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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發幾乎同步9，更揭示出現代經驗中「世界主義/本土意識」之間的複雜糾 葛。
上海暨南大學作為南洋僑生聚集之處，提供了一個讓中國知識份子與南洋 僑生協商對話的空間。在這裡中國知識份子初識南洋的物質與人物，並且就像 面對西方與日本的新事物一樣，他們將南洋翻譯、挪用為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原 料。而對於那些身處於暨南大學的南洋學生而言，他們和生活在租界的中國人 一樣面對著矛盾複雜的情緒。這些華僑學生一方面將自己視同中國本土的知識 份子，努力想要藉由南洋之力推動中國現代化；但同時他們也在這個陌生的祖 國裡意識到自身在文化、語言及經驗的差異，兩相拉鋸中逼現出「南洋」的主 體意識。本文分析中國知識份子與華僑學生在這個空間裡的相互拉鋸協商，意 圖為民初中國現代性的討論帶來不一樣的面向。
一、暨南大學與民初中國南洋想像
暨南大學取名自《尚書‧禹貢》「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在創校之初 就是以招收海外僑生為主要宗旨，期望將中原的影響力傳播於海外華僑之間。
要說明民初成立上海暨南大學的緣起，必須回溯至晚清兩江總督端方於1906年 奏請成立的暨南學堂。當時端方受命出洋考察時途徑南洋一帶，驚訝地發現革 命與保皇黨兩黨在南洋僑民之間有著巨大影響力，因此為了「繫僑情而彌隱 患」，端方奏請清廷建立新式僑民學堂，試圖藉由掌握中國學校來維繫海外僑 民對清廷的向心力。學堂成立隔年，第一批僑生自印尼前往暨南學堂，標記著 現代中國僑務教育的起點，到了1910年，暨南學堂已經招收了八批來自南洋不 同地區的僑生，在校學生人數多達兩百餘人。10
9 此處指楊松年所謂新馬華文學在1925-1933 年的「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見楊松年，
《戰前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大中文系與八方文化聯合出版，2001 年），頁33-84。
10 孫利平，〈試析民國前期暨南大學的海外招生〉，《東南亞研究》第4 期（2004 年），頁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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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自顧不暇，暨南學堂也因為戰事而宣告停 辦。但海外華僑的教育需求並未因此斷絕，民國成立以後回到中國尋求升學機 會的僑生持續增加，海內外要求重開暨南學堂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為了回應這 些需求，北洋政府在1917年派遣江蘇教育司長黃炎培到南洋調查華僑教育狀 況。這個由黃炎培帶領的考察團遊歷南洋多地，探訪當地學校並聆聽南洋教育 界人士的意見，最後公開發表〈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11一文，大力呼籲北洋政 府重新重視華僑教育。黃炎培回國以後，持續與曾任巴達維亞中華學校校長的 趙正平等人為僑教積極奔走，最終成功在1917年末促成北洋政府重辦暨南學 校。
民國初年重辦的暨南學校由熟悉南洋的趙正平出任校長，課程以中等教育 為核心，下設商業、師範與補習三科。暨南學校除了召集已受初級教育的南洋 華僑回國升學，也接受有意到南洋開拓的中國學生報名。不過當時重啟的暨南 大學校址仍在南京，1921年商科部先行遷至上海徐家匯，1923年商科部率先成 立大學部，最後遷址到暨南學校的上海真茹校區。1927年，南京暨南學校正式 改組為上海暨南大學，除了原有的中學部之外，另立小學和大學部。大學部下 則設置商學院、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及藝術學院，組 建成體制完備的現代大學學科。
在一般的教學單位之外，暨南大學最特殊之處，在於設立南洋文化教育事 業部。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是當時最早的南洋研究機構12 ，由時任校長鄭洪年 親自擔任該部主任，後來擴展為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1934年再次擴展為海外 事業文化部。該部不但是當時中國華僑研究的中心，也和一九四〇年代在新加
11 黃炎培，〈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教育雜誌》第9 卷第 11 期、第 12 期（1918 年），頁 29-36；頁 37-46。
12 暨南大學沿革參見張紹磊，〈黃炎培與國立暨南學校規複初期的學科建設（1917 ～ 1923）：
以商科建設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125 期（2006 年第六期），頁 13-17。紀宗安、何萬寧，〈民國時期華僑高等教育的興起與發展〉，《民國檔案》2006 年第 1 期，頁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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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成立的「南洋學會」關係極為密切，可以說是第一次系統性地將「南洋」變 為知識對象的研究單位13。
