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二二八和平公園空間形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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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二二八和平公園空間形塑分析

「空間形式的轉變在歷史過程中發生，空間意義的轉變是權力的爭奪和詮釋。… …。在這段新公園滄桑史中，國家和政治是決定新公園空間形式和使用的主要力量。」

（蘇西廷， 1996）

二二八和平公園落成於 1908 年，歷經本研究所界定的 1895∼ 1945 年：日本殖民時期、 1945∼ 1987 年：國民政府接收政權至解嚴前、 1 9 8 7 ∼ 2 0 0 2 ：解嚴後的民主時期三個時期。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公園的空間形塑及空間形式均有所不同。由於其發展歷程，牽涉到許多政治、社會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分析社會的變遷、意識型態、權力對都市公園出現、消失、持續、或轉化的影響。

第一節日本殖民時期之空間形塑

在論述日本殖民時期新公園空間形塑之前，首先來了解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以進而剖析在此背景下，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及為何藉由空間來正當化其統治的基礎。

分析日據時代的治台政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1895 ∼ 1918，前期武官總督時代），對台的統治一切以奠基為主，即以「綏撫」為主；第二階段（ 1919∼ 1936，文官總督時代），由於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瀰漫著民族自決的風潮，日本因而採取同化政策及內地延長主義；第三階段（ 1937∼ 1945，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由於日本對華發動全面戰爭，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為求穩定殖民地秩序，並驅使殖民地人民「義勇奉公」效忠天皇，於是展開激烈的同化政策，就是「皇民化運動」（施淑宜編， 1996 ）。這種治台政策在空間上的體現，是以日本殖民母國的利益為前提，其特徵諸如：和大陸的隔離政策、賦予台灣總督絕對的權力、科學主義的實用政策¹及

1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西方的現代文明是它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對於經營台灣，也是採取科學主義的實用政策取向。科學主義的內涵有二：一是科學本身的研究，二是以科學方法和態度所做的政策決定，例如第四任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生物政治學」即在強調，任何殖民行政制度都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在國際社會中，以「適者生存」的條件贏得勝利（黃世孟， 1 9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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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²等；其基礎工程主要為都市計畫的擬定與建設、經濟資源的開發、社會秩序的控制及意識型態等，這些基礎工程間彼此環環相扣（參考圖 4-1）（黃世孟， 1987）。而意識型態的改造雖看似無形，卻透過許多方式來實踐其物質性，例如透過都市計畫的擬定與建設，來賦予城市新的意義。

圖 4-1 日本殖民統治體系與都市計畫關係（黃世孟， 1987）

2 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反映於政策措施上就是「雙軌系統」，如教育分成日人與台人系統；保甲制對台人使用，不對日人使用；同樣的職業日人和台人有不同的給付方式；甚至台北的都市發展，也成了雙元式的殖民都市，日人和台人區明顯分開等（黃世孟， 1 9 8 7 ）。

目的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

台灣總督的絕對權力

科學主義的實用政策取向

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

手段（治台特徵）

基礎工程（施政措施）

都市計畫的擬定與建設

經濟資源的開發

社會秩序的控制

意識型態的改造以日本殖民母國

的利益為前提

以台灣的經濟榨取和南進基地為基本國策

都市經濟

居住環境

分區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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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可知同化政策是日本治台的重要方針，而空間形式的改變是其物質性實踐的結果。因而隨著主權的遞移，在清末，和艋舺、大稻埕共同組構成相對應空間關係的台北城，在隨著 1895 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便拆除當時的城垣，使台北府城、艋舺、大稻埕快速發展成一體，並以城內為統治核心區，利用清朝遺留之官署設施及城內餘留之可利用空地，做為先期設施之應急計畫。當時官署預定地有「總督府敷地」、「總督官邸」及「民政長官官邸」用地，並刻意安排城內之公園計畫（新公園），位於總督府預定地之前方，居城內地區之中心位置。欲將城內發展為殖民統治之中樞地區之政治意義甚為明顯（黃武達，1996）。

由於殖民地的空間開發模式強調全面及深入，因此日本開始透過「城市文明」對被統治者進行教化。日據初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深諳於此，他曾表示：

「台灣人屬於物質的人種，黃金與禮儀，華廈與宏園是他們所尊崇的對象。唐代的詩歌亦云「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要統治此種人類，宏偉的官衙有收服民心之便³。」

城市中公共建築的興建就是殖民政策的一部份，其中又以意識型態改造的機構為優先，廢除前清時代的公共建築，而在同地改建同類建築，如拆文武廟改建日本國語學校，將天后宮拆除改建新公園，藉此減低民族意識而進行文化及意識型態上的改造（吳金鏞， 1994）。

新公園的興建，可追溯至 1899 年與 1900 年公告實施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市區改正計劃，這個計劃主要是應急的環境衛生改善工程，但基於官廳建築，街路的整體空間配置和提供官舍眷屬休閒遊樂的場地，亦於市區改正之同時決定興闢「台北公園」⁴。

1906 年，殖民者拆除前清時期遺留下來的信仰中心天后宮⁵，改

3 塚本一郎等著， p 6 1；美援運用委員會， 1 9 6 2，〈各國都市計畫法令概要〉，美援運用委員會法律修編籌劃組編譯叢書之五， 1 - 2 ：張景森， 1 9 9 1 ， p 4 3 。

4 圓山公園是台北市第一座公園，新公園是台北市第二座都市公園，相對於圓山公園，所以俗稱「新公園」。

5 劉銘傳任台灣省巡撫時，當時城內人口不多，為吸引更多的人民到城內居住及做生意，以便加速城內繁榮，在 1 8 8 8 年（光緒十四年）興建民間所奉祀媽祖的天后宮，做為人民信仰的中心，天后宮成為地方官紳名流的聚會場所，蔚為一時。但西元 1 8 9 5 年（光緒二十一年）日本佔據台灣後，先將天后宮充做兵營，後改為台北辦務署辦公的地方，於總督府醫學校成立後，再改做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宿舍。後來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將天后宮拆掉改建紀念館。佐久間左馬太認為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治理下，已奠定台灣殖民統治的基礎，因此欲興建一座紀念館來宣揚他們二人治理台灣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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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為新公園，用地六萬六千平方公尺，連結台北車站和總督府⁶，成為新的都市節點。 1913 年，殖民者在公園內興建了一座雄偉的總督府博物館⁷，再加上新公園周圍的空間特色－ 1899 年建成的台灣銀行總行； 1901 年興建， 1912 年重建的總督府官邸； 1919 年完成的總督府； 1929 年建築的法院－和新公園共同構成了威權的統治中心，直接對殖民地進行政治、經濟、身體、意識型態等不同層面的統治（陳志梧， 1992）。

