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光葵的外交官之路
第二節 駐使歐美的外交歷練（191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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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重光葵的學習能力表現確實相當優異。
通過外交官試驗，進入外務省工作，不僅讓重光葵出人頭地，成功擠進了新 時代的菁英窄門，同時更減輕了家庭的經濟負擔。根據外務省發給的任命令中，
重光在德國首次任官的在勤俸便有三千三百圓整。89這對當時「家計宛如黑暗」
90的重光家，可說是帶來一線光明。相較於他大部分的同期或是前輩的家境，雖 然都是武士之後，但在經濟的寬裕程度上，實在是天差地遠。無怪乎當重光準備 前往德國赴任時，母親松子在送行時為此喜極而泣，說出了：「雖然我已經可以 死了，但現在起我得好好活下去！」91這樣的話。
第二節 駐使歐美的外交歷練（1912-1920）
一、在德、英任職的過程
在政務局第二課（從事歐美政治相關的工作）經過數個月的見習後，1912 年，重光葵就被派至位於柏林的駐德使館，以外交官補的身份，開始了他在日本 外務省的第一份工作。孰料 2 年後，1914 年 6 月 28 日，由於奧匈帝國王儲斐迪 南夫婦在塞拉耶佛被刺的事件，造成以德國、奧匈帝國與義大利三國結合的同盟 國集團，與英、法、俄等國所組成的協約國集團彼此相互宣戰，連帶引發了歐洲 諸國的陸續參戰，一場人類史上毫無前例可循的大規模戰爭就此爆發。將此次歐 洲諸國的大戰視為擴張在華權益最好時機的日本政府，以 8 月初英國提出的參戰 請求為契機，在閣議上決定參戰，並於 15 日向德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在未得 到德國政府的回覆下，日本於 8 天後正式對德宣戰，並且順勢展開了對德國在山 東省及南洋群島勢力範圍的攻擊行動。92
日本的參戰，迫使日本在德國活動的外交人員撤離德國，轉往歐洲其他國家
89向陽祭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編，《重光葵写真集》（大分：向陽祭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1987），
頁 19。
90重光葵，《外交回想録》，頁 11。
91重光葵，《外交回想録》，頁 12。
92奈良岡聡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の日本外交〉，收入山室信一等編，《現代の起点第一次世 界大戦第 1 卷》（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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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在這樣的機遇下，重光被外務省調派至英國倫敦的使館擔任三等書記官，
結果反而讓過去接觸德文學習甚久的他感到十分新鮮，一種大開眼界的感覺油然 而生。在英國的四年時間，重光認識到：相較於「德國式的軍國主義」，英國的 民主可說是完全與之相反，不禁為自己過去只透過德文去認識世界的狹隘想法感 到羞愧，而「決定在公務閒暇時，全心全意地去了解，這樣的英式民主之所以能 統治世界的原動力及歷史。」93武田知己指出：一次大戰的爆發，讓原本是德國 派的重光對德國外交產生了某種幻滅，而決定遠離德國。藉著調派至倫敦的機會，
轉向研究英國的民主制度。但事實上，重光對民主本身並沒有太高的評價，而是 對其在戰爭時所具備的動員力量感到印象深刻。對他來說，所謂的民主正是「總 力戰」中最為強大的政治性武器。94
二、對華認識的起點
同時，也正是重光葵在倫敦使館任職期間，與參事官本多熊太郎（1874-1948）
的會談，及中日兩國在二十一條要求上的交涉，促發了他對認識中國問題的強烈 動機。當時的重光葵在專門處理暗號電報的電信課工作，隔壁正是本多熊太郎辦 公的參事官室。本多熊太郎，1874 年生於今日的日本和歌山縣，1895 年進入外 務省，曾被派駐過中國、比利時等地。於 1901 年出任外相小村壽太郎（1855-1911）
的秘書官，並且以隨員的身份參與了日俄戰後的樸資茅斯會議。本多時常將重光 等年輕的外交官集合在一起，「從戰爭情勢與英國國情，談到中國問題與小村外 交，他都以絕對的權威深切論辯之。……當本多參事官提到小村大臣是如何拚命 開拓日本的未來時，熱淚便從他的眼眶中不斷溢出」。95重光回憶道：「這種激昂 的言論，對當時像我這樣一無所知的青年外交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聽一次 便會熱血沸騰！」而也正是「本多參事官對小村外交與中國問題的論點，是促使
93重光葵，《外交回想録》，頁 39。
94武田知己，《重光葵と戦後政治》，頁 47。
95伊藤隆、渡邊行男編，《重光葵手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86），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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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投入中國問題的最大動機。」96
此處的小村外交，就是指小村壽太郎（1855-1911）在擔任外相期間
（1901-1906，1908-1911），藉由 1905 年的《樸資茅斯條約》及 1910 年《日韓 合併條約》的簽訂，日本獲得了長春以南的中國東北利益，並且併吞了朝鮮半島。
其中，日本政府對於耗費國力甚鉅、與俄國軍隊大戰後才獲得的中國東北權益，
更是視為不可失去的禁臠。1909 年，由元老山縣有朋等人提出的《第二對清政 策》意見書中，便使用了「二十億之資財與二十餘萬之死傷」的詞彙，形容為取 得中國東北利益所付出的代價。這樣的說詞，即使在 22 年後所發生的九一八事 變期間，於日本政府的文書與宣傳中仍是屢被提及。97在前輩本多熊太郎的激昂 言詞渲染下，青年重光葵的民族情緒因此激動不已，而此後如何確保日本自日俄 戰爭以來，所獲取的中國東北利益，也是重光開始關注中國問題的主要動機。
再度加深重光葵對認識中國意欲的契機，則是 1915 年發生的中日二十一條 交涉問題。時任外務大臣的加藤高明（1860-1926），趁著歐洲列強彼此大戰之際，
欲藉由對德作戰獲取德國在山東半島及南洋地區的利益，同時以歸還山東半島作 為「交換條件」，與中國政府換取如延長在遼東半島的租借期限等日本在華利益。
98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得到外務大臣訓令的情形下，向袁 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並強迫交涉。但袁世凱巧妙地將要求內容洩漏出去，而 到一月底為止，從中國的《申報》到英、美兩國的《倫敦時報》、《紐約時報》等 各國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大篇幅報導。英國外相格雷（Edward Grey，1862-1933）
