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晚清教育學與教育史學門的萌芽
由前章晚清民族主義概念的演變可知，雖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所理解的「民族」
概念內涵不一，但仍共同認為師範教育被認為是除舊習、興智學的第一義，1一 直到宣統末年，「教育興國」的觀念，仍然存在部分學者心中，如嚴復與陸費逵 等人，認為必須積極建設教育，以負起國家前途的重任。2從這個現象就可以了 解，官方或知識份子仍看重師範教育的原因，與國家危難的境況密切相關連。是 故，以下將教育學與教育史的發展放在晚清國蹙患深的情境下加以考慮。本章所 稱「教育學」與「教育史」，都屬廣義，不只限於科目之意，而視為一門學術。
基於上述，本章將在前章述清末民初師範教育觀念與制度的基礎下，於第一 節先探討甲午戰敗後部分知識份子的學術興國主張，待中體西用政策頒佈後，由 晚清歷次頒布學堂章程的官方師範教育政策，進一步分析官方所界定的教育學性 質與定位；再探討羅振玉、王國維刊行《教育世界》、立憲派、革命派、張謇等 人成立出版機構，刊行教育學類書籍，與地方菁英組成教育會，以說明晚清教育 學界的形成梗概，並解釋其中蘊含的民族主義意涵。
第二節係針對教育學學門，探討官方與民間對其學術性質的相關討論，並藉 當時編譯的教育學專書、文章，分析晚清教育學相關的著作與焦點議題；再由教 科書內容，討論教育學與其他學門間的關係。
最後，在第三節則以教育史學門為中心，除探討清末官方所界定的教育史性 質外，並透過分析各界譯介教育史的譯書種類、教育史教科書譯書目的與範圍，
以說明教育史學門的性質、主題、範圍、研究順序後，再進一步探討晚清教育史 研究的本土意識逐漸醞釀後出現第一本中國人自撰的《中國教育史》，以說明晚 清「教育史」學術的本土特徵。
1 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師範〉，《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中華，1894/1983），頁 37。
2 例如嚴復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一文中主張，急起推動教育普及，提升中國學生德育、智 育、體育三部分，以處「物競劇烈之世，必宜於存者而終存」。參見嚴復，〈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
《東方雜誌》，第三期，1906，頁總 6135-6140。另參見陸費逵，〈論各國教科書制度〉，《教育雜 誌》，（第二年，第六期，1910），頁總 1775。
第一節 晚清教育學界的形成
晚清經由日本移植西方學術，官、紳及士人在教育改革號召下，著手興辦新 式學堂，部分人士亦開始接觸西方的教育學。無論維新派、保皇派、革命派、地 方士紳或地方教育團體，皆對教育學有所討論。這些官、紳及教育團體，本文通 稱為「晚清教育學界」，他們或個人撰文討論師範教育問題，或由黨派倡議其所 主張的教育路線，到晚清末年，由個別人士逐漸組成團體，於是各省地方性教育 團體先後出現。茲說明如後。
一、梁啟超與嚴復的興學主張
同治初期展開的自強運動雖持續了三十餘年，但中國卻於甲午戰爭敗於日 本，於是中國官、紳始驚於日本勵行國家主義政策，認為明治維新而使其國力進 步神速，因而促使清廷轉向學習日本。
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啟超於〈變法通議〉一文中，提出以「采西人之 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的原則，3以達成興學救國的目的。
這個原則在於，立學的要義與方法根源雖擷取自西人，4但仍需以配合改進中國 教育的方法與目的為第一考量，可見變法手段雖來自外國，「中國」依然是變法 的主要考量關鍵。
若考察「行中國之法」的原則，如何進一步影響梁氏對師範教育的最初規劃，
則發現梁氏援引日本師範學校的分科架構，5所授科目中有修身、教育、國語（日 本語）、漢文、史志、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博物、習字、圖畫、音樂、體操、
西文、農業、商業、工藝共十七事。6這些科目為了符合「行中國之法」及「行 中國之意」的原則，必先經過某種轉化與改造，才能真正用於中國。
於是，梁氏接著提出師範生所學諸事有以下六點：「一、須通習六經大義，
3 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文集》（第一冊），頁 19。
4 這裡所指的「西人之意」與「西人之法」，梁氏主要的參考，來自當時傳教士所翻譯的《德國 學校》、《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興國策》等書。同前引書。
5 據日本《師範學校擬章》所載，當時日本師範學校學科目有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
數學、物理化學、博物、習字、圖畫、音樂、體操、外國文、農業、商業、手工等。參見《師範 學校擬章》，收於羅振玉主編，《教育世界．文譯篇》，卷二十七，1902 年三月，頁 704。
6 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師範〉，《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中華，1894/1983），頁 37。
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需周知列國情狀，五、需分學 格致專門，六、需仞習諸國言語。」7其中，六經、歷朝掌故及文字源流等內容，
屬於中國傳統經史的範圍；而各國情狀、言語則與中國經史並列，並且所學需區 分出「格致專門」。從這個最初師範教育所學內容的構想來看，梁氏將中國經史、
文字等文化內涵，作為師範教育的重要內容，梁氏所指的是文化「中國」，而非 政治上的清王朝。
職是之故，師範教育的課程內容，在文化意義上，同時包含傳統中國經史、
文字諸學及西方諸學。就清同治以前的官學教育內容而言，省級官學雖設有滿 文、漢文與射藝，主要則為儒學經義，地方各學儒童入學考試，清初有《四書》、
《孝經》、《性理大全》、《太極圖語》、《通書》、《西銘》、《正蒙》等；中葉以後，
生員入學則試以四書文、經文、策、詩等內容。8而梁氏所構思的師範教育課程 內容，將中國傳統教育內容由科舉的經史詩策，縮減到六經與諸史，如此一來，
經史精義便成為晚清師範教育的教學內容之一，成為西式師範教育與中國文化相 連結的文化根源之一。
這種中西合璧的教育形式，在英法聯軍戰後，西學開始納入師範教育的課程 內容之中。中法戰爭以後，張之洞在光緒十三年（1887）對水陸師學堂創設構想 中，認為：
堂中課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讀《四書》、《五經》數刻，以端其本。每逢洋 教習歇課之日，即令講習書史，試以策論，俾其通知中國史事、兵事，以 適于用。9