新公園內的設施，除了為紀念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的博物館，還有大運動場、戶外音樂台、噴泉、放送電台、和式池塘和小拱橋 … 等。戶外音樂台、噴泉、運動場是模仿歐洲公園的設計，是日本當時追求歐美休閒生活風尚的表徵。運動場除了作為休閒空間的角色外，也是日本政府用來展示和舉行各項體育競技的場所，在 1923 年圓山運動場建成之前，台北市各學校的聯合運動會大多在這裡舉行。當時日本的規劃大師黑谷了太郎也指出：公園作為一個都市的「社會機構」，有它在勞動力再造（ recreation）上的作用，並且可以培養「共同精神、相互扶持的思想、或軍隊的紀律」；反過來，若缺乏公園而使城市居民元氣衰頹，則將「無益於日本向全世界發展，也無益於日本工商業向海外發展的企圖」（陳志梧， 1992 ）。除此之外， 1931 年正式廣播的台北放送局，是日本殖民地最主要的教化機構。由於當時收音機並不普及，人們無法在家中收聽廣播，因此，民眾聚集在新公園收聽廣播，當時廣播是以日語為主，用以執行日本皇民化工作。在戰時更是不斷播放軍歌，以鼓動人民上戰場。然而，1945 年日本政府投降，天皇親自宣布投降消息的「玉音放送」，也是從這座放送亭播放出來的。

因此，日據時期，在公共空間上除了強調衛生、交通、市容外，尚含統治權威意味，藉由改建前清之意識型態的教化場所，如官署、寺廟、學堂、社會機構，代之以國家機構、派出所、日本國語學校、神社、公會堂、公園等以進行文化改造（夏鑄九等著， 1987）。台灣的第一座公園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

6 日據時代的總督府於西元 1 9 0 6 年興建，西元 1 9 1 9 年完成，象徵著最高軍事統治權力。

7 總督府博物館用來收藏、展示本島和南洋地區的「人類學」和「博物學」研究的結果。當時日本為了進行所謂「生物政治學」統治，對台灣進行為期甚久「舊慣調查」，也對各原住民族進行了各種人類學的研究，後來甚至為了南進南洋，而以此為基地進行了各種民族學和自然資源調查（陳志梧， 1 9 9 2 ）。

這種殖民時代大量出現的博物館，暗示了政治繼承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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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b e r t B o c o c k 表示：「文化霸權的領導包含發展全國所有各主要團體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同意，它包含一種情感的面向；在那裡面，想取得文化霸權領導，一定要說動民族 — 人民的情感，不能看起來像是脫離群眾的陌生人或是外人。」這從日本政府於 1897 年 8 月 2 日頒予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的律令得見一斑：

「日本最終是要併吞台灣入日本版圖而不是使它成為日本的外在依附（殖民地）的。 … … 。然而，首先因為台灣位居遠處；其二，它乃屬清廷之邊疆省份；其三，台灣各類居民與日本人大不相同，吾人有必要在快速同化與逐漸同化之間加以抉擇。」（陳清池， 1994；丘廷亮， 1997）

後藤新平則對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表示：「你們如果要求與已經三千年來對皇國盡其忠義的日本人同等待遇，則今後以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為日人，在此之前，縱有差別，亦無可奈何；不作不平之鳴，以為全島示範。」（蔡培火， 1974 ；矢內原忠雄， 2002 ）。

又其為民政長官的訓示謂：「所謂同化、所謂壓抑，畢竟祇是著書的人任意所加的名稱，須知其內容具有複雜的關係；無論如何期待懷柔或同化，我想壓抑主義有時亦為實際所需要。」（持地六三郎， 1 9 9 8 ；矢內原忠雄， 2 0 0 2 ）。

另外，首任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曾表示：「除以武力征服其外形外，還必須征服其精神，裨去除其懷念故國之思，發揮新國民之精神。」而明石總督在其施政方針（ 1918 年 7 月）中也表示：「本來，集日本人與台灣古來的民族而統轄之，實為困難之事 … … 然困難固屬困難，帶至新領土之精神，其目的不外乎使此領土無異於日本。」（矢內原忠雄， 2002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先是鎮定土匪，次則全力於經濟的發展與財政的獨立，同時進行所謂同化政策，以穩固其統治之權力基礎。因此，日本據台不久，便以台北城為中心，進行拆遷、改建、新建工程，透過空間的改造以去除懷念故國之思，發揮新國民之精神。

這種融合帝國教化工程的政策，目的在於使台灣人成為皇民。看似一種比之武力而較不殘忍的方式，即葛蘭西所說的，統治階級透過自己的道德、政治及文化的價值觀，來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由此可知，文化霸權顯然也在政治社會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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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之空間形塑新公園到了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殖民政府政權後，其空間形式便產生了一些變遷和轉化，這些變遷和轉化也緊扣著歷史結構中之政治權力，也因此，首先論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政權後的一些歷史背景。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後，台灣民眾普遍有以下的心理：「第一是單純的喜悅 — 不論是勝是敗，總之戰爭已經結束。第二層的喜悅是五十年來的統治者被打倒，隸屬關係宣告解除。第三層的喜悅是中國打敗日本把自己解放出來。第四層的喜悅是今後大概能在中國的政治圈子內行使平等的政治權利⁸」，然而「新長官（指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掌握比日據時代的武官總督大很多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和兵權。）率領傲慢的隨員抵達台灣。隨員們以巧妙的手段不斷向台灣剝削。加之，以前就住在島上的人，相繼被排除於社會上重要地位之外，令人覺得征服者的統治再度開始。 … … 陳儀和他的隨員們冷酷、腐敗、貪婪，無所不用其極，在善良溫順的居民頭上，濫用他們的統治權。軍隊採取的行動有如征服者。秘密警察公然進行威脅，使中央政府的官吏更容易剝削⁹。」因而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上，一支公賣局緝私人員對民眾開槍射擊事件，引起台北市民於 2 月 28 日組成示威遊行隊伍，蜂湧至公賣局，並佔領台北廣播電台，透過廣播報導台北市所發生的事件，乃為二二八事件的開端（王育德， 1993）。

