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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蘭的政治權力與制憲(兼與 Schmitt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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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蘭的政治權力與制憲(兼與 Schmitt 對比)

學者蔡英文在〈兩種政治的概念:卡爾‧史密特與漢娜‧鄂蘭〉3一文中,

以 Schmitt 的「國家主權決斷論」與鄂蘭的公共行動觀點兩相比較。蔡英文指出,

鄂蘭與 Schmitt 都把政治看作一種獨特的活動型態,亦即政治有其獨立自主性,

可以無涉於道德、經濟等其他人的活動態樣或境況而獨立存在。Schmitt 的國家 觀不同於多元主義或個人式自由主義意義下的國家,國家是超越其他各種活動、

結社的政治實體,並且統合後者成為一個人格化的政治共同體。國家「生存意志 強大、敵我分判明確」,特別是在危急存亡之秋的「異常之處境形勢」(an exception),

國家會決斷出它的敵人,進而與之鬥爭。蔡英文寫道:

這樣的政治概念,在論述上,認為政治的生命活力不是體現於日常之常 態生活的繁瑣、平庸,而在於戲劇性、非常態性的存在危機的關鍵與危 機,由此,他﹝Schmitt﹞否定了法治國家、代議制、和平主義、人道主 義的政治論述的有效性。4

蔡英文認為,Schmitt 的政治存有學乃是從 15、16 世紀以降,現代國家的建 制歷程汲取其歷史資源,從封建到專制,再到民族國家。「現代國家乃構成一『同 質性』的存在體(a homogeneity),奠基在歸屬性的(ascriptive)、不必經過反思 批判的民族、文化或文明的同一性上。」Schmitt 並訴諸神學以建構政治的同一 性;在世俗化之後,神聖化、超越性的角色就轉由政治來扮演,因而出現了國家 主權的「決斷論」與「人格化」。相對的,鄂蘭則是從「古希臘的 isonomy(以 自由與平等的公民為基礎之政治秩序)、古羅馬共和的創制」、乃至於文藝復興時 期的市民城邦尋求政治實踐的歷史經驗。對鄂蘭來說,「政治乃是事關平等、自 由、公民社群、公民之權力……等公共事務」。人透過言說和行動在公共世界中 向他人彰顯自己,

同時,願意跟其他的行動者彼此以自由、平等的身份,相互連結,共同

3 蔡英文,〈兩種政治的概念:卡爾‧史密特與漢娜‧鄂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 期,頁 139-171(1997 年 9 月)。

4 蔡英文,前揭(註 3)文,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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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與參與人際之間的公共事務,透過言辯、溝通、討論,一起釐清這 些事務的議題,並且透過合作的關係,形成實踐之權力,帶給共同生活 之世界一種新生的動力,或者開創生活之新局面。5

由此,鄂蘭拒斥政治服膺於生產消費的社會經濟潮流,也批判代議和政黨制度,

因為這些發展壓縮了公共領域、阻斷了公民的政治行動與公共參與,而公民參與 和政治實踐正是國家權力的基礎。蔡英文評論道:Schmitt 神學式的絕對政治忽 略了「智慮謹慎」(the prudence)(因為決斷是無中生有)以及溝通論辯,也無 視於「國家主權的權威與政府的管轄必須受到公民之言論與政治實踐的約束或制 衡」,而在多元的現代,倘若無法包容分歧乃至敵對的各種價值,並從中尋求共 識,政治共同體的同一性其實相當脆弱。6

蔡英文認為,相對於 Schmitt 強調「國家主義」(statism)的絕對性,鄂蘭的 傾向則是「公民政治的絕對性」。鄂蘭懷疑「即使是憲政法治的國家也不免帶有 獨斷、盲昧、自我封閉與自我本位、缺乏政治責任之承擔的官僚作為」,所以她 強調「公民的聯繫結社」(a civic association),公民一方面表彰自我,另一方面 聯繫起來形塑政治共同體。然而,蔡英文指出,

鄂蘭的政治概念並沒有處理國家政府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作為,職是,無 法說明一政治共同體(或政治社會)的形構及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必要依 賴國家的主權權威的決定、政府的基礎建設、以及政府各種制度、機構 的協調與整合(cooperation)的功能。7

此外,蔡英文還認為鄂蘭並未處理公民集體行動的細節問題,諸如公民結社中種 種複雜的互動、人際的傾軋,以及自我反省批判等等,鄂蘭只是「單純地訴諸公 民的德性」。對此,筆者倒是認為,集體行動的細節似乎僅能仰賴那些鄂蘭所提 及的美德才得以克服,鄂蘭的確沒有詳細處理蔡英文所指出的相關問題,這似乎 是鄂蘭的風格,她的論著不在於建構一套考究的學術理論,而比較像是對於政治 現象提出一套她的看法與詮釋。而對於公民之間的對話與行動,鄂蘭藉由古典資

5 蔡英文,前揭(註 3)文,頁 151-152。

6 蔡英文,前揭(註 3)文,頁 165-166。

7 蔡英文,前揭(註 3)文,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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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提及的投身公領域的勇氣、對脆弱不可知行動的承諾與寬恕等等美德,或許 看來空泛,但在細微瑣碎的溝通對話過程中,這些美德可能是少數能夠讓行動者 遵循的行為準則。在共同行動中,意見或利益的分歧、意識型態的差異,乃至於 歧視、仇恨,倫理美德可能比技術性的操作規範更有機會去超克這些難題。

