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光葵的外交官之路
第一節 重光葵的成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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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重光葵的成長背景 一、家庭環境及家學影響
1887 年 7 月 29 日，重光葵出生於西國東郡（屬今日大分縣豐後大野市）的 郡長官舍中，父親直愿此時正是當地的郡長。重光直愿（1849-1925），生於杵築 藩的中平（今大分縣杵築市中平）地區，10 歲時父親即因生病辭去代官一職，
而由其繼承之，並受藩主任命為民政吏員見習役。除了學習劍術與槍術外，直愿 同時還研讀了當時被稱為豐後學大宗的帆足萬里之學問，並且研究有豐後聖人美 稱的三浦梅園的條理學。1865 年，17 歲的重光直愿成為藩內的民政吏員，但由 於鼓吹勤王大義，觸怒了屬於德川親藩的藩主松平親良（1810-1891），而被命閉 門思過。72
隨著以薩、長兩藩為主的倒幕勢力與幕府之間的戰爭局勢日益明朗，松平親 良這才改變了原本佐幕的態度，重光直愿因此得以重新任官，並出任藩校「學習 館」的教授。1871 年，明治政府推動廢藩置縣，杵築藩改制為縣，又在 1873 年 為了因應政府頒布的新學制，直愿被縣政府改任為田深與安岐兩地學校的教員。
之後，他又陸續在地方的裁判所、庶務課、衛生課等政府機關任職，後於 1885 年轉任大野郡長；其後再出任西國東郡長，直到 1894 年辭官返鄉為止，就此結 束了長達 30 年的公務生活。73
換言之，直愿雖然在幕府末期支持勤王，但在進入明治時代後，卻依然只是 在地方擔任公務員的角色。這對育有三男四女的家庭來說，政府給予的薪餉實在 是只能勉強支持生活而已。尤其在直愿辭官歸鄉後，家庭的經濟頓時陷入困頓。
重光葵在 11 歲時，成為同族伯父重光彥三郎的養子，可說是當時重光家一項不 得已的決定。而這樣的家庭環境，若與日後同樣是外務省同僚的吉田茂
（1878-1967）相比，真的可以天差地遠一詞，來形容兩人的成長背景。吉田茂
72豊田国男、西香山編，《重光向陽小伝》（大分：二豊の文化社，1957），頁 9
73杵築市誌編輯委員會，《杵築市誌本編》（大分：杵築市，2005），頁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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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父吉田健三（1849-1889）於 40 歲時英年早逝，當時年方 11 歲的吉田茂便 因此繼承了吉田家共計 50 萬元（相當於今日的 20 億日圓）的財產，而對於這樣 豐厚的家產，他也毫不吝惜地大加利用。例如：在擔任駐英大使期間，他甚至單 獨提供了將近 30 萬元的資金讓使館人員進行考察旅行。吉田茂能夠以「反骨的 歐美派」及「自由主義者」的樣貌在外交場合上行動自若，正是因為具有這樣雄 厚的財力基礎。74相對的，沒有足夠的財力基礎，或許也反映了日後重光葵在從 事外交或政治活動時，面臨到了諸多的限制之一。
許多武士階層在進入明治時代後，家庭的生活大多陷入困頓。由薩摩、長州 兩藩下級武士領導的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並建立明治政府以後，藉由版籍奉還
（1869 年）、廢藩置縣（1871 年），再到秩祿處分（1876 年）等一連串的政策，
雖然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卻也同時摧毀了過去二百餘年的幕藩封建 體系，剝奪了士族長久以來具有的世襲身分與特權。面對如此劇烈的時代轉變，
有許多不平士族打著「對抗有司專制」的旗號下，走上了武力抗爭一途。可以為 代表者，當是 1874（明治 7）年發生的佐賀之亂，以及 1877（明治 10）年的西 南戰爭，其中後者在政府的強力鎮壓後，從此便未再發生過類似的大規模士族叛 亂事件。75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士族都走上了武力對抗的路子。前往新的土地從事開墾、
嘗試做生意、利用金祿公債來投資公司或銀行、亦或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出任公 職，都是當時士族們積極適應這個新時代的方式。76直愿在明治時代，選擇了繼 續留在家鄉，於地方政府工作，雖然歷經多次異動，但還尚能維持溫飽。在園田 英弘的研究中曾經提到：許多士族為了不傷害一己的自尊心，於明治 14（1881）
年的統計中，約有 6 萬 5 千餘名士族擔任了包含軍人及警察在內的中央及地方官 員，3 萬名成為了教師。以當時 42 萬餘戶的士族而言，在約有四分之一的士族
74武田知己，《重光葵と戦後政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 16。
75松尾正人編，《明治維新と文明開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107-113。
76小風秀雅編，《アジアの帝国国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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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中，擔任官員者有 7 成，教師則約占 4 成，事實上所佔比例並不算少。77 重光家在杵築地方是相當具有名望的家族，身為漢學家的重光直愿，將自己 無法在政治及社會上施展的抱負，以文字書寫下來，同時也將自己的想法傳遞給 年紀尚幼的孩子們。這樣的內容，可從他所留下的文集《三余隨筆》一書中探知 一二。直愿認為：身為一名政治領導者，必須教導民眾「厚生利用」之道，且透 過「隨時應勢」（洞察且適應時勢之趨向）的政治手腕，以達成統治者與民眾之 間「保合大和」的和諧境界。78基於這種「隨時應勢」的想法，直愿也時常提醒 自己的孩子們：「將來日本非向世界飛躍不可，不能再像我一樣鑽研漢學，而應 當更加努力學習英語為宜。」認為父親不同於一般的「漢學家」，重光葵覺得活 用學問、使自己能在時運的趨勢中得到善用的直愿，更像是一名「經世家」，79而 他也接受了父親這樣的教誨，也許可以被視為是重光葵選擇步上成為官僚之路的 原因之一。