可見，無論是以設課方式，或自讀方式，《四書》、《五經》的學問，正如張 之洞所謂之端其「本」，10已不再是傳統理學的形上之「道」。這些存在新式學堂 的中學內容，實反映了清廷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並且，上述梁啟超於中法戰爭
7 同前引書。
8 參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卷一一三〈選舉志〉，頁 3149-3150。卷一二二〈職 官志〉，頁 3331。
9 參見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奏創辦水陸師學堂摺〉，同前引書，頁 454。
10 參見路新生，〈論「體」「用」概念在中國近代的「錯位」—「中體西用」觀的一種解析〉，《哲 學與文化》，第二十八卷，第九期，2001，頁 802。
年間所撰之文，及對在師範教育課程內容的規劃，則顯示立憲派部分人士，對中 國文化根源同樣採認同態度。
除應具備中學的根基以外，晚清師範教育的另一部分課程內容，梁氏認為宜 采西國情狀及其語言。此類教育內容與洋務運動時期所設西文、西藝學堂的課程 內容相同，是采中西結合方式。只是所謂「西國情勢」、「語言」僅涉及對西方列 國的初步認識，尚未深入西方學術深層。
梁氏的構想雖然未實際施行，但它反映了晚清師範教育萌芽時期科目規劃，
雖是擷取自日本，卻明顯地納入了中國傳統經史文化的要義與當時政治考量，此 種仿日且兼融中西的師範教育構想，要如何分化成「格致」、「專門」等不同科目 或課程內容，梁氏雖沒有進一步說明，然而可想而知的是，該如何規劃教育學課 程，則是在師範教育制度化之後所需面對的問題之一。
從中西學術交匯的角度來討論興學問題的晚清學者，除梁啟超以外，嚴復於 光二十一年（1895）撰〈論世變之亟〉中，認為：
……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 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
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11
嚴復所言，相較於汽機兵械或天算格致等學，在世變之下所需看重的內容，
即其所謂的「命脈」，並不在於形而下者，而在於學術上黜偽而崇真，及政事上 屈私以為公的態度。嚴復認為此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
無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12嚴復之論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然而 他以這樣的鮮明立場要求今日中國之要政，在於「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13 這裡所指的「民智」之力，嚴復於同年所撰的〈原強〉一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為術，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
11 參見嚴復，〈論世變之亟〉，收於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卷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
頁 314。
12 同前引書。
13 所謂「鼓民力」，意謂男子去鴉片，女子去纏足。參見嚴復，〈原強〉，同前引書，頁 309。
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14
就此言論，嚴復富強中國的方式，趨向於由學術路線以增進國家力量，在此，
他認為所謂的學問，不在於表面的兵械之術，他更深一層地直指發展學問命脈，
創發新的原理原則，才是促進中國富強的正途。嚴復於 1898 年起翻譯《天演論》、
《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書，15部分反映了他以學術促進國力的用意。另 一方面，也說明了嚴復認為學術不分中西的根本立場，只要是能促進國家發展的 知識，都是中國的富強之源。相較於梁啟超，嚴復在學術立場與政治之間明顯地 劃開一條界線，學術並不直接服務於國家，而是藉由學術研究向列強取經，並強 調吸取其「理論」部分，真正地在現實情況下充實中國知識命脈。
嚴復的學術主張，為中國近代學界指明一條學術研究的方向。從嚴復的自由 主義立場為國家奠定學術根本的路線來看，他反映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西方列 強的認知，是在官方立場以外走出了一道學術研究的自主意識；晚清政策在由西 文、西藝轉向西政、西學等更深入的西方知識時，嚴復所倡導的進化論觀念，對 教育學界產生極深的影響。例如，由羅振玉所翻譯的〈日本教育大旨〉序言中的 進化論觀點16、《新民叢報》分期刊載《教育學剖解圖說》17、〈教育目的論〉18， 一直到民國成立，莊俞撰寫〈元年教育之回顧〉19等文章，皆可見其深受「啟迪 民智，以促進國家進化」的觀念所影響，而梁啟超所謂的將師範教育與中國文化 相連結之構想，則未見學界進一步討論。
14 同前引書，頁 310。
15 嚴復的譯書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社會進化論」，以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天演論》為代表；另一類是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包括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群己權界論》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9-90《原富》；第三類則是英美邏輯學。
參見黃克武，〈自由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30 期，2001，頁 10-11。
16 羅振玉對「日本教育方針」謂：「教育學家又言學生為第二班國民，蓋謂卒業時則國民之候補 耳，若夫人民之未受義務教育者，則不得冒國民支撐，以此等人民未進化也。」參見羅振玉，《日 本教育大旨》，收於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頁 233。
17 參見知白，《中國教育問題之根本研究》，《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二十一號，1906），頁總 1。
著者未列下篇章目。
18 譯者謂其熊谷五郎之言「實恰吾國之弊也，譯之以供吾國民之採擇焉」，可見立憲派確實接受 生物學、社會學等文明開化與種族競爭觀念。參見熊谷五郎演述，黃國康譯述，〈教育之目的〉，
《新民叢報》，（第四年，第十九號，1906），頁總 114。
