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法律限制新的開端，同時確保其活動的自由，也確保全新、不可預測事 物的可能（potentiality）；實證法律的界限是為了人的政治生活而存在的，
正如記憶是為了人的歷史生活而存在一樣。38
如果法律是為了人的政治生活而存在，那麼，如果想要在鄂蘭的論著中掘取法理 思想的資源，似乎就有必要再深入瞭解她的政治思想。而筆者認為，鄂蘭的政治 思想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那就是她對於權力的特殊定義，這將使得她的論述 很容易跟其他思想家區隔開來。而本文就透過鄂蘭的〈論暴力〉來說明她的權力 觀。
（二）權力與暴力
1970 年，鄂蘭出版《論暴力》（On Violence）（後來也被收錄在 1972 年出版 的《共和危機》（Crises of the Republic）之中）。〈論暴力〉這篇文章是鄂蘭對於 暴力的分析、以及對政治活動暴力傾向的批評；該文的出發點是反思當時的學生 運動、政治局勢，以及一些頌揚暴力的理論，進而分析暴力的性質與相關的政治 思想。本文希望藉由鄂蘭在〈論暴力〉中的分析與反思，勾勒出鄂蘭對於權力、
暴力、以及政治的看法。
在學生反抗運動以及哲學思想的演進過程中，有一個令鄂蘭感到憂心的現象，
那就是對「權力」（power）與「暴力」（violence）的混淆，對於鄂蘭來說，這兩 者是截然二分的，然而，「政治理論家之間都存有一種共識：暴力不過是權力最 昭著可鑑的外在表現。」鄂蘭舉了一些思想家對於權力或暴力的定義當作例子，
像是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政治都是權力鬥爭；權力的極致類型是暴 力。」；法國思想家 François Voltaire：「權力在於使他人按照我所選擇的去行動」； 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權力表現在「不顧抗拒主張自己的意志」、而國家則 是「奠基於正當（legitimate）──亦即宣稱是正當──暴力手段上的人對人統治」； 法國哲學家 Bertrand de Jouvenel 則是認為：「命令與被服從：捨此，則無權力……
缺少了﹝權力﹞便不能存在的事物：那種本質是命令。」39
38漢娜‧鄂蘭 著，蔡英文 譯，前揭（註 33）書，頁 267。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3, at 465.
39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共和危機》，頁 94-95（1996 年）。本文之中譯略有修改。亦參 照 HANNAHARENDT,CRISESOFTHEREPUBLIC 134-136(197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這些定義當中，鄂蘭發現大家對於權力本質的看法都相當一致，甚至連毛 澤東也不例外（鄂蘭如此評論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如果命令的有效性是 權力的本質，那麼沒有比從槍桿子出來的權力更大。」）鄂蘭回溯政治思想的傳 統，認為這些定義可能是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衍生於絕對權力的老觀 念，此一觀念伴隨著歐洲主權民族國家的興起，其最早而目前仍是最偉大的代言 人是十六世紀法國的 Jean Bodin 及十七世紀英國的 Thomas Hobbes……」，同時 也與古希臘「將政府形式界定為人對人的統治」所使用的語彙相符。其次，又受 到 希 伯 來 ─ 基 督 教 （ Hebrew-Christian ） 傳 統 及 其 「 命 令 式 的 法 律 概 念 觀 」
（imperative conception of law）的強化──「上帝『誡律』（Commandments）近 乎自動的普遍化，根據誡律，『命令與服從之間的簡單關係』的確就足以確認法 律的本質」。最後，這些法律與政治的傳統又被近現代的科學及哲學所強化，例 如發現人類具有內在的支配本能和攻擊性格，又如 John Stuart Mill 所說的：「文 明的第一課是服從」。40
然而，這些思想傳統並無法得到鄂蘭的青睞，她另闢蹊徑、似乎想用另外一 種思想傳統來釐清權力的定義。鄂蘭提到在雅典城邦的全民政治（isonomy）與 羅馬的市治（civitas）。十八世紀的革命者也曾經想訴諸希臘羅馬、建立共和的政 府形式，「希望以人民權力為基礎的法律統治會中止人對人的統治，……可惜他 們口口聲聲談的仍是服從──服從法律而非服從人。」鄂蘭認為：「人民的支持 使國家的機構擁有權力，但支持，只是人民同意（consent）的持續，同意亦是法 律存在的開始。」雖然鄂蘭也認為這種支持並非毫無疑問的支持，其可靠程度還 比不上對於暴力行為──例如手持刀械的歹徒──的全然服從。但鄂蘭還是說道：
「所有政治體制皆為權力的外顯及實質化。」鄂蘭進一步地引用 James Madison 的話──「所有政府皆以意見為基礎」，民主政治如此，君主制亦是如此，因為
「國王只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比任何其他的統治形式更需要社會的普遍支援。」
（鄂蘭引用自 Bertrand de Jouvenel）而意見的力量，亦即政府的權力，取決於數 量（numbers）。是故，「權力和暴力最明顯的分野在於權力需要數量，暴力無需 數量便能進行支配，因為暴力靠的是執行工具。」41
鄂蘭指出，政治學研究並未區分以下的關鍵字──「權力」（power）、「力量」
40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95-97。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9, at 137-139.
41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97-98。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9, at 139-141.
