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艦事件後，共黨勢力雖暫時沈潛，但實力仍在。以馬超俊為例，其雖在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立即反粵，希望能憑藉過去在廣東的工人動員力量，號召農 工，並與蔣共商防共規劃，但最後仍在共黨的抗議下，以失敗作結。28 而由共 黨所掌控的工人力量，及其建立起來的工人動員模式，雖因蔣介石的掌權，而在 廣東暫受壓制。但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外交代理部長陳友仁的「革命外交」
口號的號召下，共黨乃隨著北伐軍的推進，在各租借地發起工人運動，試圖運用 工人的力量爭回主權。29
然而，共黨所發起的工人運動並不僅止於收回租借、爭取主權的目的。一九 二六年十一月，革命軍在武漢地區的地位穩固以後，廣州政府即決議北遷武漢。
在首批遷漢的人員之中，鮑羅廷亦為其一。在其主導下，十二月十三日，漢口成 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自稱為國民政府最高黨 政機關，執行最高職權。臨時聯席會議的成員由左派國民黨員所囊括，其主要目 的是想打壓蔣介石在黨與政府的權威。
相對於共黨在武漢的發展，蔣介石則擬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並 進一步圖謀南京及上海。此外，蔣介石並積極尋求外力支持，以對抗有蘇俄奧援 的武漢。在此分歧下，一九二七年三月由中共在背後促使的的南京事件，及其後 的上海工人暴動，即有意圖擴大各國與革命軍的衝突，並破壞蔣介石聲譽的目的 在。
對此，蔣介石首先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抵達上海後，針對南京事件，
向外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其承諾會派員調查南京事件，且對任何官兵凡證實犯
27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0 輯 國民政府成立前後之政治建制史料》，頁 1659-1663。
28 依據馬超俊回憶，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廣州政府原擬以突擊檢查辦法，將共黨一網打盡，但 為共黨偵悉，並檢得公安局長吳鐵城的密令，載有奉令辦理字樣。而鮑羅廷乃據以提出嚴重抗議，
此役遂不得不作罷。郭廷以、王聿均訪問，《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頁 100-101。
29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頁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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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行者，當予嚴懲。再者，其表示國民政府所定政策，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眾 暴動，以改變租界之地位。並指出「凡願以平等待我之任何國家……吾人亦願與 之合作，與之聯合，縱使該國從前曾壓迫我國」。30
其後，在獲得部分國家的諒解，以及上海金融界的協助下。三月二十八日，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四月二日，正 式議決對中共採取非常緊急處理，實行清黨。四月十二日，上海駐軍強制收繳工 人糾察隊武器，其他各地亦採相同行動，而以廣州最為嚴厲。十八日，南京國民 政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通緝鮑羅廷及中共首要一百九十餘人。31
1.清黨
而在清黨後，國民黨的勞工政策亦就此改弦更張。首先針對上海工運，在軍 隊佔領中共成立的上海總工會後，決議上海總工會、上海工界聯合總會等名義，
自四月十二日起，一律取消，改組為上海工聯總會，並通知各區工會轉飭工人即 日起一律復工，靜待解決。其後，上海工聯總會又改名為「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 員會」，負責審查新工會之登記，並派員指導其組織。而無論已成未成之工會，
改委員會皆得審查其組織份子，如有敵人間諜或地皮流氓，及「一切危害治安、
違反三民主義、破壞國民黨」的份子，該委員會亦可呈請當道拿獲懲辦。另外，
遇有工會內部或工會與工會間發生糾紛，該委員會亦有權負責調解。32 而在此 同時，凡國民政府統治區域，亦積極展開肅清「赤色」工會的行動。33
再者，針對全國的勞工發展，開始進行勞工立法與勞工行政的推動。一九二 七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勞工局成立，由馬超俊擔任局長。勞工局直隸於國民政 府，依法令管理全國勞工行政事務，對各省農工廳及各地方之農工行政機關，就 其主管事務，有督察指示之責。同年七月九日成立「國民政府勞動法起草委員會，
由馬超鈞擔任召集人，另有伍朝樞、王寵惠、戴季陶、葉楚傖、馬超俊、王世杰 和虞和德等六位委員，負責起草勞動法規。34
30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3），頁 584-588。
