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駐節中國（1929-1932）
第三節 九一八事變前後重光葵對中國認識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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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亞局長谷正之（1889-1962）全權處理。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在幣原喜 重郎第二次擔任外相期間，外務省中央的英美協調路線（如參與倫敦海軍裁軍會 議）與重光葵在中國推動的中日合作方針，可說是有著雙管齊下且並行不悖的作 用存在。231
在重光的主導下，推遲中日雙方就領事裁判權的交涉，轉而逐步地進行債務 整理的問題，232這樣的談判策略確實符合重光葵曾向佐分利貞男建議的對華方針：
在不和中國政府討論到中國東北問題的情況下，先就一般問題改善中日關係，而 後再將會談導向至中國東北問題的妥協上。然而，當時序進入到 1931 年時，中 國的情勢再度出現變化，已經不再如重光原先所預期的能夠先解決如關稅及債務 整理等問題後，再來交涉中國東北問題。
第三節 九一八事變前後重光葵對中國認識的轉變 一、「新方針」的徹底失敗
在王正廷所訂出的廢約時程中，本該在 1930 年完成撤廢領事裁判權、1931 年收回租界主權的進程，由於中國與英、美兩國的談判遲遲未能達成共識，因而 在 12 月 1 日王正廷公布立刻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提案，並於 17 日向英、美、法等 駐華使館發出備忘錄，要求在 1931 年 2 月底前達成完全撤廢的目標。233而早在 同年的 11 月時，王正廷便曾遞給重光葵一份以致英國公使的八條草案為底、與 撤廢領事裁判權有關的條約草案。234
面對國民政府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及收回租界主權的要求，1931 年 1 月 15 日，
時任外務省亞細亞局長的谷正之就此致信重光，表示為了回應中國政府恢復國權 的要求及提高日本的國內建設，具體提出除天津、漢口等地外，逐次歸還如蘇州、
231小池聖一，〈「提携」の成立：日中関税協定成立の条件〉，收入曾田三郎編，《近代中国と日本》
（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1），頁 246。
232西田敏宏，〈ワシントン体制と幣原外交〉，頁 83。
233小池聖一，〈満州事変期、日本の対中国外交〉，頁 129。
234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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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談判時，有了更多後盾的支撐，且相信英、美等國與中國簽約，將可迫使日 本就範。因此當重光葵於 7 月提出：「東三省在實施撤廢領裁權時，應與中國本 部分開」之條件時，還是未能得到中方同意，談判自此開始進入膠著的狀態。250 1931 年 6 月至 7 月間，在東三省陸續發生了中村大尉事件及萬寶山事件，
後者更是引發了朝鮮人暴動殺害華僑的事件，此一消息再次激起了沉寂多時的中 國排日風潮。2518 月 4 日，重光就連日來在上海及南京等地發生的排日運動情形 致電幣原表示：排日運動的問題在於國民黨的態度。國民政府對於以排日為目的 之民間暴力團體，毫無發動司法權的跡象；而與國民政府有著緊密關聯的各地黨 部，出現了支持抵制日貨的狀況。國民政府等同於與人民合為一體，有組織性地 抵制日貨。252
雖然已經認定中國的排日運動與國府及國民黨有著緊密的關係，但重光葵同 時也再次見到了緩和中日關係、推遲東北問題交涉的機會。8 月 25 日，此時已 是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的重光再次致電，向幣原表示：「最近兩國的感情因滿洲問 題日益惡化。因此，我決定延緩解決根本問題的時機，僅就枝微末節的問題改善 兩國關係及氛圍。」253此處的滿洲問題，意指中村大尉事件、萬寶山事件及因此 發生的朝鮮人暴動殺害華僑事件；又所謂的根本問題，則是指日本在東三省的領 事裁判權及租界、租借地等利權。在與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取得聯繫後，重光葵預 訂於 9 月 20 日與宋子文一同從上海搭乘輪船前往大連，親赴中國東北實地考察，
雙方並就東北問題展開交涉。254
二、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對華態度
就在出發的前兩天，日本關東軍誣指柳條湖鐵路段遭炸一事為東北軍所為，
250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頁 332。
251朝鮮人殺害華僑的事件透過上海報紙的發布傳入中國，因而引此各地排日運動的爆發。參照外 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5 卷》，頁 723-724。
252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5 卷》，頁 742-744。
253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5 卷》，頁 123。
254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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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長拉西曼（Ludwik Rajchman，1881-1965）256的建議下，及與黨政中樞討 論過後，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決定：將九一八事變的處置「訴諸國聯」， 京，1992.06），頁 56；黃自進，〈訴諸國際公論：國際聯盟對「九一八事變」的討論(1931-1933)〉，頁 148-149。
258小池聖一，〈満州事変期、日本の対中国外交〉，頁 136-137。