二、學校教育及成為外交官的志向
在如此艱難的經濟環境下，重光葵能夠以首席之姿，從杵築中學順利畢業，
並陸續就讀第五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在學業上脫穎而出，甚至同時通過文 官高等試驗及外交官試驗，實屬不易。重光家對教育的重視，及經濟環境對他的 試煉所培養出的韌性，或許都可以被視為其具有優異表現的原因。重光葵的兄長 重光簇與弟弟重光藏同樣都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雖然最終並沒有選擇成為官僚 的道路，但是日後兄弟兩人分別在工學和經濟學的領域，也都是有所成就的專家 及學者。
家庭的經濟及教育背景，培養出重光葵勤勉上進的個性，同時重光在就讀五
77鈴木淳，《維新の構想と展開》（東京：講談社，2004），頁 184。
78「厚生利用」出自《尚書‧大禹漠》，有富裕民生、物盡其用的意思；「保合大和」則語出《易 經‧乾•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武田知己，《重光葵と戦後政治》， 頁 11。
79重光葵，《外交回想録》（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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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期間，也參加了當時校內名為「修養組」的社團。該社團主張發揮「剛毅木訥」
的校風，重視禮儀與漢學，社員們時而登山、吟詠，時而針砭時事，這樣的社團 型態也著實符合時人對重光葵的整體印象。根據五高時期的同窗綾部健太郎及木 下三四彥的回憶：當時的重光可說是非常好強且善於辯論，可以說是位勤勉認真 的好學生，但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太過深刻的印象。80而在五高就學的三年中，
重光葵在頭兩年的班上學習成績，皆是排名前三；除了高三時，因生病等理由未 能參加期末測驗，因而導致排名下滑至班上第七名外，81可以說：重光這種奮發 向學的態度與勤勉認真的個性，同時也在其學習的表現上展露無遺。
從小學校、中學校到進入高等學校、帝國大學，最終通過文官高等試驗、成 為政府官僚，重光的就學歷程，或許也可被視為是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教育制度 與官僚體系連結的表徵。日本近代式的學校教育制度，始自於 1872 年《學制》
的發布，至 1886 年制定以《帝國大學令》為中心的各級學校法令為止，在這十 數年間，日本政府已然確立了以帝國大學為頂點，從中進行菁英選拔的教育體系。
其後，1887 年《文官試驗試補及見習規則》的制定，以及隔年考試的正式實施，
不僅使官吏任用試驗走向制度化，同時也確立了通過嚴格試驗者得以成為高級官 僚的途徑。可以說，在 1900 年的前後，過去周遊於各地漢學塾與私立學校以增 廣見聞的道路逐漸衰微；取而代之的，則是中學校的在學生與畢業生人數的增加，
與高等教育的連結也更為明確。82
日本高等教育與官僚養成的連結，起源於 1882 年，時任參議的伊藤博文，
在訪歐調查團的行程中，與西園寺公望的一段對談。曾經到法國留學、當時 40 歲不到的年輕貴族西園寺提到：雖然德國在普魯士的領導下而建立，但首相俾斯 麥擔憂新國家的官吏多為普魯士人出任，恐造成不良影響。因此他在柏林創立了 帝國大學，只要是通過試驗者皆能入學就讀。這樣的一所官吏養成學校，能夠廣 收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士，因而培養出許多有能力的官吏。而在戰爭中敗給德國的
80小泉憲和，《重光葵と昭和の時代》（東京：原書房，2010），頁 22-24。
81小泉憲和，《重光葵と昭和の時代》，頁 275-276。
82広田照幸，〈立身出世の夢と現実〉，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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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所謂「栗野事件」，發生於 1906（明治 39）年，日本政府為了讓外交官栗野慎一郎（1851-1937）
能夠安心赴任駐法特命全權大使，特意讓其子昇太郎從熊本五高轉至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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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重光葵的學習能力表現確實相當優異。
通過外交官試驗，進入外務省工作，不僅讓重光葵出人頭地，成功擠進了新 時代的菁英窄門，同時更減輕了家庭的經濟負擔。根據外務省發給的任命令中，
重光在德國首次任官的在勤俸便有三千三百圓整。89這對當時「家計宛如黑暗」
90的重光家，可說是帶來一線光明。相較於他大部分的同期或是前輩的家境，雖 然都是武士之後，但在經濟的寬裕程度上，實在是天差地遠。無怪乎當重光準備
90的重光家，可說是帶來一線光明。相較於他大部分的同期或是前輩的家境，雖 然都是武士之後，但在經濟的寬裕程度上，實在是天差地遠。無怪乎當重光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