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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根據張寧靜的研究，1947 年 10 月 1 日，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收到 了一封信函，而寄出這封信件的人，是曾與重光葵在中國一同共事過的日本外交 官堀內干城。堀內在信中對於宋子文願意聯繫英、美等國的外交官及記者們，請 他們提供能夠進入東京大審會場的宣誓供述書，替正深陷囹圄的重光葵進行辯護 一事表達感謝。270這件事對當時正被收押在巢鴨監獄的重光葵而言，恐怕是感觸 良多。他可能從沒想過，當時為使中日之間的談判工作更加順利，因而與「現實 派」宋子文積極聯繫所建立出來的交誼，雖然對九一八事變前後的中日交涉，並 沒有發揮太大作用，但卻在同盟國審理日本甲級戰犯的此刻，出現了難以想像的 救命功效。也正是在宋子文的幫助下，在許多歐美外交人員和新聞業者提供證詞 的有利情況，相較於其他 3 位皆遭重判的日本外交官，重光葵卻僅獲判七年徒刑，
並於 1950 年 11 月假釋出獄。
若要討論重光葵在他的整個外交官生涯之形象變化，或許可以 1931 年九一 八事變的爆發為分水嶺進行觀察。自 1912 年派赴德國至 1931 年這段期間，身為 一名日本的新銳外交官，因在 1925 年的北京關稅會議上，力主支持恢復中國關 稅自主權的言論，使其原本在外務省內「革新派」的形象又被染上了主張對華讓 步的顏色。其後他在與國民政府交涉期間簽訂了《中日關稅協定》，並積極與以 宋子文為代表的中國「現實派」進行聯繫以達成「中日合作」的方針，照酒井哲 哉的話來說：重光葵真可說是當時日本外務省內親華的代表。
但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又或者自 1933 年重光葵出任外務次官以來，
他從主張《九國公約》已然失效、主導「天羽聲明」的宣傳，到 1943 年擔任外 相起主持大東亞會議及起草大東亞憲章等事件，便有研究者據此批判他具有擴張 領土的野心，是一位「東亞門羅主義者」，甚至可說是協助軍部擴張政策的人物。
270張寧靜，〈東京審判對於重光葵的審理〉，《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4 期（北京，2015.11），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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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重光葵的外交官生涯長達 30 餘年，再加上在他所出生的時代中發生 過許多歷史上的異常動盪，因此想要徹底理解重光葵的思考脈絡，著實不是件容 易的事。271
正是因為研究重光葵的複雜度與困難度較高，本論文僅就重光葵於 1932 年 離開中國、接任外務次官前的外事經驗，探討他在 1920 年代的對華認識與談判 策略之演變歷程，做為日後研究者從事 1930 年代後他在外交方針制定時的思維 脈絡研究之踏腳石。本論文分別從 1920 年代的東亞局勢、重光葵的家庭與教育 背景、考察中國後的對華認識、實際參與對華交涉的過程等面向，全部共計四章 篇幅進行討論。
〈1920 年代的東亞與日本外務省〉：本章先就 1920 年代在西方列強「新外 交」國際體系的成形、日本以「協調外交」方針因應的情況下，西方列強與日本 面對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興起時出現衝突、互動的東亞格局進行討論。接著，探討 同時期的日本外務省也自成立以來，經過了如 1893 年導入外交官試驗制度等改 革後，約莫在一戰末期時，其官僚制度已逐漸完備且趨於成熟，而外交官群體也 在此時出現了所謂「歐美派」及「亞洲派」（又稱革新派）的劃分，但並不代表 兩者處在完全的對立面。就筆者觀察：至少在 1920 年代，雙方仍有著分工合作 的面向存在。
〈重光葵的外交官之路〉：身為士族之後的重光葵，以優異的成績陸續從第 五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通過了外交官試驗及文官高等試驗，並在決 定以外交官為職志後順利進入「官界」，減輕了困頓的家計，同時也可說是身體 力行了父親所謂「隨時應勢」的教誨。在派駐歐美期間與前輩本多熊太郎的談話 中，重光葵開始意識到中國東北問題及對華事務的重要性，同時也在 1915 年中 日二十一條交涉及 1919 年巴黎和會期間，見識到中國外交對日本政府所造成的 衝擊。見到日本代表團因未能認識「新外交」的理念，而遭到西方列強及輿論的
271アントニー・ベスト（Antony Best）著，武田知己譯，《大英帝国の親日派―なぜ開戦は避け られなかった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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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揶揄，激起了重光葵等日本青年外交官的憤慨之情，聯合組成「外務省革 新同志會」團體，以推動省內的組織改造工作，而重光葵也自此被認定是省內「革 新派」的一員。
〈駐使中國（1925-1927）〉：1921 年結束近兩個月中國考察之旅的重光葵，
在戰後的隨筆中，回憶到 1920 年代的中國，地無分南北，都受到了蘇聯的影響 或是支援，中國政局隨時可能走上左傾的道路，而這將會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 益造成嚴重影響與威脅。因此拉攏中國民族主義力量倒向日本、遠離蘇聯，進而 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成為此時重光葵思考日本對華方針的重要認識。而 在 1925 年的北京關稅會議上，重光葵提出支持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這樣的說 法不僅既符合「新外交」的民族自決原則，同時亦可提升中國政府的對日好感。