19 參見莊俞，〈元年教育之回顧〉，《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十號，1912），頁總 4471。
二、中體西用政策下教育學與教育史學門的定位與性質
梁啟超的師範教育主張，在甲午戰前並沒有具體實現的機會，甲午戰後中國 民族主義高漲的聲勢，才使中國師範教育的構想，逐漸制度化。光緒二十三年
（1897）春，盛宣懷藉由日本經驗而間接仿效西國制度，他首先於南洋公學中創 設師範院，20光緒二十四年（1898）滿清政府對外面臨被列強刮分，對內處於新 舊思想激烈衝突的局勢，湖廣總督張之洞綜合守舊與維新激烈兩派的意見，寫成
《勸學篇》，21該文提出重要的「中體西用」指導方針，並表明張氏所亟欲維護 滿清的政治立場。在於內篇中的〈知類〉一文，張之洞舉《易．同人》、《左氏傳》
及《禮記．三年問》等史料，證明「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
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22，在此立場下，他進一步強調：
（中國）遂古以來稱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 勝而敝，孔子猶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23
由此看來，張之洞的國族主義意識，認同清朝的基礎在於中國儒家文化。在 此，張氏上述「類」的意涵，相近於由《左傳》、《論語‧季氏》以降，流傳已久 的「族類」概念，在上述基礎下，張之洞進一步「正權」。他認為今日中國雖然 不是世界強國，但是百姓之所以維持安居樂業的生活，主要拜朝廷所賜，是故，
假若立憲派、革命派所倡議的「人民主權說」一興，則「愚民必喜，亂民必作，
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24此說除見張氏的保皇立場 外，而這種寓政治於倫理的泛中華倫理的文化民族主義，就如前章所述，也是一 種政治民族主義。25
在闡明其保皇立場後，張之洞繼而提出「中體西用說」。他認為：「不可變者，
20 南洋公學後改名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校，參見吳馨等修，《上海縣續志》卷十一，學校（下），
頁 710。
21 參見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頁 27。
22 參見（清）張之洞，〈變法第七〉，《勸學篇》外篇，（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 14。
23 同前引書。
24 參見（清）張之洞，〈正權第六〉，同前引書，頁 20。
25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2, 25.
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26中學即是不可 變的儒家思想與倫常法紀，聖道就是三綱五常，27具體的來說，則是指《四書》、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等學。28此所輸入的西學，則可分爲三部分，
一是「西政」，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都包括在內。
二是「西藝」，主要指的是算、繪、礦、醫、聲、光、化、電等學問。三是「西 史」，西方國家的歷史。29
由於「中體西用」原則具有中國文化（政治）民族主義的內涵，依此原則，
由清廷先後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30及《奏定學堂章程》31，在師範教育發展 史上，固然促成中國近代教育師範教育制度化，然而，「中體西用」方針中的中 國文化（政治）民族主義的內涵，在師範教育課程中如何反映外來「教育學」與
「教育史」兩學門的定位？
假設以張氏所描述的中體西用原則及具體內容，作為區分晚清教育學與教育 史學兩學門定位的指標，有如下二項發現：第一，將教育學放在中體西用架構下，
教育學屬「學校」，亦即當為「西用」範圍；第二，對教育史學門而言，若將教 育史放在「中學」範圍內，可以說教育史傳承了一部份近代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 思想，而在這個源流下，教育史同樣具有了「考治亂典制」，以達到治史經世致 用的目的。32另一方面，若將教育史置於「西學」的範圍內，教育史則是「學校」
與」「史學」的交集。
由這兩個差異極大的學術定位來看，教育史學門不僅為「西學」之一，在「西 學為用」的方針下，西方教育史學的作用在於藉歷史類書籍，引進泰西學校淵源 與發展等教育經驗，以作為中國興學之「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史學門在 移入中國之初，清廷官方政策就顯示出鞏固中國史學中教育部分的文化根底，繼 而引進泰西教育史，以達「致用」目的的雙重意圖。
除中體西用政策外，晚清官方自甲午戰後，積極取法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成
26 （清）張之洞，〈變法第七〉，《勸學篇》，頁 49。
27 同前引書。〈明綱第三〉，頁 12；〈變法第七〉，頁 51。
28 同前引書。
29 同前引書。
30 參見《欽定學堂章程》，（台北：文海，1986），頁 129，147，158。
31 參見《奏定學堂章程》，收於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314-339。
32 參見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67），頁 14505-14506。
果，遂派員赴日考察。光緒二十七年（1901）羅振玉受張之洞、劉坤一之託，偕 同湖北兩湖書院監院劉洪烈、自強學堂教習陳毅等人赴日考察教育，考察之中，
羅振玉嘗讀到西方教育史，據其日記所述：
考教育學為獨立之學科，蓋始於德國之心理學大家海爾巴脫及貝迺楷，德 國大學本之，而專教此學，繼而英格蘭大學仿之，此歐洲教育學為專門之 權輿。 教育普及之說始發明於瑞士教育家柏析他羅其氏，其言曰：教育 者，非為某一階級之人而設，為一切人民而施者也，專著書名此意，於是 普魯士仿之，諸教育家僉謂圖自強，維國粹，非教育一切人民，增長其智 不可。此教育普及說之始，基今則真理日明，其說 世界矣。33
羅氏發現教育學遍行於西方的理由，除了德國大學教育學術的專門化，還在 於裴斯塔洛齊提出有關「普及教育」主張，再加上與普魯士民族獨立運動三者的 密切結合，亦即，民族獨立與教育學是促使西歐各國教育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吳與井 上哲次郎筆談，井上政治立場傾向於德國的國家主義和道德主義思想，其經由哲 學研究衛護日本國粹本旨，34他向吳汝綸表明：「國家離人則無有，人人相集成 國家，故國家進步之本在人，即在使各自實現理想，是實教育精神所存也。……
