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政治版圖的界定
第一節、政治版圖
『政治版圖』所指的是政治勢力在地理區域的分佈所形成的集合 (洪永泰，1994：99)。政治版圖也是個抽象的集合，所以『政治版圖』
也可以說是政治勢力在平面上的分佈圖。而政治版圖的意義取決於我 們對於『政治勢力』的定義。所以『政治版圖』指的是政治勢力在地 理區域的分佈所形成的集合。
胡佛和朱雲漢就指出，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選舉是一項 極重要的政治機制。經由這一機制，台灣快速工業化所引發的社會結 構變遷乃被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力量，進而削弱了原本基礎穩固的威權 統治。兩位作者從候選人和選民的社會基礎與意識型態的組合，來檢 驗選舉競爭與政治民主化的關聯。他們研究發現政治分歧（民主價值、
國家認同）與社會分歧（省籍、階級）對政黨支持都有顯著的影響，
而階級衝突在台灣，比其他已開發國家較不明顯，因其被其他分歧所 取代。作者從過去幾屆選舉的研究中，發現幾項有利於民主轉型的因 素，包括：選民的政黨認同逐漸增強，以及民進黨的民主改革訴求獲 得民眾支持，將促使民進黨候選人致力於追求政治民主的目標（Hu and Chu, 1992：177-206）。
台灣自一九五○年陸續開辦地方自治，舉辦地方選舉，雖然當時
只限於有限開放的參與，但如果沒有這種地方基層選舉的陸續舉辦，
何來所謂的本土政治菁英和黨外的出現呢？而且選舉的項目和範圍陸 續延伸，最後擴及中央層級。因此，如果我們也接受反對黨或反對勢 力對台灣民主轉型有難以磨滅的貢獻，那麼對於促使反對勢力得以成 長茁壯的地方性基層選舉的貢獻，也不能不予以肯定（吳文程，1995：
162）。由於國民黨在威權領導之下同時也保存了地方自治制度，保存 了部分的「民主」自治運作和社會活力，對於進後來在台灣萌芽的民 主化運動有重要啟發作用。
王振寰認為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八○年代面臨了兩個正當性危機，
而促使其政權開始轉化。一方面是退縮正當性聯盟出現危機，國民黨 政府在一九八○年代的退縮正當化是期望透過與國際和國內資本加強 關係，創造景氣並提升台灣的工業水平，以合理化其對反對運動人士 的鎮壓。但此策略並未奏效，國民黨政府並未受到資本家全然的支持，
投資率逐漸下降，因此面對本地資本的「投資罷工」的危機，國民黨 政府必須予以解決。另一方面則是自一九八三年以後，國民黨政府亦 開始面臨不斷湧現的社會運動與反對運動對其權威的挑戰，於是國民 黨政府被迫吸納反對菁英進入政治體制，使衝突制度化。因此，反對 運動便構成國民黨政府從事政治轉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王振 寰，1989：94-107）。
在政黨政治的形成方面，五十年來，台灣地區能從一黨威權體制 逐漸形成競爭性政黨體系，主要根基於長期舉辦地方選舉的效應，擴 及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和全面改選，以及由選舉所帶動政治反對勢 力的成長和反對黨的組合（張玉法，1999：425-426）。由於反對勢力 和反對黨在歷次選舉中逐漸得勢，且係受到政治文化與社會經濟變遷 的影響所致。在快速都市化、教育普及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下，反 對勢力獲得越來越多選民的支持（胡佛，1998a：47）；而民眾逐漸增 強的民主價值取向，可以透過表現在選舉的政黨支持，進而有助於形 成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灣以往的地方選舉，不僅提供民眾吸收民主 價值的場所，也是反對勢力賴以動員選民而成長的重要基礎。因此，
一九八六年當民進黨驟然宣布組黨而對戒嚴體制構成直接挑戰之際，
國民黨領導菁英所以能容忍而沒有採取嚴厲的壓制，與愈來愈多的選 民大眾具有民主的價值信念，而樂見一個組織化反對黨的出現，無不 具有密切的關係（徐火炎，1993：50-65）。
黃德福研究指出以反對運動觀點，民進黨在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 中扮演了推促的作用，一個長期威權統治的社會，能否順利完成政治 民主化，在於反對黨的健全發展；而民進黨的成立與發展，促進了威 權政體的瓦解。為了順應國際社會整體的民主改革要求，以及來自民 進黨或反對運動的挑戰，國民黨因此更進一步地採行一連串的政治改
