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這個時常與法治(rule of law)交替使用的術語，
廣義地講，是指奠定憲法之運作基礎的實踐機制，狹義地說，則是明確界定以有 限 政 府 和 人 權 保 障 為 其 本 旨 的 立 憲 精 神 (cf.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103)。就前一用例而言，對憲政主義的討論顯然必須論及憲法
條文以外的歷史建制，尤其是負載憲法精神的政治文化傳統以及推使憲法與時共 進的政治論述變遷。就後一用例而言，憲政主義則體現了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的一 樣特色，即認為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於通過權力的分化和相互制衡，以實 現保障人民之自由與權利的最終目標。換言之，堪稱符合憲政主義之宗旨的憲 法，是一部以人權典章為核心、並以制度設計為配套的憲法。
憲政主義，也像法治，時常與民主一起出現在世人的政治言談之中。有關民 主的定義，學者向來議論不休；但有一種基本論調，卻始終牽引著我們思考民主 的方向，那就是以「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與「多數治理」(rule by the majority) 為構成民主之最核心的要素。例如，亞里斯多德便曾將民主界定成「提供公民以 平等為基礎的自由」(Aristotle, 1988: 1317b)；而於字源學言，英文 “democracy”的 希臘原文，則是由 “
demos”與
“kratos”所組成的，前者意指「群眾」(the mob or
the rabble)，後者是「權力」或「治理」(power or rule)，合而論之，民主自有多 數治理之意。按此理解，有關民主的一個根本界說是：公共事務的最後決策權力，在於擁有平等之自由的多數公民。
話雖如此，觀諸政治思想史的發展脈絡，我們仍然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觀 點，來進一步詮解民主的上述界說：其一，是重視民主之具有分配政治權力或規 劃政治制度的工具性，其二，是強調民主之具有實現公民自由或提倡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的目的性。這項區別頗有學術研究上的意義，因為，依據第一 種觀點，憲政主義和民主固然可以產生相互支持的效果，換言之，現代憲政主義
的論述趨勢，正是朝向將民主的目的性壓縮進憲政制度之內，但求運用民主的方 式來分配政治權力或規劃政治制度，務使人民的權利能夠獲得憲法上的獨立保 障。然而，我們若是沿著第二種觀點，而把憲政主義和民主放在一起討論，卻將 形成某種弔詭與扞格，因為，在憲政主義的架構之內，多數治理與政治平等的民 主理想，就只能在憲法所闢建的政治制度及其公平程序之中獲得實現，而無法深 入及於對構成憲法本身的最核心成素—權利典章—的實質審議，也就是不克向上 追溯自我治理的原則，來論斷公民所享有的平等自由之內涵及其範圍。
「從這個觀點來說，憲政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因為一部憲法的基本功 能是將部份決定從民主過程中移開」(Holmes, 1993: 196)。換言之，「對相信憲政 主義和民主之間存在衝突的人來說，這種緊張關係來自此一事實，亦即憲法將若 干問題從公共的慎思與評論之中移開」(Sunstein, 1993: 338)。引述著名的傑克遜 大法官(Justice Robert Jackson)的經典說詞：
一部權利典章的真正目的，是要將若干主題從政治爭辯的起落之中撤離出來，並將 它們放在多數決與行政官員的範圍之外，進而建構成法院用以進行判決的司法原 則。一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與集會自由以及其他 基本權利，並不是交付投票來決定的：它們的存在並不依靠於投票的結果。(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S. 624, at 638)
是以，學者有謂：「憲政民主是兩個對立概念的結合，是一組矛盾的修辭(an oxymoron)」(Holmes, 1993: 197)。
很明顯的，在此語境中，學者主要是按照民主這個概念在歷史上早於憲政主 義、在理論上也可以置於憲政主義之外的「原始意涵」，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第二 種觀點，來捕捉憲政主義與民主的齟齬，而不是片面地指稱已與現代憲政主義交 融在一起的民主程序。如此，本文所謂的憲政主義與民主的衝突，基本上是指：
相對於現代憲政主義，在政治思想史中實際上還存在著一股背反的論述趨勢，認
為根據民主之更為完整的原意，我們在必要時必須將民主的目的性從憲政制度之 中釋放出來，允讓公民可以經由政治參與，以集體協商包括其權利範圍在內的公 共議題，從而實現自我治理的最高理想。
在此推導上，憲政主義與民主的衝突，亦可依循我們看待政治參與與公民自 由之關係的兩種差別見解，來做鋪陳與說明：「政治參與到底是接近自由的工具，
一種達成目標、使得公民能夠選擇他們自己之良善生活概念的手段？還是說政治 參與是內在於(intrinsic to)自由的，是人類繁盛(human flourishing)的一個本質要 素？」(Sandel, 1998b: 325)。從第一種見解，政治參與的目的，既然只是為了捍 衛憲政主義的基本原則，俾使公民能在「政治」之外的私人空間中，自由地追求 自己的良善生活，民主參與自然便不具備高於憲政制度的目的性，而可歸屬其 下、並相安無事。但從第二種見解，政治參與若果是公民自由的同義詞、是人類 所不可或缺的一項根本價值，則其重要性，顯然就不只是在支持憲政制度而已，
甚至可能是凌駕於憲政制度之上的。
