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詮釋典範。蔣中正的詮釋，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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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儒家化三民主義與蔣 中正統治正當性的創造

第一節

蔣中正統治正當性的危機

1928年 2 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第四次全體中央委員會議後，蔣 中正已隱然成為中國最高的軍事、政治領袖，但其統治權威，也立 即受到嚴酷的挑戰，挑戰來自國內外兩方面：在國內方面，中國國 民黨黨內的各軍系及派系，在權力分配上與蔣中正有所爭執，進而 引發激烈的內戰，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亦導致國共之間的 圍剿反圍剿內戰；而日本的步步進逼，與因而引發的抗日民族主義 情緒，使涉外關係的處理，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糾葛在一起，加劇了 問題的嚴重性。

在 1925 年 5 月 24 日中國國民黨通過〈中國國民黨接受總理遺 囑宣言〉後，孫中山的遺教成為中國國民黨遵奉的最高的、唯一的 指導原則，因而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的權力正當性，必 須建立在其是孫中山思想與政策的繼承人上。蔣中正是以孫中山的 繼承人角色而崛起的，（黃仁宇，1994：51-52）但他只能說是孫中 山北伐遺志的繼承人，卻不能說是孫中山在黨政及政治思想上的繼 承人。就黨政而言，以胡漢民為首的一干開國、建黨元老，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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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顯然更有做為孫中山繼承者的資格；就政治思想而言，爭 奪孫中山思想正統繼承者的是宋慶齡、汪精衛、西山會議派及戴季 陶。蔣中正雖與戴季陶關係匪淺，但北伐前後以戴所提儒家化三民 主義論述為理論武器的，卻主要是西山會議派而非蔣中正。蔣中正 之所以能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與其以繼承孫中山北 伐遺志及擁有戰無不勝軍事領袖之卡理斯瑪權威有關。一旦其無法 保持軍事上不敗的「奇蹟」，其卡理斯瑪權威就將消減而造成地位的 動搖，1927 年直魯聯軍趁寧漢分裂奪回徐州、北伐軍嚴重受挫時，

蔣中正在李宗仁、白崇禧及何應欽脅迫下，不得不於該年 8 月 12 日 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下野一事，（郭廷以，1994b：659-660；

劉紹唐，1989：371）即為顯例。而當北伐完成後，其類以創造統治 權威的來源消失，其卡理斯瑪權威將難以持續。蔣中正若不能為以 其為中心的權力架構創造一新的正當性，其權力將隨時有崩解的可 能。為了創造此正當性，蔣中正在北伐完成後，即準備舉行裁軍的 編遣會議與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企圖在軍事與黨政上 進一步權力集中，並經由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儀 式，賦予其權力正當性，以鞏固其統治權力。而在 1929 年 3 月第三 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蔣中正亦以出版《孫蔣通信集》的方式，

塑造其為孫中山指定的繼承人之形象。換言之蔣中正要經由中國國 民黨這個卡理斯瑪共同體的幹部（出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選舉的儀式，使他順利成為孫中山卡理斯瑪權威的繼承者。

1928年 8 月的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 議，議決統一革命理論，試行訓政，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通 過軍隊編遣的〈整理軍事案〉。（劉紹唐，1989：405-406）是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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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國國民黨第一七二次中央常會頒佈〈訓政綱領〉，由中國國民 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全會閉會時，

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國民政府重大國務 施行之指導監督，由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會議行之，〈國民政府組 織法〉之修正及解釋，則由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會議決行之。（廖 立宇，1988：241-242）新國民政府乃依此綱領改組完成。（郭廷以，

1994b：592-594）因此，中國國民黨三全大會已非單純的中國國民 黨內會議，根據〈訓政綱領〉，它是代表國民大會的最高政權機關，

其決議具有憲法地位的效力。職是之故，掌控中國國民黨三全大會 即掌控全國最高權力。為掌控中國國民黨三全大會，蔣中正事先即 規劃以圈選指派出席代表的方式，試圖壓低在地方黨部佔優勢的改 組派與西山會議派的影響力。此種做法，引起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 極大的不滿。

軍系對蔣中正的不滿，來自蔣中正裁軍方案的不公平。北伐的 成功，使蔣中正的聲望達於巔峰。但北伐的順利完成，實非蔣中正 一人之功，而是由蔣中正率領的黃埔軍及粵軍、李宗仁、李濟深、

白崇禧的桂軍、唐生智的湖南部隊、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山西閻錫 山的部隊，加上由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的反軍閥政治宣導和組 織工作，合力而成。這些勢力彼此間的共識只有北伐統一全國，但 對於建國路線及北伐成功後的權力結構，卻全無共識。北伐途中，

國共分途，但中國國民黨各勢力之間，唯一的共識是以黨治國，但 對於黨的權力結構，卻各有所圖。北伐期間，各軍系間相互猜忌，

競相擴軍以求壯大自身勢力。北伐前，含各地軍閥在內的全國總兵 力，約 140 萬人；北伐後，全國總兵力已多達 230 萬人，軍餉所需 超過全國總收入。（郭廷以，1994b：672）在以黨治國的體制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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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會議指揮政府運作，而中央政治會議於各地所設的政治分 會又皆由各地軍事領袖主持，故各軍系也掌控了所駐紮地區的政 權。（郭廷以，1994b：672-674）換言之，北伐雖成，中國事實上仍 呈軍閥割據狀態，召開編遣會議進行裁軍誠有其必要。但 1929 年 1 月的南京編遣會議，由於蔣中正所提裁軍方案被認為不合理，【註 1】

編遣會議不歡而散。加上在該年 3 月 15 日至 27 日的中國國民黨第 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出席代表由選舉產生者只 80 人，由黨中央圈 定或指派者多達 303 人，在黨中央的操控下，於中執委、中監委選 舉中，反蔣中正的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只有汪精衛、鄧澤如當選，（教 育部主編，1989：878-888，896-898，1524-1526）引起改組派與西 山會議派不滿。軍系與派系的不滿匯集在一起，而有 1929 年 2 月由 桂系首先發動，各軍系與派系陸續捲入的內戰。