描出理想，必要學問經驗也」。35而其所謂的學問經驗，即「教育」，在這樣的基 礎下，井上哲次郎認為「如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亦應大攻究也」。36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教育學發展背景如是，因此，官立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 九科皆設有「教育學」一科，列為主科。37而官立高等師範學校學科分豫科、本 科、研究科，豫科（一年）修習論理學；本科（三年）第一、第三、第四學部加 修習倫理、教育學、心理學，第二學部加授哲學；研究科（二年）則有倫理學、
33 參見羅振玉，《扶桑兩月記》，收於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
（上），（杭州：杭州大學，1999），頁 227-228。
34 參見金嶸軒，〈現代日本教育思想的變遷和派別〉，《教育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七號，頁 110。
35 參見吳汝綸，《東游叢錄》，收於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
（上），頁 365。
36 同前引書。
37 參見關庚麟，《日本學校圖論》，同前引書，頁 181。
教育學、教育制度、行政法、社會學、哲學、美學、實驗心理學、學校衛生專科 教育、兒童研究、教育演習等科，限修五科目以上卒業。38由日本明治維新三十 年的成果觀之，其教育學已發展出頗多分支學科。
考察結果誠如上述，然專就頒佈並施行的《奏定學堂章程》，其規劃師範教 育制度作為普及教育的配套措施，如將其課程架構與日本教育學設科方式比較可 以發現，晚清優級師範學堂的課程架構，教育學的課程內容中包含教育理論外，
包括倫理學與心理學，實反映了赫爾巴特的教育學架構。
另外在高等教育層級，《奏定大學堂章程》雖也於法政科、文學科課程中設 置「教育學」一科目，其中，法政科政治學門中的「教育學」一科列為主科，文 學院的中國史、萬國史、中國文學及英國文學門則僅設為隨意科與補助科。39由 此可知，此時大學層級中的「教育學」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相較於文學院 其他諸科，「教育學」性質更接近於法政科中的政治學門，顯示張百熙、容慶與 張之洞等人認為教育學的性質，更接近於政治學。40
由上述「教育學」在大學堂中開設的情形，可以確定晚清「教育學」的程度 已達大學堂層級，並與政治學與文學院相關學科相關連；至於在師範學堂層級的 課程，則明顯傾向於致用，如此的制度性規劃，反映了清廷官方對師範學堂課程 傾向於致用性質，而在大學堂教育學、教育史二科目所強調的政事，兩者皆具有 政治色彩。
雖然課程規定如上述，但在施行的實際情形，則由於清廷此刻教育改革著力 於小學教育，國內尚無太多中學以受容優級師範學堂畢業生，為節省國家教育經
38 其中教育演習一科不得缺乏。同前引書，頁 185。此學科種類，與羅振玉《日本教育大旨》有 同樣的描述，同前引書，頁 235。
39 依章程規定，大學堂中國史學門、萬國史學門與中國文學門中的教育學科設為隨意科，英國 文學門中教育學科設為補助科。參見《奏定大學堂章程》，同前引書，頁 351，353，356，358。
40 大學堂文學院各列有教育學科目的學門，其他主課如下：1.「中國史學門」：史學研究法、御 批歷代通鑒輯覽、各種紀事本末、中國歷代地理沿革略、國朝事實、中國古今外交史、中國古今 歷代法制考；2.「萬國史學門」：史學研究法、泰西各國史、亞洲各國史、西國外交史；3.「中國 文學科」：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4.「英國文學門」：英語英文。其主課的設置方式，其中國經史之學份 量甚重，由於張之洞《勸學說》中蘊含寓政治於倫理的泛中華倫理的意涵（亦即文化民族主義），
相當於晚清以前文化民族主義的復興。因此，在如此規劃下，教育學科與其他基礎理論學科關係 相距甚遠。相較王國維所規劃的文學科大學，張之洞所擬訂的大學堂文學院各課較傾向於其政治 性質。參見《奏定大學堂章程》，收於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頁 349-357。
費，宣統三年（1911）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研議《請變更高等教育方法案》，決 議將優級師範學堂交由學部管轄，全省應設若干所，各省毋庸均設，並且各省現 設之優級師範學堂，或改部轄，或改初級，41於是師範學堂的擴充，主要集中於 的師範傳習所與初級師範學堂。如此一來，教育理論課程的程度，是初級師範學 堂課程中壓縮後的教育原理（教育泛論）。師範教育所授「教育學」一科的程度，
界於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由於經費與國內教育制度尚未健全等因素的限 制，此時期教育學的課程程度不高，設置層級多屬初級師範與師範傳習所，其內 容明顯屬「致用」導向。
上述晚清所規劃的制度，在晚清國蹙患深的社會環境下，教育學的研究，尚 處於以翻譯外書為主的學術輸入階段，因此，以下將探討晚清教育學專書與雜誌 的出版情形。
三、教育學、教育史專書與雜誌的出版情形
光緒二十九年（1903）《奏定學堂章程》頒佈前，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
間，各省（含京師）各類師範學堂共約 661 所，其中優級師範學堂僅佔 3%。42師 範學堂既建，教科書的需求甚急，然而因甲午戰敗，朝廷教育興國的政策益加急 迫，此時官方的譯書機構除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外，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
上奏〈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摺〉，建議由京師譯書館每月分科布告應譯之書，請 各舉人與庶官竭力翻譯日本書，並將所譯成之書籍，經由譯書局查驗其文是為可 行以後，由各省學政發其給第。43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之 洞與劉坤一上〈變法自強第三疏摺〉，亦請求朝廷多譯各國書籍以取法之，並擬 於江甯江楚編譯官書局以廣譯西書，44所譯之書經京師大學堂鑑定核可後，分售 給江蘇、江西、安徽三省學堂使用，以上所譯之書不限教育類。45由現有譯書來
41 參見〈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議決案〉，《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六期，頁總 2991。
42 此處所指「師範學堂」，包括優級師範學堂、初級師範學堂、師範傳習所及師範講習科。參見 學部總務司編，《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頁 23，33-34，63。
