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驶近主路口的时候欢快地鸣笛，就好像街上只有十辆车一样，
就好像这些喇叭声丝毫没有淹没在街上的喧闹声中。在发出了自己的警 告以后，这辆车子看也不看，就从容地驶入了属于一千六百万人的狂暴 街道和车流人流之中。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点都市感都没有。没有哪的大都市精神是从那么 多如此生活在一起的人里冒出来的。那么多创造这座现代城市的人是作 为难民从小村镇来到这里，在德里待了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是住在小城 镇里。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自治领（Dominion of India），当时还 有几百个土邦散布全国，独立于中央。新国家的领土看起来就像被蛾子 啃过的衣服。它曾经是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大得多，而且连成一 片。然而在20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四个新的国家：缅甸（1938）、印度
（1947）、巴基斯坦（1947）和后来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国
（1971）。
之所以叫作英属印度帝国并不是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虽 说它曾经是——而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极大，又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国家 和文化。其人口大致与全欧洲相当，语言的种类也和欧洲差不多。在其 他情况下，这里完全可以出现很多国家，就像欧洲那样，甚至比欧洲更 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帝国提出的概念上的挑战要比成立新国家少 得多。帝国是多个民族的人造产物，这个事实不需要隐藏。相比之下，
一个“国家”必须依赖于某些自然逻辑，这就成了反复出现的问题。就像 20世纪数百个新国家中的大多数一样，南亚的新生国家除了曾被同一个 帝国征服外，其存在并无其他历史依据，这些国家也不具有能给予其一 致性的单一语言、文化或者种族。它们太大，也太小，无法与任何经验 范畴对应——而且这些国家的新管理者，一门心思寻找象征和口号，把 这种不自然的结合重新定义为不言自明的家园。
“巴基斯坦”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尝试从差异中像变戏法一 样地变出一致来。这个名字是由数个不同区域的首字母缩写拼写而成
的，由一位名叫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的剑桥 学生发明。1933年，他写下了一个梦想，就是为“三千万住在PAKSTAN 的穆斯林兄弟——PAKSTAN在这里指的是印度的五个北方行政单位，
即Punjab（旁遮普）、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Afghan Province）
（西北边境省，即阿富汗省）、Kashmir（克什米尔）、Sind（信德）
和Baluchistan（俾路支）”——提供一个共同的家园。选定了这个新词 后，巴基斯坦首任总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发 现，边界另一边的新国家准备把自己叫作“印度”，这令他非常愤怒。他 曾想象他的邻居们会抛弃这个英国人的词汇以及一切会与殖民时代产生 关联的东西，为将要到来的新时代创造一个纯洁无垢的名字。它把自己 叫作“印度”，是把一个新生的国家冒充成那个古老的存在，假装所有和 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都是他们的，假装数千年来整个地区所有的 伟大文明、对于印度河（一条在巴基斯坦的河！）对岸土地的争夺——
无论过去是否存在于现在这个新印度的领土内，都唯独属于他们那片缩 水了的土地。
印度不仅拿走了这个名字，还得到了德里。过去的两个帝国都曾将 首都搬到德里，而且这两个帝国都是伟大的建造者，他们在德里建成了 那些不朽的建筑和景观，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威严。就在巴基斯 坦政府在卡拉奇（Karachi）暂居了超过十年，等待新首都建成时，用来 彰显英国在印度权力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议会建筑全都归印度官员享用。
在这些设施上，大英帝国用上了多名国内最优秀的设计师，花费了数百 万英镑。当英国管理者收拾完行李登船之后，印度的新部长们就搬进了 他们留下的种着三角梅的小木屋。
但是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再像英国人过去熟悉的那个行政中心一样 了。当独立印度的旗帜飘扬在他们这座花园城市的上方，这座城市很快 就被数以百万逃离帝国分治恐怖的人淹没了。而当代德里不是诞生于别 的，正是诞生于此。
这片英属次大陆的领土分治为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就导 致了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人类动荡之一”的浩劫。[1]数月的时间里，一 千四百万人跨过西北和东边的新边界，从一边到另一边。多达一千两百 万难民穿过西北边的边界，这条离德里不到四百公里的边界把旁遮普邦 一分为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主要搬往印度这一边，穆斯林则搬往巴 基斯坦那一边。很多人搬离的原因是害怕身为宗教少数派的自己，将在
