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必辯：行動視域中的荀子名辯論述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君子必辯：行動視域中的荀子名辯論述 Confucians’ Duty of Argumentation：

XunZi’s Argumentology in the Horizon of Action

劉振興 Liu Chen Hsing

指導教授﹕伍振勳博士 Advisor：Wu Zhen Xun, Ph.D.

中華民國一 ○六年六月

June, 2017

口試委員審定書

序（代謝誌）

「為什麼想研究荀子？」自研究所伊始，這個問題不時就會出現在閒聊當 中。相對於什麼先秦思想之集大成、傳經之鴻儒、唯物論思想家等等歷史地位的 標籤，還是荀子兩千年以來所遭受的不平待遇等議題，更為真實的答案或許是

「我在《荀子》中看見了一種對『人』的敏銳與溫柔」。因為延續著上述提問，

另一個經常被提及也更為根源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念中文？」或者「文學院學生 能做什麼？」當然，面對這樣的問題可以有許多種「官方」的回答，但無論如 何，作為文學院出身的我們，始終都迴避不了「文」的存在到底是為了什麼的追 問？在此，我想稍微擱置一下這些彷彿壓得人舌頭都動彈不得的問題，先來看看

「文」這個字的發展。在甲骨文中文作「 」，由左右斜紋交叉而成，表示以線 條記載事項、事件或者重要的日常經驗，由此可以看出思維走向抽象的過程。而 到了金文，原先象交紋的字型漸漸簡化，進一步加入了「 」（心）而作「 」， 這一種用法廣泛見於商代晚期以至西周晚期，表示用線條來傳遞「意識」或「志 意」。在這樣的轉變中，很顯然的「文」已經不只是一種純粹工具性的存在，它 更多地被賦予了承載、傳遞與交流人類「心志」的任務。更直截地說，「文」是 帶有「目的」的。

我依然記得當時候看見這兩種字體時的觸動，好像長久以來那些不足為外人 道的追求都得到了理解與共鳴，也好像一記當頭棒喝撞醒了久處牛群中的羔羊。

而這樣的感受，也就使得本部論文的誕生，除了學術的性質以外，更帶有一種對 於自我的審視與追問，因此在書寫的過程中，除了文字訓詁上的理解外，我更期 望的是能觸摸到那些行諸文字而蘊含的對人的溫柔。昭瑛師曾於口考時言道，

「荀子的辯，是要『說服大家和我一起行動』」，誠然，荀子的論述幾乎都帶有著 走向群體的個性，這一點相信大家也不陌生。然而，在這裡我想凸顯的是，荀子 對於群體的重視，也蘊含對於「自我存在價值」的反身省視。特別是在「君子必 辯」的命題之下，這種辯必然關係著一種對於自我身份的懷疑與貞定過程，關注 著「我」應如何處事與自處的問題。當他以「儒者」的身份對於俗論展開針砭、

對於謬名提出撻伐、對於諸子之道進行分判，甚至是對於「儒者」這個群體做出 評價時，他不能不先確立與回答「儒」究竟是什麼樣一種社會角色？在歷史與王 道中又是怎樣一種角色？更明白地說，「我是誰？」「儒者是誰？」「儒者應該做 什麼？」等疑問，或許才是貫串一切行動，甚至是一生的核心精神。如此一來，

本部論文各章表面看似以篇名為主領的討論，實質上則是由上述疑問所開出的有 關論、名、道、聖四個層面的關注。

也因為如此，對於結論一章的命題，原先乃擬作「荀子名辯論述的多層次意

似沒有結論的結論作為收束。這樣的決定除了有個人主觀的偏好外，更主要的考 量是，既然作為一整部論文的最後一章，相較於點出荀子名辯論述的各個層次意 義，我更願意揭起在這些不同層次當中，那個作為脊柱的核心追問，因為正是這 樣一種終其一生的追問，才拽起了一連串關於自我定位、自我存在價值的關注。

也唯有這樣的追問，才能不斷提醒著我們省思有關整個人文世界的問題，並且將 我們推向社會、推向歷史。作為一個儒者，群體中的儒者，經典中的儒者，歷史 中的儒者，儒者中的儒者，當他擁有了選擇的自由時，就必然逃避不了「選擇」

的問題，同時也當瞭解到，每一個「為」與「不為」，都蘊含著人的主宰與責任 意識。而這也是為何相較於許多討論荀子的研究，本文更多地集中在「個人」與

「自我」等議題的緣故。同時，有些弔詭地，雖然說本文旨在解決某些問題，但 在尋找解答的過程中卻也牽引出了更多的問題。因此，就所謂的「結論」而言，

或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必須得不斷地追問，即便是那些看似再平常不 過、甚至被奉為經典的一切事物。」批判，是為了保持與人對話的方式。

最後，我想再提一下有關論文生活中的一些可愛的事。在外文系那側辦公室 後頭，文學院演講廳的對稱處，有一塊在熙來攘往的校園中顯得遺世獨立的小草 地，草地旁有一棵偌大的老榕樹緊挨著文院，雖不到參天，但茂密的枝枒還是能 在烈日下偷得幾分涼爽，任憑周遭如何嘈雜抑或車水馬龍，這裡的一切仍保有一 份逍遙。而在平常時候，除了上廁所或出外覓食的那些片段，每當寫的心煩意亂 或者索盡枯腸時，總會不經意走到這裡，晃呀晃著晃呀晃著，然後就像雨後的仙 人掌，從乾癟中又挺立了身子。我總覺得它就像是塊「哲學的迦南地」，也像是 一種隱喻，無論是有意的造訪還是偶然的閒晃駐足，你都能在那兒找到些什麼，

而它也並不因此多了些或少了些什麼，始終就在那頭自在自適地四季。它孑然座 落在文學院裡頭，外頭那些什麼學術排名的塵埃飄不進來；但從偶然拜訪的大笨 鳥還有喜鵲，卻又感受得到它與外界的連結。哲學，或許就像是這樣一塊小小的 難能可貴的寧靜樂園吧。

最後的最後，之所以能看到這部論文的誕生。首先必須感謝振勳老師的指導 與照顧，無論是課業上還是生活上，都提供了莫大的協助，並且給予了我相當大 的寫作彈性與自在感。而當初之所以會選擇研究荀子，多少也是由於受到了伍老 師的「感召」，這種感召與其說是出自一種學術的崇敬，不如說是一種人格範式 的仰慕，有嚴謹周密的一面，也有輕鬆逗趣的一面，至今想起依然感到十分地幸 運。其次，則是要感謝璟昕的陪伴，特別是那些彼此激盪討論的足跡，我想也都 相當程度地化作了文字呈現在這部論文當中，這一點應該也是始料未及的小驚喜 吧。同時，也要感謝蛋餅、祐端、子齊、李冀、松駿、雨鍾、學明、益丞、思勻 等學長、學友們的協助與提攜，才讓研究所的苦悶不至於那樣苦悶。最後，還要 感謝家人的支持，謝謝你們讓我能夠這樣深刻而勇敢地走過這段路程。碩班的階 段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我想這部論文的意義，不在於給出什麼樣的「解 答」，而是提醒著自己必須不斷地追問罷！

丁酉年七月十八日 誌於 文學院

摘要

有關荀子的名辯研究，在二十世紀末以前，學界大多偏重闡發其「正名」之義 理，並將其視為一種「概念」或「理論」來對待。這種取徑雖有助於建立討論支 點，並找到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契機，但也同時形成了若干限制。特別是當我們注 意到荀子「君子必辯」與「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這類帶有鮮 明規範性質的論述時，便不難發現在純粹邏輯、語言的理論之上，事實上還隱含 著一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核心關注，而這也同時提醒我們留意「名」與

