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魚池紅茶與地方發展
第四、五章為田野調查的發現，研究者以客觀的角度描述魚池紅 茶產業的故事，包括第四章，說明產業從日治到民國 70 年代的轉變，
921 地震後社區營造下產業再造的過程及現況；第五章，講述大雁村 的澀水及山楂腳聚落如何透過社區營造進行災後重建、產業再造以及 社區營造過程的衝突與合作。本章則試圖進一步進行田野與理論的對 話，以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社會資本、傳統 理論的概念分析田野現象。
6.1 商品化的紅茶與地方發展
魚池紅茶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日治、光復後到 民國 70 年初，921 地震之後的產業再造；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魚 池紅茶從賺取外匯的高級品淪為品質低劣的廉價飲料，第三階段的產 業再造，魚池紅茶成為精緻、高品質的文化產品。時間序列的演變過 程中，產品品質的變化反應在市場價格上，但價格除了代表品質之 外，往往還是政治、社會的建構；Marsden（1998）認為地方資源的 商品化是政治、社會建構商品價值的過程。不同的政治、社會建構過 程形塑商品性質的差異，從日治到 2007，魚池紅茶，從異化商品到文 化產品，每一個階段有不同的生產模式，象徵不同的空間秩序。
6.1.1
從異化商品到文化產品
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觀點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異化勞動 力同時物化社會關係，資本家為了獲得最大利益，以廉價工資購買勞 動者的最大勞動，生產的過程中，勞動者只知道努力生產，不知道生 產的目的為何，產品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生存的需求而是要透過消費創 造出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屬於資本家；勞動力變成商品，勞動者與 透過其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異化關係，「商品」物化了勞動者與 其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
日治時代，殖民政府統治下，魚池紅茶的生產是壟斷、異化的生
產模式，由殖民政府、株式會社擁有生產的資本：茶苗、茶樹、土地、
資金、技術、機器設備以及「人力」；株式會社買下地方居民的勞動 力，由地方居民管理茶園、採摘茶菁、製造茶葉，然後加工好的成品 外銷歐洲、美國、日本。生產紅茶的是台灣人，品味紅茶的是外國人，
生產紅茶的是魚池地方居民，獲取經濟利益的是日本的企業以及殖民 政府；魚池地區的老茶農描述日治時期的生產模式，說明了紅茶與地 方異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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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初期，生產模式改變，由地方居民承租茶園生產茶菁，
賣到紅茶工廠加工製茶；但這一階段生產的目的仍然在追求量化、規 模化的大宗生產，所以生產的過程中，地方居民依舊只是生產的工 具，以勞動力換取收入，養活自己，產品以外銷為目的，與地方只有 生產的關聯。
921 地震後，紅茶產業的復甦是地方社區營造下的社區產業，追 求的不但是紅茶的再商品化，更是文化化；紅茶，不但是商品，更是 文化產品。
張淑君（2004：22）認為文化產業的定義與內涵應指具有傳統文 化或歷史記憶性的文化產品之生產活動，係由地方文化內化出來的經 濟活動；黃世輝（2001）進一步從居民參與的觀點對地方文化產業提 出操作型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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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方文化產業強調的是以地方資源為基礎，透過居民的參與實
做，創造出產品的使用價值、符號價值以及文化價值；這裡的「文化」
兩個字，包括產業的知識性、教育性、藝術性……之外，還有故事性。
2007 年，再出發的魚池紅茶產業，講的是偏遠山區裡的小村落在經歷 地震的浩劫之後，一群農村的阿伯、阿姆、老阿公、老阿媽，以年少 時共同的回憶為基礎，找回紅茶產業再生產的故事；縱使澀水與山楂 腳有理不清的恩恩怨怨，水沙蓮紅茶產銷班裡各人有不同的堅持，重 新出發的紅茶產業強調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分工合作，追求的是恢 復傳統農村裡那種緊密的人際往來，同舟共濟、互助合作的精神。產 業的發展是過程，是手段，社區的參與、社區意識的凝聚才是目的。
再商品化的紅茶，不但是商品，還是有故事的文化產品；訪談時，山 楂腳地區一位阿姆將其形容為「那是有感情的紅茶……」。
