日，五版。

5 4 《中央日報》，民國 38 年 4 月 9 日，三版。

5 5 《公論報》，民國 38 年 4 月 8 日，三版。

(14)

發表告家長及同學書一文，指出：「茲悉政府決心整頓學風，採取斷然處置，吾人為愛護子弟，愛護臺灣教育，對於當局此種不得已之處置深為同情。」⁵⁶甚至連臺北市總工會都召開臨時代表大會，發表談話表示：「擁護省當局整頓學生之措施，擁護限制入境辦法。」⁵⁷從省政府、民意代表、工會代表及家長代表幾乎口徑一致希望維護青年學子的就學權益與本省的優良學風，全力支持政府整頓學風。但以家長和工會代表表態看來，他們能否代表全臺家長和工會成員的真正心聲，以及代表們果真一致支持整頓學風的決策，似乎有待商榷。

另就輿論觀之，《公論報》社論指出：「師範學院應如何整頓，希望有關當局從速商定辦法，著手進行，俾使早日復課，與當局所說『保障大多數純潔青年學生學業』相符合。」⁵⁸另一篇社論表示：「政府這種措置，一定可以獲得父母教師和廣大善良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真正想讀書的多數青年，也將私相慶幸，認為從此可以免除欺詐引誘，擾攘不安和強暴脅迫了。」⁵⁹另有社論中雖未明白表明支持政府整頓學風，但對臺灣的學風頗有期盼，發現「學生們的組織力量已到達可驚人的地步」，因此不論這兩所學校管理是否上軌道，但學生們讀書風氣濃厚和學識進展快速卻是不容抹煞；進而期待劉院長使師院學生安心唸書，不要因此影響校內自由的講學風氣，對於臺灣教育學風抱持殷切期許。⁶⁰

總之，當時臺灣尚未宣布戒嚴，當軍警力量介入校園逮捕學生，學校宣布停課，上自政府下至各方代表和社會輿論，對政府宣布整頓學風，多抱以深切期望和肯定。這種支持整頓校園的社會氣氛，成為

5 6 《公論報》，民國 38 年 4 月 8 日，三版。

5 7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14 日，五版。

5 8 《公論報》，民國 38 年 4 月 8 日，二版，社論「政府．學生．政治」。

5 9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7 日，社論「整肅學風．安定社會」。

6 0 《公論報》，民國 38 年 4 月 22 日，二版。

(15)

支持政府整頓學風的後盾。

三、停課與復課

師院在全面支持整頓學風的氛圍下宣布停課，⁶¹教育廳長劉真擔任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院長。⁶²委員會成員有省參議會代表、臺北市參議會代表、省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臺北市長、省立師範學院院長、劉明、陳蔡煉昌、謝似顏，⁶³省政府又聘派蘇惟梁、孫德中、林章恩⁶⁴等參與。從與會成員名單顯示整頓學風過程中，師院僅陳蔡煉昌、謝似顏兩位教師得以參與，其餘的為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師院教師參與比例過低。這些官員或民意代表並不瞭解學生的真實狀況，他們的意見能否保障學生的權益令人懷疑。另外，大多數委員為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也證明師院配合政府政策從事學風整頓。

劉真代院長於月 8 日下午二時假秘書長官舍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劉真、游彌堅、蒲薛鳳、陳蔡煉昌、蘇惟梁、周延壽、劉明、謝東閔、謝似顏等，列席者黃朝琴。重要的決議為： (一 )恢復正常秩序上課，以約二星期作為整頓期限， (二 )關於不予登記學籍之標準及名單，以及重新登記手續由劉主任委員與謝委員東閔研究後提會商討決定。⁶⁵

學籍登記截止後，委員會又於 4 月 26 日下午三時假秘書長辦公室召開第三次會議，出席者計有劉真、蒲薛鳳、游彌堅、謝東閔、陳蔡煉昌等，報告甄選學生計有逾期不來登記學生周慎源等 14 人，法院有

6 1 王家儉，〈四六事件難忘的傷痕〉，《四六紀念專輯》（福建省：臺灣大專院校校友會，1999 年），頁 142。王氏於 1947 年考進師院史地系，其回憶四六事件之後，師院即為政府封閉，校門由憲兵守衛，不許閒人入內，宿舍周圍則架以鐵絲網，景象頗為淒涼。