雖曾在 1913 年 1 月，便私下向加藤高明表示理解日本延長在中國東北利益租借 期限之要求，但當媒體暴露出二十一條中有著日本政府未曾向英國提及的第五號 內容時，其中所謂「將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鐵路之建造權利交 與日本」一項，對英國在華利益損害最大，使英國轉而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
最終迫使日本刪去第五號要求，中日雙方就其餘四號要求進行交涉，並於 5 月
96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41-42。
97加藤陽子，《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東京：新潮文庫，2016），頁 175-176。
98奈良岡聡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の日本外交〉，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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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簽訂《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于山東之條約》等條約，即 所謂的《中日民四條約》。99
當時人就處在對英外交第一線上的重光葵，清楚地見識到袁世凱運用媒體宣 傳所達到的效果。他回憶道：中國政府將宣傳的焦點集中在第五號內容上，直言 此舉是要把中國納為日本的屬國。在不清楚交涉全貌的情況下，日本駐英使館對 此極力撇清，強調要求僅止於與中國東北及山東相關者而已。100但當要求內容被 英國媒體全部曝光以後，反倒讓日本駐英使館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重光 認為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不只讓日本政府遭到世界輿論的總攻擊，甚至也使同 盟國（指英國）對日本的信賴一落千丈」，而這無疑是「日本外交史上的顯著汙 點」。101
三、巴黎和會的衝擊與外務省革新同志會的成立
1918 年 5 月，重光再度調職，來到美國的波特蘭擔任領事。而也就在半年 後的 11 月 11 日，德國與奧匈帝國等同盟國宣布戰敗，長達 4 年有餘的第一次世 界大戰正式終結。在對德宣戰後不久，日本政府便積極準備講和工作，力圖取得 德國在山東省與赤道以南的南洋群島的勢力範圍。而今戰事已結，正是提出這些 要求的時機。因此在同年的 12 月，日本政府確立了講和方針，並決定在隔年於 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講和會議上，提出德屬南洋群島的處分及原屬德國的山東利 益之繼承問題，對於與日本自身利益無關的問題則採取保持沉默的方針。102
1919 年 1 月 18 日，處理戰後事務的巴黎和會正式展開，日本派出了以西園 寺公望（1849-1940）為首席全權代表、牧野伸顯（1861-1949）為全權代表的將
99奈良岡聡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の日本外交〉，頁 141-143。
100 1915 年 1 月 18 日，在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同日，加藤高明同時致 電日本駐英大使井上勝之助（1861-1929），表示日本將就山東及中國東北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交 涉，但並未提及第五號內容的存在，駐英使館應不知曉要求內容的全貌，重光葵的回憶當符合事 實。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四年第三冊上卷》（東京：外務省，1968），頁 537-540；重 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45。
101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46。
102櫻井良樹，《国際化時代「大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7），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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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 人之代表團與會。以隨員身分出席者，包括了安達峯一郎（1869-1934）、
本多熊太郎等公使級人物，以及松岡洋右（1880-1946）、佐分利貞男（1879-1929）、 吉田茂、有田八郎（1875-1965）、堀內謙介（1886-1979）等書記官及事務官。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參與巴黎和會的書記官及事務官們，日後皆成為了活躍於 20、30 年代、影響日本外交政策深遠的高階外交官。同時，參與者除了外務省 的官僚團體外，代表團內尚有海軍、陸軍方面派出的代表，以及在諸多專家和西 園寺公望的隨行人員之中，也包含了日後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1891-1945）。而 人在波特蘭的重光葵在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月，隨著代表團的行列從美國搭船來到 了法國，可以說巴黎和會是日本首次參與的攸關國際事務之多邊會議外交。103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參與巴黎和會的書記官及事務官們，日後皆成為了活躍於 20、30 年代、影響日本外交政策深遠的高階外交官。同時，參與者除了外務省 的官僚團體外，代表團內尚有海軍、陸軍方面派出的代表，以及在諸多專家和西 園寺公望的隨行人員之中，也包含了日後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1891-1945）。而 人在波特蘭的重光葵在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月，隨著代表團的行列從美國搭船來到 了法國，可以說巴黎和會是日本首次參與的攸關國際事務之多邊會議外交。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