259黃自進，〈訴諸國際公論：國際聯盟對「九一八事變」的討論(1931-1933)〉，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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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外觀察者」的重光葵，此時便表現出對華強硬的態度，而他對中國的觀察報 告，也成為日本對華政策的基礎。11 月 6 日，重光葵致電幣原表示：「九一八事 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民國否認條約及反日活動、經濟絕交的問題上，日本政 府當以強硬的態度應對之。同時推進世界對滿洲問題及民國事態上的理解，進而 增強我方立場。」260這樣的說詞，無疑是將九一八事變之所以爆發的責任，全部 推給國民政府來承擔。
又在 11 月 17 日向幣原發送的電文中，重光葵認為：國民政府在 1931 年 5 月分裂為廣州政府及南京政府，這種中國內部「穩健的實際派」（以蔣、宋為代 表的浙江派）與「極端的理想派」（如胡漢民等廣東派）出現分裂，「不過就是支 那式的個人勢力之爭，也就是支那人無法拋棄個人的情感與利害關係，並立足於 國家大體之上。換言之，即便如蔣介石這樣的人物也無法改變時局，可以說是支 那太過廣大，而支那人又有其複雜的社會層次所致。」261此時重光對中國政局的 認識，已從原本對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同情與理解，轉為全盤蔑視的態度。諷刺 的是：如此輕視中國的見解，與他在戰後隨筆中，批判右派及軍部的所謂「支那 就是支那」、中國永遠不可能改變的認識，可說是如出一轍。262
在外務省 12 月編整完成的報告書中，誠如本章開頭所引文字，重光葵對於 中國政局的發展也是如此論述。他首先批判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蹂躪了各國 在華的條約權益，而日本政府基於 1921 年華盛頓會議之精神，力主承認中國的 關稅自主權，同時細數日本政府有條約根據的在華權益，特別提出其在東三省與 山東半島上的權益問題，及國民政府成立後，對這些權益的侵害。263這份報告書，
後來也成為了日本政府呈遞給李頓調查團的眾多參考資料之一。更令人值得玩味 的地方在於：此一報告書的內容，無論是在重光葵戰後所出版的回憶錄，及其他 著作之中，都未曾提及過。相反的，他在回憶錄中，反而將九一八事變的發生，
260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変第 1 卷第二冊》（東京：外務省，1977），頁 376。
26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I 第 1 部第 5 卷》，頁 968-969。
262重光葵著，渡邊行男編，〈孫文を偲ぶ〉，《中國研究月報》，42:9（東京，1988.9），頁 49。
263服部龍二編，《満州事変と重光駐華公使報告書》，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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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歸咎於關東軍違抗中央政府的命令所導致，264而對於其後幣原喜重郎及自己 個人曾參與過的日本對華政策之轉變，卻是隻字未提。
在對此一時期的回顧中，重光葵提到更多的反而是他在 1932 年調停中、日 雙方在上海戰鬥的事蹟。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以保護僑民的理由 進兵上海閘北，與鎮守當地的十九路軍爆發衝突，即所謂的一二八事變。在經歷 了多場戰鬥之後，中日雙方於 3 月 20 日在英、美、法、意等國的調停之下，開 始進行停戰談判，身為駐華公使的重光葵自然也參與其中。265就在準備簽訂停戰 協定前，4 月 29 日，日本駐華軍政人員以慶祝天長節（昭和天皇生日）的名義，
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典禮進行時，朝鮮人尹奉吉（1908-1932）向主賓席 投擲炸彈，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1869-1932）當場殞命，在場的重光葵則是 右腳遭到炸斷，自此終身跛行。2665 月 5 日，人在病榻的重光在停戰協定上以鋼 筆簽下自己的姓名後，不久便返回大分的老家，展開了將近一年的療養生活。267 1933 年 4 月 6 日，重光葵重回東京，在東京車站的月臺上擠滿了歡迎他到 來的群眾。268遭到炸彈攻擊卻未被炸死，因而被群眾視為是「凱旋公使」的他，
當日便覲見了昭和天皇，隔月甚至得到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的提拔，出任外務次官。
269此時年屆 46 歲的他，可以說是正式踏上了日本外交界的高峰。二十餘年的外 交官資歷，卻因為一場爆炸案，斷失右腿後晉升高位，想來也是對重光葵的一種 諷刺。
小結
1929 年重光葵再度回到中國，以上海總領事的身份協助駐華公使芳澤謙吉 修復中日外交的工作。田中內閣總辭後，幣原喜重郎再次出任外相，並派遣心腹
264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121-129。
265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153。
266重光葵，《外交回想錄》，頁 158。
267武田知己，《重光葵と戦後政治》，頁 87。
268豊田国男、西香山編，《重光向陽小伝》（大分：二豊の文化社，1957），頁 1。
269武田知己，《重光葵と戦後政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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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分利貞男為駐華公使，中日關係雖一度因此轉好，卻在之後陸續發生了佐分利
「自殺」的事件，以及小幡酉吉出任公使遭拒案。在怪事連續發生的情形下，本 為上海總領事的重光葵突然接任代理公使的職位，一時之間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第 一線的總指揮，直接與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和財政部長宋子文進行交涉。
「在不牽涉到中國東北議題的前提下，先解決兩國間的一般問題以改善中日 關係，其後再試圖讓國民政府在中國東北議題上和日本達成妥協。」重光葵以這
「在不牽涉到中國東北議題的前提下，先解決兩國間的一般問題以改善中日 關係，其後再試圖讓國民政府在中國東北議題上和日本達成妥協。」重光葵以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