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透過質性取向的方法,觀察與訪談三位在國中校園裡被標籤為問題學 生的「在玩」青少女,希望透過對於她們在校內外生活經驗的檢視,從中梳理出 她們成為「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形構歷程,以期在理解她們的基礎上,尋求反再 製教育的策略。
緣起
由於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學者長足的耕耘努力,臺灣這幾年來的教育場域,
終於願意正視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要性。1997 年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開始有明文法令規定中小學課程裡頭必須涵蓋相關教學的實施。2002 年一 群關注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師透過意識的交流和經驗的分享,集結組成「臺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而我也在因緣際會下加入這個團體,並得以延續自己從大學以 來就一直十分關心的性別教育議題。因為進入這個團體,常有機會和各地老師交 流、激盪什麼是有效的性別平等教學策略?什麼是對女孩友善、可以提升女孩自 尊自信的教學?當然也會觸及校園文化裡二元對立的男子氣概和女性化文化、性 騷擾、異性戀霸權、身體與性等問題。不過,校園裡的性別教育不可能自外於社 會運動的發展,以及不同流派女性主義者的路線之爭,例如在與性和身體相關的 公娼以及色情管制等議題上,許多女性主義者有不同的看法,而這些路線之爭又 有很大部分被論述建構為是不同階級位置的女人、擁有不同物質基礎所導致。這 當然也連帶會影響到我們在學校裡如何對學生談性、身體、性傾向或女性被物化 等概念。當聽到一些強調草根性、從基層出發的女性主義者,批評主流女性主義 過於中產、潔淨的性格時,我不禁也開始反思:難道我所進行的性別平等教育,
其實只是一種符應、適合中產階級的性別教育嗎?我沒有看到大部分勞工階級青 少女的處境嗎?而勞工階級的女生真的會因為其社會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於中 產階級女孩的需求和想法嗎?這些以階級為基礎的提問,使我開始想要探究女性 裡頭的差異樣貌。
2004 年 4 月,一個強調基層位置、關懷弱勢與社會改革的教師團體「中華 民國基層教師協會」,開始舉辦一系列發展「勞動階級教育觀」的教改論壇,在 論壇中,我訝異地聽到「勞動階級教育觀」這個名詞的出現,雖然我身在教育學
術圈中、雖然我一向關心批判教育學的理論與實踐,可是第一次聽到臺灣社會有 教師團體提出一個以階級作為認同集結的基進教育觀,而且這種基進教育觀在台 灣教育場域的確有實踐的方式和可能,這對於一向認同公平與正義原則的我而 言,那股震撼與感動毋寧是鉅大的。可是當我參加了這個論壇以後,性別與階級 交織的衝突,令我更加困惑了。會場中,一位勞工階級家長談到人本教育基金會 推動友善校園運動的反體罰問題,他從階級文化論證體罰是勞工階級教養小孩的 方式,只有中上階級的小孩才會嬌生慣養不要被打,所以人本教育所提倡的零體 罰事實上無異於在合法化和主流化中上階級的價值。同樣的論調,在前一陣子公 視拍攝的教改紀錄片「九命人」中也出現了,片中邀請家長、學生、老師等從他 們的觀點看體罰,有位國中老師和一位早餐店老闆同時也是學生家長,都談到類 似的概念,那位老師同樣認為中上階級的小孩家裡資源多、背景好,沒有老師管 教他、督促他,他一樣可以有很好的成就,可是對於中下階級的孩子而言,如果 老師不打,而他們父母也沒空管他們的話,那麼他們怎麼辦?姑且不論關心、管 教和體罰三者之間,是否可以劃上等號。這一系列的言說,都同時指出一種勞動 階級文化的存在,而且由於它的文化內涵不同於以中上階級為主導的教改論述,