1949 年國民政府內戰失敗，撤退至台灣。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二二八事件的效應，使得他們必須面對「具有敵意」的台灣社會，如果沒有美國在軍事、經濟與國際地位上的強烈支持，國民政府很難順利統治台灣（王振寰， 1993）。因為韓戰所帶來的國際支持是台灣國民政府持續政權的主要力量¹⁰。然而， 1970 年前後，美國開始接受中共政權，自 1971 年國民政府被排出聯合國開始，連續幾年間，原與國民政府有邦交的國家，亦一一斷交，國民政府自稱代表全中國的說法面臨挑戰，也使對內統治正當性出現問題。為了化解這個危機，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採取了「台灣化」、「本土化」策略，積極拉

8 王育德， 1 9 6 2 ，〈某個台灣獨立者的主張〉《世界》。

9 朝日新聞社譯刊， 1 9 4 9 ，〈中國白皮書〉。

10 1 9 5 0 年 6 月，韓戰爆發，開啟了東西冷戰的時代，也使得台灣被編組為美國全球反共戰略體系中的一環。美國為了支持台灣，除了軍事的援助之外，每年支付高達一億美元的美援，長達 1 5 年，抵銷了 1 9 5 0 年代初期的政府預算赤字與惡性通貨膨脹，是台灣政權存活及經濟安定的重要支持（劉進慶，1 9 9 2：

3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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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台灣社會菁英及新興資產階級，經濟發展本身已逐漸成為國民黨政權藉以合理化其統治台灣社會正當性的現象。

戰後的台灣成為國民政府的反共基地，台北市成為「戰時首都」，形成以軍事反攻為主的意識型態，軍事威權意志支配著國家政策，此時台北新公園的地景也因著政治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新公園中的總督府博物館於 1945 年改名為「台灣省博物館」，於 1949 年更名為「台灣省立博物館」；新公園附近的總督府變成了省政府，並且在 1950 年代末，原本具地方風格的各城門被改建成中國北方官式風格，重新建立另一種都市意象，以強化當時抹除本土認同的統治威權。另外，大運動場被悄悄改建成有五座北方官式亭閣的水池樓閣，分別為紀念孫文的「翠亨亭」、紀念鄭成功（字大木）的「大木亭」、

紀念邱逢甲的「大潛亭」、紀念連橫的「劍華亭」，以實現凝聚民族國家的想像（陳志梧， 1992）。

新公園的空間意義隨著不同的政權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公園內的紀念物是依附在一種宰制性的價值體系中所產生的，成為國家歷史建構中的元素，是一種比之武力較不殘忍且昂貴的社會控制手段。建築物名稱的更替及紀念物的安排與設計，其實是在建構一個唯一的歷史，也塑造出統治階級看似「自然地」傳承歷史的說服過程（麥肯 • 威爾斯著、簡逸珊譯， 2000）。葛蘭西稱這種過程為一種

「霸權」（ hegemony），黎奈特 • 荷璐布（ Renate Holub）為之下了一個簡潔的定義：

「從一方面來看，霸權是一種概念，有助於解釋國家機器或政治性社會 — 支持某一特定經濟團體且被其所支持 — 如何藉由法律、政治、軍隊和監獄等制度，威迫原來形色多樣的社會階層不得不應允被收編到現況之中。」

（ Holub,1992）

荷璐布說明透過霸權的運作有助於國家將不同的社會階層，收編於現況之中，來認同既有的權力。對國民政府而言，從接收日本在台政權，到從大陸撤退來台，它需要有別於日本的統治，強調中華文化的特色，來取得人民的認同，以遂其「反共復國」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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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解嚴後民主時期之空間形塑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使得民間社會反宰制的力量不斷升溫，二二八歷史事件的平反也於此際逐日擴展。 1994 年底，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主張「快樂」、「希望」的市民主義，並進行「博愛特區」的解嚴工作。 1996 年 2 月 28 日，台北新公園更名為

「二二八和平公園」，並於 1997 年成立「二二八紀念館」。根據台北市議會公報的記載，「二二八和平公園」的設計理念在於突顯歷史事件之深層意義，達到族群融合、共存共榮的目標，依照公園內現有之樹木景觀及水池利用，營造寧靜深遠氣氛，使入園後能感受到反省的力量（台北市議會公報第五十二卷第十一期）。以下以「二二八紀念碑建碑過程」、「二二八紀念館之空間形塑」、「解嚴後新公園的新空間意涵」為方向來分析解嚴後，新公園空間之轉化。

一、二二八紀念碑建碑過程

1989 年建碑的行動開始在台灣各地透過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展開，並且省議會也於 1991 年通過訂二二八為紀念日；1992 年組成「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員會」，和台北市政府研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碑的建碑地點。在這建碑地點選擇過程中，台北市政府一直堅持新生公園為最好的建碑地點，原因是「面積寬廣、交通方便同時又可立即動工興建」（馮金桁， 1992 ）。但事實上，市府的考量乃新公園位於博愛特區，是政治敏感區，因此想以新生公園來取代；而家屬們以新生公園位於松山機場飛機航道下，噪音太大無法安魂為由，拒絕設立在新生公園。於是由二二八受難家屬團體所推動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以建碑委員林宗義拒絕出席會議做為抗爭的籌碼，給予國民黨政府及「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員會」¹¹極大的壓力，因為必須得到家屬的認同，國府的建碑行動才有正當性（吳金鏞， 1994），因此最後才決定以新公園為建碑地點。建碑地點選擇在新公園之所以有諸多爭議，乃因新公園的地點處於台北市的政經中心，過去舊有的政權在這裡賦予空間許多的意義，但隨著政權的轉變，所具有的象徵

11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在 1 9 9 2 年 1 月 3 日決議成立「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員會」，由當時的總統府資政邱創煥擔任召集人，其他委員為台視董事長陳重光、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葉明勳、受難家屬代表林宗義、台北市長黃大洲、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漢寶德、內政部長吳伯雄、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執行秘書陳豫。會議中的委員大部分為國府及黨政的重要人物，所有的機構與會議也是在行政院的架構下進行，經費的預算也希望由民間籌得，但實際上卻沒有太多的「民間人士」參與。可說是由官方主導成立的委員會，卻再三強調其具有民間代表性（ 1 9 9 4 ，吳金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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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跟著改變，而二二八紀念碑設立於新公園也象徵著舊有威權的解體及新民族國家的重構。

