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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文化概念所包覆。72因此在劉覺女士看到上海村婦裸體的當下，這些連串 的概念也同時被喚起。在她眼裡這些中國村婦的裸體並不僅僅是身體，而是令 中國在「文明/現代/藝術」階級中超前於法國的關鍵。中國鄉村婦人的裸體因而 重新鼓動了她作為「中國人」的熱情，她再次將自己和中國融為一體，暫時忘 記了自己的僑生身份和對中國的不滿。
而當劉覺女士被眾人圍觀、詢問她是否為東洋人時，情緒高昂的她不自覺 的將自己放到了殖民者的位置上，僭用白人男性殖民者的眼光和態度來看待這 些「高貴的野蠻人」。這個模擬殖民者的過程並未持續太久，她旋即想起這些 人實際上是她的「中國同胞」，所以馬上將自己放回到「中國人」的身份，轉 而為中國人所受到的殖民壓迫而羞愧。然而羞愧感還未散去，她又馬上意識到 許多中國人就正在用同樣的方式在壓迫他人，她的行為不過是再度證明自己的
「中國」身份。在短短的一篇裡劉覺女士透過觀看上海村婦而在南洋、中國與 日本的視角中不斷切換，這樣經驗一方面再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對殖民現代性的 愛恨交加，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當時僑生錯亂複雜的認同困惑。而就本文所關心 的僑生「國民性」問題而言，如果劉覺能夠如此輕易地模擬不同的國民身份，
那麼暨南大學以語言和血統所指認的單一「國民性」，也開始變得搖搖欲墜。
相較於那些書寫南洋的作品，我們極少在這些書寫上海經驗的作品裡看到 僑生們身為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相反的，他們經常因為觀看上海而對中國產 生了疑惑和怨恨，透過這樣的「模擬」（mimic）與反身性地追問，他們開啟了 思索南洋身份的契機。
（三）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與革命文學的互動
《景風》、《秋野》和《檳榔》三份僑生雜誌裡看見了南洋意識的初步萌 芽，但因為當時的時局下這樣的南洋意識自然尚未得到發展的時機，更不可能
72 相關討論見吳方正，〈裸的理由——二十世紀初中國人體寫生問題的討論〉，《新史學》第 15 期第 2 卷（2004），頁 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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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認同。此時的南洋意識更像是以一種問號的方式存 在，僑生對自身的困惑，擾亂了《中國與南洋》中理所當然的國民性和殖民計 劃。這種對於自身存在高度的反身性思考，正是現代性經驗的重要元素，僑生 們也將在這樣的焦慮中試圖重建或鞏固自身的認同。也因為這樣的雜音，讓這 暨南大學和三份僑生雜誌得以成為多種聲音共同辯證、拉鋸的空間。
在這個處於上海的南洋空間裡，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觀察並實驗他們的殖 民計劃，另一方面也在其中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進行反思，試圖以此讓中國躋 身現代世界之中。而對於到上海的南洋僑生而言，他們一邊要承擔身為「中國 人」的相同責任，另一邊廂也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南洋身份，積極地嘗試調和兩 者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在這個相對開放的南洋空間裡，雙方得以對中國和南洋 進行更多不同的討論。
譬如在前引《秋野》帶有「南洋文藝宣言」意味的〈編後〉和〈中國文學 的新途徑〉刊出以後，引起了一番對「南洋文藝」的討論。在妤雯的〈建設海 外中國文學的反應〉73中擔憂沒有南洋經驗的人寫南洋，會變得跟租界裡的空頭 文人寫無產階級一樣空洞。陳翔冰因而在回覆裡承諾，南洋文藝絕對不會變成 革命文學，堅定地批評革命文學脫離時代的做法。這段看似平凡的澄清，放在 這些僑生雜誌裡卻顯得非常有趣，因為在1928年「革命文學」的討論開始流行 以後，這幾份雜誌實際上很快就接上了相關的論述。譬如在《秋野》的〈今後 新文學底使命〉74、《景風》的〈編者話〉75〈俄國普羅列搭利亞文學底發達〉
76，《檳榔》的〈玫瑰花與革命文學〉77等文章，都旨在宣揚革命文學，呼籲學 生脫離無病呻吟的資產階級美學，投入書寫底層人物的革命文學工作中。同時
73 妤雯，〈建設海外中國文學的反應〉，《秋野》第2 卷第 5 期（1928 年），頁 567-572。
74 符紫青，〈今後新文學底使命〉，《秋野》1928 年第 3 期，頁 209-214。
75 絲絲，〈編者話〉，《景風》第2 卷第 1 期（1928 年），頁 90。
76 昇曙夢著，守恃著，〈俄國普羅列搭利亞文學底發達〉，《景風》1928 年第 2 卷第 2 期，頁 1-7。
77 鄭舜英，〈玫瑰花與革命文學〉，《檳榔》第1 卷第 1 期（1928 年），頁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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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的編輯許傑在馬來亞時期積極推動南洋文藝，1929 年回到上海後也曾任暨 南大學文學院主任，在他所指導的未明文藝社、中國文學研究社、太白社宣傳 他的左翼理念。又如溫梓川，在革命文學興起的時代也曾經主動參與《語絲》
的論戰，批判革命文學的問題，往後他回到了馬來亞也曾發行《詩草》以倡議 現代主義詩運動。
以暨南大學為中心的人員與論述的流動，不斷地擴展並豐富了原有的討 論。過往在討論新馬南洋文藝的興起時，因為受限於史料和左翼學者的論述，
往往一面倒地將南洋文藝直接連接到革命文學上，抑或將南洋文藝的興起視為 中國影響的一部分86。但從《景風》，《秋野》到《檳榔》的討論，卻明顯拉 出另一條和革命文學迥異的、由僑生們自主發起的南洋文藝運動。在中國境內 發生的南洋文藝，說明僑生們不是單一地接受民初中國所提供的南洋論述，他 們在其中自主發起討論和創作，進而積極參與了南洋和中國兩地的文學生產和 現代性反思，南洋與中國意識的拉鋸在這些辯證的聲音裡逐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