把他们团团围住的新国家中遭到暴力对待。而事实上，这些宗教信徒本 来融合得很好，其分解的过程却伴随着惊人的暴力。约一百万人在印巴 分治过程中死亡——有些是因为饥饿和疾病，但是大多数是死于大规模 的屠杀，这痛苦的回忆至今依然深藏在旁遮普的家庭里——不仅仅是在 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是在全世界。生活在成为印度的穆斯林和生活在成 为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自己的家里和街上被砍倒，或是 从要出发的轿车和巴士里被拖出来杀死。在一个后来被说烂了的关于分 治的故事里，载满难民的火车遭遇猛烈袭击，车上所有的人都被杀死，
然后火车仍然行驶到分治的另一边，就像来自地狱的预兆。七万五千名 妇女在这场大混战中被强奸或被绑架，在次大陆的这个地区，这件事依 然影响着两性关系的结构。简短来说，印巴分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 20世纪中由于官僚主义的草率导致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苦难和死亡的例子 之一。在这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和等待接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是 极其草率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其在这么多人被赶出家园、被杀死 这件事中承担过责任。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放纵的暴力？很难有令人完全满意的方法来弄清 楚这些事件的核心。回顾过去的时候，甚至施暴者自己都难以理解。因 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个时刻，他们是被愤怒操纵的工具，而不是 愤怒的主人；自那时起，愤怒把他们从自己紧握的手里放开，让他们和 其他人一样只剩下困惑。显然，没有任何实际的解释——比如自我防卫 或者为财产抗争——能给予分治过程中异乎寻常的强烈暴力公正的评 判。阿姆利则和拉合尔等城市之前是如此惬意平和，但分治期间却完全 变了样子，这是完全不遵循常理的那种自发的大众狂想的结果。看上 去，这种狂想的目标是要完全消灭其他宗教社群。过去，社会生活一直 以来都是和这些社群亲密分享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被一条“国界”动摇，
突然之间这些社群似乎变得让人厌恶。（德语中有一个
词“unheimlich”，通常译作“离奇的”，但其字面意思是“不像家的”，用在 这里很适合。）这就是人们从暴力的灭绝行为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就 像之前各个社群几乎无法区分，然后在政治分离中爆发骚乱的地区——
比如前南斯拉夫——一样，这里发生的不是无形的疯狂。它具有特定的 结构，不仅针对人群，而且严重地针对其生殖潜力：不仅有不分青红皂 白的屠杀，还有重复暴露未出生的胎儿、展示阉割的仪式，以及大规模 的强奸，其目的是基因征服：他们的孩子不会是自己的。
这些社群就只是互相憎恨吗？仅仅是文明状态的中止就让一直存在
的凶残激情涌现出来了吗？当然，冲突和紧张一直都有。人们通过加入 不同的宗教和种姓社群了解自己，所造成的分歧和怀疑被所有统治政权 利用（不仅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还有后来独立印度的各个邦政府和联 邦政府），并具有可预测的腐蚀性结果。也许并不奇怪的是，“社群”这 个词在英语世界的其他地方指的都是和谐和共享的东西，而在印度却被 用来谈论社会的崩溃——因为“社群”被认为必须是局部的、沙文主义 的，它的利益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抵触。
但是这些日常冲突在宗教团体内部也一样激烈——比如不同种姓的 印度教徒经常被卷入冲突。而且奇怪的是，分治前，北印度文化中的主 流记忆里并不包含敌意，反而是不同宗教间的尊敬与和谐：像欧贝罗伊 上校还有我父亲这样的人，生活在英属印度教派杂处的环境中，反而胸 襟开阔，感觉充实。当他们忆起往昔，总是快乐和懊悔交织。那时候的 文化是由所有的宗教共同创造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无论他们之间 有何种历史矛盾，他们共有的那个世界都比随之而来分裂的世界更加丰 富。关键就在于此。
很难向不了解它的人们表达，一种文化的死亡是怎样一种巨大打击
——那就像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根基都灰飞烟灭了，由此其成员的自我也 不复存在了。1947年的分治消灭了一种文化——一种古老的共有文化，
于是物质生活中的暴力作为疯狂热潮中的一部分让人在这种心灵的死亡 中生存下来。独立国家的新政权比旧文化更狭隘，为了使人民能够挤进 来，需要有巨大的牺牲——净化和根除的进程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因为 它真正的舞台不在外部，而是在自我之中。不仅是穆斯林害怕在新印度
于是物质生活中的暴力作为疯狂热潮中的一部分让人在这种心灵的死亡 中生存下来。独立国家的新政权比旧文化更狭隘，为了使人民能够挤进 来，需要有巨大的牺牲——净化和根除的进程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因为 它真正的舞台不在外部，而是在自我之中。不仅是穆斯林害怕在新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