這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內戰，最後由蔣中正獲得勝利，但勝利 並未帶來其權力的穩固。反蔣派雖然失敗，但其對蔣中正集權的弊 病所做之指摘，亦非無的放矢。中國國民黨厲行以黨治國，對非其 黨員者加以排擠迫害，已引起社會人心憤恨；【註 2】而此時中國國 民黨又由蔣中正集權領導，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1930 年 7 月 25 日，反南京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與桂系、馮玉祥、閻錫山等軍系 所組成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標榜民主、法治下，所 通過的以黨建國基礎條件，與汪精衛所提不得限制其他政黨發展的 主張，頗能得熱心政治、關心時弊者的認同，對蔣中正及南京國民 政府形成極大的壓力。（孫彩霞，1983：29-32；教育部主編，1989：

903-906）蔣中正若不能善意回應以紓解社會的不滿，則不僅其權力 正當性將受質疑，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基礎亦將動搖。在此情 形下，蔣中正不得不於 1930 年 10 月 3 日致電國民政及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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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提早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四中全會，討論 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等問題，以對社會的期望做善意回應；但 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認為，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決議以 孫中山遺教為根本大法，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蔣中正與 胡漢民因此事衝突，蔣中正遂將胡幽禁，引起粵人不滿，廣州宣佈 獨立。嗣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統一對外呼聲響徹雲霄，蔣中 正不得不於 1931 年 12 月 15 日辭職下野，以求各方和衷共濟。（張 玉法，1994：231-232；郭廷以，1994b：691-692；劉紹唐，1989；

455-481；蔣永敬，1978：487-510）

中國國民黨的內鬥，以蔣中正的下野告終，顯示蔣中正的權力 集中，並不能得到多數政治勢力、尤其是也具卡理斯瑪魅力的汪精 衛胡漢民之認同，其欲把自己塑造成孫中山政治接班人的努力，也 因缺乏一能夠有效將他與孫中山思想聯繫的論述，而成效不彰，因 而無法加強其權力正當性。然自北伐以來，蔣中正已累積出在軍事 上無人能比的威望，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當 1932 年一二八上海 事變發生後，各界亟待有一強勢軍事領袖出面抵禦外侮時，蔣中正 遂成不二人選。是年 3 月 6 日，蔣中正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重掌軍事大權。

蔣中正之復出，與因應日本的侵略有關，但當時中原大戰剛結 束，華北、華中殘破不堪，廣州獨立正興兵北伐中，剿共戰事猶待 進行，以中國之國力，實無對日決一死戰的實力。（黃仁宇，1994：

182）蔣中正明白中國的困境，一方面欲落實其在 1931 年 7 月 23 日 江西第三次剿共時所發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對廣州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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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反蔣勢力採妥協政策，（張其昀，1984：15）以求在無內顧之憂的 情形下，專心對外，一方面則欲經由外交努力，拖延日本全面侵華 戰爭的爆發，以求建設國力。這也是他再 1925 年 11 月 19 日中國國 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對外關係之報告〉時說的：「 和 平 未 到 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

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 命無窮故也。」（蔣中正，1984a：1018）

然而，自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心激憤，陷於非理性的民族主 義情緒中。1931 年 9 月 28 日，南京大學生赴外交部請願，毆打外 交部部長王正廷，（劉紹唐，1989：472）報紙雜誌充滿慷慨激昂但 求一戰的文字，（黃仁宇，1994：126）在國人皆曰可殺的非理性氛 圍中，外交部部長被迫去職。（劉紹唐，1989：472）〈滬戰停戰協定〉

簽訂後，汪精衛尚遭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之彈劾。（劉紹唐，1989：484）

1932年 5 月 3 日，我方滬戰停戰談判代表郭泰祺，遭上海救國團體 代表毆傷。（劉紹唐，1989：483）1933 年 5 月 17 日，我方「熱河 事件」談判代表黃郛北上談判途經天津時，遭人行刺。（劉紹唐，

1989：501）1934 年，黃郛上海住宅遭人炸彈攻擊，又接獲恐嚇信 函。（黃仁宇，1994：137）在此氛圍下，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以 談判退讓爭取備戰時間的國民政府，已成國人仇恨的對象：1931 年 11 月 26 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萬餘人包圍國民政府；是年 12 月 5 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示威團，高呼「打倒賣國政府」、「全國被 壓迫民眾聯合起來」口號，佔據火車站，堅欲進京：是月 9 日，上 海、杭州、武漢等地中國國民黨黨部遭學生搗毀；是月 11 日，群集 南京的學生示威，以「打倒國民黨」、「農工兵聯合起來」、「爭取反 帝及一切自由」為口號；是月 15 日，學生再鬧外交部、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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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部，毆辱蔡元培；是月 17 日，中央日報社及西安、太原中國 國民黨黨部遭學生搗毀；是月 19 日，宋慶齡發表宣言，謂中國國民 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地位，惟有為民眾奮鬥的革命勢力，才可鏟 除帝國主義；1932 年 1 月日軍佔上海關後，北平學生貼出「愛國有 心，救亡無術」標語；是年 2 月，上海左派文人組「著作者抗日會」，

要求全國抗日；是年 4 月，西安學生組抗日會，再搗毀中國國民黨 黨部；是年 5 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組「廢止內戰大同盟」；1933 年 4 月，馬良、章太炎為熱河失守，痛詆國民政府；1934 年 4 月 20 日，宋慶齡發表對日作戰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動員全體人民 以抗日。（郭廷以，1994b：744）

面對國內高漲的要求立即抗日的聲浪，蔣中正除不斷分說其「攘 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必要性外，尚必須使國人信服其統治權力的正 當性，以借由此正當性來鞏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換言之，蔣 中正需創造一有助於其統治的文化霸權，而中國國民黨既然以孫中 山的三民主義為根本大法，則此文化霸權也必然建立在對三民主義 的詮釋上。早在北伐期間，蔣中正就在<蔣總司令勉全國同胞以三民 主義為中心統一國民之思想電>中，言革命必先革心，要統一中國須 先統一思想。（秦孝儀，1978：53）足見他已認識到建立文化霸權的 重要性。但此時中國國民黨的文宣工作或操於黨內左派或操於西山 會議派手中，蔣中正並無太多著力之處；因此此時蔣中正雖已初步 認識到文化霸權對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性，卻未真的著手於此方面的 工作。1931 年 1 月 12 日，蔣中正演講〈為政與求學〉，肯定戴季陶 對於孫中山思想的民生哲學詮釋。（蔣中正，1984a：611）至此，蔣 中正才算是為其所需要的文化霸權內容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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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之接受戴季陶詮釋的儒家化的三民主義，有其外在不得 不然的環境因素：