「辯」在荀子思想中的密切關係。職此，為了突破過去研究的限制，並凸顯出在 名辯論述背後的主體意識，本文將試圖從一種「行動」的視域來進行詮釋，將荀 子的「名辯」視為一「連續的」、「動態的」、「辯證的」單元。這種詮釋視域的轉 換，不僅不會排除過去的研究成果，反而還能更進一步涵括對於世俗之論、辯證 思維、倫理學等方面的討論。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將「名辯」視為一種行動來理 解時，便順勢帶出了對於「行動主體」的關注，也就是有關個體道德修身、存有 價值的面向，以及此種行動所代表的身份意義。而透過對以上問題的梳理，我們 將會發現荀子的名辯乃是一種綜合「論」、「名」、「道」、「聖」等多層次意涵的行 動，並飽含著強烈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責任意識。經由一連串的非難、詰問與證 成，個體於是乎得以從原先的「習禮義」轉化為「所行即禮」的境界。而紹述禮 義的使命，也正是在這樣的轉化下獲得了可能。同時，荀子藉由名辯以批判地繼 承王道的方式，亦將展示出另一種具有前瞻意義的經典詮釋態度。

關鍵字：荀子、論辯、正名、辯證、存有、歷史意識

Abstract

Until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searches on Xunzi’s Argumentology mainly focused on the Name Correcting aspect, treating it as a concept or a theory. This approach provided a shortcut into discussion and built up dialogue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but also formed certain limits: Behind his seemingly sheer logical and philological

discourse, Xunzi has deep down his pivotal concern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a Confucian should be like?” His wording was written down in hopes of having a normative effect. Thu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losely intertwined Terms and Argumentation.

In this respect, to push the limits for past researches and highlight the subject behind Xunzi’s discourse,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Xunzi’s Argumentology in the scope of action, viewing it as dialectical, dynamic, and continuous. This shift of scope could not only contain all the past researches but also take in discussions on the mundane society, argumentative thoughts, and ethics. Most importantly, when Ming-bian(名辯) is

comprehended as action-oriented, the actor is not excluded from the discussion anymore. Aspects on 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 character, value of existence, or personal identity through representations of action can thus be further explored.

To put it in a nutshell, we can find that Xunzi’s Argumentology is about action with layers of meanings such as Public Issues, Ethical Terms, Dao(道), and Paragon, and it also contains stro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 series of critiques, arguments, and justification, the individual transforms from Learning into the state of Acquiring. And the mission of passing on Li-yi(禮義) was made

possible by this trans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how Xunzi adopted a critical way in passing on Dao was also a forward-looking exposition of classic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Xun Zi, Argumentation, Name Correcting, Dialectic, Existenc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序（代謝誌） ... iii

中文摘要 ... v

英文摘要 ... vi

第一章：緒論 ... 3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 3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21

第四節、 篇章結構與論述主題 ... 25

（一）、 〈正論〉：儒者辯正俗論的深層意蘊 ... 26

（二）、 〈正名〉：正名行動的倫理旨趣 ... 26

（三）、 〈非十二子〉與〈解蔽〉：人道世界的建構 ... 27

（四）、 〈儒效〉：儒者身份的自我省視與歷史意識 ... 28

第二章：〈正論〉──儒者辨正俗論的深層意藴 ... 29

前言：俗論與禮義 ... 29

第一節、 俗論的主體、形成與傳播方式 ... 33

第二節、 俗論的性質與影響 ... 38

第三節、 荀子辨正俗論的立場、對象與內容 ... 42

第四節、 辨正俗論：儒者的闢謠行動 ... 61

第五節、 小結 ... 66

第三章 〈正名〉──正名行動的倫理旨趣 ... 69

前言：倫理學視域下的正名行動 ... 69

第一節、 荀子倫理思想的性質 ... 74

第二節、 正名的目的：政治、文化、個體的多面向關注 ... 90

第三節、 正名與辯說：儒者的身分標誌 ... 100

第五節、 小結 ... 117

第四章：〈非十二子〉與〈解蔽〉──人道世界的建構 ... 119

前言：非道，人道，知道 ... 119

第一節、 〈非十二子〉與〈解蔽〉：辯正「亂家之人」與人道反思 ... 123

第二節、 人道內涵的辯證思維 ... 134

（一）、 歸納與演繹的結合 ... 136

（二）、 分析與綜合的統一 ... 141

（三）、 抽象與具體的互濟 ... 146

（四）、 邏輯與歷史的配合 ... 151

第三節、 小結 ... 156

第五章：〈儒效〉──儒者身份的自我省視與歷史意識 ... 157

前言：一種反身的追問 ... 157

第一節、 去魅：從天的解放 ... 162

第二節、 非儒：荀子批判的轉向 ... 170

第三節、 儒者的歷史意識與美身境界 ... 182

第四節、 小結 ... 193

第六章：結論──飄飄何所似？ ... 197

徵引文獻 ... 209

一、 古籍 ... 209

二、 近人專著與譯著 ... 209

三、 期刊暨論文集論文 ... 213

四、 學位論文 ... 215

五、 電子資源 ... 215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荀子的「名辯思想」向來受到許多治荀學者的高度關注，並在歷代研究者的 踵事增華下得到頗為豐碩的討論成果，而過去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分為

「名」與「辯」兩大面向。在以「名」為主軸的研究中，大抵可分為以下三種類 型：（ㄧ）邏輯學的取徑：此類研究主要著重荀子名學中的邏輯成份，諸如類與 類之間的從屬與連結關係、與希臘傳統哲學的互動關係、以及有關中國邏輯學的 起源等問題。或受到西方哲學的衝擊，或出於新儒家的特殊詮釋，此一面向不約 而同地受到了中國學者與港台學者的關注。（二）語言學的取徑。這一方面的研 究實際上含括了符號學、語意學、社會語言學、語用學、元語言學等等子分支，

相較於第一類的研究，此種取徑提供了較多與其它領域的對話接點，出於研究者 的不同背景與特殊關懷，有的偏重名言的指稱性、交際性，有的著重名言在特殊 語境下的實際蘊含，有的則將「語言」本身當作研究對象，探討語言存在的目的 與必要性，類型不一而足，至今仍有許多學者持續地投入。（三）認識論的取 徑。此一研究角度，特別注重人如何將自然物納入思維的過程，亦即如何認知與 賦予事物意義，進而使其成為人文秩序一環的問題。它意識到了「認知－現象」

之間的關係，凸顯出荀子在認知理論上的貢獻，補足了前兩類研究主要集中討論

「名」之於現實、社會實用而形成的空缺，建構出「現象－思維－表達」三界互 濟的結構，其中有的研究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帶有鮮明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色 彩。相對於偏重「名」的研究，近二三十年亦有學者轉向「辯」的探討，主要關 注政治倫理、學派與思想互動的意義，此外，有關論辯的立場、正當性以及技 巧、態度等問題，也都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目光。這類研究，其中雖不乏精彩之 作，然而由於在數量上明顯少於前者，故較難以觀察出主要的派別與取徑，但也 因此留下了許多開拓的空間。

然而如上揭所示，如果將視野稍微提高一些來看，則不難發現無論哪一取 徑，過去的研究大多將荀子的「名辯思想」視為一種「概念」、「命題」在討論，

即如同對待「天生人成」、「人性論」、「禮義論」等議題一般。這種界定或許有助 於釐清研究的施力點，也適合處理某些特定「理論」，但對於荀子的名辯而言，

不免形成了某些限制而容有未洽。例如某些偏重「名」的研究，雖然能集中而深 入地挖掘其名學在形式（邏輯、符號）、制名方法以及內容（目的、意義）的特 點，卻也形成了若干的遮蔽。首先就整體而言，多數學者都注意到荀子名學乃繼 承孔子透過「正名」以端正政治倫理而來，但卻較少考量到由於荀子處於「君子 無勢」的時代，正名的提出未必就能達到正政的效果，故如何使名可以理想落 實，則成為儒者必當回應的時代挑戰，此方面涉及行動的討論則是過去研究較為 忽略之處。其次，由於受到「名」的範圍限定，使得以上研究除了名、墨等學派 外，很難觀察出荀子與諸子的互動情形，而對於時代的混亂狀況大多僅聚焦於

「三惑」的認識。復次，倘若過度凸顯荀子邏輯學或「認知心」特點，亦容易忽 略倫理意義上作為道之工宰的「天君」層面。因此從以上限制與不足來看，似乎 正意味著傳統的詮釋路徑有進一步修正的必要。