43 參見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摺〉，收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卷二，（上海：上海 人民，2000），頁 224。
44 製造局譯出之書，三十餘年僅銷售一萬三千本。同前引書，頁 18。
45 參見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8），頁 55。江南製造局於同治六年設翻譯館。參見張靜蘆，《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初編》，（上海：羣聯，1954），頁 222。
看，大學堂譯書局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譯出《歐洲教育史要》、《垤氏實踐教 育學》、《獨逸教授法》等書後，46未再見到其他教育學類譯書。而早在自強運動 期間成立的上海廣方言館，截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教育學類譯書僅有《日 本學校源流》及《日本東京大學規制》二種。47
光緒三十一年（1905）學部成立，次年（1906）刊行《學務官報》，分期刊 載楊彥潔翻譯日人大瀨甚太郎的《實用教育學》48，與魏易譯自《英國百科全書》
原本中的《教育史》等專書與文章。49上述這些清廷官辦的譯書館，至滿清覆亡 後，館廢官報亦停刊。
另觀民間出版界，自光緒二年(1876)年起，北德意志傳教士花之安撰寫《教 化議》、狄考文所撰寫的《振興學校論》（1881）、李提摩太所撰之《新學序》
（1888）、林樂知與任保羅撰寫的〈論中國之學術〉(1904)等文便相繼出版，這 些西方傳教士首先成立出版機構並刊登於《萬國公報》，為中國興學提供建議。
50另外，廣學會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登由日本駐美大使森有禮編輯、林樂 知翻譯、任廷旭述的《文學興國策》，此書為十九世紀末介紹西方教育最詳盡的 一本書。51
光緒二十四年（1898）起，維新派梁啟超等人所共同籌辦的廣智書局，首先 出版教育學類譯書，同年陳文出版翻譯日人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倫理學》及
《速成師範講義叢書》。52其中，《中等教育倫理學》雖被學部斥稱為「惟完全 按日人語氣及日本材料者」，53仍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列入官方京師大學堂
〈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之一。54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羅振玉應張之洞之邀，
任湖北農務局總理。次年，羅振玉與王國維創辦《教育世界》雜誌，此為中國第
46 同前引書，頁 231。
47 該二冊書籍為同治十二（1873）年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間出版。參見吳馨等修，《上海縣 續志》卷十一，學校（下），頁 707。
48 參見（日）大瀨甚太郎，楊彥潔譯，《實用教育學》，《學部官報》（第一冊），第 6，8，11，14，
17，19 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06/1980）。
49 參見不著撰人，魏易譯，〈教育史〉，收於《英國百科全書》，《學部官報》（第一冊），第 4，6，
8，10 期。
50 參見錢鍾書主編，《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聯，1998），頁 20-21，234-248，518-520，691-698。
另亦可見瞿立鶴，《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教育思潮》，（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 20。
51 參見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61。
52 參見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頁 224。
53 同前引書。
54 同前引書，頁 229。具張靜廬所述年代確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當為閏月以前頒佈。
一份民間辦理的教育專門雜誌。55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載由日人立花銑三郎 講述、王國維翻譯的《教育學》一書。56據金林祥的研究，認為該書是中國目前 可考的第一部《教育學》專著。《教育世界》廣載與教育學理、相關的研究論文 及譯稿，因亟富學術性而廣泛流通，深受學界關注。57王國維亦在該雜誌上發表 了關於教育學性質與學術改造的論文。58另有原亮三郎編、沈弘翻譯的《內外教 育小史》等書，以及多篇教育論文（見圖 3-1，3-2）。
圖 3-1 《教育世界》封面 圖 3-2 《教育世界序例》
資料來源：羅振玉、王國維主編，《教育世界‧文譯篇》，卷一，無頁碼。
除《教育世界》以外，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夏瑞芳、鮑咸恩二人於上海
55 將《教育世界》雜誌列入民間的原因在於：第一，雜誌雖由羅振玉主編，但自 69 號以後的內 容王國維應為主力，王國維為在民身份；第二，《教育世界》本身並非隸屬於各省《教育官報》。
據此，將《教育世界》列入民間出版界。參見張連科，《王國維與羅振玉》，頁 51。《教育世界》
二十七年四月（1901）至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1907），共刊行一六六期，合訂為《教育叢刊》
五集，現今上海市立圖書館所藏者，或為《教育叢書》第四集（含十二冊）。參見陳學恂主編，《中 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1987），頁 681。上海市立圖書館目錄 索引系統，索引日期：2005/2/23。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110Q1632U484O.7730&profile=sl&uri=full=3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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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雖由羅振玉主編，但自 69 號以後的內容王國維應為主力，王國維為民間身份；第二，《教育 世界》本身並非隸屬於各省《教育官報》。據此，將《教育世界》列入民間出版界。參見張連科，
