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对自己是印度人感到很骄傲。小时候，别人问我从哪儿来，
我说是印度的时候会很尴尬。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些东西变了。现 在我会非常骄傲地说我来自印度。你知道，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 这个地方很脏。现在我们的路上有宝马车。到我五十岁的时候，印度的 时代会真正来临。我们的下一代会见证一切。现在到处欣欣向荣，一派 活力。
这一切正在这里发生。
——英迪拉（Indira），珠宝设计师 1991年7月24日，印度的新财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 发布预算时宣布——他的祖国将接受开放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
生活一下子改变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元素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景观出现 了，正如有人告诉我，“之前，我从来都没见过粉红色”。
可以说，印度放弃自独立以来一直施行的正统中央计划式封闭经 济，这一步来得很慢。毕竟，印度的传统榜样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自由 市场的信条“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上一个十年已经 掌控了世界权力的中心，导致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体制接二 连三地被迫转变。而在印度国内，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自20世纪70年代 就开始推动放松国家的管控，比如曼莫汉·辛格（他自己就是备受尊敬 的经济学家），但这些诉求被认为是“利商”和“反平民”的，缺乏政治可 行性。即便是1991年前推行的亲市场优惠政策，也经常会因为选举需要 而被撤销。事实上，任何政治家如果站出来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系统不 起作用，就暗示着他或她背叛了国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留下的神圣财富。
像半个世纪后的曼莫汉·辛格一样，尼赫鲁在剑桥上学。他在印度 独立过程中的对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以及印度总督蒙巴 顿公爵（Lord Mountbatten）也在剑桥读书（尼赫鲁是三人中唯一完成 学业的）。去剑桥之前，他念的是哈罗公学，1905年到1912年本科毕业 期间都住在英国。比起之后由他统治的三亿五千万印度人民，他在任何
方面都和被自己赶出去的英国统治者更接近，但他自己要在印度建设的 社会愿景和离开的英国统治者完全不同。在剑桥，启发他的不是大英帝 国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费边社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t）知识分子 的社会工程。他不喜欢英国大地主贵族、实业家和银行家的过分奢华，
认为他们在现代共和国里没有立足之地。他希望印度不仅摆脱英国的统 治，也摆脱英国用来剥削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1757年到1947年，印度 的人均收入一点都没有增长过。[1]
尼赫鲁的个人观点并不缺少赞同者。印度独立运动部分源于1901年 出版的《印度的贫困和去英国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一书，书里对印度的经济流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当代印度 贫困的主因是英国统治时期对其财富穷凶极恶的榨取。无论是17世纪还 是当时，这些财富都相当于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数量惊人。作者达达 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不是个头脑发热的外行，他是一位作 家、出版商，同时也是孟买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纳奥罗吉还是 一个成功而富有的棉商，并成为第一个在英国设立子公司的印度巨头。
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协会，是最早致力于提高印度人民地位和利 益的几个协会之一。随着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他成了巴罗达市
（Baroda）的市长，之后又成为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
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国会议员。作为第一个被选入英国国会的印 度人，他在伦敦的权力机构中阐述了自己对大英帝国在印度和爱尔兰不 公正统治的分析。尼赫鲁从剑桥回国时，纳奥罗吉也回到印度，第三次 担任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该组织最后成了 独立运动的政治马车，也是后独立时代国大党（Congress Party）的前 身。国大党主导印度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尼赫鲁自己后来也成为其 领导人。
尼赫鲁在回到印度十年后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得知“十月革 命”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在整个独立运动中，他是支持中央计划经 济的最响亮有力的声音。尼赫鲁是一个现代派，满心现代梦，梦想着整 个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所有人类的低劣本性都将被完美的国家体 制击败。1927年，他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这次访问让 他充满希望和激动。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那次苏联之行的书，里面洋溢 着对苏联成就的敬畏——工业、艺术、品格高尚的官员，这个国家太伟 大了，以至于难以对其败缺做出太严苛的评价。在俄国，尼赫鲁没有或 者说没能见到奢靡的少数凌驾于悲惨的多数之上，留在他印象里的是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作为一国之 首，穿着农民服装，领着和工人差不多的薪水。“所以我们对俄国感兴 趣，”他写道，“他们也许能帮我们找到某些方法，应对如今世界所面临 的重大问题。我们感兴趣，尤其是因为两国的国情一直以来都没什么特 别的不同。两个国家都是农业大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都要面对贫穷 和文盲。如果俄国能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我们在印度的工作就更容易 了。”[2]