革。國民黨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全 面改選，無疑意味著一黨獨大威權統治的結束，也開啟了台灣地區政 治民主化的新時代（黃德福，1992：158-167）。
在一個威權統治的社會裏，反對運動是如何的興起與發展，進而 挑戰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合法性。促成反對運動興起與發展，以及威 權政體轉型的因素，顯然相當地多，其中最關鍵者莫過於選舉競爭（黃 德福，1992：135）。
台灣自一九五○年起實施地方自治，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初期只 限於有限開放的參與，但如果沒有這種循續漸進的地方基層選舉陸續 舉辦，後來逐漸活躍的本土政治菁英和黨外勢力就無法有伸展的舞 台，選舉層次和範圍陸續向上延伸，由地方到中央最後到了總統直選，
因此，如果我們在肯定民進黨或無黨籍勢力對台灣民主轉型有難以磨 滅的貢獻的同時，對於促使反對勢力得以成長茁壯的地方性基層選舉 的貢獻，也不能不予以肯定（吳文程，1995：162）。也正由於國民黨 在地方自治中保存了局部的「民主」運作和社會活力，對促進後來的 民主化程度有重要的作用（徐振國，1991：27）。
基於上述的討論，我們得知，企圖用任何一個理論或單一變項來 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的問題，均有其侷限性。因此本文的重點不在做有 關民主轉型文獻的整合，而嘗試從地方選舉的角度，探討台灣長期舉
辦地方選舉的結果，對民主轉型產生何種影響；然後探討民主轉型的 過程中，對地方政治生態造成何種衝擊；最後則探討地方政治如何重 建與再造，以達到民主鞏固的目標。
劉義周(1986)跟鮑彤(1999)的研究則以候選人為主，探討候選人 選票的集中與分散程度。由於台灣特有的選舉制度，使得候選人傾向 集中選票於特定地理區域，即建立並守住自己的選舉地盤。而候選人 的地盤應該是趨向穩定的，但鮑彤的研究指出地盤基本上是不穩定 的，不論是那個政黨，少數有地緣關係的候選人例外。劉義周也認為 國民黨的責任區是可以將票源在不同候選人之間轉來轉去，且每次選 舉的責任區都不一樣，所以候選人不會有自己的票源。劉義周的研究 發現政治版圖有時是政黨的選票，不一定與候選人有關。
地盤對候選人來說是一種最小成本的投資，因為民意代表得票只 要超過當選門檻即可，不需要拿太多票，所以預期其地盤趨向穩定是 有道理的。不過政黨不一樣，政黨的目標是極大化選票以取得執政權，
或者說是極大化國會席次，但這與極大化選票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政 黨作為選舉的行為者，不會僅穩穩守住原有的選舉地盤，還會不斷的 侵奪其他政黨的地盤，務求消滅對手，壟斷整個選舉市場。
李信達(1999)從區域發展的角度，透過人文區位資料解釋區域內 的政黨競爭。從 1989~1995 三屆立法委員選舉來看，在 359 個鄉鎮市
區中，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政黨競爭程度就高(其他與都市發展程 度相關的變數：如年輕人口比例、決算補助比等亦與政黨競爭程度成 正相關)。同時隨著時間的演進，對政黨競爭程度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當然，這與民進黨得票逐年上升跟國民黨不斷分裂有關。然而，政黨 競爭程度高，代表沒有政黨可以在這個地區擁有壟斷性的選舉地盤，
而也正因為競爭者眾，且實力平均，每次選戰都要歷經一次征戰殺伐，
使得政黨不易在這個地區擁有穩定的選舉地盤。
V. O. Key Jr. 1955 年在 Journal of Politics 的一篇論文中提到，以 1928 年美國選舉為例指出，一次關鍵性的選舉（critical election）啟迪 快速且大規模（sudden and large-scale）的選民由甲政黨轉移至乙政黨。