首先，在黨內相爭無己的情形下，蔣中正必須強調其做為孫中 山繼承者的正當性。這個正當性無法單獨由其軍事威望中獲取，而 必須汲取自孫中山革命思想。與蔣中正相爭的胡漢民、汪精衛、宋 慶齡既持與儒家化三民主義不同的論點，而戴季陶與蔣中正的公私 情誼非比尋常，（陳潔如，1992：87-92）蔣中正自然選擇擇儒家化 三民主義為其接受的論述。

再者，在日本不斷進逼下，「復興民族」已成全民願望。戴季陶 儒家化三民主義所強調的，是孫中山復興了中國的民族文化。蔣中 正的提倡儒家化三民主義，有使其成為復興民族的代表之意味，此 適可化解對其不抗日的質疑。

其次，儒家有濃厚的秩序情結，要求人們服從現存的政治權威，

對穩定有權力者的權力基礎有所助益。

但是，除外在環境因素下，蔣中正之接受戴季陶的儒家化三民 主義詮釋，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此詮釋與他的內在精神層面相契合。

正因如此蔣中正不但接受戴季陶的詮釋，更在此路徑上進一步發展 出他個人對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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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蔣中正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典範

1930年 11 月 25 日，蔣中正經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推舉出 任行政院長，而他已認識到建立文化霸權的重要性，開始展開其三 民主義詮釋典範的建構。1931 年 1 月 12 日，蔣中正在中央政治學 校總理紀念週演講〈為政與求學〉，肯定戴季陶對於孫中山思想的民 生哲學詮釋，並且告訴學生，要看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 礎》，才能理解民生哲學，又以戴季陶的觀點說，孫中山的學問，許 多是從《大學》、《中庸》研究出來的，其中，最重要、最高深的，

就是《大學》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政治哲學。（蔣中正，1984a：611）

是年 2 月，蔣中正在教育部發表〈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演講，強 調國民必須認識與信仰作為國家立國基礎的正統思想，才能使中國 與中華民族生存於世界上，他再度援引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 的基礎》，強調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是中國道德 文化的復活；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立基於中國文化的復興之上，

不僅如此，蔣中正還表示，馬林與孫中正對話的時候，他也在現場，

他說：「那個俄國共產黨問 總理的時候，我也在那裡」。（蔣中正，

1984a：611）意思是他可以證明戴季陶所載為真，藉以破除外界對 於三民主義儒家化的質疑。蔣中正更要求教育部拿孫中山的正統思 想來做教育系統，這可以說是全面推動黨化教育的開始。

蔣中正之所以以戴季陶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為三民主義的正 統，有其個人思想上的因素。蔣中正在 8 歲時，即從塾師讀《大學》、

《中庸》，至 20 歲東渡日本前，他受的多是傳統儒家教育。（張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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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2）這段成長經歷，對他的人格思想影響甚大，自 1924 年 起，他即以「靜敬澹一」為座右銘。（鄧元忠，2000：122）而此四 字正是王陽明修習內聖功夫所重。他既受儒家內聖外王觀念影響至 深，則在思想脈絡上已與戴季陶的儒家化三民主義接近。

使蔣中正在推崇戴季陶的詮釋為三民主義的正統外，尚進一步 趣發展他自身對三民主義的詮釋之原因，是權力鬥爭的現實需要。

1931年底，蔣中正雖艱苦贏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卻在九一八事變後 為求黨內團結而下野，雖然轉即在 1932 年初復出，但此段經驗，無 疑地使他認識到建立文化霸權的重要性。為了貫澈「攘外必先安內」

政策與求對外態度的一致，他必須加強其權力的正當性。他不能只 是推崇戴季陶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更必須使其自身就是孫中山 思想的繼承人，才能由掌控三民主義的詮釋權而建立其權力的正當 性。職是，在他復出後，就次第發展出他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

1932 年 5 月 16 日，蔣中正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演講〈自述研 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在該篇演講中，他首先說：

「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是得力於中國的哲 學。他們日 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習……中國的儒道，而儒 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

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

統 一 了 支 離 破 碎 的 封 建 國 家 ， 竟 成 功 了 一 個 今 日 稱 霸 的 民 族。」（蔣中正，1984a：627）

既然日本之致強，是因為奉行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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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國要抵禦日本的侵略，就要復興王陽明哲學。然而，如此的認 識，必須面對一個困難：蔣中正必須塑造其為孫中山思想的繼承人，

因而不能和孫中山思想有所牴觸。然孫中山雖在 1905 年的〈中國應 建設共和國〉演講中，認為日本維新運動諸豪傑因沉醉於王陽明「知 行合一」的學說，故皆有獨立尚武之精神，（孫中山，1989c：3）惟 在晚年的《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改變先前看法，認為日本維新的 成功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風馬牛不相及，反而係「成於行之而 不知其道者」，全得師夷之功，故他倡「知難行易」。（孫中山，1989c：

382-383）既然如此，蔣中正就必須解決他和孫中山對王陽明哲學態 度不同所生之矛盾。

孫中山之所以批評知行合一，原因有二：一是無助於世道人心，

二是不合實踐之科學。孫中山認為，知行合一易使人誤會知之方能 行之，故凡未為自己所知，雖為先知先覺者求得之知，也不願共同 推行。更有甚者，還有人受流傳數千年「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言 論的毒害，誤會知行合一有知易行難的涵義，因此必須根本地檢討 知行合一之說。其次，孫中山認為知行合一不合於實踐之科學，基 於科學進化的需要，知行的分工有其必要，（林有土，1976：140-141）

也就是說，理論家與實行家不必合於一身。不過，蔣中正指出，孫 中山的批評未必是針對王陽明之說，而是針對一般中國人的積習，

其目的是在鼓勵中國人勇於實踐，建立中國人的信心，因為兩個人 所談的知行範疇是有所差異的，王陽明所講「良知」知，是人的良 心上的知覺，而孫中山所講「知難」的知，則是指一切學問的知識。