除了設碑地點引起爭議外，紀念碑碑文的內容也一波多折。撰寫碑文內容的人選是由各界提名，再由基金會董事會投票決定，明訂官員不得參加，最後選出台大教授鄭欽仁、張忠棟等六位學者，組成清一色全為教授的撰文小組，而且邀民進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派代表列席。碑文內容前後歷經近三十次會議字字斟酌，連標點符號都詳加討論，約在 1996 年 10 月大致底定，隨後幾次會議修改都相當有限。但 1997 年 1 月將初稿送行政院備查時，本來一直未介入的行政院認為「太兇」了，並提出兩大建議：一、不點名；二、對可能引起情緒對立和省籍情結的辭句儘量淡化（中國時報， 1997.2.27）。

值此同時，基金會約定好定稿前不對外宣布的初稿突然外流，此一情形被解讀為是要反制行政院可能刪除初稿中「蔣介石未及細查，即派兵來台鎮壓」字眼，造成朝野關係緊繃，一直到碑文內容最後定案開會前，行政部門還在追查初稿為何外流？而代表受難家屬的基金會董事林宗義等人，也對行政院可能強力刪除「掃蕩」、「鎮壓」等字眼怒氣沖沖。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行政院代表率先表態支持初稿中所有當事人，包括蔣中正的姓名都應保留，以示對歷史負責；代表受難者家屬的董事也善意回應，同意刪除「掃蕩」、「鎮壓」等可能刺激情緒的字眼。於是延宕兩年的碑文，終於在 1997 年 1 月 27 日二二八基金會董監事會上，於刪除初稿可能刺激情緒的「由北而南，肆行掃射」、和蔣中正聞報「未及細查」，即派兵來台「鎮壓」等少數字眼後，終告定案（中國時報， 1997.2.27）。然而，對於定案的碑文內容，仍有民眾表示不滿，遂由台北縣市、基隆市、台中縣市、嘉義、宜蘭、南投、台南、屏東縣等十一個關懷協會會長及幹部，共約二、三十人以舉白布條、退席等方式抗議（中國時報， 1997.2.28）。

從二二八紀念碑內容底定的過程看來，顯然國民黨和民進黨有非常不同的立場和角色。當時中央行政首長是國民黨的連戰，而市政府首長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民進黨於 1997 年 2 月 26 日通過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宣言，強調在和平來臨之前，歷史須先被反省，正義須先被實踐，冤情須先被平反，而事件主謀、事後共謀必須先被揭示。這些工作，將用最嚴肅、最誠懇的心情來承擔。在和平的基礎上，共創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民互信互愛的台灣。這篇宣言是由林義雄撰稿，名稱是「讓 — 愛、公義、和平永遠顯現於台灣」（中國時報， 1997.2.27）。當時市政府新聞處長羅文嘉表示：國民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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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二二八事件，都只強調寬容，卻完全沒有反省，甚至道歉，二二八的史料也未曾透過官方公佈在國人面前；未來在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館，將忠實的展示所有二二八的忠實史料，以記取歷史教訓，用更宏觀、前瞻的作法弭平歷史及族群間的傷痕，促進族群大和解，讓後代子孫不再重蹈歷史覆轍（中國時報， 1996.2.27）。一直以來，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較為保守，強調的是寬容和和解，這從碑文內容底定過程中，行政院對碑文內容的抵制便可瞭解。

二、二二八紀念館之空間形塑

二二八紀念館是由主張以文化教育推動台灣獨立與建構文明國家的「四七社¹²」所提出。後來，陳水扁於競選市長時，採納了「四七社」的主張，提出成立二二八紀念館的政見。接著，陳水扁當選市長，就由副市長陳師孟為專案召集人，進行籌備二二八紀念館的工作。在市府、籌備委員和民眾的推動下，於 1995 年年底選定地點，召開公聽會徵求各界意見，並於 1996 年 3 月徵圖、 5 月確定設計人選。經過多次籌備會議、座談會後，於 7 月底通過議會審查預算、 10 月完成工程圖說及預算審核，並委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進行主題展示內容之規劃及文物徵集作業。最後於 1997 年 2 月 27 日，由台北市民政局長陳哲男與台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葉博文簽訂「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委託經營契約書」，載明委託期間「自 1997 年 2 月 27 日至 2000 年 2 月 28 日止」。並於翌日， 1997 年 2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時，正式開館。

1998 年 12 月 25 日，馬英九上任台北市長後，則為紀念館的命運寫下了另一篇章。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表示，馬英九在上任前一天來參觀二二八紀念館時，在媒體面前詢問：「館長，經費夠嗎？」。然而，沒想到，馬英九上任後一年，市府內進行預算編列，二二八紀念館預算就被刪除，當時所裁示的預算，水電等事務費用不變，但涉及活動、主題展覽等業務項目大幅度刪減。對馬英九市府來說，不同於一般博物館的二二八紀念館，其所有文物特展，都在挑戰當權者的一種政治禁忌。以預算手段來控制二二八紀念館的活動，就像是要讓二二八紀念館變成半身不遂狀態一樣（葉博文， 2001）。

本來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的主管機關是民政局，但隨著文化局

12 1 9 9 0 年，李敏勇和張炎憲等人發起「四七社」。其成員均是二二八事件那年出生的；鄭南榕也是 1 9 4 7 年出生，也是四月初七自焚；此外， 1 9 4 7 年戰後德國成立的文學團體「 F O RT Y — S E V E N T Y G RO U P 」也稱為「四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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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便由民政局移撥至文化局。 2000 年 1 月初，台灣和平基金會接獲文化局寄發委託經營績效審查會開會通知單、議程與兩份評分表，兩份評分表分別是經營績效狀況與財務狀況，只要評分分數達到六十分就符合續約條件，審查委員包括戴國煇、廖桂英、張玉山、黃富三、張譽騰五位學者教授。其中，廖桂英、黃富三、張譽騰等均對台灣和平基金會過去的經營表示肯定，唯戴國煇教授表示：「我不願只憑經營企劃書就來為續約背書，何況市長換人了，台灣和平基金會為何還在經營二二八紀念館？」（葉博文， 2001 ）。然而，戴國煇的說法，實不合理，因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是「公辦民營¹³」的模式，由台灣和平基金會負責館務經營，指派葉博文為館長，既不是事務官也不是政務官，需依契約到期而解約。也因此，在 1998 年馬英九當選市長時，曾被笑稱為「藍天之下唯一的綠地」。

