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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的官僚化程度越高，暴力就越具吸引力……沒有可以與之爭論 的人，沒有可以訴怨、施加權力之壓力的對象。官僚制度是一個剝奪每 個人政治自由及行動權力的統治形式；無人之治不是無治（rule by No-body is not no-rule），在所有人都同樣無力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沒 有暴君的暴政（a tyranny without a tyrant）。47
這種「治理轉變為管理或共格國轉變為官僚，加上公共領域嚴重縮減」的發展，
壓縮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行動、創始能力，而對應到政治現象中，「權力壟斷造成 國家中所有真正權力來源的枯竭與流失」。這正是鄂蘭想要在〈論暴力〉中提醒 世人的──「每一次權力的減少都是一次對暴力的公開邀請。」
（三） 《論革命》
《論革命》一書中的兩個要角是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鄂蘭這樣說道：「法 國大革命以災難告終，卻成就了世界歷史；而美國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卻始終不 外乎是一個地方性的重大事件。」
鄂蘭考察了革命的概念與源流。她指出：在前現代的政治語言中，雖然有造 反（rebellion）、叛亂（revolt）等詞彙，但都只是描述被統治者反抗統治者，而 非對既有秩序或權威的挑戰，「人民有權利決定誰不應該統治他們，卻一定不能 決定誰應該統治他們」48。而「革命」（revolution）一詞原本是天文學術語，表 示循環往復的週期運動。當「革命」在 17 世紀第一次被用在政治領域，是稱呼 君權的復辟，就如同天體運行回到既定的秩序一般。是故美國與法國的革命一度 被稱作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認為可以回復被殖民政府與君主專制 所奪走的、早期的權利與自由。然而，革命者終究意識到「復辟」之不可得，他 們需要一個全新的開端。
鄂蘭認為，革命所帶來的是對於自由的經驗，同時也是對於人有本事開創新 事物的經驗，這些經驗形成一種出現在美國與法國革命之中的感召力（pathos）；
47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21。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9, at 178.
48 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論革命》，頁 29（2007 年）。本文之中譯略有修改。亦參照 HANNAHARENDT,ONREVOLUTION 40(1990).（不同於台灣將 Arendt 譯為鄂蘭，中國譯為阿 倫特。本文引用中國出版之書籍時，皆使用原書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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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對於這種前所未有的現象極為讚賞，她認為如果只以公民權利是否成功再造
（reclamation）來評價它，是完完全全不恰當的。
這種觀點似乎可以在鄂蘭對於「自由」（freedom）與「解放」（liberation）
的辨析當中窺見端倪──解放是免於壓制，自由則是一種政治生活方式；解放就 算在君主統治之下也是有可能的，而自由則要求建構共和。鄂蘭認為：自由乃是 隨著希臘城邦而出現在人類的政治領域之中；自由人的生活需要他人在場見證，
「是故自由本身需要一個人們能夠聚集的場所──集會（agora）、市場、或城邦
（polis）等適宜的政治空間」，「自由的實質內容是參與公共事務，或是獲准進入 公共領域。如果革命只以保障公民權利為目標，那麼它的目標就不是自由，而是 解放」。
然而，「革命」這個天文學術語還有另一層涵義──不可抗拒性（irresistibility）。
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重點從循環運動的規律性完全轉為不可抗拒性」；49那些 自古以來隱身在黑暗與羞恥之中、囿於日常所需而無法自由的窮人、受壓迫者，
第一次出現在光天化日下，成為公共領域中的群眾（multitude）。從此之後不變 的是──「公共領域應該提供空間和光亮給這些廣大的多數人」。50不幸的是，
法國大革命到後來演變了一個不可抗拒的進程，革命者「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 能動者（free agents）」。不可抗拒性而後被概念化為「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此後直到 20 世紀，「法國大革命的追隨者不只把自己視為法國大革 命者的後繼，也把自己視為歷史與歷史必然性的當局者……必然性取代了自由，
成為政治與革命思想的主要範疇。」51
鄂蘭解釋：法國大革命所遭遇的必然性，是出自於人類日常需求的強大力量；
簡單來說，就是貧困的社會問題。
貧困不止是被剝奪，而且是一種持續匱乏和極度苦難的狀態，它的恥辱 在於它非人化的力量，它的卑鄙是因為把人置於肉體的絕對支配之下，
也就是必然性的絕對支配。52
49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36。ARENDT, supra note 48, at 47-48.
50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37。ARENDT, supra note 48, at 48.
51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41。ARENDT, supra note 48, at 52-53.