從日治到 2007，紅茶的商品性質由異化商品轉為文化產品，改變 的機制在於社區總體營造文化產業的概念，將「社區總體營造」視為 一行動者，它的轉譯鑲嵌在地方傳統的產業基礎上，改變產業的商品 性質。
6.1.2
從規範空間到協商空間
Murdoch （2006）詮釋 Foucault 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
認為治理的基礎在於合理性（rationalities）及其技術（technologies），
所謂治理的合理性是解釋為什麼在不同地區可以有不同、特殊的方法 統治、管理？例如：有些國家允許死刑的存在，有些國家卻廢除死刑 這種刑罰方式，Murdoch 認為答案就在治理的技術，透過治理的技 術，如：論述、懲罰、獎勵……等等，權力得以合理化地實踐在各個 主、客體身上。因此，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是以軍隊、武力、牢獄……
等各種規訓的機制取得治理的合理性，藉由統治者的權威，對紅茶產
業的治理採取集權統治的模式；由殖民政府替株式會社、地方居民決
定土地利用方式、發展紅茶產業，賦予株式會社經濟利益，地方居民
生存權力，分配日資株式會社在生產的過程中扮演投資者的角色，地
方居民則必須付出勞動力生產紅茶。殖民地的產業發展，地方沒有拒
絕的權力，只能被動妥協、接受殖民母國的利益為自己的目的，地方
只有單一的意志。Murdoch（1998）解釋所謂的規範空間，認為「轉
譯順利進行，行動者有效連結因此網絡穩定；儘管行動者可能是異 質、多元的結合但現在有一致的目標，因此主要行動者取得（替其他 行動者）代言的能力」日治時代的魚池，如同 Murdoch 所言是由殖民 政府代言的規範空間。
台灣光復後，農林公司的民營化是改變權力關係的開始。民國 44 國民政府釋放官股，農林公司轉為民營單位，不再擁有壟斷茶菁買賣 的權力，開放茶農與其他私人製茶廠的自由合作；因此，產業治理的 權力去集中化，新的行動者－私人茶廠加入紅茶產業的生產。新的生 產模式中，產業治理的合理性建立在私人茶廠與茶農的生產關係上，
茶農有販賣茶菁的能力，茶廠有購買茶菁的權力，相較於日治時代，
產業治理的權力是雙向流通的關係。國家退出紅茶產業的治理，地方 茶農與茶廠形成另一套治理的機制，去調節的過程其實是再調節；新 的治理模式，行動者擁有彼此抵抗、協商、妥協與退出的權力，空間 秩序逐漸改變，由規範過渡到下一個協商空間的階段。
第三階段，社區營造做為一調節的機制，紅茶產業的再商品化，
定位為量少、質精、高品質的文化產業，透過小農體制的自產、自製、
自銷生產模式，產生另一套新的社會結構。
然而，理想的自產、自製、自銷的生產模式，在實際的轉譯過程 中受到地方製茶機器限制的抵抗，產業行動者間再協商的結果，調節 形成茶農間、茶農與茶廠間的生產網絡；有的茶農扮演茶菁生產者的 角色，有的茶農在生產網絡上是購買茶菁的消費者或者同時扮演代工 者的角色，製茶工廠則是被賦予「代工」的任務，多元的生產模式產 生多元的社會關係，產業再造的紅茶網絡是協商的網絡。楊敏芝
（2001，引自張淑君 2004）指出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推動，需靠政府、
地方產業組織、社區協會、藝文工作室、自願團體等共同以「地方聯 盟」及「公私合作機制」來進行；魚池紅茶產業的再發展，國家力量 透過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以及鄉公所再調節地方產業，但再調節的過 程反應國家角色的轉換，從管制者轉為從旁協助，輔導的行動者，從 提供秩序轉為提供知識、技術、推廣產業，因此，產業治理機制再結 構。
相較於日治時代國家權力集中化的治理模式，現在的紅茶產業不
論在生產的分工或者推廣的合作，權力是去集中化的分佈在多元的行 動者關係上。茶農扮演生產者的角色擁有選擇生產或者不生產的權 力，可以生產高品質、有機的紅茶也可能混雜劣質的紅茶，影響產業 的穩定性；鄉公所可以選擇將行政資源放在紅茶或者其他的產業上，
影響產業的推廣行銷；農會可以不參與紅茶產業的再發展而將其資源 投注在其他的產銷班；還有製茶工廠、茶業改良場等也享有選擇或者 退出紅茶產業的權力，各方行動者治理的合理性奠基在其所扮演的角 色，擁有的功能上。
紅茶再商品化的過程中，產業治理性轉移，地方行動者擁有抵 抗、接受或者協商的權力；網絡中，行動者間的關係是暫時又未取得 共識，難以建立所謂共同的規範或常須彼此妥協時，Murdoch 稱其為 協商空間（Murdoch, 1998）。
6.1.3
紅茶的再商品化與地方發展
921 地震後魚池鄉大雁村的居民在雲科大工業設計系師生團隊的 協助下透過居民參與討論的方式決定復甦具有歷史意義、地方特色的 紅茶產業，紅茶產業的再生是社區營造的過程，然而地方公所對於紅 茶產業的推廣是選擇的結果。
再商品化的選擇
以魚池鄉主要農特產的競爭力而言，蘭花是季節性作物，不適合 整年推廣，茭白筍有品質相似但產量更多的埔里競爭，鄰近台中新社 的香菇也很有名，相較而言，紅茶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生產，地方特 有的作物；以近年來魚池鄉整體地方發展－「觀光產業」的定位而言，
有歷史背景、有實做技術，可以做茶、品茶的紅茶產業具有轉形成為
文化產業的潛力，比起一般農作物又可以吸引更廣泛的消費族群。所
以，魚池鄉公所從 2003 年開始年年籌辦阿薩姆紅茶文化季，2006 年