在績效審查會後隔幾天，葉博文以台灣和平基金會名義發函給文化局，請文化局告知 1 月 7 日審查會的結果。於是， 1 月 18 日龍應台和葉博文在文化局會面，希望以展延十個月經營期限來處理，十個月後再公開辦理招標。對此，葉博文認為：「展延十個月的處理方式，不但否定了台灣和平基金會有優先續約經營的權利，也否定了依照政府採購法，台灣和平基金會可以在二月公開招標時，競標紀念館經營權三年的途徑。 … … 。展延十個月連完整地籌辦展覽活動都來不及， … … 。」於是 2000 年 1 月 20 日，台灣和平基金會召開第一次臨時董事會，一致做成決議，撤回續約申請。其在聲明中寫者：「 … … 。公辦民營的本意，受託者有優先續約權與採購法的適用性 … 等，解釋權盡在行政單位。 … … 。公辦民營的雙方，委託者與受委託者若不能立基於平等的地位，袒誠相對，共同合作努力，那麼本基金會在尊重台灣人民主體性的前題下，只好選擇退出，以維持基本的尊嚴。 … … 。」（葉博文， 2001）。

關於二二八紀念館的續約及暫託管理風波，原因可歸結為，台灣和平基金會準備了續約企劃案，並經由文化局通知而參與續約經營評分，然而，事後文化局才表示依法而言¹⁴台灣和平基金會沒有優

13 由公機關政府部門提供場地、設備、甚至經費編列的資源，委託民間組織以有效率及彈性的做法，來經營營造物或公共事務的模式（葉博文， 2 0 0 1 ）。

14 依原先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甄選須知規定，「契約期滿前，受託者如有意續約，得於契約期滿前三個月檢附評估報告、績效說明等提出申請，經複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受託者有優先續約權利。」但依據後來陸續通過的中央法律，如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通過的「政府採購法」的十九條、八十八年二月三日通過的「行政程序法」的一百三十八條，都規定了所謂的「公開招標原則」。甚至台北市政府於八十七年九月十日發布的「台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管理規則」的第十條中亦有公開招標的規定。因此，不僅原先「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甄選須知」應屬無效，及之前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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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續約權，而此事引起葉博文不滿，認為文化局沒有事先告知，還舉行了續約經營評分會，另外，既然依法沒有優先續約權，舉行公開招標亦可，台灣和平基金會也有把握。但龍應台卻以展延經營期十個月的方式來處理，讓台灣和平基金會無所適從。

2000 年 1 月 27 日，台灣和平基金會依照文化局的公文召開第二次臨時董事會議，再次聲明確認原決議，以及只願接受委託經營三個月的但書。另外，台灣和平基金會也按照原董事會決議，於 2 月 15 日召開遴選董事會議。因此， 2 月 2 日葉博文在打電話經過廖德政¹⁵先生同意下，傳發 2 月 15 日遴選董事開會議開會通知，並於翌日將開會通知單送至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2 月 15 日當天，台灣和平基金會的十二位董事，除了廖德政未出席、駱錦明出國外，其餘董事均出席，在徵詢過林峰正律師，確定會議合法性後，選出了新任董事長李敏勇，並由葉博文續任執行長與館長（葉博文， 2001）。

但此次改選，台北市教育局卻聲稱「違反章程，無效」，指出改選董事會開會通知以執行長葉博文名義發出，不符「董事長對外代表本會」規定，所以會議決議之名單無效。對此，葉博文也指出：「三年來，所有基金會對外行文都是以執行長葉博文名義為之，過去教育局與文化局從未以此為法律上的『瑕疵』。 … … 。這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在教育局聲稱董事改選「違反章程，無效」後，文化局於 3 月 3 日發文通知台灣和平基金會「暫緩撥款」。理由是廖德政發函給文化局，表示市府撥款給二二八紀念館的經費，今後僅能由董事長廖德政親自領取。後來，廖德政於 3 月 8 日召開改選董事會，除教育局派代表出席外，文化局也派了代表出席，然而，除了廖德政之外，卻沒有任何一位董事出席，因此董事會改為記者會。最後，基金會董事會改選合法性問題，走入法律途徑來解決。到了 3 月 30 日，文化局將二二八紀念館經營權上網公開招標，對於媒體詢問台灣和平基金會是否可以招標，文化局官員直接回答：「他們資格不符。」因為教育局不承認台灣和平基金會改選後的第二屆董事會，基金會最後連參加招標資格都闕如（葉博文， 2001）。

對於龍應台處理二二八紀念館的方式，民眾在報章上也紛紛提出一些批評。諸如：

灣和平基金會間的行政契約中有關續約規定部分，亦因法律變更而無效。台北市政府原即應依上述法令通知台灣和平基金會，可是台北市政府先是未盡事先告知義務，以讓基金會有所準備，隨後又即於一月七日依已歸無效之原契約委託經營績效審查會進行審查，已是二度違背法令之規定（林雍昇， 2 0 0 0 ）。

15 廖德政先生當時為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且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在龍應台至廖德政家親自拜會後，其兒子廖繼斌以強烈的態度要求葉博文「要按照文化局的意思做」（葉博文，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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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二八紀念館續約發生的種種問題，可以看出：文化局不但沒有評鑑制度、打分方法及取捨標準，而且採用「黑箱作業」的方法，刁難成績優良的台灣和平基金會。文化局辦理「公辦民營」的這種行徑，嚴重地違反了「政府採購法」的精神和原則（陳文隆， 2000）。

不知道在龍局長的「文化思維」裡面，二二八紀念館由文化局來成為主管機關，是有什麼高深的文化意涵。甚至從去年開始，就在要不要給原有的經營單位優先繼續經營等等問題上，更和二二八和平基金會¹⁶鬧得不可開交。龍局長可以為了堅持文化和政治劃清界限，因此不准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辦慶祝總統就職國宴。也為了這個堅持，和北美館的林館長在議會開戰。但是卻又為了堅持管理一個政治意義極大的紀念館，和原經營者鬧得滿城風雨。看來龍局長對於文化與政治必須劃清界限的堅持，似乎也有她自成一格的標準（心文¹⁷， 2000）。