雖然孫中山和王陽明所講的「知」本體不同，但「其作用是要人去 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蔣中正乃痛詆曲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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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無所適從的言論，要求黨軍實 行知難行易學說、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中正，1984a：628*630）

在該篇演講中，蔣中正進一步說孫中山曾認為《大學》、《中 庸》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而《大學》、《中庸》之道 是孫中山所謂的王道，也就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

致宋儒而空虛，至王陽明而復興，迨至我們 總理而集大成。」（蔣 中正，1984a：631）換言之，在蔣中正的詮釋下，孫中山的知難行 易學說不但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沒有衝突，且孫中山更是王陽 明學說的承繼者，王、孫所行的，是孔子的《大學》、《中庸》之道，

也就是王道。這種詮釋，已是視孫中山的思想本質和孔子、王陽明 的儒家思想相同。

在 1932 年 6 月 6 日的〈中國的立國精神─要抵抗日本帝國主 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演講中，蔣中正認為要抵抗日本 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的立國精神武士道，而武士道的來源，是 日本學習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哲學，只是學得不完全，以致成了 侵略的霸道。因此，要抵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必須用「知行合 一」、「知難行易」的哲學，就必須有自己的立國精神，所以「要打 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應該具備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 族精神。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智、仁、勇，而其基礎就是修身。」

換言之，能使中國振衰起蔽對抗日本的，正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因而一定要實行「黨治」。（蔣中正，1984a：637-643）

蔣中正把中國國民黨一黨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抵禦外侮上，

而他個人權力的正當性，則來自奉行三民主義上。職是，經由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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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蔣中正為其自身取得一統治正當性的堅強基礎。

蔣中正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大學》、《中庸》之道劃上等號。

《大學》、《中庸》著重一切從個人修身做起，蔣中正認為這是為政 救國的根本方法。故 1932 年 10 月張學良到漢口謁見時，蔣中正與 他談的是「做人救國」之道。（秦孝儀，1978：242）他所推行的新 生活運動更是完全從個人生活做起，1935 年 5 月 19 日，他在雲南 對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講〈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時，亦由個 人出發，論證其與復興民族之關係。（蔣中正，1984a：960-964）蔣 中正將做人與救國連結在一起，要救國，必須先求個人的修身養性。

易言之，蔣中正著重的，其實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內聖外王的觀念，由此可窺蔣中正個人的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響。

蔣中正之提出他對三民主義的儒家化詮釋，有現實政治上的必 要，而數次剿共的失利，加強了這個必要性。在]軍事剿共進行不順 利下，蔣中正已認識到政治與軍事並行的重要，而有「三分軍事，

七分政治」的戰略，而所謂的「七分政治」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 統一思想強化領導中樞的權威，以避免像 1931 年底孫連仲軍的參謀 長趙博生率 2 萬部隊投共，或一二八上海事變後剿共前線的第 19 路 軍逕自脫離前線開往上海抗日之事再發生。為強化領導中樞的權 威，蔣中正於 1932 年初下野期間，接受其前黃埔軍校學生滕傑所倡 仿義大利法西斯組織籌備三民主義力行社之議，並親自領導三民主 義力行社。（鄧元忠，2000：77-79）1933 年 9 月 20 日，蔣中正對力 行社發表〈如何做革命黨員——「實在」為革命黨員第一要義〉演 講，強調信仰領袖的重要性，在次日發表的另一篇演講〈革命的心 法——誠〉，蔣中正又再度重申領袖為中心的信仰。（馮啟宏，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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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209）但領袖何以能叫人信仰？這又回到蔣中正必須是孫中山思 想的繼承者之身份上，因而蔣中正有進一步發展其對三民主義的詮 釋之必要。

在以《大學》、《中庸》為核心下，蔣中正儒家化三民主義思想 的具體建構工程，在他於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演講中細緻地展開。1934 年 9 月的〈大學之道〉中，蔣中正強調孫中山在〈民族主義〉中的 講論，以為〈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是中國固有的最有系統的（道德）政治 哲學：

「〈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 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我們現在 所研究的軍事，不過是政治的一部分，實際上是 包括在政治 範圍之內的，所以凡是軍人，尤其是做了軍官的，必須研究 政治哲學，了解政治原理，尤其要深明我們本國發明最早的 政治基本原理——即大學之道。」（蔣中正，1984a：85）

〈大學〉開宗明義地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於至善。」蔣中正認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大學之 道的三個綱領，而他則賦於此三個綱領以合乎時代的意義。他指出，

所謂「明德」，原指天賦靈明的德性，明明德即指去人欲，存天理，

為修己工夫的第一步，但在今日，「這『明德』就是主義」，明明德 於天下，就是要實現三民主義於天下。（蔣中正，1984a：86）如此 一來，忠實地信仰主義與實現主義，便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儒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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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所強調的內聖明德之教，便轉而成為外控的意識型態。至於「親 民」，蔣中正說：「我們親近民眾，必須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漸 磨之以仁義，教之引之，鼓之舞之，使能滌除一切污習，使其智能、

德性、精神、體魄、生活、行動，都能追得上時代。」（蔣中正，1984a：

87）革命家乃是秉持主義對人民進行教化，這是治人建國的基本工 夫，此則使統治行為亦被賦予道德的意義，反抗主義的行為，則必 然為「不道德」。蔣中正又認為「止於至善」有兩種解釋，一是「精 益求精」，「以求至於其極」，二是「擇善固執」，「止於所止」。蔣中 正說：

「我們為人、處世、作業、立業如能把握住此至善之道，而 固執不變，信守不移，就不會馳騁妄想，見異思遷」，「照著 來奮勉力行，這就是止於至善，即使我們革命作戰，到了最 後關頭，自己即使犧牲而死，也是以身殉道，取義成仁，為 革命主義救國而死，是為正命，就配附於總理和革命先烈的 歷史系統下，精神永遠不死！」（蔣中正，1984a：87-88）

蔣中正在〈大學之道〉裡對〈大學〉所做的詮釋，進一步將孫 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儒家思想聯繫，而此篇演講，顯然是針對北伐以 來各軍系、派系與共產黨所引發的內戰而發，所以他要求軍人，尤 其是軍官，當把握住至善之道時，就要固執不變、信守不移，不能 馳騁妄想、見異思遷。換言之，軍人必須要依照主義而行事，而所 謂的主義，也正是蔣中正所詮釋的三民主義。

