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德里的派对，我看到一对情侣在接吻。我问自己，怎么会 有人公开干这种事？我很震惊，但又觉得不错。我明白了这里会有什么 样的机会等着我。我将拥有打破陈规的青年时代和事业。
——拉梅什（Ramesh）
企业的出现解除了封印，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 的新能量。1991年后，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都需要建设，每个行业都有 激动人心的工作。作为印度新闻业的中心，德里成为报纸、杂志、电视 台和广告公司爆发的主场。年轻人学的一些专业，比如英国文学或历 史，以前被认为是没用的，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管理公司可以得到高 收入，于是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很多人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
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个小时，对自己的孩子晚上11点才从办公室回 家，只是为了接不睡觉的老板的电话而感到困惑。这些家长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孩子能不以为意地每年都跳槽，而且每次收入都会更高。他们成 长中的信仰是：避险是最重要的准则，如果找了一个好工作就干一辈 子。但这些年轻人似乎受到某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就是要亵渎现状，好 像只有依靠这样，才能得到资本主义的真正保佑。
很多年轻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不是因为必须，只是因为喜欢。这 个年代，公司似乎常常能用一种家庭做不到的方式赋予人生命的活力，
所以很多年轻人转而向公司寻求和工作完全无关的需求，包括（很简单 的）一个逃避回家的地方。企业的使命是全新的、英雄主义般的，而且 能提供看上去无畏而深刻的同僚关系。年轻人常常会说他们的父母或配 偶不理解他们是谁，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企业热潮兴起的最初几 年，公司本身常常变成了家庭，年轻的主管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做作的企 业说辞，意在把自己同血亲的气质区分开来。他们有的不再是声誉，而 是一个品牌。他们做得好的事叫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进行 头脑风暴。他们的DNA来自公司，他们试图越来越多地把公司的特质 化为自己的。
人们通过这种来自公司的能量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制度里寻找目标
感，而这种能量和过去理想的凋败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人们观察到 受这种对企业的狂热影响最大的，正是那些之前最全心全意拥抱节俭、
服务和国家思想的家庭。当原来的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失去了遮掩的帷 幕，许多那样的家庭最终感到失望，似乎帷幕下没有任何东西能拯救以 权力和金钱为追求的挣扎，而且也不再能轻易地蔑视那些看重权和钱的 人。许多失望的中产阶级从高尚的尼赫鲁愿景中醒来，后遗症之一就是 怀疑理想典范本身。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人嘲笑上一辈 对抽象概念的信仰，而自己则放心地投身于利益至上原则。这是一个新 的现实原则，他们重塑自己，急切地集结在这个原则周围。
拉梅什的父亲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一个小镇的政府部门工 作。拉梅什对童年那个保守狭隘的世界感到非常压抑，所以他离家去德 里念MBA的时候怀着一种特殊而郑重的心情。之后他留在德里，在几 家报社做行政工作，完全没有什么目的性。直到进入广告业工作的时 候，他才好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
“我开始做广告的时候才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之前，我的工作朝十 晚五，而且5点一到你就收东西回家，和家人坐在一起度过一整个晚 上。做广告的时候，我凌晨1点才回家，有时候两三天都不回去。我在 车里放着毛巾和牙刷。因为我的工作太刺激了。”
拉梅什看上去快乐得不得了，几乎到了荒唐的程度。我几乎从来没 见过任何人能这样完全正面地看待世界。而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工作，
他说起工作来好像在说一种关乎灵魂的学科。
“唯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你把那些品牌当作生活，把它们当 作自己。这就像佛教。它进入你的每个部分，也接管你的个人生活。我 把自己负责的品牌解释给父母听，解释给妻子和朋友听。这些几乎是从 我身体里涌出来的，因为我把这些品牌装在心里。”
拉梅什的妻子怀孕时，希望他俩能离开德里回老家。但他做不到。
“在那里我很受打扰，我找不到任何内心的平静。所以我说服妻子 留在德里，否则我会憋屈死的。对她来说是很艰难，她希望我在身边，