6 2 師大檔案，訓導第 11 卷第 7 號、第 11 卷第 19 號。

6 3 師大檔案，訓導第 11 卷第 11 號，附件編號 22 號。

6 4師大檔案，訓導第 11 卷第 3 號、第 11 卷第 13 號、第 11 卷第 18 號。

6 5師大檔案，密件編號 56-57。

(16)

案者朱乃長等 10 人，教育部會知偽造證件法辦者趙制陽等 4 人，應個別通知不予合格。提會討論經治安機關偵明屬重大罪論者章志光等 12 人如何甄別案。最後決議：

(一 )章志光等 12 人，除阮庭喻（瑜）一人經陳蔡煉昌先生保證確保優良學生暫予留校察看外，餘 11 人應予不合格處分；

(二 )決定 4 月 29 日正式復課；

(三 )學生及宿舍管理員因 4 月 6 日學生與憲警衝突事件，遺失衣物錢財請求救濟案，決議不討論。⁶⁶

經過幾次會議後，列出除名學生名單：

(一 )逾期未申請重新登記：周慎源、鄧傳青、鄭鴻溪、朱商彝、陳澤諭、李德育、黃旭初、方孔裕、張贊泰、簡素嬌、李淑美，計 11 人。

(二 )偽造證件經教育部會知法辦：趙制陽、程皓蘭、王立榮、徐俊，計 4 人。

(三 )甄選不予合格：朱乃長、宋承治、莊輝彰、薛愛蘭、毛文昌、王俊廷、魯教興、郎立巍、樓必忠、方啟明（以上 10 人正在法院審訊中）、章志光、陳光第、譚震中、林加坤、汪應楠、劉君任、顏義俊、連占武、匡介人、陳錦清、樓高，計 21 人。⁶⁷

學風整頓委員會為使學校早日復課，宣布自 4 月 16 日到 25 日為登記時間，星期日亦照常上班。第一天學生的登記情況良好，已有二百餘人重新登記。⁶⁸4 月 29 日，學校終於在社會殷切期望下復課。10 月 15 日，負責整頓師院學風的重要機構正式結束。⁶⁹據報載，學校「正

6 8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17 日，五版。

6 9 師大檔案，訓導第 11 卷第 20 號。

(17)

式復課情形極為良好」，⁷⁰輿論並期許師院復課後，肩負起培養師資、研究及改造臺灣教育的重責大任，也冀望學校加強訓導工作以樹立良好的學風，為下一代培養健全的導師。⁷¹

四、校園的白色恐怖

師院復課後約一個月，臺灣再度宣佈戒嚴，保安司令部強化對學校師生的思想監控，不僅使學風更趨保守，部分師生遭保安司令部偵訊也時有所聞。

據陳培基回憶，民國 38 年 8 月他與王家儉、丁權被捕的夜裡，學校訓導處人員曾陪特務到宿舍。換言之，他們三人是被「按名指交」。

72

民國 39 年，臺灣省保安司令部逮捕臺南李水井等人，被捕人士中部分為教員，部分為臺大和師院學生，而從師院畢業的教員有賴裕傳、

吳瑞爐、鄭澤雄、曾文華等。⁷³至於楊廷椅、陳水木原為師院學生，但判決書中記載為無業。因李案被判刑者共有 45 人，師院學生涉案者 9 人，加上師院畢業擔任教員者，至少超過 15 人，約佔涉案人數的三分之一強。顯示四六事件後保安司令部仍嚴密監控師院學生的活動。

據相關人士的訪談，英語系黃正道於民國 39 年 6 月畢業前在宿舍被捕，被判處徒刑 8 年。⁷⁴英語系謝培元在民國 39 年夏天被捕，被判

7 0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30 日，五版。

7 1 《新生報》，民國 38 年 4 月 29 日，三版。

7 2 《臺灣日報》，民國 88 年 1 月 3 日，三版，陳培基是以參加匪偽組織名義被捕，被拘禁 407 天後押解出境。

7 3 師大檔案，教務第 2 卷第 42 號，附件「臺灣省保安司令部判決， 39 安潔字第 2202 號」。判決書指出李水井從民國 36 年加入匪黨組織後，不斷吸收學校教員和在校學生，楊廷椅負責領導省立師範學院和臺大醫、理各學院，從事擴大共匪組織，以達顛覆政府之目的。當時遭判刑的師院學生有謝培元、葉傳樺（博物系一年級）、林榮輝（英語系三年級）、陳金河（教育系三年級）、紀經俊（史地系一年級）、呂錫寬（英語系）、王春長（博物系）、陳毓川（英語系三年級）、黃正道（英語系四年級）等人。