1935 年 9 月在峨嵋軍訓團發表的〈總理遺教概要〉，則是蔣中

２００

正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架構的完全成形，他把孫中山遺教分為四大建 設四大部門，是為心理建設（孫文學說）、物質建設（實業計劃）、 社會建設（民權初步）以及政治建設（政府組織與地方自治），（蔣 中正，1984a：2）蔣中正充分運用了儒家思想中的概念去解說孫中 山遺教。其中，在政治建設方面，蔣中正認為政治建設以民生為首 要，民生政治建設的最高目標，則見於《禮運》〈大同篇〉：「 大 道 之 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 謂大同」。（蔣中正，1984a：6）不過，最能表現儒家德治主義的，

則見於第四講〈心理建設之要義〉，在其中，蔣中正認為就革命人格 的修養與革命精神的發揚而言，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恢復固 有道德與智識的主張，提供了不二的法門，〈軍人精神教育〉中所言 的智仁勇三達德，則是修養革命人格的最有系統的遺教。蔣中正提 到國家對國民進行精神建設的宗旨，就是要一方面普遍確立「知難 行易」之力行哲學的信仰，一方面要恢復並發揚「禮、義、廉、恥」

四維之固有道德和立國精神。但要用什麼方法來完成心理建設呢，

蔣中正乃將八德編入〈中國童子軍守則〉十二條的前五條：「一、忠 勇為愛國之本；二、孝順為事親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

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而 11 月 12 日至 23 日召 開的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乃將〈中國童子軍守則〉十二條定為〈中 國國民黨黨員守則〉。（蔣中正，1984a：45-47）而在闡述完四大建 設後，蔣中正則以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所申論的 民生哲學總結孫中山的思想。（蔣中正，1984a：52-54）

２０１

1936 年 3 月，蔣中正在南京陸軍大學繼續演講〈中庸要 旨〉 ，在戴季陶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中，於孔子民生哲學 裡佔有核心理論地位的《大學》與《中庸》 ，遂於蔣中正的 手中完成了現代化的轉化詮釋。在該篇演講中，蔣中正指 出：「《 大 學 》 以 格 致 誠 意 為 本 ， 而 《 中 庸 》 一 書 ， 亦 以 慎

《中庸》曰：

不僅人己不分，而且是心物一體，內外一貫的」。（蔣中正，1984a：

105）他在此拉開了與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在本體論上的區分，把哲學 立場的論辯與政治的鬥爭皆賦予了捍衛中國道德文化的意義。

綜合前述，蔣中正自 1932 年復出後，即在戴季陶儒家化三民主 義詮釋的基礎上，以

《大學》與《中庸》為本，建構其儒家化

三民主義詮釋典範。蔣中正的詮釋，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

儒家學說接軌，使孫中山由激進反慱統的革命家形象轉變為

中國「道統」的繼承者，三民主義因而具有維護現存執政者

２０２

的功能。而這對處於內憂外患中的南京國民政府，是有其必 要性。

第三節

道德政治的推行

蔣中正基於其個人思想風格與政治實際需要，建構其儒家化三 民主義詮釋典範，但是光是蔣中正個人接受儒家化三民主義是不夠 的，他必須讓全國民都接受，才能夠達到鞏固統治正當性之目的。

要達到這一點，就須經由「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塑造文化霸權。

文化霸權的塑造，經由兩個途徑進行，一是由國家出面，對清 末以來就飽受批評的孔子與慱統價值重新予以肯定，二是發動各種 運動，將儒家化三民主義的概念加以推廣，使之內化成人民的基本 價值。

北伐軍興，攻克兩湖後，在左派的主導下，廢各地孔廟成為反 封建的象徵。（胡禮賢，1981：307-322）1927 年 2 月，已遷至武漢 的中國國民黨中央下令轄下各省，廢止春秋丁祀的祭孔大典，將其 經費撥充教育之用；（蔡淵洯，1991：45）清共後，因支持蔣中正而 獲出掌大學院（教育部前身）的蔡元培，亦在 1928 年 2 月 21 日下 令各省市教育當局廢春秋祭孔舊典。（劉紹唐，1989：389）但共產 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對孔子的否定，使注重慱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 感到憂心，而開始興起一股保護慱統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風潮。1928

２０３

年 2 月大學院下令廢止春秋祀孔舊典後，該年 5 月 26 日內政部即下 令保護各地孔廟。（劉紹唐，1989：396）之後在潮南省何鍵、魯滌 平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更下令以孔子誕辰為紀念日：湖南省更於 1928 年舊曆 8 月 27 日舉行祀孔典禮。（蔡淵洯，1991：75）是年 10 月大 學院改制為教育部後，戴季陶更呈請教育部禁止顧頡剛所編中學國 史教本，理由是該書稱史上並無大禹其人與左袒秦檜。（鍾貢勛，

1971：240）

在蔣中正於 1932 年復出後，文化保守主義更是蔚然成風。在蔣 中正於 1933 年至 1934 年間親自領軍展開第五次圍剿的同時，為彰 顯中國國民黨保護慱統價值以襯托出中共的反中國慱統，蔣中正下 令恢復各項尊孔措施，1924 年 7 月，國民政府規定以每年 8 月 27 日孔子誕辰為國定假日，是年 11 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尊孔 祀聖」決議，接著由政府開始提倡讀經，蔣中正本人也親赴曲阜祭 孔，加封孔子為「千秋仁義之師」、「萬世人倫之表」，稱：「保護孔 廟之文，蓋欲為共產主義之根本剷除」。（馮契主編，1989：1086-1087）

1934 年 2 月 19 日，蔣中正於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劉紹唐，

1989：512）成立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蔣中正自任會長，主持 會務。接著於各省、市、縣成立類似的機關，推動該運動。蔣中正 更在該年 5 月 15 日親訂〈新生活運動綱要〉，頒行全國，以做為運 動的準則。

做為民國建立後第一個由政府發起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新生活 運動的目的顯然具有解決時代問題的高度政治目的。在〈新生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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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綱要〉中，蔣中正說明發起新生活運動的目的，係因社會人心苟 且萎靡，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使「國家紀綱廢弛，社 會秩序敗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洊至，外患頻仍，乃 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蔣中正，1984c：3128）