更正式更名為「台灣魚池紅茶文化季」，在紅茶文化季之後又有「蘭
花季」、「魚鄉魚香賞櫻遊」的活動；地方公部門選擇以紅茶打響地
方知名度，以紅茶帶動其他地方特產的發展。
差異化的商品價值
921 地震前，魚池紅茶是廉價的低級品，一公斤兩、三百元，現 在，一台斤的台茶 18 號有 2400 元的平均身價，換算出來，一公斤要 價 4000 元：魚池紅茶做為被選擇再商品化的地方資源，商品的價值 來自「品質、品種、品牌」的符號價值以及「社區營造」的論述。
不可否認，產業再造過程中，實做技術的改變提升產品的品 質，但「手工、一芯二葉」的論述給予消費者精緻、高品質的意象，
以災區的社區產業做為產品的包裝在滿足消費者物質的享受之外，其 實讓消費者買到道德的成就感；商品化是政治、社會建構商品價值的 過程（Marsden, 1998）。
地方再調節
檢視魚池紅茶產業再發展的過程，就投入資源的程度而言，魚池 鄉公所從 2003 年開始舉辦紅茶文化季，農會在其中的參與程度，以 第一年最高，協助聯絡農特產產銷班參加活動，接下來幾年都只是參 展單位，相較於許多鄉鎮，農特產文化季的舉辦都是由農會主辦（例 如：峨眉的東方美人茶產業文化季、龍潭椪風節、白河蓮花節……
等），魚池鄉農會似乎較不熱衷於推廣紅茶。
對魚池鄉農會來說，紅茶是沒落 20 年的作物，說產業再造，沒 有人知道產業的未來是如何，與其將有限的經費投入在市場未明的紅 茶產業，不如照顧好已經有穩定基礎的蔬菜、香菇、蘭花產銷班，這 是訪談中地方茶農對農會未積極輔導紅茶產業的標準答案。然而，進 一步追問，另一種答案是「因為他們覺得農產品是農會的……，可是 鄉公所，鄉長要搞鄉長紅茶，所以本來剛開始是在一起，變成對立」，
言詞間隱約透露出鄉公所與農會間的競爭。在紅茶產業再發展的過程 中，魚池鄉公所以紅茶為起點，陸續舉辦各種農特產的文化季，逐漸 取代農會成為地方農特產的推廣者，就有地方居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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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池紅茶的再商品化促使地方行動者，鄉公所與農會重新調節其在地 方農特產推廣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任務。
魚池紅茶市價的提高，吸引越多的行動者加入生產的行列，雖然 目前仍缺乏實證數據資料可以佐證生產者、茶園面積的變化，但從農 林公司要求契作茶農清除檳榔，恢復茶樹栽植，代表行動者的逐漸認 同；地方資源以及土地的開發利用隨著紅茶產業的再發展呈現細微但 持續的再結構，可以推測茶園與檳榔林的再交換，地景的變遷。
地方的再調節，不單是地方內部的調節，還有地方與地方間的重 組，魚池紅茶與台中太陽餅的異業連結，或者魚池紅茶與台中、台北 旅行社合作的深度之旅，是地方與地方間生產上的連結，使得原本沒 有關聯的魚池鄉－台中市，魚池鄉－台北市形成紅茶產業的關係空 間。
6.1.4
從日治到 2007
檢視魚池紅茶的發展，從日治到 2007 年，農林公司的民營化象 徵國家對紅茶產業治理的去調節，所以地方起而再調節，由茶農與茶 廠形成共治的合作關係，治理的權力由威權集中轉而建立在生產關係 之上；1990 年代後大環境的全球化及台灣加入 WTO，開放國外農產 進口，是國家對鄉村發展的去調節，由民間結合中央、地方政府以社 區總體營造的方式進行再調節，公部門退出傳統強勢領導的角色改為 輔助者，產業的治理由茶農、茶廠、鄉公所、農會、茶改場……等多 種角色形成多元的治理關係，權力愈趨分散在多元關係之上。Murdoch
（2006）指出規範及協商空間的差異在於權力中心控制網絡的程度，
不管它們是否只是鬆散、暫時的連結；從日治到 2007 年，產業的治 理關係由單一到多元，權力由集中到分散，行動者間有愈多的抵抗與 協商，從規範過渡到協商空間。
從日治到 2007 年，紅茶產業的發展從由上而下的主導轉為由下
而上的自主，社區總體營造的進入，是改變的開始。日治時代的魚池 紅茶是從印度引進的外來種，生產的目的是滿足殖民政府賺取外匯 的，同時維持地方居民生活，紅茶與地方，紅茶與生產者是疏遠、異 化的關係；社區總體營造下的文化產業，生產是發展地方經濟的手 段，目的是創造社區的故事，營造社區共同的記憶。從日治到 2007 年，紅茶由商品成為文化產品，從資本化、規模化的生產走向自產、
自製、自銷的小農體系，造成地方資源的重整，產業再結構。
6.2 行動者網絡與地方發展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認為地方資源的商品化過程使地方及 非地方因為生產關係連結形成網絡，同時網絡內部因為行動者的轉譯 而產生再調節，商品化概念強調再調節的過程，地方如何抵抗、接受 資源的商品化；行動者網絡理論強調行動者轉譯進入地方的過程，包 括問題呈現、賦予利益、徵召、動員四個階段以及異議的可能，可以 分析鄉村資源商品化與地方再調節的過程（process），亦適用於分析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做為一行動者進入地方，如何徵召、動員地方居民 形成社區網絡，進行災後重建、產業再造。
6.2.1
紅茶產業的行動者網絡