因此有必要反思教育理念或思潮,到底是不是真的適合所有的人。這樣的論調再 度衝擊到從大學時代就嚮往、認同人本教育理念的我,同時我也不斷思考難道勞 工階級的出身就代表某種階級文化的認同嗎?如果事實不是如此的話,那麼被言 語論述建構的那套階級文化會不會又變成另一種霸權模式,企圖宰制這個分類下 的多元主體?回過頭來,假設不同階級位置真的會形塑不同的階級文化和教育需 求,那麼有沒有一種教育模式,可以納入勞動階級女孩相似的性別經驗,並讓我 們瞭解階級動力究竟如何運作,以及女孩們在其日常生活中,到底早已發展出哪 些對抗階級、性別機制的策略或調適方法。
為了處理這些糾纏著性別與階級的疑惑,我將論文的主題逐漸聚焦在性別、
階級與青少女的範疇上,可是對於確切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卻還拿不定主意。
2004 年初的某一天,正在國中擔任輔導老師的朋友艾瑞克1在知道我想研究的主 題後,便主動跟我提起:他的學校裡頭有一些行徑怪異的女生,她們通常會打扮 得很日本風、臉塗得白白的、眉毛削得很細、情感關係好像很複雜、私底下的生 活也非常神秘,同學甚至都會謠傳她們有在賣身、或是嗑藥,可是她們的口風很
緊,學校老師根本不清楚她們校外的生活究竟如何,要輔導她們也有很大的困 難。他接著詢問我有沒有興趣研究這群女生,並且提議我可以先跟他去他們學校 看看,再做決定。當時,我一方面對於艾瑞克描述的那群另類女生充滿了強烈的 好奇和興趣,因此,很快地就答應了;另一方面也覺得西街國中位處都市中心勞 工階級社區的情境脈絡,和我過去任教過的國中背景十分相似。艾瑞克對學生的 描述勾起我過去教書的許多回憶。諷刺的是,當我試圖回想當年帶過的女學生,
希望從我的先前理解中尋找某些貼近他所描述的那群人的生活世界時,我的腦中 竟然一片空白。可是,對於班上那些搞怪男生,我卻可以如數家珍地知道他們的 許多小秘密:我知道他們課後會去出陣頭、偷東西、打架、談判……,可是女生 呢?尤其是那些不認同學校價值目標、也不認同當一個符合社會性別規範的女 生,她們的生活世界和認同、成就是什麼?身為一個自詡和學生很親近的老師,
我竟然一無所知。由此我進一步反思到,不同女生的各類經驗真的有被教育工作 者認真看見與理解嗎?還是因為教育研究潛意識的性別盲觀點,使得聚光燈的焦 點永遠只能打在青少男身上。而無法正視青少女主體的結果,將導致我們永遠只 能以一種靜態、單一的觀點,將她們化約為具有一致特質、屬性的整體,忽略其 牽涉階級、性別、性取向等差異位置的矛盾、複雜、多樣面貌。
帶著這些問題和好奇,在艾瑞克的引介之下,我進入了田野,並隨著田野中 各種偶然與不確定的因素認識了那群可愛又熱情的「在玩」青少女,她們或者因 為中輟、或者因為嗑藥、或者因為感情關係複雜等因素,而被學校標籤為叛逆的 問題青少女,不過她們會稱呼自己為「在玩的」或「愛玩的」女生,用以區隔自 己和學校那些「愛讀書」學生的不同。這不禁又令我思考到,一群自稱為「在玩 的」青少女,她們的主體認同是什麼?就階級而言,她們同屬於勞動階級的位置,
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形式是什麼?就性別而言,她們敢於使壞、憤怒、衝突、叛逆,
這種截然不同於「精神纏足」的女性意象,可以算是能動性的展現或契機嗎?就 階級的未來而言,抗拒或調適的結果究竟是提升抑或是再製其階級處境呢?帶著 這些研究問題,我逐步架構出以她們的文化形式、認同形構作為研究主題的論文 計畫,並一頭栽進她們的生活世界。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壹、缺乏以青少女為主體的文化研究
青春期乃處於個人一生中身心變化最為急遽的時期。這個時期面臨許多改 變,不但體型、第二性徵等生理狀況快速變化,其智能急速成長,社會關係的範 圍亦逐漸擴大,而且要面臨許多問題,諸如升學、就業、交友、戀愛、婚姻等生 涯的決定,在這個追尋自我定位的時期,正是發展自我概念的關鍵階段。可是,
美國大學女性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AAUW)在 1990 年做過一個全國性的調查研究發現,在小學時,有 69 %的男生和 60 %的女生認 為他們很喜歡自己,到了中學時,這個比例驟降為男生有 46 %,女生只有 29 %。