三年來替台灣人民療傷止痛，成果非凡，現在竟然要去向龍應台局長大人報告，接受以「採購法」這種荒謬理由的「績效審查」，馬市府團隊打壓本土文化，毫無突破法令的積極心態，隨便框上一個採購法（文化用採購？）就想來替自己大中國主義，替壓迫台灣文化掩飾，在此顯露無遺，自己提不出評鑑結果，竟以展延十個月敷衍，對和平基金會這些董事可說是極盡侮辱之能事（余見微， 2000）。

二二八紀念館面臨「公有民營」如何走下去的困境，隨著紀念日將屆，經營二二八紀念館的台灣和平基金會改選風波，文化局表示不介入，教育局立即反映董事會改選不合法，我們看不見市政府的立場，看不見市政府相關局處對紀念日有任何積極的紀念活動準備，令人不得不質疑市政府對二二八紀念館後續經營政策的態度和作法（曹欽榮， 2000）。

將二二八紀念館交還給台北市政府，雖然不捨，但終究得離開，基金會一再聲明：「經營紀念館是責任，不是權利的分配」。我們承認二二八紀念館是政治意涵非常濃厚且敏感的紀念館，但就是因為她的政治意涵敏感，更應該成為人道、公義、和平的紀念館（葉博文， 2000）。

針對二二八紀念館續約爭議，龍應台表示肯定台灣和平基金會

16 應為台灣和平基金會。

17 心文為其筆名，作者為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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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貢獻，但也同時強調，二二八事件不是某個團體的歷史，而是台灣共同的歷史，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仍是開放的，必須透過評鑑產生（台灣日報， 2000.1.27）。

此後，台灣和平基金會特別於 5 月 6 日舉辦了「公絆民贏？」畢業展，透過圖像、文字的呈現回顧三年多來的點點滴滴。葉博文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風波表示：「就像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其實是一件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二二八紀念館的風暴，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其實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葉博文， 2001）。

二二八紀念館在建館過程中，雖有經費上的困難，但由於主政者和執行者有共同的意識型態，因此， 1997 年 2 月 28 日，二二八紀念館被催生了。然而，在國民黨馬英九主政後，二二八紀念館卻經歷了續約招標的一連串風波，實難將政治因素排除於外。為對二二八紀念館的空間意涵及政治因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本研究訪談了二二八紀念館召集人、籌備委員李敏勇先生，相關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問：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紀念碑在建碑過程中一波二折；二二八紀念館在建館過程中，是否也有一些政治阻礙？

答：二二八牽涉到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包袱。他們不願真正去面對，後來被迫要去面對時是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化。國民黨內部有矛盾，有一種意思是想去面對這個問題，能夠讓黨在台灣的統治克服專制的批評，但這只是一部分的力量，另外一部份是蔣體制的力量。那時因為國民黨面對台灣選舉，多少都要去面對這個議題。抗拒和面對過程裡面，不做不行，但也不輕易去做。有些考量是政治因素，有些選擇是文化因素。二二八紀念館是陳水扁當選市長後，是市政府層級，但那時市議會也是國民黨比較多，民進黨較少；國民黨不能夠正面反對，心理上是抵制的。但那時二二八和平議題，包括國民黨來說，面對選舉，他們只能阻撓，不能真正阻礙。只能消極抵制，挑剔、冷眼旁觀，不會公開反對，但會在經費的預算上給予抵制。紀念館開始，政治上的態度，國民黨怕陳水扁市長透過這個得到政治的能量；而民進黨將其當作政治承諾，一種台灣意識的場域。

政治阻礙，當時我接受阿扁政府委託，召集二二八紀念館的籌備，我是籌備小組的召集人，我們有九個人，當時有四七社，都是二二八當年出生，因為時間只有一年，要很快的去配合 1997 二二八的五十週年紀念，非常匆忙，要面對市議會很多壓力，因為市議會不可能去同意有一個常設館，市政府無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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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的同意有一筆固定的預算，所以那時就想到要用公辦民營，用招標，看有沒有哪個基金會要來經營，那時由台灣和平基金會來做，當時我不是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後來我當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是已經不做紀念館時。要開館時，市政府也沒預算，所以透過台灣和平基金會，等於是幫阿扁解決市政難題。本來市政府在籌備時，要用音樂台後面的倉庫，但我們籌備委員一看，覺得不好，所以選擇現在紀念館位址。選擇這裡是有原因的，因為日據時期是台北放送局，在二二八事件時，曾經是群眾廣播之處，有歷史意義，所以我們極力爭取，市政府、阿扁同意，我們就要求、拜託公園路燈管理處遷走，遷走還要找地方讓他們搬走，而且要積極的催他們搬走，才能用到這個地方。有一些阻力，但不是那麼有形的，這種政治阻礙，較屬消極性阻礙，在預算上阻礙，或當他們執政時，透過其他方式去影響。

問：不同政黨為首長，對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有何不同？如何去左右展示空間？

答：黃大洲時，當然不會想說去做一個什麼二二八公園、紀念館。陳水扁才會去做，等於是台灣系的政黨。因為台灣的國家認同是有所不同的。二二八對國民黨來說，他們是責任者，不願讓二二八的能量發揮出來。民進黨陳水扁處理時，較能正面去處理。處理時要思考民主化議題及台灣化問題。二二八紀念第一個是要追求民主政治，第二個是要追求不是中國統治的政治。不同的政黨首長而言，態度當然不一樣，對國民黨來說，就會防衛，對民進黨而言是攻擊。國民黨會儘量淡化或導向其他地方。馬英九還沒當選台北市長時，就跑來二二八紀念館關心、瞭解，不願讓支持民進黨的認為他漠視，這是一種政治態度。當時二二八紀念館是公辦民營，由台灣和平基金會經營，他也不可能在當選後解除契約、收回來。公辦民營，承辦者要有社會資源外，政府也是會有一些配合預算。他當選的前一階段，和平基金會還在經營，他只能觀察，和平基金會快到期時，他就想辦法左右，利用紀念館經營矛盾。台灣和平基金會從 1997 做到 2000 年， 2001 年時就不是台灣和平基金會做。他們不同態度是說，不願意讓二二八紀念館成為反省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它成為國民黨的交代。之後由台灣綜合區域研究院接辦，即使是公辦民營，他們也不願讓有積極台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團體來經營二二八紀念館，導向他們能夠接受的有默契團體，配合市政府意識來做，所以展覽就變質，展覽什麼七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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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主題淡化，弄成紀念館變質，最後台灣綜合區域研究院也做不下去，因為他們在外面無法拿到資源能量，只拿公家的錢來做，紀念館變成沒有積極意義，淡化二二八紀念的積極性。最後市政府收回去。你看，他們要用沒有積極意識的人去做，最後也做不下去。因為台灣和平基金會在做時會有熱情、台灣意識，所以積極去做。不同政黨對二二八紀念館反映不同的態度、不同的國家認同，中國的台灣還是台灣的台灣、民主化的台灣還是假民主，糾葛在政治上面。