Feierman（1990，cf. Marsden，1998：27）言「廣大的世界並非 置外於地方社區，它存在於社區內部差異化的過程。」地方與全球並 非二元對立的存在，而是透過關係連結。魚池的紅茶產業在日治時代 因為殖民政府、日資株式會社、地方居民三者間層層的權力關係而塑 造日本、台灣跨距離的生產網絡，地方的景觀、居民的生活由遠在千 里之外的殖民母國所掌控；關係建構網絡，權力流動其上。2007 年，
從 921 地震後兩年開始的產業再造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了，再商品化 的紅茶生產過程中，與地方、非地方產生什麼樣的生產關係？這些關 係建立在哪些行動者之間？如何讓行動者接受紅茶的再一次商品 化？地方既有的關係又如何調節因應新的行動者進入？產生哪些抵 抗、協商的過程？
或者，簡言之，要探究的其實是再商品化的紅茶產業網絡的建構 過程，包括行動者抵抗、協商、接受、異議的發展，網絡的穩定性以 及由生產過程所建立的關係空間。
網絡中的行動者
Woods（1997：337）界定「一個有特定目標的行動者，藉由將
其個人的目標轉化為可以解決他者問題的方法而可以規範其他的行
動者。他（或它）創造了網絡。」921 地震之後，社區居民為了解決
社區經濟發展問題，選擇紅茶進行產業再造，後來茶業改良場魚池分
場、鄉公所、地方農會、其他生產者……等陸續參與紅茶產業的推廣；
以紅茶做為產業網絡的主要行動者，徵召地方，網絡轉譯的過程中，
地方將紅茶視為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商品，關乎茶農的生存利益 以及公部門地方發展的使命……等，因此，接受徵召，形成紅茶產業 網絡，以發展紅茶產業。
當紅茶在大雁村的社區產業討論會議中被提出、決議做為社區產 業發展的主軸時，以「產業再造」為強制通行點（OPP）的紅茶產業 網絡開始逐步連結；透過紅茶產業再造的「過程」，地方居民共同參 與討論，決定社區未來的願景，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得以在大雁村實踐 草根民主的精神；而強調「有機、精緻」生產過程的茶農則可以生產 出異於傳統廉價紅茶的高品質產品；地方居民獲得採摘茶菁的就業機 會，傳統茶廠因為代工而有額外收入；公部門中鄉公所可以藉由紅茶 產業帶動其他農特產及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得 以將多年研發的成果推廣於市並達到輔導推廣茶產業的使命，農會則 達到幫助農民推廣農特產及改進農業經營的使命（如圖 1 所示）。如 Woods（1997）所言行動者的結盟來自於本身的需求，而非權力的結 果，權力只存在於關係上，而非屬於個體所有；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茶農、地方居民/傳統茶廠、鄉公所、魚池分場、農會以及主要行動者 紅茶在「產業再造」的共識下滿足各自的利益，所以得以透過一連串 轉譯的過程建立新的紅茶產業網絡；轉譯的機制在於「利益」，成功 的轉譯需要主要行動者整合各方利益以形成共同目標（Latour,1987：
121, cf：Murdoch,2006：63）。
但 Woods 亦質疑網絡動員過程中，為什麼徵召特定的行動者，有 些行動者卻被排除在外？又哪些行動者是促使網絡成功動員的關 鍵？對於這個問題，Woods 自己提出解釋，他認為網絡初始連結的過 程，主要行動者會期待利用地方行動者既有的權力，彌補自己不足的 部分以協助達到目的，所以行動者網絡理論是建立在權力關係的拓樸 學上（Woods，1997） ；新的紅茶產業網絡中，地方居民在被紅茶徵召 之後主動向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尋求資源，將其捲入生產網絡之中，
即是借助茶改場在紅茶生產方面的知識、技術權威以達到紅茶產業再
發展的目標， 「徵召提供既有權力者實踐權力的舞台」 （Woods, ibid）。
點、線、面 － 轉譯（translation）四部曲
紅茶與地方行動者在各有需求的情況下，透過集體行動達到紅茶 產業再發展的目的，以滿足個別利益，但集體行動的「過程」如何將 一個個的行動者連結？行動者各自完成哪些任務，才得以成功的促使 產業發展？Latour 稱這個過程為網絡的「轉譯（translation）」，他以 巴士得實驗室的例子解釋轉譯為網絡跨越空間、時間擴展的過程，需 要以利益吸引不同的自然及社會行動者進入，他們的目標必須連結主 要行動者的目標，Murdoch 則將轉譯定義為「一行動者得到替其他行 動者代言的方法」（Murdoch,2006：63）；所以轉譯指的是「集體行 動的形成及擴大的過程」，主要行動者如何在完成自己的目標的同時 滿足個別行動者的利益，透過什麼樣的方法、技巧使得各別行動者願 意服從於他所定義的身份、任務。Callon（1986）將轉譯分為四個階 段，包括：問題呈現、互為實存、徵召、動員，以這四個階段來看再 現的紅茶產業網絡轉譯過程：
1.問題呈現：
由主要行動者提出其目的以解決其他行動者的問題，並以此界定 出誰為相關的行動者、他們的目標，以及利益。在界定相關行動者的 過程中，需找出其共同的認知，即強制通行點（OPP），透過強制通 行點可以滿足所有行動者的利益，因此其為進入網絡的門檻。
沈寂已久的紅茶產業要再發展，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重新建立
產銷制度」的問題，日治到民國 70 年代這一段時間，大部分的地方