對採取第二種見解、或「內在說」的學者來講，無疑地，是亞里斯多德的《政 治學》(Politics)，提供了吾人認識民主本質之最寶貴的思想資產。以亞里斯多德 為論，爾後憲政主義及其人權理論所側重的私人情感、偏好、經濟分配、婚姻與 家庭等「日常生活」，充其量只是良善生活的基礎而已；真正迎向良善生活的兩 個重要活動，是默觀真理(contemplation)與公民的政治參與(Taylor, 1989: 211-2)。
31 的確，對亞里斯多德而言，有許多人是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的：包括理性 尚待發展的孩童、情感扭曲理性的婦女、以及沒有能力實現理性的奴隸等。然則，
那種想在現代情境中繼續挖掘、發揚亞里斯多德之民主理念的想法，卻不曾中斷 於後世的討論；整體而言，這些作家從亞里斯多德身上所得到的理論啟示是：在
31 雖然亞里斯多德認為，像哲學家那樣對真理從事默觀，才是人性的最高實現(Aristotle, 1988:
1325b)，但在城邦中從事公共議論，終歸是個人邁進良善生活的必要條件，因此即便哲學家都不 能免於通過政治參與來成就個人理性，遑論一般公民，他們更應該經由政治參與，來體現自我治 理的精神。
其原始精神上，民主自身即有不容取代的目的性，也就是期許公民透過政治參 與，實現自我治理，準此而論，在公民自由與政治參與之間，並不存在一種主從 關係，相反地，它們在本質上是無法切割的同一價值。
因此，誠如沈岱爾(Michael Sandel)在詮釋亞里斯多德之政治思想時所說的，
民主所蘊含的公民自治觀念，並不是把政治參與看成是人們選擇追求他們目的的 許多方法之一，而是指
與同胞公民們一起對共善(common good)進行審議，並且一同協力塑造政治社群的 命運。……這需要關於公共事物的知識，以及一種歸屬感(a sense of belonging)，一 種對整體的關懷，一種維繫著社群刻正成為問題之命運的道德義務。(Sandel, 1996:
5)
這顯示說，「政治參與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允許在平等的公民之間使用理 性的審議」，來集體決斷公共事務，落實公民自由(Honohan, 2002: 23-4; cf. Sandel, 1989b: 325)。總之，在沈岱爾這樣的民主理論家那裡，亞里斯多德的這句至理名 言，總是一再受到引述與推崇：「一位好公民必須同時具備統治與被統治的知識 和能力」(Aristotle, 1988: 1277b)。
在本文中，作者有時也把這種可能會和憲政主義產生磨擦的民主觀念，稱為 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32 以便和大家耳熟能詳的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32 「激進民主」，或譯為「基進民主」，是當代政治理論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本文對「激進民 主」一詞的使用，多少受到了當代激進民主理論以「對立衝突」為民主政治之基本性格的啟發。
誠如學者所言，「如果民主意指一般人民對抗任何權力的宰制以及社會特權的壓迫，那麼，國家 及其社會秩序的維繫與民眾的抗爭，這種對立貫穿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民主發展」；這包括「西 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民主、十七世紀英國之平等派之政治運動(Leveller’s Movement)、共和創建 之初的美國民主、傑克遜時期的民主政治、十九世紀歐美之一般政治、一九六０年代的政治處境，
以及當前各地方之民眾之集會及其抗爭…等等」(蔡英文：2003: 2-3)。在同憲政制度形成「對立 衝突」這點上，本文對於民主之「原始意涵」的闡釋，與當代激進民主理論所言，並無太大出路；
而且，以上引言，剛好可以進一步點明憲政主義與民主的齟齬之處。不過，當代激進民主理論的
democracy)區隔開來。換言之，作者並不否認，憲政主義確實有效地體現了民主 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之設計原理的工具性價值，只是隨著時空的轉移，當憲政民主 儼然成為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從而或多或少侷限了我們思考民主課題的範圍，
透過對民主之原始意涵的重揭，以擴展我們的理論視野，自有其研究意義可言。
另方面，若從價值多元主義(value pluralism)的現代性視野來看，我們可以發 現，憲政主義與民主的衝突，實際上是指向以下兩項政治價值的矛盾與糾葛：憲 政秩序與政治參與。換言之，從憲政主義的角度來看，過份激越的政治參與，或 有毀憲的危險；而從激進民主的角度來看，靜如死水的憲政秩序，或將造成政治 的失能(disempowering)。就此而言，本文深一層的寫作意圖，旨在以現代憲政 主義的發源地，即美國的政治思想版圖為例，嘗試說明為何在我們看似和諧、穩 當的憲政民主理論背後，始終存在著某種重視政治參與更甚於憲政秩序的激進觀 點，進而使得憲政主義與民主的對立拉扯，成為我們探索美國政治思想史的兩個
另方面，若從價值多元主義(value pluralism)的現代性視野來看，我們可以發 現，憲政主義與民主的衝突，實際上是指向以下兩項政治價值的矛盾與糾葛：憲 政秩序與政治參與。換言之，從憲政主義的角度來看，過份激越的政治參與，或 有毀憲的危險；而從激進民主的角度來看，靜如死水的憲政秩序，或將造成政治 的失能(disempowering)。就此而言，本文深一層的寫作意圖，旨在以現代憲政 主義的發源地，即美國的政治思想版圖為例，嘗試說明為何在我們看似和諧、穩 當的憲政民主理論背後，始終存在著某種重視政治參與更甚於憲政秩序的激進觀 點，進而使得憲政主義與民主的對立拉扯，成為我們探索美國政治思想史的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