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駐節中國（1925-1927）
第三節 1925 年的北京關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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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同情革命，是因為出於日本的俠義精神。152然而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傳言：「孫 文曾經向日本友人承諾過，假使革命成功，便會將中國東北讓與日本，藉此換取 這些團體與組織對革命活動的援助。」重光葵原本對於孫文與這些日本組織的交 流及活動情形，可說是一無所知。無怪乎 1929 年 6 月，當他看到頭山滿與犬養 毅等人，以日本民間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孫文遺體安置南京中山陵的葬禮時，會 是如此地驚訝與不解了。
第三節 1925 年的北京關稅會議 一、關稅會議的召開
結束了中國考察之旅後，1921 年 5 月 19 日重光葵重新回到外務省，接下了 書記官與條約局第一課長的職務。3 個月後，就在同年的 8 月 11 日，美國政府 向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等國發出邀請，在 華盛頓召開以解決遠東與太平洋問題及裁軍問題為目標的國際會議，史稱「華盛 頓會議」。會議於 11 月 12 日開幕，其下設置「限制軍備委員會」及「太平洋及 遠東問題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分別討論海軍軍備限縮問題與列強在遠東利益的 維持問題。
1922 年 2 月 6 日，兩個委員會皆做出決議，分別簽訂了《四國公約》、《限 制海軍軍備條約》與《九國公約》，其中與中日關係最息息相關者，莫過於《九 國公約》與 2 月 4 日由中日雙方所簽訂的《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
《九國公約》的第一條規定，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完整，建 立並維護各國在全中國的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原則，且不得利用中國的狀況謀取有 損於其他國家公民的特權，明文規定了列強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153
此一變化，使當時人就在條約局工作的重光葵認識到：在這樣的架構下，日
152重光葵著，渡邊行男編，〈孫文を偲ぶ〉，頁 50。
153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史編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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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僅必須要歸還以膠州灣為中心的山東省利權給中國，更要參加北洋政府其後 在北京召開的關稅會議，就歸還中國關稅自主權與撤廢領事裁判權的問題進行討 論並加以解決。他認為：「雖然華盛頓會議是讓日本對外關係步上軌道的重要會 議，但事實上也是（美國）對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外交的清算。」154這句話的意思 可以解釋為：新興崛起的美國對於日本趁著歐戰期間拓展對華勢力一事，感到相 當不滿，並藉著華盛頓會議召開的機會，重新整理了列強在東亞地區的秩序。
所謂《九國公約》及九國間關於中國關稅的條約，各國在 1925 年 7 月才完 全批准，並於 8 月 5 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存交手續。條約之所以在四年後方能施 行的原因，除了簽約各國需要照憲法規定手續批准外，尚有法國政府藉金佛郎案 之故，延遲了對九國公約之批准。155最終，在 1925 年 4 月 12 日中法雙方交換照 會，就此解決了金佛郎案，使《九國公約》在 8 月正式生效。北京政府旋即據此 照會美、英、法、日等十二國公使，訂於 10 月 26 日在北京召開關稅特別會議。
此時的日本外交也出現了新局面。1924 年 6 月加藤高明內閣組成，起用外 交官幣原喜重郎出任外務大臣。在此後約莫 5 年期間，除了在田中義一內閣時期 未擔任外相一職外，幣原是直到 1931 年辭官後，才結束擔任外相的生涯，其任 期與政策延續之久，史家也稱此時期的日本外交方針為「幣原外交」。幣原喜重 郎強調在國際事務上當與英、美等國進行協商，也在此基礎上遵循美國「門戶開 放、機會均等」的對華政策，表示不干預中國內政，並忠實執行《九國公約》的 內容，故亦有人稱之為「協調外交」。然而當 1924 年 7 月美國的《移民法案》生 效，限制各國移民數量並設定配額，引發了日本國內輿論界的不滿且稱之為「排 日法案」，更批評對美國亦步亦趨的幣原外交為「軟弱外交」。156加上自 1925 年 五卅慘案爆發後，在中國各大城市陸續出現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及反帝國主義的示 威遊行，對列強的在華利益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也正是在這種美國限縮移民、
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增強的背景下，幣原有意透過此次的北京關稅會議，跟中國政
154重光葵，《外交回想録》，頁 66。
155傅啟學編著，《中國外交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 364-365。
156馬場伸也，《満州事変への道》（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 年），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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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取得友好，同時加強對華貿易，以振興日本國內經濟、轉移輿論及攻擊政府者 的焦點，故在帝國議會上做出以下宣示：