52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48。ARENDT, supra note 48, at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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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隨著貧困的群眾而出現，使得自由與革命政府不得不低頭，因此革命的目 標從自由轉變為人民的幸福與富足，人權轉化為無褲黨（Sans-Culottes）的權利。
鄂蘭認為這是法國大革命以降所有革命的轉捩點。鄂蘭分析了大革命劇場中的同 情（compassion）、憐憫（pity）、偽善（hypocrisy）等現象，這些激情戲碼把窮 苦大眾捲進必然性與暴力的滾滾洪流之中，最終革命回歸其自然進程的物理寓意，
人類用來對抗必然性的原始暴力進入了政治領域。相較於迷失在必然性狂潮之中 的法國大革命，鄂蘭顯然較為推崇在新大陸上所開創的新事業。美國革命並未遭 遇戲劇性的必然性問題，同時又具有承擔公共事務的經驗，因而能夠相對幸運地 開創新局。53
本文無力也無意處理鄂蘭對於革命歷程的細膩爬梳，但在其中，本文關懷的 核心──鄂蘭對於權力與暴力的描繪不時躍然紙上。對她來說，藉由人們在公共 領域協同行動所形成的權力是與暴力清楚區隔的。例如，鄂蘭認為革命的成功是
──
政治權威崩潰的結果而非原因……存在足夠數量的人對它的崩潰做好 了準備，同時他們願意攫取權力，渴望為一個共同的目標組織起來一起 行動……就像［法國革命者］Mirabeau 說過的那樣，十個人一起行動，
能使十萬個一盤散沙的人為之顫慄。54
這是鄂蘭始終清晰的立場：革命的過程並不是奪取權力；而是舊權力已然瓦解，
對於暴力手段的控制隨之消失，發動革命者才有機會取而代之。55權力由群眾協 同而生，然而，在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權力並不常見，站上歷史舞臺多是暴力。
鄂蘭寫道：當共和國與公共事務這些詞彙在大革命初期出現的時候，
不是以審議（deliberate）、討論、決策的方式來進行；相反的，它是一 場狂歡（intoxication），狂歡的主角是烏合之眾（crowd）──以「其喝
53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47-123。
54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100。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16.
55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99-100、240。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15-116, 256-257. 亦見漢娜‧鄂蘭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0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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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和愛國欣喜」為網球場宣言「增添光采魅力」的大眾。56
在此，權力的缺席使得革命理想在難以抵擋的歷史進程中煙消雲散，暴力取而代 之，成為革命的象徵：
同情並非要改變現世的條件以減輕人類的痛苦。不過，如果讓同情來做，
它就會盡量避免那冗長乏味的勸說、談判和妥協的過程，及法律和政治 的過程，而是為痛苦本身發言，這就要求快捷直接的行動，亦即以暴力 為手段的行動。57
「在法國大革命中，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已然以一股不可抗拒且匿名 的暴力洪流取代了人們自由和審議的行動。」58而當 Robespierre 說要以憲法「保 護個人免於公共權力的濫用」，在鄂蘭看來，則是讓「自由與權力分道揚鑣」。自 由離開了公共領域而存在於公民的私人生活中；權力雖然是公共的，但是被掌握 在政府手中，沒有權力的公民反而需要政府的保護，保護其自由免於公共及其權 力的侵擾，「致命的等同就此展開，權力等同於暴力，政治等同於政府，政府則 等同於必要之惡。」59
相對的，美國的立國者知道「公共自由在於公共事務的分享」，而這不是一 種負擔，還能帶來一種「別處得不到的幸福感（feeling of happiness）」；人民參與 市鎮集會、其代表參加國會，「大多是因為他們享受討論、審議、決策的樂趣」， 鄂蘭引用開國元勳 John Adams 的話來描述這種驅策人民投身公共事務的力量─
─「追求獨特性的激情」（the passion for distinction）、「每個人看來都被一種欲望 強烈地激勵，一種被周遭人看見、聽見、談論、讚賞、尊敬的欲望。」60
此外，早期踏上新大陸的英國移民無意涉足政府或統治事務，他們只是把自 己建構成「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ies），這種「文明的政治體」（civil bodies politics）為之後的美國革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治經驗。相對的，鄂蘭指出，法
56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104。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20.
57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73。ARENDT, supra note 48, at 86-87.
58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97。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13.
59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121。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37.
60漢娜‧阿倫特 著，陳周旺 譯，前揭（註 48）書，頁 103。ARENDT, supra note 48, at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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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革命的致命錯誤，在於相信「權力與法律來自同一泉源」，並因而出現了這 樣的窘境──「沒有一個制憲會議擁有足夠的權威去制定國內法；……它們本身 不是憲定的（unconstitutional）。」美國的情況則不相同，與英國的決裂「並未把 他們推入自然狀態」，他們只需要重複那些殖民地時期早在做的事──從地方到 聯邦建立起層層的權力，「美國憲法完全從次級權威中衍生出其總權威」（鄂蘭借 用開國元勳 James Madison 之語）。是故「權力屬於人民，法律的源泉則是憲法」。 而最底層的權力來源，就來自於鄂蘭的中心思想──「權力只在人們為了行動而 聚集時形成」；權力的存續，則是以「約束與承諾（binding and promising）、聯合 與立約（combining and covenanting）」作為手段。在《論革命》中，聯邦共和的
國大革命的致命錯誤，在於相信「權力與法律來自同一泉源」，並因而出現了這 樣的窘境──「沒有一個制憲會議擁有足夠的權威去制定國內法；……它們本身 不是憲定的（unconstitutional）。」美國的情況則不相同，與英國的決裂「並未把 他們推入自然狀態」，他們只需要重複那些殖民地時期早在做的事──從地方到 聯邦建立起層層的權力，「美國憲法完全從次級權威中衍生出其總權威」（鄂蘭借 用開國元勳 James Madison 之語）。是故「權力屬於人民，法律的源泉則是憲法」。 而最底層的權力來源，就來自於鄂蘭的中心思想──「權力只在人們為了行動而 聚集時形成」；權力的存續，則是以「約束與承諾（binding and promising）、聯合 與立約（combining and covenanting）」作為手段。在《論革命》中，聯邦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