不過,筆者贊同蔡英文對於「分離原則」(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的批判,

Schmitt 與鄂蘭二人皆「把政治從社會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領域分離了出去」,但這 樣的切割忽略了經濟活動中的政治成分。蔡英文指出:「經濟的活動(包含勞力 的分工、以及經濟生產、流通與消費彼此間的合理性因素)是整合一個政治社會 的重要途徑」,社會經濟與政治、或公與私之間的分野是錯綜複雜的,倘若「認 為經濟純屬技術之層面的活動……可託付給專業人士全權處理,如此一來,經濟 的生產、流通、消費與分配對於人在其具體之生活世界可能產生的問題」,都將 與公民的溝通論辯與集體行動脫鉤。蔡英文舉「福利國家」為例,依照 Schmitt 跟鄂蘭的政治概念,可能無法處理福利國家的相關議題,因為其中涉及了「經濟 生產與所得的分配正義」,而這並不屬於兩位思想家的政治範疇。蔡英文認為:

Schmitt 跟鄂蘭的「政治存有學若要有某種程度的現實的解釋性」,就必須正視「人 在具體生活世界裡政治、社會經濟與道德倫理的相互關聯性」。

此外,蔡英文在另一篇著作──〈政治的代表性與自由民主體制:施密特、

鄂蘭與勒弗論國家與人民的關係〉8──當中,也以鄂蘭與 Schmitt 兩相對比,更 以法國思想家 Claude Lefort(1924-2010)作為前二者的參照與調和。蔡英文認 為這三位政治思想家「有共同關切的理論問題」,那就是革命與憲法的創制如何 獲得正當性?特別是在超越性的神法或自然法喪失有效性之後,「人自身的理性 與意志本身」是否足以建構憲法體制的權威?同時,人民主權取代專制王權成為 正當性的根源,但紛雜的人民如何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又是「如何直接行使權力,

而不必經由政黨與代議的制度作為中介?」9

蔡英文解釋:鄂蘭的「民主理論一般被稱為帶有懷舊色彩的『直接(或參與 式)民主』的理念形態」,而「鄂蘭對法國革命的主要批判在於,它(連同 20 世紀的革命)無法斷絕歐陸自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以來的主權的思想 傳承」,這是一種「主權的『絕對主義』(或專制主義)」,群眾試圖以人民主權的

8 蔡英文,〈政治的代表性與自由民主體制:施密特、鄂蘭與勒弗論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政治 與社會哲學評論》,32 期,頁 1-63(2010 年 3 月)。

9 蔡英文,前揭(註 8)文,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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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性去置換君王主權的絕對性,反而「深陷於絕對主義的泥」。美國革命相對 成功地建構了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但是鄂蘭還是不滿意它的代議民主制度,縱 使自由主義預設了公民在議會之外的公共討論,但鄂蘭對此有不一樣的看法,

她認為人民一旦交由其選任的代表從事政治的實踐,公共事務就不再是 人民日常關注的主要事物,就此,人民就不會積極地主動參與政治,政 治的冷漠造成公共精神的喪失,政治遂成為少數代表(或所謂「政治專 業」)的行政管理。10

政黨也會造成同樣的效果,鄂蘭認為政黨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並無法代表意見,

同時政黨政治也「消解了人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熱情」,蔡英文寫道:「政黨體 系只是運用從人民中選出的菁英替代了舊政制的社會等級的菁英,其本質仍然維 持舊有的『寡頭政治』(oligarchy)」。針對這些缺陷,蔡英文認為鄂蘭採取了「激 進民主的思維」作為解方──

她既力圖解構西方自布丹、霍布斯以來的絕對性主權以及「唯意志論」

的政治思想傳承,鄂蘭的民主論述就容不下國家的建制,或者任何制度 性的思維……她為補救「代議民主制」因缺乏人民直接的政治參與所導 致的,公共精神的喪失,而提出了「協議體系」(council system)或者 以傑佛遜的用語,即「初級共和」(elementary republic)的方案,這個 方案是以直接民主的理念為其根據。11

這樣的激進民主,自然與前述的公民結社緊密相關,直接民主所指涉的正是 公民經由彰顯自我、溝通論辯,透過共同行動追求「公共福祉」的過程,「制度 的正當性的權力根源」也從中而生。但,蔡英文指出道:

鄂蘭既已否定了代表制的有效性,那麼,這種公民結社與權力對於既定 的制度的運作就只能具消極的作用。鄂蘭所設想的傑佛森式的「初級共

10 蔡英文,前揭(註 8)文,頁 35。

11 蔡英文,前揭(註 8)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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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協議制度」也承認人民的公共意見的表達不能不有其代表(儘 管這些代表並非透過制式化的選舉產生)為媒介,也不能不有各層級的 代議機關(如國會與地方議會)作為淬煉基層民意的制度。12

對於鄂蘭的政治觀來說,政治在應然上並不處理經濟事務,但在實然上,社會的 擴張又使得政治領域被經濟事務所佔據,同時,代議又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因 此蔡英文提出質疑;「如果代議制已成為只為瓜分經濟利益的競技場,這種制度

對於鄂蘭的政治觀來說,政治在應然上並不處理經濟事務,但在實然上,社會的 擴張又使得政治領域被經濟事務所佔據,同時,代議又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因 此蔡英文提出質疑;「如果代議制已成為只為瓜分經濟利益的競技場,這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