7 4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18)

處徒刑 15 年。⁷⁵至於英語系曾文華於民國 39 年 6 月因陳水木事件被捕，被處徒刑 10 年。⁷⁶由上可知，上述諸人除少數與四六事件有直接關連外，多數為英語系學生，均因同窗關係而受牽連。

就李案判決結果觀之，涉案者 45 人中除一位被判無罪，李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黃師廉、陳金目、賴裕傳、吳瑞爐、王超倫、鄭文峰、葉盛吉、鄭澤雄等 11 人被判處死刑，陳毓川被判處有期徒刑 5 年、褫奪公權 3 年，其餘的至少被判處有期徒刑 8 年、褫奪公權 5 年以上。這樣的判決，相較於四六事件被捕學生的處分，顯然嚴重許多。蓋四六事件被捕學生，經調查有些並未涉及「妨害公共秩序罪」，獲得無罪釋放。其後，陳水木等人被捕時，正值戒嚴時期依軍法審判，其罪刑遂較嚴重。

另在戒嚴時期遭捕的藝術系學生涂炳榔，係因民國 40 年底有位同鄉同學向保安司令部自首並供出一起討論「唯物辯證法」等左傾書籍的同學，涂氏遂於民國 41 年春假被捕，以參加「叛亂之集會」被判處有期徒刑 10 年。

至於教職員部分，涉及匪諜案而遭停職，甚或因此離職的教職員，

有英語系講師凌冰、藝術系講師黃榮燦、理化系助教李錫麟等。凌冰於民國 39 年 12 月間在住所遭治安機關傳訊，⁷⁷此事是否與陳水木等人有關，受限於資料，無法直接印證。不過，民國 39 年底因陳水木一

2000 年），頁 191。黃正道認為四六事件時，因為不在學校並未受到波及。至於被判刑一事，他認為就算參與過學生自治會，自覺應該是組織中「尾巴的尾巴」。

7 5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186-190。謝培元於四六事件時，由於正在松山療養院療養，未受波及。他表示當年被捕偵訊時，只被詢問是否認識陳水木、曾文華等人，他回答都是同班同學當然認識，直到服刑期滿出獄才知道是因參加「叛亂組織」被處徒刑。他認為自己贊同社會主義，但並不認為自己是「共匪」。

7 6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頁 360-364。曾文華於四六事件發生時，被關了三天由學校保釋出來，畢業後到汐止初中實習。他雖讀過社會主義書籍，但他認為與陳水木是同學，並與朱商彝同一寢室，也曾參加過自治會，所以被認定參加「共匪的組織」。

7 7 師大檔案，人事類 25 號，民國 40 年 1 月 24 日；人事類 237 號，民國 40 年 9 月 28 日，臺灣省保安司令部電函師院，准凌冰開釋復職。

(19)

案被捕的師院學生以英語系為多，從時間的巧合及他擔任英語系講師一職，兩者似有關連性。之後，保安司令部電函師院，指出凌冰經拘訊後，因罪證不足准交保開釋，停職期間的薪資應予補足，並恢復原職。⁷⁸然這項遲來的正義，對於凌冰根本於事無補。⁷⁹根據民國 44 年師大教員名錄，⁸⁰英語系教員的確查無凌冰一員。理化系助教李錫麟於民國 40 年 11 月 30 日、藝術系講師黃榮燦於民國 40 年 12 月 9 日分別因案被拘訊，而黃榮燦於民國 41 年被槍決，李錫麟遭拘訊時間超過民國 41 年 7 月的聘期，以致未獲續聘。⁸¹期間，李錫麟岳父也是理化系教授黃開繩上簽呈，力保李氏忠貞愛國。⁸²這樣的關切是否促使保安處加速審訊，無從得知，然李氏確於民國 41 年 12 月 9 日獲准交保釋放。其後，李氏因拘訊錯過續聘期間，學校曾行文教育廳，教育廳回覆學校「自行斟酌」是否續聘。⁸³按臺灣省政府頒「本省教職員因涉嫌匪諜案被捕停職處理辦法」規定，⁸⁴李氏有權要求返校復職。但因學校助教名額已滿，故劉院長以理化系學生增加、實驗種類頻繁頗需人手為由，以「高級教員」名義自民國 41 年 12 月 9 日釋放日起聘任。⁸⁵在那樣的時空環境下，李氏尚能返回學校任職，算是較為幸運