這樣的過程被與政黨認同的變遷（partisan shifts）和政黨之間的合縱連 橫（coalitionalchange）聯想在一起（Brown 1991）。爾後 Key 於 1959 年的SecularRealignment and the Party System 一文中提出修正，認為政 黨重組的產生，非單一次的關鍵性選舉即可達成，係透過長時間選舉 結果的票源轉移漸漸形成，因此又形塑出「漸進重組」（secular realignment）的概念（Key 1959）。
國內從事選民投票穩定與變遷研究，目前仍是以民調個體資料分 析居多，如胡佛（1998），吳乃德（1992）等；近年來則有越來越多 從事集體資料的研究，例如張益超（1999）研究嘉義市 1993、1997 兩
屆市長選舉的選民投票穩定，徐永明（2000）研究以 1994、1996、1998、
2000 四年選舉資料，探討宋楚瑜的選票基礎及政治支持性質，以及陳 若蘭（2001）研究台北市市長 1994 與 1998 選民投票變遷等。
在台灣獨特的政治生態及政治背景底下，政黨認同的概念在解釋 投票行為上，套用到台灣本土的研究面臨了一些衝擊（張益超 1999），
尤其國內研究選民的政治態度或政治行為的文獻，多以民調資料的分 析為主，然而，選前「未表態」的民眾仍可能高達百分之五十，這麼 高的比例使得選前民調無法給一個有意義的候選人得票數據（洪永泰 1994, 96），因此若能輔以集體選舉數據，應能減小研究的誤差（黃 紀 2001c）。
第二節、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的形成，乃是地方社會既存的群體組織差異性，隨著自 治選舉的競爭，逐漸產生派系抗衡的型態。地方派系可說是傳統社會 的仕紳政治，在傳統社會上來說，地方仕紳對於地方事務有其一定的 影響力，同時也擔任政府與百姓之間溝通橋樑，由於仕紳在知識與財 富上皆具有相當的水平，逐漸聚合而成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在解嚴前可說是國民黨的「一黨威權政體」（ One-Party Authoritarian Regime）（ 陳明通、朱雲漢， 民 81 ： 79； 吳乃德，
民 82） 共生； 國民黨透過體制內恩庇系統（ Patronage System） 的 政治、經濟利益， 交換地方派系的忠誠與支持（ 謝敏捷等， 民 83：
73）， 經由地方選舉與地方自治制度的設計， 建立本土菁英正式分享 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管道，以強化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
（ Legitimacy）（ 黃德福， 民 79： 84；吳乃德， 民 82； 趙永茂，
民 86 ： 239）； 而地方派系也因為取得特殊的地方政、經利益， 而 得以生存、茁壯，並形成台灣幾十年來的地方政治實際上就等同於地 方派系政治的特殊現象（ 謝敏捷等， 民 83： 73）。解嚴前的地方派 系， 其政治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空間， 在威權統治強人所設定的結構 性障礙下， 主要侷限於鄉鎮或縣市區域（ 陳明通， 民 84： 237 ； 王 振寰， 民 85： 138 -140）， 並且在大多數的地區， 都扶植至少兩個 以上的派系存在， 以收權力平衡之效， 使利於黨中央的操控（ 陳明 通， 民 8 7：152-153； 趙永茂， 民 86：243）。
地方派系是以選舉做為首要的活動目標（ 陳明通， 民 84：
20-21）， 但在國會未全面改選前， 地方派系參選的範圍， 主要集中 於地方層次的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會、以及農、漁會總幹事等。其中省議員與縣市長， 由於層級較高，
且能掌握較多的地方政、經利益的分配權， 因此更是地方派系競逐的 首要目標； 能夠當選省議員或縣市長的， 必然都是地方派系中的領
導核心（ 王業立， 民 87： 78）。
郭正亮亦研究指出由於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之初對於政治反對運 動的壓制， 並在土地改革政策之下削弱了地方的資產階級勢力，導致 既有的地方領袖菁英， 疏離了地方政治事務； 加上國民黨政權刻意 的介入操縱地方政局，以及中央集權政治型態， 均促使地方派系的形 成（ 郭正亮， 民 77： 25＆ 51）。
在威權統治時期，由於國民黨刻意壓制任何企圖串連派系的意 圖，以避免全國性派閥威脅到國民黨的權威和整體利益（陳明通