1930年以後，國民黨面對日益險峻的政治局勢，決定加強黨化教育、收緊 對各個大學的控制，在海外華僑之間擁有一定影響力的暨南大學首當其衝。當 時國民政府下令廢除國立大學董事會，卻只在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兩所大學中 特別設立董事會。其中暨南大學董事會在1931年由國民黨中執會設立，董事成 員包括孫科、林森、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十一人，幾乎全是國民黨要 員，帶有強烈的政治意義意味。三〇年代以後的暨南大學，也因此被捲入國民 黨CC派和軍統派的鬥爭之中，再加上在學生間勢力逐漸擴展的左翼思潮，各方 勢力導致學潮不斷。
1932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暨南大學所在的真茹正是戰區之一。暨南校 區被日軍佔據，校舍受到破壞，整個學校的運作因而陷入停頓。在淞滬停戰協 議簽訂以後，國民政府趁暨南大學財務周轉不靈時要求裁撤法律與教育學院，
引發海內外人士發起護校運動。但因為學校需要官方撥款才能重建，這場運動 在校長鄭洪年的妥協下宣告失敗，國民黨勢力在校內進一步擴展。也因為如 此，不滿鄭洪年與國民黨的左派反對力量也在校內醞釀，讓暨南大學成為當時 學生左翼運動的基地之一。
三〇年代中後期日軍步步進逼，暨南大學轉移到租界內避難。孤島時期的 暨南大學，在校長何炳松帶領下屢次向國民政府要求內遷被拒，直到太平洋戰 爭爆發後才遷校到福建建陽。建陽時期的暨南大學一方面受國民黨三青團控 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共地下黨滲透，兩方勢力在校內不斷引起風潮。左翼學 生成功在自治會中掌握席位，爾後組織未明文藝社、中國文藝研究社、太白社 等左翼社團。然而幾經戰亂，太平洋戰爭切斷海上交通以後僑生的數量也急劇
13 劉宏，〈近代中國的南洋想像與跨界亞洲的建構：以《南洋群島商業會雜誌》為中心的考 察〉，《近代史學刊》第十五輯（2016 年 4 月），頁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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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暨南大學最後不得不因此停辦。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暨南大學各院 系被拆分至復旦、交通、南京、浙江等數家大學內，直到1978年才重新規辦14。
回顧暨南大學的創辦和發展史，會發現它一直以來都和僑生，尤其是南洋 僑生密切相關。也是因為這樣的特殊性質，讓暨南大學屢次陷入政治黨派鬥爭 中，難以脫去身上的政治色彩。在1917年暨南學校創立時，暨南的主事者就明 確表示其辦學目的是為了借助華僑力量來殖民南洋。在創校之初就設立的商 業、師範和補習三科裡，除了輔助性質的補習科之外，商業和師範兩科都是以 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殖民經驗為典範而設，目的是要在經濟和文化兩面對南洋進 行殖民。另外從1927年開始逐步發展的海外事業文化部，底下先後發行《南洋 研究》、《南洋情報》與《中南情報》三種南洋研究刊物，研究重點大多集中 在南洋的物產與實業經濟。學者劉宏曾經指出，相較於辛亥革命前對「政治的 南洋」之關注，民初南洋研究中「經濟的南洋」之面向實際上是受到日本南洋 研究的影響。當時中國的留日知識份子早已意識到日本南洋研究背後所暗含的 殖民意圖，他們因此轉而鼓勵中國境內的南洋研究，希望藉用華僑人數上的優 勢來殖民南洋，以此領先日本在南洋的擴張。15。
要探究暨南大學所構建的南洋圖像與殖民計劃，最直接的方式是分析暨南 學校發行的《中國與南洋》和《暨南周刊》兩份校刊。暨南學校在創校隔年的 1918年就出版《中國與南洋》雜誌，該雜誌不定期出刊，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五 期，出刊時間長達五年。從1921年第二卷起，《中國與南洋》有暨南學校和上 海中南協會合辦，1922年又與該校學生刊物《暨南周刊》合併，改為周刊。
《中國與南洋》雖然名義上為中學校刊，但由於暨南學校的特殊性質，該 刊物涵括的內容和野心遠超過一般中學校刊。在創刊號的簡章內，編者強調該
14 暨南大學校內政治風波參見陳嶺，〈“派系撕裂校園”:暨南大學驅長風潮研究(1933—
1934)〉，《近代史學刊》2017 年第 2 期，頁 20-42。
15 劉宏，〈近代中國的南洋想像與跨界亞洲的建構：以《南洋群島商業會雜誌》為中心的考 察〉，《近代史學刊》第十五輯（2016 年 4 月），頁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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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的宗旨為「使華僑明瞭祖國事情」、「國人明瞭南洋僑況」及「宣佈在祖 國之華僑教育狀況」16，將溝通中國與南洋兩端作為這份雜誌的主要任務。但觀 察雜誌實際欄目，除了與上述聯絡關係宗旨相符之「論述」、「校報」、「通 信」、「中國紀事」、「記載」之外，還設有「調查」欄目，當中刊載大量研 究南洋經濟活動的調查報告17，性質顯然和一般刊載學校資訊的校刊不同。
雜誌編輯部自身也很早就意識到《中國與南洋》和一般中學校刊差距極 大，編輯之一的黃炎培就曾經在〈發刊詞〉中以「答客難」的形式回應這個問 題：
有客問於余曰：『異哉，子之規暨南也。夫辦學自辦學，辦報 自辦報，而安用羼之？既有所布，布校聞足已，奈何刺刺述國
有客問於余曰：『異哉，子之規暨南也。夫辦學自辦學，辦報 自辦報，而安用羼之？既有所布，布校聞足已，奈何刺刺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