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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新馬社會狀況與冷戰佈局等外在結構，因此相對忽略了美援的友聯社所扮演 的關鍵角色。
與此相較，郭馨蔚的碩士論文《台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 風》為研究對象（1955-1977）》44與賀淑芳的博士論文《《蕉風》創刊初期
（1955-1960）的文學觀遞變》45與筆者的研究方向較為接近。郭蔚馨的論文是 至今對《蕉風》現代主義運動最全面的整理，她一方面以場域論說明現代主義 者如何藉由《蕉風》逐步搶占新馬文壇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過考察台灣 與新馬文人在《蕉風》上的合作，說明美援及反共如何滲入兩地的文學運動 中。郭馨蔚關注的是台灣與新馬的關係，而本文則嘗試回到與美援及友聯社更 緊密的香港文壇，意圖呈現出更全面的新馬現代主義文學樣貌。若說郭馨蔚的 論文長於宏觀的史料梳理，賀淑芳《《蕉風》創刊初期（1955-1960）的文學觀 遞變》則觀察入微，以方天、白垚、姚拓等早期《蕉風》的重要編者為切入 點，考察這些身處於冷戰年代的文人如何以各自的文學實踐，回應民族國家與 意識形態的索求
。
三、名詞釋義
（一）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
現代、現代性與現代主義，這三個相互關聯又有所區別的詞彙或許是定義 最為分歧的關鍵詞之一。儘管學界對於現代性的討論數量龐大，但至今卻仍是 眾說紛紜。我們似乎能在「現代性」的爭論中抓住某些核心的概念——古典與 現代、傳統與進步、理性與非理性、主觀和客觀、完整與破碎、神聖和世俗救 贖和墮落……——每次我們試圖從「現代」中抽取出一個面向，馬上又會發現
44 郭馨蔚，〈台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以《蕉風》為研究對象（1955-1977）〉，國立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45 賀淑芳，〈《蕉風》創刊初期（1955-1960）的文學觀遞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 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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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辯證性地糾纏著其反面。波特萊爾為現代性所下的界定概括地總結了「現 代性」概念的弔詭與矛盾：「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他是藝術的一 半，另一半則是永恆與不變。」46現代性經驗一如宇宙大爆炸，我們確定它已經 發生了，但它的變（本質）與不變（變異）、它的開始與起點、它所詮釋或規 範的範疇都仍曖昧難辨。唯一能確立的，似乎只有其充滿矛盾與悖論的內在驅 力，轉動著啟蒙運動以降的世界。
概略而言，若將「現代」（modern）視為一種時間的分期，其起點大致落 在歐洲社會十七世紀的啟蒙運動，其影響力卻綿延至今，難以界定出明確的結 尾。韋伯將這個西方社會從中世紀進入世俗化、現代化的過程總結為「理性 化」的進程，在這個分化的過程中落實到科學、道德和藝術領域，令「現代」
形塑成一種有別於宗教的價值及社會文化。如此，現代性（modernization）可 以被視為一種具社會學意義的系統，當中涵括了政治集權和民族認同的塑造、
工業生產概念、資本主義、世俗化的價值和規範等。但在這個「社會現代性」
發展蓬勃的同時，現代性在文化及審美的領域卻長出了與之對反的力量。哈伯 馬斯將後者稱之為「文化現代性」，這類現代性的論述與實踐大致可以波特萊 爾為起點，他們質疑社會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意圖以審美經驗解放被現代性 所異化的主體。伯曼（Marshall Berman）簡潔地總結了上述兩種現代性的分 野：「當今知識界將現代性一分為二，即現代化和現代主義。現代化指的是經 濟和政治的發展，而現代主義則指向藝術、文化和感性主義。」47
本文所關注的現代主義，因而主要派生於上述的「文化現代性」之中。既 然現代主義和現代性如此密切相關，它自然也同樣和現代性、現代化一般共享 著定義的難題。作為一種美學或文學批評術語，現代主義運動似乎指涉了十九 世紀以降所有的前衛藝術，從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達 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其涵括範圍如此駁雜寬泛、自相矛盾，讓評論者們都 被迫承認要為「現代主義」尋找共同內涵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48。然而大體而
46 波特萊爾著，郭宏安譯，《只要那裡還有一種激情-波特萊爾論漫畫》（台北：八旗，2012 年），頁143。
47 對西方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文獻與主要論點爬梳，見周憲主編，《文化現代性讀本》，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48 見張松健，《現代詩的再出發：中國40 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頁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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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若我們認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的反叛，這意味著現代主義必然帶有某種 反思性的、否定的特質。否定的方法與姿態或許各異，但大抵都再現了主體對 於現代經驗的回應。