而其中的關鍵因素乃在於，荀子所提出的「正名」、「君子必辯」等主張，相 對於「天人觀」、「聖人觀」、「教育觀」等概念，其還更帶有一種「行動」的意 義，不同於純粹抽象、普遍的思維單位，荀子的「名辯」事實上更趨近於一種

「行動」，是一種兼具思維與具體的綜合表現，連結著自我修身與社會責任的敏 感意識。因此一旦我們將原先討論「概念、理論的視角」轉為「行動的視角」來 理解荀子的名辯時，除了過去有關「目的」、「方法」、「形式」等問題外，也連帶 引起了我們對「行動主體」與「行動影響」的重視，這意味著荀子的名辯除了社 會、政治的意義外，它同時也涉及了此行動所代表的一種主體意識，以及對於

「自我存在」所造成的影響，它記錄了一個「真實的人」如何面對其所處的時 代，並且努力地透過這種行動來維護禮義生命的足跡。¹更扼要地說，這種轉向將 會引導本文跳脫於以往聚焦於「概念」的討論，而關注「儒者」這種特殊身份如

1 這種「行動」意義的凸顯，除了是要突破過去將荀子名辯論述視為概念對待所形成的限制，更 進一步則是要指出這種行動不只停留在個體如何認識、掌握世界的層次，它還更包含著證成自 我、說服他人來「和我一起行動」的目標。因此如Knoblock 將「君子必辯」之「辯」翻譯為

「discrimination」的方式，雖然仍有其理據，但從這樣的理解來看，似與上文所描述所謂「志 好之，行安之，樂言之」的境界有些扞格，也難以突顯出荀子之名辯與紹述禮義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文更傾向將荀子的名辯理解為一種「argumentation」，這不僅不會排除「分辨」的意 涵，反而更能反映出當中蘊含的群體、行動、辨證的意涵。參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1988), pp.208.

何透過行動，來發揮其身為「君子」的影響力並確立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此行 動所蘊含的多層次意義。

考量到上述研究的限制與未竟之處，囿於學力與篇幅，筆者並不傾向提出一 套全面性的研究，而又鑑於過去偏重名或辯所面臨的問題，本文更願意朝向一種 兼具「集中而深入」以及「保持與整體的有機連結」的徑路。對此，本文將借用 杜威「連續性」（Continuity）以及維果茨基「單位分析」的概念，²嘗試提出一種 同時包含兩層面轉向的詮釋角度：一是「從形式、方法、內容轉向對整體行動之 關注」，以進一步探討行動背後的主體與意向性問題並扣緊「正」的行動意義；

一是「從正政朝向正己的溯源」，主要指出在「正名」、「論辯」等政治行動背 後，實際上還關係著儒者對於自身的思辨與詰問。而此兩者的統一，則主要體現 在「名辯」此一兼具分析與綜合性質的命題之上，而這種命題也要求我們不能只 滿足於一種行動（action）的理解，而應納入行動意向（intention-in-act）的關 注，才能真正達到綱舉目張之效，這種對於意向的掌握能夠避免我們將名、辭、

說、辯、心、道等概念分割成「元素式」的存在，而忽略各概念之間的連結關係 與其特性。這種從「名辯思維」上升到「名辯行動」的取徑具有幾個方法上的優 勢，它不僅不會割裂過去對名、辯的討論，反而更能凸顯其行動所標誌的意義與 豐富意蘊。更細緻地說，從「名辯」整體作為切入，可同時納入論辯目的、方 法、標準以至於境界的關注，而在對象上更能夠從諸子擴及到世俗之言以及對自 我的一種質疑與辯證，此外關於心術、修身的相關論述也都能在這個命題下得到 適當的安置。如此一來，以上子命題都將統攝於「名辯」之下而成為互濟的存 在，這種有機結合的背後，還反映出儒者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其歷史意識 中理想的大儒形象。具體而言，上述所謂的「名辯行動」乃是由以下四大部分所 構成：對於「俗論」的扭轉、對於「亂名」的扶正、對於「亂道之家」的非難與

2雖然杜威與維果茨基的學說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性，然由於前者主要關心人如何思維的問題，而後 者則是探討人如何適當地掌握概念與分析，因此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不約而同的契合，尤 其兩者都相當重視「保有概念的基本特性」的要求，只是在之後的開展有所不同爾。換言之，

杜威提醒了我們在討論荀子名辯思想時，為了得到更具體的掌握，可以將當中的概念做有目的 的分割，但一方面要注意到名辯中所包含之概念之間的連續性，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名辯在與荀 子整體思想的關聯；而維氏則要我們留意為了避免曲解，一切的分析都必須保有被分析對象的 特質。而這兩者的綜合，正是本文以「名辯」為切入的主要原因。關於杜威所謂的「連續性」

以及維果茨基的「單位分析」概念，可參〔美〕George Raymond Geiger 著，李日章譯：《杜 威 : 科學的人文主義哲學家》（臺北縣：康德，2005 年）；以及〔俄〕維果茨基（Lev

對於「儒者身份」的省思，透過此四部分的接續，筆者將嘗試勾勒出一條由社會 秩序到倫理價值，由諸子思想到「道」的內容本身，以及由他者轉向自身的批 判，以理解荀子如何透過論辯行動來「創造性地繼承」王道精神。毋寧說，這樣 的動態視角，更能展示出儒者在面對現實處境試圖兼具外王與內聖的努力，落實

「敬其在己」的要求。

職此，本文將以荀子「論辯」行動為主旨，試圖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指 出在荀子思想當中，「辯」不僅僅是一種立場上的交鋒，更涉及了主體存有的把 握與價值立場的確立等議題。如此一來，在《荀子》中與辯相涉的種種論述，都 可以被視為以證成禮義價值為目的的解說，而對於儒者自身而言，則是自覺地以

「紹述禮義」為己任的承擔。在此核心目的之下，荀書中對於世俗之言、諸子百 家以及儒者的駁正或評議等，看似各自獨立的論題都將成為相輔相成、往來有序 的有機存在，並收攝於「辯」的整體之中，而與儒者的完成息息相關。考量到荀 子對於生活世界的關注以及實用性的重視，「名辯」正是得以用來考察荀子如何 連結自我、社會、價值存有等概念的理想「單位」，而我們也能夠透過梳理出其 多層次意義以回應過去研究所遺留的問題。³透過這樣的方式，或許我們對於荀子 的「名辯思想」將會得到一種更全面、更具體的掌握，同時，透過這種對於

「人」的「行動」的剖析，筆者更期望在此觀察中能夠引起當代知識份子的反 思。而為更清楚掌握前揭之問題意識，以下將概括回顧並評述二十世紀以降荀子 思想的相關研究，藉以彰顯本文的核心旨趣以及研究價值。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試著回顧荀子其人其書的相關研究，不難發現雖然其地位在唐末以至宋、明 受到理學、心學盛行的擠壓，然得力於清代樸學的興盛，《荀子》的斷句、校 勘、注疏等工作在此潮流下取得了相當成績。而到了清朝中、晚期，又由於富國

3例如若注意到〈正名〉後半對於心的討論，那麼「名」只是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嗎？它與禮義、

心志等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何？它在確立溝通的基礎之外，對於倫理的建構具有什麼樣的必要 性？而荀子的名辯思想是否具有邏輯學、語言學之外的討論路徑？它是否能進一步追溯到儒者 的責任意識與自我完成等議題？又與「君子必辯」有何關聯？而在回應諸子之言外，荀子何以 仍需展開對於「世俗之言」的駁正？再者，每一個不同對象的論辯行動背後，是否能夠尋繹出 一貫的核心目的？

強兵的需要，加上西方思潮的影響，使得荀子思想中關於天人、群體、禮法、勸 學、正名等觀念漸漸受到重視。如民初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使得中國許多學者 紛紛投入以辯證唯物論的角度展開荀子研究，⁴無論是絀是尊、公允抑或主觀，對 豐富荀學義理而言實皆具積極意義。此後，中、港、臺有關荀子的研究雖不如 孔、孟那樣蓬勃，但在學者們的踵事增華下實不可謂不盛，這方面的榮景從近十 幾年，年約莫百篇以上的論文與專著問世便可見一斑。⁵

