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早年在海外推動革命事業時，即曾與俄國的革命黨人有所接觸。一九 一七年十月，列寧推翻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後，孫中山還 曾致電列寧，表達祝賀之意。其後，蘇俄即多次向廣州軍政府及孫中山表達合作 的意願。而對孫中山來說，長期受制於軍閥與外國勢力，使其與國民黨無法有效 在廣州建立穩固的政權，並尋求國家統一的可能，也漸漸驅使孫中山接受蘇俄的 援助，使國民黨改組成如列寧式政黨具有鞏固領導中心、強力組織動員能力的政 黨。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則是促使孫中山下令決心接受 蘇俄幫助，改革國民黨的最後一擊。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蘇俄共 產國際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在該宣言中，蘇俄表明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
取得完全國家之獨立，開啟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其後，中國共產黨員則在孫中山 的支持下大量加入國民黨。
在蘇俄，尤其是鮑羅廷(Micheal Markowich Borodin)的協助下，國民黨完成 第一次改組。其中，對國民黨勞工政策最大的影響就是，由過去以特定少數人為 中心，其中又以馬超俊為主，發展的勞工運動，轉變成透過黨機制，有組織的來 發展勞工運動。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 體會議，討論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組織的問題，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下列各機 關：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婦女部、調查部及軍 事部九個部門，15 工人被獨立列為一部。同年二月六日，一全再通過「各省黨 務進行計畫決議案」，規定各省設臨時省執行委員會，臨時省執行委員會於省內 應擇重要區域，如某地是工人運動中心，某地是學生運動中心，……應當先行組 織黨部，開具理由，制定設置計畫。」16 以上種種，皆顯示工人已成為國民黨 組織動員的重要一環。
15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議決案彙編（一）》（臺北：
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頁 1-2。
16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79 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議決案彙編（一）》，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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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前成立的「全國各省區工人聯合會」隨著孫中山過世，也宣告瓦解。而於 一九二三年八月成立，後與西山會議派有密切關係的「上海工團聯合會」，則在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爆發後，漸為共產黨成立的「上海總工會」所取代，主導上 海的工人運動。20
再者，其他國民黨員對工人運動的發展則興趣缺缺。以新成立的工人部部長 這個職位來看，該職雖由國民黨籍的廖仲愷擔任，但廖因身兼多職，實際工作多 由秘書共產黨員馮菊波做主。21 而廣東省的農工廳一職雖由陳公博擔任，但陳 起初也百般不願，直至廖仲愷向其表明：「你不幹，只有 CP（共產黨）來幹，我 實在不願意交 CP。革命黨單只顧個人意見，而不顧黨的利益嗎？我受了廖先生 的責備，不得不幹。」22 陳公博才接受這個職務。
在國民黨勞工運動的領導人離開廣州，而其他黨員又不願意參與勞工運動的 情形下，國民黨在勞工動員部分則全由共產黨員所主導。而其中省港大罷工所建 立的罷工動員模式，則延續至北伐時期，成為北伐軍對抗列強，爭取主權的利器。
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為罷工工人最高執行機關，
其成員由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負責管理罷工工人生活及一切有關罷工事 宜，並設糾察隊，武裝駐防各海口及其他交通要站，負責維持秩序、嚴拿走狗、
截留糧食和扣緝私貨。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領導，除有幹事局等正常機構外，
還設有會審處，審判破壞罷工，同時附設監獄。對於敵貨的處理，設有拍賣處，
可直接查留敵貨。而糾察隊則配有步槍、小艇，分駐各港口，執行封鎖香港的任 務。23
在此機制之下，廣東的工人運動達到鼎盛。再者，共產黨人在鮑羅廷的指揮 下，在國民黨內實行「幫助左派，打擊右派」的工作，進而對掌握黃埔軍權、聲 望日隆的蔣介石進行「倒蔣運動」，以鞏固其在國民黨所建立的左派勢力。對此，
蔣介石則藉著一九二六年三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對中共進行制裁。而對由
20 依據黃銘明分析，上海工團聯合會對本國產業罷工持反對意見，因此在五卅運動期間，願意 加入該會的工會便屬有限。黃銘明，〈北伐前後上海的工人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5-9、4-6、4-10。
21 蘇啟明，《北伐期間工運之研究》，頁 98。
22 陳公博，〈覆疑始函─陳公博與實際政治〉，《革命評論》第 7 期（1928 年 6 月 17 日）。
23 蘇啟明，《北伐期間工運之研究》，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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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所掌握的罷工委員會，則下令包圍，並收繳糾察隊武裝，至事平後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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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取得國民黨黨內的主導權，並於一九二六年六月 五日，經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始進行北伐的工作。亦因蔣介石 志在北伐，及在中山艦事件後，共黨勢力暫時沈潛，廣東的工人運動也漸次受到 壓制。首先，於該年七月，廣州政府與香港當局開始談判，以解決已持續一年之 久的省港罷工。八月，蔣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申明無論何國，凡不妨害國民革 命者，一切生命財產，皆負責保護。九月，廣州停止排英。十月，協議達成，省 港罷工結束。25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則於該年八月七日公布「國民政府組織解決僱主僱工爭 執仲裁會條例」及「勞工仲裁會條例」，試圖透過法令，抑制罷工行動的發生，
並強調政府仲裁結果的強制力。如「組織僱主僱工爭執仲裁會條例」第四條規定，
僱主及僱工自己不能解決時，當由雙方或單方將情由稟明農工廳組織仲裁會。第 七條規定，凡勞資糾紛聲請仲裁後，雙方不得採取直接行動，如罷工或閉廠之舉。
第六條規定，對於公共事業或政府所辦之企業發生之爭執，如雙方或一方不滿意 於仲裁會之判決，國民政府得視為公平與否，或有所修改，或發還仲裁會，經仲 裁會復審之判決，各關係方面應當遵守之。及「勞工仲裁會條例」第五條規定，
凡工人爭執須在仲裁會解決，各方不得聚眾攜械鬥毆、或有違犯「警律」、或危 害公安之行動。26
不過，雖上述二法令，已隱約帶有強制勞資爭議聲請仲裁，及限制罷工之意。
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六次政治會議所通過的「工人運動方針 案」，仍肯定工人有為經濟利益鬥爭的罷工自由。唯規定兵工廠及其他政府軍用 事業的工人，須另訂法律，「因一階級或一部份利益，必須在國民革命運動全部 利益之下」。再者，在聲請仲裁部分，也特別強調「必須自願的而非強迫的」。另
2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南天書局，1994），頁 541-545。
2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47-552。
26 「國民政府組織解決僱主僱工爭執仲裁會條例」及「勞工仲裁會條例」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 日，由中央政治會議第五次會議通過。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0 輯 國民政府成立前後之政 治建制史料》（臺北：正中書局，1958），頁 1652-1654：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 勞工運動史（一）》第三編，頁 2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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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勞動法規部分，則提出須訂立勞動法，以保證工人之組織自由，而此勞動 法之訂立，須由工會代表參加。27