《王國維與羅振玉》，頁 51。
56 參見鄭金洲、瞿葆奎，《中國教育學百年》，頁 7。
57 參見金林祥主編，《20 世紀中國教育學科的發展與反思》，頁 16。
58 關於哲學科的學術地位，有〈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收於王國維，《海寧 王靜安先生遺書》之四，頁 1705。有關教育學與哲學之關係，則有〈教育偶感四則〉，同左引書，
頁 1717-1726。〈教育偶感四則〉原載於《教育世界》第 81 號，1904 年 8 月，參見金林祥，〈《教 育世界》與西方教育的傳入〉，頁 36。
成立的商務印書館，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行狩野良知所撰之《支那教育史 略》一書59，另於光緒二十九年（1904）出版《德國學校制度》、《日本學校章程 彙編》與《新說教授學》、《學校管理法問答》等書；60同年亦發行《東方雜誌》，
開宗明義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61選錄原刊載於《警鐘日報》的〈論 中國古代教育之秩序〉62、以及嚴復於環球中國學生會上演說的〈論教育與國家 之關係〉等文章63。
光緒二十九年（1903）64，維新派廣智書局在廣州的股東開明書局65，刊行 日人中野禮四郎著，蔡艮寅、賀延謨翻譯的《東西洋教育史》。66
甲午戰後，棄翰林編修官職的江蘇進士張謇集合地方士紳，於光緒三十二年
（1906）成立中國圖書公司，67次年出版吳馨編輯的《實用教育學》一書，宣統 元年出版《教育史》一書，作為師範學堂教科書。68此後，商務印書館更於宣統 元年（1909）起刊行《教育雜誌》，指明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己任（見 圖 3-3）。69
59 參見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上海：商務，1902。
60 參見王雲五，《商務印書與新教育年譜》，（臺北：台灣商務，1973），頁 21-25。原書所列上述 書籍於民國前八年出版，當為 1904 年。
61 參見〈新出東方雜誌簡要章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一期，1904），頁 1。
62 參見〈論中國古代教育之秩序〉，《東方雜誌》，（第一卷，第五期，1904），頁總 1127-1130。
63 參見〈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東方雜誌》，（第三卷，第三期，1906），頁總 6135-6140。
64 據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之描述，確實年代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當為閏月以前刊行。
參見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頁 6。
65 參見張朋園，〈廣智書局—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頁 398。
66 參見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頁 6。
67 參見張學君，《實業之夢—張謇傳》，（成都，四川人民，1995），頁 27。張靜廬輯註，《中國近 代出版史料初編》，頁 235。
68 參見吳相湘、劉紹唐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台北：傳記文學，1971），頁 121。
69 《教育雜誌》傾向於晚清趨新人士所刊行的綜合性教育刊物，民國以後作為學界與政界的教 育論述平台，相繼刊登多篇有關中國人反省教育學發展、教育史料，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學發展史 的重要載體。
圖 3-3 《教育雜誌》創刊號封面
資料來源：〈教育雜誌簡章〉，《教育雜誌》，（第一年，第一期，1909），頁 1。
在革命派出版的刊物部分，也先後片段地分期刊載教育學類的專書或專文。
例如《湖北學生界》於第一期，便刊出〈教育關係國家之存立說〉70；《游學譯編》
則刊出據日本高材世雄所論而增益的〈民族主義之教育〉71、日本師範教育學、
德育、美育、修身、教授法各書選譯而成之〈教育論〉72；《浙江潮》第一期刊載
〈盎格魯索遜人種之教育并中國教育之方針〉、73其後分期連刊〈教育學〉74、〈鐵 血主義之教育〉；75另外《江蘇》亦分期刊載〈教育通論〉等文章。76
除此之外，各國教習授課的講義，師範生將其教材翻譯出版亦為一途。此期 間在江蘇學務處、四川速成師範等處，皆有翻譯的教育學專書付梓。77
從官方譯書局、維新派、王國維、張謇、商務印書館之趨新人士等開明士紳、
留學生、革命黨人及各省學堂師生，共同刊行教育學、教育史類專書的情況，可
70 參見不著撰人，〈教育關係國家之存立說〉，《湖北教育界》教育篇，第一期，1903，頁總 33。
71 參見不著撰人，〈民族主義之教育〉，《遊學譯編》教育篇，第十期，（台北：國際，1904/1968），
頁總 965-973。
72 參見不著撰人，〈教育論〉，同前引書，第一冊，（台北：國際，1902 /1968），頁總 29-37。
73 參見不著撰人，〈盎格魯薩遜人種之教育并中國教育之方針〉，《浙江潮》學術篇，第一期，頁 1-7。
74 參見不著撰人、不戁子譯，〈教育論〉，《浙江潮》教育篇，第二、三、六期，（台北：國際，
1903/1968），頁總 49-56，59-64，15-19。
75 參見霖蒼，〈鐵血主義之教育論〉，《浙江潮》教育篇，第十期，（台北：國際，1903 /1968），
頁總 63-68。
76 參見不著撰人，〈教育通論〉，《江蘇》教育篇，第三、四、六、九、十期，（台北：國際，1903-1904 /1968），頁總 63-68。
77 參見吳相湘、劉紹唐主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台北：傳記文學，1971），頁 121。
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頁 6。
以推測當時各界知識份子及出版界對教育學的研究，呈現出蓬勃的現象；又由不 同身份、目的的知識份子所譯介入中國的第一批教育學、教育史著作，可反映出 教育學界背景頗紛岐。
四、地方教育會的成立與地方菁英參與的增加
甲午戰敗除促使光緒帝進行戊戌變法運動外，也促成由官方與民間各種背景 的知識份子開始關注教育學的知識，然而，教育學界的擴張情形，除了在上述各 界以外，民間地方菁英亦開始組織教育會。
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蔡元培、蔣智由、葉瀚等人所籌組的「中國教育會」
正式成立，他們欲以教育之名，行革命之實；78這些位於浙江、江西、湖南、廣 東、山東、福建等地的教育會或教育研究會，79截至光緒二十九年（1904），全 國各地出現的教育會已達 21 個之多。80