支那ニ於ケル時局ノ進展ヲ仔細ニ観察スルモノハ近年支那国民カ政治 的ニ覚醒セムトスル徴候カ追々現ハレ来レルコトヲ認メサルヲ得ナイ ト思ヒママ古イ支那ハ漸ク過キ去リ新シイ支那カ之ニ代ラムトシツツ アルノテアリマス……大体ニ於テ近年支那ノ情態カ著シク変遷セル事 実ヲ無視スルノハ大ナル誤テアルト考ヘマス軍事上ノ権力者ハ戦乱ノ 運命ニ依ツテ或ハ興ルモノモアリマセウ或ハ倒レルモノモアリマセウ 併シナカラ国民的自覚ハ一度発生スレハ決シテ消滅スルモノテアリマ セヌ外部ヨリ圧迫ヲ受クレハ却テ益々深刻ヲ加フルモノテアリマス而 シテ支那国民間ニ於ケル斯ノ如キ自覚ノ一端ハ近来関税自主権回復ノ 要望トナツテ現ハレテ来タノテアル我々ハ特ニ此ノ形勢ヲ察シテ関税 会議ニ対スル方針ヲ決定シタノテアリマス。157
幣原強調：由於中國人民政治上的自覺已經出現，古老的中國已被新的中國所取 代，且國民自覺一旦出現，便無法被消滅掉，反而會因為受到外在的壓迫益發深 刻。而面對中國政府及國民對恢復關稅自主權的要求，日本政府實有必要就這樣 的新形勢，制定關稅會議的方針。日本政府自此將眼光投射到龐大的中國市場上，
這也正如重光所言：「日本的外交重點，自華盛頓會議後，便從華盛頓移轉到北 京了。」158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5 年 1 月 27 日，重光被任命為駐華公使館的一等書記 官，於 3 月 24 日抵達北京正式就任。10 月 26 日，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
重光葵以代表團隨員的身分出席會議。重光被派任為代表團隨員的原因，除了本 身是駐華公使館一等書記官的身分外，更重要者便是他具有在中國考察的經驗，
與對中國國情有相當的認識。
157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 年），頁 86。
158重光葵，《外交回想録》，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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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代表團支持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的聲明
會議開始時，各國代表公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沈瑞麟（1874-1945）為會 議主席，並由關稅會議的委員長王正廷（1882-1961）代表中國政府率先宣讀關 稅自主提案，辦法第一條便提出：「與議各國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尊重關稅自主，
並承認解除現行條約中關於關稅之一切束縛。」159其後在美國代表馬克謨（John V. A. MacMurray，1881-1960）及英國代表馬克類（Sir Ronald Macleay，1870-1943）
的致詞中，雖然二人皆表示願意就中國關稅自主問題進行討論，但同時也表示僅 就《九國公約》的範圍內加以協商，將焦點放在廢止釐金及 2.5%附加稅的問題 上。160
當英、美兩國代表對中國關稅自主的問題已展現拖延不議的立場時，在日本 首席全權代表日置益所發表的演說開頭中，卻展現出大異其趣的態度：
日本ハ正当ナル国民的要望ヲ実現セントスル支那国民ノ努力ヲ切実且 不断ノ興味ヲ以テ常ニ注視シ来レリ日本自身嘗テ財政及司法行政上其 ノ行動ノ自由ニ対シ片務的束縛ヲ被リ来レリ……支那ハ今尚吾人カ嘗 ツテ踏ミ来レル道程ヲ辿リツツアリ支那カ今日痛感スル各種ノ艱難障 碍及困惑ハ嘗ツテ吾人ノ親シク嘗メ来レル所ナリ日本全権ハ同情ト了 解並支那ノ立場ニ対スル友好的理解ヲ以テ本会議ノ諸問題ニ蒞ムヘ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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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代表團表達了對中國欲恢復關稅自主權的同情與理解，但在演說中卻也 同時強調：此次會議是以增課 2.5%附加稅為目的，「如非修改華會條約之規則，
否則不能變更。」而關稅自主權問題，中國政府則應該「頒定一公平並適當的國
159傅啟學編著，《中國外交史上冊》，頁 371。
160陳昭璇，〈日本與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下冊（臺北，
1986.12），頁 260-261。
16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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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稅則」，或是由各國設定以 12.5%為最高範圍的分等稅率後再行討論。162這樣 的要求內容與 10 月 13 日在日本政府閣議上所訂出的基本方針，並無太大的出入。
163且日本代表團對稅率的要求，在中國財經專家的眼中，「對於附加稅問題僅限 於 2.5%的程度，且分等稅率對輸出必需品多的日本有利。」而所謂的協定稅率 部分，更是一方面允許中國有自主權，卻又從另一方面奪回其自主權，對此紛紛 表示悲觀的看法。164但日本代表團於演說開頭時便表示：支持恢復中國關稅自主 權的態度，無不讓參加會議的西方列強代表們為之驚異不已。
事實上，代表團聲明稿是在會議當日的上午才做出最後定案，且並未經過外 務省本部的再次確認。165聲明內容的起草者，是代表團的事務總長佐分利貞男及 隨員重光葵二人，重光在回憶錄中提到：
当時私は対シナ政策転換の必要を主張した急先鋒であった。シナの合理 的主張である自主権回復をこの際承認すべきだと強硬に主張した。この
当時私は対シナ政策転換の必要を主張した急先鋒であった。シナの合理 的主張である自主権回復をこの際承認すべきだと強硬に主張した。こ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