是以，針對這段時期研究狀況進行整理、分析的著作也應運而生。如江心力

《20 世紀前期的荀子研究》可以說是少數以研究荀學演進為焦點的著作，該著問 題意識明確，研究對象的選取也有頗具分量，有助於後學掌握此時期的研究歷程 與成就；⁶而惠吉星〈四十年來荀子研究述評〉則撮要簡述了1954 年到 1995 年中 國的荀學研究分期，以及自然觀、天人觀、認識論……等等七大主題的研究概 況；⁷馬積高《荀學源流》除了以論題的方式探討了荀子的義理特色外，在下篇中 也論述了荀子地位於歷史中的升降狀況；⁸廖名春〈20 世紀後期大陸荀子文獻整 理研究〉則整理並評價了中國五零年代後荀子版本文獻的相關著作，頗具典範意 義，至於荀子的生平考察、義理思想、學術史的評述工作，則仍在進行當中；⁹蔡 錦昌〈五十年來台灣地區的荀學研究〉針對國內荀學義理方面的研究文獻展開了 概略性的回顧，系統地將過去研究隊伍分為七類群體，並掇取當中較具代表性的 著作進行評述，立場明確，針砭亦頗為犀利。¹⁰只不過很明顯的，以上關於這方 面的整理仍有相當大的補充空間，如江心力的勾勒由於取材的原故，主要集中在 社會學、人性論等義理研究；而惠吉星之評述雖然將荀學研究分為七大面向，然

4佐藤將之便指出：「眾所周知，在二十世紀前半，馬克思主義震撼了中國和日本的社會與學界，

而產生了由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的大量文獻。尤其在共產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型態 的中國大陸，荀子=「唯物論者」之理解框架相當普遍。」參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 起源與構造》（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7-8。

5佐藤將之：「當今《荀子》相關的學術著作，包括註解、當代語言或外文翻譯、博碩士論文、以 及相關論述之總量，總數已在超過五千筆之勢，並且，其中三分之二是過去二十年才出版 的。」佐藤將之：《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評析‧前景‧構想》（臺北市：萬卷樓，2015 年），

頁1。

6江心力：《20 世紀前期的荀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7惠吉星：〈四十年來荀子研究述評〉，《河北學刊》1996 年 5 期（1996 年），頁 21-26。

8馬積高：《荀學源流》（上海：上海古籍，2000 年）。

9廖名春：〈20 世紀後期大陸荀子文獻整理研究〉，《邯鄲學院學報》2007 年第 4 期（2007 年），頁 20-28。

10蔡錦昌：〈五十年來台灣地區的荀學研究〉，《中國思想史通訊》2006 年第 1 輯（2006 年）。

而卻沒有納入「名辯」、「邏輯」等方面的成績；馬積高對荀子的考察，則是站在 後世的高度探討其「歷史地位」的工作；廖名春的整理亦暫停於版本、校勘著作 上的評述；蔡錦昌的焦點則集中在所謂「道學派」與「文學派」（主要差異源於 對荀子性論的不同理解）的交鋒，其餘面向的評述則罕及之。質言之，從以上舉 隅可見，過去有關荀子研究狀況的整理工作，材料主要都集中在二十世紀，並沒 有納入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此外對於荀子「名辯」思想的相關研究重心與成 果，目前亦處於較模糊的狀態，故綜合以上兩點，也就要求本文在展開主要論述 前，有必要針對「二十世紀末以降」以及「名辯範疇」的研究成果做一基礎梳理 工作。¹¹

近二十年，荀子思想的相關研究可說是方興未艾，並且可以觀察到相對於以 往概論式、整體式的關注，以探究荀子思想之特殊性的主題專著已漸漸成為這一 時期的主流，例如楊長鎮跳脫了以往二元論的架構，試圖從存有論的角度，指出 荀子拋開孟子那樣的先天善端或本質義之後，係透過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 歷史的互相涵攝，以回應「個體如何確立自身存有與存有價值」的問題，這種強 調個體與整體的互為詮解、辯證依存的「相反相成」關係，消解了以往將荀子放 在「內聖－外王」「主觀－客觀」的對立中理解的問題。在此脈絡下，作者認為 荀子思想中的「辯」乃是使萬物進入到個體人文意義世界的必要條件，也是自我 在群體中掌握自我定位的必經途徑，這種觀察洵有見地亦頗具啟發意義。¹²只不 過，由於此著乃為一嘗試突破之作，雖已具一定規模，然亦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化 的議題，諸如此存有與儒者自我認同的關係為何？倫理又是如何在此涵攝中被建 構的？對於諸子之學的回應與儒者的存有是否有關聯性？其中，較為可惜的是在 正文中在論及荀子之辯之處，並無進一步展開對於「正名」行動的探討，而是在 附錄處討論「孔子正名思想中的語言學」，是以若能在存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 荀子是如何擴展孔子的正名思想，應能尋繹出一條儒學名言觀的發展軌跡。

11當然，這一方面的梳理固然重要，然由於此非本文旨要，因此筆者無意展開全面性的論述；也 由於有關荀子思想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因此地毯式的整理自非本文所能負荷，另一方面，全 面性的回顧對於進一步強化與凸顯本文問題意識並沒有太多的助益。因此為免枝蔓，以下將以

「二十世紀末以降」與「名辯」思想的研究文獻為主要回顧對象，其餘次要或相關的資料，俟 後續行文需要再適時補充說明。

12楊長鎮：《荀子類的存有論研究》（臺北市：文津，1996 年）。

而路德斌的《荀子與儒家哲學》反思過去「以孟解荀」的思維方式，試圖從 儒家的發展脈絡重新定位荀子在此譜系中的位置，因此路氏雖不認同過去的詮釋 視角，但仍給予其相當的同情之理解，在肯定孟子心性價值的同時，也端正荀子 應有的歷史定位，故其分判孟子的性善論乃一形上學問題，而荀子「人之性惡」

乃經驗論命題，因此前者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容，但後者則必須從

「辨」與「義」來充實之。是以路氏認為荀子重視形下、經驗的特質，並不是對 於「道」的悖離，而是打開了儒學新的一種理論範式，故實無所謂正歧的分別。

質言之，作者先藉由釐清荀子「天生人成」與「禮義之統」兩大原理以作為論述 基礎，再進一步以「人性論」為主軸，建構出人、社會與倫理之間的緊密關係。

作者也強調由於荀子與孔孟的時代不同，他所要解決的並不只是個人的德性問 題，還更多地面向了社會的治亂，因此他的轉向不僅是可理解的，更是必要的，

在這種考量下，作者分析了性命、義利、慾望等概念在孟荀之間的差異，具體展 示了荀子是如何使儒家由幼稚走向成熟、由理想回歸現實的努力。¹³平心而論，

雖然此書選取了「性」作為論述主體似乎有點「小題大作」之感，但實際從作者 的操作來看，其乃是要藉由釐清荀子人性觀的方式，進一步凸顯出一種新的哲學 典範系統之誕生，並從此連結到禮義、天生人成等概念，相當理想地展示了「單 位分析」的特點，此誠可謂兼具深度與有機性的「由小見大」之作。

佐藤將之的《荀子》專著主要集中在近幾年出版，可視為同系列研究的不同 階段成果，主要承繼韋政通、龍宇純等學者將「禮義」視為荀學命脈的徑路，從

「統合性」（integration，相對於混合性）的角度論証荀子以禮統合先秦倫理論辯 與分析論述的特性，指出其之所以堪稱集大成者乃由於這種綜合並不是單純的聚 集，而是將諸子熔鑄於儒家精神下而成的有機整體，也因此他能夠將早期較為抽 象的道德原則提升為一種具體的、可檢驗的行為指導，同時具有相當的有效性與 合理性。在這樣的預設下，佐藤梳理了荀書中誠、神、義、禮等概念，以及與諸 子思想的互動關係，具體展示了荀子是如何以禮收攝百家，並奠定他的思想史地 位。¹⁴佐藤的視角也引起我們好奇，是否能從其他概念，觀察出荀子統攝百家的