光緒三十一年（1905）成立學部後，更陸續在各省設立學務處，各廳、州、
縣設立勸學所及學務公所等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積極擴充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機 關的編制。
光緒三十二年（1906），《奏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正式由學部頒佈施行，其中 規定：「各省、府、廳、州、縣教育會設立之宗旨，在於補助教育行政，圖教育 之普及，並與學務公所及勸學所聯絡一氣」。81會務工作內容方面，除調查境內 官立私立各種學堂後開事項、作境內教育統計報告外，更要求各教育會需另立教 育研究會，選聘講師，定期講演教育史、教育原理、教授法、管理法、教育制度 及他種學科、立師範傳習所、擇地開宣講所，宣講《聖諭廣訓》，並明定教育宗 旨上諭及原奏，以正人心而厚風俗。82
同年，學部頒布並《勸學所章程》，規定各省需劃分學區，選舉職員，以擬 定調查、籌款等有關該學區的興學辦法，另外其辦理事宜，還包括講習教育、推 廣學務、實行宣講、詳繪圖表。在職員編制方面，秉請地方官禮派成為「勸學員」，
78 參見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收於朱有瓛、戚明琇、錢曼倩、霍益萍編，《中國近代教 育史資料匯編—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上海：上海教育，1993），頁 405。
79 參見張偉平，《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浙江：浙江大學，2002），頁 44。
80 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香港：三聯書店，1995），頁 276。
81 參見《奏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收於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430-431。
82 同前引書，頁 251。
勸學所執行的「講習教育」一項，就是由勸學員開一「教育講習科」，以研究學 校管理法、教育學、《奏定小學章程》、管理通則等，限兩個月畢業。83
以當時接觸西學較早、知識份子薈萃的江蘇為例，早在《奏定各省教育會章 程》頒布的前一年（1905），陽湖惲祖祁等人便主動發起江蘇（省）教育會，經 江蘇士紳迭次集議，推舉通州張謇為會長，附設有單級學校教授練習所，並開全 省學堂成績展覽會。84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間（1905-1907），該會會員已達 422 人，張偉平據〈江蘇省教育會會員姓名一覽表〉的不完全統計，其中至少有 舉人 18 人，進士 2 人，監生、貢生等 125 人，留學歸國人員 21 人，翰林院編修、
內閣中書、中書科中書銜者 22 人，其他熱心教育的在任、候任、前任官員（包 括知縣、知府等）124 人，各學堂校長 35 人，勸學所總董、學校校董及各級視學、
教員等 69 人，85這些分別受過中、西學教育的地方菁英聚集在教育會中，促進知 識份子間的溝通與了解，進而促進地方教育發展。
縣級部分，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原有的上海縣教育研究會、滬學會兩會 改辦為上海縣教育會。86成立之時，將研究項目分為十項：1.管理員會；2.修身科、
教育科、教員會；3.算術科、格致科、教員會；4.國文科、經學科、教員會；5.
圖畫科、手工科、教員會，6.歷史科、地理科、教員會；7.體操科、樂歌科、教 員會；8.統合科、教員會；9.外國語教員會；10.校董會。然而確實實行者究竟不 多。87
從《勸學所章程》來看，其角色是地方主要教育行政機關；另外教育會則為 民間組織，並有部分官方人士加入，由上所述可知，教育會的增長，一方面固由 於政令提倡，然而另一方面，則是表現出地方菁英關注地方教育的發展，由各省 更深入於府、州、縣等地方層級。
據統計，到宣統元年（1909），全國各地公開成立的教育會社已達到 723 個。
88教育會增加速度極為迅速，本著教育強國的教育願望，89使地方教育文教事業
83 同前引書。
84 江蘇省教育會原一度改名為江蘇學務總會，經學部頒布教育會章程後，復改定名為江蘇教育 總會。參見吳馨等修，《上海縣續志》卷十一，學校（下），頁 733-734。
85 參見張偉平，《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頁 51。
86 參見吳馨等修，《上海縣續志》卷十一，學校（下），頁 730。
87 同前引書，頁 732。
88 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頁 274。
89 參見張偉平，《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頁 46。
的拓展、教育報刊雜誌的辦理、師範學堂的設立、教育會與勸學所的聯繫等教育 建設工作，組織起相互加強的凝聚力，對師範學堂內的學生，與教育體制外的社 會大眾宣導教育觀念。士人教育興國的心志加強了對教育的認知需求，於是，設 立地方教育會，地方菁英得以透過學校與研究性社團組織，匯聚地方力量，通過 興學促使地方教育進化，以共赴國家危機，成為近代中國接受西方不同流派教育 學的重要管道之一。
晚清報業、學校及教育會等機構快速增加，反映了甲午戰後，在知識份子之 間迅速擴散的民族主義心態，張灝將此稱為「菁英民族主義」的肇端。90教育學 界由嚴復、梁啟超、王國維、張謇等人對教育的關注與討論，亦可反映出菁英民 族主義對晚清教育學界形成的影響，並在各省中逐步擴大教育建設範圍，在此歷 程中，各省教育會的出現，對教育學界的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成為民國成 立初期維持地方教育，與輸入外國教育理論的重要管道之一。
90 參見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1890—1898）〉，費正清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1800—1911）》（下冊），（台北：南天，1987），頁 372。
第二節 晚清教育學的性質、議題與其他學門間關係
經由第一節對於晚清教育會成員的分析，瞭解外國教育學輸入中國的社會背 景，因此，可以推測晚清士人對教育學的認知，基本上發於強烈的官方教育改革 措施的需要，以及民間各界的振興國家意識。本節將循此脈絡，討論西方教育學 移植過程中，知識份子對教育學性質的界定，以及晚清教育學的本土化歷程。所 謂的「本土化」，指晚清知識份子將東西洋的教育學知識，如何依本國需要加以 轉化或創新。而如前章所述，「教育學」一辭，兼具廣狹二義，本節所稱「教育 學」，係採廣義，專指教育學門，及其相關的各種研究與討論。