在蔣中正看來，中國人向來重視禮義廉恥，而中國民族的危亡 哀弱，正是源於國民忘掉禮義廉恥，而其時國民種種失卻禮義廉恥 的病態，如腐敗、暴戾、萎靡、散漫，皆是因中國在帝國主義侵迫 下，文化與生活失去常軌，忘記古聖先賢的禮義廉恥信條，又未學 到西洋的自強不息精神之故。（蔣中正，1984c：3127）蔣中正又指 出，當時的中國不能和各國平等的原因，在於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 比不上其他國家的國民， 改革社會，復興國家與民族，不是用武力 所能成功的。如要成功，第一須使一般國民具國民道德，第二要使 一般國民具國民知識，亦即根本上要先提高國民的智識道德。而國 民智道識的高下，則須歸結到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因此新生活運 動就是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都合乎禮義廉恥的原則，如此才能表 現出高尚的智識與道德。（蔣中正，1984c：3130）由此，可以看出 蔣中正所強調的智識與道德，其實只是一種簡樸生活與儒家社會秩 序觀。

對於禮義廉恥，蔣中正提出個人的看法，將禮界定為「規規矩 矩的態度」，視義為「正正當當的行為」，183 廉定義為「清清白白 的辨別」，說明恥為「切切實實的覺悟」。在這四維中，他更說明所 謂的禮包括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能循此三者，即為守 規矩;合乎三者的即是正當的行為;能辨別合乎禮義與否即為廉;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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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覺悟自己或他人的不合禮義即為恥。（蔣中正，1984c：3129）換 言之，蔣中正所著重的，其實是既有社會秩序的維持。

由蔣中正對新生活運動精神的闡釋，不難看出其受儒家政治觀 及社會秩序觀的影響。儒家視政治問題為道德問題，統治者必須「內 聖」才可能「外王」。而一切的政治爭議，只能由道德中求得解消。

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賴於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認清自己的社會位置 及社會責任義務，接受上位者的（道德）領導。儒家對社會秩序情 結的重視，有兩方面的社會意義：第一是不承認個人利益的合法性，

認為人民不應基於私利向政府提出要求，而引起分歧的意見和主 張。為了政治和諧，就須強調道德，以抑制個人的侵略性；第二是 認為只要確保穩定的社會秩序，所有社會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白魯 洵,1988：15-16，19-21，29，110）而新生活運動之儒家內涵，無疑 地正是欲達到這些目的。

而與儒家傳統不同的，新生活運動更強調其軍事化目的。新生 活運動發起於內有剿共戰事不利外有日本節節進逼中，運動的發起 地又在剿共軍事大本營的南昌，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剿共政 策的產物，本身即有軍事上的目的。蔣中正在〈新生活運動綱要〉

中，說新生活運動是「提倡『禮義廉恥』，……求國民之生活軍事化。」

（蔣中正，1984c：3131）不過，在 1935 年 2 月 19 日的〈新生活運 動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中，蔣中正特別申明，新生活運動的軍 事化並非要全國一起武裝上戰場，而只是期望人民能養成重組織、

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的習性。（蔣中正，1984c：

3147）

２０６

在內憂外患交迫中，蔣中正所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特重食衣住行 的生活細節，不免被憂國之人士為不切實際，胡適即在〈為新生活 運動進一解〉中，譏諷新生活運動似所要求的「不過是一個文明人 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胡適，1980：118）但新生活運動確實有其 政治上的必要性意義：

首先，日本侵華之勢日急，蔣中正雖百般忍讓以延後全面戰爭 的爆發，但中日全面戰爭確實隨時可能發生。以其時中國的情況，

要和日本做全面的死戰，卻顯有問題。長城戰役中各軍系投入最精 良的部隊，仍不足與抗日軍，即可見一斑。對此情形，蔣中正應是 暸然於胸。在資源極端有限的情形下，也唯有求諸精神力量，來克 服物質的不足。

再者，中國傳統社會以皇帝為天子，「天地君親師」為維繫社 會的基本人倫關係，融合宗教思想，政治體系、倫理教育與社會習 慣為一體。故政治結構雖簡單，卻猶能凝聚社會向心，維持政府的 基本運作。但民國肇邁後，舊思想與舊體制一併被推翻，留存的官 僚體制便變得單薄而無法支撐一全國性政府的運作，此為造成軍閥 割據局面的一大主因。（黃仁宇，1993：313）蔣中正雖以武力強行 統一全國，卻也無能開創一全新的、有高效率的現代政府體制。其 所能仰賴的，是個人的人身威權所建立的人際網絡。但這種靠重重 疊疊的人際關係來維持政府運作的機制，不僅只能維持一個最低狀 態的運作，旦其內在就有利益互相衝突的問題。在此情形下，蔣中 正之重視精神教育，就有以其替代中國最不足的宗教思想，重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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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連帶以凝聚人民向心力之意義。

事實上，蔣中正在孫中山死後，即已有恢復傳統社會連帶的努 力。他在黃埔軍校舉行的總理紀念週，規定參加的師生向總理遺像 及黨旗行三鞠躬禮、靜默及宣讀總理遺囑，已有濃厚的宗教儀式色 彩。1935 年及 1936 年又分別在儀式中加入宣讀〈黨員守則〉、〈軍 人讀訓〉的活動。〈黨員守則〉的序文稱「 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

長 官 以 教 僚 屬 ， 將 帥 以 教 士 兵 」，實含恢復傳統尊卑長幼秩序之意 味。〈軍人讀訓〉則包括下列詢問：「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祖先遺留之 廣大土地？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後代之子孫？如何 而 後 可 以 保 我 國 家 獨 立 自 主 之 國 權 ？ 」 此種問題不僅具教義問答

（catechism）之模式，且希望透過政黨及軍隊組織，強調中國人在 血綠關係上求永存之傳統觀念，並及於保存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黃 仁宇，1994：153）換言之，透過具宗教色彩的儀式，蔣中正早試圖 於軍中重建傳統的社會連帶關係。新生活運動也只是他進一步將此 模式推廣運用到民間去，這也是何以新生活運動會是軍事化運動的 原因之一。

新生活運動重建傳統社會連帶關係的企圖，在費正清等蔣中正 的批評者看來，是一種法西斯的傾向。（費正清，1994：331）可是 批評者所忽視的，是在當時中國傳統社會連帶崩解、新的社會連帶 又無從建立的困境中，蔣中正也只能以恢復中國傳統的倫理關係，

