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印度城市中，加尔各答（Kolkata）是英殖民时期的首 都，拥有19世纪；孟买是电影和商业中心，掌握着20世纪；而德里，作 为政治活动的所在地，是21世纪的主人。
在1911年英国人把行政机构全搬到德里前，印度的首都是孟加拉邦
（Bengal）东部的加尔各答。当地人和英国人在那里交流互动了几十 年，创造了一个英国化的中产阶级，为英属印度提供了大量官员和专业 人员。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会计，为北印度的很多英国公司 工作过。
1947年的印巴分治将英属印度领土分为了两个新的国家，即印度和
（东、西）巴基斯坦。那时，祖父生活在拉合尔（Lahore）[1]，是商业 联合保险公司首席会计。我父亲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有的记 忆都很美好：家庭富裕、城市和谐。回忆往昔，父亲满是深情。他记得 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相处愉快，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还 有亲切的穆斯林校长。但很明显，从他十岁起，宁静的生活就被政治打 破了。随着印巴分治的到来，拉合尔的警察总长（也是祖父的桥牌搭 档）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开始担心他这位印度教朋友的安全。
他用自己的车把父亲全家送到火车站，然后派警卫陪他们一路到了分治 后属于另一边的阿姆利则（Amritsar）。阿拉丁·汗或许真的救了他们的 命，因为在随后的暴力骚乱中，父亲家住过的房子被烧毁，印度教房东 全家也遭到杀害。
父亲一家回到孟加拉——孟加拉东部当时也在闹分治，发现自己来 到了游戏的另一边。他记得被屠杀的穆斯林像战利品一样被排列在加尔 各答街道的两旁，那种场面不像是真实世界的人能做得出来的。
经历了这些剧变，祖父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一样，变得喜怒无 常、沉默寡言。他顺利获得了另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却因为坚持原则 而离职，这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忽然间没了收入。家里被断电，也买不 起食物和蜡烛。祖父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付账单，债主派流氓来讨债的时
候，十三岁的父亲不得不在街上替祖父恳求他们。不想面对这一切的祖 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读英语间谍小说。
朋友和亲戚都躲着他们。后来父亲找了一份工作，挨家挨户卖食用 油，使全家不至于挨饿。
他先是卖给认识的人。一天，他敲开一个亲戚阿姨的门，阿姨看他 那么瘦，就拿了午饭给他吃。接着他把货又拿到了另一个阿姨家，她也 给他吃的。父亲接受了，坐下来吃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 下一顿，但刚吃到一半时，第一个阿姨正好过来看到他又在吃东西，嘴 里塞得满满的。即使是六十年后说起这个故事，父亲依然因为羞愧而颤 抖，因为他当时的境地是如此绝望，无处隐藏。
后来情况好些了。祖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英国拖拉机公司 做首席会计。因为职位在德里，所以全家就搬去了首都，住在一个叫卡 罗尔花园（Karol Bagh）[2]的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一个 莫卧儿花园。20世纪初，因为要建英式城市而被拆迁的村民们到这里住 下，后来很多因为分治成为难民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但到20世纪50年 代，这个地方依然绿意盎然。父亲记得上学的时候会走过公园和慵懒的 街道。“德里那时候很美，”父亲说，“我经常借辆自行车，骑在宽阔空 旷的路上，跑遍整个城市。”
那个年代，每个印度中产家庭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家里有人有一 份终生的工作，但祖父的这个差事只干了一年。他嫉妒自己的苏格兰上 司麦克弗森（McPherson）先生，决定向在加尔各答的总经理投诉他。
他利用自己是高级会计的机会，胁迫出纳从备用金里拿出钱来买了一张 到加尔各答的头等火车票，去寻求满意的结果，但他立刻就被解雇了。
祖父是个亲英派。他最著名的育儿理论就是：“他们必须说英 语。”他要求晚饭时必须说英语；出门时，他会用优雅讲究的英语给孩 子们写信。但离开拉合尔失去所有根基之后，他在英国公司里的状况似 乎暗暗地、深深地折磨着他。他陷入沮丧，由于觉得受到侮辱，时不时 爆发，而这些侮辱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是他想象出来的。整个家庭 再度陷入贫困，搬回了加尔各答。祖父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 个英国上司要求祖父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被他看作反印度人的蔑视，
于是甩手走人。
我的祖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那几年快被逼疯了：因为恐惧和饥饿，
因为社会耻辱，也因为孩子们只能在楼梯间学习——孩子们学习的时 候，有个好心的锡克看门人会特地为他们把灯留着。她不停地回忆拉合 尔，那里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曾经富足快乐。