13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濟南：齊魯書社，2010 年）。

14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6 年）。譯自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of

思想面貌？用一種「綜合」而非「抗衡」百家的視角來掌握？倘若如此，或許更 能證實荀子集大成的時代意義。

陳昭瑛長期浸淫於美學與比較哲學的研究，對於荀子「稱情立文」的提出頗 有心得，其在《荀子的美學》中特別突出了「類的存有」概念，認為荀子正是在 此基礎上自覺展開禮、樂、法的建構，並從美學的角度肯定他建構人文世界的成 就。換言之，該著提掇出「類意識」以貫串荀子的美學與法哲學思想，並引入西 方思想作為參照，旨在凸顯荀子思想情理兼備相稱的特色，可視為極富中國特色 之美學代表，而作者同時也融入了徐復觀先生的「追體驗」的概念，將個人經驗 納入其整體論述。陳氏揚棄了過度分化天人關係的勘天主義視角，而強調「參天 地」所映現的兼顧情理之美感精神，在與西方理論的互動中，荀子美學中重視

「文」、「通變」、「存有意識」的特點被更為鮮明地凸顯，在此視角之下，「禮 樂」也就被視為人與天地融貫合一的最佳樣態。因此，從「一與多」、「情與文」

的關係來看，荀子固然反對墨、道那種反文的世界，然更加反對徒誦經文的虛 無，相對於此，陳氏指出荀子乃是藉由文來作為「中介」，阻止了人與自然神秘 的直接統一，同時也拒絕了徒具形式的反映現實之載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 著所提出的「非同一哲學」的概念，突出了人的自主、能動特質，開啟了本篇對 荀子「存有哲學」的注意，開顯了人在困境中尋求自我位置的一種努力與驕傲。

15

總體而言，以上專著雖各有側重，但卻不約而同地走上了擺脫以往「以孟解 荀」的道路，不再企圖「證成」荀子並非儒家的「歧出」，或圍繞在「性惡」的 問題上來理解荀子思想之於儒家譜系的地位，使過去孟、荀二分的詮釋框架漸漸 地淡化，這一點誠然為未來的荀子研究提供了相當具有前瞻性的視野。

至於有關荀子「名辯」思想的研究，如前揭所示，早期這一類討論的重心多 聚焦「名」的闡發。更有甚者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最早於1919 年由上 海商務印書出版）中指出：「荀子說辯頗沒有什麼精彩的」，而將「辯」視為附屬 於其名論下的其中一項概念。¹⁶這種態度大抵反映了在二十世紀初對於荀子名辯

15陳昭瑛：《荀子的美學》（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16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北京：東方，1996 年），頁 299。

論述的側重，而其中以「邏輯學」為出發的研究，除了反映了當時受西方思潮影 響的學術走向外，更深化了後人對先秦邏輯的理解。而在以邏輯為主要視角探討 荀子名學旨趣的學者中，汪奠基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汪氏為中國著名邏 輯學家，一方面受到郭沫若「名辯思潮的批判」的影響，一方面也接引西方邏輯 系統，在兩者匯通之下，開拓且奠立了中國邏輯學的整體發展，這種特點在〈荀 子的邏輯思想〉一文可略窺梗概。在該文中，汪氏認為荀子名學特點乃在於其強 烈的唯物主義背景，指出「理物勿失」、「驗物」等重視經驗與社會因素的態度，

是荀子在承繼了孔子之後的重要開創，更是他作為評量諸子的標準，這種特點使 得他的名學不可能是純粹邏輯興味之作，但也因此形成了某些侷限（例如對於名 家白馬論、宋鈃情欲寡等說的誤解）。其次，汪氏跳脫了以「名」本身為關注的 視角，從「思維與心理活動」、「概念、判斷、推理的基本形式」以及「思想、論 證及定義的運用」三個方面，掌握荀子的邏輯基本內容，進一步指出荀書中的推 論公式，十分具體地展示出荀子名學之於邏輯史的特殊意義。¹⁷大抵而言，汪氏 為後代邏輯研究定下了相當的規模，在方法的使用上亦自覺地避免過度比附西方 思想，影響了後期如孫中原、周雲之等重要學者，皆有意識地深化了對先秦邏輯 思想的研究。但由於其重心旨在探討荀子名學的唯物論意義，因此對於名以外如 志意、心性、倫理學的部分就顯得較為乏力了。

而港台新儒家部分，牟宗三《名家與荀子》（當中《荀學大略》最早出版於 1953 年）當可堪稱代表性著作，牟氏認為民國以來治荀子者多看重〈正名〉，至 於其精神與學術大略則多不能及，因此他區分先秦儒家為重仁的道德心與重智的 認知心之二元系統，而將荀子視為重名理、客觀精神之代表，認為「中國文化中 之荀子正是與西方文化之主流同期路向」，故能如同西方開出邏輯、數學一般建 立正名思想，而就儒家發展而言，也就能朝「向廣處轉，向外面推」的聖王事業 邁進。¹⁸必須說明，牟氏雖然認為荀子思想具有與西方邏輯相當接近的地方，但

17汪奠基：〈荀子的邏輯思想〉，《哲學研究》，1958 年第 1 期（1958 年 1 月）。

18牟氏所建立的這種架構，也影響了後續學者對於孟、荀的詮釋。如韋政通即認為孟、荀二派乃 分屬由智識心與由仁識心的系統，因此在該著中韋氏著重發揮了荀子「認知心」的特出意義，

並且認為「辯說」、「正名」等提出主要是為了對治邪說的「政治行動」，而非難諸子則是以建 構「禮義之統」為全副精神的必然回應，旨在強調荀子思想乃是與孟子內聖相對的「外王之 學」。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韋氏指出荀子的正名是承繼了孔子的提出而加以發展，而此行動是

「靠價值意識的鼓舞之人心作為支柱的」，這種對於「價值意識」的關注便稍稍鬆脫了過去將 荀孟二元化的框架，反映了韋氏所謂「從正統的偏見跳出來」的寫作意識。然而這種將孟荀分

是其仍自覺地言「然彼畢竟非正面面對邏輯而以邏輯為主題」，指出此特性事實 反映了儒家「認識、明辨的心」一脈，實與形上、性善之心相反而相成。大抵而 言，雖然牟氏顯然較推崇孟子的先驗性善心，但其對荀子的開展也給予相當的肯 定，並認為這正是開展中國文化的必要之資。¹⁹然亦不諱言，牟氏二元系統的分 析方式，雖然有助後學迅速掌握儒學發展大體，但也容易忽略在荀子系統中，亦 能建立「道德」「價值根源」之可能，²⁰也會忽略了某些儒家所共有的特點（孟子 言，荀子亦可言），如即便荀子強調制天，他仍然能夠從參天地的達至來言「天 人合一」，審如是，牟氏對其禮義「空頭的無安頓的外在物」的擔憂，或許在荀 子那裡並不存在，而其與孟子的關係也或許不必以二元的模式來理解，此外牟氏 的分析視角，由於主要彰顯荀子的「名理」特色，因此擱置了〈正名〉後半的討 論，對於心性之間的論述在氏著中並沒有進一步展開。

而隨著此偏重邏輯領域之興盛，也引起了學者們的反思，這種自覺除了有益 於鬆綁荀子名論與邏輯學的鏈結外，更能提醒研究者留意到名辭與辯說、思想間 的關係。如陳大齊的《荀子學說》（該著最早出版於1955 年），不同於牟宗三關 注荀子認知心的路徑，而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肯定荀子在內聖外王兩端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陳氏拋開了二元化以及「作為與思孟相對」的詮釋途徑，將焦點集 中於闡發荀子在政治與修身兩端的努力，指出由於荀子將治亂等同於善惡的傾 象，因此既可稱之為「致治之學」亦可稱為「致善之學」。此著主要分為十項主 題，系統地介紹了荀子道的內容與知道、行道間的關係而指出：「思想是辨說的 基本，必先思想確當，而後辯說始能確當」以及「思想發為辨說，必須借助於名 言，故用名確當，是辨說確當與思想清明的要件。」端正了荀子名辯思想的核心 目的，也有助於我們掌握當中的層次架構，呼應此架構其亦言「辯說思想都需用

