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度」的研究已經有不少，例如盛杏湲（1997, 20）便在分析立法參與的概 念與本質時，將任期也納入立法資源的其中一個因素：當一個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因此能夠影響立法的成果（Davidson, Oleszek and Lee 2012, 175; Deering and
7 除了此處引述的兩篇文章之外，國內外針對「資深度」或「任期」的相關研究還有許多，然而 考慮到與本研究較不直接相關，在此便暫不多加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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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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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1997; 盛杏湲 2000b；蕭怡靖 2005）。黃秀端（2003b）以美國為例，指 出美國的常設委員會成員由於不輕易更換位置，成員均有相當的專業度，對所有 問題的脈絡均能較熟悉的去掌握，因此委員會的決議相當受到重視。這種累積而 成的專業是一種能夠與政黨力量抗衡的重要力量（Jewell and Patterson 1977;
Polsby, Gallaher and Rundquist 1969），因為在專業的判斷之下所做出來的決議，
往往比較能得到院會的尊重，且委員會專業分工的程度愈高，國會議員在決策過 程中的影響力也就愈大。
Jewell 及 Chu(1974)指出，委員會的選擇會非常深刻地影響一個議員的政治 事業，因此國會議員勢必會千方百計想要進入自己認為最理想的委員會。不過，
在更換委員會的同時，也伴隨著其他的損失和風險；而 Jewell 和 Chu 認為，其 中最大的風險就是議員必須放棄自己所累積的年資及專業度(1974, 434)：
除了累積的年資被犧牲之外，如果一個（委員會）成員轉換跑道 來到其他委員會，他同時也放棄了許多優勢，包括他在特定領域之中 累積的特殊專業知識、他在該委員會所建立起來的工作上的人際關係
。換句話說，比起制度上單純的年資排行的喪失，「重新開始」的損 失更多。
每個委員會都有自己的風氣、獨立的運作風格以及議價的潛規則(Deering and Smith 1997, 124)。Frantzich 及 Schier(1995, 190)也指出，一個議員若要轉換 委員會，就表示他必須在新的委員會重新開始，所以對國會非常強調委員會資深 制的美國議員而言，轉換委員會往往只集中於議員生涯的早期，一旦穩定下來就 很少再更動：
在更換委員會的議員之中，有多達一半以上的成員在原先的委員會 只待了一屆，85%的成員則只待了三個屆期以下。另外也可以發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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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資深度來加強。如盛杏湲（2000b）便認為臺灣的立法委員在 1980 年代中期 到 1999 年為止，雖然在立法過程中越來越主動積極，卻沒有能夠幫助他們累積‧
的可能性。Jewell 及 Patterson(1977, 184)指出，在絕大部分的美國州議會之中，資深制是唯一能夠影響委員會組成人員和領導者的條件。
反觀台灣過去的情況，則長期深受無法累積立法委員的委員會資深度之苦。
主要是制度上的限制導致立法委員在委員會之間的遊走情況非常嚴重，無法建立 資深制度的結果，也就導致立法專業性難以建立（盛杏湲 2000b；蕭怡靖 2005）。
不過，委員會內實行資深制也並非毫無缺點可言，朱志宏（1995, 123）便認 為美國常設委員會的主席年齡偏高，雖然這些委員會主席均可謂經驗豐富、擁有
它們都是個極為重要的位置。Jewell 及 Patterson(1977, 199)直接指出，委員會主 席是美國國會中最為重要的角色；而 Davidson、Oleszek 及 Lee(2011, 195)在其專 書中提到委員會主席的工作內容，包括召開會議、建立議程、管理委員會成員等
9 如 Hinckley(1976)便提到，直到 1975 年的美國國會中，甚至有年齡高達 82 歲、在委員會服務 二十年以上卻從未被真正挑戰過地位的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