來凝聚國民的向心力。否則中國又何能去因應那場即將到來的抗戰 呢？1934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與其盟兄黃郛談「對日計劃」時，其 結論是「先立其本，以人格與精神樹信於國民。」（黃仁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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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顯示在國內各股政治勢力相爭不下，又多對蔣中正「攘外必先 安內」政策有所質疑的情形下，蔣中正只能依恃其自身人格修養所 散發的人格魅力，來尋求人民的信任支持。如此訴諸個人人格修養 為政治運作的經緯，則政治必然要走上道德政治一途，而從蔣中正 的強調新生活運動非一般社會改良運動，而是救己圖存、昨死今生 的運動，（蔣中正，1984c：3127）其實已可看出新生活運動其抗日 計劃的關聯性。

新生活運動的設計與推廣，三民主義力行社出力甚大。【註 3】

新生活運動展開後，以三民主義力行社社員為主的南昌行營黨政軍 調查設計委員會，又推出「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與新生活運動相 輔並進，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新生活運動的禮義廉恥與三化（軍事 化、生產化、藝術化）精神為本，以蔣中正的力行哲學為思想基礎，

其目的在針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文化鬥爭，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融 合西洋文化而創造新中國文化。（蕭阿勤，1991：63）為了推行這個 運動，南昌行營隨即成立「中國文化學會」，其理事長鄧文儀與十五 位委員，都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社員，由此足具該運動純由三民主義 力行社主導。

中國文化學會的成立與活動，使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勢力延伸到 原由「C.C.系」【註 4】壟斷的文教界，因而引起雙方的競爭與衝突。

ＣＣ系為與三民主義力行社對抗，在 1934 年 3 月 25 日成立中國文 化建設協會，出版《文化建設》月刊為機關刊物，（陳旭慧，1987：

385；張雋，1987：210）中國文化學會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雖皆擁 蔣中正，但彼此間門爭激烈。（葉青，1990：436）ＣＣ系以其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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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及黨部的既有優勢，很快地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三民主義 力行社的中國文化學會也就未再有進一步的展開。（張雋，1987：210）

1935年 1 月 10 日，《文化建設》刊出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聯名的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展開所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 動。該宣言的內容大致可分三部份：第一份的標題為「沒有了中國」， 稱「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型態，社會的組織，

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 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 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第二部份的標題是「一個總清算」， 首先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做一簡單的描述，再回顧西風東漸以來從事 現代化的努力，最後歸結到當時文化工作的迫切性。至於要如何從 事文化建設工作，宣言反對復古，也反對完全模仿英美、蘇俄或義 德。第三部份的標題是「我們怎麼辦」，提出文化建設應有五種認識：

〈一〉中國有其特殊性與時代性，應特別注意此時此地的需要，此 即為中國本位的基礎。（二）檢討過去，存其所當存，去其當去。（三）

要吸收歐美文化，吸收之標準應取決於現代中國的需要，而不應全 盤接受。（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迎頭趕上的創造，其目的在使 中國文化能與他國文化並駕齊驅而能對世界文化有最珍貴的貢獻。

（五）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非拋棄大同理想，而是在奠定實 現大同之初基。（蔡淵洯，1991：304-305）該宣言發表後，ＣＣ系 於全國各地推動座談、演講、撰文、以回應該宣言，一般稱該些活 動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反對完全模仿英美文化，其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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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的是胡適、陳序經等西化論者；反對模仿蘇俄，則是針對中國 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的左派；反對模仿義、德，則是針對三民主義 力行社而發。諷刺的是，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內容，卻與三民 主義力行社主導的新生活運動若合符節。（蕭阿勤，1991：65）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後，引起各界激烈爭論，因 此，1935 年 5 月 10 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再發表〈我們的總答覆〉。 文中重申中國本位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 民族的生存。」（馬若若，1980：180-183）既然著眼於民族存續的 關鍵問題，認為民族生存為當時中國的需要，則在此前提下，許多 參與、支持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論者，都主張對文化活加以統 一控制，甚至認為應以三民主義為統一控制文化活動的標準。（張 雋，1987：239-242）陳立夫更明言：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綱領就是 三民主義。（樊仲雲編，1980：4）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所引發的論戰，一直持續到 1935 年底。

但其在政治上引起的效應，卻甚為深遠。蓋在此之前，蔣中正雖已 體認到建立一文化霸權的重要性，但中國國民黨在內鬥不息下，並 未真的著眼於提出一全面性的文化政策，而在該運動的影響下，中 國國民黨方在 1935 年 11 月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確定 文化建設原則與方針以復興民族案〉，並設文化委員會以統籌各項文 化建設工作。（蔡淵洯，1991：308）該〈文化建設原則〉共有四條，

其第一條即是「確定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建設運動之最高原則」；其

〈推進方針〉共十四條，除建構一對全國各種文化活動的全面性控 制機制外，該方針第十一條更稱：「為轉移一般社會風氣，提倡以禮 義廉恥為中心，以革新國民之生活習慣，務使在個人生活上的勤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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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僕整齊清潔為基準，在集團生活上有負責任重紀律信仰領袖服從 團體之美德。」（秦孝儀編，1979：272-275）至此，三民主義己不 僅是當時中國政治思想及政治運作的唯一準則，更是人民生活及思 想的唯一依據，而三民主義的內涵，就是由戴季陶所提出，經蔣中 正進一步發展的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典範，職是之故，清末民初以 來飽受質疑批評的儒家倫理思想，也因被執政者所吸納而復興。

經由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的推廣，蔣中正的 儒家化三民主義詮釋典範成了當時中國的文化霸權，蔣中正亦因而 由軍事領袖的角色，躍升為兼有政治領袖•軍事領袖、社會領袖、

文化思想領袖等多重角色的卡理斯瑪領導人。在當時的中國，他已 擁有無人能比的領袖權威，勉強可對其挑戰的汪精衛，在 1935 年 11月 1 日遭與三民主義力行社關係密切的孫鳳鳴刺成重傷，赴德療 傷，（鄧元忠，2000:390-394；劉紹唐，1989:534），胡漢民則滯留國 外未歸，更於 1936 年 5 月逝世，蔣中正成為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領 袖。(苗建寅主編，1990:229)，雖然中國共產黨及宋慶齡等左派人士 仍以蔣中正不抗日之由對他多所批評，惟 1936 年年底西安事變後，