居民、茶農對紅茶產業的瞭解僅侷限在茶園管理及採摘茶菁部分，缺
乏實際的製茶經驗以及行銷宣傳的策略。因此在這一個階段，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被界定為可以促進居民合作，共同生產的機制；茶業改良
場魚池分場則提負責供實質的資源，包括製茶的技術指導及新品種的
研發；茶農、地方居民、傳統茶廠三者則必須建立起生產過程中茶園
管理、採茶、代工的合作關係；鄉公所以及農會則可以透過舉辦活動
進行宣傳，協助推廣產業，提高銷售量。所有的行動者間有一共同的
認知，即強制通行點－「紅茶產業再造」，透過產業再造，每個行動
者都可以獲得利益（參考圖 6-1） ，因此行動者願意認同產業再造做為
努力的目標，無法從中獲得利益的行動者則可選擇不加入，產業再造 為進入紅茶產業網絡的門檻。
2.互為實存：
主要行動者透過手段、策略滿足其他行動者的利益，以強化其他 行動者的認同形成聯盟。
紅茶的再商品化，第一步是作為一種「商品」，「如何生產、行 銷？」；第二步即為，如何讓其他行動者接受紅茶的問題，與它結成 聯盟？楊弘任將轉譯定義為「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楊弘 任，2007），意為行動者在徵召、動員其他行動者時應建築在對方的 脈絡上，以對方所關心的興趣、滿足對方利益的方式使之接受自己的 目的。
魚池紅茶，做為一種再商品化的鄉村資源，再商品化的過程強調 品質、有機、特有種的論述，使魚池紅茶在短短幾年內售價翻漲數十 倍，滿足接受徵召茶農的經濟利益；對於鄉公所而言，紅茶產業的獨 特性以及文化性，可以滿足消費大眾的心理同時又可以發展紅茶文化 之旅，吸引更多的外地遊客進入地方消費，促進地方觀光服務業發 展，最後可以達到提升整體地方經濟的目標，所以願意結盟進入網 絡；農會，是農民的互助組織，紅茶的再商品化，可以增加農民收入，
提高農民在農會的儲蓄，農會擁有更多的資金來源，促使農會再發 展；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是為民服務的組織單位，因為紅茶產業的再 發展與地方有較密切的接觸，可以輔導農民實踐研發的成果。紅茶，
做為一主要行動者，因為滿足地方行動者的個別利益，所以彼此結盟 形成紅茶的產業網絡；異質的行動者間具有對等的重要性。
3.徵召：
主要行動者透過協商、策略……等方式，使其他行動者接受被指 派的角色及分配的任務，以鞏固網絡的連結並建立行動者間的關係。
再商品化的紅茶想要恢復生產，必須依賴被賦予任務的行動者執 行其任務，網絡才能真正的動員運作，所以在行動者網絡中，權力並 非單向地存在於各別行動者身上，而是依賴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關係 之上，權力的實踐必須依賴其他行動者的配合。
紅茶網絡中，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扮演動員地方居民主動參與社區
事務的角色，透過社區會議的進行以實踐其任務；茶農、地方居民、
傳統茶廠三者被賦予生產有機、精緻紅茶的任務，茶農透過茶園管理 的過程不噴灑農藥、不使用化學肥料……等方式，地方居民在採摘茶 菁時只採最精華的一芯二葉，而茶廠在代工過程必須謹慎精緻以完成 其任務；富有專業知識及技術的茶改場以提供新品種、研發小型製茶 機器、舉辦研習傳遞技術等方式達到紅茶再生產的目標；鄉公所及農 會則各自透過宣傳管道，特別是公所每年舉辦的文化季及農會在 2006 年開始的紅茶評鑑比賽等達到宣傳、推廣的目的。
圖 6-1：紅茶產業網絡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4. 動員：
行動者執行被分配的任務，以維持網絡動態的發展；行動者間持 續結盟、徵召的過程。
產業網絡上的行動者執行各自被賦予的角色及任務，建立完善的
紅茶產業生產、銷售流程，吸引更多茶農、消費者、地方組織……等
進入網絡。
網絡的裂隙－異議
Callon（1986）界定當網絡徵召行動者賦予任務，並成功地動員 它們執行任務時，一個成功的網絡就算完成；但成功的網絡不代表網 絡的轉譯就此停住，也不代表網絡就此穩定存在，李承嘉（2005：17）
提出「行動者網絡是一個動態網絡，它的動力來源就是轉譯－不停的 徵召、賦予利益
39、動員與異議。」Callon 認為轉譯的過程除了四階 段之外，還有「異議（dissidence）」的可能，被徵召、動員的行動者 因為目的改變、利益消失或者懷疑、不信任的產生而退出網絡，甚至 造成網絡的瓦解。
在紅茶產業網絡中，水沙蓮產銷班與群峰企業社「產銷分離」制 度的結束即是去網絡化的發展。Raikes et al.（引自 Lewis et al. （2002））
指出鑲嵌於地方的傳統有四種：市場、人際、企業運作、公民領域，
其中市場傳統指涉物品的價格是否與其價值相符，會影響人的行為。
