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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感覺與革命現實主義
為了處理中國與南洋之間的拉鋸與張力，黑嬰與南洋僑生們找到了第二種 方案：將自身的南洋經驗翻譯、縫合到中國認同之中。前述暨南僑生雜誌上提 倡「中國新文學下的南洋文藝」是這個方案的其中一種實踐方式，而在當時比 同輩暨南僑生們走得更遠的黑嬰選擇了另一種實踐——寫實與革命的轉向。
黑嬰其實很早就開始以寫實手法書寫左翼風格的作品。早在他到上海的第 一年，就在宣揚無產階級文學的《無名文藝》創刊號上發表〈沒有爸爸〉一篇 小說，爾後加入無名文藝社，與發起人葉紫過從甚密116。在滬期間他一手大量 書寫新感覺風格的小說，另一手也寫了像〈鐵的歌〉117、〈赤道線〉118、〈破 滅〉119、〈爸爸上園口去〉120、〈小伙伴〉121等關注無產階級生活的寫實風格作 品。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黑嬰為了響應抗日而回到棉蘭擔任《新中華報》
編輯，此後的作品更急劇轉向革命寫實主義。1942 年黑嬰被日軍關押在集中營 中長達三年，1951 年他以歸僑身份重返中國，卻遇上文革而被下放勞改。但即 使為革命吃盡苦頭，到了晚年他仍堅持革命文學立場，新感覺與現代主義的黑 嬰自此消失在文壇中。
我們要如何解釋黑嬰急劇的轉向？一種簡單的解釋是成長小說式的「從迷 茫到頓悟」：黑嬰早期的新感覺作品是因為年少無知、在上海的聲色中迷失了 自我，後期則因為頓悟帝國和資本主義的壓迫，才毅然脫離新感覺派而投身愛 國與寫實的革命文學中。這種近乎懺悔錄的解釋不僅慣見於研究黑嬰的學者
116 黑嬰，〈沒有爸爸〉，《無名文藝月刊》第1 卷第 1 期（1933 年），頁 49-55。黑嬰與葉紫 的關係可見其晚年回憶，〈葉紫與《無名文藝》〉，《新文學史料》1979 年第 4 期，頁 115-117。
117 黑嬰，〈鐵的歌〉，《文藝月刊》第5 卷第 3 期（1934 年），頁 14-24。
118 黑嬰，〈赤道線〉，連載於《中國文學》第1 卷第 2-6 期（1934 年）。
119 黑嬰，〈破滅〉，收入王紀人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87·杜衡 徐霞村 黑嬰卷》（上海：上 海文藝，2010），頁 492-495。
120 黑嬰，〈爸爸上園口去〉，收入王紀人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87·杜衡 徐霞村 黑嬰卷》
（上海：上海文藝，2010），頁 496-500。
121 黑嬰，〈小伙伴〉，《現代》第5 卷第 3 期（1934 年），頁 48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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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楊慧，〈穿越“摩登”的家國書寫——重讀黑嬰的南洋敘事（1932—1937）〉，《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叢刊》第5 期（2016 年），頁 162-165；楊慧，〈1930 年代滬上文壇獨特的「新感 覺」：南洋華僑作家黑嬰的鄉愁書寫〉，《四川大學學報》，總196 期第 1 期（2015 年），頁 102-110；張敏，〈黑嬰小說主題研究〉，聊城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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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登生活與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偏好，另一方面也要面對自身「南洋屬 性」與中國認同之間的拉鋸。但正如風險與報酬成正比的資本主義信條，這個 理想中國的妄想同時也許諾相應的回報：只要他能夠壓抑自身慾望並投身於集 體中，他就能夠在未來的理想國裡找到自由與歸屬。黑嬰的轉向因此是他解決 前述兩種矛盾的方式，藉由壓抑審美與形式實驗、藉由將個人慾望與懷鄉情感 轉化為集體的解放運動，南洋的黑嬰完成了他「成為中國人」的工程。
