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駐節中國（1925-1927）
第一節 1921 年的中國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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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已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搭船返回日本，中國考察之旅就此告一段落。
從這樣短短一段的記錄中不難發現，重光葵在此次的遊歷中，印象最深刻者 莫過於與孫文的會面了。但在離開廣東之後，他在中國遇見了誰？做了哪些事？
他只是以去過哪些地方作結，對此並未再做說明。這樣的中國之旅在重光葵的回 憶錄中，看起來是相當神秘卻又平淡無味。但是，在重光葵日後所撰寫的隨筆中，
此次中國之旅卻顯現了不同於回憶錄的樣貌。1985 年 7 月，重光葵的長子重光 篤將自家收藏的大量與重光葵相關的書信及文件，移交給日本國會的憲政紀念館 進行整理與編輯。當時東京大學教授伊藤隆與時任紀念館資料室主任的渡邊行男 二人，將這批重光葵在戰前及戰後寫成的隨筆、日記，陸續編輯、整理後出版成
《重光葵手記》及《續重光葵手記》兩冊。在這樣龐大複雜的資料中，渡邊行男 也特別將重光在巢鴨監獄時所書寫的隨筆資料加以整理，並刊登在《中國研究月 報》上進行介紹。在此之前，研究者們對重光葵的研究，只能以其 1957 年過世 前所出版的著作《昭和的動亂》及《外交回想錄》二書進行研討。117
與此次中國之旅相關的回顧，就是刊登在《中國研究月報》上一篇題為〈回 想孫文〉（孫文を偲ぶ）的隨筆。在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與孫文的會面過程 在記錄上與回憶錄相比，除些許語彙不同外，並無二致，可以說相當契合。這些 隨筆極有可能是重光在獄中為了重新梳理自己的回憶而寫，並且是其日後撰寫回 憶錄的底本。隨筆除了記下他對孫文的印象外，還包含了他對當時中國整體發展 的認識與觀察，而這也是前人在研究重光葵時，從未關注過的面向。本文希冀透 過分析〈回想孫文〉這篇文本的過程，在時代的背景脈絡中，重新理解重光葵對 1920 年代中國的認識。
第一節 1921 年的中國考察之旅
1921 年 1 月 15 日，重光葵以外務省參事官的身分，登上了停泊在橫須賀港
117小池聖一，《近代日本文書学研究序說》（東京：現代史料出版，2008），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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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軍艦春日號，前往過去歸德國所屬的南洋群島區域進行巡視。由於德國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因此退出了在南洋的殖民地，日本政府依據凡爾賽條約的 內容，在 1920 年國際聯盟的決定下，得到了委任統治位於赤道以北的德屬紐幾 內亞地區的權力。為了調查委任統治的區域現況，日本政府派出海軍軍艦前往該 地進行巡視，而當時外務省派出的隨行代表，正是年方 34 歲的重光葵。
3 月 16 日，重光葵完成此次南洋視察的工作後，抵達了當時屬於日本殖民 地的臺灣，並於 27 日在臺北完成報告並提交外務省。118然而，他的任務並未就 此結束。接下來，他與外務省同仁轉而搭船，從臺灣直抵廈門，經汕頭進入香港，
開始了他人生首次的中國考察之旅。在戰後撰寫的筆記中，重光葵提到：「此次 延長南洋旅行，兩個月來走訪中國南北，是為了解開新中國的謎團。」119而所謂 的「新中國」，就是指在二十一條交涉及巴黎和會上讓日本外交頻頻受挫的中國 政府。
1921 年 1 月 12 日，就在重光葵準備出發前往南洋的前 3 天，他寄了一封信 給弟弟重光藏，告知自己即將前往南洋工作的消息，並說明將會在工作結束後進 入中國，且詳細列出了從廈門到香港，進入廣東後再轉而視察長江沿岸城市，後 乘鐵路進入北京等行程安排。120這種想要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完全走遍中國 大江南北的行程，如果沒有日本駐華人員在當地加以協助，想來對一位完全不通 漢語的日本人而言，這樣的事情應該是不可能完成。這趟中國之旅，究竟是官方 的指派任務，亦或是重光在獨自聯繫駐華人員後前往考察，不得而知。
然而，培養更多理解中國的外交人才，對當時的日本外務省確實有著急迫的 需要。因為此時日本外務省內部，知曉中國事務的高階外交官員著實不多。1913 年 8 月至 9 月間，在中國的兗州、漢口與南京三地，便陸續有日本陸軍軍人遭中
118重光葵視察南洋群島的報告題為〈南洋視察ニ関スル報告〉，收錄於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ー）Ref.B15100706900，帝国一般官制雑件／南洋庁設置ニ伴フ諸法令草案（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參照多仁安代，〈南洋群島日本語教育史の基礎史料〉，《軍事史学》，29:2（東京，1993.09）， 頁 67-80。
119重光葵著，渡邊行男編，〈孫文を偲ぶ〉，《中國研究月報》，42:9（東京，1988.9），頁 49。
120重光葵書簡 179 號，《重光葵関係文書》，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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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隊所監禁，甚至有日本人民遭到張勳軍隊殺害的情事發生。三起事件的爆發，
在媒體的煽情渲染下，使日本國內的輿論群情激昂，大力批判政府外交的軟弱態 度。在這樣激情的氛圍中，時任外務省政務局長的阿部守太郎於 9 月 5 日突然遭 人暗殺身亡，這對當時的日本外務省而言，失去了有「中國通旗手」之稱的阿部，
無疑是在對華外交上的一大損失。121
雪上加霜的是：到了 1914 年 5 月，北京公使館參事水野幸吉與公使山座圓 次郎陸續病逝，公使館陷入了同時失去兩位對華事務的頂尖人士之異常狀態。122 加上外務省在人員的培訓上，由於財政困難，許多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少有接受過 完整的外語教育訓練，而且光是在實務上處理日常的通訊事務，便已是忙得不可 交。隨著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外交事務量的增加，駐外人員更是鮮有時間去涉 獵外國事務，在外語的學習上更是難有斬獲。123而重光此次前往中國進行考察，
恰好補足了此時外務省對中國事務人才的迫切需求。
1921 年 4 月初，重光從香港進入了廣州，在藤田榮介總領事的引導下，他 見到了廣東省長陳炯明及孫文二人。此時的孫文已在 1919 年 10 月於上海將中華 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並在陳炯明的邀請下於 1920 年 11 月 28 日回到廣州。
1921 年 4 月，於廣州召開的非常國會取消了軍政府，同時成立了將總裁制改為 總統制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並選出孫文擔任非常大總統一職。124當重光走過省 政府的長廊時，他記得從窗戶便可以看到一片廣大的練兵場，且有大批的士兵正 在場上訓練著，125這些士兵應當就是歸屬於陳炯明領導的粵軍部隊。
與孫文的會談，如同重光在回憶錄中所記，並不是一件愉快的回憶。兩人很 快地就中日關係進行討論。重光認為：中日關係必須是一種有無相通的親善關係，
政治人物也要對於有可能傷害到雙方關係的行為上謹言慎行。孫文對此做出了相
121奈良岡聰智，《対華二十一ヵ条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頁 65-66。
122奈良岡聰智，《対華二十一ヵ条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頁 81。
123戸部良一，《外務省革新派》（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頁 20-21。
124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史（1919-1949）》（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57。
125重光葵著，渡邊行男編，〈孫文を偲ぶ〉，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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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這篇戰後於監獄裡撰寫的隨筆中，似乎也看到了重光葵對 1920 年代中國整 體情勢的回顧。重光究竟是如何觀察當時的中國？以下將就此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