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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20 年代的東亞與日本外務省

第一節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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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20 年代的東亞與日本外務省

從 1921 年首次的中國考察之旅開始,到 1932 年負傷返回日本為止,重光葵 直接觀察中國動態的時間已有 11 年之久,可以說:他在整個 1920 年代的任務重 心,就是放在分析及處理對華事務上。當時的日本政府業已推行外交官試驗制度 達 20 餘年之久,在外務省內的人才培育走向專業化且日益完備的情況下,重光 葵可說是: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培養出來的職業外交官。此時的他,雖然尚只 是一位外事資歷不足 10 年的外交官,但是當時整體國際局勢所發生的變動,對 他的世界觀可說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最要者,莫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 世界政局丕變,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倡的「新外交」理念,以及在蘇聯支 持下,所形成的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對日本要求歸還在華利益的挑戰。以下將就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東亞政局的改變、日本外務省的建立,及近代外交人員的 誕生等面向,進行背景描述。

第一節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政局 一、「新外交」與華盛頓會議

1918 年 11 月 11 日,在同盟國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定後,歷時 4 年又 3 個 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在這場參戰國家高達 30 國、動員人數超過 7 千 萬人的戰爭中,約莫有 4 千萬人喪失性命或是身受重傷,若純就經濟角度的發展 觀之,歐洲的工業發展程度,甚至因此倒退有 8 年之多。15也正是在這場人類史 上首次大規模的戰事結束之後,國際的政治秩序,同時面臨了多重的新挑戰。例 如:1917 年被西方列強視為存在威脅的俄國共產政權之建立、非西歐國家追求 民族獨立運動之浪潮,和以新興國家之姿,投入世界爭霸的美國崛起等。16

15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 35。

16高原秀介,〈ウィルソン主義とワシントン体制〉,收入和田春樹等編,《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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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 Wilson,1856-1924)所倡議之「新 外交」政策,更可視為美國崛起的象徵。1918 年 1 月 8 日,當世界大戰仍在持 續進行的時候,威爾遜在國會演講中,針對甫成立不久的蘇俄政權及其領袖列寧

(Vladimir Lenin,1870-1924)所倡議的「無賠償、無併吞」之和平原則,提出 了各項建議,17此即世人所熟知的《十四點原則》。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戰後 的世界應當是「開放的」世界,如:和平條約當公開締結、保持公海航行的絕對 自由、消除一切經濟壁壘、裁減各國軍備及依據門戶開放原則,對各殖民地進行 開發等;(二)抵制並消除蘇俄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三)要求在給予歐洲及近東 各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恢復和建立民族國家,或是建立受到列強保護、實行門 戶開放原則的保護國;(四)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之國際聯盟,在相 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情況下,達到永久和平的外交結構之基礎。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歐洲主要戰場,且參戰較晚的美 國,一躍成為了世界上的經濟強國,甚至同時是戰後的主要債權國,世界金融中 心也開始從倫敦向紐約華爾街轉移。191919 年 1 月 18 日,在凡爾賽宮召開的巴 黎和會正式開幕,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及日本等戰勝國代表,在會前便已 經舉行過非正式會談,為會議的進行做足安排。1 月 25 日,在會議上各國代表 通過成立國際聯盟的決議,並於 4 月 28 日通過《國聯盟約》,並將其列入《凡爾 賽和約》之中。1920 年 1 月 20 日,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威爾遜在《十四點原則》

中,力求達成的目標終於實現。但是在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的情況 下,至 1946 年國聯宣告解散為止,美國始終未曾加入國際聯盟。20

為了達成設立國際聯盟的目標,美國在山東歸屬的問題上,對日本做出了讓 步。在召開巴黎和會期間,列強本欲將日本在戰時獲得的山東權益歸日本所有,

而威爾遜對此立場,原本是同情中國,但為了拉攏日本支持設立國際聯盟,轉而

(東京:岩波書店,2011),頁 68;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72。

17千葉功,《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 1900-1919》(東京:勁草書房,2008),頁 i。

18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72。

19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72。

20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75、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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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日本的要求並敦促中國讓步,21但是在山東問題上堅不讓步的中國代表團,

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當其他國家代表團於 1919 年 6 月底簽訂《凡爾賽條約》後,

美國參議院卻對於條約中的中國條款「不予同意,且保留美國對於中國與日本因 此條款所起爭論之完全自由行動權」,拒絕批准條約。山東問題因此未能徹底解 決,22而必須要等到 1921 年底召開的華盛頓會議才達成協定。

如果說《凡爾賽和約》是對德國戰爭賠償的追討,以及戰後歐洲秩序的重新 整理與建立的象徵,則 1921 年 11 月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便可說是美國、英國及日 本等國就亞太區域的勢力分配,重新協商的過程。1921 年 7 月,在與英國政府 達成共識後,美國哈定(Warren G. Harding,1865-1923)政府發表公開聲明,向 英國、日本、中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建議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限制海軍軍 備和亞太區域問題,並於 8 月發出邀請,11 月 12 日會議正式展開。23