3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55-556。
32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一）》第三編，頁 369-371。
33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一）》第三編，頁 379-388。
34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一）》第三編，頁 4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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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勞工局擬定「工會組織草案」，該草案主要以一九 二四年頒佈的「工會條例」為基礎作修訂。該草案與「工會條例」的差異有下列 幾項：第一，刪除「工會或工會聯合會，得與別省或外國同性質之團體之團體聯 合或結合」的規定，亦即限制跨省或跨國勞工組織的成立，該條文的刪除明顯可 以推論是為對付共產組織而來。第二，增加「軍用或公用事業範圍內之爭執，無 論何時，雙方不得直接行動」的規定，限制軍用及公營事業的爭議權。第三，規 定軍用或公用以外之爭執，「在未經仲裁委員會仲裁以前，亦不得直接行動（僱 主封鎖店廠歇業，工人罷工）」，亦即強制任何勞資爭議皆須交付仲裁委員會仲 裁，並限制罷工的行使。第三，增加「工會對於增加工資每年不得有二次之要求，
每次不得超過原有工資十分之二」的規定，限制勞工運動行使的理由與次數。35 雖然該草案在制定後並沒有立即施行，但其中大部分的原則皆為後來國民政府公 布的「工會法」所繼承。
從上述的發展，可歸結清黨後國民黨勞工政策的兩個走向，第一，增加意識 型態的評判標準，即任何工會組織及其行動，皆須以三民主義為其思想基礎，並 服從國民黨的領導。第二，限制工會組織的發展及勞工爭議權的行使，最主要的 就是限制跨省以上工會團體的建立，及增加工人罷工的條件限制。
2.二屆四中全會
上述兩個方向的發展，代表此時國民黨的政策已逐漸揚棄一九二四年改造所 建立的「農工政策」，而該傾向至一九二八年二月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 次全體會議召開後更為確立。
首先，在黨務方面，四中全會於該年二月通過「改組中央黨部案」，決議將 農民、工人、商人、青年、婦女五部合併為「民眾訓練委員會」。36 並在「整理 特別黨部原則案」中決議「所有各級黨部及行政機關，固定的軍事機關、公安局、
學校及工會特別黨部名目，均應撤銷」。37 此外，四中全會並決議在中央未確定 整理辦法以前，所有一切民眾運動，皆暫行停止進行。38
35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一）》第三編，頁 448-449、452-456。
36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4），頁 40-41。
37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議決案彙編（一）》，頁 75。
38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議決案彙編（一）》，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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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整理辦法，即是國民黨在同年八月通過的「民眾運動方案案」。該方 案總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理論」除闡明民眾運動的意義外，並陳述過 去民眾運動之錯誤，而最主要的即是「共黨操縱民眾運動之罪惡」，其批評包含 共黨假借國民革命的口號，實行製造人為的階級鬥爭、利用民眾為奪取政權的工 具等等。而其中與勞資爭議相關的則是共黨操縱民眾運動「過份提高工人之工 資，以致工商停業、工人失業」一項，這也可以瞭解為何在「工會組織草案」中，
會有限制工資爭取的次數及調薪比例的規定出現。第二個部分「組織」，規定採 用「民主集權制」，並依照「國、省、縣（市）、區、鄉」等級建立縱的組織，管 理民眾團體。並決議由各級黨部委派民眾團體各級整理委員會，整理已成立的各 種民眾團體。第三個部分「訓練」，則要求需訓練民眾，「使其認識黨義、信仰黨 義，並實行黨義」。另外，在該案的審查過程中，國民黨並確立了民眾運動的指 導原則，即民眾在法律範圍內有自行組織團體之自由，但必須受黨部的指導與政 府的監督。39
再者，在政府組織方面，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馬超俊辭去勞工局長一職後，
國民政府即未再派任勞工局長一職。隔年二月，國民政府設立工商部，經中央政 治會議決議將勞工局併入工商部，而勞動法起草委員會則併入法制局（實際上由 改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農工廳長的馬超俊繼續負責），40 亦即自此後，勞工管理 被納入經濟管理的一部份，國民黨的勞工政策又回到原始「確認勞資之合作」的 主軸上。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