7 8師大檔案，人事類 411 號，民國 40 年 10 月 6 日。

7 9師大檔案，人事類 411 號，民國 40 年 10 月 6 日。蓋據師院回覆：「其（凌冰）遺缺已另聘夏鼐（民國 40 年 2 月任職）副教授繼任，暫無缺額可資續聘。」

8 0 師大檔案，人事類 59 號，民國 44 年 7 月 9 日。由於筆者所查師大教職員資料並非每一年皆有紀錄，故以最接近的年份來分析。

8 1 師大檔案，人事類 65 號，民國 42 年 2 月 5 日。

8 2 師大檔案，人事類 324 號，民國 41 年 9 月 15 日，簽呈附件指出：據黃氏觀察李錫麟確非共匪黨徒，並附上李錫麟響應「十萬青年十萬軍」的從軍證，以證明其乃忠貞愛國的青年，希望保安處能儘速判定。

8 3 師大檔案，人事類 81 號，民國 42 年 3 月 31 日，臺灣省政府教育廳（令）。

8 4 師大檔案，人事類 153 號，民國 42 年 6 月 15 日，臺灣省政府（令）附件。中等以上學校職員「逾期（六個月）尚未獲釋，應即報請免職。報免後經偵訊無罪或僅判處感訓而無褫奪公權之宣告予以開釋者，其停職期間之薪資，得准補發至報免之日止，並予登記，遇缺儘速補用或介紹工作。」

8 5 師大檔案，人事類 197 號，民國 42 年 4 月 9 日。案：臺灣省教育廳制訂關於教員升等辦法第十條：助理分為兩種，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服務於其所習科目之科系者，屬於教員，服務兩年後，可升為助教。

(20)

的一位。

五、積極管理與消極學風

據前述的學生生活，與校友涂炳榔⁸⁶、李淑德⁸⁷回憶，謝東閔院長時，校園生活比較自由，學生勇於表達意見，說話較無禁忌。另據盧兆麟回憶，學校從進門第一棟大樓到第三棟底，走廊的牆壁上常貼滿各系和社團的壁報，討論時局和社會、學校問題，該長廊被稱為「民主走廊」。⁸⁸四六事件之前，學生活動相當熱絡，學生也勇於批評現狀。

但經過學風整頓，劉真奉命接掌院長，加上劉院長的學經歷也使他重視訓育管理，⁸⁹因此規定學生每天早上七點都要參加朝會和升旗；⁹⁰ 教官還會點名，朝會時除了師長訓話外，另要求學生寫讀書報告。據校友洪桂己回憶，當時剛從日本返國的許常安即由他惡補上臺報告法國作家左拉的《酒店》，還受到劉院長的讚許。⁹¹另據校友賈馥茗回憶，

他以《史記．商君列傳》為題做升旗報告，報告結束時，他提到商鞅使用嚴刑峻罰的手段，終至作繭自縛。訓導主任王成椿聽後非常生氣，

8 6吳文星採編，《臺灣省立師範學院「四六事件」》（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2001 年），頁 155。

8 7 同上書，頁 223。

8 8藍博洲，《天未亮：追憶一九四九年四六事件 (師院部分 )》（臺中：晨星出版社， 2000 年），頁 110。

8 9林慧貞，〈劉真研究 — 以辦學與從政為中心〉，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2001 年，頁 17。劉院長於安徽大學畢業後，轉往日本就讀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返國後，一度擔任陳誠的侍從秘書，後在湖北省立教育學院教授教育行政、訓育原理與實施、中等教育和倫理學等科。按：倫理學也是政府訓育教育的一環。

9 0 林慧貞，〈劉真研究 — 以辦學與從政為中心〉，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 2001 年，頁 40。劉真認為師院生的訓練應該不同於其他大學生，必須施以嚴格生活訓練。因此，對於當時有些學生太晚起床，甚至延誤上課時間，以致學習效率低落，他認為該規定住校生每天都要參加升旗，不住校學生也須於每星期一參加升旗典禮。據謝雲飛回憶，在他擔任升旗司儀三年的日子中，劉真院長準時 6 點多到達，從未遲到。

9 1洪桂己，〈為母校之發展而歡呼〉，《師大校友月刊》 31 週年校慶特刊，頁 15，

1977 年 6 月。

一、初期的訓育政策 學 校 訓 育 的 目 標 在 陶 冶 學 生 品 德 與 指 導 學 生 行 為

一、初期的訓育政策學校訓育的目標在陶冶學生品德與指導學生行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