除了學生自我喜愛的比例下降之外,令人訝異的是,這個數字所呈現出來的性別 差異(AAUW, 1991)。同時,根據 Carol Gilligan, Myra Sadker 和 David Sadker 等人的研究,我們還發現許多女孩的自尊感在青少年期間受到嚴重的侵蝕,許多 研究都顯示多數的女孩在小學一年級時和男孩一樣擁有相同的抱負和能力,然而 當女孩們完成她們的中學教育時,對她們的學業能力和男孩相較之下卻明顯地缺 乏信心(AAUW, 1995)。在學業成就方面,不管在美國或台灣都可以發現,小學 階段女生的學業成就優於男生,可是在小學階段之後,女生在語文能力方面的優 勢逐漸消失,而男生在數學方面的優勢卻繼續增加,學生性向與成就的性別差異 逐漸轉變與擴大(張春興,1996:380-382)。足見,對同處於關鍵時期的青少年 而言,我們的青少女面臨了更嚴重的自信低落問題。對於自尊感的性別差異現 象,Block 和 Robins 認為,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侷限了青少女的自我探索。相較於 青少女,社會的性別規範賦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空間,進而影響其自尊感的建 立。可見,影響男性自尊感的發展歷程和影響女性的發展歷程可能有所不同,有 必要針對同一性別的樣本,做更深入的瞭解(劉惠琴,2003:4)。
女學生的人數佔了所有學生的一半,許多教育基礎研究卻忽視了女學生的教 育經驗、思想、信念等的差異,所以通常在相同的研究主題之下,不是以男性為 研究主體,不然就是以男性為常模,將性別當作一個操弄的變項,比較男、女在
而缺乏以青少女做為主體性的研究背後往往意味著,我們通常將女孩的經驗等同 於男孩的經驗。例如 Paul Willis (1977)在文化研究鉅著《學習成為勞工:勞動階 級的小伙子,如何獲得勞動階級的工作》(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中,針對一所英國中等學校裡頭十二位勞工階層「小 伙子」(lads)的反抗文化作批判性的調查研究。他描述勞工階級的文化為重視 手工勞動、身體的技藝、對於女性的性主導權、對有色人種的壓迫。這樣將青少 男等同於勞工階級的文化描述,不但輕忽了同一階級內的性別、種族差異,同時 由於這類學生文化或勞工階級的研究通常以青少男為主體,因此我們也看不到青 少女的身份認同如何?是否有獨特的女性文化存在?青少女會否因為其獨特的 性別處境而發展出不同的抗拒文化?同樣地,在黃鴻文(2003:2)的《國民中 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中,雖然提到「學生文化的性質與內涵可能因學生特 徵、教育性質、地區、族群、階級、性別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風貌」,但是在 研究發現的描述中,研究者卻一直以一種中性、客觀的筆調描述「學生」文化的 內涵,偶爾添加男女不同性別學生喜歡上的課;拿手科目等類別的統計、比較,
除此之外,性別、族群甚至階級的意義十分隱微不彰。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文化的 幾個共同特徵為:當前取向、實用取向、精明而自信。可是青少女的文化和青少 年之間究竟有沒有差異?差異的背後又代表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意義?階級、種族 的動力在這群學生中又產生什麼樣交織的作用?在這些看似中性、同一化的研究 結果中,我們不僅看不到性別、族群、階級間多軌併行(parallelism)2的關係,
更看不到其多維盤錯(nonsynchrony)3的作用,自然無法瞭解壓迫的現象在哪裡 發生?如何作用?只得又將問題推回到學生身上,無意間淪為文化缺陷論的幫 凶。