可我每天半夜才回家。她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种情况。我用类比法一点 一点让她理解，就像是做广告活动。她怀孕的时候常常抱怨我的工作时 间，我说，‘你看，你身体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也有，而且是每天都
有。我每天都能感觉到我的广告活动带来的痛，所以我了解你看见生命 在自己体内成长的那种幸福。’然后她就理解了，现在她很为我做的事 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拉梅什工作很努力，但他也有很多时间花在同事关系 上。
“我们是个十二人的团队，而且非常亲密。我们互相支持，如果任 何一个人在生活里遇到什么事，我们全体都会支持他。我们工作都很努 力，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作中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作为 一个团队去喝酒庆祝。”
拉梅什这样的年轻人很快就转向两样世界性的企业资本主义毒药
——咖啡因和酒精。
21世纪初最显眼的新消费设施或许就是连锁咖啡店了，因为购物中 心建造的速度根本来不及消化那些四处找去处的年轻人。人们在咖啡店 里谈论各种话题：家里的、办公室里的；到了周末，里面坐满了欢快聊 天的人。和暗示着酒精和深夜活动的酒吧相比，咖啡店对保守家庭的年 轻人来说是背弃家庭边界的一个相对无害的理由。家的边界，对于很多 这样的保守家庭来说，代表着一种分隔线，线里面是健康和积极向上，
外面是有毒腐化；而新的咖啡店交际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感觉。像其他印度大都市一样，位于印度北部的德里在历史 上和咖啡没有任何特别关系，却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咖啡。每座商厦和办 公楼都充斥着咖啡香，这种棕色的液体涌入缺乏睡眠的新一代人的血管 里，他们往往和自己的美国同事一样，不是从一个杯子里“喝”咖啡，而 是从一个密封的无臭容器里“吸”，仿佛依偎在资本主义的塑料胸脯里。
但下班以后，许多年轻人确实需要些更让人陶醉的东西。这十年 里，对于酒精的犹疑烟消云散，尽管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不告诉父母他 们到底干什么去了。20世纪初，一帮年轻人一起在酒吧里公然喝酒仍然 会感觉不自然，而且很奇怪——女孩子们坐在桌子一边，互相嬉笑，男 孩子们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紧张，每人手里都拿着啤酒瓶，不太自 在的样子。但这很快就过去了，新的工作和社交文化带来了自己的麻醉 节奏。女性也开始直接跳过酒单上原本为她们准备的“无酒精鸡尾酒”。
对很多人来说，无论男女，酒精成了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和家庭压力的必
需品。那段时间酒吧遍地开花，每天晚上里面都坐满了上班族，这些在 21世纪被再造的印度人正在大肆发泄。
在波西米亚圈子里，年轻人正经历着一场对既有价值观和社会结构 更大规模的质疑。我到德里时，认识的大部分人十七八岁就离开父母独 自生活，这在印度北部的中产家庭里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迈出这一 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使过了好多年，这种做法还是不被接受：那些父 母从来不去子女的公寓，那里的生活得不到认可，他们甚至常常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住在哪儿，和谁住在一起。而在自己的圈子里，父母觉得有 义务为孩子不在家编造种种借口。只有结婚能挽回这种情况，可这些年 轻人似乎少有结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就是因为讨厌结婚压力而被 迫离家。他们渴望做有创意的工作，往往很少获得父母的赞同和理解，
而这样的渴望只是更广义抱负的一部分——他们渴望的是重塑生活本 身。创造力即是全部，创造力不仅仅是生产出创意产品的职业才能，还 是生活的指导原则，指向对伦理、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大规模再想象。他 们中的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父母并不幸福的婚姻，有些人在家里 见过虐待儿童和其他暴力行为，而这些暗地里的行为却不受责罚——一 种普遍的看法是北印度社会的外在体面已经变得伪善，正崩溃瓦解。这 些年轻人选择从事艺术工作，以藐视崇尚规避风险的家庭文化，并潜在 地放弃了本可在1991年后的经济发展中凭自身天赋获得的物质回报。选 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并将情感信念置于自己选择的新家庭
——显然，他们试图尽可能少地复制上一代的社会风气。他们实践种种 随性的浪漫关系，着手建立一个有同性恋的社会场景，探讨“友谊”并向 这个问题注入丰富的想法。家庭才是一切，友谊只是暂时、投机的事件
——有着如此观念背景的许多德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寻求将友谊作为一 种更绝对和原生的羁绊进行重新想象。
这些人中有些在德里长大，另外一些则不是。但是对他们所有人来
这些人中有些在德里长大，另外一些则不是。但是对他们所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