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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海現代性中的南洋圖景：
暨南學校僑生與黑嬰的現代派實踐
本章考察上海暨南大學僑生雜誌和新感覺作家黑嬰，一方面思考民國初期 上海現代性與南洋僑生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呈現僑生在中國與南洋之間的認 同掙扎。要討論中國現代性與現代主義，上海必然是不可迴避的重鎮。自1843 上海開埠以後，各國殖民者爭相在上海建立租界，上海因而被迫捲入劇烈的都 市化工程中。隨著工部局的設立、現代化公共設施的鋪設、咖啡店和公園等公 共空間的興起、電影與報刊雜誌等現代媒體的流行……新事物從四面八方衝擊 了傳統中國的生活形態，讓上海一躍成為中國第一座國際大都市
（cosmopolitan）。
上海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獨占鰲頭，最大的原因自然和租界和 口岸的設立有關。在論及民初上海的都市經驗時，阿巴斯說明租界所帶來的異 國經驗不僅深刻地改寫了上海的都市景觀和生活方式，租界裡中相對寬鬆的權 力管制，也為中國文人了提供思考現代性的空間。但阿巴斯並未天真地將上海 的現代性經驗完全視為列強的恩賜，他提醒我們租界中中國文人矛盾心態：由 列強帶來的上海現代化越是成功，就越是曝露出中國在現代世界競爭中的失 敗。他們因而一方面對上海的現代化感到驕傲，急於模仿西方經驗來讓中國趕 上世界列強的行列；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感受到這種現代經驗所帶來的恥辱與創 傷，陷入挫折與焦慮的情緒之中。上海在這樣不斷的來回辯證中形成她自身獨 特的現代經驗，阿巴斯稱之為「治外法權式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of extraterritoriality）1。
1 Ackbar Abbas, “Cosmopolitan De-scription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Public Culture, 2002, 12.3:
pg. 76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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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上海現代性的發展與譯介過程早已有極為豐富的成果 2，但大部分 研究論及中國文人對西方世界及日本的模仿，仍焦距在他們對西方科技與文明 的學習與挪用，相對忽略了他們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羨慕，乃至於模仿。一如薩 伊德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實際上內蘊於西方現代性與現代主義運動中3， 中國 知識份子自身雖然深刻地感受到被殖民的恥辱，但他們在模仿西方/日本現代經 驗時並未因此唾棄帝國主義精神。在社會達爾文思想流行的民初中國，殖民對 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是進化為強國的必經之路，問題只在於如何達成這樣的殖民 大計。
梁啟超寫於1906 年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4是支持上述論斷最具代表 性的例子。梁啟超在這部書裡搜羅八位中國海外殖民者傳記，希望能從這些先 驅的經驗中歸納出殖民成功的規律，以待中國「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 一日」。而遍布於南洋的華僑在這個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大計中被梁啟超寄予厚 望，認為從地理優勢和僑居歷史而言，南洋實際上可以變成「天然我族之殖民 地」。在梁啟超為中國所提出的現代化方案裡，華僑與南洋殖民成為兩個重要 的關鍵。
梁啟超所提出的南洋殖民計劃，數年後在暨南學校裡找到了實踐的可能 性。成立於1917 年末的暨南學校是民初中國唯一以華僑子弟為招生目標的中高 等教育學府，在南洋各地中文學校尚不普遍的時代，該校成功吸引了大批華僑 遠赴上海升學。1927 年改組為暨南大學之後，其中設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 更是當時最早的南洋研究機構，而高等教育的機會更是讓二十世紀初的暨南大 學聚集並培育了大量南洋華僑知識份子。
2 圍繞上海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
台北：麥田人文，2009；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2001；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 現代主義（1917-1937）》，南京：江蘇人民，2007；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合 肥：安徽教育，2000；孫紹誼，《想像的城市：文學、電影和視覺上海（1927-1937）》，上 海：復旦大學，2009 等等。
3 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00。
4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第八》全第十九冊（上海：中 華書局，193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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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暨南大學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出版由胡炳熊所編撰的《南洋華僑殖 民偉人傳略》5，明顯地繼承了梁啟超的南洋觀點。胡炳熊在書序中從一開始就 表現出對西方現代殖民的羨慕與焦慮情緒：「近數百年來，泰西各國競言辟地 殖民，阿利安種之國旗輝映全球，以中國方之誠遠不如也。」和梁啟超一樣，