由於不瞭解青少女的認同形構和社會文化脈絡,所以就算看到了性別差異的 存在,教育工作者往往不自覺地強化了對於女孩的刻板印象,並且進一步將問題 怪罪在她們身上。例如在學校裡頭,很多老師常會覺得教女生很麻煩,因為女生 心機深、心眼小、容易記仇、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不像男生總是大辣辣的、沒
2 這裡指 Apple 和 Weis (1983: 25)對於性別、種族、階級三大動力的平行分析模式。
3 這裡指 McCarthy (1988, 1990)對於性別、種族、階級「多軌併行」模式所提出的修正觀點 意指族群、性別、階級的關係未必是同時、同質地發生作用,強調這些動力彼此之間可能是非同 步性或是相互矛盾的關係,有時可能也會相互增強的作用,有時也會因為階級因素,或其他利益 關係而被切斷連結。
有心眼、罵過就忘,比較好教。Rachel Simmons (2002)在《怪女孩出列:揭開女 孩間的隱性攻擊文化》(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
一書中,花費三年的時間、走訪十個學校,訪談不同階級、種族的女生關於女生 間的欺凌文化。Simmons 發現社會缺乏對女孩隱藏的侵略行為的認識,在女孩隱 藏的侵略文化中,要面對的不是拳頭和刀子,而是身體語言和彼此關係的轉變。
由於社會總將女孩的非肢體侵略視為「壞心眼」、「詭計多端」、「邪惡」和「狡猾」, 即使是當媒體大談校園暴力時,也總是將目光放在男孩間的侵略行為,總認為涉 及肢體衝突的暴力比較危險,因此師長也容易忽視女孩間隱藏的侵略性。難能可 貴的是,研究者除了呈現男、女孩侵略方式的性別差異之外,還提出了社會文化 脈絡的分析。Simmons 指出由於我們的文化要求女孩避免公開衝突,於是迫使她 們將衝突以非肢體化、隱藏和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包括背後中傷、排擠、謠言 和嘲笑等等,這都會造成心理的創傷;再者,由於社會是以女孩人際關係的好壞 來定義其是否為「好女孩」,因此孤立似乎是女孩隱藏侵略文化的利器。不過更 重要的是,Simmons 強調表現憤怒的方式既然是後天的學習,就意味這種女孩文 化有改變的可能,因此她也藉著探索非裔美籍、拉丁裔美籍和工人階級展現衝突 和說實話的方式,尋找未來教育的應對之道。
Simmons 的研究提醒我們,青少女的經驗不應被邊緣化,社會文化對女性的 約束,容易使女孩陷入困境。只是如果想要在教育中認真對待女孩,針對她們的 需求提供良好的教育,就必須從瞭解她們的經驗、文化與認同著手。如此一來,
教育者才能據此設計符合她們身心發展所需的課程,以提高其自尊、成就動機與 興趣。
貳、某些女性研究容易忽略女人間的差異
如上所述,以階級、種族為焦點等傳統社會學研究的領域容易以男性為研究 的焦點,忽略女性獨特的經驗;某些女性研究則傾向於將女性建構為一個沒有階 級、種族之別的主體,容易將焦點放在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別,落入性別化約論 的危險。而且女性這個類別通常是指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她們被定義為一個 性別的主體,卻沒有階級、種族的面向(Bettie, 2003: 35)。如 Mary Pipher (1994) 在《拯救奧菲莉亞》(Reviving Ophelia)裡頭,藉著她與青少女進行心理治療的
比以前多?在嘴唇、鼻子、眉毛上打洞代表什麼?藥物和酒的使用為何如此普 遍?為何有那麼多女孩憎恨她們的父母?她的結論發現當前的女孩正處在一種
「充滿毒害」的文化中,使得女孩的自我遭到「精神纏足」、被迫放棄自我、讓 許多女孩身受創傷。不過有趣的是,當 Julie Bettie (2003)進入一所中學研究不同 種族、階級女孩的生活世界時卻發現,Pipher 所描述的那些「適應良好」的女孩,