會議從召開到 1922 年 2 月 6 日閉幕為止,共計簽署了《四國條約》、《五國 海軍條約》及《九國公約》等多項協定。1921 年 12 月簽訂的《四國條約》中,

規定了各國在太平洋區域內的領地權益。而條約生效後,自 1902 年確立以來,

已存在 20 餘年之久的英日同盟也宣告廢除。此外,1922 年 2 月簽訂的《九國公 約》,則是在「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的前提下,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的原則,再次確認了各國的在華利益。在《九國公約》簽訂之前,中日兩國代表 便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雖然仍保留了些許對日本人及外國 僑民的在華利益,但透過此一條約的簽訂,日本政府必須依此讓軍隊撤出山東半 島,並將過去德國在山東半島上的利益,如:膠濟鐵路、膠州租借地等歸還中國,

未能在巴黎和會上解決的山東歸屬問題,也就自此定案。24

從簽訂《凡爾賽和約》設立國際聯盟開始,到召開華盛頓會議為止,由威爾 遜倡議的「新外交」,即建構多國間的協商體制、廢除秘密外交及門戶開放政策

21高原秀介,〈ウィルソン主義とワシントン体制〉,頁 77-79。

22王新生、矢板明夫,〈論 20 年代日本的“協調外交”〉,《日本學刊》,2000 年第 4 期(北京,2000.04),

頁 127。

23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83。

24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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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念,陸續得到落實。這種新外交及多國間的協商體制,在於否定一次大戰前 的國與國之間,藉由政治上的合作(如英日同盟、日俄協商等),以帝國主義式 的外交手段,建立勢力範圍及擴張政經利益等,即所謂的「舊外交」。25這樣的 舊外交,犧牲了發展相對落後的民族或國家。26而一次大戰的爆發,正是因為同 盟國與協商國集團,彼此在這樣的舊外交中發生了矛盾與衝突,在各國國民全然 不知的情況下,進而導致走向全面戰爭的結局。27

二、日本「協調外交」與幣原喜重郎

面對戰後此種由美國所推動的新外交浪潮,日本政府起先並不能適應。在巴 黎和會上,僅就山東問題、德屬南洋群島歸屬問題及廢除人種差別問題等案進行 商議,對美國意欲推動的國際聯盟等議題,卻是毫無準備。因而招到了來自美、

英、法諸國領袖的指責,甚至有國際輿論稱呼日本為會議上「沉默夥伴」(Silent Partner)的揶揄之聲。28在巴黎和會結束後,當 1921 年 7 月得知:美國政府將就 商討東亞地區問題一事,召開國際會議的消息時,日本政府對此感到相當不安,

擔心從二十一條要求到出兵西伯利亞的政策,將會成為會議上被譴責的目標。加 上美國政府所倡議的門戶開放原則,勢必將對日本在華的條約權益,造成若干影 響,因而對是否與會一事,感到猶豫不決。29

最終,意識到無法獨自對抗美國的日本政府,選擇參加這場會議。日本決定 與會的理由,還有雙方已經就中國東北的日本利益問題上達成妥協,同時藉由對 美國出口生絲,又從美國進口原棉後加工成棉織品,再轉售至中國的經貿模式,

對戰後貿易收支再次出現赤字發展的日本政府而言,與美國進行合作,無疑是改

25千葉功指出,「舊外交」的特質包括:由君主與政府獨佔的外交政策、秘密外交、殖民地政策、

由兩國間的同盟、協商所推疊出的安全政策、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外交。參照千葉功,

《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 1900-1919》,頁 ii。

26細谷千博,《両大戦間の日本外交》(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75。

27千葉功,《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 1900-1919》,頁 ii。

28戸部良一,《外務省革新派:世界新秩序の幻影》(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頁 10。

29北岡伸一著,王保田等譯,《日本政治史:外交與權力》(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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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日本經濟的源泉活水。30自此,日本政府決定支持美國所倡議的國際協商道路,

並開始闡述「協調外交」的要義。華盛頓會議結束後,日本外相內田康哉

(1865-1936)於 1923 年召開的帝國議會上,發表了國際協調外交之方針,並且 表示:「現代世界之大勢,在於各國一同除去排他性的利己主義,並試圖達成以 正義及和平為目的之國際協調,同心協力以實現人類共存共榮的目標。這樣的目 標,不僅與帝國永遠的利益相符,同時也是能使帝國國運昌隆的途徑,除此之外 別無他法。此乃帝國政府深信不疑之處!」31這樣的發言,應被視為是:日本政

(1865-1936)於 1923 年召開的帝國議會上,發表了國際協調外交之方針,並且 表示:「現代世界之大勢,在於各國一同除去排他性的利己主義,並試圖達成以 正義及和平為目的之國際協調,同心協力以實現人類共存共榮的目標。這樣的目 標,不僅與帝國永遠的利益相符,同時也是能使帝國國運昌隆的途徑,除此之外 別無他法。此乃帝國政府深信不疑之處!」31這樣的發言,應被視為是: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