要論證上述的說法，必須從黑嬰的創作歷程去追溯他「南洋與中國」、
「現代與寫實」兩條軸線之間的糾葛與變異。〈在歸國的途中〉125是黑嬰最早 發表的作品之一，當時黑嬰剛到上海，以本名張又君發表這篇講述回國經過的 散文。這篇語調浪漫的作品以蘇門答臘的生活為起點，黑嬰自述：「在這南島 上我生下來，暖和的風氣中我長大着。小時候不知道那兒是我的祖國？這兒，
藍眼睛的，黑皮膚的，……人種非常混雜；我的腦子裏並沒有什麼祖國的觀 念。」黑嬰早期的作品裡揭示了一個重點，南洋僑民的中國認同不是理所當然 的，尤其生活在各種民族混雜的南洋社會裡，黑嬰原來的認同可以有許多種發 展的可能性。但在下一句裡，這樣的開放性突兀地完全收攏，黑嬰馬上跳躍到 穩固的中國認同之中，宣稱：「年紀大了，我明白自己是『中國人』；而中國 在離蘇島十多天海程的地方」，文章之後流暢地以「回中國」、「回到祖國」
來指稱那個實際上從未到過的土地，最後在「上海！我的祖國」這樣的激情吶 喊中將最初提出的困惑完全拋諸腦後。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滿懷熱情的南洋僑生很快就碰上了幻滅。身處於上海 的黑嬰一方面對中國的軟弱與殖民情境感到恥辱，但另一方面又深深迷戀於上 海的現代經驗。他筆下的上海因而永遠憂鬱與糜爛，但同時又充滿積極和光明 的追求。譬如在〈紀念碑〉126裡，黑嬰敘述自己在一二八事變發生兩週年後，
看見早已遺忘殖民恥辱的上海而深刻反省：「我痛憤着祖國的糜爛，自己的沉 迷：一面卻自棄地覺得人生除了盡力追求一些快樂之外還有什麼呢？矛盾的心 啊，愈來愈覺沉重了！……我想在這廢墟上豎起一座紀念碑，用着肉手在碑上 刻下我的紀念詞！」黑嬰兩種慾望的矛盾因而碰撞出截然不同的文風，一面是
125 張又君（黑嬰），〈在歸國的途中〉，頁137-141。
126 黑嬰，〈紀念碑〉，《申報·自由談》1934 年 2 月 1 日，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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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破碎的、頹廢的、色情化的、主觀的、昏眩的新感覺風格；另一面 則是「紀念碑」：結構完整的、陽剛的、健康的、寫實的、清晰的革命文學。
兩種風格雖然同時出現於黑嬰的早期創作中，但黑嬰認為後者才是他應該 投身的理（妄）想，前者則是必須要被壓抑的慾望。因此當他以作家身份給予 青年讀者寫作指引的時候，他強調寫作:「絕不是為了消閒，也不是個人身旁瑣 事的記錄」，而文字的使用也不應該「弄新奇的花樣」127。黑嬰的寫作建議弔 詭地完全和他的新感覺代表作相斥，若遮去作者的名字，我們幾乎要以為這是 其他人對黑嬰新感覺作品的批評。
現代與寫實，在黑嬰的作品裡呈現出互相糾纏的複雜關係。在一些作品裡 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兩種風格間的內在聯繫與角力，例如在〈未完的故事〉
128裡描述上海一對男女之間快速的愛情，黑嬰一開始就用了非常典型的新感覺 筆法：異國情調、西化生活形態，視覺化敘述、快速切換的場景……其中還有 向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和劉吶鷗〈都市風景線〉致敬或模仿的痕跡。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戀愛行進的過程中，這對學生情侶聽見社會學教授以畫 外音的方式講述「社會是進化的。在進化的過程中……」。但這個警語並未打 動熱戀中的情侶，他們接著到俄國人經營的麗娃栗旦河（Rio Rita）去玩，在詩 情畫意的浪漫場景看著法國和俄國遊人，恍惚置身國外的時候，男主角的腦海 裡卻忽然響起哥哥的聲音：「說青年應當怎麼去努力：還給他說時代，說中 國……。在他的目前展開的也有殘酷的屠殺；侵略者的強橫」男主角被這些號 召革命的聲音逐漸喚醒之際，女主角再次打斷了他的思緒，她說「我需要刺 激，強烈的刺激」，讓故事再次陷入肉慾與戀愛的氛圍中。眼見這個愛情故事 發展得正烈，黑嬰這時卻忽然以作者身份跳出來，突兀地截斷了小說，說這個 未完成的故事已經在他腦子裡消失不見，所以沒有辦法再寫下去了。但他因為