然而上述對現代主義的權宜定義，放到近代中國狀況馬上又面臨到窘境。
華文現代性/現代主義的接受與傳播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相關的研究與反 思不勝枚舉。譬如楊聯芳在其《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裡總結 出「中國現代性」的兩種和西方現代性不同的傾向：一、因為中國在現代性時 間中的「遲到」，現代性各異的內涵以「共時」方式同時出現，令前述所謂
「兩種現代性」的分野變得更加模糊。二、出於對「遲到」的焦慮，中國知識 份子幾乎不願（或無力）批評現代性，急於將中國推入現代性的世界之中49。 如果中國「現代主義」的定義比原來的西方現代主義還更為模糊，又缺乏前述 權宜定義中的「反思性的否定」，我們要如何看待這種現代主義？
為了勾勒出中國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樣貌，前輩學者們進行了非常多不同 方式的努力。王德威在《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藉由返回中國接受 現代性的歷史脈絡，跨越西方現代性為中國「現代性」立下的界限。他一反過 去以五四運動為中國現代性起點的做法，認為晚清小說中複雜多元的樣貌，早 已體現出有別於西方現代性的新貌。與此相較，五四運動諸人以西方為典範所 主張的革命與啟蒙大義，非但不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它甚至是中國現 代文學可能性的收窄。王德威的洞見因此提醒我們，應該在西方文學所限定的
「現代」意義上為中國現代性的實踐找到更多元的形式50。而李歐梵和史書美 的著作，則透過開發新的研究視角為民國以降的華文現代性夠了出更細緻的敘 述。李歐梵《上海摩登》以物質文化切入，完整的勾勒出當時上海的摩登氛 圍，說明現代性如何藉由報刊、教科書、電影等方式無所不在地深入中國日常 生活，成為一種已然存在的實踐和內化。值得留意的是在這本書的最後兩章，
李歐梵特意點出了日本與香港和上海現代主義的藕斷絲連之處，為後續「中 國」現代主義停滯閉塞的危機開出了新的方向。而史書美在《現代的誘惑：書 寫半殖民地》裡對中國現代主義的形成則有更為聚焦的分析，藉由將近代中國
49 楊聯芳，《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50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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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定義為「半殖民地」的方式，她試圖為中國現代主義的局限找到了解釋。
史書美認為近代文人所面對的是一種不完全的政治與經濟壓迫，也因此讓他們 的反抗運動（無論是政治或美學的）更難以統一。近代中國文人為了消解現代 性與現代主義間的悖論，意圖將西方（及日本）所帶來的現代性區分為「好 的」與「不好的」，卻也因為兩者永遠的矛盾而陷入主體分裂、焦慮不安的精 神狀況裡。和李歐梵一樣，史書美的研究也關注空間意識在現代性思考中的關 鍵作用。藉由重省北京與上海現代主義者不同方向的思考，史書美點出近代中 國知識份子「世界主義」意識裡的階級差異，打破線性流動的現代性想像51。
相較於前面諸位學者結合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徑，張松建《現代詩的再出 發：中國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則更專注於文學意義的「現代主義」。
張松建的研究雖然主要關切四〇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翻譯與寫作，但同時也細 緻地呈現出不同時期中國文人對「現代主義」的理解，從中歸納出「城市主 題」、「情感與意識的強烈張力」、「分裂的主體」、「語言的歐化、口語 化、悖論性」等數種特質。即便花費了如此大的苦功為中國現代主義進行歸 納，他提醒我們中國現代主義者並未形成一個嚴謹的組織，因此個別作者之間 差異極大，不能以一定義簡單概括全貌52。
因此即使在這些前輩學人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裡，「現代性/現代主義」的 內涵也經常是一道被懸置的問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因而在回顧中國 文學現代性研究的時語帶不滿地指出：「諸多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者對這個術語
（按：指Modernity）涵義的含混把握和不加辨識的使用」53。造成這樣的問題 的根源，我認為自然和楊聯芳所指出的兩個中國現代性特質有關，中國現代性 是如此含混複雜，以至於若學者一定要深究釐清其含義，則更容易迷失在其中 而更看不見其全貌。學者張和龍因而揭示，包括象徵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 義等一系列西方文藝思潮，被譯介入中國後遲遲並未獲得一個統稱。儘管這些 思潮在知識分子間早已並不陌生，然而從民國初年到五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
51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
51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