正是 Bettie 所訪談的墨裔美籍、勞工階級女孩所不認同的那種人-積極參與學校 的體育活動、學校認可的課外活動;有高度的學業成就;常穿一些寬鬆、不性感 的衣服;很少或幾乎不化妝;受到老師喜愛。簡而言之,她們表現出學校所認可 的女性化(femininity)面向。Pipher 藉著讚許這樣女孩的特質,來告訴我們「中 性」(androgynous)的人是適應得最好的。因為她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而不 必擔心她們的特質是陽剛的或陰柔的。但是透過不同族群女孩的眼睛,Bettie 卻 看到 Pipher 的觀點和評價正隱含著中產階級文化資本的偏見,也等於是否定了 那些邊緣族群的女孩以自己認可的方式尋求抗拒壓迫的努力。Bettie 發現勞工階 級的女生會以比較曲折的方式關心種族、階級的「行為」(practices)或「表現」
(performances)意義。如果她們外表像那些好學生,等於將自己放在一種「只 會輸」的競爭情境中,因此那些不符合好學生規範的人就會創造另類的象徵資 源,穿上另一種「尊嚴的象徵」(badges of dignity),使她們可以贏。可見女孩們 表現出女性化的不同面向,與她們的階級和種族都有關係。多樣化的社會階層會 在她們所採用的「風格」(styles)中運作。
同樣地,知名的女性心理學家 Carol Gilligan (1982)早期在研究女性的道德發 展模式時,也是將性別當成一個女孩的自我裡頭最重要的一個面向,忽略了種 族、階級、性取向等其他的分析類目。Peggy Orenstein (1994)在《校園中的女學 生:探究年輕女孩自尊與自信的缺口》(School Girls: Young Women, Self-Esteem, and The Confidence Gap)中,以一年的時間進入兩所性質完全不同的中學作觀察 訪談,希望瞭解年輕女孩自尊心為何在青春期開始滑落的原因。其中一所學校學 生大多來自中產白人家庭、另一所位於貧窮都會區,九成學生是少數有色族群,
可以看出她納入性別、階級、種族多重動力的用意,不過 Bettie 批評在 Orenstein 後面的研究發現中,同樣將階級當成一種裝飾品,同時強化了所有的白人都是中 產階級、所有的有色人種都是勞工階級的印象。
在後現代/後結構女性主義教育學的理論中,強調女性內部的差異問題,重 視性別與其他壓制系統的交錯作用,認為這種交錯作用對於自我的建構具有關鍵
性影響,而個人與特權、壓制結構系統的交錯關連將影響個體如何建構知識、如 何討論她們的經驗以及如何在教室中互動(潘慧玲,1999)。遺憾的是,Beverley Skeggs (1997)卻抱怨階級這個概念以及勞工階級女性這個群體幾乎已經消失在 女性主義和文化理論之中。在《性別與教育》(Education and Gender)的一期主編 序言中,Archer 和 Leathwood (2003)還特別呼籲理論分析的視野要朝向女性化的 多元性,並鼓勵女性主義學術工作者努力理論化多元的(涵蓋種族、族群、性別 和階級)勞工階級女性氣質,及其和教育系統、實踐、機制的關係。在這樣的學 術脈絡底下,為了看見女孩這個類別中的差異性,也為了挖掘那些被主流論述排 擠到邊緣、甚至被視為偏差的認同形式,本研究以三位都市勞工階級青少女為主 體,探索她們如何形成「在玩」女孩的邊緣認同,期待能盡量呈顯種族、性別與 階級等壓迫系統之間的交錯作用。
參、從抗拒論的觀點出發,尋找反再製教育的出路
批判教育學者 Peter McLaren 曾說:「除非老師瞭解學生的認知和認同形式的 各種方式,否則學生不可能『有用的』學習,老師必須瞭解日常生活中不同面向 所形成的生命經驗,如何連帶的影響學生形成不同的聲音觀點,以解讀世界,對 他們的世界賦予意義,以致於對他們所存在的大社會賦予意義。」(蕭昭君、陳 巨擘譯,2003:354)可惜的是,教育領域雖然已經累積不少的學生文化研究和 青少年次文化的相關論述,但學生文化的研究,早期多以量化及調查研究為主,