問：二二八紀念館的空間文化傳播意涵為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所期待達到的效果）？

答： … … 。紀念空間當初在規劃有幾種，一個是基本展場、第二個是特別企畫展示，第三個是書店和咖啡館。但現在被淡化、調整、扭曲。對二二八紀念愈真實、愈積極，對國民黨的統治愈不利，所以他們不會以這個作自我反省。本來黨也可以這樣做，但這樣做的前提是要從過去走出來，但現在國民黨是回到過去。李登輝時代想要做；中國大陸文革後，黨的統治沒有變動，但為什麼可以反省，因為已經走出毛體制，有接班，用黨內接班；但現在國民黨連戰，是用蔣體制，義理還是舊的，在這種情況底下，二二八紀念館不可能真正自由去發揮。

日本原爆紀念館，左派、右派解釋有差異，但國家是一個國家。但台灣對國家的認知有分歧。現連戰在說維持現狀安定，但維持現狀怎麼可能安定，只是把問題擺著。

現二二八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中國意識論者，根本不願意去面對。去面對好像變成他們自己變成是加害者，但其實這是他們把自己綁在罪的漩渦裡面。除了家屬之外，也沒有很多人去 care 這件事，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台灣並沒有把它變成真正歷史共同反省的事。沒有反省到民主化的國家才是比較文明的，要去追求怎樣的國家條件，這很可惜。

在上述訪談中，李敏勇也闡述了意識型態如何及為何形塑二二八紀念館。一般而言，二二八事件，促進了「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場域的抗衡。在二二八事件中，憤怒的群眾佔領這個電台，開始播放軍艦進行曲，並且大力疾呼「台灣人民站起來！」；一句憤怒如火把的吶喊，點燃了反抗被殖民命運的時代進行曲。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就表示：「二二八紀念館選址於此，象徵對殖民權力的反抗。其地理位置上靠近總統府，具有高度敏感的政治意識型態。二二八歷史意義和解釋觀點的轉變，正是台灣社會變遷的寫照與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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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這也是二二八紀念館存在的價值，最值得深思的歷史意涵。二二八紀念館的生命背景，可以說是八０、九０年代狂飆與社運年代下，政治社會變遷的歷史產物；同時它也是令一種社會運動的形成，書寫當代的歷史」（葉博文， 2001）。

「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紀念館」是綻放「台灣意識」能量之處，在選舉或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不管是哪一黨的官員，都會親臨致意，李敏勇稱此為一種「政治態度」，因為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議題和關懷，已經成為一種霸權，在這個空間裡，不只傳播著文化訊息，也有著十足的政治意味。從陳水扁就任市長促成二二八紀念館到馬市府杯葛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至葉博文在 2000 年幫陳水扁助選總統時，對群眾表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這三年來的經營，已經成為陳水扁前進總統府的灘頭堡。」等等，都可看見權力在這空間角逐的痕跡。因此，博物館可說是意識型態的產物，是文化政治的具體運作。

日本「週刊新潮」於 1999 年 12 月 22 日刊出專欄作家櫻井良子專訪李登輝的報導，其報導內容就道出二二八紀念館在政治轉型與族群政治間的微妙角色：「佇立在台北街頭，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微妙關係，由兩個地方觀察可予瞭解，一為紀念先總統蔣介石所蓋的中正紀念堂，其面積廣大，具有威嚴，而另一處由該紀念堂可步行至的二二八事件紀念館，這裡是當初蔣介石政權鎮壓台灣人，約有三萬人被殺的紀念館（和平公園）。該兩處皆有攜家帶眷人群前往參觀，十分熱鬧。」（葉博文， 2001）。

對於紀念空間和意識型態的關係，曹欽榮表示：「任何歷史展示的主軸，不免涉及歷史觀和詮釋立場的爭論，也極容易陷入意識型態的牢結。尤其國家級歷史博物館的成立背景，總有政治運作和國家主義的考量。更甚者，國家歷史博物館成為當權者維護政治利益的文化機構，也因此，歷史展示的內容成為特定史觀的傳輸和灌輸，特定意識的國家認同工具。博物館因此成為歷史意識型態的展覽、學習場所，或為尊崇國家主義的儀式空間，建築和展示支撐威儀的空間形式，在無形的『去理性化』敘述中，使得參觀者在文化包裝的歷史展示空間裡，感動集體力量的必要，沒有個別的記憶，只有集體的記憶，潛移默化之下，國家主義更形凝固為每一個人心靈底頑強的磐石。 … … 。二二八紀念館雖然成立於二二八事件重要的紀念日 — 五十週年紀念日開館，它卻必得與當代社會的期待與時並進，因此，它不只是紀念展示二二八事件，也因其展示事件歷史敘述的必要，同時提供社會大眾對台灣歷史的了解。紀念館的歷史觀和詮釋立場採取什麼樣的觀點呢？ … … 政治環境會因主政黨派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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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政策，然而，一座紀念歷史事件的紀念館應隨時間的累積而更加豐富、深入，不斷的與當代社會對話，政治環境變異產生的影響應減至最低」（曹欽榮， 1999）。

在現有建築共約八百坪、敷地約一千坪，被定位為公有建築的二二八紀念館裡，展示著許多生命的故事和台灣歷史，本研究在多次參訪後，發現原本的咖啡廳和書店，現已成為空屋，完全沒有生命力，紀念館館員感慨的表示：「現招標的標準這麼嚴格，誰願意來招標，市政府這麼做實在是太刁難了，讓紀念館變成這個樣子。民眾應該到市政府陳情。 … … 。」