水沙蓮紅茶產銷班的班員認為與群峰企業社合作的過程中，企業社以 低價向他們收購毛茶，精緻、包裝過後賣到市場的產品售價卻是收購 價格的 2~3 倍，而市場上品質不見得比較好的紅茶售價亦高於企業社 的收購價格，中間的利差讓產銷班班員覺得企業社的收購價格不合 理，不如他們自己賣紅茶，賺得的利潤還比較多，因此選擇結束與企 業的合作關係。產銷分離的制度中，茶農與企業社對於產品的品質與 價格看法不同，企業社的收購價格低於茶農認為的產品品質，價格與 價值的矛盾，新的合作制度抵觸傳統市場的概念，造成衝突，行動者 產生異議離開網絡，企業社結束與產銷班的合作。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另一個可以解釋網絡異議的概念。政 治學家 Putnam 定義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內能夠促成合作以致於 增進社會效率的要素，例如信任、規範和網絡。」 （引自王中天，2003） ， 因此，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信任、規範，例如：傳統、組織章 程等，以及網絡……等建立在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上的社會 要素；法國社會學者則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真實或潛在資源的總 和，而這種資源是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而穩定的網絡關係，它是成員
39 轉譯的第二個階段 intressment，國內學者李承嘉將其翻譯為「賦予利益」，本文則譯為
之間集體擁有的資本，且可以讓內部成員去取用。」（引自王中天，
2003），在 Bourdieu 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源自於網絡關係，而且必須 是穩定的網絡關係。雖然政治學派、社會學家對社會資本的公共性亦 私人性質的看法不盡相同，但 Putnam 與 Bourdieu 都強調社會資本與 網絡的關係，以二者對社會資本的解釋為基礎，網絡是一種社會資 本，但它不單是一種社會資本，還是社會資本運作的基礎；社會資本 流通網絡之上，而網絡上所承載的資本性質、資本厚度影響網絡運 作，網絡品質的好壞，網絡的穩定性則影響社會資本的流動，社會資 本與網絡是動態循環。因此，社會資本不足或不斷消耗社會資本的網 絡，其運作會產生問題，以致於產生異議、瓦解的可能。水沙蓮產銷 班班員的離去反應產銷班內部其實存在著班長與班員之間溝通不完 全的問題，班長權威式的作風，視公有工廠為私人財產的態度，造成 班員的不滿、不信任，造成產銷班內部社會資本的不足，相似的問題 出現在整體的產業網絡中；紅茶產業網絡中也普遍存在不信任、懷 疑，生產者懷疑同業進口廉價的紅茶魚目混珠，質疑公所與農會與特 定的生產者關係密切，所以替特定品牌打公關，某些生產者可以事先 得知評鑑比賽的消息。行動者間懷疑、不信任的關係降低網絡品質，
提高網絡的不穩定性，生產者隨時可能產生異議，離開網絡。
在紅茶產業網絡中還有一個與異議相關的現象，網絡的行動者中 其實存在著一些特殊的游離份子，表面上看來他們接受徵召跟隨著這 一波紅茶熱潮，開始或者恢復生產紅茶，但他們與穩固在網絡中的其 他生產者不一樣的是他們不追求生產高品質、有機精緻的紅茶，這樣 的行動者隱身於產業再造的網絡中，看似接受徵召，卻生產廉價、品 質較差的紅茶與堅持精緻、高品質的紅茶網絡競爭，影響網絡的穩定 性。這些游離的行動者隱身於網絡中利用網絡的資源，獲得消費市 場，卻又不願盡其義務，堅持產品的品質，相似於社會資本的概念中
「搭便車」的行動者，享權利而不盡義務，影響集體行動的合作，破 壞網絡穩定性。
關係空間
日治時代的魚池紅茶，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形成連結日本、台
灣魚池的生產空間，隨著紅茶銷售到歐、美國家又形成一不相鄰的消 費空間；重新出發的紅茶產業，生產的過程集中在魚池地區，消費的 範圍分散在台灣各地，產業在初創階段，與其他地方間的連結、重組 還在建立中。
因為生產空間的逐漸增加以及透過與台中太陽餅，台中、台北旅 行業的異業連結，網絡空間由魚池鄉大雁村逐步擴展，新城、五城、
中明及魚池等村落以及台中、台北縣市逐漸被納入網絡空間；空間的 再結構是建立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因而稱之為「關係空間」。
6.2.2
社區總體營造的行動者網絡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在地震後才進入魚池鄉大雁村這個山中 小聚落，做為一種新的觀念，一個新的行動者，它吸引了哪些人事物？
如何吸引？做為一種新的做事方法，它與地方傳統之間有什麼樣的落 差？地方是否產生抵抗？兩者之間如何協商？
網絡中的行動者
921 大地震造成魚池鄉大雁村澀水地區的家屋有七成全倒，兩成 半倒，嚴重的天災使家園重建成為地方居民急於解決的問題，因此當 C1 來到澀水欲幫助災民重建家園時，澀水居民與 C1 很快地達成「災 後社區重建」的共識，透過 C1 的人際網絡，城鄉新風貌規劃團隊及 雲科大工業設計系師生進入澀水，協助社區居民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方 式進行家屋重建，重建的過程，C1 以提計畫的方式向公部門、民間 組織申請經費爭取資源；因此，以「災後社區重建」做為強制通行點
（OPP），社造網絡中的行動者包含：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雲科大師
生、C1、澀水居民、政府各部會及民間組織（圖 6-2）。
圖