判的框架，卻還是不免形成了某些制約，如其雖言荀子「在具體生活中不時隱約有對道德心的 體會」，但韋氏認為荀子並沒有將此道德心融入到其思想系統中，因而成為一異質存在，此乃 肇始於「一方言心之主宰義，一方面又不承認性善」所形成的矛盾。這種理解將心的能動性與

「價值內容」的連結，並區分的道德內在與外在的分別，或有以孟非荀之虞。參韋政通：《荀 子與古代哲學》（臺北市：臺灣商務，1997 年）。此書最早於 1966 年由臺灣商務印書出版。

19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6 年）。

20這種二元的劃分，使得牟先生在一開始就將荀子的「性惡」、「天」打上了負面的標籤，而沒有 意識到荀子倫理秩序的建立，不僅不能排除人之性欲，反而必然得仰賴這種「好之」的天生動 能，如此，這也就說明了在荀子那裡，人未必只是一種被動的、隸屬於禮義的存在，而實能以 此論「有治人，無治法」。

名，用名當否，足以影響思想的地當否」，由此建立了「名–辯說–思想」的脈 絡，這種觀點從現代的視角來看或許無甚特出之處，然而在民國五零年代邏輯 學、符號學，以及孟學、康德哲學位居主流的時期，陳氏不蹈常故，亦不從純粹 的政治目的詮釋荀子名辨思想，客觀地提出：「荀子所說的名雖然大體相當於邏 輯上的概念或名言，但並不與之完全相同。」可以說是相當理性而公允；²¹而在 其對道的論述中，更指出了荀子「人道」的來源不出於天也不出於性，而來自聖 人的創制，陳氏雖然沒有針對這個觀點做進一步的比較與發揮，但卻開啟了本文 對於人道性質的關注。²²大體而言，該著扼要點出了荀子思想中的主要概念並奠 立了相當之規模，然由於其宗旨乃力求客觀陳述荀書的真實面目與價值，在論述 則略顯保守，又由於其所涉及的面向相當廣泛，是以雖然達到了釐清荀子學說大 體的效果，但較少進一步的延伸，也因此留下了許多值得開發的空間，如名與倫 理之間的關係為何？荀子又是如何展開與諸子的論辯？等都值得再深入地追問。

此外，雖然陳氏留意到了思想、名辭與辯說之間的關係，但從其篇目安排與論述 上來看，其焦點似乎乃集中在「心如何知道」與「名如何辨異指實」的功能之 上，「辯說」於此毋寧說更像是附屬於「象道」任務下的產物，至於荀子對諸子 的實際「辯難」，則是在此架構下的遺珠。

又如鮑國順的《荀子學說析論》，其以專章形式討論了正名、解蔽、心與辯 說等議題，論點與立場頗為公允，在面對以往研究成果亦不蹈故常，力求實事求 是，有助後學掌握荀學義理之大要。鮑氏指出〈解蔽〉〈正名〉等篇反映了荀子 擅長分析（相對於直覺體證）的特點，為其本身「邏輯心靈與興趣」的直接表 現，可以視為先秦邏輯學、認識論、語言學等領域的里程碑之作。但如陳大齊一 般同樣認為其核心乃是「政治的、功利的而非學術的」，自覺地剝落了荀子在邏 輯語言領域的不虞之譽，這種意識可以說是由過去著重發掘荀子邏輯、語言結構 的研究，過渡到探討行為動機、儒者意識、自我完成等議題的重要樞紐，只不過 或囿於篇幅與著述目的，鮑氏對荀子名辯之研究或有「有開無拓」的遺憾。其次 鮑氏雖將荀子定位為「智心」一派，與「成就個人道德人格為目的」的重「仁

21對此，陳大齊曾在序中提到：「古人所未嘗見及，而故意穿鑿附會，謂其正與現代進步的思想吻 合，以提高其價值，這不是解釋古人學說時所應採取的態度」，重新省視了「現代意義」的實 在蘊含，這種對於事實、知識、文本的尊重，對現代學人而言亦頗具警惕意義。陳大齊：《荀 子學說》（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1989 年），序，頁 1。

心」一派不同，故能夠開出如上所述的學術意義，但是他也意識到了這種區分仁 心／智心可能帶來的限制與誤解，在推論過程中多有保留之處，由此可見其治學 之嚴謹。其中，鮑氏還注意到「荀子言心的文字，主要及見於解蔽、正名兩 篇」，雖然其沒有就此繼續追問，然對我們進一步探討荀子「名–心」、「正名–解 蔽」之間的關係無疑具有重要提示作用。²³

由此可見，相對於中國學者努力耕耘於荀子邏輯思想的研究趨勢，國內研究 者則似乎更加著重心性論、政治論的討論，使得其雖然也留意到荀子名論的邏輯 意義，但卻顯然帶有保留的態度，並不認為其名論能與西方邏輯學畫上等號。無 獨有偶，對於這種現象，李哲賢的《荀子之名學析論》便集中而深入地檢討了這 種詮釋所帶來的問題，認為將名學等同於邏輯學的作法「對中國近百年來之名學 研究，已造成消極之影響，有礙中國名學之深入展開。」因此嘗試回歸先秦諸子 學的脈絡，考察荀子對墨辯與名家的回應，藉此重新釐清荀子思想的地位與評 價，以及荀子名學的本質與哲學勝義；復次，該著更著重討論荀子名學在整個先 秦思想史中的意義，刻劃出由孔而荀在諸子名學中獨樹一職的發展途徑。李氏認 為，先秦名學之所以蔚為大觀的背景原因在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動盪政局，導致名 實相離、相怨的現象日益嚴重，是以各家皆提出了正名思想，並帶動了整個先秦 名學的蓬勃。其中，由於荀子以正理平治為目的，而又須與諸子學說對抗，因此 在承繼了孔子正名思想外還發展了邏輯之領域，故在其言「荀子之正名具有極為 明確之政治目的」之後，更指出「名辯之訴求乃推行政治主張之必要手段」，這 種態度顯然將邏輯置於倫理政治的附屬地位。然而由於其一再彰顯「正名」鮮明 的政治意識，而使得焦點大抵不出「名學」的視野，較罕見對「荀子」主體的掌 握，亦即關於心、天人、自我完成等議題則較為欠缺；其次，倫理政治的建立與 個人主體存有的確立是否有關亦為一待深入的問題；而名之正與禮義之統的建構 之間的有機性也是作者遺留的重要開發面向。是以，李氏「宜著重於荀子之倫理 學或道德知識論之研究」的呼籲，除了反映出作者的研究省思外，也指引出一條 重要的方向。²⁴

23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臺北市：華正書局，1982 年）。

24李哲賢：《荀子之名學析論》（臺北市：文津，2005 年）。

而從語言學視角出發的研究，客觀而言呈現了較前者更為多元的狀況。此類 研究大抵根基於「客觀物－概念－表達」的三角模型上展開，發展認識論、符號 學、語意學等面向，甚至援引西方理論進行分析、比較。而在這當中，王力《中 國語言學史》是頗為重要的代表，此書脫胎於王先生在1962 年於北京大學任教 時的講義，雖然該著並非探究荀子名學的專書，然而他在〈緒章〉中所提出的論 點對於後續研究頗具影響力。他認為在荀子正名理論中，具有三點重要的語言學 原理：「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語言具有民族的特點，而思維具有民族的共性」

與「語言同時是穩固的亦是發展的」，這就為接下來的研究開闢了探討正名思想 與社會性、群體性以及認知論關係的重要道路。此外，王氏還突出了荀子論概念 之形成是來自於感官經驗的論點，隱約反映出其唯物史觀的背景，這種取徑引起 了後來學者以符號學切入的嘗試，進而連結於名、墨的指物論，而尤其注重荀子 有關「名實」的論述。²⁵