重光葵的表現，已成為外務省同僚眼中主張對華讓步的代表，所以重光葵在田中 義一內閣積極干預中國北伐局勢時，被轉調德國，正是出於此因。
〈駐使中國（1929-1932）〉：1929 年重返中國的重光葵，在經過佐分利公使
「自殺」事件及小幡酉吉任命遭拒案後，從原本的上海總領事升任為駐華代理公 使，成為當時日本對華外交第一線的領導人物。「先就一般問題改善中日關係，
再將交涉導向至國民政府對東北問題的妥協上」，是此時重光葵的談判策略。同 時積極地與現實派如：宋子文等人進行聯繫，想藉此影響蔣介石在中日談判上的 態度，同時對國民政府外交部造成壓力。然而，隨著蔣介石對領事裁判權問題表 示不可退讓的態度，以及債務委員會擱置處理日本債務問題的情況下，重光葵的 談判策略可說是徹底失敗。他轉向鼓舞日本國內的右傾言論，藉此對國民政府施 加壓力。最終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隨著與國府溝通管道的關閉，重光葵決定維 護日本利益，將事變的責任全部推給國民政府，同時也表現出蔑視中國的態度。
相較於過去研究者對 1920 年代重光葵的認識，本論文通過相關資料爬梳，
將重光葵此一時期的對華認識與談判策略之轉變，進行分析後，筆者提出以下幾 點看法：
首先，無論是北京政府在二十一條交涉及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或是中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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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力量在得到蘇聯支援的情況下，其動員能力已能對列強的在華利益造成衝 擊時，此時的中國政局已然發生改變，且對日本政府造成影響，可以說是重光葵 開始關注對華事務的重要契機。從重光葵戰後所留下來的手記資料，細究他對 1920 年代中國局勢的觀察，便可以理解其主張對華讓步的認識脈絡，而這是過 去研究者沒有討論過的面向。
其次，重光葵在巴黎和會上，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國際規則，已從過去兩國同 盟的「舊外交」形勢，轉為強調國際協商與尊重民族自決的「新外交」後，如何 去適應甚至利用這樣的新外交理念，以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條約利益不致受到 損害，則成為此時重光葵思考對華問題的認識基礎。因此，從主張支持恢復中國 關稅自主權，到就一般問題對中國政府大幅讓步，都應該視為是一個外交官僚盡 忠職守的表現，基於拉攏中國倒向日本、遠離蘇聯，藉此保護日本在中國東北利 益而施行的談判手段，並非出自內心的對華友好也絕非親華。
再者，重光葵注意到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談判困境及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問題，
因此訂出與「現實派」宋子文積極聯繫，期望使蔣介石能在談判上對日妥協，並 進而向王正廷施加壓力的談判策略。然而他對蔣、宋關係的錯誤認識，並未讓這 樣的策略奏效。同時先就一般問題交涉的方針，也因中國擱置日本債務議題而失 敗，最終迫使重光葵轉向支持鼓動日本國內的右傾言論。其中重光葵與宋的聯繫 管道，始終沒有對所謂「現實派」發生太大的影響力，只能說是重光的一廂情願，
這是過去研究者未能注意到的事實。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重光雖然承認中國內部 的複雜度超乎他所能理解，但這樣的認識已轉化為對中國的蔑視態度，陷入了民 族主義的情緒之中。
最後，綜觀重光葵從原本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同情、理解，到轉為嚴厲批 判的過程，看似極端矛盾，但其最原始的出發點，都在於維繫日本在中國東北的 條約利益。只是隨著情勢發生改變，而必須轉換自身的態度與方針因應之。這樣 的過程，或許也反映出他父親重光直愿的教誨：「隨時應勢」，洞察時運的趨勢並 適應之。而重光葵顯然也在對華的交涉過程中，將這樣的認識付諸實踐，展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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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獨特的處事風格與生命特質。筆者相信：日後若要討論重光葵在 1930 年 代制定外交方針的考量時，應該也可將這樣的思想脈絡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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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史（1919-1949）》，北京：中華書局，2010。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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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平，〈論宋子文的對日強硬態度（1931-1933 年）〉，《抗日戰爭研究》，1992
吳景平，〈論宋子文的對日強硬態度（1931-1933 年）〉，《抗日戰爭研究》，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