準此，首先探討官方以外的知識份子如何界定教育學性質。由於王國維對此 有深入討論，是故以下將以王國維為中心，主要探討晚清官方民族主義、種族民 族主義風潮下，王國維如何界定教育學的性質及從事教育學的譯介，並藉此而達 成救國目的。其次，再分析保皇派、王國維（代表知識份子）、立憲派與革命派，
對「教育目的」的主張，而此一議題的討論，具有本土色彩。最後，將依晚清教 育學教科書有關教育學與其他學門關係的討論，說明晚清教育學如何界定與其他 輔助學科間的關係，以確定自身的學術範圍。
一、王國維對教育學性質的界定與相關的譯著工作
由前述分析「中體西用」政策，顯示「教育學」應屬於「西學」、「西政」
的一部分，此固然反映清廷在甲午戰敗後文化民族主義高漲的心態，此刻王國維 雖同樣傾向維新，但在王氏〈致許同藺〉書信中，卻對中體西用方針不盡認同。
信中云：「常謂此刻欲望在上者變法，萬萬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 分就算一分」。91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國維致信于《時務報》館館主汪康 年，談論到「茲有江蘇顧君〈軍國民教育〉一篇，至為明快痛切，恐他報萬不願 登，故蘊公矚寄尊處，如能早刊，尤為有力，請寄 入。」92文中除知革命派文 章已流傳在不同知識份子之間，也顯示了知識份子為振興國家的愛國心。
91 參見王國維，〈致許同藺〉（1898 年 3 月 1 日），《王國維全集—書信》，（台北：華世，1985），
頁 3。
92 參見王國維，〈致汪康年〉（1898 年秋冬），同前引書，頁 20。
由於此時王國維已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學習日文，他輾轉知西人已與日本 立約，二年後日本不得再譯西書的消息，因此他向有人表示憂心：「若禁中國譯 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為奴矣。」93因此促使王氏開始譯介的工作。
之後王國維與藤田豐八等人協助羅振玉翻譯從日本帶回來的教育資料，他在 瞭解日本教育學的設置情形後，為中國教育學的研究情形深感遺憾，他認為：「以 中國之大，當事及學者之眾，教育之事之亟，而無一人深究教育學理及教育行政 者，是可異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論文，及教育 上之批評，其可悲為如何矣，使教育上之事，余輩可以無言，即欲有言而有人代 為言之也，則豈獨我中國教育之幸哉？」94
因此，他主張文學科大學中所設的五科中，應當授科目中皆設置「教育學」
一科：
一、經學科科目：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理學、
名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外國文。
二、理學科科目：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 學、倫理學、名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外國文。
三、史學科科目：中國史、東洋史、西洋史、哲學概論、歷史哲學、年代學、
比較言語學、比較神話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外 國文。
四、中國文學科科目：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
西洋文學史、心理學、名學、美學、中國史、教育學、外 國文。
五、外國文學科科目：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
西洋文學史、國文學史、心理學、名學、美學、教育學、
外國文。95
93 參見王國維，〈致許同藺〉（1898 年 3 月 1 日），同前引書，頁 3。
94 參見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二則〉，收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之四，頁 1847。原載於《教 育世界》第 117 號。
95 參見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同前引書，頁 1829-1830。
而王國維所研議的文科大學教授科目，其中「教育學」一科的定位與《奏定 大學堂章程》、《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有極大差異，在他的規劃中，無論教 育學是否作為主課或僅為輔助課，皆可以見到教育學與其他文、史、哲等學科並 列，如此一來，則突出了教育學的人文學科性質與理論色彩。
王國維除了建議在大學堂文學科開設教育學科目外，他認為師範學堂也應設 置「哲學」，但「師範學校為養成教育家，而非養成哲學家之地」，96而哲學對教 育學的重要性，則在於「其（師範學校）視哲學也，不以為一目的，而以為一手 段，何則？不通哲學，則不能通教育學，及與教育學相關繫之學。」97因此，「師 範學校之生徒，其志望惟欲為一教育家，非於哲學上有極大之興味也」。98王氏 基於上述理由，對於《奏定學堂章程》課程中並未設置「哲學」科目，他表示：
「今欲捨哲學而言教育學，愚所大惑不解者也」。99
王國維所研議的教育學科目設置方式， 雖然沒有具體影響《奏定學堂章程》
的制定，但在國危劫難的情勢下，卻與清廷、革命份子、鄉紳各界，共同促使晚 清各界進一步討論教育學。尤其在晚清亟速展開立憲、廢科舉、設新學、辦游學 等新政局下，中體西用政策無論是教條化的三綱五常，或是以致用為導向而選擇 性輸入的西學項目，在政策的合理基礎下，確實也為翻譯西方教育學專書打開了 一道新的大門。
例如，依現今臺灣可見 1901-1907 年間所發行《教育世界》雜誌（共 116 期）
的不完全篇目，第 1 號至第 65 號（1901.5~1903.12）之間，100由藤田豐八、王國 維、樊炳清、沈紘、陳毅、胡鈞等人有計畫地翻譯介紹教育制度類文章，其中介 紹日本教育法規與條例共 96 項左右，並從第 43 號開始，介紹重點轉向了歐美國 家。除教育制度一類外，在教育學科的引進方面，就金林祥的分類，包含教育學、
96 王國維所謂哲學與教育學的關係在於：「哲學之與教育學之關係，凡稍讀教育學之一二頁者，
即能言之。今以他學喻之殆知，……如生理學、解剖學之與醫學之關係乎，……世未有舍生理學、
解剖學而言醫學者」，猶如生理學、解剖學作為基礎醫學，哲學於此被視為教育學的基礎理論學 科。參見王國維，〈教育偶感四則〉，收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之四，頁 1723-4。
97 同前引書，頁 1723。
98 同前引書。
99 同前引書。
100 據張連科研究，《教育世界》可分為前後兩時期，第 1-68 號為前期，69-166 號為後期，前期 主編推測應為羅振玉，後期主編則是王國維。參見張連科，《王國維與羅振玉》，（天津：天津人 民，2002），頁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