蔣中正停止剿共，與中共合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 年七七事變 後，蔣中正奮起抗日，其聲望達於顛峰，(苗建寅主編，1990；318)1928 年 3 月，中國國民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於黨章中增加「總裁」一 章，並在與會代全體起立呼萬歲下，推舉蔣中正為總裁，(馮啟宏，

1998：279)，至此，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的地位，已和孫中山一樣，

具至高無上的卡理斯瑪權咸。

２１２

本章注釋

【 註 1 】當時國民政府的軍隊軍隊主要分屬四個集團軍：直隸於蔣 中正，由黃埔軍及粵軍擴充而來的第一集團軍，駐於江蘇、

浙江、福建、江西、安徽；馮玉祥的國民軍擴充而成的第 二集團軍，駐紮河南、山東、陝西、甘肅、青海、寧夏；

由閻錫山的山西部隊擴充而成的第三集團軍，駐屯河北、

山西、綏遠、察哈爾；由李宗仁的桂軍擴充成的第四集團 軍，屯於湖北、湖南、廣東、廣東、冀東。另遼寧、吉林、

黑龍江、熱河則歸張學良的東北軍掌控。四川、雲南、貴 州、新疆則仍由地方軍閥佔有，但奉國民政府為中央。依 蔣中正所提編遣草案，全國劃為七個編遣區，第一、二、

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為一區，川、滇、黔為一區，

另設一中央區處理收編的直魯聯軍，每一編遣區留二十萬 人，另設憲兵二十萬人歸中央統轄。如此則事實上蔣中正 所轄部隊，有第一集團軍、中央編遣區及憲兵等共六十萬 人，為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兵力總合之數。依此計 劃，馮玉祥的部隊需裁減半數以上，閻錫山的部隊則不裁 反增。北伐末期的華北之戰，馮玉祥居功厥偉，其部隊犧 牲最大，但北伐後因蔣中正偏袒閻錫山，英、美、日又惡 馮玉祥親俄的立場，致直隸落入閻錫山控制，冀東則入於 桂系白崇禧之手，馮玉祥只得到一不完整的山東。（郭廷 以，1994：672-675；張玉法，1994：223-224）

【 註 2】1927 年 4 月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對於同持反共立場的中國 青年黨，仍加以取締，對政治立場向不與中國國民黨同的 梁啟超及其同志，也仍加以壓迫。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啟

２１３

超病逝，蔡元培以梁對中國學術貢獻頗著，請國民政府加 以褒獎撫恤，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指梁反中國國民黨而力阻 之，事遂不行。是年 5 月，中國國民黨禁止民眾紀念五四 運動，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 甚麼時候才有憲法〉等文，批評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迫害 人權。是年 9 月，教育部去文警告胡適。（郭廷以，1994b：

686-687）是年 10 月 29 日，國民政府公布〈公務員任用條 例〉，通令各機關，應先晉用中國國民黨黨員，裁員時則先 裁非黨員。（劉紹唐，1989：445）1930 年 1 月，胡適等知 識界領袖出版《人權論集》，批評政府迫害人權。是年 2 月，

「自由大同盟」於上海成立，反對中國國民黨殘害人權。

同月，上海新民大學、東亞大學因有教員持有反中國國民 黨刊物，遭教育部下令停閉。（劉紹唐，1989：446）

【註 3 】第五次剿共時，南昌行營為執行蔣中正「七分政治、三分 軍事」的戰略，成立「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其下設政治 組，蔣中正賦予該組的任務之一，為「中國文化的改進」，

即要以新文化、新教育與新精神來造就新國民、新中國，

以救亡圖存。此即新生活運動的由來。負責起草設計新生 活運動方案的政治組成員鄧文儀等五人，皆為三民主義力 行社成員。而新生活運動的方案內容，主要根據的是三民 主義力行社自訂的成員〈生活限制條例〉。新生活運動的主 要幹部，幾全為三民主義力行社成員。新生活運動的推展，

也附隨著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組織發展而普及到各地。（鄧文 儀，1973：159，173；干國勳，1986：138-142）

【註 4】所謂的「ＣＣ系」，係指以陳果夫、陳立大兄弟為主的派系 勢力。陳氏兄弟的叔叔陳其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革命黨 人，蔣中正的加入同盟會，即由陳其美介紹，兩人更結為 異性手足。因此段關係，蔣中正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後，即 委陳果夫在滬辦理軍校的招生、通訊、採購事宜。1926 年 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陳果夫被選為中 央監察委員，開始在中國國民黨中展露頭角。嗣後中山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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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蔣中正於該年 6 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即派 陳果大為該部秘書，負責實際接收、整頓組織部，該年 7 月北伐軍興，蔣中正以軍務繁忙，難再兼掌部組織，薦陳 果夫兼代組織部部長。陳果夫主持組織部後，即逐漸汰換 部中左派及共黨份子，代之以反共擁蔣者，更成立黨政訓 練所，圖以所訓練培育的具反共思想的黨務幹部，接收由 共黨或左派控制的地方黨部。1927 年寧漢分裂蔣中正被迫 下野後，擁蔣的陳果夫、戴季陶、丁惟汾於上海成立「中 央俱樂部」（Central Club），以與其時南京國民政府由桂系 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對抗，此即ＣＣ系的由來。是 年 12 月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瓦解，蔣中正復職，丁惟汾北 上進行秘密工作，戴季陶則專心於為蔣中正策劃政治活 動，中央俱樂部名義上不復存在，但其多數成員在陳果夫 領導下，仍繼發展成一嚴密的派系。1928 年 2 月中國國民 黨第二屆四中全會通過〈整理各地黨部案〉，陳氏兄弟隧得 以派親信接收各地方黨部。至 1932 年，陳氏兄弟幾已掌控 全國各省市中國國民黨黨部。為擴展影響力，兩陳更成立 許多次級秘密組織，如青白團、忠實同志會、學行社、建 國中學派、平民中學派、十人團、五友社、上海會社、幹 社、青年社、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誠社、武德社、東北 青年學社等，滲透文教界。（紫夫編，198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