‧
（personal authority），例 如親子、師生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violence 暴力
因其工具性格而與眾不 同，現象上較接近力量
暴力的執行工具就像 其他工具，被設計與用 來繁衍自然力量直到
（在其發展的最後階 段）能取代之。
鄂蘭進一步指出，一般人之所以常用命令和服從的角度來看待權力、或是將 暴力等同於權力，乃是因為暴力是保護權力結構免於破壞的手段。然而，如果從 革命的現象來觀察，這種看法就不是那麼地正確。相較於民眾所握有的暴力，政 府所掌握的暴力具有絕對的優勢；只要政府權力穩固，對軍警下達的命令就會被 服從，那麼政府就會持續保有優勢；因此只有在政府權力解體的時候，革命才有 可能發生。暴力的效用維繫在命令與服從，而命令與服從則是取決於權力。鄂蘭 說道：「權力戲劇性地突然崩解，引進革命，瞬間即顯示所謂公民服從──對法 律、對統治者、對體制的服從──只是支持和同意的外顯。」43
對鄂蘭來說，政府的本質是權力，而權力本身即是目的。她說道：詢究「政 府的目的」沒有多大意義，因為政府在本質上就是「有組織且制度化的權力」；
如 果 要 回 答 「 政 府 的 目 的 為 何 ？ 」 這 個 問 題 ， 答 案 要 不 是 跳 回 問 題 本 身
（question-begging）──讓人們生活在一起，就是流為烏托邦的理想──而實行 起來終將淪為專制統治。鄂蘭說：「權力不需要合理化（justification），……需要 的是正當性（legitimacy）。」權力產生於人們的共同行動；而權力的正當性則是 從衍生自人們一開始的群聚，而非從隨後的共同行動而來。「正當性受到挑戰時，
便訴求於過去以作為自身的基礎；而合理化則和未來的某個目標相連結。」相對 的，「暴力可以被合理化，但永遠不會是正當的。」因此，「沒有一個政府是完全 建立在暴力手段上的」，鄂蘭舉例說明：縱使是以酷刑作為統治工具的極權統治，
也需要秘密員警與情報網等等的權力基礎；在最為專制（despotic）的奴隸制度 裡，當主人支配人數較多的奴隸時，依賴的也是優勢的權力制度，而非優越的強 制手段。44
而當暴力與權力正面衝突，亦即人的「工具」面對人的「建制」（artifacts）
43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02。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9, at 148.
44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03-1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時，「暴力總可以摧毀權力；鎗桿子裡會產生最有效的命令，導致最即時而完美 的服從。但它永遠不會產生權力。」鄂蘭舉例，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如果是遭遇史 達林蘇聯、希特勒德國、或是戰前的日本，那「結果就不會是殖民地解放，而是 屠殺與臣服。」而英國在印度、與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節制是有理由的，因為「純 粹暴力統治開展於權力淪喪之處」。蘇聯對捷克的非暴力抵抗採取軍事鎮壓，正 好展現了蘇聯權力的萎縮；而當帝國主義權力式微時，殖民者只能在「取消殖民」
或「大屠殺」之間作選擇。鄂蘭更認為，以暴力取代權力所帶來的勝利，會讓雙 方都付出代價：帝國主義時代讓人恐懼的迴力鏢（boomerang）效應──亦即在 殖民地的暴力統治終將反過頭來影響母國政府，而使母國成為最後一個臣屬種族；
而美國在越南的作為也會反挫（backlash）美國自身，鄂蘭自己舉了一個例子：
一種違反日內瓦公約、在越南用來驅散遊擊隊的氣體，被拿來對付柏克萊大學的 抗議者。45對於這種反挫，鄂蘭舉出其原因：
喪失權力極易誘使人們以暴力取代權力……而暴力本身又導致無能。當 暴力不再受權力支持和限制的時候，手段和目標之間便會發生眾所皆知 的逆轉。手段，破壞的手段，如今決定了目標──結局將是所有權力同 歸於盡。46
對鄂蘭來說，暴力與權力的明顯區別在於兩者的相對立，「一者絕對掌控時，
另一者便消失」，暴力無法創造權力，也無法從權力之中產生出來。而由於暴力 的工具性格，只有在目標能夠合理化手段的情況下，暴力才是合於理性的。但人 們總是無法確知其行為的最終結果，因此只有在追逐短期目標時，暴力才能夠符 合理性，「如果目標是相對長遠的結構性改變，暴力就比較不可能有什麼效果。」
「比起革命，暴力更是改革的武器。」但即使是短期、合於理性的暴力，也會面 臨手段淩駕目標的危險；不論目標達成與否，暴力已然改變世界，「最有可能的 轉變是出現一個更為暴力的世界」。而這正是鄂蘭所念茲在茲、也為抗爭運動的 暴力升溫而感到憂心忡忡的危險。在當代的政治領域中，鄂蘭始終擔心官僚、政 黨、代議制度、與統治中央化所帶來的惡害。鄂蘭認為：
45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05-106。
46漢娜‧鄂蘭 著，蔡佩君 譯，前揭（註 39）書，頁 106。亦參照 ARENDT, supra note 39, at 15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公共生活的官僚化程度越高，暴力就越具吸引力……沒有可以與之爭論
公共生活的官僚化程度越高，暴力就越具吸引力……沒有可以與之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