这种情况下，父亲想了个计划来挽救家庭的危机。当时德国为愿意 去做外籍劳工的人提供廉价交通，而且保证就业。父亲决定以此作为跳 板去英国学习。他觉得，等他回来就不会再有失业或饥饿的问题了。
父亲出发前的几个礼拜，亲英的祖父坐在阳台上，朝着来往行人骄 傲地大喊：“我儿子要去英格兰了！”
父亲在孟买上船，那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两个礼拜。船航行穿 越了阿拉伯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终在热那亚靠岸。父亲从 那里坐火车到斯图加特（Stuttgart），作为无技能劳工在一家造纸场干 了一年。1962年，他到了伦敦，开始学习会计，为英国铁路公司工作。
他用第一份工资为祖父买了一支派克笔。祖父写信感谢他说：“我可以 充满信心地说，你送我的钢笔是印度最著名的钢笔。至少在加尔各答，
没有一个长眼睛的人没看到过它。”
父亲去东伦敦一对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家看房子。这家的妻子是希特 勒统治时期的难民，是全家唯一从纳粹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的。父亲喜 欢这对夫妇，他们也喜欢他。但另一间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南非来的白 人，他发现父亲想要搬进来之后很警觉，慌忙把女主人拉到一边
说：“我不能和有色人种住在一起！”
女主人回答他说：“那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她把南非人赶了出去，
而后父亲在那栋房子住了很多年。
他原来的打算只是在伦敦暂住。他的家在加尔各答，那是他会回去 的地方。他想念深爱的印度斯坦尼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那时候这 种音乐正在加尔各答风行，他青春期的很多时光都是整晚流连在音乐会 场地的窗口外，不买票听音乐度过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家里在出发之 前为他安排的婚约。大人们希望他在离家期间不要受到西方女孩儿的关 注，他们觉得这会害了他。
但20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让父亲兴奋不已。他一直都想要摆脱束
缚，现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世界——可以认识各种人、
体验各种经历。他阅读欧洲史，喜欢上了爵士乐，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 厅听艾拉（Ella）[3]和路易斯（Louis）[4]。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很专业 的体制中，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升职，一切都简单得让人开心。很快他就 能给家里寄钱了。他周围也都是和他一样新来的人，都是忽然之间摆脱 了所有羁绊准备好要努力生活。他交了女朋友，也去看了电影和西区的 表演。
1965年11月12日，父亲午休时买了一份报纸，读到罗德西亚
（Rhodesia）[5]宣布从英国独立的消息。新闻是前一天通过电报传回伦 敦的。经历了之前印度从英国的突然独立，又一个国家大胆独立的消息 让他非常震惊。他走进一家餐馆，被领到唯一的空位上，对面坐着个漂 亮的年轻姑娘。父亲一直沉浸在报纸上的新闻里，直到发现服务生把他 和姑娘点的餐弄混了。两个人大笑起来，换回了盘子，开始聊天，约定 第二天再见面。
其实，这段关系开始时，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父亲二十七岁，
远离家乡，而且已经有了些见识。母亲当时才十八岁，是一家保险公司 的职员，仍然和工薪阶层的父母一起住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个小 镇，生活里就是宗教节日、邻里八卦和只有鱼吃的星期五餐点[6]。1965 年遇见父亲的那天前，严格地说她只见过一个印度人。她身边的很多人 都被这段新的友谊吓到了。她的父母很生气，朋友们不再和她说话，但 这段罗曼史坚持了下来。他们去意大利度假，父亲给加尔各答的家里寄 照片，展示他现在有能力过欧洲的田园生活。他把照片剪掉一半，这样 家里就看不见和他一起旅行的西方女孩儿了。
父亲仍然抱着玩乐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暂时的，自己终将回家。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陷了进去。不久他就结婚了，住在肯特
（Kent），在村里的板球队打球。又不久，他有了孩子，在一个跨国公 司里获得了很好的职位。他很快安顿了下来。
父亲的事业很成功。他把两个孩子送去牛津念书，还因为对国家的 服务受到认可获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很多方面，他堪称成功移民的楷模。但这不是故事 的全部，因为这一切无法解释他退休后的无精打采。他总有一种感觉，
觉得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这也不能解释他依然矍铄的外表下隐藏的早
年的苦痛——一种甚至都无法真正说清的苦痛，只有在他关上门躺在浴 缸里听印度斯坦尼音乐的时候，它才出来肆意游荡。这是一种放逐的苦
年的苦痛——一种甚至都无法真正说清的苦痛，只有在他关上门躺在浴 缸里听印度斯坦尼音乐的时候，它才出来肆意游荡。这是一种放逐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