胡炳熊清楚知道西方的殖民活動是以強盛的國力為後盾，中國人要超越這點，
所能依仗的只有「我民族天然之膨脹力」，也即是藉由原來就僑居在當地的華 僑社群來為中國拓展殖民地。
胡炳熊的觀點並不是當時的少數，實際上暨南學校在創校之初就非常明確 地表達兩大辦學目的：一是在經濟上殖民南洋，二是在文化上再造南洋華僑的
「國民性」。因此在該校校刊中所發表的文章裡，讀者可以清楚看見他們對西 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羨慕，以及對中國落後於現代競爭的焦慮情緒。暨南學校 的建設因而不是單純的教育發展，而是近代中國一次野心龐大的現代化工程，
當中涉及的一整套「南洋」知識的製造、工具理性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養成、被 殖民者對殖民的嚮往，當然還有民族共同體的重構工程。民初中國知識份子藉 由暨南大學所建構的南洋圖景與現代性想像，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一個問題。
而本文第二個關注的焦點，是那些從南洋遠赴上海暨南大學的僑生社群。
如前言文獻回顧中所述，前輩學者對於中國文人赴南洋旅行的研究成果豐富，
但是目前似乎還沒有太多研究關注這些從南洋赴上海的旅行者們。實際上上海 作為現代性與新文學聖地，對於南洋華僑而言同樣充滿魅力。譬如根據苗秀的 記憶，戰前新馬作家單行本幾乎全都送到上海排印。6又像是在1934 年的新加 坡《南洋商報》副刊《獅聲》上維持兩個多月的「地方作家論戰」，也是因為 當時南洋作家爭相到上海「登龍」的心態而引爆。論戰的發起者廢名（丘家 珍）大力反對當時「只有上海才有文藝」的說法，認為馬來亞文藝應該要能和 上海平起平坐，而要達成這個目標的第一步就是「除去趨赴上海文壇登龍的謬
5 胡炳熊，《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略》，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1928。
6 唯一的例外只有王哥空的《麵包與其他》。見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青年書局，
2005 年），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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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7雖然論戰的問題核心是南洋地方作家的定義，但南洋作家到上海發展的 問題反而成為論戰各方的箭靶，不斷在後來的討論中出現。不管這些論者是否 支持南洋作家到上海登龍的做法，從論戰的文章裡可以發現南洋作者趨赴上海 的現象當時已經非常普遍。
受限於所見到的文獻材料，筆者目前尚無法完整地勾勒出當時赴上海的南 洋文人名單，但南洋僑生人數較為集中的上海暨南大學，或許能夠成為分析當 時南洋知識份子的樣本。暨南大學的僑生人數在不同時期裡變化幅度大，在只 有中學部的時期（1923 年以前），僑生和閩粵青年大概佔了九成以上，1923 年 擴充為大學之後人數降為四六比，一直到1935 年新任校長何炳松決議大量招收 本地學生，暨南大學的僑生人數才逐漸變得和其他中國大學類似。根據學者的 計算，暨南大學大學部從1927 年到 1937 年總共招收 1912 名學生，其中僑生就 佔了353 人8。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將透過考察這些在暨南大學集結的學生活 動，勾勒當時赴上海朝聖的南洋文人面貌。
暨南大學在上海的地理位置，無疑讓它成為民初南洋華僑接觸現代性和現 代派文學的前沿。但那些遠赴上海的南洋作者們，也並非像廢名說的那樣完全 奉上海/中國觀點為圭臬，他們在上海接受各樣現代經驗洗禮的同時，也努力地 試圖為自己找的認同找到位置，甚至主動地參與上海的現代派文學運動。比如 曾經就讀暨南大學的馬華作家溫梓川，他在回憶錄裡便提及當時華僑學生在暨 南大學籌辦「秋野社」、「檳榔社」、「南國社」等文藝社團，一方面藉此親 灸引領上海現代派文學的重要文人，另一方面自身也加入創作及論述的工作 中。是以南洋文人對現代派文學的接受，不必然要被動地等待南來文人的引 介，他們透過自己的上海經驗親身接觸了早期的現代文學運動。另外在這些南 洋華僑所編輯的雜誌裡也刊載並翻譯大量南洋色彩的作品，甚至還曾經明確發 出「創造南洋文藝」的宣言（詳見本章第二節）。如此，歸返祖國的僑生反而 在上海發現了自身，這種南洋認同的自覺在時間上與南洋當地文人的自我意識
7 「地方作家論戰」的討論參見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青年書局，2005 年），頁 234-257。
8 見崔占龍，〈1927-1937 年暨南大學生源省籍研究〉，《東南亞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93- 96。又可見曹聚仁，〈暨南的故事〉，收入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編，《暨南校史第一輯：1906-1939 資料選輯》（廣州市 ：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 1983），頁 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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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發幾乎同步9，更揭示出現代經驗中「世界主義/本土意識」之間的複雜糾 葛。
上海暨南大學作為南洋僑生聚集之處，提供了一個讓中國知識份子與南洋 僑生協商對話的空間。在這裡中國知識份子初識南洋的物質與人物，並且就像
上海暨南大學作為南洋僑生聚集之處，提供了一個讓中國知識份子與南洋 僑生協商對話的空間。在這裡中國知識份子初識南洋的物質與人物，並且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