「對於這種風格到此刻我還有一些偏愛」，所以不捨得將小說捨棄，決定讓它 以這樣未完的形式留下來。但在表達自己對新感覺風格的偏愛以後，他在結尾 處又加上了一個矛盾的否定：「至於我自己，我在刻苦努力探求着新的東西，
127 見黑嬰，〈兩點淺見〉，《青年界》第11 卷第 1 期（1937 年），頁 20。
128 黑嬰，〈未完的故事〉，《新時代》第6 卷第 1 期（1934 年），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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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文藝，2010），頁 439-448。132 黑嬰，〈南洋之街（一）〉，《申報·自由談》1934 年 10 月 30 日，頁 17；黑嬰，〈南洋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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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粉香，男人的血流，香烟與酒味猛烈地撲着鼻官，刺激著每一個人的的神 經。」在沉醉於爵士樂和愛情遊戲之際，蕙小姐因為發現南洋華僑們並不在乎 中國局勢，而忽然突兀地從中抽離，並且震怒得「要嘔出來了」。她斥責南洋 華僑生活的墮落，「簡直是行屍！是走肉！……再如對祖國的缺乏認識，是而 至於謾罵到一般炮火下的人們」。〈南島之春〉再次讓我們看到私慾與大我之 間的突兀轉折，但值得留意的是，這篇小說裡將頹廢的摩登生活與南洋華僑生 活勾連了起來，並且將之貶低為令人作嘔的、醜陋的事物，與之對立的則是苦 難但崇高「祖國」。黑嬰在〈未完的故事〉中被丟下的革命聲音此時變得異常 響亮，它推開了摩登生活的幻夢，讓故事急劇轉向寫實和革命的呼聲中。在小 說結尾，蕙小姐開始進行自我批評自己過去在上海的糜爛日子，但因為「想不 出一條路來」而陷入迷茫之中。
寫於1936 年的蕙小姐對於未來的生活仍保有迷茫，但這樣的迷茫很快就被 更高更大的聲音覆蓋過去。在太平洋戰爭以後，黑嬰的作品完全地倒向革命吶 喊中，早期南洋所代表的色欲、混亂和浪漫情緒一掃而空。在「新中國」建國 以後，他原先幻想的中國有了堅實的實體，因而早期在中國的無家感也全被新 中國的信心所取代。《紅白旗下》這篇後期的長篇小說裡，南洋與中國兩者的 關係已變得涇渭分明：「印尼人民曾經被帝國主義所蒙蔽，把廣大的華僑看作 是他們的吸血者，現在他們已經明白，當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在亞洲大陸上站了 起來的時候，華僑大眾將是他們改善自己命運的可靠的友人，他們要撤底翻 身，應當與新中國緊緊地攜手。毛澤東主席的巨幅畫像，由印尼勞動群眾抬起
寫於1936 年的蕙小姐對於未來的生活仍保有迷茫，但這樣的迷茫很快就被 更高更大的聲音覆蓋過去。在太平洋戰爭以後，黑嬰的作品完全地倒向革命吶 喊中，早期南洋所代表的色欲、混亂和浪漫情緒一掃而空。在「新中國」建國 以後，他原先幻想的中國有了堅實的實體，因而早期在中國的無家感也全被新 中國的信心所取代。《紅白旗下》這篇後期的長篇小說裡，南洋與中國兩者的 關係已變得涇渭分明：「印尼人民曾經被帝國主義所蒙蔽，把廣大的華僑看作 是他們的吸血者，現在他們已經明白，當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在亞洲大陸上站了 起來的時候，華僑大眾將是他們改善自己命運的可靠的友人，他們要撤底翻 身，應當與新中國緊緊地攜手。毛澤東主席的巨幅畫像，由印尼勞動群眾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