6-2 社區營造網絡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社造網絡的轉譯及異議
大雁村的社區營造過程從 C1 進入澀水與居民展開災區重建開 始，陸續徵召其他的行動者在澀水進行災區重建，澀水具體可見的重 建成果做為一種示範，吸引山楂腳居民加入重建的網絡形成結盟；後 續澀水社區發展觀光休閒產業的過程中，亦持續徵召民宿、旅遊業者 進入社造的網絡，社造網絡呈現有動態的特質，持續不斷的徵召行動 者、再結盟、再動員。
1.問題呈現：
C1 在地震後來到澀水希望幫助他的鄰居重建家園，為了實踐這 個目的必須動員地方居民自救，也必須藉助外部資源做為重建基礎，
因此提出了「如何動員地方內、外資源進行災後重建」這個議題，與 此問題相關的行動者在「災後社區重建」的共識下，以滿足自己的利 益為前提互相結盟，形成社造網絡。
因此，政府各部會以及民間組織為了達到協助災民的使命而投入 人力、物力的援助；雲科大的師生則是將學術實踐於田野，從學術圈 裡提供必要的學識及學生人力；澀水的居民是最迫切需要家屋重建，
主要行動者：
C1
恢復穩定生活的行動者；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則透過重建過程的實施，
可以實踐草根民主精神。以「災後社區重建」做為強制通行點，行動 者或主動或被動的成為網絡徵召的對象。
2.互為實存：
在澀水，社區居民結盟的過程有一關鍵性的要素，C1 先動員地 方鄰長以及金天宮的前廟會主委，這些行動者都是地方上擁有較多社 會資本的行動者，尤其金天宮的前廟會主委也當過村長，算是地方上 的大老，所以當社造網絡成功徵召、動員他進入網絡後，等於打通地 方的守門員，可以順利轉譯進入地方，形成結盟。因此，以 C1 做為 社造網絡的主要行動者，對外，積極邀請學者、民間組織進入澀水幫 忙，又以提計畫的方式向公部門申請充裕重建經費，給予澀水居民重 建的希望與動力；對內，成功動員澀水居民每個禮拜參與社區會議，
充分落實社造精神，澀水人積極參與又具體可見的重建成果滿足外界 幫助災區重建的目的。因此，在滿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強化行動者 對網絡的認同，形成聯盟。
3.徵召：
在社區網絡的連結過程中，C1 做為主要行動者，首先徵召澀水 居民成立重建委員會，以每個禮拜的社區會議決定社區事務；政府各 部會及民間組織則扮演提供資源、人力的角色以協助災民；雲科大的 師生則在 C1 的徵召下進入社區進行田野調查及協助產再造；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是居民實踐重建的方法、態度、概念，也是發展社區產業 的目的，從徵召澀水居民開始，網絡就逐步動員。
4.動員：
動員是行動者間持續結盟、徵召的過程。社造的網絡在成功動員 澀水居民、政府部門、民間組織、雲科大師生進行社區營造後，持續 的向外轉譯，吸收山楂腳的居民進行重建，也吸引原本在外地工作的 澀水居民回鄉發展民宿，呈現網絡動態轉譯的特質。
5.異議：
異議的產生是因為行動者的利益不在，也可能是因為行動者間的 不信任，更可能是因為目的的轉移，行動者間的權力關係不再。
最初澀水地區面對地震災後的重建問題，需要 C1 做為強有力的
領導者分配其他行動者任務以完成家屋重建，但隨著重建工程的日漸 完成，社區居民的需要轉移為穩定的社區產業發展，且有社區發展協 會可以取代 C1 的位置主導社區的發展，所以 C1 與澀水居民間的權 力關係弱化，當 C1 又抵觸澀水地方特有的領域概念、男人為主的作 事方式以及地方既有頭人時，地方行動者的反抗即造成異議的發生，
C1 離開澀水的社造網絡；澀水社區發展協會取代 C1 成為網絡中的主 要行動者，如同李承嘉（2005：17）指出「行動者網絡的有力行動者 可能發生『取代』，這種『取代』使原先的發展網絡可以持續甚或擴 大，……。」
關係空間
社造網絡以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為中心，向外轉譯連結 鄰近的山楂腳、五城等社區，遠端的雲科大、中央政府以及以南投縣、
台北市為主的民間組織，分散魚池、南投、台北縣市的各行動者因災 區重建的關係連結，形成關係空間。
6.2.3
多元空間
後結構主義並非反結構主義，而是超越、有別於結構主義，它與 結構主義相同的是關注於形塑社會的系統結構而非個人，不同的是後 結構主義認為系統是開放、互動的，因此隨不同的系統交互影響，產 生不同的結構，社會呈現多元的特質。因此，以後結構的觀點看空間，
空間與地方不應被視為封閉、被包含的系統，而是開放並與其他地 方、空間互動；這些互動（engagement）代表空間與地方由不同的過 程及實踐切割、穿越，有些是內部的互動，有些來自外部，因此空間 與地方的性質是多樣（multiplicity）的，即，同一空間與多個不同空 間互動，實踐的過程形塑出同一空間的差異特質，所以後結構主義地 理學強調強調單一空間的多元性質（Murdoch, 2006）。
在大雁村，不論澀水還是山楂腳的居民，在地震後皆面對災後重 建的問題，因此被徵召進入社區營造的網絡，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
紅茶產業的再造是重建社區產業的故成，社區居民選擇投入紅茶產業
者，被徵召進入產業網絡，因此同時扮演社造行動者以及生產者的角
色，居民在不同的網絡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及任務，大雁村則接受社造