將學生文化視為諸多要素的集合或是進行價值取向的歸類,不僅缺乏從學生主體 出發的觀點,也忽略學生文化和其所處社會文化系統的關連性,晚近雖有質性取 向的學生文化研究陸續出現4,但因為研究主題偏重學生在校園內的生活世界或 是環繞在與學業成就相關的主題,對於特定青少年次文化的整體生活方式、象徵 意義、價值體系,以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文化意義比較沒有著墨。而教育學門裡 頭的青少年次文化論述,多由教育學者以觀察社會現象的方式,直接論述為文,
不過因為研究者多半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出發,希望能達到矯正或輔導的效果,
導致觀察的結果容易因個人主觀因素而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甚至從偏差或是貶 抑的角度指責、評價青少年文化(林昱瑄,2007)。尤其那些學業成就不佳、明 顯表現反抗行為的孩子。他/她們的文化形式或價值體系,常被解讀為有問題、
低下的,而沒有被放在極度不同的文化場域、以及互動的差異下被看待與瞭解。
過往研究者不假反省的上位觀點,不但否定、抹煞這些邊緣孩子所珍視的文化意 義和社會關係,更可能再製上下階級文化資本的不平等階層地位。
所幸,自七0年代起以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為首的抗拒論者,開始認為某些被 標籤為離經叛道的行為或文化模式,可以被視為是個人或群體對主流文化的抗 拒。例如 Dick Hebdige (1979)提出英國某些特異的青少年次文化,如摩登族
(mods)、光頭仔(skin-heads)、龐克文化(punks)等代表資本主義主流商業文 化之外的集體文化意義生產。在這種觀點之下,次文化成為對抗主流群體意識型 態霸權的主動生產意義的場域。對於這些強調「抗拒」與「文化生產」的研究者 而言,青少年文化的獨特風格,不但不等同於偏差行為,反而是青少年主體能動 性、自主性的表現,可以視為邊緣群體對於主流意識型態的一連串挑戰與反動,
社會學者必須有能力從中洞察出結構的限制與問題,以及這些邊緣族群從事抗拒 背後的意義與出路。有鑒於此,為了更公平與基進地解讀這群邊緣青少女的文化 經驗,本研究採取「抗拒論」的觀點,針對三位展現高度反抗文化的「在玩」青 少女進行質性研究。我期待透過深入探究這些女孩的生活世界,可以瞭解其日常 生活方式的文化意義,以及身份認同的構成過程和內容,並且反思教育場域中的 性別、種族、階級等霸權邏輯的運作與再製,從中尋找反再製教育的實踐策略。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對於問題意識的陳述,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項:
壹、 從三位「在玩」女孩的主體觀點,呈現其生活世界(家庭、街角社會、學 校、愛情)各個面向的生活經驗,以便瞭解在特定的背景脈絡和社會關係之 中,她們如何回應其所處的社會位置,生產出何種特定的文化與生活方式,
以及這些文化現象背後所交織的性別、種族、階級等動力。
貳、 探討青少女成為一個「在玩」女孩的認同形構過程及內涵(包括她們對於 自我的定位以及對未來的理解),分析其背後所展現的抗拒意涵。
參、 透過這群都市勞工階級青少女在學校裡被邊緣化的經驗,反思主流教育體 制的問題,以作為未來發展勞動階級教育觀或反再製教育的基礎。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
壹、 瞭解「在玩」青少女的文化,以及其背後蘊含的性別、種族、階級意涵,
以補充國內青少女文化研究之不足、增益吾人對於青少女文化樣貌的瞭解。
貳、 探討「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形構歷程,以瞭解教育中的文化再製及社會再 製如何發生、如何作用,而青少女在對抗主流霸權文化的過程中,又發展出 哪些調適、妥協、抗拒策略。
參、 從這些都市勞工階級青少女的邊緣經驗出發,批判性地檢視主流教育體制 的問題,以發展出能夠有效正面引導青少女能動性、或提高勞工階級女孩自 尊自信的反再製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