二二八紀念館，這個具有政治及文化意涵的空間，它的命運終究隨著政治的變遷，杯葛在主政者的權力當中。

三、解嚴後新公園的新空間意涵

從二二八紀念碑地點的選擇、碑文內容的爭議、到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至「二二八紀念館」的成立，除了和二二八事件於解嚴後在民間引起的迴響有關外，也和當時台北市的首長是民進黨有關。因為不同的主政者透過賦予空間意義的社會實踐過程，能取得人民的認同及統治的正當性。因此，當 1994 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市長後，便積極推動博愛區的解嚴及「二二八和平公園」的更名和「二二八紀念館」的設置。陳水扁於 1997 年 1 月 25 日接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時，說道：「 … 其實台北市這兩年來，對於二二八事件做了最多的事，像除了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訂為和平日之外，也辦了很多活動來紀念，特別是把台北新公園改做『二二八和平公園』，同時在公園裡，也設立二二八紀念館，在今年的五十週年時，我們會正式落成啟用。 … 」（台北市議會公報第五十四卷第十五期）。然而關於陳水扁將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事，也有許多的議員反對¹⁸，認為陳水扁市長不能擅自將台北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台北市議會公報第五十四卷第十六期）。從反對市議員的政治立場及市政府在首屆民選總統前夕舉辦一系列二二八紀念活動來看，二二八和平公園及二二八紀念館的確有泛政治化的味道，不同的政治主體欲透過賦予空間不同的意義來取得統治的正當性。

然而，空間所承載的意義並不會此而固定下來，在不同的權力變遷中，不同的社會主體會進入這個領域，對空間做不同的詮釋，

18 提出反對的議員有：秦儷舫、璩美鳳、林美倫、李承龍、龐建國、費鴻泰、鄧家基、楊鎮雄、許淵國、賈毅然、李慶安、李銀來、林晉章、陳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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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空間成為一個具意識型態的產物。如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一書中所說：

「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說，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馬恩選集， 1972；于治中， 1996）

解嚴後的民主時期，讓反宰制的力量擴展開來。在台北市，尤以民進黨陳水扁當選市長後，遂在空間上進行許多變革。這些空間變革的痕跡，在台北博愛特區尤為顯著，其中新公園就是代表作。由於二二八事件促成了省籍情結的裂痕，也讓「台灣意識」成為對抗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因此解嚴後二二八事件的升溫加上民進黨在台北市的主政，使得新公園的空間形塑充滿了政治色彩。對當時的民進黨而言，這些空間的改造，是有利於其政權的正當性。而到了國民黨馬英九就任台北市長後，對於儼然成形的二二八紀念空間，則以一種較為無形、消極的手段來壓抑其發展，二二八紀念館續營風波，就是這種手段的展現。也因此，從空間發展的變遷，能窺見權力的遞移。

第四節小結

從日本殖民時期到國民政府威權時期以至於解嚴後的民主時期，不同的政府主權者都欲賦予新公園不同的空間意義，透過公共空間意義的賦予，使民眾無形中接受其意識型態，以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如圖 4-2 所示。此圖並非意味每個時期只有當時期相對應的意識型態，而是新公園在每個時期都有其主要的意識型態，如解嚴後的民主時期，新公園中有清代、日據時代、中國式建築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建物的遺跡，而何以在解嚴後民主時期特別強調台灣意識？此乃因為此時期新公園內的空間形塑，一直圍繞在二二八事件議題，新公園儼然已成為二二八紀念空間，而形成此空間的背後意識型態，就是台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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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意識

圖 4-2 新公園空間意義之轉變

若結合權力三面向來分析三個時期政府和市民如何透過權力去形塑新公園，可整理如下表：

表 4-1 不同時期新公園空間形塑的權力三面向

時期權力的運作政府市民

權力第一面向權力大無權力

權力第二面向市民被排除在議程之外（新公園的空間形塑，市民並無法參與）日本殖民時期

權力第三面向政府透過意識型態來同化市民（如公園內的總督博物館、放送電台）

權力第一面向權力大權力小

權力第二面向市民被排除在議程之外國民政府威權時期

權力第三面向

政府透過中國意識型態來影響市民（如大運動場改建成五座中國北方官式亭閣，以紀念民族偉人）

權力第一面向

權力關係有所改變。市民若能改變政府某項決策時，即市民的權力大於政府（如紀念碑文的決定過程）權力第二面向市民透過抗爭來爭取被排除在外

的議程（如建碑地點的選擇）解嚴後民主時期

權力第三面向

主政者及二二八支持者透過文化霸權來形塑空間，欲取得市民對其意識型態（台灣意識）的認同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殖民意識

中國意識

1 8 9 5 日本殖民時期

1 9 45 國民政府威權時期

1 9 8 7 解嚴後的民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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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日本殖民時期及國民政府威權時期政府的權力遠凌駕於市民之上，空間形塑的過程中，市民參與的權力是很小的。政府將市民排除在議程之外，甚或透過意識型態來影響市民。以 G a v e n t a 的觀點來看，當市民處於權力第三面向時，就很難和政府對抗，所以要先拆除意識型態的迷思，才能夠回復到權力的第二面向。當市民回復到權力的第二面向時，要努力排除「動員偏見」、被設定的議程，讓自己能進入到權力制度裡，到達權力的第一面向。不過就日本殖民時期及國民政府威權時期的狀況而言，要從權力的第三面向回歸到第一面向，是很難的。而到了解嚴後的民主時期，市民反宰制的力量不斷提升，這種情形便有所改變。雖然此時期政府仍會透過意識型態來形塑市民，但市民社會中也在行使其文化霸權；如二二八支持者透過組織、傳播及許多活動來訴求其意識型態，並和民進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合作，一起形塑新公園，使其成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22)

圖 4 - 3 台北放送局廣播塔

圖 4-4 二二八紀念碑

圖 4-5 日治時期露天音樂台圖 4-6 後藤新平銅像

圖 4-7 日治時期台北放送局圖 4-8 二二八紀念館

第 四 章 二 二 八 和 平 公 園 空 間 形 塑 分 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