相對於此，唐君毅則主要關注「語意學」的旨趣，有意識地走向異於前人之 路，認為與其說荀子正名屬於西方邏輯，不如說更接近於語意學範疇，而也由於 此「意」乃落在「成就治道」之上，故如名、言、辯等事實上都只是一種為了表 意的工具，因此雖然唐氏在其《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最早出版於1956 年）

分了「原名」、「原言與默」及「原辯與默」三章來討論荀子名辯思想，但其目的 乃在於彰顯中國名辯、語言哲學，相對於西方聚焦言與本身的討論，實更在乎此 媒介外之「意」，因此語言固然以「成就人己心意交通」為導向，但其同樣重視

「默」能夠「限制語言界，亦補足語言界所不及，以助成此心意交通」的「表 意」功能。簡單來說，從唐氏將名言與默對舉的方式，可以看到其最終目的並不 在探討荀子的「名辯」本身，而在於通過名辯或默等途徑達到的「喻意」目的。

故可言其目的乃在於試圖彰顯中國重「言外之意」的特點，並在此特性下分梳諸 子名學之擅場。²⁶因此在這樣的架構下，固能見得荀子與諸子出入之處，但是卻 難以深入其名辯系統的層次，以及其在荀子整體思想中的位置。換言之，除了

「喻意」之外，荀子名辯思想是否還涉及其他面向？

25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遙契唐氏對「意」的關注，王堃便指出過去荀子名辯研究多侷限於邏輯學、

語言學的框架，而無法推及到「倫理學」意義的問題，乃是源自於在「認知論」

與「人性論」等面向，以及對其語言層次的忽略，使得研究往往圍繞在制名、辨 名的「方法」層次，與荀子的義理意藴脫鉤，故其言：「邏輯學只涉及分析命 題，而不接觸經驗事實。邏輯不能作為經驗直視和認識的一句，而只能相反，通 過直視和認識能力為邏輯提供意義。」²⁷因此其雖從語言學角度切入，但由於他 的目的乃是回溯式地探索此名實觀背後的「核心元語言」，因此能夠突破過去的 停滯狀態；而也正是「元語言」（metalanguage）的引入，²⁸使得它的系統更加完 備，過去有關認知、邏輯與倫理學之間較為曖昧的關係，以及「元語言－對象語 言」之間的架構，因此顯得條理分明，²⁹進而將荀子正名觀拉回到「正道辯姦」

的實務面向，頗具眼力。最後，王氏還強調荀子正名的形成，高度仰賴個體對於 世界的認知，這種認知不僅僅憑藉耳目等感官，更關鍵的是心在此感知中所截取 出的意義（從「天官異物」到「心有徵知」才可能上升到「可道」），而指出「心 的徵知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每個感官的簿類，而是在統攝了各種感覺基礎上的綜 合判斷。如果僅為一種感官所蔽，則不能產生正確的判斷。這裡，心的能動性、

主宰作用充分表現出來，荀子所謂『正名』更具有的是這種積極的能動意義。」

30雖然他沒有在此做進一步展開，但這種突出心之「能動性」的觀點誠為後續研 究得以突破的關鍵。

27王堃：〈荀子「正名」倫理思想的元語言學分析〉，《周易研究》，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頁 26-33。

28所謂「元語言」（metalanguage）乃是以「名」為討論對象的語言，例如《荀子》中「兼名」、

「共名」、「別名」、「刑名」、「爵名」、「辭」⋯⋯等等都屬於元語言，而在此之上荀子還有一核 心元語言之層次，即所謂「制名之樞要」；至於在最下一層則是指物實的「對象語言」，如其 言：「例如〈正名〉篇說：『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這裡的『物』是對象語言；

而『物也者，大共名也。』這裡的『物』則是元語言。」王氏藉助元語言的樞紐意義，說明了

「命名」與「對象域」之間的關係不只是純粹的徵驗，其更服膺於心對於客觀世界所截取出的 意義（這一部份則形成了核心元語言）。因此對象語言不只應該符合元語言以及核心元語言的 指導，同時這三者皆應該符合最上層的認識論與人性論的指導。王氏的提出對於我們掌握荀子 批判名家的根本原因，有極為重要的提示作用。

29王氏從語言學的根基出發，上溯至荀子的倫理思想而指出：「荀子語言學的基礎在於對象域，目 的也在於對象域，這是一個由意義到意義的循環，元語言和對象語言不過是作為一種工具來設 立和使用的。」王堃：〈荀子「正名」倫理思想的元語言學分析〉，《周易研究》，頁33。

30王堃、黃玉順：〈荀子「正名」倫理學語言學及其人性論根據〉，《中國文化研究》，2014 年第 1 期（2014 年），頁 29。

與王堃強調荀子「認知」理論的部分有關，近十幾年出現了一派以「認識 論」為關注的研究路徑，這類研究多注重「感官觸物」到「心徵知」的過程，並 留意到正名後半段與〈解蔽〉的關係，如苟東鋒便指出：「如果深入〈正名〉篇 的後半部分，就會發現它通過談『心』論『道』，實際上涉及到了『名』的實踐 旨趣，從而闡發了一種『以名喻道』或『給出意義』的理論，這是荀子所總結的 儒家實踐論。」³¹相當扼要地指出了荀子將「名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意 圖，特別是氏著還注意到命名「給出意義」的特性，便進一步點出「喻道」外的 重要目的，這一種特性，也就使得荀子的認識論有別於西方主要探討人如何掌握 客觀知識、認識的前提、發生等結構的取徑，從「別同異」到「名貴賤」的並列 中，可以觀察到其同時涵攝了倫理學的成分。

由以上舉隅可見，語言學範疇的研究大多已超越了早期以邏輯為主所形成的 限制，且更多關注到荀子名辯思想與其他篇章的關係，也有意識地避免在援引西 方理論時發生本末倒置的狀況。但這類研究由於在理解荀子名辯思想時，都預設 了一個「他者」的存在，而將重點放在群體間如何「喻」之上，也因此使得名被 視為一種「工具」來對待，「正」的行動意義在這裡便難以被凸顯。然如果此時 的對象從他者轉向「自我」，那麼荀子的名辯思想將反映出什麼樣的意義？這一 面向的問題在語言學的範疇中似乎較容易被障蔽。因此，相對於以「名」為主的 研究，有些學者則從「辯」的視角揀出荀子名辯的行動義。

這類研究雖數量明顯不及於前者，但仍不乏精彩之作。如美國學者柯雄文

（Antonio S.Cua）早在 1990 年便從「倫理」的視角探討荀子的論辯。Cua 將荀子 的論辯視為其建構倫理系統的重要元素，其中涉及倫理推理、判斷標準、論辨態 度、倫理信念與正名思想等議題，著重從論辯角度探討荀子倫理思想的認識論面 向，為未來儒家道德批判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該作特出之處在於，雖 然以「正名」、「名辯」為關注核心，然而卻不以西方邏輯學、語言學等徑路展開 探索，也不以認知的思辨義為切入，反而超越禮法、規則的表面形式義，發掘出 荀子之「義」的深刻意涵，其論述宗旨主要以「道德的完善」與「道德精神具體 化」的相輔相成為導向，重視儒者「反省意識」與道德自主間的關聯。指出真正 理想的儒者不只應合於「禮」更要合於「禮義」，才能夠獨立地面對緊急狀況而

能應變不窮，而Cua 強調這種能力除了來自於個人長期的修養與思辨，更仰賴歷 史文化的參與，才能夠使禮義之統與聖王精神在當代獲得「再現」（而非「複 製」），這麼一來，荀、孟之間便有了互通的可能。再者，他對心的理解也有別於 以往「心−性」的途徑，而帶有一種「歷史人文」的精神色彩，在 Cua 所建構的 基礎之上，毋寧說荀子之辯之於倫理具有雙向的統一：一是對於歷史的取材與掌 握，一是面向未來的展望與連續修正，而為達至這樣境界則必通過由外在禮儀的 引導，以掌握禮之全體精神並化為自身的一部份，如此禮法才不會淪為「妨礙個 人展望當前困境的固定觀念」。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除了名言、論辯 等議題之外，Cua 還注意到荀子的「定義式」論述（謂之、之謂、所謂等用法），