網絡、產業網絡的徵召，呈現空間的多樣性。
6.3 社會資本與地方發展
費孝通（1991）指出中國人的群己關係呈現「差序格局」的特徵；
在與人往來的社會活動中，每一個人都以自我為中心點，依照彼此關 係排列親疏遠近，面對關係網之外的陌生人，他就不再從互相依存、
互相信任的角度來連結自己與他人或者我群與它群（金耀基，1992）。
因此，在中國社會，「關係」是影響社會運作的主要變項，所謂「靠 關係」、「拉關係」都反應出私人的社會關係可以改變社會運作的機 制，或者，「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機制；依循這種差序格 局而建立的網絡，例如，行會、幫會或者宗族組織，往往具有壟斷資 源的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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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段話精闢反應出當代中國社會的特徵，第一，中國社會中的關 係網具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網絡外的行動者必須靠「中間人」打通 路才能連結網絡內的行動者；第二，由於網絡的封閉性，中間者有存 在的必要性，而且中間者可以從中獲利。
當代研究中國社會的部分學者，指稱這種因為佔據親疏關係網絡 位置而享有的資源為「關係資本（guanxi capital）」，然而這種關係的 存在雖然可以因為人情強化網絡內部的信任、互惠以及規範，卻不利 於網絡內、外的連結，阻礙社會資本的流通與積累；以此觀點思考傳 統的農村聚落澀水可以解釋其與 C1、山楂腳的衝突。
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的 7、8、9 三鄰分佈在同一個盆地內，盆 地的封閉地形對外雖然交通不便，對內倒是增進情感的好機會，因 此，地方內多為姻親，以陳、王、李為三大姓氏，所以地震前，這三 鄰儼然已成一社區就差沒正名而已；地震後，雖然是由 4、5、6、7、
8、9 鄰共同組成澀水社區，但地方組成重建委員會，進行家屋重建、
產業再造的過程實際上也只有 7、8、9 三鄰的居民參與，每一個禮拜 四晚上固定的社區大會讓社區居民針對重建的需要，敞開心胸溝通、
爭執、讓步與達成協議，傳統的姻親關係加上制度性信任的累積讓澀 水居民有很強的共識、凝聚力，但相對而言，也造成澀水的封閉性以 及領域性，對於外來者，領域以外的人容易產生排斥感、不信任。
地震前，澀水對外的窗口主要是當時的村長 SW5，地震那一年，
已經是他第二屆的任期；地震後，家在外地又有相似自救經驗的 C1 相對於昔日只負責傳達、執行政府政策的村長而言具有較廣的人脈、
較強的對外連結能力，所以對於當時急需外界支援的澀水而言，C1
「外地人」的角色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澀水對外連結的窗 口。但隨著澀水重建工程的日漸完工，對於社區居民來說，有外界的 資源當然好，但已不是那麼的迫切與必要，所以，外地人的符號又變 得明顯了些，領域內與領域外的界限逐漸浮現；這樣的差異反應在社 區理、監事的選舉上，對於澀水重建付出甚多的 C1，在澀水也有一 間房子，雖然地震前不常來住，與社區居民多為認識但不熟識，但地 震時與社區居民同舟共濟，一起度過最困難的時刻，可是在社區發展 協會選舉理、監事時，C1 卻沒有獲得任何理、監事的職位。
澀水人強烈的領域性也反應在與山楂腳的關係上；澀水與山楂腳 合起來就構成了大雁村，除了澀水自家人，山楂腳就是他們最常往來 的地方，但在重建時，澀水極在意將以澀水為提案單位申請到的經費 分配到同屬大雁村的山楂腳，表面上這是組織制度的問題，但是讓山 楂腳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村長 SW5 的一句話「我澀水用剩的，才要 給你山楂腳」，反應出明顯的地域本位主義。
以姻親關係構成網絡結構的澀水本來內部就擁有較多的社會資 本，在重建的過程中透過儼然制度化的社區會議又增加網絡內行動者 的互信及互惠，積累社會資本，但如同費孝通（1991）所說中國傳統 的社會，個人與土地、個人與宗族高度連結，這樣雖然有高度的內聚 力，卻也在社會交往上造成了一種封閉性，一種「不流通」的狀態；
不流通的社會資本只能有限度的積累，甚至會形成 Hernando 所說不
具生產力的「死的資本」 。澀水的封閉性反應在 C1 的進入與離去，封
閉性的網絡缺乏對外連結的能力，需要靠「中間人」疏通聯繫管道，
因此，當傳統的地方頭人（村長）在地震時不能替澀水爭取到資源，
地方上就反而願意接受能扮演橋樑角色連結澀水與公部門、學術單 位、民間社團的 C1；C1 在過去雖然與澀水是弱連結，但也因此積累 較廣的人際網絡，在地震時可以找到較多資源，但當「社區災後重建」
的需要不再那麼迫切時，強制通行點消失，C1 進入社區網絡的窗口
又再度封閉起來，所以造成 C1 的離開。另外，澀水封閉的社會資本
也反應在不願意將資源分配給網絡外的山楂腳，減慢山楂腳的重建進
度，社會資本的負效用在此呈現，社會資本不流通會阻礙地方的經濟
發展。
6.4 傳統與地方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