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上述，沈岱爾批評政治自由主義的主要火力，乃是集中於羅爾斯二元的 道德知識論，對解決價值相對論問題的猶豫與躊躇。換言之，「深層的文化衝突 將使得公共理性本身變成是在本質上可受爭議的一個概念，尤其當道德與知識的
標準，是盤根錯節地糾葛在一起的時候」(Bohman, 1995: 255)，婦女的墮胎問題，
即是一個最顯著的例證。29
但是，就好像沈岱爾自己藉著對共和主義的重塑，30 以超越修姆懷疑論的寫 作過程中，依然對自然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當道，心存疑慮一樣(曾國祥，2003a)，
羅爾斯之所以不在政治領域之中直接處理價值相對論的問題，其實也有一個擔憂 (fear)，未被沈岱爾所認真對待，那就是：害怕像霍布斯那樣，因急於走出價值 相對論的困境，而不幸掉進權力絕對論的泥沼裡。
承襲文藝復興後期的懷疑論思想，霍布斯認為人類不能看透外在物體的真實 本質，而物體的運動與人心的經驗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只是一種假設而已。在倫 理學上，霍布斯因而認為，道德的歧異是在所難免的，而其調解之道，則在於找 到所有人都會自願同意的一組最低限度的自然原則，那就是每個人都有自保的權 利。但縱使如此，每個人之間的獨立判斷依然會造成一定的衝突，所以，推至其 極，超越這種價值相對論的最好方式，就是將個人的判斷過渡給一個可以為大家 做出共同決定的人，這個人當然就是主權者。就此而言，「霍布斯之主權者的力 量，在最重要的意義上，因此是一種知識的力量 (epistemic power)，其目標在於 決定公共語言中語句的意義，以及引導其臣民去商定他們所言的善與惡之意」
(Tuck, 1991: xvii)。
雖然，像霍布斯一樣，羅爾斯的政治哲學也是從對人類理性的探討出發，亦 即是建立在人性假設的基礎上(Laden, 2003: 371, 374)，但無疑地，霍布斯最後所 得出的政治主權觀念，卻正是羅爾斯的擔憂所在。這種因對權力絕對論的擔憂，
而所出現的權力懷疑論，可謂是構成憲政主義思想的最深層基礎。從這個角度 看，政治的侷限，非但不是一種實踐上的困境，反而恰恰是當代自由主義所刻意 搭起的最後一道理論防線(Charney, 1998)。換言之，羅爾斯主張有限的公共領域 的真正用意，無非在於凸顯為憲政主義所揭櫫的有限政府與權利保障，這兩項顯
29 Bohman(1995) 個人認為，化解之道在於將公共理性予以多元化，而不再以其為單一的概念。
30 一般而言，共和主義是拒絕相對論與懷疑論的。請參考：Sunstein, 1988: esp. 1554.
著標示自由主義之思想特徵的政治元素，擺在現代社會處境下，所具備的無比重 要性。就此而言，落實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原則，依然可為羅爾斯之有限的政治概 念，提供一些難以為沈岱爾所輕易撼動的證成理由。
對 照 於 有 限 的 政 治 概 念 ， 當 沈 岱 爾 大 談 「 公 民 形 塑 計 畫 」 (formative project)(Sandel, 1996)之際，他因而必須面對包括忽視國家強制性權力的威脅、帶 有道德菁英主義的色彩、容易壓迫少數權利與意見、以及具有較高的排他性等 等，攸關權力絕對論的攻擊。但這並不代表說，沈岱爾的批判，不值得自由主義 加以反省與檢討。至少，在哲學上，沈岱爾提供了我們思考政治之本質的不同方 式，並從而擴展了我們的政治想像空間，以及政治意識的版圖；而在實踐上，沈 岱爾則是清楚地指出了自由主義在司法實踐上所面對的許多具有高度爭議的複 雜案例(hard cases)，這些案例的確都是很難使用正當的單一道德概念，就可予以 順利化解的。因此，只要這些案例所投射出來的道德衝突情況，依然困擾著美國 公民，我們就不能說，政治自由主義已經解決了所有它想解決的實踐問題。
尤有甚者，從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觀點來說，沈岱爾對羅爾斯的批評，其實 是延續了傑佛遜與麥迪遜之爭的歷史深意，亦即：一如傑佛遜般，沈岱爾也傾向 於把民主的道德性格從憲政制度之中釋放出來，而羅爾斯則是追隨麥迪遜的步 伐，試圖想把民主的政治性格壓縮進憲政制度之內(曾國祥，2003b)。然而，要 如何化解憲政主義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係，要如何超越政治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 主義的各自缺陷，卻不是作者在此所能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