並展開細緻且條理分明的分析，指出荀子不同用法的特定意涵。如此，我們可以 說對於這種定義用法的掌握，表面上是一種正名實的政治行動，然實際上更反映 了思想家的世界觀，它所代表的是其思維（辨別、分類、推演）的具體運作。³² 不過，可惜的是以荀子「倫理」認識論為核心的討論中，較難看出其於諸子思想 中的特出地位，以及與孔子正名命題的關係，然此點在作者「集中火力」的深入 探討之下，實在無可厚非。

此外，陳文潔《荀子的辯說》將焦點集中在「言辯」之上，將《荀子》看做 是一部以「勸說」為導向的著作（其亦將「著作」納入「勸說」的一部份），因 此其辯說就不僅僅以闡明禮義為目的，其更帶有說服並幫助人民建立對傳統信念 的迫切使命感，認為荀子乃是透過勸說將自我對禮義的信念，轉化為具有具體形 式、實踐能力的行動，如此一來人便能擺脫命定、機遇的束縛，而突出了人的生 命價值。這種觀點可以解釋荀子對於傳經事業的重視，也能說明他對於孟子的批 判並不只是一種學派或人性論上的爭論。其次，陳氏也鬆綁了過去將性惡論視為 荀子價值立場的理解框架，指出「性」在其思想當中並非全是被「改造」的對 象，相反的，性的自然傾向正是構成禮義的重要元素。在此基礎上，陳氏從人性 與禮法兩個角度重新檢視荀子非孟的核心，正是因為孟子在從「道德力量」推向

「政治才能」的過程中轉不過，造成理論、信念與實踐間的斷裂，正如同荀子盛 讚周公並非只是因為他的完滿道德修養，而在於他能夠「制禮作樂」「齊一百 姓」的政治能力。復次，陳氏認為正是因為荀子解構了天的權威，也否認了人具

32〔美〕柯雄文（Antonio S. Cua）著，賴顯邦譯：《倫理論辯：荀子道德認識論之研究》（臺北 市：黎明文化，1990 年）。

有先天的價值根源，因而使得荀子高度重視透過由「先王－後王」所共同建立的

「人道」（禮義）意義，而此也成為了他傳道事業的根本使命意識（因為價值不 由天給予，而來自於典籍、老成人、歷史所紀錄的人文精神，是以延續這些紀錄 與創制，就等同延續了人的價值所在）。如此，順著陳氏的脈絡，我們可以說正 名行動一方面表現了儒者以王者師自居的自信，另一方面更帶有傳承人類價值的 使命感。最後，作者指出「禮法」並不具有「先天本質」上的價值，而著重由

「應當」來探討荀子重視禮法的原因，對於我們進一步掌握禮義的性質具有重要 意義，只不過作者並沒有延續此提出進一步剖析。而雖然陳氏點出了荀子勸說的 行動意義，但仍有些值得商榷之關節，如他認為荀子對於禮義的存在、正當性採 取一種「不證自明」的信念，但這似乎也將禮義之有效性與正當性間的分界給模 糊掉了。³³其次，陳氏將「辯」視為不得已的政治手段，以及認為荀子思想中人 不具有主動追求向善的目的等觀點，都仍有待討論。最後，該著以「勸說」為核 心，亦即以「勸導」君王、士君子、百姓接納禮義除主要關懷，而非以「個體」

的完成為切入視角，因此留下了有關辯之於「我－禮義」、「主體自覺意識的喚 醒」等遺珠，而也因為聚焦在「辯」的討論，因此並沒有進一步的探究「辨」在 此結構中的意義，在荀子之辯的討論上不免顯得有些單薄。³⁴

而近幾年，東方朔則在其《合理性之尋求：荀子思想研究論集》中第五至七 篇集中探討了荀子「名辭說辯」的勝意，其脫胎於杜維明所提「體知」之概念，

參照西方哲學家海德格的存有論思維展開分析，認為荀子屢言之「先王之道」不 應只是被認知的客觀存在，而實具有決定人之存在性的重要意義，是以儒者的論 辯行動事實上更指向了對歷史真理的一種「重溫」與「感通」，足以使人不再沈 湎於個別性而走向普遍的存在。而在建立的這樣的前提之後，作者進一步指出儒 者由辯而默的轉向，事實上演示了禮義精神如何內化為其個體一部份的過程，而 漸漸形成一種「健全感覺」（bon sens），並且在言語之外的行動中，表現為一種 具有德性審美價值之「意義的豐滿」，藉由「形動」體現、說出其個人的審美體 驗，在道德共同體的基礎上遙契先王之道的全體精神。此外作者還提醒我們，這

33然而，筆者認為這將無法與法家、農家等皆重視功利、功效的學派區別開來，因為荀子之禮的 正當性不只來自於現世的功效性，更應具有能「長遠發展、延續不斷」的特性，特別是在法家 強調「法、術、勢」這般急功近利的學說盛行下，如何在「有效性」之外獲得更具吸引力與必 要性的價值，當是荀子辯說的重要考量。

種體驗顯然不是純粹理性或認知所能給出的，此種由歷史的憶存與積累所引起對 先王之道、禮義之統的共通感，必然需透過「言辯」與「教化」才得以完成，如 此，可以說儒者的一切行為或實踐都是朝向使「歷史真理之我與當下存在之我的 融一」邁進，故具有道德（由人文、歷史、經驗中獲得）身份的意涵。循此脈 絡，林氏認為荀子對於辯的重視不僅來自於時代的政治要求，更帶有一種由外向 內的轉向，是儒者展開自我認知與詮釋的必經過程，毋寧說這種獨到的眼光與自 覺，提示了探討荀子之辯的另一重要面向。³⁵平心而論，本作無論在問題意識、

詮釋方法還是切入視角，皆足見作者深刻洞見與細膩的觀察，讀來頗有耳目一 新、醍醐灌頂之感，相對於過去荀子名學的相關研究而言，可以說是既忠實原典 又不落窠臼、獨出機杼的斐然之作，雖然林氏自謙地說其旨在發掘荀子研究的

「意義剩餘」，然而無論從質或量來看，該著足可堪稱未來深入荀學研究的指導 性力作。不過，有關名與禮義之間的關係、禮義的性質與論辯的對象與互動等問 題，則是在此架構下的遺珠。

大抵而言，這一類偏重「辯」的研究多興起於近二三十年，論點頗為新穎並 時具啟發意義，然而卻似乎呈現較為獨立開墾的狀況，在各自不同的側重下不免 有所遺漏，如由於Cua 乃是集中火力談論荀子論辯的倫理特色，至於與諸子之間 的論辯則少有涉及，因此較難以觀察出其於百家之言的特殊意義；其次，陳氏主 要關注荀子「以正道辯奸言」的表現，較少討論儒者如何掌握、辯證正道，也就 是說這種取徑多著重對我以外之「他者」的導正，而忽略了對於「自我」與「王 道」的質疑與挑戰；此外，東方朔則旨在彰顯人如何從天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以 及如何能掌握王道之精神，但是對於「道」之性質的追問，似乎還有更深入討論 的價值。從以上概述可見，荀子辯學研究雖然各有不同偏重而尚未成主流，然其 未來發展應是可以期待的，而更重要的是這也同時反映出「辯」所能涵括的內 容，事實上比起以「名」為主導的路徑更為全面。

總而言之，有關荀子名辯思想的研究呈現多元發展的狀況，同時有賴西方理 論的幫助，使得這方面的研究更具系統性，也更為專門且深入。然而學者亦漸漸 意識到，從純粹學術的角度理解荀子名辯思想所可能形成的侷限，而開始回頭關 注名辯背後的實際意圖，這一點也提供了本文第一個轉向，而為了更加凸顯這種

35東方朔：《合理性之尋求：荀子思想研究論集》（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