于是，作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开始着手一项大胆的实验，其中的不 协调之处只有他和自己独特的光环还在的时候才能确保不会坏事。一方 面，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在这个大部分还是封建制的国家迅速地、无一例 外地推行民主化。宪法不理会反对者的意见，赋予成年公民普选权，虽 然全国只有12%的人识字。反对者认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完全不 了解民主的人是危险而且不必要的，因为这些人甚至永远都不会主动要 求民主。尼赫鲁和制宪会议的同僚，也就是宪法的起草者、令人尊敬的 自由主义者，他们心怀动人的信念，毫不犹豫地给予所有公民公正、公 平和自由的保证，同时给予媒体自由。事实是，这场关于民主和稳定的 自由主义体制的冒险取得了成功，并延续下来，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印度 政治奠基人的非凡遗产，使清廉和远见成为尼赫鲁身后近乎神化的光 环。
另一方面，尼赫鲁学习了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高速工业发展，觉得 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动经济扩张到足够的程度，为雏鹰初啼的祖国 实现恢弘的梦想。受苏联经济体制启发，他制定了一种中央计划经济体 制，计划通过一系列“五年规划”来实现印度的增长和现代化。这些规划 会驾驭国家资源，形成协调向前的推力。其中“第二个五年规划”在学术 严谨性方面达到了顶峰。这个计划由一个名叫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 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的人构思，他是印度统计所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的创始人，拥有众多尼赫鲁必然喜欢的背 景，包括对大型体系的欣赏、剑桥物理学学位以及对古代印度哲学的热 爱。他在规划委员会的任期内访问了英格兰、美国、法国和苏联，与世 界一流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讨论国家投资怎样才能在恰当的时机以恰 当的量，最优地进入需要的行业和部门来确保整体经济长期的增长。
在马哈拉诺比斯的概念中，基本的战略产业，如：石油和天然气、
核能、防务、航空、钢铁、发电输电、重型电机、电信、煤炭和战略矿
产由国家专属专管。在第二类行业中，国家和私人企业都可以运营，包 括化学、医药、化肥、纸浆和纸张、公路运输。剩下的行业——例如消 费品，则向私企开放，但私企应受到严格管控。没有政府的特定执照，
企业不能引进新产品、设立新工厂、开除员工或进行大笔投资。这是一 个非常严格的体制，却对现有利益集团回报颇丰，因此印度的大企业普 遍都不反对。国大党严密地关注着那些从国有化中逃脱的大企业，为回 报他们的顺从，便以宽松的条件向他们发放商业牌照，消除市场竞争，
保障他们即使在实际产品质量极差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这 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些年印度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缺陷反而成了之后为 这个体制进一步辩护的理由，因为如果开放市场，外国公司就会涌入印 度，带来几乎完美的产品，那么本土公司在印度的土地上也将不复存 在。）
但尼赫鲁并不特别在意消费品的质量。他深深沉醉于纪念碑式的感 受。他喜欢和大坝一起拍照。大坝带来了两种对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电力和灌溉，因此他对宏伟的巴克拉大坝（Bhakra dam）满怀激动 之情，认为它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把它称为“印度复兴的新神庙”——
因为尼赫鲁不仅笃信现代化，还是一个世俗主义者。那几年里建造的三 座大钢厂也同样深得其心，因为它们展示了印度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 下，利用自身矿产资源生产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能力。他渴望让印度拥有 令人骄傲的优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因此拨了一大笔钱给在剑桥受过 教育的理论物理学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者设立了两所高阶 研究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和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他自己则建立了奢华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等学术 体系，为未来实现技术专家治国而培养有本国教育背景的领导者。
因为尼赫鲁不仅笃信现代化，还是一个世俗主义者。那几年里建造的三 座大钢厂也同样深得其心，因为它们展示了印度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 下，利用自身矿产资源生产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能力。他渴望让印度拥有 令人骄傲的优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因此拨了一大笔钱给在剑桥受过 教育的理论物理学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者设立了两所高阶 研究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和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他自己则建立了奢华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等学术 体系，为未来实现技术专家治国而培养有本国教育背景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