1995）；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地方上扶植兩個以上的派系，目的在於使 其相互牽制，以防止派系的坐大，並在若干佔有優勢的縣市，主導或 配合所謂的「派系輪流執政」形成雙派系主義（王振寰 1996, 239）。 台灣的地方派系為了爭奪政黨提名所引發的權力鬥爭，於是乎成了司 空見慣的政治現象；爾後，由於地方派系越來越有美國早期的政治機 器（political machine）在候選人甄選與選舉動員方面旋乾轉坤的力 量，1988 年國民黨刻意推動黨員初選，隱藏的動機便是要削弱甚至摧 毀派系的勢力，收編其政治資源，擺脫地方派系在提名過程中的掣肘
（吳重禮 1999a, 98）。
美籍學者現在澳洲大學任教的 J.Bruce Jacobs 對台灣的地方派系 政治研究多年， 對於「關係」尤其有透徹的看法和精闢的見解。他認
為「關係」是人與人間因共識或認同得聯繫，「關係」涉及兩造所相同 或感情，如同鄉、同學、同血親、同僚（ 事）、同姓（ 宗）、師生或 結拜兄弟等。家博在觀察台灣地方選舉時發現絕大多數選票的買賣以 及投票， 是要靠「關係」的。而選民會把選票賣給（ 投給） 和他「關 係」最為密切的候選人。（ Jacobs， 1976： 81， 1992： 92）
第三節、「恩庇－ 侍從」理論
人類學者以「patron」及「client」這兩個字來表達相關的一組 概念時， 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在拉丁文中，「patron」的字源「pater」
是父親（ father） 的意思， 引申「bene－ facton」（ 恩庇者） 或
「supporter」（ 支撐者） 之現代意義。而「client 」源自拉丁字
「cliens 」， 是「follower」（ 侍從者） 或「customer」（ 客戶） 之 意。在古羅馬城內設有「護民官」（ patronium）。當平民（ plebs） 或 士兵受到政府或強力人士迫害時， 只要能進「護民官」的宅邸， 即 可免受逮捕。這些受主人「護民官」恩護的人， 就稱作「clientelae」
（ 扈從者、侍從者）， 成為追隨「護民官」的人。這種「恩庇者－ 侍 從者」的歷史典故， 就成為當代學術界界定「patron-client」主從 關係概念的基礎。這種「主從關係」的權力架構被人類學家及政治學 者廣泛地運用在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南歐義大利西西里島及台 灣等地區的政治現象（ 廖忠俊， 民 86：31-32）。
所謂的「侍從主義」， 指的是以「恩庇－ 侍從二元聯盟關係
（ patron－ client dyadic alliance）」來完成對政治社會體系的動 員與控制，派系政治即為其中的具體表現。這種「恩庇－ 侍從」關係 是一種附著於既存政治社會體制中， 不平等權力地位的行動者間的非 正式、特殊互惠關係。它的存在反映出統治菁英或恩庇對體系中非個 人化的權威領導方式極端不信任，必須依賴廣泛而活絡的初級團體關 係， 去完成各種政治、社會、及經濟目標。侍從主義通常存在於不對 等的權力與地位的行動者間， 其中「恩庇者（ patrons ）」具有較高 的權力地位，「侍從者（ clients）」透過對恩庇者的效忠與服從來換 取生活所需的資源。但侍從者通常亦擁有恩庇者所缺乏或極需的資源，
如此二者間的交換關係才有可能建立， 亦即雙方各皆持有對方所需，
而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中相互依存，雖然侍從者通常都是較弱勢的一 方（ Kaufman， 1977： 113）。
吳乃德在研究台灣威權政體的維持認為， 由於中央統治階層與地 方菁英的缺少流動與極化現象，造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選舉恩 護關係的建立， 而成為政權動員選民， 並獲取人民支持強化其統治 合法性的基礎。他同時也指出， 國民黨政權運用所謂「分而治之」
（ divide -and-rule）、「空降部隊」（ parachute）、以及「提名參選 的高異動率」等策略， 企圖避免地方上任一派系的坐大， 且不致於
因派系長期執政， 形成地方分割化的局面， 以利其持續而有效地控 制地方派系， 並維持其威權體制的運作（ 吳乃德， 民 76： 301-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